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与司法关系综述

一、香港的现行法律

香港现行法律制度，既属于英美法系的普通法系，也有既不同于英国更不同于大陆的自身特征。相应地，香港媒体与香港司法之间的关联与冲突，既有英美法系特征也有不同于英国和中国内地的特征。香港属英美法系地区，不可能实行大陆法系所特有的检察制度，而是保留了香港原有的刑事检察制度。我国宪法是最高位阶的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法律除了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文简称为《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的修改外，依然实行普通法制度，保留了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习惯法、附属立法，继续沿用“立法方面的‘三读’程序制度、司法审判中的陪审团制度”［1］。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外交防务以及“关于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立法、司法，均以《基本法》为依据”［2］。香港特别行政区虽然继续沿用判例法，但英国的判例法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适用，而是由香港原有判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例两部分组成。鉴于中英联合声明关于“现行法律基本不变”这一原则，香港仅仅剔除了与英国殖民统治有关的和港英单方面制定的有关香港选举方面的14个条例，在其他某些方面作了局部修改，其法律体系依然属于英美法系。但相对于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香港的司法体系也有其独有特征，主要体现于刑事案件的审理机构、陪审团制度、司法独立原则、与《基本法》的衔接，而这些因素恰是香港媒体与司法之间关联的决定性因素。香港回归以来，在依然保留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一些司法适用中的分歧，即，以普通法适用《基本法》、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解释权的行使。这主要源于《基本法》（成文法）和英美法系的普通法（判例法）在法律推理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比如，香港法院根据《基本法》第19（1）条，认为香港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与终审权，《基本法》第8条、第11条“关于基本法最高法律效力地位的规定以及剩余权力理论隐含了香港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3］；成文法认为法律解释权是与立法权、司法权彼此独立的一种国家权力，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也与上述“最高法律效力、剩余权力理论”存在殊途同归之处。

（一）与媒体关联较多的司法机构

“足情达趣”是人类的天性与喜好，“受众是上帝”一定程度上已是媒体报道的主要规律之一。因此，刑事案件、死刑争议、少儿犯罪、娱乐八卦、社会奇闻等等，均是吸引受众眼球的主要新闻来源。其中，与媒体关联较多的司法机构以审理刑事案件、死刑争议、少儿犯罪的司法机构较为典型。此处拟论述与媒体相关的这类司法机构。香港最高法院由原诉庭与上诉庭两部分组成。原诉庭即香港的高等法院，享有对案件初审和上诉审的广泛管辖权，有权受理在香港发生的一切民事和诉讼案件。其中，审理刑事案件必须由高等法院的按察司和七人组成的陪审团共同进行，即，按察司负责解释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陪审团听取按察司的解释，“陪审团以至少5：2的多数票通过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对死刑案件的裁决必须经过陪审团全体成员一致通过，否则解散原陪审团，重新组织陪审团”［4］。因此，香港媒体虽然在某些报道方面能够影响香港司法，但其司法机构也已对如何消除这种可能的影响，进行了预先的制度设计。裁判司署法庭类似英国的治安法庭，主要审理刑事案件，有权对不属于其管辖的严重犯罪嫌疑人进行初级审讯，确认罪名后由律政司的检察官决定将其移送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审理，被告人也可无需初级审讯而自行选择移送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审理。儿童法庭和死因裁判法庭是按照案件特点设置的专门法庭。儿童法庭专门审理16岁以下少年儿童犯罪案件（杀人案件除外），该法庭在审理中负责为犯罪少年解释其被指控罪行的内容，代其质问证人、协助其作辩，量刑比成年人要轻，案件不予公开审理，禁止媒体与无关人员旁听，严禁公开报道。这需要引起中国内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报道少年儿童犯罪时加以借鉴与深思。

（二）陪审团制度

香港陪审团制度的运作依据是《陪审条例》，规定凡是年龄在21至60岁、具备英语能力的香港公民，都符合被选任陪审员的资格，但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政府公职人员、军职人员、医务、教学等17种职业的从业人员免选；通过随机抽签而临时组成的公民陪审团，既未系统学过法律专业知识，也没受过与审判有关的职业训练，旨在服务于公共利益，体现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发出大众的声音。香港陪审团制度虽有上百年历史，但其规模、适用范围，都不能与英国、美国相提并论。主要体现为：香港各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仅在高等法院原讼庭、死因裁判庭使用陪审团；陪审团只有七人组成，负责在刑事案件审讯中，根据法官的法律解释、法律引导，“确认犯罪事实、确定被告罪名是否成立（需有五名陪审同意；死刑案件需陪审团一致通过），法官根据陪审团的决定进行法律宣判”［5］。由此可见，在有陪审团的法庭中，香港陪审团断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法官仅仅充当量刑的角色，而非英国、美国的陪审团仅仅断定法律事实，由法官判定是否有罪。香港陪审团从最初的法庭证人演变为今天具有司法权的裁决者，既是英国普通法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也是司法机构对媒体舆论影响陪审团甚至影响司法存在排斥心理的根源所在。

（三）判例法在香港的主导地位

现行香港法追随英国，属于英美法系，没有系统的制定法，强调“遵循先例”原则，即，法庭分析新、旧案件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在判案过程中遵循“判例法是第一位的，制定法是第二位的”［6］，有违宪审查权、创设判例的“准立法权”，新判决可以成为后代的判例法。香港法律体系由此不断更新，及时补足由于社会迅速发展带来的各个领域的犯罪漏洞。司法部门在适用法律时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香港现行的普通法、衡平法原则，主要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法院的判例。但是，英国适用的普通法与衡平法基于其自然效力，香港适用的普通法与衡平法基于制定法的规定。普通法会随着环境需要作些修改，但以香港通过本地立法机构进行的修改为限。因此，在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香港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了本地的判例法。鉴于普通法是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院司法主张，香港法院所作的判例也被视为普通法的组成部分。香港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其判例法居于主导地位，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香港追随与传承英国法传统，而判例法是英国法的基础，制定法仅是对判例法的补充与修正；遵循先例原则、判例方法、诉讼中心主义等等英国法传统，已被香港法深层传承下来。二是香港的英国式司法制度保障了判例法在香港法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普通法与《基本法》的些许冲突与彼此磨合，判例法在香港法的主导地位也在面临挑战［7］。因此，判例法在香港法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香港媒体与香港司法之间的关系必然与同以判例法为主要特征的英国、美国存在诸多相似。同时，香港回归后，由于普通法与《基本法》之间的冲突与磨合，香港媒体与香港司法之间的关系，必然与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或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内地，存在不同于二者的独特之处。

（四）香港的司法独立原则

英国的司法独立指法院是行使审判权的唯一机构，审判不受任何政治与行政的约束与干预，依据法律与事实作出判决，而非根据民意、舆情或政治导向；审判人员的任用与罢免不依附于政治与行政机构，其人权受法律保护，执行司法职能时，享有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司法对媒体报道甚至舆论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其主要根源在于司法独立原则的上述内涵与外延。香港实施司法独立原则受到诸多限制，主要体现如下：审判对象的有限性，比如，香港政府作为整体的“个人身份”不能作为诉讼对象；香港的司法审判受到行政的直接干预，同时，香港有关的法律条例规定法官执行司法职能的法律免责特权。根据香港《最高法院条例》，法官执行法律职能的任何行为，无论是否公正，是恶意或善意，均是不能被排斥的特权。因此，从应然层面来讲，香港媒体对香港司法进行监督，既是媒体的应有职能，也是防止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专横的必要途径；香港司法机构坚持司法独立原则，既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也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司法职能。从实然层面说，香港三足鼎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宏观层面已经形成传统，但在微观层面还存在些许欠缺，被誉为“第四权力”的香港媒体填补了这一权力制衡机制的欠缺。这决定了香港的媒体与司法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冲突的辩证关系。

二、香港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内在关联

香港媒体与香港司法都有“推动香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一本质诉求。不同的是，司法依靠法律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体通过道德，评判是非、批判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司法与媒体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并得到香港社会的肯定。

（一）香港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统一性

一是香港司法机关需要香港媒体的介入。“司法公开”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公众对司法审判有知情欲，享有知情权，希望监督司法是否公正，媒体在二者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香港虽有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但依然难以杜绝权权交易、官官相护等腐败现象。为了避免权力过分集中，限制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将权力分配给不同功能的国家机构，“使得司法审查成为法院天然、固有的职能；香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在香港法实践中发挥了主要作用”［8］。除了这些权力制衡方面的制度设计，以媒体为依托的社会舆论监督在司法审判中的监督功能也不可或缺，一定程度上可以监督、促进权力监督制衡机制走向完善。二是媒体的报道有利于保障身处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在司法审判中，社会舆论对司法结果、司法程序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比如，犯罪嫌疑人身处明显的弱势，如果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媒体可能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与声援者，以帮助他们获得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三是香港陪审团的人员构成特点与整体水平，使得媒体参与监督司法，既能推促司法公正，也能推动香港司法的改革进程。目前，相对于英、美等国的陪审团制度，香港仍有较大差距。比如，香港陪审团制度的适用范围狭小。法院处理刑事案件最多，地区法院其次，高等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仅占0．1％。根据香港法，只有高等法院的审判使用陪审团，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告没有权利要求接受陪审团审判；陪审员的资格没有国籍限制，香港公民成为陪审员，在参与司法制度运作时易于认真负责，而外籍人士在香港工作多数为短期停留，易使陪审团名单发生变动；陪审员的国籍比例未能体现最广泛的代表性与公正性。陪审团成员中的中国人占2／3、外籍人士占1／3，外籍人士仅占香港居民总数的1％或2％。另外，进入陪审团的中国人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或商人，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未必能够代表广大的香港居民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陪审团的裁定未必能够反映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与道德准则，未必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对被告行为的态度。换言之，香港的陪审团成员构成不能全然保证司法公正，媒体的舆论监督无论是促使司法公正还是推动陪审团制度的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

（二）司法机关和媒体的矛盾性

“司法公开”是不可改变的原则。但是，保持中立、避免外来因素干扰，也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的根本保障，因此，独立性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核心要素，意指法官与陪审团成员的法律思维独立与立场独立，保持应有的理性与客观。香港的司法独立，其必要性在于以下几点。一是香港非常崇尚言论自由。香港媒体的触角伸得很长，媒体的影响与渗透无所不在，在报道刑事案件方面尤其典型。香港媒体报道与刑事案件相关的客观事实（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可能对法官形成某种程度的“有罪”印象而使“无罪推定”原则受到震荡；即便法官是冷静的、理性的，媒体易于体现的主观、激情、煽动等等职业惯性，极易调动公众情绪乃至形成社会舆论，可能将法庭、法官推向社会舆论的中心，对法律的权威与理性造成影响。重大刑事案件的陪审团成员都是普通公民，易受强大的媒体报道与社会舆论左右，从而导致陪审团成员的重组，在加大司法成本。二是如果过分强调舆论监督司法，媒体的过分报道易于对某类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或隐私侵害。某些法律问题由于媒体的过分报道以及因此而来的舆论热潮，使得司法机关本来的公正审判易于陷入“司法独立败给了媒体审判”的社会心理怪圈。因此，“法庭认为基于某种特殊情况，公开审讯势必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或司法公正”［9］，从而对法庭新闻报道予以一定限制。比如，涉及犯罪自新案件、少年犯罪、强奸案件等等情形，媒体如果大肆宣扬（公布其犯罪前科、暴露其家人朋友的身份），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获得公正审判，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未来重返社会，对其亲友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感情伤害。香港法律禁止法庭新闻报道以下内容：受保护的证人身份、藏身地点、控方反对保释的陈词和引述的案情；17岁以下被告人的姓名与身份；强奸案或非礼案的受害人身份或足以显示受害人身份的信息等等。除此之外，法庭还禁止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评论。对判决之后的案件可以客观评论，但不得发表含有对法官人身攻击的言论。香港媒体因此受到的刑事检控不乏其例［10］50。因此，竭力报道与限制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欲、知情权与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与公正受审权之间，始终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与冲突。

（三）香港司法与媒体之间的平衡策略

鉴于香港司法与媒体之间的统一性与矛盾性，香港作为媒体业发展最为成熟、司法系统最为高效的地区之一，其司法系统与媒体之间的平衡策略，具有一定意义的独特性与启发性。行使审判职能的各级法院、行使检控职能的律政司署，对香港媒体如何进行舆论监督、如何避免媒体审判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从香港的审判制度来看，法官、法院享有较大的独立空间。审判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司法独立性使得香港较少出现类似中国大陆媒体集中报道某个案件、制造或引导出一种“众情激愤”的舆论氛围和行政干预等等的媒体审判现象。香港的审判形式是陪审团定罪、法院量刑。按照这一原则，香港所有的刑事案件审理，都必须设陪审团，庭审的定罪主要由陪审团决定；陪审团成员在庭审中，根据法官所作的法律指引确认犯罪事实、认定指控罪名是否成立，“被告人的控罪是否成立，取决于证人所提出的证词与陪审团的决定”，而证人与陪审员多是没有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普通公民。因此，香港陪审团制度存在适用范围有限、陪审员的选拔不具有社会代表性等等缺陷，但陪审团在香港的司法程序中仍处于重要位置，香港法律也对媒体报道进入司法程序的刑事案件有着严格限制，以避免陪审团受外界影响。在案件审理期间，媒体只能动态报道，不得评论；法院宣判后、上诉前，媒体可以评论；所有诉讼程序终结后，媒体可以评论，但不得对司法机关、法官进行人身攻击，否则，会受到“藐视法庭罪”的刑事检控。因此，香港媒体对司法的报道通常是采用较为理性、科学的态度，秉持舆论监督的职业使命，合理捍卫着新闻自由，同时也尊重司法的独立。二是从香港的检察制度来看，香港属英美法系地区，不可能实行大陆法系所特有的检察制度，而是保留了香港原有的刑事检察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6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政司署是香港的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属于行政机关，而是负责刑事检察工作，独立于政府。律政司并非唯一承担刑事检控任务的机构，简易层次的检控工作大多涉及简单的案件，由香港的警务处、廉政公署或其他调查机关处理，无须律政司司长特别介入。香港廉政公署办理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时，为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设有新闻发言人制度，而不是向媒体提供案卷材料，更没有自办的新闻媒体和通讯员。香港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庭聆讯”［10］51案件，其他庭审一律向公众与媒体开放，无需事前登记。为方便记者工作，各级法院均设有记者办公室，供所有记者免费使用。旁听席的前两排标明为记者席，在遵守法庭秩序的情况下，记者与普通旁听人员一样，可以自由进出法庭。三是香港涉及法制新闻的报道时，对未决刑事案件的报道非常谨慎，通常是以动态性报道为主，尽量避免媒体审判。

三、结语

综上所述，香港处于“五十年社会制度不变”的特殊时期，在司法方面，除了终审权外，基本保留了原有制度，依循英美法系。因而，香港司法与媒体之间的平衡策略与经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启发性。但我们在对比考察时应考虑中国内地与香港历史和香港现有法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