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的失范现象及刑法规制研究

〔摘要〕伴随互联网体系日益健全，以网络为载体的金融交易金额不断累加。但是，互联网在为人们提供便利交易条件、扩展金融市场基础上，失范现象屡见不鲜，有些现象甚至需要通过法治手段予以约束，否则将严重影响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这就需要人们在了解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内涵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明晰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需承担的刑事风险，并在此基础上端正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态度，用法律法规约束个人行为，营建和谐、稳定、安全、优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氛围。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刑法规制

互联网金融市场主体较多，其中95后、00后是互联网金融信贷的“主力军”，这主要源于该部分群体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且个人消费能力有限。为享受良好的物质生活，有些学生会选择通过“校园贷”缓解消费压力。基于“校园贷”门槛低、无担保、放款快等特点，其对学生而言是较为便利的贷款途径，加之学生对互联网金融信贷的辨别能力有限，容易陷入高利贷、“裸贷”等圈套，学生权益会受到严重侵害，需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基于此，为助推金融市场稳健发展，探析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及其刑法规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概述

互联网金融主要是指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予以运行的金融服务模式，其概念与传统金融相对，二者服务媒介存在明显区别，互联网金融利用IT技术及网络体系迅速抢占以金融服务机构为媒介的传统金融市场的“抛荒地带”。在以往，外汇类、票据类、货币类金融活动避免不了“时间差”，投资者在兑付、结算进程中生成“存”与“取”时间距离，无法达到实时交易目的，而互联网金融则可弥补该投资服务缺陷，实现跨时空实时存取交易目标。其中，中介属性服务平台是面向个人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的重要载体，其为线上资金流通、业务扩展提供有利条件，并且摆脱传统金融服务“接触”属性，可以通过非接触提供专业服务。另外，个人还可以通过APP、搜索引擎、云计算、在线支付等途径进行投资、信息交互、现金流转等金融活动，这些都凸显互联网金融及时性、高效性等服务优势。在“互联网+”模式加持下，大数据产业、数字货币、众筹融资、互联网销售、网络信贷、第三方支付、云金融等金融业务种类得以丰富，资金供给双方可通过互联网金融完成信息匹配、甄别、交易、定价任务，使交易成本更低，金融服务效率更高。然而，监管机制与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存在不同步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互联网金融市场安全稳定性并出现失范现象，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一）法律调整失范现象。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快，法律推行具有“滞后性”，使得部分互联网金融业务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说明互联网金融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金融业态的关注度，继而遏制失范现象的扩散。（二）官方对违法现象的关注度。从2010年开始，围绕互联网金融我国先后出台若干法律文件，如《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旨在加大该市场监管力度。针对P2P借贷颁布《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等法规，以2016年《网络信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为依托重申网络借贷行业法律法规，客观上加大互联网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现象的打击力度。在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中“违法行为”主要是指排除刑法在外的处置对象，一切有悖法规文件的行为仅视为违反操作的现象，无需归入刑法范畴加以评价。（三）构成犯罪行为。违法行为一旦在社会上引起严重反响，并给社会带来极大程度的危害时，则需以“是否构成犯罪”为标准进行评价。当前，互联网金融尚存灰色地带，如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洗钱、诈骗、盗窃等行为层出不穷。其中，金融手段、工具、信息是互联网金融提供服务的重要载体，有关犯罪行为需在金融框架下予以评断，若符合刑法构成要件则构成犯罪行为。但与传统金融犯罪行为相比，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具有虚拟化、智能化、潜藏性、交叉性等特点，需针对犯罪行为的评断路径予以转变。然而，互联网环境下金融犯罪行为的评断存在客观障碍，在通常情况下证据难以保存完整，使得犯罪金额无法精准度量，兼具二次犯罪属性，因此亟待刑法加大打击力度，划清互联网金融犯罪边界，明确犯罪行为，在金融活动罪名模糊前提下亦可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罪责，突出刑法正义之“最后的屏障”要义。

二、“校园贷”失范现象的刑法规制

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在特定领域内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使有关研究更具实效性，需明确研究范围，赋予研究结果以实践价值。当前，互联网金融信贷行为较为普遍，主要源于我国网民数量骤增，超过8亿网民通过手机等电子设备入网，加之互联网金融信贷门槛低、效率高、服务项目多，均为“校园贷”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银监会规定禁止向未满18岁的学生发放信用卡，同时需签署第二还款来源同意书，这为“校园贷”进入学校奠定法律基础，使得“校园贷”作为校园信用卡服务项目缺位的补充，受到学生群体广泛关注。但是，在为学生提供信贷便利的同时，“校园贷”灰色地带也不断扩展，吞噬学生的合法权益，而不良信贷现象也随之增多，甚至成为多起刑事案件的“导火索”。基于此，我国于2016年颁布《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针对互联网“校园贷”平台进行整治与监管，规避失范现象，避免学生陷入违法网贷陷阱，以刑法为依托明确互联网金融刑事责任。（一）“校园贷”案例案例。1：河南某学院学生郑某因买足彩用光生活费，为满足其生活需求并持续买足彩，开始进行网络借贷，还冒用其他同学的姓名借贷，欠下约60万元贷款无力偿还，于2017年3月9日在青岛某宾馆跳楼自杀，此前郑某因无力偿还贷款曾先后尝试自杀4次。案例2：南京某高校大学生陈某最初为借4000元而选用“校园贷”服务，用其不雅视频、裸照作为抵押借贷获得部分借款，后陆续还款10万余元，但因高额利息，仍无法还清债务，最终在父母收到陈某裸照后选择报警，该事件给陈某身心带来较为严重打击，同时“裸贷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二）互联网金融平台刑事风险。信贷服务平台是互联网金融跨时空提供专业服务的重要载体，其必须取得政府认可的资质后，才能提供金融信息服务。我国合同法要求民间借贷需具备合法性，其指出“居间人”需提供媒介服务，根据法律法规向委托方获得一定报酬。基于此，信贷服务费及服务机构的设定符合法律规定，受到法律保护。民间信贷是银行信贷服务的有力补充，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作为“居间人”，属于合法载体，在此基础上完善监管体制及业务规则，使网络金融服务监管效率得以提高。借贷平台肩负着法律责任，如“借贷宝”要求个人若想以“借贷宝”为依托获得贷款，则需添加“熟人”，平台针对该“熟人”资料加以认证，待审核通过后方可放贷。“借贷宝”以个人、“熟人”核议结果与该平台无关为由不承担相关风险属于不合法现象。借款人、贷款人身份信息、还款及借款时间等信息需共同在该平台上，借贷平台根据权限可查询双方信息。以“裸贷”为例，互联网金融平台可通过敏感词汇检索的方式查询具体信息，获悉交易金额、时间、流程等内容，因此该平台并不能以“完全不知情”作为逃避刑事处罚的借口。虽然信贷服务平台在“不应知”“不明知”的情况下可免受借款人实施犯罪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但以“红旗规则”“避风港规则”为借口，无条件、无下限容忍该平台违法乱纪则存在纵容犯罪现象，因该平台未尽到监管义务，其与贷款人、放款人、投资方需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再如P2P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服务平台有机会成为吸收存款、向外放贷的非法金融平台，都需根据刑法对其加以制裁。（三）互联网金融投资者刑事风险。洗钱是投资者通过互联网金融服务媒介进行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互联网金融平台是交易双方之间的纽带，在业务金额、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时形成“资金池”，其来源通常情况下不可追溯，由借贷平台设计为若干类型的理财产品向外兜售，还可在“peer-to-peer”模式下面向借款人放款。由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无法为借款人提供资金来源相关信息，为不法资金在“资金池”内自由出入提供了条件，因此成为洗钱犯罪的主要途径之一。以洗钱犯罪实质为标准，可针对投资者失范现象加以评断，若投资者把资金交给互联网金融平台予以借贷，一旦其明知投资者资金来源不明，可能触及上游犯罪而获得收益，仍为投资者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者，则以共犯获罪。网络因素的参与改变了犯罪基本元素，使犯罪行为、对象、目的、结果发生转变，因此需结合司法认定对犯罪空间变异边界加以明确，仅以行为人表现作为客观依据进行判断徒增犯罪证明难度，应在刑法框架内有效解决失范现象的认定问题。（四）放贷人需承担的刑事风险。在“校园贷”中以“个人对个人”的形式提供信贷服务的一方为放贷人，与一般网络信贷存在区别：“校园贷”将学生视为放款对象，违法行为具有典型性，如“天价利息”“不雅视频、裸照抵押放贷”等，在案例1中提及郑某背负高额贷款最终不堪重负自杀身亡，该案件并非孤例。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息不得高于同类银行借贷产品利息的4倍，超出该利息额度则不受法律保护。在“校园贷”中，部分放款人针对学生群体肆意抬高利息，且超出法定范围的行为已然触及法律，若期间进行转贷行为人则构成高利转贷罪，在索要欠款过程中放贷人通过恐吓等违法手段追加本金，通过利滚利的方式计算利息，则构成敲诈勒索罪，放贷人需承担的刑事风险随之凸显。（五）借款人需承担的刑事风险。在“校园贷”中，借款人主要是学生，辨识能力相对较差，身份存在特殊性，在根据法律法规判定其刑事责任时需审慎考量。如已知自身无偿还能力而依旧借款，则需承担诈骗罪风险，需针对借款人还款能力、借款目的、还款行为等要素进行综合性评断，若借款人可以持续还款，因受资不抵债因素影响而无力还款，则排除借款人主观具有非法目的；反之，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则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结合案件加以分析。在学生群体中，女学生借贷失范现象较为常见且影响深远，若借款人知晓放款人可能通过兜售裸照获取利益，将该行为视为借款“代价”，则可认定其为通过传播淫秽物品谋取利益共犯。通过对借款人需承担的刑事风险进行分析可知，“校园贷”成为不法分子利用学生心理获取非法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各方均存在侵犯法律的风险，如何针对互联网金融服务行为进行刑法制裁，成为保障学生权益、推动互联网金融市场稳健发展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法应对

当前，围绕互联网金融市场所展开的市场体系改革活动已步入深水区，主要针对市场机制、主体、环境进行改革，将激活金融市场视为改革宗旨，突出政府规制效用，最终以市场自律取代政府管控。法益观与改革观相互脱节是互联网金融管理秩序得不到良性维护的突出内因，换言之，需在保障市场秩序的前提下维护交易双方（多方）权益，继而规避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推动刑法规制体系良性发展。（一）宽严相济。宽严相济应对措施在我国刑事过程中贯穿始终，属于基础性刑事政策，因此同样适用于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针对严重侵害社会利益且破坏金融秩序、有损交易双方（多方）权益的行为，刑法需强势介入，加大打击力度；针对刑法适用范围不够明确、犯罪情节稍轻、犯罪行为无法界定的现象，需推行较为宽缓的刑法措施，切忌用法过当；针对可以通过行政法、民商事法、国家政策进行调整的失范现象，不可利用刑法予以规制。与传统金融活动相比，互联网金融市场上的活动空间变化无常，主观目的、客观行为及后果均存在变异现象，容易引发行为界限判定模糊问题，需根据金融监管规则、行业规律、创新成果等要素进行审慎判断，进入互联网金融的灰色地带发挥司法自洽能效，继而结合具体行为进行合理评判，切忌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打击该市场创新发展积极性。司法机关在一贯性理念加持下需保障失范现象罪名认定标准始终如一，评判任何行为人均需合理合规，不可降低刑法规制门槛，遵守司法自洽原则，维护互联网金融秩序，保障交易者权益。（二）能动发挥。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发展存在滞后性是客观事实，主要源于互联网金融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刑法规制需大量事实作为依据，因此刑事立法可以“自然供给”，根据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发展实况加以调整，赋予《金融犯罪法》灵动性、发展性、适应性。刑事司法需具有“能动发挥”效用，通过刑法规制消除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突显法律安全价值。互联网金融犯罪空间与现实世界金融犯罪空间存在明显区别，在现实中网络犯罪能够找到映射，有利于刑法规制能动发挥累积经验，寻求积极立法以解决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及有关问题的措施，弥补实务与刑法规制间隙，同时社会公众预期是刑法能动发挥及扩张解释的上限，针对不断翻新的金融活动，以互联网为依托建立科学、可行且具有一贯性的失范现象认定标准，为增强刑法规制能动性奠定基础。（三）有效衔接。当前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中的违法比率较高，犯罪比率相对较少，刑法规制频繁干预势必会影响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固有秩序，透支刑法规制的既定功能，侵害刑罚权威。基于此，需加大行政法、民法、国家规定等法律法规与刑法的衔接力度，构建刑、民、行三者互为依托的规制体系，针对互联网金融领域失范现象加以惩处，同时设定惩处等级，为有关规制的科学性利用提供依据。（四）科学惩处。通过刑法规制追加犯罪成本，采取高付出惩罚与低惩罚概率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使我国刑法规制摆脱“左支右拙”的实施困境。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刑法规制重点在于预防，在刑事政策指引、民刑行衔接、立法及司法互动的基础上落实惩罚威慑目标，使行为人因可以预见犯罪后果望而却步，达到科学惩处目的，通过刑法规制约束个人行为，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上，数字化金融服务平台、借款人、投资者、放贷人等行为主体均需承担刑法风险，为规避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需加大刑法规制研究力度，积累金融市场监管经验，根据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实况加以规制，通过宽严相济、能动发挥、有效衔接、科学惩处来规避行为主体法律风险，增强惩罚威慑性，降低失范现象发生几率，落实刑法规制目标，继而助推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稳健发展。

作者:戴滢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