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法院调解的改革

论文摘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民事审判方式趋于与国际民事诉讼制度接轨，但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现代民事制度的同时，实践中的调解率却大幅度下降，这一现象正好与西方国家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相反。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法院调解的改革进行分析、论证，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法院调解机制。

一、辩析法院调解的强制性。笔者对学界“双重身份论”和“法官职权论”的观点进行剖析，探寻既能保证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合意，又能使调解者以法律上的正确解决方案对当事人产生一定影响的平衡点。

二、法院调解改革的思路。从民事纠纷内部结构协调问题出发，对学界主要有代表性的“调解限制论”、“和解替代论”、“调解前置，另设和解论”观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调解改革的思路应作如下定位：①在诉讼程序中，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同时在强化审前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设立庭前调解制度。实现诉讼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二元机制。②在诉讼外另设法院附设调解程序，建立法院内调解程序的二元论。

三、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设计。仅对法院附设非诉讼调解的运作提出初步分析。①调解员的选任；②调解组织的受案范围；③当事人的诚实参加与法院的职权控制；④调解程序的具体过程；⑤调解协议瑕疵的补救。

论我国法院调解的改革

随着西方后现代法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就是这种理念转变的重要体现之一。意大利学者盖朗塔就认为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贡献不能完全等同于根据判决来解决纠纷,而主要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规范和程序的背景，即法院不仅可以提供纠纷解决的规则信息，还可以提供有关可能的救济方式和纠纷解决的成本信息，以供当事人选择[1]。目前，在各国法院中广泛使用的不经正式审判而解决纠纷的调解、仲裁、谈判、案件评估(Case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2],即体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我国法院调解程序在民事司法领域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近年来，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同时，实践中的调解率却大幅度下降。这一现象正好和西方国家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相反。带着这样的困惑，笔者对我国法院调解的改革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辩析法院调解的强制性

近年来，学者们在谈到法院调解的弊端时，大都对自愿、合法和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进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对后两个原则在法院调解中的法理悖论值得我们深思。笔者对此非常赞同，但认为在探寻强制调解的根源上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自愿原则是我国法院调解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事人是否愿意，能否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达成什么协议完全由当事人的意愿来决定。尽管自愿原则在法院调解中处于最高理念的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强制调解的现象仍十分突出。对此问题的回答，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多数学者认为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合一的模式使作为调解者和审判者的身份出现重合，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在调解时就会利用审判权的威力来影响当事人的真实合意的达成[3]；第二种观点认为法院调解中的自愿和强制的矛盾是整体审判制度塑造的矛盾，法院调解的强制性根源于我国长期保持高度职权主义色彩所塑造的法官惯习的影响，而与调解人的双重身份的关联并不大[4]。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商榷之处并做以下分析：

调解人员的"双重身份论"作为强制调解的制度性根源基本是学术界达成共识的观点，其比较有说明力的理由是我国法院调解在主持人员意志和当事人意志冲突之间没有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调解人员不仅可以动用一般审判外纠纷解决机关为实现强制调解所利用的资源，还可以很容易的从审判权中获得资源。对此笔者认为:如果单独设立调解法官就能避免主持人员不利用法院的审判权资源吗？调解法官同样是享有审判权的正式法官，素有畏惧法院审判权威的普通当事人在调解法官面前能会屡次说“不”吗？在当事人眼里，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是亲密无间的同事，他们只是暂时的分工不同而已，在我国法官独立和职业神圣的理念还远远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作这样的区分又有何意义呢？另外，“双重身份论”也隐含着对审判法官在诉讼程序中主动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否定。从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来看，各国对审判程序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法官的诉讼运作不仅仅停留在判决的程序框架内，还要尽量广泛的获得纠纷解决信息，以此为基础积极说服当事人达成和解，以提高对民事诉讼效率的追求。比如日本民事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和解兼辩论"及美国审前会议中的试行和解义务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可见，在审判程序中，为了使当事人尽快的达成合意而避免高成本的诉讼程序，法官作出的积极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种观点应当是站在整个民事审判制度发展轨迹的高度上来分析强制调解的原因。该学者认为随着庭审方式的改革、举证责任的强化等措施，法官职权理念的淡化会延伸到法院调解中去，法官的角色将会和调解人的角色一致，从而不需要调审分离就可以解决强制调解的问题。调解人的角色难道一定要达到诉讼程序中法官的消极性才能保证真实合意或者纠纷解决的需要吗？调解程序中就不存在强制的契机吗？季卫东教授指出：调解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调解机关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它能够克服在通往正义之路中的种种障碍，针对当事人的主张和立场进行说服工作[5]。棚赖孝雄教授也认为，审判外的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当事人对解决方案的同意，纠纷处理机关通常要行使“中介”、“判断”、“强制”的功能。强制的功能体现在"纠纷处理机关为了形成合意而不断地动员自己直接或间接掌握的资源来迫使当事人接受解决方案"的方面[6]。显然，在法院调解中强制的契机是完全必要的，如在日本的法院调解中，调解委员会处理纠纷的范围就不限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调解主任和调解委员会都能够在一定授权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自由的调查有关纠纷的事实并获得证据。即使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已经带有更强烈的当事人色彩，但在法院调解中的职权理念仍是必要的。这里只想说明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所追求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法官和调解人的角色定位更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法官中立是诉讼公正的基石，那么调解法官的职权理念则是妥善解决纠纷的保证。

总体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较好的发觉强制调解的实质性原因，无论是调解人员的变换还是民事诉讼结构的改造都无法根本上解决具有恣意性强制调解的存在。笔者试图从调解程序本身的结构性缺陷来探讨强制调解的根源。日本学者棚赖孝雄以功能为标准把调解分为判断型调解、交涉型调解、教化型调解和治疗型调解[7]。其中判断型调解的意思是以发现法律上正确的解决方案为第一目标，同时又没有审判所需要的较高诉讼成本。在判断型调解中，调解人主动寻找合乎法律规定的解决方案，并向当事人展示其判断，双方当事人以此判断为中心寻求合意，进而解决纠纷。我国的法院调解显然属于这种判断型调解的理论模型，也是期望在节约费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尽量实现在审判中能够得到的解决方案。然而，判断型调解也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即在第三者的判断解决纠纷所需要的主动性与其强制能力之间的不对称性[8]。在我国的法院调解中，自主交涉宣告失败的当事人一般都希望得到类似判决的结果，因此调解者就需要主动以发现法律上正确的方式去解决纠纷。且不说在没有严格证据规则等程序保障的情况下，调解者能否发现法律上正确的方案，即使如此，调解者也没有强加于不情愿接受的当事人的权力。事实上，这样理想的调解状态是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既然调解本身就是以其灵活性来弥补审判程序的僵硬，又怎能要求其达到审判的效果呢？这是有悖于调解制度自身存在的价值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既能保证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合意，又能使调解者以法律上的正确解决方案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在两者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这才是我国法院调解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二、法院调解改革的思路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准高低的真正尺度是社会中每个角落是否都能获得适当的救济，从而提出“整体正义”的概念[9]。如果用整体正义的理念来分析民事纠纷解决领域的改革，将为我们提供全新的视角。为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单个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实现，更重要的是注重民事纠纷体系内部结构的协调问题。具体而言，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中，诉讼和解、法院调解和诉讼程序的关系以及怎样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且，我国的法院调解与国外的诉讼和解、法院附设调解具有理论上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能不站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高度来把握法院调解改革的未来了。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来分析现有几种法院调解改革的方案，也许会有新的启发。在众多学者提出的各种观点中，其中有代表性的可分为三类：

“调解限制论”主张通过法院调解制度的一些细节性的改革，来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问题。他们认为我国民诉法已较完整的设定了调解制度的框袈，现在出现的某些问题，其原因在于法院执法不严及法官的素质较低，以至于不能准确把握立法的精神。因此对法院调解的改革应在现有的框架内，通过具体制度的完善来根除其弊端，如适当缩小调解的适用范围，将调解限制在一审中等[10]。“和解替代论”认为法院调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的产物。今天，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就要重新思考和评估。当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基本建立后，法院调解的部分价值完全可以由判决取代，而且，在真正的法制社会里，法院选择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比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更符合审判职能的要求。因此，我国民诉法应当取消现行法上的法院调解，加强对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

[11]“调解前置，另设和解论”认为民诉法将调解和审判这两种性质上有重大差异的纠纷解纷方式一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由此造成两者的紧张和冲突，其结果是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判决功能的萎缩，形成了调解型的审判方式。作者通过分析法官的调解偏好与审判并重，强制与自愿、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使用法律的流动性和随意性、让步息讼与保护权利等四个矛盾，提出将调解从审判中分离出来，以实现调解的非讼化，同时在诉讼程序中设置和解制度来弥补调解留下的制度空间。[12]

综合分析，前两种观点均出现了严重的民事纠纷解决程序体系紊乱问题。第一种观点将调解限于一审中，其后果是当事人在二审和再审中虽有调解的意思，但由于上述程序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制度不存在。故只能由法院作出一刀两断式的裁判。如果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而撤诉，则由于我国民诉法并没有赋予和解协议与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一旦当事人不履行协议，一审判决必将生效，而这势必违背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愿。这样其实否定了二审和再审程序中以合意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第二种观点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了法院调解的价值，以设立诉讼和解而代之。法院调解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但其毕竟已深深扎根在我国的纠纷解决与审判制度体系之中,在司法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诉讼效果和社会效果。另外以一种全新的制度取代法院调解,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仍是有疑问的。第三种观点是比较合理的整体性分析，但其仍是在否定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价值基础上的立论。

笔者认为我国法院调解改革的思路应作如下定位：在诉讼程序中，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同时在强化审前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设立庭前调解制度。实现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二元机制。在诉讼外另设法院附设调解程序，建立法院内调解程序的二元论。其理由如下：

（一）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二元机制

诉讼和解就是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就某种解决方案达成合意，而且在法院的认可和参与下将此方案以一定的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并就此终结案件。这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13]有些学者认为国外的诉讼和解和我国的法院调解有很多相似点：两者都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发生：都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获得类似判决的效力，如英美国家的“合意判决”，大陆法系国家则采用一经记入法院笔录即具有执行力的模式；[14]最后是两种程序中法官都要主持协商活动并对当事人进行说服。这也是和解替代论的主要理由。笔者认为既然它们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甚至是同一性质的事物[15]，那为什么还要替代呢？以至于可能给司法实践中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即使要替代，这样的理由也显得没有说服力。其实认识这两者的区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两者的独立性不同，诉讼和解是附属于辩论程序或证明程序过程的，也可以认为是诉讼程序中固有的内在的制度装置。随着诉讼程序的进展，案件事实会越来越清楚，当事人之间和解的可能性会随之增加。因此，它是不能脱离诉讼程序而独立存在的解决纠纷方式。而法院调解是包括一系列灵活多样的程序规则，甚至可以有独立的调解立法。另一方面是法官的介入程度不同，这也是容易混淆的地方。在诉讼和解中由于受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等程序的限制，法官对案件背景事实的了解是不全面的。而在调解中，法官可以了解除案件主要事实和证据之外的信息，如必要时可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过去的关系等影响纠纷发生发展的深层次因素。负责调解的法官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程序的灵活性，主动向当事人提示纠纷解决的种种可能性，积极地劝导说服双方达成合意。总之，尽管纠纷的最终解决仍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同意所提出的方案，但和诉讼和解相比，调解法官在诱导说服当事人的力度上则要强一些。一般而言，如果法官认为案件可以在适用实体法规的基础上再加一定的调整就可达到纠纷的妥善解决，那么就选择在诉讼内说服当事人和解可能更恰当，但法官要是看出实体性法规的适用并不一定能够导致纠纷的真正的解决，而需要了解更广泛的背景事实的时候，则可能适用调解更好些。[16]

从以上诉讼和解和法院调解的差异来看，他们之间能轻易的相互替代吗？回答是否定的，随着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类型多样化，各种各样的案件都会出现，两种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并存会给法官和当事人选择上更大的余地，更有利于纠纷的妥善解决，从而达到实现整体正义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同时存在会引起价值重合、浪费程序资源。笔者选择庭前调解就是让其在不同的场景中发挥各自的独特的功能，同时也避免了调解程序的灵活性会给诉讼程序的程序保障带来消极的影响。

（二）法院内调解程序的二元机制

笔者认为庭前调解应是我国审前准备程序改革的内容之一。审前准备程序中的法院调解是很必要的，如日本新民诉法规定的三种准备程序之一的“辩论准备程序”实质上就是把准备程序与调解程序合一的审理方式。选择在准备程序中争点整理结束后进行调解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尽管在准备程序中作为审判结果的谁是谁非尚不清楚，但案件已大体上得到掌握，对诉讼的走向也能够作出一定的预测，法官已经可以在此基础上提示初步的解决方案。第二，如果法官在这个时候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就省略了开庭审理和证据调查等程序，对法院和当事人都意味着节约了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在掌握调解时机上的经验，将法院调解的中心从庭上和庭后移到庭前，与准备程序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可起到事半功倍之功效。而在开庭审理及上诉审中，案件事实以基本清楚，审理结果也能够预测，能否达成达成和解更多的取决于当事人对利益的权衡，而不在于法官的积极调解。

设立法院附设调解是我们对法院附设ADR的尝试。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司法改革的潮流之一，司法改革的社会目标在于促成新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实现纠纷解决机制乃至法律机制的多元化。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sion)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17]。附设在法院的ADR已是世界各国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部分，如日本的法院附设调解，美国的各种各样的法院附设ADR(Court-annexedADR)。法院附设ADR有利于使大量纠纷不经过审判即可解决，使纠纷解决更符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有利于使法院从大量的积案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用到真正需要诉讼程序的案件上。同时，法院附设调解使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得以完善，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

从上述可以看出，笔者提出的庭前调解和法院附设调解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们在制度价值上没有冲突的地方，前者只是准备程序的内容之一，后者是在诉讼程序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

三、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设计

按照本文的思路，法院调解的改革牵涉到国外诉讼和解的借鉴、庭前调解如何和审前准备程序相结合以及非诉讼调解机构的设立。限于论题的需要，前两者完全可以另文探讨，这里仅提供一种思路，因此，我们仅仅就法院附设非诉讼调解的运作提出初步的分析。

（一）调解员的选任

鉴于调解员的作用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大都是从优秀的法律职业者中挑选。如美国的法院调解中，调解员尽管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但通常由法律界很有地位的律师和退休法官担任；日本的法院调解组织是由法院和调解委员组成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必须是年龄40岁以上具有丰富纠纷解决经验的律师担任；法国的法院调解组织由雇主和受雇主选出的审判委员组成，主要负责对薪资或其他劳动条件纠纷的调解。我国的调解人员应该主要由现任法官担任，但目前法院的审判力量还不是很充足，还可借鉴日本的经验，从社会上挑选优秀的律师来担任调解员和法官共同组成调解委员会。所有的调解员均在法院备案，由当事人自主挑选。

（二）调解组织的受案范围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法律都对强制调解做了规定，强制调解一般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案件。如果当事人一开始就申请调解最好，但事实上当事人往往不具备这样分辨选择的能力。具体来说，以下类型的案件可以考虑先行调解：首先是一些小额事件、简易民事伤害案件等。这些案件一般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且责任划分也比较明确。有些当事人所追求的并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定责任的承担，而是基于心理不平衡才通过诉讼向对方宣示其权利，以求得对方的妥协和退让。对于这样的案件，如果按照严格的审判程序进行审理，显然是对诉讼资源的浪费；其次是婚姻家庭、遗产纠纷以及邻里纠纷等。这类纠纷一般是国家的立法不宜介入的日常生活领域，或者表现为缺乏实体法的规定，或者表现为通过解释现行法律有可能调整，但妥善解决纠纷的难度极大。最后是因道路交通事故和医疗纠纷争执，其损害发生的原因范围、责任归属通常必须经长久调查和专家鉴定，才能明了事实真相，先调解比较容易获得合理解决。

除此以外的其他案件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调解。当然还应排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不得调解。

（三）当事人的诚实参加与法院的职权控制

在法院附设调解规范化的进程中，当事人的诚实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调解的过程是徒劳无益的形式，反而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为了使当事人能开诚布公的进行协商，还要保证调解中的主张、自认和证据在以后的审判中不被采纳，这样才能营造宽松友好的协商气氛。

当事人诚实参与的重要内容就是采用本人参加原则，因为调解协议的达成必须是在当事人真实意志的基础上，行为人必须有真实的处分权。除非当事人本人确无进行理性判断的能力或一方当事人能力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可以由律师和近亲属参加。另外，借鉴国外的经验，对于一方当事人在调解期日无故不到场者，法院可处一定的罚款。

由于法院附设ADR程序成本较高，滥用或者无诚意的行为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危害比民间ADR更大，因此法院应依职权进行干预，以保障ADR程序的正常运作。在这方面，世界各国的做法各有不同，如德国民诉法规定在诉讼程序中达成和解的，律师可以获得全部律师费用以示奖励；美国的法院可以对故意拖延调解的当事人进行处罚，还可以让拒绝接受无拘束力的解决方案施以风险制裁，即如果在判决中的结果多于原来结果的10%之内，由其负责支付对方当事人因诉讼所花费的全部费用。笔者认为，我国也可以从调解费用的降低和进入诉讼程序的风险制裁两个方面来鼓励当事人充分利用法院附设调解程序。

（四）调解程序的具体过程

调解一般在法院进行，可在立案庭设置调解室，这样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权威性和当事人的信任度。调解程序开始后，由法院向当事人提供调解员名单，当事人从中选择2名调解员和法官组成调解委员会。法官负责召开调解会议，当事人可以陈述事实和主张，并提供证据。调解程序所运用的证据规则不如诉讼程序严格，无须进行严格的举证和质证，而是由调解委员会审慎地进行认定证据。在调解会议后，调解员可分别与各方当事人进行私下会谈，以期发现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委员会提出的方案，经法院审查批准后，该调解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当然这种审查只要是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利益、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即认为合法。如果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如10天）内不提出异议也具有法律约束力。反之案件将由审判庭审理。生效的调解协议，当事人不得上诉。

（五）调解协议瑕疵的补救

调解协议生效后，如果当事人发现其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应当如何处理？笔者认为运用再审程序解决比较合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再审：1、有证据证明违反法定程序；2、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规定；3、有证据证明调解协议是在被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达成；4、有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中存在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的情况，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调解协议无效或撤销之诉。

注释：

[1][意]盖郎塔：《不同情况下的正义》载莫诺?卡佩莱蒂编《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2]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

[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列出。

[4]常棚翱：诉讼调解异化原因辨析---以“调审分离论”为对象，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

[5]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6]参见[日]棚赖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解决与审判制度》第54页。

[7]参见[日]棚赖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解决与审判制度》第96页。

[8]参见[日]棚赖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解决与审判制度》第54页。

[9][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0]参见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361页。

[11]张晋红：《法院调解中的立法价值探究》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五期。

[12]参见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章武生、吴泽勇《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塑》载章武生等《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王红岩：《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三期。

[13]王亚新：民事司法“调审分离”制度化一例载张卫平编《司法改革评论》第一辑第83页。诉讼和解包含着两方面性质不同的内容：第一、在诉讼程序常规进行的任何阶段，即使负责审理的法官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促使双方和解，当事人也可能如向对方妥协等自发的行为来谋求达成合意的解决。这种和解程序其实没有自身的特点，只是为了使审判的结果也能够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原理而留下的制度空间或者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而已。如我国的诉讼和解就是这种类型。第二就是文中定义和解类型，即国外通行的诉讼和解制度，本文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诉讼和解。

[14]参见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第64页。

[15]参见杨建华：《大陆民事诉讼比较与评析》第84页。

[16]参见王亚新著《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65页。

[17]范愉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页。

参考文献：

1、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2、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3、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

4、江平、陈桂明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

5、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