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