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中情理思考研究

内容提要：明代爱情传奇表现出“情”与“理”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本文拟由《牡丹亭》中人物所表现出扬“情”、扬“理”的变化、剧作家的自述及情节表现模式对“情”表达过程中的耗散，讨论《牡丹亭》乃至晚明爱情传奇所表现出的“情”与“理”决裂之际，又回归于“理”的秩序中的原因，并由此看出汤显祖的精神指向。

关键词：《牡丹亭》；情；理

明代“情”与“理”的冲突一度很激烈。自从朱熹把“情”与“理”尖锐地对立起来以后（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理”便借助于政权力量，构建起一个秩序森严的“理”的世界来统摄宇宙和人世，从而拥有了至尊无上的权威，对人们进行全面压制和禁锢。至明中叶，有志之士不堪其重压，勇敢地在这黑重的厚幕上扯开了一道裂缝，放进一阵新鲜的空气，顿时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风暴，冲荡着那令人窒息的气闷。

晚明爱情传奇便烛照出当时的风云激荡，显示出人们对个性自由的呼唤、对作为一个人的感性欲望的渴求、对“情”的热烈礼赞和高扬：“情”对”理”的世界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但“情”那奔突的耀眼的火焰没有持续多久，没有烧毁那个“理”的厚幕。而是渐渐地收敛了它的光芒和热量，回缩在那个未被情的火焰烧毁的“理”的厚幕中，从而取得了与“理”的妥协，达成了“情”与“理”的和谐。明中后叶那次一时声势浩大的狂飙思潮最终以复归封建意识而终结，只促成了封建文化结构本身的自我调整。

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典型地履践着这一轮回。

一

明代程朱理学弥漫嚣张，时风浸染，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三纲五常”的陈腐说教俯仰皆是。只要读一读《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义侠记》等剧作，就不难发现，当时的传奇作家对负载着封建伦理的理想人格典范的啧啧称赏和竭力摹画，已走到了绝境，那几乎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图解和化妆表演。

这种恶浊之气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感，所以当有“异端”横出之时，那股静默于水底的潜流便掀起了惊涛骇浪，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进：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使其置身于鲜活的现实世俗生活中，体味、思索世俗人情和感性欲望的合理意义，充分肯定也积极追求世俗的生活、独立的个体和自由的个性。李贽就公开宣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明周应宾《识小编》引李贽语)这是对当时神圣的理学思想的“亵渎”，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当时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这类赤裸裸的人性论主张，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猛烈冲击。新思想的曙光激发着人们的热情和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与追求，因此，伴随着对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戏曲创作中也出现了一股浪漫思潮：高张“情”帜，打破传统，反抗秩序，表现出“情”对“理”的反抗。争取自由爱情的斗争是个性解放的第一阵春风。汤显祖的《牡丹亭》就以火一般的热情描写了杜丽娘对自由个性矢志不移的追寻，出生入死，撼人心魄，宣扬真情的神圣和超越生死的力量，典型地高扬起鼓荡于这阵春风中的一面旗帜，表现出“情”对“理”的挑战和反抗。

作为“至情”化身的杜丽娘为了追求美好而纯真的爱情，乞乞以求，一往而深，至出生入死，起死又回生。这一异乎寻常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示了对人的感性情欲、自我生命的追求，以及“至情”那超越生死的奔突力量，其表征是对“理”的冲突、反叛。这种追求力量与那“理”的严整秩序是格格不入的。它深刻地展示了爱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与束缚人们身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即“情”与“理”的冲突。杜丽娘的冲突对象实质上是“理”所构建的严整社会秩序，是沉淀于社会心理深层的牢固传统意识。应予注意的是，这种“情”与“理”的严重对立、冲突，《牡丹亭》没有在现实人世中予以展现，而是把它放置于一个超越现实人世的怪诞幻境中进行展现，即所谓“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1](《牡丹亭记题词》)。就在这个异乎寻常的过程中展现了“情”与“理”的对立冲突和杜丽娘追求理想的全部“至情”力量。

也正是因为杜丽娘的这种“至情”没有在现实环境中与“理”进行至深至烈的冲突，所以“至情”的呼号一旦从理想的幻境中返回现实人生，就显出手足无措的彷徨与迷惘，最后那于现实中铸造就的根深蒂固的“理”的意念重又于内心深处泛起：

[旦]姑姑，奴家死去三年。为钟情一点，幽契重生。……数日之间，稍觉精神旺相。

[净]好了，秀才三回五次，央俺成亲哩。

[旦]姑姑，这事还早。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

……

[生]姐姐，俺地窟里扶卿做玉真。

[旦]重生胜过父母亲。

[生]便好今宵成配偶。

[旦]懵腾还自少精神。

[净]起前说精神旺相，则瞒著秀才。

[旦]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生]日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则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又会起书来。

[旦]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1](第36出“婚走”)

为追求理想而冲击“理”的秩序的杜丽娘，在此却明确地维护起那个秩序了。丽娘的行动在幻境与现实两间的反差表现，让我们看到在她反叛行动中脖颈上那隐约晃动的枷锁和前行身影中的拘泥步态。丽娘虽然拥有冲破一切的“至情”力量，最终还是想争取父母对她的婚姻的承认，并鼓励柳梦梅去获取功名富贵，以争得社会规范的支持与承认。此时，那经过了多少努力和追求才获得清醒认识的“情”已彻底地向“理”屈服、回归了。所谓“鬼可虚情，人须实礼”，正反映出杜丽娘的“至情”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气馁。可见，丽娘自身的追求和完善是被圈定在封建秩序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她在肯定主体自身的追求和完善的同时，也求助于“理”所构建的社会功能和规范，还未能完全摆脱那个社会所信奉的正统观念和礼义规范。

而且，“鬼可虚情，人须实礼”也反映出杜丽娘面对现实时对自己的“情”的不安。她努力寻找现实秩序规范对其感情的支持，并为此而努力踏上那个社会中一个闺阁女子习惯、稳妥而又安全的道路，如此才能让自己感到心安理得。于是乎，柳、杜的婚姻落入了“奉旨完婚”的熟烂窠臼；个性自由的追求步入了“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1](第39出“如杭”)的旧途。这种大团圆的情节模式与杜丽娘的人性觉醒及反传统、反模式的爱情追求是极不谐调的。传统的情节模式、大套路——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大小登科，一家团圆——是与守规范、喜模式的风气相适应的，也为当时众多作家所喜用。这是同讲究规范、严守法则的传统艺术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

中国古典文艺中的赋、诗、词、曲无不有谨严的结构形式，作家只能在这些规范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艺术思维方式根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追求社会关系的秩序化和人伦关系的规范化，思想统一，和而不争，才能有利于巩固政治。审美意识上则倾向于中和之美。理学所构建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也极为关心封建伦常秩序、等级体制的实现[2](《宋明理学片论》)。这种大团圆的情节窠臼客观上间接地表现出对“理”所建构的等级森严秩序的维护。所以，尽管杜丽娘的“至情”锋芒毕露，含茹着激情，却并未超出传统的伦理秩序，以及对这种秩序间接的维护形式。这种“至情”与规范的格格不入反映出情的冲击在面对现实秩序时的无奈、迷惘，反映出杜丽娘挣脱传统束缚而终又回落于束缚之中的必然心灵轨迹。

“情”的张扬是自由和个性的象征，是充满生命力的、积极的，它强调的是狂飙突进，对秩序的冲击和迸毁。这种情的激扬、狂放与过分的规范森严、整饬一致是不相宜的。自由、热烈、奔放的情的抒发与表现在考虑如何融进严整的表现方式时必然会削弱它的热度和冲击力，所以把这种激荡纳入平稳严整的情节结构模式，就在尖锐对抗冲击中形成了对“理”的缓冲，从而削弱了对“理”的世界的冲击力。可见，这个相对于整个规范来说的偶发变异，是在有序的规范中发生的。在这个极具普遍力量的规范中，“情”的冲击和热度在与那些严整的规范周旋的过程中最终被消耗殆尽。

二

幻境与现实的对立冲突，是汤显祖对理想的赞美，对现实的挣扎与反抗，但也正是这对立冲突，隐含着汤被“理”深深束缚的心态以及由之而来的困惑。

在汤一生的奋斗过程中，总是一边眷恋着“君恩未报难高隐”[3](p263)(《送王侍御以论耿公归蜀，侍御故吉州人》)，吟唱着“云阁寸心终未绝”、“萎蕤意气复何云，径须垂晚立功勋”[3](p333)(《送刘玄子使归》)；一边却又不断地感叹“人间惟有遇天难”[3](p527)(《达公忽至》)，而要“便作羽毛天外去，虎兄鹰弟亦无多”[3](p788)(《恸世》)。激情与消沉、梦幻与现实的冲突一直未在他心中停止过。他在《牡丹亭》中描写出杜丽娘在虚境和现实两间的巨大矛盾：一方面是丽娘在虚幻世界里任自己的情流飞泻、爱火沸燃；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丽娘老成持重、知书识礼的闺秀，“不向人前轻一笑”，还魂之后，谈及与柳的婚姻，念念不忘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耿耿于怀的是夫婿的状元及第。这种矛盾在汤的身上也存在。他在让丽娘为爱情东奔西突的过程中无法为她找到一个更为理想的归宿，只好在现实秩序中为她寻觅一个自己认为合理谐礼的稳妥结局，并由这个安排而心安。杜丽娘那“情”的奔突力量在现实中的无奈处境，包含有汤显祖对其所信仰的“至情”的淡淡幻灭感。而这种幻灭感在他后来的《南柯记》、《邯郸梦》中弥漫尤甚。《南柯记》表达了“不须看尽鱼龙戏，浮世纷纷蚁子群”的人生虚幻观念；《邯郸梦》把人世上的所有“宠辱得丧、生死之情”都归之于梦幻，最后归结于“梦死可醒，真死何及”[5](p1262)(汤显祖《邯郸梦原叙》)的禅家偈语。“二梦”再也没有《牡丹亭》中那充满蓬勃生机的花卉春光，失去了昂扬向上的生命意识了。

更可注意的是，汤显祖在具有了进步的人性观念的同时，头脑中还滞留着很多传统伦理观念。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清晰地表达了他对戏曲功能的观点：

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此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3](p1127)

汤显祖在此公开宣称，戏曲应当为完善三纲五常，为维护封建教化服务。他还在《南柯记》中大谈女性的“三从四德”：“夫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而从子。四德者，妇言、妇德、妇容、妇功。有此三从四德者，可以为贤女子矣。”[4](第5出“宫训”)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所推崇的节妇义夫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典范。他在打破传统规范，撕扯伦理人格典范的同时，也想树立起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和典型，但在现实中一时又找不出。茫然四顾之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占了上风，原已模糊的影像又日渐清晰了。于是，当杜丽娘还魂回生后以“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原则声明婚姻“必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遵礼守德的封建贤良女子被一度为汤所恶鄙、冲击的封建伦理规范成功地制造出来了。

“理”所构建的占统治地位的人的观念，极端主张压抑人的自然欲望，扩张人的伦理规范，引导人们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积极寻求自身欲望的合理满足，简言之：以“理”制“情”。这种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封建专制统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也普遍地、顽固地浸淫着封建时代人们的心理，使得人们的理想人格潜移默化地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就连徐渭、唐寅这样的狂狷之士，也写过节妇诗。由于这种因素的存在，在以情抗理的激烈冲击中，也就时断时续地隐存着不少缓冲地带。所以，“情”与“理”的强烈冲突和尖锐对立，在《牡丹亭》中并未得到长久的持续。就在汤显祖秉持“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3](p1127)的原则构建理义中包含着性情的节妇义夫的过程中；在显示对“情”高度张扬同时也对传统伦理观念心许默认的过程中，杜丽娘也就慢慢地消融在“情”“理”合一的框架中了。三

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儒学为中心的整个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稳定性的有序集合体，它具有极为充分的缓冲性、柔韧性。在较长的历史长河中，从老庄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悖乱、逆反、奇狂的行为和意识，对这个有序的集合体产生了不绝如缕的撞击，但都被这柔韧的集合体慢慢地消融化解。许多狂狷之士终其一生徜徉、拘囿于这个有序严整的集合体中，很多的意识、思潮也就如流星般闪现一时，最终以偶然的变异被消解，取得了和这一集合体的和谐与统一。

封建秩序在注视那些奔发的变异的同时，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消融，封建伦理道德继续潜移默化地发散、薰陶乃至积淀于民族心理中，成为人们一种意识的理念模式，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牡丹亭》乃至晚明爱情传奇对“情”的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就拖曳着沉重的封建道德的重负；对一种人格的认定和评判，还是没有脱离封建伦理道德的参照系。于是，本应在人的性格中发生冲突的世俗人情和封建理念，在晚明传奇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上却获得了完美的和谐与统一。他们也醉心于这些和谐与统一。因为他们于前行路上瞻前顾后的步态中以及对理的妥协中，能让抑制的冲动获得暂时的释放，为情绪的平衡与中和创造条件，从而为能与传统伦理呼应而获得一种放松感和安适感。

这样一来，他们就牺牲了经过多少寻觅和抗争才获得的对“情”的鲜明认识，而去接受了严整模式对情的框定和挤压，如此换来了“情”与“理”的和谐统一。于是出现了“性情者，理义之根柢也”[5](p1357)（陈洪绶《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序》）、“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3](p1127)（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天下之贞女，必天下之情女”[5](p1353)(孟称舜《贞文记题词》)等观点。依此观点，出现了倡人欲而达天理的理想人格典范和众多遵礼守义的节妇义夫。

在这由“情”帜高扬而又渐趋萎缩的过程中，有剧作家由于头脑中难以抹去的传统底色而自我的瓦解和贬抑，也有极其稳定的传统意识的侵蚀和消解。因此，在“情”、“理”一度极烈对立之后，终于融汇为一，这是对封建意识的又一次复归，是以肯定和追求世俗生活、独立自由个性为表征的狂飙突进思潮的失败，是超稳定封建文化结构的自我调整和又一次销融成功。于是，负载着自由、个性等浪漫思潮的《牡丹亭》，在一度濒临与“理”所构建的秩序和意识决裂之际，又重新回到传统的正轨上来了。

但毕竟《牡丹亭》中由“情”所崩发的冲天火焰照亮了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鼓荡起了人性的新鲜空气，让众多呻吟于“理”的桎梏中的人们感到了自己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活力；让迷失于“理”的黑暗中的痛苦灵魂找到栖息之地。“当日困于封建礼教，身受爱情苦恼的青年男女们，一旦看到这种作品，觉得只要情真，梦中可以找安慰，死了可以复活，这对于被封建礼教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青年男女，在这一种作品的艺术感染上，正可疗治他们精神上的创伤，解放他们潜意识中的苦闷。”[6](p1004－1005)

它虽最终被“理”熔解掉，但热切的灵魂从未终止过对这一次人性觉醒呼声的回应①。

注释：

①清代的戴震、谭嗣同曾满怀悲愤地控诉了宋明理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的损伤。戊戌以来，从到邹容、宋恕，从陈独秀到吴虞、胡适，从鲁迅到巴金、曹禺，无论是《狂人日记》是《家》，也无论是巴金的《家》还是曹禺的“家”(《雷雨》)……都充满了战斗激情，都是以反理学作为基本主题的。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宋明理学片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3]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汤显祖．汤显祖戏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9．

[6]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