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防治环境税与污染权交易有效结合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外部性与环境税；科斯定理与污染权交易；环境税与污染权交易之间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影响”、环境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与不公平、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制环境污染措施、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败、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用污染权交易来代替环境税可以说缺乏现实基础、污染主体相对集中或较容易分辨、污染物可以被有效计量、污染物的治理成本较易测算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环境税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在发达国家已实施几十年，并且具有良好的环境效果。但是，在一些国家，一直存在这样一个争论，即用污染排放权利交易作为环境税的替代办法。污染权交易的概念是，政府可以设置一个可接受的污染排放水平，出售给相关企业以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并且允许企业之间进行这种权利的交易。那些削减排放成本较低的排放者可以将其权利卖给那些缺乏削减能力的企业，由此，总的排放成本将减至最小。对两种手段如何进行评价，关系到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文从这两种环境经济手段的理论与现实出发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一、外部性与环境税

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或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作用。好的作用成为外部经济性或正的外部性，坏的作用成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由环境问题带来的负的外部性是外部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从配置资源的角度分析，外部性是表示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其表现有两个方面：其一，决策者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包含其他决策者的所选择确定变量数值的一些实际变量；其二，决策者主体并不对受影响者进行补偿或收费，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费用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

由于环境污染这种负的外部性的存在，造成了环境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与不公平，这促使人们去设计一种制度规则来校正这种外部性，使外部性内部化。庇古在研究外部性的过程中，也提出来解决外部性的税收方法，即征收庇古税。按照庇古的思想，应使用税收的方法迫使厂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应该对它施加一种税收，该税收恰好等于边际损害成本。即污染者必须对每单位的污染活动支付税收，税额等于负的外部性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者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即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的差额。通过征收这样一种税收，污染者便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恢复帕累托最优。显然，庇古税是一种基于社会和私人纯产品差异的分析，并从责任角度来矫正负的外部性影响的解决方案。他通过工厂烟囱污染户外晾衣的例子，引出来庇古税概念：1918年，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其空气污染监督委员会与附近的干净城市Harrogate相比较，将燃料的额外成本和洗衣材料计算在内，不考虑劳动力因素，整个城市的总损失为一年29万镑。那么，庇古税就要求促使行为人承受其行为成本，即庇古税也应达到29万镑，并且由造成污染的制造企业来缴纳，其目的旨在影响企业改变技术或减少产出，甚至终止经营。

这就是庇古对外部性的著名修正性税收方案，由于庇古税的基本原则与现行有关国际组织、政府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并倡导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一致的，因而，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制环境污染措施。污染者付费原则(thePol—luterPaysPrinciple)是在1972年OECD环境委员会首次提出的，该原则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图：即制造污染者应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这种措施由公共机构决定并能保持环境处于一种“可接受状态”。这一原则在，OECD、欧盟等发达国家得到了认同。此原则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即为，如果环境损害成本没在价格中得到适当反映，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市场都低估了商品价格．因而带来过多的生产和消费。通过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实施，就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排污者与那些环境改善中受益者之问环境保护的费用分配问题。学者们大多数是认同环境税的若干优点：即环境税具有与污染者承担环境污染责任；通过提高价格，使外部性内部化，限制了对环境有损害的活动，纠正了市场失灵：与其它环境政策相比，能以成本一有效方式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环境税不仅具有上述优点，而且还存在更多的潜在得益，环境税不但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且减少了税收的额外负担，环境税不仅会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还会对经济福利如效率增加产生正面影响，或者将会为实现其他政策目标如就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环境税具有“双赢效应”。

二、科斯定理与污染权交易

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处理外部性过程中经济理论界基本上是因袭庇古的传统，认为应该引入政府的干预力量，外部性实施者或被课税或给予补贴，即以庇古税为主线来分析帕累托最优的基本条件。这一传统被科斯于196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所打破，即被广泛称之的“科斯定理”。

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科斯方案与庇古方案相比有下列不同之点：

第一，科斯是从经济活动的总体目标(社会总收益最大化或社会总损害最小化)和边际原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从法律责任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科斯把权利或产权看作一种生产要素。通过产权的市场交易，可以使产权关系得到重组和调整．理性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必将使产权这种要素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第三，由于把产权看作是一种可交易的生产要素，因而只要产权初始安排界定清楚，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与产权初始安排无关。这意味着在产权界定清晰和产权自由交易的条件下．市场机制本身可以有效率地解决外部性问题，并不需要政府插手其问。市场的自由交换过程对法律权利的不当安排有一种自动纠偏和矫正的功能。

尽管科斯定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它主张利用明确的产权关系来提高经济效益，解决负外部性给资源最优配置造成的困难，尤其是解决公共资源中出现的严重外部性问题，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它启发了一代经济学家．使外部性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戴尔斯在科斯定理引入产权和价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政府的作用，在其《污染、产权、价格》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污染权”概念。戴尔斯认为，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败，造成了环境污染。单独依靠政府干预，或单独依靠市场机制，都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恢复市场机制．有效地解决负的外部性，把污染控制在令人满意的水平。戴尔斯认为，环境是一种商品，政府是该商品的所有者。作为环境的所有者，政府可以在专家的帮助下，把污染废物分割成一些标准的单位，然后在市场上公开标价出售一定数量的“污染权”，每一份权利允许其购买者可排放一单位的废物。每一水域或区域出售污染权的数量要足以保证环境能被人们接受。政府不仅应允许污染者购买这种权利，而且，如果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遭受了或预期将要遭受高于价格的损害时．他们为了防止污染．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在产生外部性的污染者之间，政府也应允许其对污染权进行竞购。在竞争中，一些能用最少的费用来处理自己污染问题的公司则都愿意自行解决，使之内部化。政府则可以用出售污染权得到的收入来改善环境质量。这样，通过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相互作用，政府有效地运用了其对环境这个商品的产权，价格机制将促成一个最佳的分配。

三、环境税与污染权交易之间的现实选择

笔者认为．不管是依托外部性理论的环境税还是依托产权交易理论的污染权交易都存在着合理性，不能简单地认为二者只是存在着不相容性，而是应当从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性角度来评判这两种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环境税自它产生之日起，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它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已经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的政策工具。荷兰可以说是欧盟国家的代表，荷兰政府为保护环境而设计出的税收有：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税和消费税等，名目繁多，全面周到。其他如丹麦、芬兰、挪威、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产品税收”(如对碳氢燃料、CFC等征税)的措施；一些国家正在探讨重新调整现行税收．以使其起到更有力保护环境的作用。欧洲国家的实践证明，采用环境税的方式来保护环境．基本上达到了预想的环境目标，由于欧洲对含铅汽油与非含铅汽油实施差别税，从1985年无铅汽油上市，就表现为迅速替代含铅汽油之势，在欧洲，8年间无铅汽油就拥有了50％市场份额，尤其是在丹麦、奥地利、芬兰、挪威和瑞典．含铅汽油的消费量和市场份额急剧下降直至消失。美国自70年代实施环境税以来．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20％。一氧化碳排放减少了39％．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42％。悬浮颗粒物减少了70％。

所以．用污染权交易来代替环境税可以说缺乏现实基础．而应有的现实选择应当是针对不同环境状况和预计的环境效果。使两种环境手段都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到底是选择环境税还是污染权交易方法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取决于具体的环境特点。要达到预计的污染治理水平，但污染治理成本不好测定的情况下，最好选择污染权交易；反之，环境税能事先预测环境成本，但污染治理水平达到何种程度却具有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选择还取决于污染排放水平和环境损失以及削减成本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果随着污染排放的增加，环境损失增加很慢，但污染削减成本上升很快，在这种情况下。应选择环境税手段。因为征税上的一些较小的变化不至于带来污染的大幅度增加，或者给污染者施加很大的未知成本。如果在某些情况下，随着污染损害的上升，污染治理成本上升势头加快，这时，人们应当选择污染权交易手段。

为进一步说明环境税与污染权交易手段之间的选择．本文引用Westin教授关于某发电站的例子：假定该发电站排放一定水平的烟囱污染，由此导致污染受害者的发病率急剧提高。如果消除这种污染需要改进过滤装置．但其价格随着治理效率的提高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选择权力交易。因为治理失误的风险很大而消除污染的增加成本却较小。相反，如果消除污染的健康收益相当小，而达到改善的环境水平却需要相当大的支出，人们应选择环境税，以缓解污染者的行为。但这种刺激性税收存在政策风险，因为在征税后，可能既不能缓解污染行为又不能实现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

除了上述两种环境经济手段之外，要根据不同的环境状况采取其他不同的环境政策手段。从现实情况看，目前世界各国付诸实施的环境污染控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对意大利、瑞典、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六个国家的污染控制手段做过统计，共有85种方法，平均每个国家14种，其中50％为税费。

一般而言．某一类型污染要运用环境税进行控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其一，污染主体相对集中或较容易分辨。污染主体的明晰是环境税能否成功的关键，否则，污染主体过于分散会导致征管难度加大。

其二．污染物可以被有效计量。污染物是环境税课征的具体对象．只有对污染物的数量(或体积)进行有效计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根据污染主体所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来确定应纳的税额，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

其三．污染物的治理成本较易测算。从经济意义上说．只有环境税额大于污染的治理成本，才能促使污染主体主动减少排放。所以能否测算某项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就成了环境税能否有效发挥应作用的前提。污染权交易在应用中也要考虑的主要前提是：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给污染权确定带来的难度。一般来说，现代工业化经济是由无数的厂商和家庭的生产和消费组成的．产生的废物将通过各种环境介质弥漫扩散到许多毫不相干的地域和人群，尤其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界定污染权是很难的。只有在比较简单的污染权分配制度下，环境问题的弥散性和复杂性较小、涉及当事人数目不多时，才能有效发挥污染权交易的手段，如对局部酸雨、河流水污染所进行的污染权交易。但是，如果对具有全球性特点的二氧化碳排放也采取这种措施恐怕难度很大。否则，就使有些人利用环境扩散特点来分享他人购买清洁环境的好处或逃避支付费用，即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环境问题不但程度严重．而且环境问题千差万别，在治理环境措施的选择上应当本着客观现实的原则，不拘泥于形式，灵活采用多种环境手段，比如行政手段、法制手段，经济手段中的环境收费、补贴、押金以至于环境税和污染权交易，并做到各种手段的有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