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保险合同法律风险和规制研究

时间:2022-10-18 11:30:42

互联网保险合同法律风险和规制研究

摘要:伴随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各行各业都极力在摆脱传统发展之固化模式,在利用互联网显见优势寻求新的商机或自身变革之路。保险行业作为传统金融行业也难以“置身事外”。在互联网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互联网保险与传统的保险合同相较而言,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可谓“陡增”,因此厘清在互联网保险合同中何以正确履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如何判定“不见庐山真面目”之投保人的命题,对于互联网保险的法律风险防范和促进整个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保险;保险合同;法律风险;规制路径

一、引言

我国互联网发展起点虽属后进之列,但是伴随改革开放之大潮和综合国力之助力,互联网技术发展犹如奔驰列车之势,其迅猛发展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不仅仅表现在提供新的经济增长支点,而且互联网正对我国传统产业和发展模式产生现实性的颠覆和重塑。这些年来,保险公司正是在借助互联网金融普及,在线支付技术和电子商务的便利条件之下在传统保险销售模式之外开拓了互联网保险的另一商业模式。然而,互联网保险合同在缔结、履行的过程中依旧存在极大风险,故而笔者就互联网保险在缔结和履行的阶段中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提出个人独到分析,并针对性提出规避此法律风险的路径和方法,以期对互联网保险市场的整体发展有所裨益。

二、互联网保险合同的法律风险评估

基于互联网保险交易无纸化、虚拟化和便捷化的特点,互联网保险合同在缔约和履行的过程中与传统纸本保险合同可谓差别甚大,互联网保险合同的签订将省去保险经纪人、保险人的中间环节,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将受之影响。完全的线上操作也使得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存在“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象。此等情形将使得互联网保险合同在具体实践和操作中必将面临两个问题的困扰:第一,保险人保险合同条款说明义务的标准应当如何确立?依据《保险法》之基本理论,为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致的利益失衡,保险人应当在合同签订阶段对其格式条款向投保人进行说明。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就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和免责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实际效力。即可知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为法定义务,互联网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当然无可回避。我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须就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方可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可知即使在传统保险缔约模式之下,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仅仅单依明示注意免责条款都略显“单薄”。保险人应当就免责条款的细化内容向投保人作出进一步的合理解释。然而在互联网保险缔约实践中,互联网保险合同采取是网络系统预先设置的自动核对程序,当投保人对电子保险合同的内容无异议并依照所需流程点击“确认”后,保险合同即缔约完成,保险人难以如传统保险模式下有“面对面”解释协商的便利条件,因此更无法就免责条款中的概念、内容和法律效果向保险人说明。所以对互联网保险合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履行标准应当更为严苛,否则于保险人和投保人而言,双方都将面临不确定之法律风险。第二,互联网保险中投保人的身份该如何确定?其身份模糊不定所带来的法律风险有哪些?在保险合同中仅投保人和保险人为合同当事人,投保人负有交付保费之义务,其在财产和人身保险中均需对特定之人或者特定之物具有利益关系。投保人还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等诸多权利,因此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当然在传统保险模式下投保人身份确定并非一难题,但是在互联网保险合同对投保人的身份确定时常呈“错综复杂”之情形,以致产生颇多争议。试举一例来说明:甲通过乙旅行社诺成旅游计划,但需购买人身意外旅游险,故乙旅行社通过自己的名义为甲在互联网平台上购买了保险,并由甲支付了保费。此情形对于何为投保人将产生两种观点:其一,乙旅行社为投保人,甲为被保险人;其二,甲为投保人和被人,乙旅行社仅为人。在笔者看来对此问题的分析应当从民法的一般理论的视角进行探析。互联网保险合同虽有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特点,但是从法律性质而言,其始终是一双方法律行为。依照民法一般理论,无论单方抑或数方,均以且以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在该案中具有真实投保意思表示的是甲本人,而乙旅行社虽以自己身份代为具体网上操作购买,但是其真实意愿无非是出于经营目的所提供必要的便利服务。孰更接近投保人真实意愿很是明了。同时再依照的相关理论,制度价值之一本就是弥补为现实生活中行为人事难躬亲的缺陷,互联网保险之便捷恰在于“事不必躬亲”。乙旅行社在依据甲投保意思表示后合理地完成网上具体操作,最终保险合同的法律效果归于甲。其与制度的法效完全一致。显然第二种观点之解释更为妥当。

三、我国互联网保险合同的规制路径

(一)双重规制:并行行政机关保险合同备案登记、示范合同公开机制和司法机关事后审查救济程序。基于上述对于互联网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说明义务的分析和讨论,在互联网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应当较传统保险行业的说明标准更为严苛。规制的命题清晰可见,即该如何使得保险人更为“尽心费力”对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依笔者看来,有效的办法是对互联网保险合同进行更为规范化和全面化的监管,对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对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进行事前的行政审查和事后的司法审查,构建双重体系化的监管模式。首先,从行政规制的角度出发,保险合同行政规制的基本思路在于通过保险监管机关对保险条款的事前审查,利用其主动性的优势以将不公平的条款遏制于初始。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即规定保险监督机构对不同保险的险种、费率和条款分别享有不同的审批权和备案程序。我国现行互联网保险市场应当遵循此思路,通过建立互联网保险合同的备案登记制度和示范合同的公开机制来规范保险合同。各级保险监督机构应当就所有互联网保险产品的名称和相关信息进行备案和登记,对关乎社会公众利益、强制保险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所涉的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审批,做到严格把关,并就相应的备案和审查信息做到即时披露。同时,保险监督机构可以借鉴工商管理部门的经验,可着手制作互联网保险合同的示范文本,印发各级监督机构、各大保险公司和机构,示范文本应当就免责条款的内容着重提示,并对于投保人可能提出或需要了解的内容进行说明性的答复和解释。其次,还应当从司法的角度寻求规制路径,诚言行政规制可以做到有效的事前控制,但是不可避免有疏漏之处,互联网保险公司在实际制定保险合同中难如示范保险合同一般缜密完备,一旦存在争议,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除对互联网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内容的妥适性予以审查,还应当就保险公司在互联网投保流程中所载的有关条款的说明内容是否清晰明确进行判别。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对于说明内容的审查应当遵循两项基本原则:第一,以一般正常投保人就保险人的说明内容能否知悉有关条款的具体内容、含义和法律效果为准则、为具体标准;第二,以行政机关的互联网示范保险合同的说明内容作为重要参照和标杆。如此,方可在具体审查之时,有效衡量说明内容之合理性。(二)立法规制:以司法解释明确投保人的身份。判定准则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漏洞互联网保险市场属互联网金融市场,理想之立法路径当然是制定一部包罗万象、内容完备的专门互联网金融法。然而其可行性确需谨慎考量,专门立法从来就非一蹴而就之事,终须在问题讨论和资源累积充足之时才可谈具体实施。在笔者看来,我国互联网市场发展周期较短,贸然专门立法风险颇大,立法者对问题意识和资源积累都还未做到周全,因此专门互联网金融或互联网保险立法都非上佳之选,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这一更为简易的方式寻求解决。关于互联网保险投保人身份确定的命题,在笔者看来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应当明确两个要点:第一,投保人之身份应当以确实实施投保行为之人为标准,并且投保行为应当以行为人真实的投保意思为判断基点,并非可等同具体网上操作之人;第二,投保人应当切实履行交纳保费的义务。依此投保人之身份似已清晰可见。然而问题是如以意思表示为判定投保人之关键,但是当投保人与互联网网上操作意思表示不一致时该保险合同效力该如何认定?有观点认为,此仍旧可依照民法一般理论予以推论,网上具体操作之人虽与投保人意思表示不一致,但是其具有人的身份,并且其拥有投保人众多的个人真实信息,足以支撑操作进行全部的投保流程。因此可将其视为可信赖的权利外观,从而构成表见,保险合同当然成立,其法效归于投保人。然而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如仅因互联网保险具体操作人具有投保人的真实个人信息就可视为权利外观,投保人之利益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须知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以及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缺漏,获取他人真实信息实非难事,互联网保险更无传统保险有现场确认的程序,因此为操作人冒用他人信息进行投保提供了可能。如强行依照所谓表见予以解释,于投保人而言可谓公平尽失。对于因投保人与具体操作之人意思表示发生错误的问题,司法解释应当明确保险合同自始无效。从学理而言,合同成立之关键在于合同双方形成合意,然而操作人与保险人所为的要约和承诺与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差甚远,因此合同几无成立之基础。从而此设置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可恪守《合同法》之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可有效预防投保人的权益不受侵害。可见在互联网保险的立法规制层面,我们应当摆脱传统保险模式思维的窠臼,在新思维和新眼光之下审视互联网保险的具体模式和特点,在妥当衡量投保人、操作人和保险人的权益分配之下,才能对现实存在的法律风险和法律漏洞予以有效的回应。

参考文献:

[1]张楚.电子商务法[M].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樊启荣.保险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贾林青.互联网金融对保险合同制度适用的影响[J].保险研究,2014(11):119-127.

作者:张志龙 单位: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