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科技对生态文明的支撑

生态科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1．生态科技对于生态文明具有强大的支撑性充分发挥“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才能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科技支持。“科技支撑”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含义如一，生态科技是以现代技术为基础，将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再利用，从而降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以解决生产与消费尤其是生产与环境矛盾为目的，以创建生态文明为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及其结果，进而将科技发展的方向与维护生态文明的方向统一起来，保证科技向着有利于人和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科技从本质来说是以人为中心的，是由人发明创造、为人类服务的;“科技的形成和发展是人有意识的改变原有的自然物，使之成为属于人的结果”。［3］科学是一种真理性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一种改造自然的理性工具，依靠科技的力量去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生态科技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科技作为社会进步和大自然协调发展推动力的合理性，生态科技的出现，人类在“环境困境”的艰难形势下，才有了保证社会向前发展的物质智力技术基础。生态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为我国的环境污染整治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也将为我国今后继续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的科技需求越来越迫切，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科技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保障越来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在提高人们生态意识和文明素质的基础上，自觉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原理，运用高科技积极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诸如，信息技术可以在几乎不利用或较少利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生物技术可以获得并利用人类发展需要的多种基因和信息储备，为未来人类和生物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方式，同时还可以利用有限的生物资源，通过社会生产活动提供包括生物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系统的需要;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还将极大地扩展社会再生产的空间，获得更多的资源。环保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海洋能、地热能等，都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利用科技能力开发并使用的。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核能将是各国着力研发的新型能源，核聚变和核裂变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能源，足够满足现在乃至未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和利用。2．生态科技体系的多重性支撑生态文明首先，生态科技具有综合性。其发展不仅以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为基础，而且依靠其他所有自然科技的支持，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业技术的支撑。不仅依靠自然科学的支撑，而且需要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生态文化的支持，而生态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将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其有助于形成全社会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的科学消费观，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管理科学为生态经济的相关资源配置、规划和调控提供有力保障。其次，生态科技具有效益性。很多污水处理设备，闲置不用，是因为治理污水的成本甚至比工厂产品的成本还高，因而造成企业效益下降。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靠发展生态科技，降低使用污水处理的成本，才能使企业使用生态技术和设备，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企业对生态技术和设备的需求，促进生态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再次，生态科技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对其的界定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对其要求也在随着生态危机的危害程度不断提高，生态科技的内涵和外延也与时俱进。最后，生态科技具有高度的战略性。［4］要求未雨绸缪、统筹兼顾，发挥科技、经济与社会协同创新的作用。环境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不能把环境问题完全归结于经济发展。因为，离开经济发展不但不能解决环境问题，而且人类将失去生存的根基，社会将失去前进的动力。首先，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在继承工业文明科技的基础上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这又离不开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科技，科技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人类正是运用不断发展的科技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才创造并实现了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生态文明所依靠的技术也只能是从工业技术延续而来的，支撑它的生态技术也产生于工业文明之中(如清洁生产技术、环保技术、人性化技术等)。当前，社会财富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产品日益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与日俱进。生态文明是在生态危机背景下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是人类文明形态自我演进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高级阶段。尤其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生态文明是统一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建成一个生态文明社会。工业文明引起的生态危机问题，说到底，是科技进步不够和科技不够发达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5］伴随生态科技的发展，应将环境问题遏止在一个良性循环或有限的空间内、并逐渐化解，以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生态科技水平提高的途径

生态科技发展的前提是改革科技体制，健全市场体制、确保市场对生态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实现如下六大转变:1．公益性院所向非营利组织转变［6］按照社会效益的大小，科研院所(包括科研型大学，下同)可分为公益性与应用性二类。公益性院所应从事业单位向非营利性、自治性的组织转变。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相比，汉斯曼用企业所有权理论解释非营利组织的理论(contractfailuretheory)，产生的影响较大。他认为，当与某类客户相联系的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都非常高的时候，最有效率的安排可能是不让任何人取得企业的所有权，而是把企业塑造成一个无所有人的或非营利性的机构。［7］萨拉蒙认为，通过第三方机构来实施政府功能，政府与第三方分享在公共基金支出和公共权威运用上的处理权。政府更多的是充任福利项目管理者，而把相当程度的处理权留给非政府部门。政府既为公共福利提供更多的资金;又避免出现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在萨拉蒙看来，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理论中，非盈利组织往往被视为在政府和市场失灵之后的辅助性衍生物，是由于政府局限而产生的公共物品生产的替代物(品)。美国学者伯顿•韦斯布罗德提出，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在满足个人的需求方面存在相互替代性。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引起对社会组织的功能需求，这是社会组织存在的主要原因。他的逻辑是:个人的需求是异质性的，而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满足多数选民的偏好，这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这些不满意的个人一般可以有如下几种替代性选择:一是移民;二是形成较低层次的政府;三是诉助于市场;四是求助于社会组织。由于迁移成本的不确定性、政府的有限福利责任以及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连带性和排除他人消费的不可能性而导致市场的无效率，这些替代性选择都不足以完全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有存在的必然性，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取决于公共部门能够满足选民多样性需求的程度，以及选民需求的差异性程度。政府与非盈利院所的分工:政府提供资金，后者供给服务。合作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合作卖者”模式，后者仅仅是政府项目管理的人，拥有较少的处理权或讨价还价权。另一种是“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后者拥有大量的自治和决策权，在项目管理上发言权更大。科技商品或服务由非营利组织来提供，生产者的欺诈行为就会少得多。这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受到“非分配约束”，在提供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和服务时，虽有能力提高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而且不用担心消费者的报复，但他们仍然不会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参与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生产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从而维护消费者利益。发展非盈利院所，以提高生态科技产品的质量，提高政府科技投资的效率。我国非盈利院所发展的目标是混合模式，在这种混合模式中，其功能是提高政府科技服务的质量。我国政府和非盈利院所的目标一致性，使二者将互相支持，协调发展。科技非政府组织大致可分为五类:①专业性学会、研究会;②行业科协和综合性科协;③教育、科研等非营利性大学、科研院所;④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中介机构;⑤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等。非盈利院所的原则:维护社会公平;“不以营利为目的”。按照国际非盈利组织的发展趋势，非盈利院所要有合理利润，要按科技工作者的贡献分配，多劳多得，以引进和留住人才。但要限制股金分红额度。民主管理，发挥本院所优势，院所之间结成相互需求、互为市场的功能性联系，促进协同创新。把非盈利院所的资金筹集和使用分开，按照专业化分工进行专业化协作，以便形成理想的机制性功能结构。通过国内外、省市内外的院所合作，优化配置科技资源，提高科研竞争力和效益。引入合理、有效的课题全成本核算机制。资助方、受助方和科研人员都要按照最小成本和最大效益原则，加强研发成本的控制。非盈利院所转变为非盈利组织的配套条件:加大财政投入。由于我国捐资助研的体制不完善，缺乏专门为非营利院所服务的筹资组织，使得一些组织或个人的捐款愿望无从实施，导致非营利院所资金不足。要增加财政投入，政府从非营利院所那里购买公共服务。建立生态科技基金会，筹集资金。生态科技基金会要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在资金运用上不受来自任何部门的强制干预;二是通过自身公正、透明、高效的工作，树立可信度，培育稳定的资金来源;三是着重提高科技产品质量，赢得社会认可;四是接受法律和舆论的严格监督。非盈利院所经费来源必须以国家投入为主，以募集资金为辅。在院所初创时期，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投入;资金使用以政府监督、公众和舆论监督为主，内部自律为辅。要向主管部门或单位和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接受业绩考核。法制能够扬善抑恶，使更多的人投入慈善事业。制定《遗产法》和《捐赠法》，后者规定，当捐款人经济条件恶化时，财政和社会按捐款的规模，给予回报性补助，维护捐款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诱导人们更多地捐款;《国有资产法》使国有资产不流失，鼓励人们向国有的非盈利院所捐款。2．应用性院所从政院(校)合一向现代院所制度转变应用性院所从事业单位向现代院所制度转变，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院校制度。现代院所制度，虽然设定发展科技等社会目标，履行其公共责任，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也不再是政府及其部门的附属物。现代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的基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知识产权所有者，作为科研院所的出资者，拥有所有权。由出资方代表、专家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是院所的最高决策机构，面向社会选聘院(所)长。院(所)长负责科技业务和日常管理工作，对董事会负责;院(所)学术委员会决定学科和课题设置、科技人员组成和科技计划及其实施。第一，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组织制度安排规范院所领导行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相互依存，相互制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第二，建立一整套规范的激励、监督、制衡机制，调动人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同时使公司内部的监督、制衡机制与院所的监督、制衡机制相结合，形成有序运作。对企业高层管理者与技术创新者的激励，主要采取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其薪酬应包括基薪、岗位工资、年终奖、期权期股、职务消费以及福利补贴等。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从事生态科技。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出精品、出重要成果，提高生态科技的水平。按照成果和课题的完成质量和社会效益、创新程度对科技人员实行激励措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实施合同聘任制，能者上、庸者下，优胜劣汰，形成开放流动、竞争高效、鼓励创新的研究氛围，使科技机构多快好省地出成果。第四，健全监事会，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对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评价体系;实行公司会计由股东单位委派与轮岗制度;实行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建立科研院所安全预警评价体系。3．人事管理从传统制度向人才资源管理制度转变制订适应生态文明发展的人才规划，调动各种教育力量，培养造就一支由生态人才、技术推广人才、企业家和科技骨干组成的高素质的生态科技队伍。从招商引资向招商引智转变，加强科技机构与国外科技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对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共同研发，解决资金不足、人才不足和创新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增加生态科技人员野外、住房、福利等方面的工资津贴。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奖励成绩突出的生态科技人才，按照成果和课题的完成质量和社会效益、科技创新程度对科技人员实行激励措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生态科技。制定实施合同聘任制，优胜劣汰，形成开放流动、竞争高效、自由探索、鼓励创新的研究氛围，使科技机构始终保持活力，多快好省地出成果。鼓励科技机构以自己的科研成果通过股份制或利用信贷资金等形式，兴办科技企业，促进生态科技成果产业化，走自我发展之路。大学扩招以来，我国的人才总量迅速增加，学历层次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生态文明对科技的迫切需求来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科技领域普遍缺乏尖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导致高新技术研究乏力，成为影响我国生态科技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必须把人才资源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第一资源来规划、培养和开发。要实行政策倾斜，投入支持，改善条件，投入一流师资和一流设备，创新培养方式，以学生主动学习替代教师讲授灌输为中心，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生态科技领军人才和一流人才，创造一流的生态科技成果。4．宏观科技管理从九龙治水向国家科技委员会统筹转变重建的国家科委，按照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人才培养与使用、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解决国有科技力量分散、课题小、重复、生态科技资源浪费的问题，逐步建立以重点生态科技机构为主体、力量集中、机构精干、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竞争合作、官研学产中(介)联系紧密、相互配套、相互促进、社会参与、共同发展、效益提高的生态科技体系。必须统筹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技术扩散与利用的市场环境，促进技术市场、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繁荣，消除技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体制性障碍，为生态文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技保障。以制度创新和创新环境建设为重点，强化科技发展规划对科技工作的指导，逐步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就业政策等，形成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加大对创新成果转化、技术交流与技术交易信息平台的建设，对技术服务推广活动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生态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凡是能够放下的权利，政府都要还给院所;对院校的管理从直接转向间接，从过多干涉的指令性、分配性行政转向指导性、服务性行政。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政府指导生态科技市场，市场引导科研院所的体制。实施有限行政、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不是用行政审批来决定院校的设置，而是用“院校设置法”来规范院校的生死存亡;不是批课题拨经费，而是依据“科研法”来分配项目和奖励科研成果;不是垄断学科评价和质量评估，而是依据“科技质量法”，通过教授会等中介组织开展社会评估和市场评估。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引导先进齐全的设备等资源配置倾斜于优势学科;鼓励生态科技创新各主体相互联姻，走共同开发、共享科技成果之路，以缩减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促进院所之间学术交流，优势互补，促进先进系统、高效设备、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信息、数据文献等科技资源共享和成果共享，提高科技资源利用率。创新生态科技信息服务模式，推进生态信息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从计划导向转向政府导向与生态需求相结合的创新机制，采取多种措施促使生态主体开发出供需对路的实用技术。一是对于基础性、公益性的生态项目和中试项目实行财政重点投入;对于有实用价值的生态技术实行有偿使用，以鼓励研发。二是改革传统的“立项—研究—成果—再立项”的科研模式，建立“市场—立项—研究—成果—市场”的研究模式，提供更多的符合生态发展需求的新技术。三是构建有效的生态科技需求动力机制，以使用者收入提高和素质提高促进生态科技需求增加。5．资源配置从小而散向重点项目、核心生态技术支持转变生态科技发展，以提高生态科技质量效益为主，以为社会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全面服务为主，以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技术保障为主，以坚持自我发展、自主创新、自我推进为主;财政支持以“重点与集中”和“大而精”、“精而准”的项目为主，以公共性强，社会效益好，风险比较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究为主。生态科技发展以原创性研究、基础性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为主;以研发核心生态技术、瓶颈技术或配套技术为主;从引进生态科技为主转向坚持自主创新、自我推进为主。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结合，以“跟踪、赶超和跨越”、抢占世界生态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与开发简便可用的“傻瓜型”技术结合为主;以提高生态产品质量为主，以节地、节水等稀缺资源的节本增效技术为主，以高附加值产品和出口导向型商品为主。要实行政策倾斜，从对科技的全面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向重点和瓶颈的生态科技的优惠转变。设备、人才等优质资源配置倾斜于优势学科、重点院校和重点课题。每个院所都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优化思路，瞄准自身优势和当地资源所决定的发展需求，集中力量，对一批或一二个生态主导产业产品的重大技术进行科技攻关，尽快获得突破，做到突破一批关键技术，获得一批专利，形成一批技术标准，提升做大做强一项或几项生态产业的能力，实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设施创新等一系列供给创新，培养一批生态科技研发人才，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产业，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农村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当地生态的比较优势，进而在产品与技术、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方面密切城乡关系，并形成良性互动。加速良种培育、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新生态设施材料、高效节能节水与环保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化，促进有需求和发展有前景的新兴产业崛起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推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科技研发，培育一批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产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跟踪生态生产的各个环节，推进生态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延长生态产业链。围绕品种调优、品质调优、产业产品结构调优，发展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推广体制从计划调节为主向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的积极作用转变。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利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奖励等经济杠杆，调动企业生态科技推广的积极性，促进生态科技推广机制市场化，生态科技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多样化。财政生态科技投入从国有生态科技院所独享向生态文明创新的各种经济成份转变。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和研发机构一视同仁，发挥财政资金的种子和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金，尤其是非公有制的资源投入生态科技研发和推广。建立公开透明竞争的经费管理机制，根据研究主体的实力，特别是企业生态科技的业绩来选择资助对象和进行生态科技奖励。生态科技激励从政府孤军奋战向政府奖励与民间奖励结合转变。如美国科技奖励的显著特点:一是其权威性不取决于设奖机构行政级别，如“阿切斯科学奖”为美国的“诺贝尔奖”，它比美国政府设立的总统科技奖荣誉更高;二是其以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基金会和企业等民间团体、机构设立或资助科技奖为主体。生态科技激励要从偏重科技成果数量转向注重质量和国际影响，从偏重理论研究转向注重科技成果的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来调整评审指标体系和权重，加强科技奖励的管理与监督，完善科技奖励中的公开、公示、异议和有奖举报制度，扩大评审过程的公开透明度，延长国家科技奖励的异议期和完善异议处理机制，加强社会对科技奖励评审工作的监督，提高科技奖励评审的客观公正性，提高科技奖励的效率。科技创新从单个企业孤军奋战向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合作转变。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及竞争加剧，合作创新能够推进外部技术资源的内部化，使科研机构、个人与厂商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多渠道聚集社会资金用于生态科技协同创新，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行为。按照合作的松紧度和合作范围，合作创新的模式一般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战略合作层。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通过项目或人员交流，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在此基础上选择战略合作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组成校(院、所)企合作委员会、科研院所董事会等形式，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使企业扩大知识和技术的视野，增强搜寻、识别技术的能力。第二层次是机构合作层。根据主业所属的技术领域，选择学科力量强的高校、科研机构共建技术中心或研发机构，还可将研究所设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内，让其提供科研设备，再让企业提供资金，双方技术人员共同研发生态技术，共建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形成企业的组织学习行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关注生态科技供给转向增加生态科技需求。生态科技发展与使用者增收是相互促进的。使用者增收，就会提高使用者对生态科技产品的购买力。使用者从分散转向组织起来，能够扩大使用者的科技产品购买欲，提高生态科技的购买力。培训重点要从知识转向技能，培训形式则从传统转向现代，提高生态科技使用者的科技素质，从而扩大生态科技的需求。6．项目分配从“小范围”向“大市场”和“大社会”转变政府通过项目配置引导院所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学科设置突出前瞻性、交叉性、高起点，根据学科发展进行动态调整。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构建切实可行、公开公平、清晰规范、客观公正、招标竞标、择优委托的评审项目制度，构建非政府的社会评估、市场评估等中介评估评审制度，构建与国际评价方法和标准一致的项目分配、评审和人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重大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将更多的控制权给予科技产出影响最大而又最难监督的专家和研究团队，要其承担相应风险(即成功的荣誉和失败的惩罚)。适当使用“集体惩罚”机制和问责制度，可以迫使组织内部的精英成员更多地采取合作态度。从项目经费制向项目前部分划拨与项目中、项目后奖励结合的经费投入制度转变，根据具体情况，把部分项目经费改变为奖励基金。此外，修订或制订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加强其可操作性，发展生态科技。一是增加财政生态科技投入，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确保生态科技的基础研究供给充分。建立《生态科技进步法》，规定财政生态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要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依法确保生态科技的基础研发等投入必须与财政收入同步增加。二是实施世界最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保护发明者、持有者的权益，保护国有科技财产不受侵犯。

本文作者：周志太工作单位：淮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