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经济转型与文学变迁

自19世纪中期特别是清末民初以后，中国封建农业、手工业经济随着西方势力的强行侵入而逐渐向封建性与殖民性相混杂的经济形态转型，这导致中华民族经济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每一民族的经济生存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民族政治的、精神的和历史的基础，民族的观念文化都由这一基础决定。”［1］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着人的物质生活状况、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规约着生命的意志、情趣及其表达，而表达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文学创作。受经济转型制约，中国文学开始艰难地转身，走出古典形态，在变革中生成新质，成为与新型经济形态密切联系的现代性不断生长的文学。

清王朝末期，西方现代资本势力在强大的军事力量掩护下，以非市场行为方式大举进入中国，肆虐古老的农耕大地，致使中国旧的经济格局被瓦解，单一的封建经济形态被颠覆。虽然中西部绝大多数地区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看天生产，自给自足，但沿海地区特别是一些发达的城镇，新型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商业贸易较为发达，对固有的农业经济形成冲击；工业、商业又与西方政治、经济势力纠缠在一起，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突出，生产关系、社会矛盾颇为复杂。诸如：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西方经济势力与中国民族经济的矛盾，包括与中国轻工业、手工业、农业的矛盾；买办势力相当猖獗；城市工商业经济对农村自然经济的威胁、掠夺，等等。

都市工商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是图，冲击着传统重义轻利的人伦关系。经济生活方式这些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作家们书写的内容、审美价值取向等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文学由内到外发生蜕变，呈现出新的态势。年轻人诸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闻一多等因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开始离开乡镇，眼光转向城市与海外，在新的世界格局与经济关系中思考自我存在价值，认识到新的经济社会中，旧的科举取仕之路已经过时了，自觉调整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与实现方式。他们进新式学校，游学海外，学习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知识与能力，探索变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途径与方法，思想、价值观与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反思旧的封建文化，批判封建经济关系下所建立的等级制度，反对封建政治伦理、经济关系对个体生命的压制与蔑视，呼吁人的解放，追求自由与尊严。他们以新的观念审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象，其作品表现的对象、思想价值立场等迥异于古代文学。古典文学作品如《陌上桑》、《月令农谚》、《野田黄雀行》、《归园田居》、《过故人庄》、《春中田园作》、《姜村》、《石壕吏》、《观田家》、《田家词》、《蚕妇》、《悯农》、《旱乡田父言》、《荔枝叹》、《吴中田妇叹》、《催租行》、《逃荒行》等，对乡村的表现，多以读书人的良知为基础，山村自然的美好，耕种的繁忙，乡民的勤劳、善良，女子的机智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天灾饥荒，官府对民的压迫等，成为书写的主要内容。杜甫等哀民之不幸，但不深究社会因由，或因观念视野制约究而不深；同情而不批判，或因对社会机制理解狭隘以致批而不力，这些构成作品的基调。

与之相比，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作家们对农村社会的表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着重表现农村生产关系的不合理，暴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写农民生活的艰辛，揭示物质贫乏所导致的精神病象，如鲁迅、王鲁彦、蹇先艾、许钦文、王任叔、彭家煌等人的作品。鲁迅在《阿Q正传》中不仅哀阿Q之不幸，哀未庄底层社会之不幸，还怒其不争，批判他们的种种劣根性，并将之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加以反思、批判，在精神上与古代农村题材作品区别开来。王鲁彦的《黄金》、许杰的《赌徒吉顺》等揭露了半殖民地商业化原则对乡村传统道德的冲击，惋惜古朴的田园牧歌生活的丧失，从外来经济侵略的角度揭示农村凋敝的原因。妇女的善良、勤劳、美好不再是表现的兴趣所在，作家们关注的是她们因经济原因所导致的肉体磨难与灵魂不幸，鲁迅的《祝福》写祥林嫂遭受婚姻、家庭不幸，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灵魂无所依托；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揭露了农村经济凋敝家庭困顿导致的野蛮的典妻现象，等等。相比于旧小说，农民的心灵、情感与精神世界成为表现的重点，而这些又与经济生存状况密切相连。19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加之封建剥削加剧，江南农村丰收成灾成为新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怪相，让质朴的农人不知所措，让乡间读书人理不通其中经纬；然而，初获世界眼光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思考与追问，并以文学方式作了解答，如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等敏锐地反映了这种现象，揭示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结构对长期以来生活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下善良农民物质与心灵的摧残，旧式农人天真地相信旧的经济生活经验，没有看清世界的变化，以致被新的经济社会无情地“戏弄”。茅盾这些作品在应对新的经济问题的同时，颠覆着中国传统作家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为此后展开的漫长的文学新传统创造叙事原型，也就是说新的经济生活催生着新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题材作品，农民是描写的重要对象，从阿Q、闰土、老通宝到小二黑、王贵、赵玉林，书写了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他们要么失去土地以打短工为生，要么租种地主土地艰难度日，要么为获得土地起而反抗，要么在根据地新制度下获得土地后追求人生更高层次的自由。与土地的关系，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形象演变反映了中国农民随着农村生产关系的改变其生活方式、精神世界所发生的相应变化，他们从自在走向自觉，由被奴役者逐渐变为生活的主动者，人的意识逐渐复苏。他们由外到内所发生的变化不仅见证了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改变，而且印证了经济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之规律。

中国近现代城市经济形态，放在世界历史上考察不是最复杂的，但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而言肯定是最斑斓而怪异的。上海逐渐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工业、商业相当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封建经济依然存在，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势力盘根错节，新型市民阶层兴起，成为左右消费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古都经受着新旧转换的阵痛，新型工商企业与旧式作坊店铺相邻，新市民与旧阶层混居，经济关系相比于19世纪复杂得多；多数内陆城镇同样是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共存，社会阶层变得更为复杂；红道白道你中有我、我中存你，官私资本纠缠在一起，拉大了新兴城市色彩的对比度，也彰显了中国城市的特色。所有这些使书写都市、城镇的文学呈现出具有新世纪色彩的复杂态势与特征。鲁迅的文学从相当程度上讲，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人的精神关系的文学。1923年，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2］《伤逝》通过子君、涓生的爱情婚姻破裂，形象地再现了都市新型市民阶层因经济困顿导致精神自由追求破灭的过程，反思了经济生活与人的解放之关系，从最现实的经济生活角度关注人的精神问题。《阿Q正传》通过阿Q既写了农村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又写了都市革命、物质文明及其与乡村剪不断的联系。在未庄凡是失去了土地、“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农民，诸如阿Q、小D、王胡，他们的精神无不坍塌，成为生活的笑料，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定程度上讲源于一贫如洗的经济生活。城和乡因举人老爷逃难和阿Q那特殊的“经济行为”而联系在一起，城、乡联系和物质差距与阿Q性格生成相关。鲁迅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物质基础看成是性格生成的核心原因，这是他与那些空谈精神的作家所不同的地方，也是长期以来学界不去正视的地方，放大一点说，导致了许多研究者对鲁迅的误解与神化。老舍的代表作典型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城市底层人们因经济困顿走向悲剧深渊的现实。《骆驼祥子》写封建压迫下农村衰败、农民祥子失去土地来到城里，作为洋车夫卷入了相对于农村封建经济关系而言更为复杂的城市生活漩涡。他固守着只要有田地、肯劳动就有饭吃这一自给自足社会里的生活经验，坚信只要拥有自己的车（相当于农村的田地）就有饭吃的道理，为买车而拼命挣钱，这是祥子的经济行动，但兵匪却以暴力方式抢走他的血汗钱。韦伯认为：“运用暴力乃是十分强烈地对立于经济的精神，经济行动因此不能用来指称直接以暴力方式攫取物品，以及通过斗争对他人的胁迫行为。”［3］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人们失去了进行公平经济活动的环境，自然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在这一意义上讲，祥子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经济环境对抱持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生活原则的新式城市无产者的摧残，看到了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共存的城市所制造的无声悲剧。文学史习惯称茅盾是社会分析小说家，这其实有点空泛，准确地讲，他是一位从经济角度考察、书写社会变化的作家，个人对生活的认识与实践同社会客观经济状况错位是其作品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林家铺子》描写江南小城镇因西方经济侵略苦苦挣扎的现实，林家铺子老板虽有经营头脑与方法，但无法理解社会迅速变化的国际国内经济层面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势进入，农村破产，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购买力低下，最终不得不以破产告终，受害者还包括底层农民。这是一篇典型地表现江南复杂经济形态下底层社会生活的小说，是古典文学作家难以想象的作品。《子夜》更是一部反映多种经济形态共存相斗下中国城市、乡村相互缠绕又无法彼此依存而最终走向衰败的作品。吴荪甫具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雄厚，一心想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然而他没有认清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在华势力过于强大，严重威胁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家只得剥削压迫产业工人，国内封建经济关系又导致农民与地主矛盾激化。置身这样的环境，吴荪甫左冲右突，他所具有的西方现代经济管理知识显然是不够用的，且经济问题在非正常的年代是由政治、军事所决定的。他在无可奈何中到债券市场投机，企图挽回颓势，然而那是他的一厢情愿，比实业界更复杂的债券市场令他以失败告终。这个作品反映了民族工业在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势下必然破产的历史。

茅盾当时所置身的经济环境及其所书写的经济生活内容，使其小说具有颠覆性，即对旧式经典的背叛，创造出外在斗争与心理对抗相纠缠的故事讲述方式，同时随着作品的传播无形中改变了读者的文学口味，引发出新的阅读趣味。郭沫若的《女神》多创作于现代化都市，表现了古典诗歌中几乎没有的声、光、电、化，“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天狗》），“大都会的脉搏哟！／生的鼓动哟！”、“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动”而非传统的“静”成为作品的主旋律，这是现代都市动态化的经济生活的反映，揭示了现代工业经济生活中个体心灵趋向与价值认同。郭沫若可谓是那时都市世界忧郁而浪漫的骑士，他的《女神》以现代气度刺破了中国传统抒情诗的精神结构，将古典视野里的“怪力乱神”放大，并堂而皇之地加以表现与赞美，这与诗人对于现代都市经济形态的理解分不开，与诗人的都市体现分不开。1930年代的海派小说将中国现代都市文学推向一个高度，其特点就是以现代方式呈现了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的物质形态与精神状况，反映了殖民化的经济社会被扭曲的人的生活。《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等，就是反映畸形大都市经济生活的作品。穆时英在上海的所见所感绝不同于古代勾栏瓦肆作家的观与感。1930年代的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狐步舞的背景是西化的：福特汽车、别克跑车、林肯路、广告旗、黄包车、印度巡捕、时装杂志、铁路、别墅、洋房、金表、跑马厅、华尔兹、珠宝掮客、电车、《大美晚报》、《东方杂志》、电梯、工厂、夜总会、雪茄、英国绅士等等，这些意象全然不同于枯藤、老树、昏鸦、寒月、霜雪、梧桐这类农业社会的存在物。西化环境是现代西方工商业强行侵略的结果，是经济、文化被殖民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生产关系，新型的欺凌、压迫关系改变了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人被撕破或者说异化，生物性膨胀，儿子与继母乱伦，道德沦丧，有钱人醉生梦死，普通市民则被无情地抛向黑暗的深渊，老妇人为儿媳拉皮条，正如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所感叹的：“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现代殖民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造就了一个畸形的工商业孤岛，也相应地改变了作家们的表达方式，创造出富有殖民文化特色的现代主义文学。这种文学里的主要人物，欲望随现代经济的扩张而膨胀，痛苦来自膨胀的欲望，经济生活状况与观念决定着他们的心灵，这也是那群现代派作家的观念。1940年代张恨水等人的通俗文学，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既要迎合新型市民的阅读趣味，为市场利润编织故事；又要关注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它们是半封建半殖民性的都市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中国经济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过程中，作为读书人的文学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知识更替、思想裂变与价值转换，以半新不旧或新旧夹杂或趋新去旧的眼光看世界，借文字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他人与自我的看法，使中国文学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其内在文化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换言之，近现代作家们以不同于古典作家的心态、情感倾向与价值立场书写了经济转轨中的社会现实。经济转轨，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农村自然经济衰退，原有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新的域外因子致使旧的的经济结构裂变、转换；二是城镇工商业经济兴起，形成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两大变化使知识分子的情感、思想与心智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开始以新的姿态、心理与文化价值立场观察、表现新的社会与人生。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作家都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他们基本上不出身农民家庭。鲁迅代表着一种态度。他从小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但因母亲关系而与农村有着直接接触，对农民的困苦颇为了解，在书写乡村时，他固然关注、揭露封建地主经济对农民的压迫，但更多的表现的则是半封建半殖民经济社会农民的精神问题。闰土由鲜活天真的少年变得神智麻木；阿Q来往于城乡，遭遇着更为复杂的经济生活，农民的善良、勤劳品性丧失殆尽，变成了游民无产者；祥林嫂在封建主义压迫下，精神被彻底摧垮，恐惧中走向绝望的深渊；狼子村的佃户吃油煎人心，失去人性。鲁迅既看到农民的不幸，也看到了他们麻木中的堕落乃至非人性的一面，对农民的文化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深刻的清醒与价值立场。

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如彭家煌、王鲁彦、蹇先艾、许钦文、台静农等，来自乡村小镇，多为地主或小有产者家庭出身，当他们进城接受新式教育后，以新思想观察乡村，同情苦难中的农民，批判经济闭塞社会里乡民的种种劣俗，在这一点上与鲁迅一致；他们寓居北京或上海，思慕故土，作品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鲁迅称他们是“侨寓文学”作者［4］，对农村因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不合理而导致的破产深感惋惜，这是与鲁迅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中间还有人批判了工业文明对乡村的侵略，如王鲁彦“不仅写下了外来的殖民化的工业文明给农村社会带来经济上的破坏，而且写下了这种文明给‘土里土气’的农民带来精神上的污染。”［5］扩展了乡土文学的视界。相比于王鲁彦，周作人、沈从文等对现代工商业的批判意识更为自觉，通过对照书写乡土与城市以表达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周作人在《乌篷船》里，以书信的方式，表达对故乡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乌篷船代表着一种旧的经济生活方式，慢悠悠地自由自在地与天地山水融为一体，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这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社会所不具备的。作者担忧的是传统生活方式正在被现代文明所吞噬，“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他无法从都市物质主义经济生活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迷恋传统水乡生活。沈从文的这种倾向更为极端，他几乎同时创作两大系列的作品，一是对置身其间的都市经济社会的厌恶，认为那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扼杀了人的本性，对生活其间的官、商、绅士、阔太太、读书人等予以无情的讥讽；与此同时，饱含情感地描写故土湘西那封闭得近乎有点原始的经济基础、人际关系和自然山水，认为那里古朴、简洁、重义、轻利，天人合一，保存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废名、徐志摩等许多作家有着类似的文化价值取向，这是中国经济近现代转型期间读书人情感与理智冲突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如果说周作人、沈从文等面对传统乡村经济社会与都市经济形态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态度，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心智调节，他们赞美乡村并不意味着认同农人；那么，另一些作家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更进一步的倾向，即真实地同情农人，为他们歌唱，如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深情地赞美哺育过自己的农妇保姆———大堰河，可以将这种态度解读成为沈从文式的乡村文化心理的变奏。个体的经济生活环境直接影响着其文化价值取向。1930年代书写现代都市的作家表现出更新的姿态。

左翼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了殖民化、资本主义化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是他们创作的基本立场；张资平、叶灵凤可谓是迷茫中带着玩味的声调叙述都市人商品化的；刘呐鸥、穆时英等熟悉都市生活，习惯于都市的灯红酒绿，甚至欣赏跑马场、歌厅、舞场这些“都市风景线”，近距离地描写了现代都市景观，有认同，当然也有反思。曹禺对于都市的观察相当深刻，1936年发表的《日出》，调整了过于倚重技巧做戏的创作心理，侧重批判都市畸形经济关系的罪恶，即“在金钱欲望无孔不入的腐蚀之下，社会及人的精神本质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异，任何人的命运乃至整个社会的命运都被金钱疯狂地操纵着，‘人道’与‘天道’完全背离。”［6］批判都市经济生活的罪恶，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价值立场。从鸳鸯蝴蝶派到后来的张恨水，一大批市场意识强烈的作家，对都市颇为熟悉，但与刘呐鸥等现代派作家不同，他们大都既有传统文人的情趣，又能倾听时代心跳，创作上注意迎合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新型市民阶层的口味，情调上烙上了新型经济社会流行文化的痕迹，形式上注重满足城市新型读者的阅读需求，追求市场经济效益，利润成为高度关注的维度；但他们又始终瞅着社会问题，没有丧失文化人的良知，不是无批判地书写都市掌故人情。

这样，他们对工商业化的都市态度，可谓是好奇地看，热情地议，平静地受，受中又有几分反感。张爱玲对于都市的态度，不同于沈从文的文化排拒，不同于鸳鸯蝴蝶派低身叙事，不同于1930年代现代派轻松驾驭，更不同于左翼作家的阶级批判，她清醒地观看其间所发生的现代“传奇”，叙述十里洋场金钱中心主义主导下所演绎的混合着封建做派与资本贪欲的故事。在她眼中，畸形的都市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无须去抵触，但对于其中颠倒道德、蔑视生命的现象则在陈述时可以深入剖析。存在但不合理，这是对于殖民化、商业化都市的一种文化认识。经济生活形态决定着主体的思维与意识，“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7］近现代经济转型改变了作家的经济生活与思考方式，他们不再有意避谈金钱、物质，而是将经济基础视为考察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自由独立的重要维度，经济生活与人的解放之关系成为现代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描写新的经济生活与探寻现代文化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现代时期的文学所表现的生活空间、情感意蕴和人文诉求迥异于古典神韵的文学，或者说现代文学是一种由新型经济生存方式所制约的经济因素和现代性不断生长的文学，一种颠覆传统正典、改变中国文学历史的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