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精神抗战文学表达思索

尽管儒、道、佛各有不同的观念准则，但在参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识。那些约定俗成的伦理、世俗准则，也在事实上具备这种务实的品格。这种参与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热情。这种文化热情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其核心是民族大义，也就是正气、骨气与义气等。下面就传统文化在抗战文学中的表现作些粗浅论述。

正气，即民族正气在抗战文学中表现为本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在形而下层面表现为顽强的同侵略者拼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与此相悖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渺小的、可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因而是必胜的。正义的事业蕴含着凛然的正气。而正义的发掘，提倡对于民众抗日积极性的发挥，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些是作家进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战时期，大量街头诗及一系列富有鼓动性的诗歌着重于激发民众的战斗热情，艺术表现上多与流血与流汗的战场有关，“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北平沦陷后市民的悲惨生活，颂扬了以钱默吟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国人的凛然的民族气节。作品没有描写战斗中的硝烟烽火，也没有刻画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气大都表现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写了相同的主题，但表现方式是比较有特色的乡村生活。民族正气对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战胜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中以富有才情的笔致勾勒出贺老总的儒将风采。作家们之所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传奇英雄，就在于他们看重智慧斗争的力量，斗争中激发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正气与献身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正气的维护和发扬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与邪、美与丑的斗争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中黄阿大、吕典一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包括了敢于为正义献身的崇高品格，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纯真的、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骨气，即常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传》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抗战文学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选择。舒群的小说《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受伤的抗日战士救护在自己的身边;当敌人的刺刀逼近时，她掩护战士化妆脱逃，而自己却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理发匠孙七与冠晓荷的对比描写，使硬骨头精神更加耀眼夺目。艾芜的小说《我的幼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追求者。战争是试金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少患软骨症的人，尤其是当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穷凶极恶之时。进步作家们直面现实，描写了这类人的种种伎俩和劣迹，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卑污的灵魂。《开麦拉之前的》中的，《残雾》中的洗局长、杨茂臣，《新水浒》中的六师爷，都是这类卑劣的人物。不少汉奸都是因为害怕侵略者的屠杀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出卖民族利益，而是畏惧权贵，社会邪恶势力，从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们对此作了批评性描写。

义气，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对他人的拔刀相助、讲究信义、无私助人等。古人对义气是颇为看重的，这从许多民间传说和不少的文艺作品中不难看到，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时期，人们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文化传统。抗战文学基于对抗战生活的真实描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批颇有义气色彩的文学形象。“东北作家群”中的骆宾基、白朗等，就创作了一些这类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一批具有关东性格的人物，都有这种品格。骆宾甚的小说《一个倔强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这样的人。高氏，人称“秦(琼)二爷脱生的”。他南下从军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荡荡的难民之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他终日沉溺于家庭人伦与农田桑事，似乎消蚀了生命的锋芒，对故乡的凋敝与窘迫无动于衷。然而日军进攻县城引发了他固有的反抗冲动。他招徕乡民，与日本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中的马老汉也是一位因看不惯日军的暴行而义务充当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诸如刘白羽、老舍等也在创作中涉及了一些讲义气的人物。作家们对义气的描写多放在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因为义气作为一种民间的不成文的处事原则在下层人物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其实，义气在某些具备良好文化修养的人身上同样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既有山林隐士的遗风，又有慷慨悲歌的侠肝义胆。目睹敌人的暴行，他放弃了隐士的生活，以传奇的侠义式的反抗行为与日寇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从传统观念上看，义气往往是作为应予肯定的处事原则，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倾向。但对义气应该作深一层的分析。当它有益于正气的张扬、历史的进步时，应予肯定;当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则应该否定。在国人的生活里，“缘”是一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观念，它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缘”一词最初来源于佛学，本来有很精深的哲理;长期以来的辗转相传，已赋予它丰富的民间意义，与原来的佛理大相径庭。对于一般人来说，“缘”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预见的力量所预先决定或安排的。这样“缘”的观念就很简便地为人们用来作事后解释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战时期的作家对于“缘”的描写多体现在写婚恋的故事中。婚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出人意料的聚散离合，而这正是“缘”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作家们看来，婚恋题材本身与“缘”最有缘分。我们注意到，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大都有丰富的婚恋情感体验(如萧红)，作品常常把抗战的背景推得很远，然而却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着读者。这里“缘”是一只无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导演、操纵着人间的喜怒悲欢，抓人心绪。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冯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缘的典型形象。无“缘”是痛苦的，事实上，有“缘”的人们，在过于阴暗的现实天幕下，也常常会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树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缘”、多么美满的一对;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阴冷与萧杀，加之个人性情的原因，最终拆散了一对有“缘”人。抗战文学中涉及“缘”的作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抨击着现实。作家们对于“缘”的描写，较多地联系着政治，体现出否定现实的思维指向。忍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复杂的价值内容，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又有主动性、积极性的一面。从负面内涵上考察，它强调个人在逆境中既然无能为力，就要暂时忍耐、忍受，显然蕴含着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消极价值观。从正面内涵考察，它又表现出一种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许多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即表达了这种意向。忍，这种处事原则对国民的影响不容忽视。考察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发现忍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它的正面影响。这种结果应当归结于儒家思想对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辐射作用。儒家构想的社会模式强调等级的森严、秩序的井然。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建立在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无条件服从之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忍的负面效应。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呼唤奋起与抗争精神。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们无暇对忍的丰厚内涵作出全面的评判。他们从抗战的实际出发，认识到了忍的消极作用，因而在创作中给予了否定(当然问题并非如作家们想的那么简单)。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虽则聪明漂亮，但却儒弱、忍让。他既想孝敬父亲，又迷恋妻子，陷于无法自拔的矛盾中，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荡，结果导致了他的发疯。《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现实。但与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无关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将瓦解，却仍然勉为其难地忍受着妻子和母亲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击与不幸，忍受着一切，这就使他走向了绝望。曾树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来便不能忍了，奋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打上了现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绘。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参加了抗日斗争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内，这些人中除了瑞丰外都还有良心。祁家的邻居，除个别人是民族败类外(如冠晓荷夫妇)，尚有民族情感，对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传统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们未能振奋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萎靡中期冀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到来，在苟且偷生中同受难的祖国母亲一起经历着心灵的“炼狱”。然而，到底是忍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是用他们的血肉打到胜利的，而这些沦陷区中的人们却是忍到胜利的。对此人们不能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也有可理解、可原谅之处。但其表现出来的历史的非主动性应该引起充分的警觉。在这方面作家们比较多的是从自己熟悉的较为狭窄的角度去表现。王西彦那些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写了荣林爷这个忍者的典型被当权者捐税相逼而上吊的悲剧。以写农村生活见长的艾芜也有许多相似的反映。对恶霸的凶残、地主的刻薄没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结果就像《乌鸦之歌》所描写的:要强占的，被强占;精神上还遭到难于忍受的打击，“我的表弟”疯了。

忍与麻木是联结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如果觉醒了，倒生发了一种无路之苦、无论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鲁迅为揭露国人的麻木开了先河。抗战时期不少作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萧红的《呼兰河传》对民众的麻木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导演出来的愚钝行为，描写得生动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审视的目光叙述了东北民间习俗，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小团圆媳妇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她婆母说她病了。说病了又不去求医，去请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这位“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的小团圆媳妇当众一丝不挂地在缸里滚沸的热水中“洗澡”。他们把小团圆媳妇硬按在里面，仅挣扎了一会儿就昏厥了。这样的“澡”接连洗了三次。折磨与恐惧带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萧红的笔下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剧。麻木直接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仔细考察抗战文学中所写的麻木，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揭示的范围较五四文学有所扩展，不仅有无知民众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识分子的麻木。骆宾基在他描写战前社会生活的乡土小说中写了麻木的无知民众，在以抗战时期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一些小说里又写了麻木的无知者。知识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无知为基础，而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加上进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们明知这样不对，可又不得不这样。《四世同堂》中的种种忍耐，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种表现，不少人有民族感，有爱国心，可又离不开这座日本人占领了的城。老舍明确指出这种忍让、麻木是历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经历了无数帝王的更替，每个帝王都以为劳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抗战文学中表现得也较多，“孝”又是其表现之一。

儒家学说中家族观念很浓，而家族观念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强调忠孝之道、教惮之道。抗战文学中较多地涉及到孝，像靳以、巴金、老舍、王西彦、艾芜、萧红、傅铎等人创作的作品中。尤其到本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怎样评价包括孝在内的传统文化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抗战文学中涉及“孝”多的原因。对孝和为孝作出牺牲的评价，既看到它合理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不合理的一面。《前夕》(靳以的长篇小说)中的静宜，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理想，拒绝了爱情，为的是孝敬年老的父母。可神州大地正在受着日本人的践踏，经历着集团的反动统治，每一个正义之士都应该为民族的尊严和光明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静宜爱自己的祖国，支持妹妹们离开家庭为社会献身，也知道自己成天被细微琐事缠身会随同这个家“腐烂掉”，但她还是找了种种理由诸如父母无人照看、家无人料理等等把自己留下了。

家庭和社会存在着矛盾是事实，但决不是毫无办法统一起来。傅铎的话剧剧本《王秀莺》中的王秀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参加劳动，忍受着好逸恶劳的婆母的刁难，支撑起那个濒于破碎的家，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战争。这样的孝和为孝付出的牺牲，在彼时彼地是值得肯定的。决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苛求前人。每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他们那个时代应该做、必须做、也尽可能做的事情。一般说来，忠、孝难以双全。可在老舍那里，二者却能和谐地统一起来。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虽然也有在忠孝矛盾漩涡中挣扎的痛苦，但是在国难当头的环境里他还是摆平了爱家与报国的位置，既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承担了负累克尽了孝道，又以特殊的方式为国家实现了尽忠的义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抗战文学，又由抗战文学返观传统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从本文的题目和角度看，许多问题有待于深入开发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