日本收入计划的经验及启发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基于当时其特殊的社会与经济形势。二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滋生出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方面。［1］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较短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2］其核心是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并辅之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等系列配套措施。(一)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举措与基本经验1.加大公共投资，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充实社会资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突出重任，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改变道路、港口、公用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落后状态，以此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图1列示了20个国家公共部门中重要的6个部门自1953年以来的社会建设投入，数据显示1953年至1960年各部门的投入变化不大，只维持在低水平的增长率;然而，自1961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以来，各部门的建设投资显著增长。尤其是道路建设的投入，至1970年计划结束已增长660%，1955～1960年，一般公路的总长度延长了3.3%，1960～1965年延长了12.4%，1965～1970年延长了16.5%，延长的速度逐期加快;［3］其他各部门的建设投入均增长了将近300%～500%。从20个部门的总投资来看，自计划执行到结束，投资总额增加了328%，且年工程件数也随之增加了300%。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大量日本居民的就业问题，大大降低了日本的失业率。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日本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力推进了日本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图1重要部门建设资本投入(单位:10亿日元)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九章《建设》。2.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加速重化工业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进行了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调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年至1965年，主要特点是在企业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带动下，产业结构迅速高级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第二阶段是1966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特点是谋求重化学工业生产设备的“大型化”和“合理化”，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4］为了推进经济高速增长，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的宏伟计划，日本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等手段，从扶持基础产业到强化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对重点产业的保护战略，依次推行了钢铁、造船、石油化学、机电及汽车等产业的发展战略，推行产业新秩序政策、促进企业合理化重组。［5］当时的产业结构升级直接造成了以技术革命为目标的民间企业旺盛的设备投资，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其次是日本重化工业急剧增长，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同时带动了耐久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从计划执行后，诸多相关政策的实施促使了产业重点的根本性转变，很多以前从事较低收入的农林水产业的第一产业的农民向收入较高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厂、事务所转移，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从1950年的48.6%下降到了1970年的19.3%，造就了三大产业就业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基本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扩展的产业结构的转变(见图2)。图2日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单位:%;1950～1975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产业动向调查。此外，从三大产业对GDP贡献的格局来看，自计划执行以来，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5%下降到5.0%，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上升，逐步代替了一部分第一产业的贡献额。除此之外，日本在计划执行阶段，以重化工业为中心，从欧美工业国家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过渡，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国民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促进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为了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二战后至1960年以前日本一直维持着贸易管制的政策。然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以出口为中心的外汇收入的扩大是完成该计划的关键。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全面升级，在此基础上，日本的重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其工业制成品也大量进入国际市场进行销售。而国际市场带来的巨大收益也使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进一步开放市场，实行外汇与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于1963年成为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11大主要成员国之一，于1964年开始享有IMF的8大主要成员国待遇，同年成为OECD成员国。［5］实施开放式自由化计划后，日本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这对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计划执行之前，日本的国际收支余额均维持在100万美元左右，少数几个年份接近500万美元;然而自计划实施后，国际收支余额虽然大幅震荡波动，但这正是自由经济的成效，且多数年份的国际收支余额维持在500万美元，在1968至1970年时甚至超过了1000万美元达到了2000万美元，与之前贸易管制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日本与国际跨国公司密切合作交流，进行技术贸易，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之后，在国际贸易中日本的技术贸易额与技术导入件数飞速上升(见图3)，与计划实施前的缓慢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外国资本和技术大量涌入日本，促进了技术的革新，加快了设备的更新，激活了投资环境，同时也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使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挤入国际前列，使整个日本的产业体制得到优化和改善，对完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图3技术导入件数与技术贸易额(1950～1970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十八章《国际贸易、收支与合作》。4.增加教育科技投入，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从1960年日本执行的收入倍增计划来看，目标是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而实施的过程中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中心环节，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引进，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潜在能力，从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6］基于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非常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重视人才的培养，教育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关键部分被首次从经济作用的角度正式列入经济计划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计划规定培训人才与振兴科学技术事业，做好经济增长与培训人才双重任务，振兴科学技术事业以及确立教育及职业训练制度。首先，日本自1960年起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并切实加大了教育资金的投入，自1960年起，教育支出呈快速增长态势，到1970年日本的教育支出已扩大为1960年的4倍。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从1960年计划实施开始，日本各阶段的教育升学率快速上升。至倍增计划结束时，日本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几乎达100%，高中升学率超过80%，大学升学率也接近20%，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增强了劳动者的能力，也为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从而达到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其次，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非常重视以加强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日本倍增计划中以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发展基础，加大对科研技术创新的投入，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措施，例如大幅度增拨科研和设计试验经费，确定优先发展尖端技术的方针，推行鼓励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等。日本政府以及企业为技术进步投入了大量的科研资金，从1952至1960年，科研经费增加了3倍;然而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以来，科研经费便快速增长，至1970年止，科研经费已经高达3000多万日元，为1960年的6倍。此外，在大力推行科学技术的努力下，日本的科研专利数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计划执行之后至1970年，专利数迅速上升，增长了将近4倍之多(见图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科技创新战略已为日本成为技术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日本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其国民收入高增长的贡献率达55%①，居世界领先水平。图4日本科研专利数、科研技术投入总额(1950～1970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十七章《科学技术》。5.缓和双重结构，确保社会稳定。所谓双重结构是指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技术、设备均较先进的大企业和生产方式较落后的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并存的现象。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农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不久后，相继出台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十年土地改良长期计划》等一系列法规，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这些惠农政策的实施，将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业方面，使其余40%的农户的生产规模都能够保证家庭劳动力充分就业。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率，由1955年的37.9%降到1960年的30%，1965年又降到21%，1970年更降到16.1%;1967年一个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超过了100万日元，也超过了每个工人家庭的平均收入86万日元。［7］同时，日本鼓励人口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转移，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在计划执行后的10年间，大约有将近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8］《农业基本法》是日本政府为促进其农业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使其经济合理可持续高速发展而提出的重要方案。该法案的出台快速推进了日本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针对其国内垄断资本快速扩张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二元结构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日本政府大力推行了中小企业的改革，并将其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以此来提高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促使其规模经营。1963年起，日本政府连续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扶植法》等10个法案，［9］这些法案促使了日本企业集团化的趋势，不少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被纳入企业集团总体活动中，减轻了中小企业的负担，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同时加强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集团企业的发展成为沟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桥梁，缓和了两者的矛盾。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双重结构”的矛盾也在计划实施之后得到了有效的缓和。6.提高劳动者报酬，着重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使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是初次分配结果是否公平的直接体现。日本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着重强调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使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倾斜，重新构建了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理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非常重视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包括农民、工人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能力，因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后，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劳动者报酬率)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之后的10年工业化进程中后期，劳动者报酬比一路回升，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一直维持在45%左右的较高水平上，处于当时OECD国家前列。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实行的收入倍增计划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奠定了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较稳定的格局，为提高国民收入、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差距打下良好的基础。［10］7．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日本政府注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961年实施《国民年金法》，这部法律保障的对象不仅包括被雇佣者，还包括自营业者等其他民众，实现了全民保险。以后又相继实施了《儿童福利法》、《身体障碍者福利法》、《社会保障法》、《老人福利法》等，维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了保障福利的机能，也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体来说，农民比工人补得多，欠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补得多。［11］在倍增计划实施的10年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每年增长18%，且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自1961年执行计划以来，迅猛上升的态势与计划执行之前的低水平增长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形成了较明显的对比，这足以说明了当时的政府为民生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并不完善，无法与同一时期的美意等发达国家相比，但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维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了保障福利的机能，是从贫穷救济制度向贫穷预防制度的全面性转变。［3］(二)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效与负面影响1.国民收入实现了翻番。由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有效执行，日本于1967年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0年10年期的计划完成时国民收入及国民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1960年以前，日本的国民收入缓慢增长，基本维持在10万亿日元左右，在1960年达到13万亿日元;在计划实施之后的10年里，国民收入一路快速上升，以年均11%的高增长率提前实现了计划的目标;到1970年，名义国民收入接近突破60万亿日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从GDP来看，在1960年之前，实际GDP增长率基本维持在7%～8%的水平;自计划实施以来，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见图5)，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12%的高水平。短短10年间，普通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一倍。并且日本倍增计划十分罕见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协调统一发展。图5日本1955～1970年名义国民收入、实际GDP增长率(单位:10亿日元;%)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二章《国民经济》。2.收入分配均等化，特别是城乡收入分配均等化。二战前，日本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至1940年，基尼系数甚至超过了0.6，日本成为十分不平等的社会。到了二战以后，由于战后经济重建，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然而在1950年至1960年间，由于日本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基尼系数又重新开始回升，在1960年接近0.4的警戒线。在1960年12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得到有效实施后，为日本社会带来了共同富裕的结果。10年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到1970年基尼系数仅为0.256，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倾向逐渐加大，与二战前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阶段，日本形成了“一亿国民皆中产”的平等社会。3.消费扩张拉动了需求，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增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效地提高了居民收入，扩大了内需。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高达90%以上。为了应对内需的大幅拉升，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企业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随之积极转型以便应对国内需求的增长，促进了日本的家电、汽车等工业的迅速崛起。在计划执行以前，日本的消费指数缓慢增长，消费指数基本维持在40左右;然而在计划实施之后，消费指数快速上涨，至1970年消费指数已接近100。计划的有效实施，是解决经济消费低迷、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使消费与当时的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一起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此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就业，产业结构转变使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过渡，工厂由于投资所带来的设备更新引起了劳动力需求的迅猛增加，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国民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些都意味着劳动者就业的增加。计划实施的显著效果是1969～1972年的日本失业率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低的水平，是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1/4，是瑞典、芬兰等福利国家的1/2。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10年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物价出现了相应的上涨势头，高增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从1961年至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77%，10年间东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76%之多。此外，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农业发展衰退，社会中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刺激下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是“畸形的”，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首先是迅速扩大经济所造成的畸形性，其次是由于跟不上过于迅速的扩大经济和结构变革而引起的畸形性。［12］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经济低迷和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麻烦，可能与之前令日本人一直骄傲的高速增长有一定关系。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是全球最富裕、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密切的联系。面对二战后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日本适时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重要举措和基本经验在于加大公共投资，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增加教育科技投入，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确保社会稳定;提高劳动者报酬，着重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使国民收入更多的向居民倾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翻番目标，形成了“一亿国民皆中产”的平等社会，引发了内需的启动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农业衰退、物欲横流、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二)启示与建议现阶段我国面临的经济增长问题虽然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我国和日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经历的历史沿革不同，所以在我国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必须要深刻认识到一些制约因素，比如，我国劳动者素质与生产效率不高，制约了居民收入持久增长;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水平较低，制约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的增收困难，影响和制约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难度加大，制约了经济总量实现倍增;此外，我国现阶段面临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的强烈波动和冲击，经济发展遇到了非常不稳定因素的挑战，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式和步伐，阻碍我们完成倍增计划的目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1．限制大资本经济垄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场竞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日本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缓解了二元结构，扩大了就业需求，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人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却大起大落，非常不稳定。特别是近几年，有利可图的行业基本被国有垄断资本占据着，私人投资很难进入行政垄断领域。因此，对我国来说，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除了对企业实行一般的减税、降息外，还要求政府向企业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放松规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控制自然垄断范围。有些行业适当放松管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加强市场的竞争度，在分割行业垄断势力的基础上扶植和培育新的竞争实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13］对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和领域，应进一步调整其分配关系，加强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提高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透明度，特别是要对高管人员实行限薪，并严格控制其职务消费，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融资难、担保难，企业负担重，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亏损加大，应进一步改善创业环境，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可借鉴日本的经验，限制垄断资本，合理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营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大财税、信贷等扶持力度，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加快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市场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达到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在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必须做到以保障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历史任务。［1］近些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却持续下降，而资本、管理等其他要素的收益越来越突出。劳动报酬过低造成居民收入增长慢，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内需难以提高，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变为投资、消费、出口共同协调发展。［11］借鉴日本经验，在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坚持以公平分配为中心，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更多的利益向居民倾斜，做到国民经济与国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向劳动者倾斜，做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3.打破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政府推行的相关农业措施成功地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解决了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拉动了农民的消费内需，大力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均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我国由于二元经济结构限制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特别是地区之间资源的市场配置作用，资源集中于大中城市、发达地区，以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应该降低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壁垒，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让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充分自由流动，为城乡人口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让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能够正常地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这一方面可以改善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资源，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以及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大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第三，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非农就业机会，以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同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金融政策鼓励城市企业雇佣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由此达到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4．强化教育机会均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执行中非常重视国民教育、重视人才的培育。日本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还调整了其在各级学校中的分配，这种变化均衡了各地的教育资源，是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改变的，为解决我国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提供了启示。借鉴日本经验，我国要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为每个劳动者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这是有效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举措。由于贫困群体的收入低，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低收入者难以负担自身及其子女的受教育费用。而只有教育，才能根本改变这个群体的知识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因此，要做到个人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政府应扩大在教育方面的支出，特别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使这些地区居民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政府要着重提高低收入地区农民的教育水平，这也是缩小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建议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2/3以上，以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减少或消除穷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仅可以解决个人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均等问题，提高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5.振兴科学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日本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其国民收入高增长的贡献率达55%，在倍增计划中意义非凡。在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方面，日本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开发“自主技术”为辅的方针，先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消化吸收，然后再创新，从而形成自主技术。用较短的时间缩短了同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步建立了独自的工业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技术红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同时重视海外先进技术和中国人才的匹配。首先，政府应强化对科技工作的管理，改革科技组织体制，制定相应的科技基本计划，从宏观上系统地推进科技改革。其次，要重视基础研究，促进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两大问题是基础实力薄弱以及科技的实践性不足，所以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促进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所三者相互合作的科研体系，使科技研究的成果能够有效地进入市场，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第三，要充分利用国际技术合作的机会，吸收国际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科研水平发展，从国际角度上加强国内科学技术事业的开发。6．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帮扶力度。日本在执行计划期间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大幅增加，国民普遍拥有较高水平的福利待遇，享有较高的医疗卫生、教育与生活保障，逐步实现了全民保险的目标。相比之下，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着覆盖面小、财力薄弱、管理落后等诸多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应更加重视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更为滞后，因此，首先应加快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建立不分城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和不分职业的全社会均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建立统筹的社保账户。目前因为地方社保政策制度不统一，账户信息不共享，使得外地人和本地人在养老、医疗等多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增大了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成本，也削弱了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调节作用，因此，建立统筹的社保账户非常必要。再次，完善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对低收入者生活必需品实施最高限价，对低收入劳动者制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最低工资，［14］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财政投入，由此提高社会贫困人群的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率。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意义重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大事。民富才能国强。在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情境下，努力达成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既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机提升综合国力、增强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孙敬水黄秋虹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