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司法监督职能法理及路径

［摘要］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工作，但仍深受“同类人审判”理念的影响。在实践中，人民陪审员依旧无法摆脱“临时法官”与民意代表及司法监督者的角色冲突。“同类人接受”作为“同类人审判”与现代司法公正的终极目的，要求人民陪审员必须实现向“人民监审员”的转变，通过“临时法官”与司法监督者角色的更替，确保司法公正得以实现。虽然“人民监审员”嵌入现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仍存在规范与制度上的一些障碍，但人民陪审员通过逐步剥离审判职能、强化程序正义观的培训、减少参与审判活动的限制可进一步挖掘其司法监督职能的潜力，为“人民监审员”与人民陪审员的融合奠定基础。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法》；司法监督；同类人接受；人民监审员

“同类人审判”的古老理念奠定了陪审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中蕴含的司法民主与司法公开为司法的公正与权威提供着坚实的保障。但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同类人审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诘难，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陪审人员审判职权的授权不足，恰正因为陪审人员专业知识不足与其参审职权过多间的张力所致，“同类人审判”一味强调陪审人员的法官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同类人接受”的终极意义隐而未显，制约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效果。有必要逐步减少人民陪审员的审判职权，明确区分其与职业法官的职能定位，通过强化人民陪审员的司法监督角色，提升其参审的主动性，实现“同类人审判”的转向，以民意与法意交互后的法意输出与司法全程监督获得内心确信实现“同类人接受”的政治效果。

一、“同类人审判”理论与人民陪审员的角色冲突

“同类人审判”过度凸显陪审人员的法官角色，这一理念与现代司法审判的专业化趋向存在不小的冲突，并集中体现于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时的表现及作用。（一）“同类人审判”理论及其适用。陪审制度一般而言，是指法院在进行案件审判时，吸纳非法律职业者参加法庭审判，与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制度[1](p175)。这种制度设计来自“同类人审判”这一最古老朴素的正义理念，人们选择的裁决者首先必须是自己的同类人，这既是审判被信赖的基础，也是审判结果权威性的保障。托克维尔在谈及美国的陪审制度时也表示，“实行陪审制度，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高到法官的地位。”[2](p345)“同类人审判”的观念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始终未曾改变。正是基于这一视角，司法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与民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在我国古代不曾有过这样的陪审制度，但即使是在长期封建独裁统治的影响下，集行政与司法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官员也始终以“百姓父母官”的身份和立场行使司法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同类人审判”这一司法理念的重视。而在西方，很早就建立起了较为体系化的陪审制度，并且十分注重“同类人”在审判活动中的参与，恩格斯就在回顾陪审制度的发展史时指出：“在古代的陪审员法庭里，根本没有法律专家，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没有表决权，判决是由陪审员独立做出的[3](p575)。司法权的人民属性决定了这种权力就应当由人民来掌握，唯有人民的代表才能够考虑人民的利益，才可望公正地裁决。但制度的构建与运行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发展，随着人类文明与交往方式的不断革新，现代社会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基于此构建的庞大法律体系已经不能再用个人的理性与常识去驾驭，司法被迫地转向一个高度专业化、封闭化的体系，从20世纪开始，受英美陪审制度嬗变的影响[4](p119-122)，包括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在内，陪审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有了逐渐衰落的趋势[5](p66-67)。曾经打开的那扇司法民主的门开始逐渐关闭。“同类人审判”的理念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我国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事实上也是基于“同类人审判”的理念，借鉴西方陪审制与参审制构建的中国特色陪审制度，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因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陷入困境。（二）人民陪审员的角色冲突。受“同类人审判”理念和追求司法民主的影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相关规范文件都明确了人民陪审员实际上拥有民意代表、“临时法官”等角色，但这在实践中极易导致人民陪审员角色的超载与冲突。同一主体由于社会关系、职业特性、性别状况所限，需分别饰演多重角色，但鉴于各个角色间所存在的天然张力使其未能按照既定的剧本去实现不同角色的饰演，从而引发表演崩溃（PerformanceDisruptions）[6](p179)现象。这一长久以来的问题正是人民陪审员制度饱受诟病的症结所在，也是其完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难题。1.“南橘北枳”的实践困境。一个人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化的法学教育、培训与锻炼，将专业法律思维内化后经过严格的选任程序才能最终成为法官，其内在属性与活动场域是高度一致的。而一个靠着简单理性与常识参与到司法场域的人民陪审员不具备适应审判活动和专业合议程序的条件，其“临时法官”角色徒有其表而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功能，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人民陪审员挣扎在民意和法意矛盾斗争的心理活动中度过了整个案件的司法程序，本身具备的朴素正义观在司法的场域内也被从根本上解构了，欲言又止的内心纠结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将原汁原味的民意带入司法场域。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2.“临时法官”难以胜任角色沦为附庸。如前所述，人民陪审员承担了民意代表与“临时法官”两个角色时，很可能出现某一角色妨碍另一角色的情况，这种角色超载必将导致角色冲突[7](p16)。使得人民陪审员既失去了原有的民意属性，也不能发挥一个法官应有的作用。无法胜任角色的“临时法官”难以避免地将成为职业法官的附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虑到承办法官在案件审理时与人民陪审员同权不同责的现实压力，承办法官也很可能利用现有审判程序与合议规则对人民陪审员施加影响，以确保案件的判决结果符合自我预期，“同类人审判”的司法实践可能因此而流于形式的象征。3.执法者与监督者集于一身的逻辑悖论。人民陪审员从其定位与初衷来看，首先应是一名参与案件审判的“临时法官”，但其作为社会与民意的代表也同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监督功能，两者存在一定的逻辑悖论之嫌。实践中法官与人民陪审员能够形成良好的相互监督模式，这也是合议庭构建的理念之一。但人民陪审员并非职业法官，一个社会监督员的角色却被预设为嵌入司法审判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督的正当性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陪审员也需要自我监督，这更是无形中加剧了其本已万分纠结的内心矛盾，以何种标准去监督、去衡量着实令人民陪审员为难，角色超载带来的角色冲突现象不可避免。对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负面评价基本集中在人民陪审员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履职积极性低、效果不理想，然而以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制度完善导向却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践效果。问题的关键是人民陪审员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定位一直过分倾向于审判者，“同类人审判”这一陪审制度的古老理念仍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着现代陪审制度的发展，进而影响人民陪审员在民意输入与司法监督功能上的表现，两者才是现代人民陪审员应当确立的定位，他们存在着极强的统一关系并且可以实现对于“临时法官”表现不足的补强作用，“同类人审判”需要被现代“同类人接受”的新理念所取代。

二、“同类人接受”理论与“人民监审员”概念的证成

司法监督的规范、有效才能带来司法审判结果的公正，它也是司法审判被社会和民众最终认可的根本性保障。（一）“同类人接受”理论。“同类人接受”与“同类人审判”有着极强的内在联系，它既是“同类人审判”最终追求的目标，以少数人的接受影响“同类人”中部分或者全体接受的实践方式。陪审制度中的“同类人”一般指的是具有相似经历和生活环境的一大类人，他们的常识与理性介于大致相当的一个范围内，既不是高度系统的，也不是毫无逻辑的。受到相似客观状况的影响，形成了相似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的“同类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会拥有高度类似的反应，根据统计学规律，排除正态分布两端的少数特例，“同类人”反馈的结果是较为集中且一致的。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参与案件的陪审员只要能够被证实接受案件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那么就意味着大多数“同类人”能够接受，如果受其影响，则这个可能性更会大大提高。这既是案件审判的一种公众依法参与方式，也是对于案件审判社会效果的一种反馈统计。托克维尔在谈到陪审制度的作用时，说陪审制度对人的知识的提升有重大贡献，应当把有陪审人员参加的审判活动看成免费的学校[8](p345)。学成归来的人民陪审员就是“同类人”中最好的法治宣传员，能够实现“一传十、十传百”的宣传作用，“同类人接受”的政治效果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实现。（二）有效的司法监督是赢得“同类人接受”的根本保障。立法的诞生源于社会与民众的诉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有效地保障法治诉求向立法的转化，但如何使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又成了接下来的重点和难题。“法治的含义就是制定好的法律，并严格实施这种法律”[9](p119)。诚如博登海默所言：“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定部分中的‘应当是这样’的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不影响人的行为，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10](p232)“法律实施就是把宪法和法律规定付诸实践，把文字的规定变为实际行动。”[11](p169)但法律的实施很难按照立法者的意愿在社会生活中不变形、不走样地得以贯彻，这就需要司法这一最后的防线将非法治与非正义的状态予以纠正和扭转。张文显教授在谈到如何确保法律实施时一语中的指出司法机关的重要意义，“不仅全民自觉守法，而且国家机关尊重宪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12](p22)。司法需要公正，这也是“同类人接受”的根本前提。司法是社会正义最后的防线，司法公正同样需要有最后的防线，司法监督为此而存在，它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机制[13](p76)。诚然，司法公正很重要，但这还不是司法的终极目的。化解纷争、平息矛盾与冲突，以此实现社会公共的和谐与秩序稳定，才是其最后的价值目标，换句话讲，也就是实现了“同类人接受”之后的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缺少司法监督将难以保障司法的公正，公正缺失的司法就会丧失其权威的根基，“同类人接受”也将从根本上丧失实现的可能。人民陪审员的监审作用对于司法公正以及“同类人接受”起着巨大的保障作用，但在现有规范与制度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与重视，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寻求人民监督审判方式的创新，以及嵌入现有制度的必要与可能。（三）“人民监审员”概念的理论证成。司法民主同时包含着人民参与审判及人民监督审判双重意义，人民陪审员制度为人民参与审判架设了桥梁，但人民监督审判的路径还未全面的建设起来。参照人民陪审员概念，有必要在理论上寻求“人民监审员”可能的构建之路，让人民在司法审判的监督领域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依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司法监督已较为体系化，享有司法监督权的主体众多，既包含着公权力对司法权的监督，也有私主体对司法权的监督方式。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建构“人民监审员”来对现有司法监督进一步完善呢？首先需要检视现有司法监督体系，以此为基础，对“人民监审员”概念的理论必要性进行证成。公权力的司法监督虽然在监督力量上更为强大，但一直以来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弊端，除行政权被法律排除在“非法干涉”之外，这些处在法院司法权之上的权力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合法干预”的可能。监督为了公正，但过犹不及，对司法权众多而泛化的公权力监督极易导致法院难以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公权力监督异化的现象难以避免[14](p100-101)。与此相比，私主体以权利对权力的司法监督方式存在更为突出的困境，新闻媒体显然不可能全程参与司法审判的整个活动，往往也存在专业性的缺失，在新闻舆论监督立法尚未出台之前，受市场经济对利益追求的驱动作用，新闻媒体很多时候都不能起到正面的法治宣传作用，为了一个“大新闻”对案件本身事实的模糊或者扭曲化报道比比皆是。当事人的监督又存在着“自己要做自己的法官”这一明显违背自然正义法则的可能，其主体的非中立性往往也难以保证能够实现法律上正义。我国现有公权力内部的监督制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定型，有其必要性和实践意义，虽然存在不足，但因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难题，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实现变革。而较为弱势的私权利对司法权的监督体系尚未系统构建，其中可以挖掘的监督资源与监督方式则较为丰富。司法权的运行虽极为广泛，但其核心是案件审判的整个流程，对司法权最为有效的监督就是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故“监审”应是所有监督主体和监督方式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合议庭除了其组成人员之外，不容许有任何其他机关或者个人参与，其实际讨论的过程及在此期间发生的一切也是绝对独立于现有司法监督的，最终呈现给外界的就是一张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这一司法程序也是对于外界而言最为神秘的，“监审”就是要填补这一司法监督的空白。本着审慎的态度，公权力主体不宜介入“监审”的环节，由人民代表的“监审员”来实现这一功能最为合适。司法公正最终的输出对象是社会中的人民，其确立也需要社会中人民的认可。虽然公权力对于司法的监督源于人民、代表人民，但这对于人民而言依旧只是一种间接的监督方式，既无法保障人民监督的亲历性，也不可避免间接方式本身存在的诸多弊端与风险。人民直接行使监督的权利更有助于“同类人”对司法审判的接受，也有助于在社会中塑造司法公正与权威形象。另外，人民陪审员制度也给予了人民直接行使监督的实践空间。故“监审员”的人民属性应是其最为本质的属性，以“人民监审员”的概念构建人民对于司法审判权力的监督是具有理论必要性和实践可能性的。

三、“人民监审员”嵌入现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依据与可能

“人民监审员”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能否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是否与现有规范依据相符，能否构建起与现有相关制度兼容的实践可能。（一）“人民监审员”嵌入现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公民依法享有对于审判监督的根本性的规范确认，虽然现行的相关法律对这一规定的细化仍缺乏明确可执行的规定，但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却实际上成为了其有效落实的突破口。虽然根据现行《人民陪审员法》的相关内容，也没有明确人民陪审员享有对司法审判的监督权，但《人民陪审员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制定本法。”从作为原则性条款的这一条中可以解读出人民陪审员拥有对于司法审判活动行使一定监督的空间，依法参与审判是实现有效监督的前提，监督司法运行乃是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的应有之义。《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也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了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司法审判活动做出贡献的褒奖或放任违法后果的惩戒，人民陪审员在履行参审职权的过程中若不具备监督权，在很多时候是无法实际完成上述条款中的全部义务，这就与本法第三条规定①相冲突了。（二）“人民监审员”嵌入现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制度基础刚刚颁布的《人民陪审员法》的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明确规定了选任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这些规定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资格做出了尽可能少的限制，仅仅将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和从事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士予以排除，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具有民意代表性的公民可以被纳入到人民陪审员的范围之内，充分体现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广纳民意的设计理念和初衷。这与“人民监审员”概念在理论上的主体也较为吻合。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二条的规定，人民陪审员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同法官有同等的权利。虽然，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区分了在不同案件、不同合议庭的情况下，人民陪审员可能只享有对于事实认定的审判职权，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法官”全程介入案件的审理过程，这也是“人民监审员”全程监督司法审判活动，填补现有监督手段空白的根本保障。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三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陪审员有任期限制，并且由随机抽选的方式参与个案，这种“临时法官”的参审模式有效的破除了传统“驻庭陪审”的弊端。中立与随机确保了监督的客观与公正，“人民监审员”同样也不能存在“驻庭监审”情况发生，同人民陪审员一样，“驻庭”带来的同质化会进而导致“人民监审员”人民属性的淡化。但“人民监审员”从根本上讲，应当是处于中立地位，既不能与案件双方有利害关系，同时与法官应当存有距离。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还是强调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共同审理，虽然这是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案件的必要基础，但也同时影响了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同质化的趋向，可能影响其“人民监审员”角色的发挥，这也是“人民监审员”嵌入人民陪审员制度中有待破解的一个难题。

四、拓展人民陪审员司法监督职能的实践路径

制度的创设与构建不能脱离现实，“人民监审员”的功能首先要从现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中挖掘，重塑人民陪审员定位、强化其专业性培训以及减少实践中的参审限制是人民陪审员制度下一轮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人民监审员”理论落地的先期实践检验。（一）逐步分离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职能定位强化其监督角色的属性。司法究竟需不需要精英化和专业化是司法规律不断发展中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所需要面对的一项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司法的精英化和专业化，促使职业法官更多的成为法律的行家。但是，“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生活现实，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田地里才有的‘公理’面前当事人的期望往往落空。”[15](p308)抽象的法律命题难以实现当事人对事实的认识，是法律的实际状态和当事人的期望状态存在差距。这种通过生活经验抽象形成的法律做法难以考虑到个案中的当事人的内心感受，而且这种做法在当今也受到了批判，“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这一名言也是对这种片面强调司法专业形式化的有力的回击。但如何构建平衡司法专业属性与人民属性的制度却仍没有通过实践予以有效解决。不过根据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核心精神和最新出台的《人民陪审员法》让人欣喜地看到，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在朝着逐步分离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的职能定位方向稳步向前，缓解了法律专业化逻辑与社会生活经验间的矛盾。在人民陪审员制度这么多年的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各界对传统陪审制度理念认识开始转变，陪审制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其宏观的政治效果，“同类人审判”的最终目的乃是“同类人接受”，这与现代司法寻求个案终结、构建法治权威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同类人审判”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实现“同类人接受”的古老实践方式，但这种方式可能因时应世要做出必要的调整。成熟的现代司法体系对于“临时法官”的嵌入很可能出现诸多不兼容的状况，故人民陪审员不应再被过度强调为与法官具有同样的角色，可以通过强化其法治传播、司法监督等方式实现“同类人接受”，改革后，人民陪审员“临时法官”地位的隐退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最新出台的《人民陪审员法》的不断实施，可以确信，人民陪审员在实践中的角色也将逐步有所转向。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法律适用必须交由专业的、有经验的法官来做出，这个权力在没有一定制约机制的前提下绝不能分享给非专业人士，否则破坏司法统一标准带来的一连串后果将难以挽回。法律适用不仅仅是根据法条通过逻辑来实现的，更多的是靠多年积累的实务审判经验予以支撑，其中对于情感的克制和精如手术般的拿捏技艺对一个外行来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能胜任的，《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此的审慎态度。（二）加强人民陪审员专业培训保障其司法监督权利的有效行使。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人民陪审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培训。人民陪审员应当按照要求参加培训。”最高院院长也明确指出过，“要面向人民陪审员，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加强和改进培训工作，对人民陪审员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加强对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诉讼程序、庭审技能等内容的培训，切实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能力。”[16]确保每一位人民陪审员在参审前接受了系统培训。司法审判的整个流程是一个系统性极强的整体活动，前后间的实体与程序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系统培训就是要让人民陪审员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但系统的培训不是全面的培训，要着重培养人民陪审员的程序正义观，强化人民陪审员对于司法程序的了解和重视。冤假错案的发生多是因为程序问题所致，公检法中任何一个机关的程序疏漏都可能导致最终实体审判的错误发生。法院审判活动除了应当遵循审判程序外，还应当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检视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行使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规定，尤其是取证程序，这是人民陪审员发挥作用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能够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利用丰富生活检验排除合理怀疑的作用，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可能结果起到重要作用。参与审判所涉及的法律知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较为抽象，往往因日常习惯容易陷入对于实体问题的具体判断上，而忽视了程序的作用和意义，这不利于人民陪审员对审判活动的整体把握。“一项权利能否得到保护，首先要看当事人所选择的程序是否正确，如果程序出现错误，其权利就得不到保护。”[17](p147)培训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陪审员明白“程序先于权利”的意义，对其灌输一种法治应当是程序之治的理念，形式化、程序化是实现法治的必备条件之一[18](p216-226)。化抽象的司法为具体，以动态的视角揭示司法程序中各方的行为及其意义，引导人民陪审员对其能够胜任的监督领域主动发挥作用，以此实现对公民法治理念上的教育，促使其有效行使监督权。（三）尽可能减少对于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限制。尽可能不对人民陪审员介入案件的时间做出限制。受制于有限的司法资源及人民陪审员自身时间和精力，在实践中对于人民陪审员何时介入案件存在诸多争议。我国在审判案件中一直遵循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其中事实主要依据卷宗中的内容，因此实务中不可避免会形成卷宗中心主义，让非专业的人民陪审员对这种纯粹文本形式的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效果是很不好的。人民陪审员往往依靠理性与常识作为对案件评判的依据，虽然达不到专业评判水准，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种“自由心证”亦或“内心确信”的特征，是最好反映民思、民意的方式，也是一种民意思维对司法监督的重要渠道。但形成这一结果的过程极有赖于对案件介入时间和空间的要求，故有必要在可行的范围内，给予人民陪审员最大程度上的便利与保障。司法程序的设置均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与意义，其中能够反映出诸多微妙，人民陪审员的生活经验与阅历更能在此发挥审查与监督的作用。尽可能让人民陪审员在合议时多一些思考和阐释的空间。依照《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出于对合议时间成本的考量，先由职业法官阐述案情、划定争议焦点、介绍议事规则的法定做法将人民陪审员可以说、可以问的内容限定在了专业法官讨论的框架之中，这对于人民陪审员了解合议制度，学习法律思维有极大的帮助，但却同时限制了人民陪审员发挥的空间，对人民陪审员产生了压力与影响，这项规定明显收窄了民意输出和监督意见表达的渠道。我们需要注意到，理性与常识的判断方式同特定的专业讨论有着极大的不同，就现有制度而言，与其强调让人民陪审员按照合议规则参与讨论，不如通过合议讨论用理性常识升华后系统的立法价值回应他（她）们的不解与质疑来得更有意义，这有利于从源头处实现“同类人接受”和案件的安定终结。

五、结语

纵贯千年的陪审制度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在我国落地生根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更是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让法官多了一份思考，少了一份压力，也让人民多了一份确信，少了一份质疑。《人民陪审员法》标志着这项制度进入了新时代，为使其在未来能够稳步前行，仍需进一步挖掘制度内在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作者:付中一 江国华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