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人书法研讨

文人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历代文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艺术观与审美取向都有着不同的追求。在书法艺术中他们以文人所特有的审美理念，张扬“以形写神”的书法意趣，折射出历史、文学、诗词的哲学精神，使书法突显了东方传统的民族气质和对艺术的审美观。本文仅就哲学对文人书法的影响，做初步的探讨。

一、哲学与文人

哲学在文人书法中是奠定其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的基石，也是影响文人对书法艺术创作观的根本因素。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完全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因此研究中国文人书法，避开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是很难阐释清楚的。就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而言，传统哲学主要是指儒、释、道三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是入世的，具有治世的社会功能，因政治因素的作用，使之彰显，成为显学，一直处于正统地位；释道思想追求宇宙人生的绝对永恒的真理，对文人世界观、人生观影响更为深切，虽然处于隐学地位，却深受文人的欢迎。所以，当政治因素失效或影响较小时，释道思想就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如汉末之后，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盛行，就是如此。宋代知识分子从政治需要出发，为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建立了新儒学———理学，它就不得不融入佛道思想，以使知识分子能够接受。从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即以三家融合的既入世又出世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文人书法创作观。“文人书法”的出现：在官用书体占据书法主导地位的时期，一部分仕大夫文人在自由、自主书写的基础上赋情赋意，又形成了“文人书法”群体。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内容及艺术格调，扩展了书法章法、笔法、墨法的多样化，促进了书法个性化和情趣化的发展。如苏轼是位典型的文人书法家，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二、哲学在书法中的特点是修炼艺术心性

哲学不单是一些纯粹的理论，教人获得一些知识，而是要教人通过实践(即修炼、修道)养成一种人格，达到一种精神境界。换言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与道同体是沟通宇宙天地的根本方法，是实现超凡入圣的根本途径，也是达成那种精神境界的唯一手段。围绕得道、悟道、与道同体，各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成就方法。因而，在路径上出现了出世与入世的区别，在成就的层次上出现了圣与贤的区别，在“道”的概念上，各家也出现了不同的表述和区别。要达到“与道同体”，就要修炼或修行，即修身养性。虽然各家的方法名目繁多，如有在凡俗生活事态上的修法，有远离人事进入深山的静修法，有气功的修法，有禅定的修法。但究其根本都是相通的，即表现在修炼心性上的一致。如佛、道两家主张出世，多用禅定的方法。论其实质，就是练心。所谓禅定，就是“静虑”、“思维修”。佛教各宗都是讲心(修炼心性)。通过修炼心性达到成佛成道的目的。象怀素晚年所书的《小草千字文》弘一法师晚年的书法作品，都是佛家静心修炼的结果。因此，年轻人要想在创作上形成一种不激不历的书法风格，必须有哲学与佛家的心态来修炼才能成为禅意的艺术风格。否则，没有修炼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

三、哲学对文人书法的影响

基于哲学具有修炼心性、提升人格与精神境界的特点，因而对古代文人的思想、人格、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崇尚道德人格的完善与超越尘俗的精神追求，在书法创作中注重人文精神与主体精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人书法自身，也被赋予修养心性、陶冶性情的助道功能。

1.注重书法家的道德人格修养是文人书法的理想境界，这是儒家思想影响文人书法主体的反映。文人书法家道德人格修养，表现在文人书法的理论中，是十分强调书法家书外的人格与道德。陈师曾在谈到文人书法之要素时，即将人品列在第一。书法中也有“字如其人”之说。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何乎?”(《孟子》)这种把文人包容在对作品的审美过程之中，把文人的道德人格作为作品的基础，也是一切文人艺术通用的审美准则。这是儒家思想对文人书法本体的影响。所谓比兴，即以物喻人，缘物寄情，借物来表达作者主体的人格与精神。在文人书法家中，他们爱画梅兰竹菊“四君子”，以文人画示众，这无非是言志抒怀，把它们视作自身思想与人格的化身。因为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主廉洁，梅花象征坚贞主清高，兰花恬静幽香主纯洁，竹子刚劲不屈主气节，菊花示高傲脱俗显性格。通过人格化手法的运用，使其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远远超过了自然形象本身，蕴涵着高尚的人文精神。

2.崇尚精神自由与超越尘俗的境界是文人书法的内在特质，这是释道思想对文人书法本体的影响。优秀的书法作品既是书法家对自身心灵的摹写和再现，也是对现实客观世界的超越。文人书法崇尚精神自由与超越尘俗的境界正是它高超与成熟的标志。文人书法家们受释道思想的影响，多主张出世、主张归隐，崇尚淡泊、自由，在精神上超脱世俗，安于恬淡，在对“道”的体悟中获得自我解脱和心灵的安详。从哲学的角度审视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颜真卿是位有名的忠臣，把他的思想归入正统儒家体系，而正是这一体系，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书法艺术。笔者认为，颜氏的思想是佛、道并存的，按他在思想上所达到的境界更接近于道家。儒家偏于理智、执着，其思想离不开道德人伦规范，所以反映在艺术上往往注重实用和美善结合，这是导致艺术缺乏个性，不能容纳活泼的艺术主体的关键。道家在这方面就宽松得多，它虽也讲求“进乎道”，但此道具有很大的宽泛性，所以道家于艺术往往能体现一种经过训练以后的主体精神自由，表现在创作中则是主体与客体融合，艺术活动往往能最大限度地负载主体的情感体验，变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颜氏的书法艺术精神是属于道家一路的，他那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已经明显偏离中正不倚的儒学艺术标准；他那忘情忘我的创作心态，已是地道的老庄虚静境界；他那以情感体验为原动力的创作模式，表明他对内心情感体验的尊重，已经具有几分禅者的风度。他的《祭侄文稿》中那忽粗忽细、歪歪斜斜的字体和屡屡再现的偏锋、“败笔”，特别是那些毫无顾忌的涂改，充分表现了创作主体在当时并未把既定的规轨法度放在心上，而是一往情深地将内心感受凝聚在文词里、倾注在笔墨间。真实地记录了主体的情感体验，使艺术的主体建构取得巨大成功。文人书法常常“因心造境”，刻意追求旷远绝尘的“风烟无人之境”，表达无人间烟火的萧疏脱俗之气，因而逐步确立了文人书法萧条淡泊、萧散简远的审美趣向。将文人书法推向了一个超乎像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文人书法的这一特质，在作品表现中，是舍形求意，得意忘形，追求意境；刻意表达作者的自我心性与思想情感。把书法视为寄托胸臆的手段，甚或是词翰之余的消遣。正如元四家的代表人物倪瓒所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又说：“余之竹聊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苏东坡更是对形似提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激烈批评。主张书法创作不受形似的束缚。强调写情、写意、写心，抒发胸中逸气，是文人书法的本质特点，也是释道思想促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焕发文人书法主体精神的反映。

3.赋予文人书法修养心性、陶冶性情的助道功能，体现了传统哲学的特点。中国的书法艺术讲究静心养气，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平素注意修养心性，养得气顺神和；另一个是创作之顷要注意调理内在气脉，使心无滞碍，进入最好的创作氛围。事实上，这两点都和儒家的修心养性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养气”说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提出养气的是孟子，韩愈将养气说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而理学正是继承这一脉道统的因缘将养气说作为其治心之术的。古人曾说：“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这既是文人们的哲学观，也是人生观。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说法，正是对文人这一人生哲学观的规定与写照，同时也是对艺术服务于“道”的职能做的具体规定。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书法就担当了这样的职能。六朝时期，宗炳、王微就已把书法提升到“载道”的高度。他们说：“圣人含道映物”；“山水以形媚道”；“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主体”，体现了书法与他们所追求的“道”的直接关系。在文人书法大兴后，书法不仅被看成一种艺术品类和形式，更确切地说，是被看成为文人们的生活方式。文人们兼善的琴棋书画，都是他们词翰之余修心养性、陶冶性情的助道工具，映射了他们的哲学观念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