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综述

宋王朝建立以后，接受了唐末藩镇割据、政权旁落导致唐代衰亡的教训，从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使得生产能以恢复和发展。徽、钦宗事变前，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人物繁阜。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京（开封），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一派“柳陌花衢，新声巧笑；茶坊酒肆，按管调弦，但习歌舞，不识干戈”的昇平景象。南渡以后，以淮水大散关为界，每年向金纳贡称臣，也得到近百年的屈辱偏安。“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宋史•食货志》）。本系富庶之区的江南，没有大规模的战乱，社会经济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农副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宋代的农副业生产，随着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改进，垦田，兴修水利，以及良种的选择和推广，在南方，又有套间种轮作等实施，农副产品的品种和产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水果、花卉、纻麻、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和蚕桑业的较大发展，为商业、手工业、加工业乃至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农副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物产中的盐、茶、酒、香（香料、香药）、礬五种由官方经营，同样进入市场。于盐“、天下盐利，皆归县官”；于茶，则为场置吏，采茶之民统归“山场”，岁课作茶输租，其馀全部由官府发卖；于酒，在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造；于礬，设官典领，所产入官市；于香，则因其为利甚丰，以官为市。官卖各项，对私相贸易者禁罚极严，尤以茶礬两项为最。宋代的手工业产品亦多，且多有加工技术精良的名产，诸如太原的铜器，邠州的剪刀，成都的织锦，定州的“缂丝”，温州、临安的漆器，汝、哥、定三窑及南宋景德镇的瓷器等为是。矿冶、纺织、酿造、造纸、印刷、陶瓷、造船等行业，其技术和规模都甚于唐代。仅矿冶业中的信州铅山的铜铅开采，募集人数竞达十馀万之众，昼夜开采。

总之，由于宋代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市场可供交换的剩馀产品，品种和数量也随之增加。除煤炭、蔗糖、宋版书籍等新品种之外，“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之物，竟至“无所不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品主要集散地和消费市场的城镇也大为改观。城市面积有了更大的扩展。原来有所谓内外两城（子城、罗城）限制的苏、湖、明、台、严、徽等州及绍兴等地，突破了子城；原有住（坊）与贸（市）的区分也已名存实亡。乡镇间的草市，定期集散的痎（圩），城里的铺席（摊档）在继续发展。汴京等大型都会，为了满足交换的需要，营业时间上的限制被无形中取消。除日市之外，又有早市，更有无论冬晴雨雪均不间断的夜市。至于定期的庙集，专业化市场，如药市、蚕市、灯市、鼓扇百索市、乞巧节等节令性市场，名目多，规模大，称之为“万姓交易，无所不有”。成交额往往大得令人惊诧咋舌。据有关史科记述，仅东角楼南通一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临安（杭州）更因“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自大内和宁内外，“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融和坊北的珠子市头，其成交则动以万数。就连端午节用的菖莆之类的低值物品，一早就有万贯以上的交易额（耐得翁《都城纪胜》）。

为了交换之便，就经营同类货物的商户“，不以物之大小，但合充用”，都按传统地点集中于一处，使市场专业化，由此而出现“行”、“团”、“市”、“作”。如肉行、鱼行、酒行；花团、青果团、鲞团；珠子市；腰带作、篾刀作等。与商贸活动相协调的服务业应运而生。客舍业，解决了商旅人的投宿，使他们在疲惫转徙中得有安身之所，甚至还有吃喝玩乐的去处。宋代的服务行业分工细，项目多，如养马，每日有人专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有供鱼鰌；养鱼，供虮虾儿。修磨刀剪、扫街盘垃圾、供人家食用水，乃至荷大斧斫柴间等杂活亦有人为之。货物中转、储存，运输用具的提供等等，为商旅之人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作为商品交换媒体和手段的货币，流通量大，形式多样灵活。为适应交换之需，宋代曾大量铸造铜铁两币，但尚不敷使用。市场上有凭信用交易的“赊卖”。除此之外，还仿效唐代的“飞钱”，印制“交子钱”，设有“交子务”专门机构，确定兑换值，加强管理。到了南宋，“交子钱”在市场上已广泛用于流通。

充作货币的银的使用也日益增加。为市场承认的交换形式多种多样，支付手段极其灵活。这不仅极大地方便于商贸，进一步加快商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其价值，而且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总之，由于环境比较安定，两宋王朝的社会生产力，继唐代之后，又有新的发展，物产殷实，市场繁荣。商贸活动，包括民间、官办，国内、疆外众多方面都表现十分活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性商品经济发达的历史时期。宋代的水产品贸易，可借助于东京汴梁和行都临安以窥其一斑。通过当时的这两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观测，考察它们与国内市场、地区间联系，以及它们和边境外少数民族、域外的往来。就形式而言，宋代国内市场有铺席为主的集市贸易（俗称坐商），有通过中间商转贩的估客贸易（俗称行商），和供皇室衣食的贡赋。域外则有官方经营的官卖和入贡回赐的贡赐。其中，贡品在宋代，不论其源自国内或域外，都属于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换。域外进贡的回赐也是如此。国内市场宋代两都的城市商贸占有城市经常的重要地位。其中因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又为其主要因素。北宋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已由唐代的10馀个增加到40馀个。而汴京人口，高峰期高达140万，属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会。南渡之后，政治中心南移，临安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到度宗时，人口也达120馀万。如此密集的人口就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商品主要由远地的估客转运而来，再在“行”“团“”市”中交换。两都市场上，“沉沙栖陆”，“目不给视”品种多至“不可殚记”，被词人周邦彦称之为“竭五都之瓖富，备九州之货贿”（《汴都赋》）。行都之处的杭城，也是“万物所聚，诸行百市”“商贸买卖者十倍于昔”。在东京，经商为业者有两万多户，交易有市，分工有行。由城外各地“集零为整”直接进入消费者，包括饭馆酒肆的馔席之中，即所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繁华之地有相国寺、东华门外等处。靠近宫城的东华门外系禁中买卖之地，“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著，无非天下之奇”。宣德楼前街北有梁家珠子铺，宣德东东角楼潘楼街也有珍珠上市。可食水产品多供作饮食业的消费。如新城龙津桥夜市供应的鳝鱼包子，朱雀门的上冻鱼头等五、六十项“杂嚼”（小吃），开业延至三更。城中街坊饮食处处有之。入席下饭酒的五十二种馔肴中，已知可确定为水产品者就有假河魨（江鮰）等13种。一些名著声显的大型酒楼饭馆除烹制入席档次不同的水产品餐席之外，还有老少咸宜的随意小吃，如炒香螺、煎鱼等，更有南北馔味之别，以适应不同地域往来商贾旅人、驻京官员之需。冬月无蔬菜之时，宫禁和民间收藏冬菜，蛤蜊、螃蟹等水产品也属冬藏对象。收藏物当系市贸而来。由于人口稠密集中，水产品的需求量极大。仅活鱼一项，每天清早，从新郑、西水、万胜三门入城者，就有数千担之多。价格相当便宜，即使是冬月从“黄河诸运处客鱼来”的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水产品的商贸在当时，也与生熟肉食、杂货等同例，专设“鱼行”，而且是160行中的一个大货行。为供有闲阶层游乐助兴，池鱼还进入旅游业的领域。据载，每年三月一日开放的金明池，游人如欲钓鱼，可在西水门的池苑所买牌，凭牌钓鱼。

所钓之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东京汴梁，文人说是“城中万屋翚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但其商品市场的繁荣并非以其本身强大的商品业产作为基础，而主要是仰赖于全国各地的支援，是“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贸”的结果。四通八达的水陆两道交通网，加强和促进了它与全国各地，甚至亚非各国的经济联系。汴、黄、惠民、广济四河沟通南方、陕西各路、陈许蔡寿各州及京东各州；辽境，山东，西北各地，东南，西夏、吐蕃、回鹘分别以长垣至雄州线，澶州至郓州线，中牟潼关线，陈留宿州线的陆路沟通。畅达的交通，加上官方恤商和鼓励转运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东京与各地区之间商贸活动的开展。江淮和山东沿海的鲐鮆鮿鲍，霍山的珠玉，淮甸的虾米，吴郡的蛤蜊海鮠，黄河诸远处的鱼等众多的水产品源源不断运往东京，供应消费市场，而不再转运外地。它们连同南方的水果，主要是给那些脍不厌细、食不厌精的寓居于东京，尤其是任职官员中的南方人享用。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为行都的临安，其繁华景况比之汴梁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御街、荐桥街、后市街闹市之外，尚有许多专业性商行和集市，如象牙玳瑁市、花市、肉市、药市、米市、南北猪行、金漆桌凳行、麻布行等。都下市肆，名家驰誉。著称于世者有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水产品馔食中，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也是名品之一（百岁寓翁《枫窗小牍》、吴自牧《梦梁录》）。有专卖面食鱼肉的店铺，涌金门外还有大小渔庄。起店食店中，以水产品作馔者不下七十种。城内414个专业行中，原来汴梁单一的“鱼行”，又分出候潮门外海鲜行、城东蟹行、城北鱼行、坎子桥鲜鱼行、深水闸鮝团。鮝铺极多，城内外竟“不下一二百馀家”。珍珠单独分市，融和市南坊有珠子市，加工珠孔又有散儿行。在衣冠贵族、学士文人、富商巨贾充斥的临安，风俗日奢，年内各种节日、节气、祭庙等民俗活动“，赏玩殆无虚日”。处于鱼国之地的杭州，地产鱼虾海物，“须鳞壳甲，种类差殊”（陶谷《清异录》），居家餐桌或盛会宴席上自然离不了水产品馔肴。城内沿街叫卖的流动担贩的担贩中，保持有10馀种淡海水产品乃是司空见惯之事。而在店肆中，据《梦梁录》所载，当时街市上的“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肉铺”“鮝铺”中，下厨的630馀种生熟食品，有240馀种系以水产品为主料制作而成。鮝铺所售，水产品几占铺营项目的全部。以水产品为馅或为辅加工成的面食、糕点也有21种之多。城内“大小铺席，连门皆是”，“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而“早间珍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又多集中于“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细嫩的杭城人，对水产品特别嗜爱。“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高宗（赵构）驾幸张府，清河郡王张俊进奉筵宴的十套102色食品，有云梦豝儿、鰕腊、旋鮓等；下酒30味，厨劝酒10味和对食10盏中，水产品所占比例极大。有炒沙鱼襯汤、鳝血炒鲎、螃蟹酿枨、鲜虾蹄脍、南炒鳝、洗手蟹、姜醋香螺等26种（吴自牧《梦梁录》，徐大焯《烬馀录》甲编、元阙名《馔史》）。宴请外国使臣，水产品也是席上之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从名目上来看，皆非名贵之物，除宫廷采办到行市中敲诈勒索外，应当是按正常的交换渠道而得。

临安的水上交易异常发达。其北以大运河与太湖、华北地区沟通；其东以钱塘江口与浙、闽、粤地区相联；其西以富春江和新安江与浙西、皖南相往来。内河江船可达严、婺、衢、徽等州，海船可至台、温、福、泉各州，远达日本、朝鲜和南洋。鱼、蟹、鮝、腊等水产品多从浙东、绍兴和明州等地运进。珍珠，多依靠松辽平原（北珠，又称东珠）以及雷廉二州（南珠）的诏采和贡纳，但也有珠宝商人转贩、哉外各民族和异邦使团贡献、馈赠，海外商船的运进。其中诏采，宋代有史可据者无多。规模较大的是，宋初南汉刘氏王朝据有岭南时，刘氏于海门镇募兵置媚川都采珠。所获甚多，用以饰宫殿、墁沟渠，极欲穷奢。宋太祖平定南汉后，诏采媚川珠池者也无多。绍兴年间，此处珠池因交趾侵渔掠珠而罢采。海外商船贩运珍珠，多由广州等口岸进入。庆历中，仁宗就曾处理过一宗涉及宫廷的广州故去番商没官珍珠事件（事见胡仔《溪渔隐丛话》）。贡赋是“下纳以上”的特殊租课。珍珠的贡赋可考者有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容州贡珠百斤（《合浦县志》），七年（982）贡珠五十斤（《文献通考》），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诏广南市舶司岁贡真珠（《宗史•徽宗本纪》）。宋室宫中通过各种渠道所得珍珠颇多。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重修扩建库屋，宫藏之物分为四库。珠玉香药另专置一库。天禧（1017—1012年）末年以水陆两道上供的珠宝香药就有27万多斤（《宗史•食货》）。出于财政方面的原因，宋室禁中珍珠也曾两次出库以充军用。一次在宝元（1038—1039）中，“现内库珠，直（值）缗钱三十万，付三司售之。收其值以助边费”（《宋史•食货上》）；另一次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出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鬻钱银付河北买马（《宋史•神宗本纪》，洪迈《容斋三笔》）。

用于充贡的其他水产品尚有荆裹道的鱼腊、夔州的玳瑁紫贝和二浙的海错。异邦与宋王朝有贸易往来的异邦较多。计有真腊（今柬埔寨）、蒲甘（在今缅甸中部）、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注辇（在今印度境）、丹眉流（在今泰国南）、天笠（今印度）、层坛在今坦桑尼亚）、拂菻在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蒲端（在今菲律宾境）、三麻兰（今索马里）、大理（在今我国云南境）等20多个国家。主要有大食（阿拉伯）、婆贤（印度尼西亚）、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渤泥（今加里曼丹北部）、麻逸（今菲律宾境）、三佛齐（在今爪哇之西、苏门塔腊东南）。因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通道为辽所阻，上述诸国来宋的主要通道为水路，从海道进入广州和泉州。朝廷在继广、泉两州设立市舶司之后，先后又在杭州、明州、密州等多处设此机构，掌理蕃货、海舶、征榷和贸易。当时出口商品主要为丝绸、漆器、瓷器，进口以香药和奇珍异物的奢侈品，如犀角、象牙、玛瑙等为主。进口的水产品有珊瑚、珠琲、鼊皮、瑇瑁、车渠，和香料香药中的龙涎香、腽肭齐（海狗之肾，一种温肾壮阳药物）。进口品种由北宋的七、八十种增至南宋的三百三十馀种。由广州、交趾、两浙、泉州等地入关的进口商品，“无得私相贸易”，后来除珠贝、玳瑁、犀象、镔头、鼍皮、珊瑚、玛瑙、乳香、武器、钱币之外，“官市之馀，听市于民”（《宋史•食货•互市舶法》）。某些国家如大食的番客，则直接从浙江、明州将携带的珍珠“赴阙进卖”。进口总额有时达到60馀万。宋疆之外的国内少数民族，西北方向的契丹，水产品贸易往来较少，多为香药、犀象、茶叶、官准书籍，唯北珠则多由其转贩，进入黎州（沿所在今四川汉源之北）进行市贸。西夏，多以驼马牛羊、毛毯及中药材甘草、蜜蜡、柴胡、苁蓉、红花等，与宋室交换缯帛、罗绮、香药、瓷器、姜桂等物。入贡进京时，被允许就地贩易。治平（1064—1067年）以后，楚、蜀、南越等地（江苏淮安、四川崇庆、广东广州）也被允许互为市贸。香药一项，进口量极大，品种亦有300多种。因赢利甚丰，一直为官府经营。其中白暨豚的病态增生物龙涎香，主要产自大食，价值最昂。“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张世南《游宦纪闻》）。象香药、珍珠一类的高级奢侈品，价高利大，上层人士的崇尚，销售量多，对商贸有极大的吸引力（珍珠只在宋仁宗时一度“禁中不尚”“珠价大减”）。汴京开设有许多依靠进口提供货源的珠子铺、香药铺。疆外少数民族聚居古国和疆外异邦使节来宋所携贡奉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换。对于这类朝贡，宋廷以“估价酬”的方法，用物品或银钱给予回赐或赠与。如此一贡一赐的交换形式，次数多、规模大，数额也高。有所谓“八方争凑，万国咸通”“四夷朝贡，增无虚岁”的盛况。少数民族政权的使团人数，仅宋辽之间往返就达1600人，辽使来京300次。夏、女真、吐蕃、回鹘、西南夷各地纳贡也有230多次。贡奉额最高有120万贯。宋廷回赐与辽使者之数，每年达70万贯。亚非各国使团虽较少，但最高之时也有二、三百人，贡奉额高者达8万馀贯、银5万馀两（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蕃夷”，《宋史》“食货“”外国传”）。贡品以香药、犀象、土特产、珍珠为主。回赐物有金、银、钱、丝织品、茶、瓷、手工艺品等。受贡之物，有部分通过官营进入市场。

来宋使臣除完成贡奉受赐任务外，来朝时也往往兼带商品到京贩卖，如西夏药材、日本扇子、外国的奢侈品以及珍珠等为是。使臣返国之日，也有些国家的商人兼带中国物品运往海外销售，如茶、薰衣香料、龙脑、朱砂，甚至金银等。宋廷还采取积极的措施，如除按来使方向就近设立都亭驿、礼宾院等负责接待的专门机构外，出口商税给予减半征收的优惠，实行“来则不拒，出则不追，边圉相接……不黩以武”“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献，假之荣史载而不责以烦缛”（《宋史•外国传》）的外交政策，推动和促进宋代对外友好往来和商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