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延安时期党的历史经验

一、总结纠正错误思想路线经验

延安时期，非常重视纠正错误思想，并且经常针对纠正错误思想路线进行总结。早在1937年4月24日，就对过去陈独秀、李立三的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总结，提出以后还会不免发生，因此要继续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1937年6月1日，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5年以来，之所以存在错误，原因就在于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这不仅体现在党内关系方面，还体现在理论宣传的过程当中。不仅如此，还深刻总结了导致“左”的错误的四个因素:第一，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存在，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环境也很艰苦;第二，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有很多人存在阶级成分的问题，例如小资产阶级和幼年无产阶级;第三，没有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紧密融入中国的革命实际当中;第四，仍然存在斗争策略等方面的错误。所以，提出，要克服“左”的传统，一定要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工作，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到了1937年七八月间，对党的历史经验以文章的形式总结出来，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领域，对党和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哲学概括，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阶段性成果。这两篇文章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其中，《实践论》深刻地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它们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结果。这一科学结论是在同党内“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形成的。《矛盾论》中的哲学观点同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浑然一体的。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科学原理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对马克思主义为何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在此基础上，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从哲学角度作出了详尽的批判。1941年，写作《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长达5万字。这篇文章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年，在《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对王明“左”倾路线作出概括: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实践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结论草案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在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所犯的严重错误。1942年2月1日，在其所作的报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明确指出了在学风、党风和文风上不正的问题，所谓学风不正是说存在主观主义;所谓党风不正是说存在宗派主义;所谓文风不正是说存在党八股。对于教条主义的问题，1942年3月2日在谈到党的创立至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经过中提到，中国的教条有两种，一种是旧教条，一种是洋教条。旧教条被“”所打破，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又出现了洋教条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那么整风运动是另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1943年4月13日，总结了自由主义的特点。指出自由主义在党内和党外是不同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要正确区分在立场方面的坚定以及在策略上的灵活。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要达到整风的目的，就必须要克服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克服自由主义倾向的有力武器就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武器。1943年9月7日－10月6日，对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总结。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制造者是王明，博古具体实行了这条路线。1943年10月14日，再次对王明的错误思想路线进行了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有22年经验，有军队有根据地，已有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1943年11月13日到27日，以遵义会议为界限，总结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和以后的路线是非马列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区别。1944年3月5日，对路线、作风以及时局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关于路线学习问题，强调: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内问题。整风运动是治病救人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反对、陈独秀、李立三路线的斗争。由于当时没有清算到底，彻底肃清错误思想路线，所以并没有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占多数，所以需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关于工作作风问题，指出: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这个作风问题还很严重，作风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不论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对于革命来讲，影响都是非常严重的。关于时局和方针问题，指出: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

二、总结教育经验

在总结教学方法方面，1937年9月10日，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针对有些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的问题，提出要改变教学方法，要变旧的注入式教学法为启发式的教学法。1938年12月12日，总结办学经验时提到，在已经建立了多所学校，并且训练了很多干部的基础上，强调教育工作的意义在于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在发展教育的同时，强调还要保证物质需求，这需要自己动手解决。1941年8月27日，讨论党内教育发展问题时，总结:过去学校教育没有注重对理论的运用，缺乏联系实际的教育。所以指出，首先应当承认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改造各方面教育。1941年12月17日，总结关于马列主义的教育工作，指出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仅仅是形式上的教育，而忽略了理论的实质教育，忽略了对理论的运用。在总结教育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必须将理论教育与实际有效地结合。关于总结干部教育的经验方面，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存在四个缺点:第一，没有着重本身业务的学习;第二，忽视政治教育;第三，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第四，理论学习无组织无目的。1943年3月16日，指出干部教育非常重要，干部教育要重于国民教育，并且提出了干部教育的方法。在对干部的教育当中，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要放在主要位置;对各级干部的教育当中，要将高级干部的教育放在主要位置。1943年8月15日，作《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时，对整风运动中干部的审查工作与内战时错误的肃反方针作了明确的区分，指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内战时期错误的肃反方针，即逼、供、信。在整风运动当中，对干部的审查工作由首长负责，注重调查分析，是从培养干部、教育干部的角度来进行的。

三、总结学习经验

1940年6月21日，新哲学会成立2年之后，总结了理论活动经验。强调了理论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尽管中国革命的时间很长，但是在理论方面还有待加强。革命要想胜利，就必须要提高革命理论，否则是不可能的。过去对理论的重视不够，因此，要吸取教训，加紧对理论的研究。新哲学会成立后，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聚集在这里。但就全国来讲，理论水平仍然较低，因此，号召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1940年12月底，号召即将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生，要习惯蹲窑洞。因为延安的窑洞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对抗战有指挥作用。并且把延安的窑洞和的住所相对比，虽然的住所要比延安的窑洞阔气，但是，他却得不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进而告诉中央党校的学员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完成全国人民所寄予的希望。告诫学员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革命胜利的实践就要拖长。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当中提出要对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学习进行改造，这既包括学习方法方面的改造，同时也包括学习制度方面的改造。

分析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反的，并没有做到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那就是要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和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在总结学习经验的同时，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对周围环境进行详细分析;第二，组织专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第三，针对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的教育，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围绕中国革命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