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学特征与危害研究论文

摘要：反科学具有含义的模糊性，成员的庞杂性，本质上的反文化性以及政治性。反科学会对社会和人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它摧残科学本身，伤害文化教育，败坏社会风气，助长迷信泛滥。因此，必须设法遏止反科学的蔓延：一要加强科学普及或科学传播；二要与反科学者展开真诚的对话，必要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三要继承和坚持科学的基本原则，同时对科学修正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势；四要把爱引入科学；五要虚心接受建设性的批判和非建设性的警示，设法促进两种文化的汇流和融合。

关键词：反科学反科学的危害遏止反科学

顾名思义，反科学（anti-science）即是“反对”科学、或对科学采取“敌对”态度，或与科学“对立”、“对抗”。反科学或是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或是反对科学的某些要素和部分——而这恰恰是科学的最普遍、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根本、最基础的部分。齐曼表明，反科学是“对‘科学’的全盘敌意”。从字面上说，这与敌视“法律”、“艺术”甚至“生命”本身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态度实质上表明科学的某些普遍特征原则上是令人反感的，在实践上是不可接受的。这些特征对科学是至关重要的，以致科学在整体上遭到拒斥——通常支持其他一些据称的整体性系统。”霍耳顿指出，反科学“力图否定我们所了解的科学的合法性”，是“否定科学合法性的力量”，也就是“否定常规的科学及其主张的合法性的力量”。“反科学的目的是质疑科学在整体上的道德权威性。”本文在已经讨论了反科学的历史沿革、反科学的内在理由及对其的反驳、反科学出现的外在原因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一下反科学的特征、危害和遏止之道。

反科学的特征之一是反科学含义的模糊性，也就是说，它的反对目标或对象难以准确定位。

这种模糊性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科学术语本身的模糊性导致反科学含义的模糊性；二是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反对靶子有别，或者攻击的要害有异。

反科学反对的科学究竟是指知识体系、探究活动还是社会建制？是意谓纯粹科学或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科学或任务取向的科学，或者是R&D，抑或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各种所指的不同混合？是科学世界图像、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思维方式、科学心智框架，还是它们每一个中的部分内涵？加之科学是历史地发展的，其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变化之中，知识和力量以各种程度和方式结合在一起。因此，对于反科学的具体所指，必须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正如霍耳顿所说的：反科学一词可以把太多的十分不同的东西归并在一起，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往往骚扰或威胁那些自认为是更开明的人。我们必须从迥然不同的杂物中分离出反科学中真正烦人的部分，以便我们能分辨“真”科学（好的、坏的和不置可否的；老的、新的和刚刚出现的）、病态科学（如在欧文•朗缪尔的论文中所描述的那种人，他们认为他们在搞科学，但实际上却被误导了）、伪科学（占星术和超常的“科学”）、非常明显的愚昧和迷信（“金字塔的神力”）、科学主义（过分热心地把科学模型引入非科学领域，大大夸大了的技治主义者关于科学技术力量的主张，诸如“星球大战”的计划）和其他形式。雷斯蒂沃也表明，说科学是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的根子，这一观念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令人信服：关于“近代科学”或“西方科学”指称的是社会建制的话。这是重要的，因为“科学”能够有其他指称物，包括理想主义的指称物。由于这种多重指称，许多科学批评家都经历了类似于巴枯宁表达的两难困境：“我此时布讲的东西是，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反抗科学，或确切地讲，反抗科学的政体。不要消灭科学——消灭科学也许是对人类最大的叛逆——而要把它送回它的位置，以至它永远不能再次离去。”

在这里必须澄清，反科学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对准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主义。恰恰相反！反科学是对科学的反动和敌意，是对科学的全盘否定或对科学某些根本性质的否定。帕斯莫尔揭示：反科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它指向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像布莱克在近代科学早期宣布的那样：“科学是死亡之树”。它也指向反对科学的某个方面，例如反对科学的抽象的、分析的理智而支持直觉想象的重要性。此时，反科学者偏爱把自己描绘成反科学主义而不是反科学，即自以为他们仅仅针对把科学的统治扩大到超过恰当的、十分有限的范围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被反科学者的偏爱蒙蔽，错误地把反科学当作反科学主义。拉特利尔的下述看法是成问题的：“反科学的观点或许与某些围绕科学实践的心理状态、某些由科学支持的意识形态上的辩解——如自称有科学基础的进步观念，特别是技治主义的观念——正相反对，而不是与科学本身正相反对。”本-戴维把“反科学主义”定义为“对真正的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敌意态度”，即认为“科学——至少是今日理解和实践的科学——是错误和痛苦的主要源泉或主要源泉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反科学”定义，或者是“‘反科学’主义”定义，而不是“反‘科学主义’”的定义。李约瑟在阐述反科学的含义时，也把反科学与反科学主义混同起来。

至于有人说“英文anti-science一词不仅没有明确定义，而且很少使用”，“让人怀疑1960年代欧美是否真的有一个名为‘反科学’的思潮”。我们前面陈述的历史事实和基本观点已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反科学的特征之二是反科学成员的庞杂性，其中既有普通大众，也有学界精英，而且他们意趣多端，政治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也会心照不宣，在反科学的旗帜下有意或无意地结为“神圣同盟”。关于学界精英的庞杂性，我们先前已多处展现。至于反科学的民众的庞杂性，既有阿西莫夫看到的简单的表观现象：不理解科学如何起作用的公众，能够十分容易地成为那些取笑的、没有知识的笨人的牺牲品，或者成为宣布科学家是今日贪财的武士和军事工具的牺牲品；也有列维特所揭橥的丰富的隐晦内涵：

与学术形态相比，反科学的大众形态是一个更加有活力的创造物。这种版本因为它既顽固又多变，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生存或重新创造自己，人们无法预见它的终结。由人文教授清楚表达出来的反科学论点大都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普通格言中找到，而这个世界在整体上对任何种类的教授都是漠不关心的。反科学的流行版不但提出了与学术版完全相同的论点，而且它更加简明和诚恳。它缺乏“理论家”们的巴洛克式的罗嗦，仅仅是更快地、更准确地表达问题的核心。如果这个对比有一些意义，那就被认为是未受过教育的大众对自己的智力有更大的自信。如果科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并且我要提出，这样一种观念已经在缓慢地增长——那么它是以科学世界观与深深地体现在大众文化中的观念之间的不协调为中心的。甚至称它们为“观念”也是一种错误的叫法，因为它们经常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或者是彻底不清楚的。它们的表现形式有个人爱好、倾向和顽固的习惯。它们的反科学特征也许不在表面上显露出来，但在一些具体问题和争论语境中却变得显而易见。

反科学的特征之三是反科学本质上的反文化性。这里的反文化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即使它的萌芽状态）作为一种异于传统文化的新兴文化，在某些方面往往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从而受到固守旧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排斥和反对；二是一些人群或出于对主流文化的不满，或在现实文化出现危机之时，把科学当作替罪羊或“从犯”加以反对。前者在近代似乎表现得比较明显，后者在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为突出。赵红州一言中的：反科学思潮是以反对科学及其应用为其主要特征的反文化思潮。这里所说“科学的应用”，包括科学作为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包括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在社会研究方面的应用，以及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诺沃特尼指出，反科学最突出地呈现出持续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或文学人文的传统。这个传统要求回到科学兴起之前的思想模式，这种模式被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斗争加剧了，被文学创造的想象力增强和丰富了，从而形成了同具体化为冰冷的、理性的、非人性的科学图像的对立。整体论的对特殊论的或原子论的，主观的对客观的，质的对量的，综合的对分析的，感情的对理性的，传统的或反动的对进步的——这一切就是众所周知的两分法，用以概括思想风格的差异。这个传统的最近代表是所谓的反文化的组分，至少是生态运动的某些分支。

反科学的特征之四是反科学的政治性。霍耳顿开门见山点明了反科学的政治性，他说：“反科学是一种有政治野心的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表现在，反科学现象绝不仅仅是“正常的”世界观的不完备的、或愚昧的、或受损害的形式（而许多人认为“正常的”世界观标志着历史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相反地，更有深度的反-科学家所提供的东西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清晰表达的、功能性的和有潜力的对立观点，其中存在着一种对非常不同于常规科学的“科学”的忠诚。那种对立观点的历史功能，不下于在广泛意义上否定（常规）科学的合法性：这种否定扩大到科学的本体伦和认识论主张，而首先是它的经典的、固有的扩张主义野心，即要规定人类进步的意义和方向的野心。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场古老的、持久的顽固的和难以好转的战斗。对于反科学的这种政治意图，人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反科学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它会对社会和人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宣言表明，对科学进行攻击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攻击动摇了公众的信心，这种攻击改变了科研的方向，这种攻击影响了政府的资助，这种攻击推翻了推理和证明的标准。”马斯洛对反科学危害的分析更为鞭辟入里：

使我不安的不只是长于“类推分析”的科学家和他们否定科学中人的价值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一切科学超道德的技术化。同样的危险是某些批评正统科学的人，他们认为正统科学过于多疑，过于冷漠，过于非人性化，视其对人类价值构成危险，进而全面否定之。他们是“反科学”乃至反理智的。在某些心理治疗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中，在某些艺术家、某些严肃的宗教信徒中，在某些信奉禅宗、道教、存在主义、“经验主义”一类人中，这的确是一种真正的危险。他们用以取代科学的，往往是纯粹的异想天开或狂热崇拜，不加批判、自我抬高的个人经验，过分依赖于冲动（常被他们与自发性混淆），主观随想和感情用事，不加思考的热情，以及自我中心和唯我论。这正是危险之所在。在政治领域中，反科学和无价值、超道德、技术化的科学一样，都会使人类遭受毁灭。我们都应该牢记，纳粹和法西斯分子正是膜拜激情和纯粹本能，而敌视自由探索的才智和冷静的理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政府主动发动而不是由民间自发兴起的反科学运动，其威力和攻势是无比强大和凌厉的，对科学造成的危害往往是毁灭性的。这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反科学运动在20世纪频频上演。例如，德国纳粹的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科学的疯狂摧残，苏联基于意识形态对所谓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科学的无情批判和对科学家的残酷迫害，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冷战政策对科学自由的严重破坏，中国出于乌托邦幻想和政治意图在和时期对科学的恣意践踏和对科学家的致命打击，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反科学到底有那些具体危害呢？

反科学摧残科学本身。反科学误导科学政策，破坏科学建制，涣散科学队伍，削弱科学能力，对科学特别是对基础研究构成极大的威胁。比如，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反科学时期，许多科学家不得不侨居国外，或者逃到外省。革命集团在这一期间所确定的反科学的方针政策，制造了推翻“学者贵族”、“有学问的特权”的氛围，最终导致取缔科学院，迫害学者。法国科学遭受了一场浩劫，11位原科学院院士侨居国外，许多科学家被迫逃离首都，不少学者被捕，其中一些人后来获释，另一些人上了断头台和绞刑架。1791年，尽管科学院成功完成了革命政府交给的统一度量衡的任务，但是反学科的情绪和气焰更加嚣张，更加变本加厉。拉瓦锡始终对抗这种反科学的情绪和摧残科学的政策，最终在1793年被捕，并于翌年被处死。类似地，纳粹在二战前反科学，使德国失去科学中心的地位。由于，中国的科学基本停滞乃至倒退了整整10年。

反科学伤害文化教育。反科学不仅摧残科学，而且也伤害文化教育事业，尤其对科学教育伤害更大。列维特敏锐地觉察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由于受到后现代反科学有力的围攻，对文化教育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整个文化自身，尽管没有什么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或理论热情，但却很难培养出对科学的理解。直言不讳地说，它是一种懒惰的、绝无雄心的文化，顽固抵制关于任何主题的持续的、一贯的思考。此外，文化保守主义强烈地影响着民族情绪，它虽然易于接受技术，却对科学文化需要的思想框架持坚定的反对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大学校园的保守主义大部分被征服了，它所造成的停滞却继续产生危害。他尖锐地指出，校园里的反科学使“大学的悠久文化现在已经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

作为大学校园的一种时尚，反科学并不是完全没有害处的。它冲淡了非科学专业学生本来就很有限的科学经验。它赢得了一小部分人对其口号的信任和皈依。它在大学校园中散布了相当多的反科学的妄想症。它已经开始培养一帮自我标榜的“政策专家”，这些人将会导致恶作剧，直到他们受到坚定的反驳之前。以女性主义或者一些相类似的豪迈的政治高尚性为幌子，它还能够引诱一些聪明但是幼稚的学生离开科学职业。……最不可原谅的是，它与“同一性政治”追随者的联合使得它能够欺骗一部分同学，过高地赞美他们假想的祖先文化的类科学实践。最严重的是，它能够通过它对教育学理论的影响，从而阻碍和延误急需的初级和中等科学教育改革。因此，概括地说，大学校园中捣乱的反科学的终结将会解决一些真正的问题，并减少一些使人恼怒的毫无意义的废话。但是，这些并无助于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内缓解科学的尴尬处境。

面对这种状况，劳埃大声疾呼：这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是灭绝种族的，因为我们的教育对于我们的后代，事实上对我们的种族来说是无法估量的重要。

反科学败坏社会风气。西奥查里斯等在谈到反科学的反认识论观念的危害时说，它不仅对科学，而且对社会及其风气构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第一，知识的破产导致资金的短缺。第二，认识论的犬儒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引起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无政府主义和无序状态。第三，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批判主义和虚无主义造成科学的混乱、困惑和破坏，这必然窒息进步。列维特注意到，反科学将会使权威概念从政治学词汇中消失，而一个失去应有权威的社会将是一个混沌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真正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这是每一个人都不愿看到的。当代最敏锐的社会批评家之一爱尔施坦说：“一旦人们不再对权威规范和要求抱有信心，那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托克维尔的反应：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正快速驶向民主暴政。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将困难地接受，任何人——或任何权威——都有合法的权利来限制他人的行动，或者实际上是号召我们的行动。……权威和自由不是对立的两方，而是孪生兄弟。如果我们杀害了其中的一个，我们将失去另一个。关于标准、区分、多重机制、规范、要求和反要求的合法权威，它的一切如今都在遭受攻击。”列维特还注意到，反科学者会影响和阻碍对社会问题做出正确而健全的判断和决策：

他们歪曲和剪裁科学的形象，以使之与他们的广大听众的愿望与先入之见相符合。它们更为一个政府的、合法的系统所加强，在处理科学问题的时候，它烦躁、不安并且常常犯错误。更严重的是，政治家、法官和官僚们的知识缺陷又与那些自命为思想先锋的人形成共鸣。……所有这些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结果是一个社会习惯的巨大混合物，它快速地进入文化组织中。当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产生影响的时候，它能潜在地抵抗甚至阻滞科学的判断。

此外，反科学还会使人养成心理懒惰和做事避重就轻的坏毛病：认为艰苦工作，有时是极其艰苦的工作，是一个真正公民以及相伴而来的权威的必备条件，这样的观念已经在知识列车的残骸中消失了，而它构成了当代的政治思想，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隐藏的假定是，如果民主平等地分配权利，它必须通过一些未加明确的炼金术手段，来安排才能、洞察力和判断力被公平地分配。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这样一种假定，即学习科学的艰苦工作可以留给科学家，而与科学主张进行争论或削弱它的权威性，却仍旧保留在回避这些艰苦工作的更普遍的人口之中。

反科学助长迷信泛滥。反科学的一个立竿见影的恶果是，它直接导致迷信的泛滥——这已经是一个众目昭彰的事实——因为迷信的天敌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或大打折扣。正是在反科学肆虐的氛围中，小说家（以前是工程师）冯内古特在1974年才敢扬言：“如果政府把它用于科学的钱取出来用于占星术和看手相，我们就会安全得多。过去我曾经认为科学会拯救我们，而且科学确实试图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再忍受任何更巨大的爆炸了，不管是为了民主或反对民主。只有在迷信中才有希望。如果你要成为文明的朋友，那么就要成为真理的敌人，热中于无害的梦呓。我恳求你们相信下述迷信中最可笑的迷信，例如人处于宇宙的中心，是上帝的最宏伟的梦的实现者和阻止者。关于占星术和看手相，它们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使人感到生动活泼并且充满可能性。它们是共产主义的最佳状态。”

关于反科学的命运，我们总的看法是：尽管它在历史上一再出现，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借鉴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原因在于，它只是消极地把科学倒置和颠倒，而没有积极地提出建设性的纲领或方案来修正和丰富科学。譬如，就浪漫主义的反科学来说，它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人类既不可能返璞归真到愚昧无知的原始状态，也不可能倒退到所谓田园诗般的的农业社会，更不可能一觉醒来就进入乌托邦的极乐世界。因此，在文学艺术之外，过度的浪漫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结果实的，而浪漫主义的反科学则纯粹是破坏性的。结局正像齐曼所言，虽然伪科学和反科学有时也很兴旺，但是结果还是绝大多数人支持科学，科学照样飞速发展，并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科学一直就遭受抨击。它依然是我们广阔文化领域的新手。随着它的扩展和越来越深入，它便遇见了这样的问题，即它的能力备受怀疑，备受有根据的批评。科学的主张常常备受高度的质疑。关于特定问题的热烈争论并非是疾病的一种征兆：它预示着精神健康和道德力量。

虽说反科学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力量，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它在客观上所起的某些相反相成的作用，从中汲取某种有益的警示。1960年代以来的反科学运动，激发了对有关社会问题的跨学科和多维度研究的极大兴趣，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身或转行到能源、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人口、脱贫、城市和农村问题等领域，进行技术选择和政策制定等综合性研究。这不仅促进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推动了一系列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诸如人口学、环境毒物学、恢复生态学、技术评估、生命伦理学、资源保护生物学、生态经济学、科学政策研究、地球生理学等等。另外，诚如拉特利尔所说：

就积极意义而言，反科学运动求助于一种早被科学技术精神遗忘或粗鲁地加以反对的价值观念：交往的价值、联系甚至交流的价值、直觉和情感的价值、创造性和个性的价值、朴素性和自发性的价值，以及与自身、他人和自然界保持真正可靠而和谐的感情。它强调除了科学承认的客观知识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知识；它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与形而上学和智慧相关的思想形式，而不是科学的思想形式；它很容易转向伦理宗教学科；它寻求产生直觉知识的“状态”或与实在融为一体的体验。

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弥补科学之不足，也是对科学的警示。最明显的警示自然是，应该对应用科学和技术转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监督。在这方面，列维特的一段话特别值得人们留意：“自然科学，目前人类的最高成就，发现自己逐渐远离社会生活的结构，这让科学家深感吃惊。这种现象对科学来说是有害的，从长远来看，对社会也很不利。认识到这一点让人从内心里感到气馁，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连着手开始研究如何应付的过程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反科学毕竟是一种消极性的思潮和破坏性的运动，必须毫不动摇地予以抵制和反对，消减它的不良影响，遏止它的萌生。在下面，我们不妨议论一下遏止反科学之道。

一要加强科学普及或科学传播，揭露和消解不实之词和歪曲宣传，树立科学的真实的和完整的形象，增进人们对科学的了解和理解。范伯格注意到，大众文化的传播者用耸人听闻的口吻描述科学，卡通片不时出现“狂热的科学家”的形象。儿童是这类宣传的牺牲品，对他们的损害是长期的。如果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发生，那是因为被来自其他方面的有利压力抵消了，但是这样的抵消因素并不会总是占优势。倘若科学家不注意这些虚假的宣传，那么后果将是令人不快的。齐曼发出号召：“那些赞成反科学态度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传达错误的信息，致人误解，并且是有害的。然而，它们在整个社会有惊人的影响。我们这些不赞成这种态度的人有责任与之进行战斗。”西奥查里斯面对风起云涌的反科学，提出一些应该采取的对付措施。首先彻底否定错误的和有害的反认识论观念；其次给出一些诸如客观性、真理、理性以及科学方法的明确定义；最后审慎而富有成效地实施科学方法。只有这样，为科学辩护才有说服力。在对科学进行正面宣传时，必须防止另一种好心办坏事的倾向，即人为地拔高科学和不切实际地美化科学。尽管我们不同意特拉威克的一些为反科学辩护的观点，但是他指出的下述做法倒是值得科学的捍卫者警惕和戒除的：

在关于科学观念的入门性讲述中，我们通常是使用由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发展出来的文化形式来讲述科学的传统观念的，这些文化形式包括一张圣徒（天才人物）的生平表，他们的奇迹（科学发现）以及各种胜地（各个实验室）。这些充满崇敬之情的故事经常出现在电影（特别是在“发现”频道和公共广播）上。

二要与反科学者展开真诚的对话，必要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反科学的阵营中，除了某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顽固的“基要主义”者、实践和行动中的狂热的激情痴迷者之外，多数人还是不了解和不理解科学。因此，科学捍卫者有必要坐下来，与这些反科学者心平气和地交流和沟通，把科学的真实形象原原本本地介绍给他们，以消除他们的漫画式的或妖魔化的科学图像。对于那些一意孤行者，则要毫不留情地在思想上与之斗争到底，以免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和社会。列维特提出的行动措施的确有些过分，但是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为了清除执迷不悟，我们首先要清除执迷不悟的人。这是学术话语一直想尽量避免过于直接的那类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非常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很多在哲学、政策和科学教育实践上有权威作用的人物完全不适合他们的位子，尽管有些组织的声誉成了他们的身份证明。这意味着，斗争——既为了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也为了一个得到提高的教育体系，以便把那些有希望的学生培养成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将是漫长的、乏味的、无礼的，并且对许多人都会产生危害。我不妒忌那些将要继续这场斗争的人，尽管我希望他们一生一世平安。”

三要继承启蒙时代优秀的价值理念和现代性的合理内核，坚持科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与时俱进，及时对科学修正调整、革故鼎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势。我们不同意处于风行之中的海德格尔以及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拉康、福柯、利奥塔的极端主张，因为他们不仅拒绝启蒙的目标，而且明确否认许多人文主义的前提：人能够自由地和自动地选择；他们能够是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普遍的伦理准则能够被发现；解放的元叙事能够或应该达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理想具有真正的可靠性。凭借海德格尔的哲学，他们同样悲叹技术的成长。他们坚信，语言是邪恶的伪装的存在，每一个文本都能够重构，客观的科学知识是神话。这不仅意味着跌落到主观主义，而且绝望地丧失了人类能够控制未来的信心——一种虚无主义的新形式。要知道，

完全拒斥“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理想的完整集合是十足的蠢行。因为有许多东西我们受惠于我们不能抛弃的东西。我以为，我们需要利用理性时代的大多数理想，但是要使它们适应于当代世界。现代性的关键贡献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也许只是作为“后-后现代性”或新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我们需要重构而不是解构人的知识和价值，是修正而不是嘲笑人的潜力。我们需要在悲观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地方，重新肯定关于人的有条件的乐观主义。

科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会长期成为反科学攻击和要求取缔的对象，但是科学决不能在凌厉的攻势面前退却，而应该坚守自己的固有阵地。“公共科学的部分职责是在所有这些[反科学的]返祖幻想面前，保持它自己的独立性以及知识上是自主权，而正是这些东西使得科学思想成为可能。科学家这样做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具有策略，但是他们一定要坚决。”弗罗洛夫也道出了固守科学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正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特殊的社会建制的科学，决定了它作为达到人类的实际目标的手段的基本价值。因此，这不仅对应用科学来说为真，而且对基础科学而言也为真。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而并非仅仅基础科学），只有当它直接取向对真理的追求作为它的目标，并接受知识的客观性是最高价值，而不受给定条件下可以得到的最佳条件——这被说成是应用研究、包括社会学研究的意图——的引导时，它才能完成它的社会功能。”当然，对科学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理念，也应该审时度势地予以修正和发展：例如，把整体论和约定论的相关要素注入真理概念，并把美学标准作为评价标准之一；把经典的客观性理解为主体间性；把理论的经验证实冲淡为经验确认；把直觉、臻美等方法部分地纳入合理性的范畴；如此等等。在这样做时，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深刻理解和把握火候的情况下率尔操作，也许是不明智的。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金斯的看法是比较公允的。他针对理性表明：“反对科学的那些人、十分正确地为今日科学的后果心神不安。但是，他们有时甚至过分地达到非理性之点，丧失了对科学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共同要素的洞察。因为在今日科学中，理性是有局限的和特殊的形式，主要对分析科学而言是恰当的，分析科学把理性与情感的缩减和消除联系在一起。他们最终把理性看做本质上是消极的，是对精神自由的束缚。这是今日共同的混淆。事实上，综合的理性可以是创造性和经验扩展的积极指导，例如在音乐中。我们对问题的解绝不是消灭科学，而是以综合的形式重建科学，这种科学把人和人的需要作为科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包括在内。这样的科学应该有助于解放精神，而不是约束它。”四要把爱引入科学，爱科学的探究对象即神秘的大自然，爱科学活动的过程即科学的生活形式，爱科学的结果即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架构的精妙和宏伟——这是消弭反科学的治本之道。中国学者任鸿隽说：“我们要人民爱科学，必先使他们知道科学的可爱。要知道科学的可爱，必须经过两个步骤：一、知道科学是什么，二、由科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发生出爱的情感来。”要使他们明白，科学对于满足人类爱好智识的欲望是绝对不可少的，对于人类前途的影响方兴未艾。N.麦克斯韦指出了一条爱科学的途径，即以智慧哲学代替知识哲学：

知识哲学不能公平地对待研究的固有的理智价值，以致与它的伦理一致的追求的探究遮掩和暗中破坏了科学和学术的潜在的智力价值。为了充分发展和使内在于科学和学术中的各个方面的理智财富变得可以达到，必不可少的是，要把智慧哲学引入实践，即以我们共有的努力观看、理解在世界和我们自己中的值得爱的东西。这对像理论物理学这样的明显远离爱的学科来说也为真。在它的最好的理智结果中，理论物理学使我们对于世界的基本结构或建筑构架共同具有爱。物理学在下述程度上具有固有的理智价值：它能够使我们观看、理解和热爱内在于自然中的这种建筑构架的宏伟。

法拉第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爱神秘的大自然和科学，就像爱人爱他的远方所爱者一样。N.麦克斯韦进而表明：“知识哲学消灭物理学的诗意，不仅仅是因为它容许呆滞的专门化和对繁荣的自负。更为根本的是，因为它要求在下述两个领域之间保持鸿沟：一方面是与客观事实和真理有关系的科学和知识的理智领域，另一方面是与像欢乐、恐惧、爱这样的事物有关系的‘主观的’经验、情感和价值领域。其结果，谈论物理学对我们的世界共同具有爱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为了变成宇宙的热爱者，对于开普勒、法拉第、爱因斯坦和其他人来说，我们需要把对客观的、非私人的真理和实在与我们自己私人的本能的情感和想象共有的关注汇集起来。智慧哲学的理智标准鼓励和要求的恰恰是这一点。知识哲学的支持者可能或不可能珍视对‘神秘的自然’的爱：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对他来说，任何这样的私人态度都与物理学的诚实和成功毫无关系。从智慧哲学的观点来看，不应该尝试在私人的和理智的东西之间划分。物理学的理智诚实价值本身与表达和促进对自然的爱的态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五要虚心接受建设性的批判和非建设性的警示，设法促进两种文化的汇流和融合，逐渐消除科学人和人文人的隔阂。在这方面，除了加强科学人和人文人的交流和沟通、重视学校的素质教育、涵养哲人科学家和科学人文家涌现的氛围之外，着力在科学和人文的接壤地带开掘，不失为明智之举。在抵御反科学、促进科学和人文的汇流和融合时，不用说，“赋予科学与其惊人成功相称的社会权威性以不辜负它自己的雄心，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毕竟在当代是强势文化部门，它应该更主动、更虚心地面对人文学科和人文人——接纳其建设性的批评；即便是非建设性的批评，也要冷静对待，善于从中汲取有益的警示。更何况，对科学的批判像科学本身一样古老，它像科学一样也随时间的进展发生变化，20世纪后期的科学批判以它的有组织的特征与众不同，经历了暴风骤雨的科学不必为此大惊小怪。而且，并非所有批判科学的人原则上都是反科学的，或偏爱石器时代优于现在，或否认化学药品对生命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这一切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科学和科学人“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当然，要中肯地批判科学，起码得对科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理解。不要把无知误认为真知灼见，更不能以此作为“批评家”自居的资本。否则，所谓的批评只会产生胡言乱语，而不会提出有价值的思想。格罗斯和列维特说得对：“为了就科学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人们必须在适当深度的水平上理解它。如果诚实地探讨的话，这个任务要求许多时间和劳动。事实上，这最好在人们还年青时开始。”列维特还说：“对科学不理解已经凝聚成对科学的敌视”。“造成这种不愉快的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我怀疑很难清理出明显的线索。我认为——尽管这样说显得很陈旧——一个重要原因是评判标准的消解，这种评判标准认为要真正理解科学，得付出困难和负责的代价。缺少处理这些可怕困难的成功经历，那么赞同或者非难的判断权利即便不是彻底丧失，也会受到削弱。”

在有严重缺陷的现实社会里，科学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随时有可能被异化或误用。卡瓦列里提出的问题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科学在它的所有专门领域是我们社会中的重大力量；通过它的女仆技术，它成为塑造我们社会的有重要意义的独特要素。科学为方便和服务的无限多样性提供了基础。我并不赞成，我们抛弃有用的发现，或重新返回含糊的“愉快的旧岁月”。但是，我们必须询问我们自己，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的连续行进对于人类进步而言是否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已经拥有充裕的商品（它们是否平等地被分配？），可是有丰富的证据表明，遍及世界工业化国家，我们正在经历普遍化的不适。这强烈地暗示，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硬件，然而我们应该更人道地利用手头已有的东西。

遗憾的是，人们现在却陷入了卡瓦列里所描绘的某种恶性循环：我们越来越频繁地面对由“解决”先前技术产生的问题而造成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创造，技术应用，应用造成问题，问题然后又被扔进科学技术解决的箱子。现在，现代科学机构，包括政府和私人组织中的庞大管理分支，以及实践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变成具有自己力量的笨拙爬行的巨人，能够令人赞叹地解决技术问题，但是却没有定向于在广阔的背景上考虑社会的需要。

怎么办？我们需要明智且仁爱的新人，也需要智慧的新科学！对于消弭科学异化和遏止反科学而言，这既是治标的当务之急，也是治本的长远之道。

参考文献

李醒民（1945~），男，陕西西安人。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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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把这种态度延伸一下。诺沃特尼表明，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科学和反科学似乎是明确分离的现象，在它们之间存在明晰的认识论的和建制的边界，即依赖于人们关于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概念。可是，现有的定义反科学或使用科学的合理性标准划界的任何尝试，都是在没有阐明科学和反科学的现存关系的情况下重复非理性的指控。二者之间的冲突处于不同的水平。虽然冲突的一部分发生在认识论的水平上，但是另一部分相对地是承载着主张和反主张。从这样的透视来看，科学和反科学不是两个分离的实体，而是不稳定的连续体的两个端点。对于社会学家来说，问题不是多少非理性从反向运动中浮现，而是如何探索它们的社会合理性。科学及其主张在什么维度被攻击？当从科学家的反应判断时，这些攻击是真实的、察觉到的或是想象的？社会合理性在特殊的社会和经济研究以及在具体的历史与境的基础上提供了群体的世界观、信念和意识形态的叙述。其由以出发的假定是：人具有可靠的社会理性，以便坚持他们坚持的观念和信念，并通过集体赞同它们称它们为知识。从这种透视来看，科学和反科学之间的冲突是关于定义具有普适可靠性的合理性的标准、接着判断行为和相应地设立社会目标的不同主张。在研究反向运动的合理性时，重要的是要首先揭示科学和反科学之间的对称性。参见H.Nowotny,scienceandItsCritics:ReflectionsonAnti-Science.H.NowotnyandH.Roseed.,Counter-MovementsintheScience,SociologyoftheSciences,VolumeⅢ,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79,pp.1~26.我认为，把反科学作为“非理性”的东西打发掉确实是过于简单化了，有必要注意探索它的“社会合理性”。但是，认为科学和反科学二者具有“对称性”，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则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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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认为反科学运动的真正含义是：确信科学不能作为人类经验惟一有效的形式。其实这是哲学家多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类经验的各种形式，宗教、美学、历史、哲学以及科学，早已做了许多综合述评。”参见李约瑟：科学——文化的征象，柯文译，上海：《世界科学译刊》，1980年第4期。

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第9期，第14~20页。这位作者也误以为“反科学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

列维特：“后现代左翼对科学的敌对态度却是很有趣的，这不是因为它就‘左翼’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它——经常是很不自觉的——就更广泛的文化所说的内容，其中左翼思想很难说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样说来，左翼甚至不代表自己的传统和看法；而毋宁说，它产生了一些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恐惧，同时用它自己独特的特别是轻描淡写的喜剧般的语言进行了装饰。大学里出现的对科学的仇视显示了，存在于更广泛社会文化中的对科学的焦虑和愤恨，在何种程度上将自身嵌入到思想生活之中。大学左派和宗教右翼看起来居于对立的两极，如价值、兴趣和生活方式等。右翼反科学和左翼反科学使用一些相互难以理解的口令和暗号，并且谴责不同的假想的邪恶。”“然而它们还存在更深刻的相似之处。这两者对哲学上的一元论以及断然拒绝目的论假定深感失望，而这正是科学无情的、清楚的态度。”“除此而外，文化左翼和文化右翼被深刻地与反精英主义连接在一起。”左翼坚持它的热情的平等主义。右翼倾向于贬损继承了悠久的启蒙传统的精英，这些精英带着嘲讽的微笑看着宗教的深层假定。科学家都成为这两种反精英主义分子愤恨的焦点。其实，右翼同样推崇一个具有强烈的等级和富豪阶层的社会体系。学术左翼不仅维持一个严格的强弱次序——在这里一个受宠爱的权威教师阶层未受挑战地享有统治地位——而且经常自吹其理论用语的模糊性和困难性，只有那些具备入会资格的成员才可能掌握。参见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98~300页。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London,Boston:FaberandFaber,1992,p.ix.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00页。

列维特有言可以作证：“没有一个现存的文化能够真正与科学融洽相处”，“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并且作为关于这个世界的本体构造的基本观点——与社会的其他观念、期望和机构协调得不好，有时是非常不好。”参见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i、490页。

赵红州：论反科学思潮，北京：《学坛》（内部刊物），1991年3月31日，第3期，第1~2页。

H.Nowotny,scienceandItsCritics:ReflectionsonAnti-Science.H.NowotnyandH.Roseed.,Counter-MovementsintheScience,SociologyoftheSciences,VolumeⅢ,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79,p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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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个问题是有较大困难的。霍耳顿说：“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过滤出、命名并分析我们称之为‘反科学运动’中真正危险的部分，我们从文献中得不到多少帮助。在文献中没有关于它的充分的、严肃认真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关于感受到反科学的威胁的现代观点的讨论。我们进入这项研究全都同样需要更好的理解。”霍耳顿：《科学与反科学》，范岱年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5~186页。

莱文：科学研究的目标和服务对象，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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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茨对此有详尽的论述：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的工作风格是由自然的“祛魅和非人性”定义的风格。在理解和控制自然的所有选择中，我们能够识别一种另类哲学，它向在它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僚化科学（bureaucratizedscence）发起挑战的、政治上激进的民间科学（folkscience）提供了运载工具。在这种传统中，明确地把对自然的研究看做是一种社会的、精神的活动，一种对话而不是分析，不存在所谓的“科学中性”或“客观性”的防护罩。这种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远至古代的中国道家，经过圣阿西西的方济各，到帕拉切尔苏斯、威廉•布莱克和1960年代的“反文化”先知。必须承认，他们参与并且形成了关于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某种感知传统。一是“浪漫地”力图与事物本身接触，而不是与迷信书本的描述接触。另一个是“仁慈”：探索不是为了个人的实现，而是为了全体人和自然的利益。与此相关的是对现存的体制、准则和人事的激进批判。鉴于“经典的”风格逐渐地退化为僵化的形式和枯燥的内容，“浪漫的”风格通过形式的混沌和内容的腐坏更迅速地爆发了。浪漫风格具有它自己的破坏性的矛盾，因此注定失败。参见J.R.Ravetz,TheMergerofKnowledgewithPower,EssaysinCriticalScience,LodonandNewYork:MansellPublishingLimited,1990,p.319.

李约瑟就是这样看问题的：“目前，反科学运动正处于进退维谷，因为它很难使人类重返科学以前愚昧无知的幼年时期。”不过，他接着又说：“但对于不断应用科学知识所带来的一切，又确实有理由深感不安或满腔愤怒，并对未来充满恐惧。”参见李约瑟：科学——文化的征象，柯文译，上海：《世界科学译刊》，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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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21~222页。作者在所引用的话的前面这样写道：“科学别无选择，只有同这些原始焦虑一起生活。如果科学家认为，因为周围社会陶醉于科学所赠予的大量物质生活的话，所以这个社会已经建立了反映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思想框架，那么科学家就犯了一个错误。……在今天的文化中，主要是理想化的自然形象扮演着超人的角色。科学作为自然的解释者、保护者和折磨者，其地位是摸棱两可的，或者是更坏的。不管它的辩护者是多么的雄辩，科学将持续地成为怀疑和愤恨的对象。在一种深层的意义上，它实际上是社会组织的最具侵犯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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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axwell,FromKnowledgetoWisdom,ARevolutionintheAimsandMethodsofScience,England,NewYork:BasilBlackwell,1984,pp.6~8.作者在这里还指出，爱因斯坦对于正统的量子力学理论的最终可接受性提出合理的理智反对，都与他对物理学具有的高度的理智的和私人的志向密切相关，即他的反对正是基于智慧哲学的观点。在爱因斯坦看来，正统的量子理论只能要求“店主和工程师的利益”，它仅仅正确地预言了实验结果，而无助于向我们揭示“造物主”即宇宙架构的宏伟。对他来说，正统的量子理论的宇宙架构是“不幸的粗制滥造”。

普赖斯说得很有道理：“似乎大家都同意，科学同人文的任何分离都是一件坏事情。这个鸿沟必须消除，必须把科学当作人文或者把人文当作科学看待来消解裂痕。……在人文和科学的中间地带值得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是引人入胜的，并且可能有用。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劳动，人文学者的传统思维模式和所有进行探索的技巧手段才能对科学领域的东西产生作用。而且，关于科学，这种学问能告诉我们的比任何一个纯粹科学家从其正统研究过程的潜移默化中所能学到的要多，它必然提供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课题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整个学科群。”参见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53~254页。

列维特的论述印证了这一点：“不存在可与科学相匹敌、可以对科学构成挑战的事物。在那些与科学有关的公众利益问题上，以及那些需要精确地描画出事物如何运作的场合，科学是——或者应该是——王牌。这并不否认这样的可能性，即问题涉及到一些领域，相关的科学知识也许是不完备的，甚至科学界还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将会坦率地承认难以把握，并且充分地探索将会使问题变得明朗。”参见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05、504页。

莱文的下述言论尽管是为反科学辩护的，但是也值得科学的捍卫者思考：“霍耳顿的立场应该提醒我们，对批评科学采取抗拒态度有着漫长而荣耀的历史，但首先是阴暗而污秽的历史。我们的工作则是让大家看到，就与科学论的核心活动的关系而言，波普尔式的批评并不起作用。没有一个人试图镇压科学，那种假设所有不与自己联盟的人都是以某种方式亵渎它的心理必须克服。我所见到的大多数科学论著作都符合下面的情况：正因为其作者对科学很着迷，才决心写出这种著作来。实际上，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文化之间总是相互支持、相互揭示、相互检验以及相互交流信息；在我们不断地对这种复杂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当代的学科斗争。”参见莱文：科学论的目标与服务对象，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50页。

韩愈：原毁。

沃尔珀特认为，要理解科学没有容易的道路，因为没有关于科学方法的公式。也许最好的、也许惟一的理解科学的途径是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这显然不是改进公众理解的选择。不管怎样，科学教育应该考虑该科目的非自然本性。不应该把学习科学的方式弄得像学习不规则动词的变化一样，靠死记硬背。学习科学中的创造性以及强调心理勇气和失败，也许比学习科学本身有价值得多。参见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London,Boston:FaberandFaber,1992,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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