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制度范文10篇

法院制度范文篇1

一、分化：社会学与政治学角度的背景考察

所谓分化，是指特定社会内部具有社会意义的各种活动、功能、权力是否分离，并由不同的角色所行使。在现代化理论看来，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系统形态之重要不同便在于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程度有异。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内部分化程度较低，不存在众多个人或组织角色，且为数不多的角色之间并无功能的多样分化，功能行使单一化、专门化是普遍情形。弗兰克？萨顿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其特征在于地方群体稳定化、流动空间有限化、职业分化比较简单以及低差异的“泛能化”。相反，现代社会内部分化极大，存在众多个体角色和组织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行使一种功能甚至发挥多种功能。其中，家庭或其它具有扩散作用的初级群体被有意识组织起来，为大量具备专门功能的次级“协会”所取代或补充，所以，正如斯梅尔塞所言，现代社会就是原来固定的裙带关系的等级系统因地理和社会的流动趋向而改变，出现大量功能专门化、自主性强单位的社会。社会发展过程如同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言，就是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

政治学家眼中的现代化图景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从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来解释现代化。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曾经提出政治现代化的三项标准：结构的分化、系统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同样，鲁斯托和华尔在研究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时也提出了更加深入与全面的现代化政体标准，其中政府机构的高度分殊化和功能特定化是现代型政体的首要标准。当然，在政治现代化研究方面颇具权威的亨廷顿教授不能不提，他为政治现代化确立了三条极为分明的标准—权力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政治参与的广泛化。由此可见，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重要差异在于政治角色与政治功能的分化程度。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缺乏分化，政治角色比较单一，政治功能没有多大分化且由单一主体（角色）一体行使。正如亨廷顿所发现的，在欧洲中世纪和都铎时代，政府职能没有高度分化，一个机构常常行使各种职能，而一项职能又常常由几个机构承担。诸如都铎时代的英国政府便是一个融合各种权力、职能的政府。与此相反，现代社会则是政治体系高度分化，政治角色众多，政治功能多样化且同一角色专门行使独特功能甚至多种功能的社会。阿尔蒙德发现，现代政治体系一般都有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府官员和法院六种政治结构。

毋庸置疑，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释读的现代化图景颇有差异，但其一致之处也非常突出：结构的分化与功能的专门化。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府的重要方面即是社会结构中各种角色（包括个体角色与组织角色）高度分化与各自功能专一化，国家机器及其功能作为整体也相应高度分化，机构数量众多且功能各异。而传统社会中则缺乏结构的分化或分化相当有限，传统国家也不具备高度分殊化的政治结构，功能呈弥散状，权力行使主体单一，或者主体虽多样化，但其功能并未分化，主体之间权力仅有大小之分，而无性质不同。

以结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程度为标尺来区分社会与国家的作法和理论范式同样可以用于阐释传统型与现代型法院制度。因为任何法院制度都是特定社会政治制度之有机组成部分，其功能的分化与角色的形成不可能不受制于一定的宏观背景，或者说本身就是政治结构分化的一个方面。审判职能是否分化以及行使这种职能的角色是否分离，同样构成传统型法院制度与现代型法院制度的分界点。

二、制度理念与型构样式：分化状况之比较

具体而言，两种类型法院制度之差异可从以下方面把握。

（一）制度理念。现代社会塑造政治制度包括法院制度的基本理念不同于传统社会。这首先表现在是否根据业务性质把国家活动加以类型划分。对此，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观念不同。在现代社会，主流观念认为可以业务性质的不同，把政府职能划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这里职能即使并未实际上分割给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仍在所有政府管理的情况下都需要履行，在英国宪法学家M？J？C？维尔看来，这可说是一个社会学的真理或“规律”。当然，这种认识是建立在首肯不同种类国家活动的独特性基础之上。换言之，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和司法活动在内容、形式和方法方面客观上彼此不同，是制度建构者与反思者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划分为三种形式的客观依据。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对此的贡献可谓决定性的，正是他首次将管理者惩罚犯罪或解决个人纠纷的权力，称为“裁判权”，并将之与立法，行政机关并称。认为存在颁布法律的权力，执行这种公共决定的权力以及审判个人性案件的权力。因此，主张国家活动客观上依据业务性质加以分类是现代社会制度建构、维持的重要理念。

反观传统社会，国家职能客观上可以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观念和学说基本上没有形成。据M？J？C？维尔考证，这种三分法式理念诞生并发展于英国内战和共和政体的特殊背景之下。其中，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见解虽不能说是三分式理念的渊源，但作用确实不小。在传统社会中，绝对论是一种主要的政治理念。持绝对论说的理论家们认为，必须有一个单一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来源。国家权力的整体性、不可分性构成传统政制运用者与推进者的牢固观念，这在传统专制国家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对此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曾作过大力论证。

当然，传统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任何关于权力划分的理论思考。实际上，从多角度探讨国家权力划分的尝试持续不断。早在古希腊时候，亚里斯多德从思辨方面考察国家活动，并提出与现代型法院制度产生前提有所类似之观念。亚氏将政治科学一分为二；立法科学一立法者之事，以及政治学或政策一行动和深思的问题。他又将第二部分再次一分为二；深思科学和司法科学。据此，他分辩出每一政体部具备三种要素：深思性要素、管理性要素和司法性要素。以后在十四世纪，马西利乌斯又区分为立法职能与执行职能。其实，他所谓的“执行”职能，用维尔的话说：“从根本上是指是我们可以描述为司法的职能。由统治者率领的法院的职能，即将法律付诸实施。”因此，传统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沿国家职能三分法式路径相同或相近之方向思考国家职能分割，并得出有类似结论之理论。不仅如此，在确立三分式职能划分理念之前，还存在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采用更为实际的关于政府活动多样性的观点，将国家活动根据“主权的特征”分为六至七个范畴如控制铸币、规定度量衡等等。

其次，这体现在对国家活动划分必要性的判断上。国家职能三分法在很大程度与现代社会所盛行的一种政治学说-分权学说相关联或者干脆说就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权力分立学说之基本出发点-建立和维护政治自由，是将权力划分的客观可能变为现实必要的重要理由。因为从维护消极式自由的角度出发，防止政府侵蚀个人自由非常重要。其中，最好方式之一即在政府内进行权力划分，防止权力集中于一群人手中。当然，认同国家职能划分必要性的理由不止于此。正如M？J？C？维尔在谈到英国时所说，政府体系内三个部门的成长部分反映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需要，部分反映了这样一种要求，即不同的价值应体现在不同机构的程序中，体现在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分立部门中。同样，亨廷顿在分析欧洲历史上职能分化和职能日趋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不断增多的原因时也指出，这些变化正是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和人们对政府日益增多的要求而出现的。这里特别要指出，在三分式理念中，将司法职能与司法部门提升至可与行政立法职能和部门相分离，至少可以与行政部门并驾齐驱，且还可能有限抗衡了立法的原因可能更主要还在于后文还要提及的现代型法院所具备的权力制约功能，否则，这种职能虽然可以分离，但是否提升至与行政立法并驾齐驱的地位还值得探讨。

相反，传统社会则没有国家职能应当分离的普遍观念。在绝对主义国家之中，权力集体中于最高统治者的观念与作法无论在东方国家还是传统西方社会中都相当鲜明。即便在奉行古典民主制的社会如古雅典与古罗马，虽然政治参与面相对扩大，公共权威组织并不单一，权力有所分离，但职能并未分化。明确从职能角度划分三种类型的观念与情况并未出现。当然，这不排斥对权力进行等级划分的观念及相应作法。马克斯？韦伯指出，世袭或封建的统治也可能受到等级特权的限制，特别是受到等级的权力分割的限制。欧洲中世纪国家如封建制下的法国便属此类。但权力划分中将一种流一的权力在不同主体间加以分配。但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所说的，依据业务性质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予以分割，完全是现代的概念与作法。再次，这反映到如何建构与改进司法职能的分化样式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司法职能分化的要旨在于，机构与职能的双重分离。一方面，得区分与设置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在区分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职能的基础上，应将三种职能分别授予三种机构行使。经典的分化样式是严格实行双重分离，但由于种种因素之考虑，纯粹的分离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适用相对分离模式即将三种职能主要赋予三个对应部分，但并不强求垄断式分离，而是有条件允许某一特定部门行使一定的非对应职能。如行政机构可以解决某些纠纷，也可经立法机关授权或允许而制订普遍性法律文件，司法机关亦可在解决纠纷中有条件地审查否认有关的法律规范。正如维尔所说，职能部分分立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思想观念。显然，在缺乏国家职能三分法的传统社会中，上述观念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二）法院型构样式。在不同的制度理念指引或影响下，法院制度的型构样式当然有异。

1.法院工作目标的专一性不同。专一性意指法院以解决纠纷为专责，审判成为法院根本甚至唯一任务，现代型法院是专一性相当强的法院，而传统型法院则在整体上很难以专一性衡量，其职责、目标往往多元化。具专一性的现代型法院既有设置的目标专一性，即从社会角度看，是由制度设计者或权威运用者以解决纠纷为直接目的而设立或承认的；也有内容的专一性，即以案件为工作对象加以处理成为法院日常工作。对此，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法律规范都予以认同。罗杰？科特威尔指出：“认为法院的主要功能是处理诉讼，几乎是普遍的观点”。现代各国之立法与实务操作普遍以处理纠纷为法院的主要职责。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规定，只有实际存在的争端才可能成为法院关注对象，而这种争端要引发司法程序，得到司法处理还必须需服从一系列条件，包括诉讼资格、诉讼时机和诉讼问题等在内。

与现代型法院不同，传统社会中承担纠纷解决任务的机构或人员并不仅仅解决纠纷。通常它还要行使其它国家职能，如财政征收职能、警察职能等等。以行使纠纷解决功能为唯一任务的政治角色几乎不存在，甚至以纠纷解决为唯一主要功能的政治角色也难以见到。大多数介入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国家机构或公共权威主要都同时行使着多种职能。因此，一个机构即或称之为法院，但它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与专职法院。美国学者伯尔曼在探讨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法时写道：“在一个庄园内部，像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时期的西方其它政治单位内部一样，正式的管理是与裁判权紧密联系的；即立化与行政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与司法活动混在一起的，并为一个称为法院的机构主持。使用‘法院’一词而不是‘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等词语称谓这个机构，并不表明没有把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作为重要的政府管理的职能。”因此，“12世纪与20世纪的政府概念之间的区别不在于那时缺少而现在存在立法和行政的职能，而首先在于那时这些职能混合在一起而现在它们已经彼此分离，其次在于那时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包含在审判机构之中”。归根结底，这种状况很大程上是国家职能一体化的自然表现

需要指出，现代型法院并非纯粹的专一性法院。在不影响法院基本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它往往还行使着其它一些功能。这主要是处理非讼案件，即没有争议的事务，如契约登记、检验遗嘱或认定死亡等等。在弗里德曼看来，这表明法律机构起着日常工作或记录职能。当然，这些功能的存在并不表明现代法院专一性的丧失，实际上，它仅仅是法院的次要工作，并非法院关注之中心。它与传统型法院功能难分主次的状况完全不同。而之所以行使这些功能，也许还可以循着传统社会公共权威机构作用繁杂性在现代社会中遗传的假设加以探讨求证。

2.对纠纷解决的独占性不同。在现代社会中，政体设计与运用的主要思路，是以法院为代表国家介入纠纷处理过程的唯一或主要主体，法院在理论上和立法上都在国家系统内获得纠纷处理的“专利权”。当然，这种纠纷必须是可以和可由司法方式解决的争端，原则上为具体纠纷（传统中主要是犯罪案件和私人讼争）。在唯一性方面，法国大革命后通过的1791年宪法可谓典型，该法典在将司法权提高到与立法部分和执行部门同等地位的同时，还明文禁止议会和国家行使任何司法职能。在主要主体方面，美国政制可谓样板。早在建国之初，麦迪逊就认为，应当反对一个政府部门行使其它政府部分的全部权力，但不应反对一个政府部门行使其它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力。与此照应，在将可以司法方式解决的案件交由法院受理的同时，美国政制还明确一定的法院不能介入的领域，如外交、政治问题。不仅如此，二十世纪以来行政机关的权力日趋扩张，伯纳德？施瓦茨描述美国法律史时曾说，“在行政权的范围之内，行政机关制定法令和执行裁判的权力，在重要性上至少可以和立法机关、审判机关行使的的权力相比。”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行政机关大量行使委任司法权，这不仅包括公权利方面的争端，也包括民事司法权。193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克罗威尔诉本森案件的判决，确认了工人赔偿法规定的私权利性质争端可以由行政机关裁处，只要其可接受司法审查的监督。此外，法院对刑事司法的独占权在1969年因纽约州立法机关通过将部分违反交通规则的轻犯罪由法院移交行政机关审理后，也开始动摇，尽管学者们普遍预期此方面的委任不会有大的扩展。毋庸置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语境大不相同。现代型法院所面临之问题及具有之特征并不为传统型法院所遭遇，上述法院独占性问题即如此。既然根本就缺乏以纠纷解决为中心任务之专门性法院，那么司法权力在国家机构中的扩散化就在所难免。因此，就不可能存在某一特定国家机构垄断或主要占据处理纠纷的国家权力的格局。当然，两者在整个社会纠纷解决系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还是颇有差别的，但这属于后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3.机构设置的系统性不同。这是司法工作专一性的自然延伸与要求。应当认为，具有常设性、组织性和系统性之法院在主权国家范围的存与运作，是现代型法院制度不同于传统型法院制度的鲜明特征。在本质上，这一特征是现代化进程的当然要求和必然结果。美国学者利维指出，持继增长的中央集权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教授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化在政治变革方面特点之一即是通过扩大中央权力等等举措扩展政治领域范围。因此，现代化的过程，正如享廷顿考察欧洲大陆国家历史后所发现的，在17世纪就是以更为简单和统一的政府取代复杂的封建君主制，将地方事务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或控制之下，导致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与这种趋势相适应，设置专门的中央法院，并型构受其控制的地方法院，塑造司法一体化的格局，便是现代化社会的当然选择。因此，现代型法院制度是一个等级分化严密，以司法方式主要是审级关系互相关联并进行上对下控制的整体系统。这一系统如同其它国家机构系统一样，构成现代社会常设性甚至永久性的机构。作为集中化的执法手段，法院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是与民族-国家的本质相适应的，它既维护契约又用于实现普遍化的社会惩戒。

不同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一个内部有着多种形态的社会，不同国家往往具备不同的形态，但就整体而言，传统社会主要有集权化的官僚制和分权化的封建制两种模式，属于前者的如罗马帝国、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可归于后者的包括中古欧洲和德川幕府的日本。对于前者，没有系统之法院自不待言，伯尔曼在考察中世纪欧洲法制史后指出，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共存与竞争是西方法律传统中最突出的特征。对于后者，尽管可能有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但这种体系的有无高度稳定性颇值得怀疑。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传统型统治之管理既缺乏按照事先规则确定的固定的“权限”，也没有固定的合理的等级制度。因此，传统型法院制度并未普遍形成自上而下的合理司法体系。临时设立机构、统治者随时介入司法的情形使得法院制度不具备高度的常态性。

4.人员的分离性不同。人员分离的含义是指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其它国家职能相分离，换言之，司法人员应从事专职工作而不得从事其它职业与工作。强调人员分离是现代型法院的鲜明特征。因为只强调职能分化、机构分离但人员又重叠的话，就与传统型政治与司法并无二致了。故在现代型法院制度中，法官专职于司法工作，不再担任其它国家部门的工作人员，从事另一职能。相反，在传统型法院制度下，法官通常同时又兼任其它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中央国家机构中，最典型的形式是发生于德国但又不止于德国，韦伯称之为“内阁司法”的王权直接行使裁判权的情形。在地方，这突出体现为军事长官、行政长官兼任司法。

应当指出，现代型法院的人员分离特征不能绝对化。其一，在某些情况下，法官在形式上兼具其它公职身份，如英国上议院上诉委员会至今是英国最高审级上诉法院，上诉委员会成员是专职法官，同时又是上议院议员，身份具有双重性。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其成员以司法工作为专职，极少介入除此之外的上议院工作。反过来，其它上议院成员只有理论上的可能而无参与决定案件处理之现实性。所以就整体而言，法官的其它国家公职身份是礼仪性的，没有也不允许发挥更多的政治作用。其二，人员分离也不排斥司法制度的大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标尺之一便是普遍参与即民众对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参与广泛性的程度。在司法领域，这就体现为允许非职业的外行人士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和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目前在英国和美国，处于较好运转的治安法官很多时候便具有案件处理权，但其本身却是由另有职业之成功人士，而为马克斯？韦伯所诟病的英美式陪审团也在此列。

三、制度分化之实证考察

对于上述理论阐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制史的考察进一步印证。

就传统法院制度而言，我们在初民社会、古雅典社会、中世纪的欧洲均可以发现其模式，美国著名法人类学家E？A？霍贝尔在《初民的法律》一书中指出，在初民社会即早期人类社会中，同样存在发挥着法律功能的习惯性规范，且这些规范由这一社会的权威机构加以维护。这些“法院”的职能并未与其它国家职能或社会公共职能相分离，而是与其它公共职能混合一起，由公设的社会权威机构或个人经常性或临时性行使。对此，切依因纳人（印第安人的分支）的情况可以佐证。切因依纳人的部落议事会及其首领的首要职责在于关心孤儿寡妇的生活，其次才是维护内部秩序，处理调停各种争执。此外还包括共同狩猎和负责部落大型礼仪活动之秩序.

与初民社会不同，雅典国家应当说是公认的成熟的古典民主制国家。恩格斯称之为古代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尽管其国家机器发育比较健全，处理纠纷的机构比较发达，已经出现可以明显辨识且具有“法院”称谓的纠纷解决机构。如陪审法庭，但整体上依然属于传统型法院制度。因为，在古雅典（伯利克里时代），公民大会作为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五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民主方式在总体上管理城邦的各种社会事务，包括司法审判事务。同时，陪审法院由被选举出来的30岁以上的公民担任，总数可达六千人（但每个案件只有600人可参加审判），决定着重大诉讼案件的审判（如审判苏格拉底），但它同时也参与其它问题的处理，如政治问题。此外，由贵族老人组成的长老院不仅在监督、宗教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审理一些刑事案件。所以，正如乔治？萨拜因所说，雅典的法院像任何其它法院一样，虽然是在具体民事或刑事案件中作出司法决定，但除此之外，它们还拥有大大超过这一范围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按照现代观点显然具有一种行政或立法的性质，而不是司法的性质。事实上，一所法院在某些方面和“公民大会”本身处于同等地位。

继雅典之后的中世纪欧洲，法院制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型。在此期间，欧洲有着教会法院、封建法院、庄园法院、商事法院和王室法院，它们都在自己管辖权范围之内发挥作用，并相互竞争。例如，中世纪欧洲普遍存在的庄园法院即由领主或其人主持，不仅裁判各种民、刑事事务，还管理庄园经济的规定和规则，包括公共田地和牧场的使用，粮食和其它作物的收获，等等.

不言而喻，现代型法院制度在职能分化方面的具体事例迥异于传统型法院。在职能分化、机构分离的前提下，又各有特色。主要有两种典型形态：一种以美国、德国代表，另一种以法国为显例。

法国。其现代型法院制度是在1879年以后逐步建立的。法国是孟德斯鸠的故乡，然而孟氏的三权分立理论并非源于法国本土，而是有感于英伦三岛的政治实践。法国立法者在各种权力分立理论中选择的是一种极端的权力分立学说，1791年制定的宪法将司法权提高到与立法部门、执行部门同等的地位，它一方面禁止议会和国会行使任一司法职能，另一方面否定了司法审查的必要性，禁止法院干预立法权的行使或中止法律的执行，法官由此无法对立法和执法活动施加影响。此后二百来年时间中，尽管风云变幻，出现革命与复辟，战争与内乱，三种职能相区分且干预甚多的局面依然维持下来。较为纯粹的职能分离构成法国式现代型法院制度的一个特征。相应，普通法院以审判为主要工作，且成为纠纷的主要解决机构。（行政法院系统在法国的成熟与发展显示行政、司法不相干之局面已经打破，但宪法委员会的存在是否意味着违宪审查功能的形成还值得怀疑，对此在法院功能处还将论及。）

法院制度范文篇2

在确证并论述将法院制度划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的基本理论范式后，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两种制度类型是否存在着先后相继关系？如果存在历史替代逻辑，那么究竟基于什么背景发生这种转型的呢？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且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对上述问题的考虑，必须从两种法院制度的宏观背景着手。这种宏观的背景便是现代化理论及相关的历史进程。法院制度现代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剧烈、最为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它是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变过程。现代化进程与下列界定性因素有关：国际环境的改变导致国家间依附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幅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化以及教育的扩展。这些变革在当今世界的多数国家都完成了。不仅如此，现代化足以波及到与拥有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从而使既有社会模式遭到损毁。所以，现代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当然要求一种更具合理性、更为开放、明确的法律制度。因此，确立适应现代化社会整体要求的，与传统有着较大程度决裂的法院制度就是必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从宏观上看，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深刻影响到法院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但要清晰具体地把握传统型法院制度为何、怎样转向现代型、基于什么现代型法院制度呈现出如此面貌，还要求我们分析个中原因，特别需要我们借助现代化进程的三个基本目标——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和市场经济予以说解（这三个目标是前述现代化特性的另一种引伸表述而已）。实际上，法院制度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共同要求。

第一，法院制度的现代转型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当然产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前，市场活动多在是非理性思考指导下进行的，主体难以对自己可能支付的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精确的量化估计，此时的法律制度呈现一种“实质非理性”的特征，1法官常常依据社会上的一般公正理念为准则，依据其个人对世态人情的洞察、个人化知识累积断案，法官和其他社会秩序维持者之间的角色分工难以在专业性上显现出来；法官注重的是解决个案而非社会总体上的制度合理，法官并不注意通过公共化的、形式化的逻辑思辩来发展法律。这种法律制度和法院制度是与经济上的急功近利、缺乏长远打算紧密相联的。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体制兴起以后，有了根本上的改变。

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模式，而是与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相联系的，其中包括文化、法律制度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特别重视对于长期利润的精细和有系统的计算，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获取暴利。这种理性化的经济形式要求尽可能地对未来的风险作出预测并提出相应对策，以保证投资决策得以顺畅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变对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法的理性化、系统化和一般化以及个别案件中法律程序运作的日益增长的可算度性，构成了近现代经济事业存在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保障，近现代经济事业是不可能进行的。相应地，法院功能和法官职业行为亦应当有所改变：市场经济不能再接受法官简单地按衡平观念或其他非理性的方法来决定具体案件，而要求法官按抽象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来维护一般的公正。由此而来的法院制度就与传统的法院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1）法院应当重视法律的原则和形式（法律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整体关系），从形式推出具有必然性的处理结果而不专注于个别案件直接的实质结果。（2）法官应当凭借区别于其他社会秩序维持者的专门化技艺，根据明确、系统、具体、不矛盾、不依赖社会情绪化反映的法律规则解决纠纷。这显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形式理性要求和促使法院制度进一步形式化和合理化；反过来，具有形式理性的法院制度又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保障作用。市场经济和法院制度之间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

第二，法院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也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旨之一就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法院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阐释法律、惩罚犯罪进而延伸到调节广泛的社会、政治关系。这对法院制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有两方面的影响：（1）法院不只是针对普通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惩处，也同样要对政府官员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对此，法治国家通行的见解认为，民主制度要求一批人不仅作为个体之间而且作为政府权力和个人之间的仲裁者。而法院正是民主政治下的这种纠纷仲裁者。（2）法院应当对民主政治起一种“平衡摆”的作用。现代民主政治犹如一台精巧设计的机器，只有各零部件密切配合才能正常运转。法院系统是这台大机器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主政治要求有现代特征的法院系统来有效监督和制约其他政府部门，例如一些国家就强调最高法院应当使用宪法条款来维持、限制甚至改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或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此外，民主政治还要求法院制度成为一种平衡社会多数成员与少数成员利益的政治机制。民主政治要求不仅要按多数人的意志办事，还要保护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权利，防范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一责任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都无从独力承担，因为立法部门以“多数裁决”原则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而行政部门一般也只能执行立法机关的意志，所以，只有法院机构才能胜任保护社会每一成员的职责。对此，罗杰·希尔斯曼引证说：“真正的民主超出了听众多数人的愿望。真正的民主还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反对多数人的专横独断，这一论点不仅把司法审查看成达到这一目的手段，同时也是抑制人民当中多数人有时过于多变的欲望。”2由此可见，现代民主政治要求法院制度以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制度发生变迁也就势在必行。

要在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内实现法院制度的现代转型，必须强调法院机构与其他国家权力相分立并在分立基础上相互制约。因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据有压追者的力量。”3要充分发挥司法权的作用，必须赋予其独立性，而司法职能的独立与司法职能之分离紧密相关。因为，一方面，要防止权力滥用，就不能让其它任何权力对法官施加影响，这当然要求法律与政治相分离。当然需要设置司法独立机制以作为司法抵御外来干涉，公正行使权力，切实维护公民权利之屏障；另一方面，在赋予司法权力对其它国家权力机构及权力形式监督制约功能的情况下，独立更是有效监督的重要前提。

此外，程序观念与制度也直接来源于民主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民主政治也就是程序政治，以明确、公开、具体及公正之程序开展。政治活动包括选举、立法、司法等活动，是现代政治的要义。司法活动遵循与之一致的程序也势在必然。

第三，法院制度的现代转型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有关。这首先得从现代化法律制度的特征尤其是工具性特征谈起。现代化的法律制度究竟有什么特征呢？M·葛兰特曾经将其具体内容分成以下三个范畴和十一个项目加以论述：

Ⅰ法律规范的特性：

（1）统一性：把宗教、阶级、性别等个人差别排除在规范及其适用之外，法律仅承认与社会的功能分化相关联的那一部分差别。

（2）交易性：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交易合意而发生的，而不是由固定的身份关系决定的。

（3）普遍性：法律不是临机应变的东西，其结果是在同样条件下可以再现的，因而是可预测的。

Ⅱ法律运行的特征：

（4）等级性：法律执行的系统具有权威分配的位阶结构；

（5）科层性：一切不徇私情按规则和程序处理；

（6）合理性：指采取有效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合理计算；

（7）专业性：法律系统不是由外行而是由专业职业者来操作；

（8）媒介性：在高度技术化、复杂化了的法律系统与社会及外行人之间，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发挥媒介作用；

（9）可变性：随着社会需要及价值观的变化，法律系统亦相应变化。

Ⅲ法律与政治权威的关系：

（10）政治性：法律是国家的工具；

（11）分权性：立法、司法及行政三权分立，各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行事。4

我们之所以详细引述M·葛兰特的上述观点，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他针对现代法律制度所提出的诸多特征如分权性、科层性、专业性都与我们所讨论的法院制度有关。都直接、间接决定着现代型法院制度的诸多方面，如司法的专业化、程序的合理性，等等。在对于法治与法院转型的关系，昂格尔和涂尔干亦有大致相同的见解。法治国家的基石之一，按昂格尔的观念，就是多元利益集团的存在决定了在多元集团之间进行利益整合、利益决策与决策执行功能是国家重要任务。昂格尔将狭义的现代法治定义为机构自律性，具体来说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在程序上的的问题。这直接决定了现代法院必须通过权利和非人情化处理来消解自由社会的紧张关系。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凝聚力永远困难重重但仍可勉强维持的社会。其间法律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以法院为执法中心，由其承担利益调和角色，维持社会协调发展是主流观点；理所当然，法院介入纠纷之广阔领域，直接解决纠纷并通过解纠功能的发挥维护社会秩序、参与公共决策、防止权力滥用都毋庸置疑。

此外，还应指出，裁判依据的唯一性也直接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有关。在法治国家的理念中，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均应由法律来规范，而法律规范或是自然演进或经理性建构，但均须人民同意或默示许可，依法活动且所依之法体现昂格尔所谓“自然法”价值观念是近代以来民主宪政的精髓所在。所以，依法审判是现代法院制度的内在方面。当然，它既可表现为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也可表现为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传统。当然，基于现实需要，英美法官与大陆法官都需要解释法律甚至创造新的法律规范，但无论如何它必须遵循立法、判例所暗示之精神，且有一定之限度。同时亦很少有人敢于言称自己有立法权。

二、选择的自由：架设在背景与进路之间的桥梁

社会整体上现代化的最直接表征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它们是法院制度之现代转型时必须仰赖的背景资源，从根本上决定着法院制度现代化的进展。但是，各国在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上是有所不同的，即便是我们从知识论的角度认为某一种法院制度改革较另一种变革更为合理，我们亦不应当简单地批评一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路。因此，要讨论大致相同的社会背景，为何会生发不同的改革的问题。保持评价法院制度现代化转型时的心平气和状态，必须要涉及到法律选择自由这一深层次问题。

“选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词汇。在政治哲学领域，选择是一种个人消极自由的重要方面，它意味着个人从一系列事情中作出自愿的、不受限制的挑选。5总起来说，选择意味着针对一定的目的确定最适当的手段。而在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内，“选择”与现代化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勾联。现代化政治理论的大家D.E.艾普特曾指出现代化的根本指标就是选择。

在整体上法院制度现代化理念被现代民族国家接纳的前提下，不同国家试图采取不同的路径践行现代化的法院制度，自有其合理性。按吉尔兹的说法，法律制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各国在确定选择现代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价值评估非常自然。在我们看来，法院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是某一国家如何甄别最满意的制度机制的过程。各国在现代化社会背景下所经历的不同的具体进路凸显了“选择”的关键性：尽管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制形态表现出法律君临生活世界的共同特征，但其只是一种形似。6选择了现代化的各个国家都必须要在既存制度条件中寻找与现代社会有关的功能等价物，考虑如何使法院制度体系形成选择的机会结构和一整套保障选择合理性的程序条件。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可以说：在宏观的现代化背景下有的国家走外发式、激进式法院制度变迁路径，有的国家正在践行内生式、渐进式的法院制度转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基本路径：渐进抑或应激

就世界范围而言，可以发现两种法院制度的转型进路：内发的渐进式转型与外发的应激式转型。

内发的渐进式转型主要体现在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美等国。在这些国家中，法院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是由本社会内部的动力而发生的转型，且这种转型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法院制度的转变是社会内部之种种因素促成的，这种因素就是上述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变化，法院制度现代化既因应于上列因素，也是整个社会变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得经由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既是因为决定其变化的原因是逐渐成熟并影响到法院制度变革的，也是缘于法院制度之众多特征不可能瞬间造就，本身只可能逐渐形成。以英国为例，这种渐进演变过程表现得非常鲜明。1066年征服者威廉开始统治英国以后，早期的英格兰政府并不存在政府职能的分离，国王及其在枢密院中的主要顾问们任着司法、行政以及立法权力，尔后逐渐又分离出三个皇家法院——财政法院、普通法法院、王座法院，这三个法院受到国王的控制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为维护王室利益而设置的。伯尔曼曾在《法律与革命》一书写道：安妮王朝的享利二世每天很早起床，同他的秘书审查当时的案件，并偏好干预他的法官，他还喜欢巡回全国各地审理案件。不仅如此，他还作为立法者行事，对先前存在的法律制度进行重新估价和重新安排7，因此，中央司法权控制于国王手中，并不断侵蚀地方的司法权。英国法院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始于司法权力的逐渐分离与集权化，分离表现在王室内部设立法院，且逐渐将其注意力凝聚在解决纠纷方面，在享利二世之前，司法特别是地方司法多半是由地方权贵所掌握，王室没有永久性法院进行专门、正规的审判。享利二世执政后，大量增加了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力职能。相应，中央集权的王室法院也逐渐在英格兰创立。前述三种类型法院即属于此。尽管它受制于国王，但国王尔后大都在特殊的场合“因要人和大案”才行使司法职能。随着历史演进，法院逐渐将职能限于解决纠纷，除此以外的机构则逐渐被限制乃至停止行使审判权。尤其是随着普通法律体系的逐渐形成、王室法官不间断的审判尤其是参考已有习惯的审判，依据先前判例成为法官的行为准则。这直接有助于形成一个严密的普通法法律体系。不仅如此，将司法工作与既有判例关系起来，实际上又要求法官具有专业知识，专门化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专门培训法律人士的伦敦四大律师学院的存在与运作就已显示了专门化的要求与专业化的途径。同样，程序法制的发展与运用也随着法院体系发展来实现的。王室法院在处理案件的实践中逐渐确立了公民解决纠纷时需要遵守的程序规则。至于司法独立，经过法官与国王的斗争，著名的如柯克与国王詹姆士一世的争论，最终在1701年通过的王位继承法得以明确规定。而法院功能特别是对行政之强力约束功能的发展，则是在19-20世纪之未，特别是在本世纪才大幅扩展的。

与英国略有不同的是法国。法国大革命前的法院包括王室法院并未为国王所全部掌握，而是与国王时常展开斗争。虽然司法职能有所分离，并有所独立，但其专业性并不强，司法官职可以出卖且普遍出卖，现代型实体法律与程序法并未确立与发展。司法的一个功能在于斗争，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制约。及至大革命之后方才从法律上确立了司法与议会、行政机关分离且法院独立的地位。然而，路易王朝时期国王与法院彼此为了既得利益而斗争，实际上却忽视人民利益的作法，使司法与立法、与行政的相互制约关系受到严格限制。所以，确立了依照明文颁布的法律裁断纠纷是法官的应尽职守这一原则，法国的司法功能既有现代性一面又有现代性有限的一面，如制约功能有限（行政法院的产生与发展后来相当程度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其产生之初动机完全出于杜绝法院干预）。总而言之，从法院体系建构、司法职能的国家化和司法功能的多元化三点看，法国的现代法院制度转型是渐进式的。

美国法院制度与英国相似，但又有较大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从权力制约高度出发，美国法院获得了广泛而强大的制约功能，它对立法、行政机关展开违宪审查，且积极展开这种审查。美国法院逐渐发展“司法能动主义”，广泛而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工作，而这本属于立法、行政机关之专职。美国法院的制约功能还为原本欠缺的大陆法系国家所效仿，诸如德国二战后设立的宪法法院、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日本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均属于此。

与上述三个国家不同，日本的法院制度的变化所呈现的是外发式、应激性变革。换言之，日本的变革是日本在十九世纪后期，遇到西方列强的武力冲击后为挽回国势而不得已为之。所以日本法院法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有异，变化比较早、比较彻底的是建构专门的法院、建设完备的现代法律体系，由专业人士充当司法官员，而建设较晚的是司法独立，司法功能的多样化等。可以说，直至二战结束，日本之司法独立还是形式而非实质的，司法功能也主要是维护统治秩序，带有很强暴力色彩。直至美国占领日本后，这种情形方有大变，但时至今日，日本之司法独立相对有限，违宪审查功能也名存实亡。

就前述几个国家法院制度的现代化的两种进路而言，内发的渐进式现代化更为成功更为自然，外发的应激式现代化从实践效果看，则往往有一个反复曲折、艰难前行的过程。这种结局的出现绝非偶然，可以借用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的观点进行解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有渐进式理性与建构式理性两种观念与选择，渐进理性为自然的、长期的、由社会内部因素促成的且经过不断试错而形成的合理路径，它绝非个人所能控制与改变，甚至也难以为人类所全面把握。所以，顺其自然是对待社会发展的最好态度与作法。相反，建构理性主义者在首肯人类理性的充分性基础上，认为凭借主体理性，主体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建构社会制度所必须的所有细节。现实中，任何社会制度和其它社会型构的社会秩序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前者是“自发自生”的秩序，后者则是“人造的秩序”。但归根到底、自发自生的秩序乃最有生命力的秩序，而人为秩序则难以长久生存。同样，在法律方面，哈耶克指出：法律也是自发自生的秩序。这一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对法院制度变革应采取何种进路的确是具有启发性的。内生式、渐进型变革的合理性在于：（1）法院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它应当是社会中一种逐渐革新的力量而不是一种自身急剧变化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法院制度视为能够确定预期，维持相对稳定秩序的正式制度。而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法院制度下，社会可能发生大范围的、相当长时期的动荡，从而打破人们原有的法制心理平衡，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即使是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一项应激式法院制度变革，也仍有可能难以通过有效的验证获得人们的遵守，难以作为长期有效的制度积累下来。（2）内生式、渐进变革承认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地方性。政府当局事实上不可能拥有全部知识，面对这些无知，完全以“计划”的方式推演法院制度变革进程很难起到一步到位的效果。所以，应当承认法律制度“建设者”的有限理性，承认法院本身在运作过程中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充分肯定其内部日复一日的细微变革的合理性。在此意义，法院制度变迁应当是内生式的，因为这种变革主要应当借助的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知识。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院制度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decontextual）规则系统，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即富有生命力、能有效运作的法律制度需要大量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知识，这种具有地方性的知识显然是一种“奢侈品”（稀缺资源）而不可能是一种“泊来品”。

相较之下，外发式、应激式变革所引起的法院制度变迁和转型可能是激烈和见效很快的，但是注定是很艰难的。外发式、应激型法治变革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在各种社会压力包括外来逼迫下的“政府推进型”的变法方式，因而不管具有改革指向的精英（elite）集团如何动机善良，其结果有可能是加强法治威权主义倾向，使法律制度中的内在矛盾尖锐化。昂格尔曾结合德国的现代法律与社会的发展史作为典型事例加以分析并得出法治是国家主权与市民社会的结社性秩序之间妥协的表示的重要结论。当市民社会结社性秩序没有发育到足以与国家权力的强制秩序相平衡的阶段，其实往往有“治法”而很难产生法治（ruleoflaw）。对此，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过程可作例证。日本的法制现代化固然是基于走向“民主化”的社会变革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但在那里变革对象不是国家法而是民众的行为方式。在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中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但是，必须指出，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强制性、迅速地推行的法制进程可能造成所谓“发展行政”的病态扩张。由此形成的“法治”和秩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他者”，披上现代化外衣的法院制度就可能成为纯粹物质性的福柯所说的规训（Discipline），这样的制度能否长久地获得一种生命力，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可能远离民众的需求。难以获得当代各种合理化制度所应当具备的公众认同感。在这一点上，有的学者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公众的接受，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机构，是法律得以贯彻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外发式、激进式法院制度转型的成功率是有限的。即便有一个轰轰烈烈开始的变革，如果不迅捷地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实现外发式、激进型向内生式、渐进型的转变，变法活动要么夭折，要么砸碎初始设计时所描绘的美丽图景。以曾经作过激进式试验，时至今日仍对这种方式有所偏好的法国为例，暴风骤雨式的法国大革命尽管提出了《人权宣言》，和一系列现代法治原则，确立了司法独立、依法裁判的现代法院制度，但是，托克维尔指出，法国革命者的成就远转他们自己最初想象的要小，他们不知不觉地从旧制度中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思想和作法。8日本法院制度现代化的反复和艰难也证明了上述判断的正确性。

「注释」

1、参见王晨光：《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中外法学》1992年第3期。

2、参见[美]罗杰·希尔斯曼：《美国如何治理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7页。

3、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15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转引自季卫东：《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5、参见周向军等主编：《面对国家的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6、福柯就曾经尖锐地指出，绝对同一性是近代西方理性神话的要害所在，他反对以某种同一性所实施的压迫。认为应当去除理性的神话色彩（demythologization），或者说将一个大写的理性化解为许多小写的理性（参见张汝伦：《亚洲的后现代》），《读书》1994年第12期。

法院制度范文篇3

一、清末“行政审判院”的筹设

由于清末司法改革中浓重的仿日因素，清政府在变法之初便采纳了日本的二元制司法体制。首先，于1906年将旧有的大理寺改组为大理院，管辖民事、刑事诉讼，并准备设立行政审判院专司行政诉讼。在筹设行政审判院时，产生了新旧理念的冲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第2条规定：“审判衙门掌审民事、刑事诉讼案件，但关于军法或行政诉讼等另有法令规定者，不在此限。”依据该法确立的二元司法体制，需另行制定行政审判机关的组织法。清政府为兼顾立宪改革的名义与维护旧官僚的既得利益，决定不将督察院改组为专门的行政审判机关，而同时另行创设行政审判院，并且拟订了《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如此，形成了督察院与行政审判院并存的格局。

《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主要是仿照日本1890年颁行的《行政裁判法》制定而成，该法共21条，规定行政审判以一审为限，行政审判院的长官、评事之设置、评事之资格、评事之处务规则，与日本行政裁判法几乎完全相同，只是该草案对行政诉讼范围采用了概括式规定，而日本行政裁判法采用的是列举式规定。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未及颁布，行政审判院也尚未成立，清王朝即已宣告灭亡。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平政院”

1912年1月，南京国民临时政府（1912年1月—1912年4月）建立之初，由宋教仁负责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该草案第14条规定：人民得诉讼于司法，求其审判；其对于行政官署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则诉讼于平政院。该草案在审议过程中被参议院否定，但草案中建立平政院的设想，为后来的立法所采纳。

北洋政府（1912年3月—1928年6月）成立之后，于1914年3月31日公布了《平政院组织令》，规定了平政院的组织与职权。该组织令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公布实施的行政审判机关组织法。1914年6月，平政院依照编制令创设于北京丰盛胡同。

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在政权组织方面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变动较大，但仍以根本法确认平政院制度。该法第8条规定：“人民有诉愿于行政官署，及陈述于平政院之权。”1914年5月以后，北洋政府先后颁行《平政院裁决执行条例》、《平政院处务规则》、《诉愿法》、《行政诉讼法》，创建了有关平政院组织与运作的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

1．平政院的组织。从外部组织关系看，平政院纵向直接隶属于大总统，横向与大理院平行。从内部组织结构看，设院长1人；设评事（即行政法官）15人，分设3个行政审判庭，每庭5人；肃政厅设都肃政史1人、肃政史16人。皆由大总统任命，向其负责。

2．平政院的行政审判职权与纠弹权。依据北洋政府《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规定，平政院的行政审判权及于官署的各种违法处分，包括违法之命令、决定、行政契约等；对于行政诉讼的受理，兼采直接诉讼主义和诉愿前置主义。行政诉讼的审理，以评事5人组成合议庭，且合议庭中须有一至二人为司法职务出身；案件审理以言词主义为原则，以书面审理为例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非经平政院许可，不得撤诉。肃政厅所属肃政史独立行使职务，其职务主要包括：第一，依《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第二，依《纠弹法》的规定纠举违法渎职官员，但纠弹处理权最终掌握在大总统手中；第三，监督执行平政院的裁判文书。

北洋政府的平政院制度有两大弊端：一，平政院为一级一审制，除中央平政院外，地方并无行政诉讼机关，平政院一旦作出裁决，即为终审，缺乏上诉救济途径；二，平政院易受行政控制，难以确保独立。平政院所作出的裁决，必须呈请大总统批令有关官署执行，非一经审判终结即自动生效。肃政厅纠举的任何官员，只有获得大总统许可，才能启动弹劾案。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法院”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政府五院中的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3条规定：“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之职权。”明确规定了在司法院中，普通诉讼与行政诉讼并立的二元司法体制。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训政时期约法》第22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行政诉讼及诉愿之权。”从人民基本权利的角度，确认了诉愿权和行政诉讼权。及至1931年12月，修正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6条规定：“司法院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为中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使用行政法院这一名称，同时表明行政法院应遵循司法独立原则，以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

1932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行政法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具体规定行政法院的组织和职权。1933年6月，行政法院正式开始受理行政诉讼。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平政院相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有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第一，从性质上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法院属于司法机关，隶属于司法院；第二，从机构组织与评事任职资格上看，行政法院仅行使行政审判权，纠弹官员违法案件则由监察院与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负责。行政法院院长与评事的任职资格要求更高；第三，从受案范围和审级制度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法》采纳了法国的概括式规定，即凡属行政处分，不论其关于何种事项，均可提起行政诉讼，并可附带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行政法院虽仍实行一审终审制，但兼采德国、奥地利制度，规定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之诉；第四，被告行政官署不派诉讼人，或不提出答辩书，经行政法院另定期限，以书面催告，而仍延置不理者，则行政法院得以职权调查事实，径为判决；第五，关于行政诉讼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使该法更为完密。四、简单的评论

法院制度范文篇4

一、清末“行政审判院”的筹设

由于清末司法改革中浓重的仿日因素，清政府在变法之初便采纳了日本的二元制司法体制。首先，于1906年将旧有的大理寺改组为大理院，管辖民事、刑事诉讼，并准备设立行政审判院专司行政诉讼。在筹设行政审判院时，产生了新旧理念的冲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第2条规定：“审判衙门掌审民事、刑事诉讼案件，但关于军法或行政诉讼等另有法令规定者，不在此限。”依据该法确立的二元司法体制，需另行制定行政审判机关的组织法。清政府为兼顾立宪改革的名义与维护旧官僚的既得利益，决定不将督察院改组为专门的行政审判机关，而同时另行创设行政审判院，并且拟订了《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如此，形成了督察院与行政审判院并存的格局。

《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主要是仿照日本1890年颁行的《行政裁判法》制定而成，该法共21条，规定行政审判以一审为限，行政审判院的长官、评事之设置、评事之资格、评事之处务规则，与日本行政裁判法几乎完全相同，只是该草案对行政诉讼范围采用了概括式规定，而日本行政裁判法采用的是列举式规定。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未及颁布，行政审判院也尚未成立，清王朝即已宣告灭亡。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平政院”

1912年1月，南京国民临时政府（1912年1月—1912年4月）建立之初，由宋教仁负责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该草案第14条规定：人民得诉讼于司法，求其审判；其对于行政官署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则诉讼于平政院。该草案在审议过程中被参议院否定，但草案中建立平政院的设想，为后来的立法所采纳。

北洋政府（1912年3月—1928年6月）成立之后，于1914年3月31日公布了《平政院组织令》，规定了平政院的组织与职权。该组织令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公布实施的行政审判机关组织法。1914年6月，平政院依照编制令创设于北京丰盛胡同。

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在政权组织方面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变动较大，但仍以根本法确认平政院制度。该法第8条规定：“人民有诉愿于行政官署，及陈述于平政院之权。”1914年5月以后，北洋政府先后颁行《平政院裁决执行条例》、《平政院处务规则》、《诉愿法》、《行政诉讼法》，创建了有关平政院组织与运作的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

1.平政院的组织。从外部组织关系看，平政院纵向直接隶属于大总统，横向与大理院平行。从内部组织结构看，设院长1人；设评事（即行政法官）15人，分设3个行政审判庭，每庭5人；肃政厅设都肃政史1人、肃政史16人。皆由大总统任命，向其负责。

2.平政院的行政审判职权与纠弹权。依据北洋政府《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规定，平政院的行政审判权及于官署的各种违法处分，包括违法之命令、决定、行政契约等；对于行政诉讼的受理，兼采直接诉讼主义和诉愿前置主义。行政诉讼的审理，以评事5人组成合议庭，且合议庭中须有一至二人为司法职务出身；案件审理以言词主义为原则，以书面审理为例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非经平政院许可，不得撤诉。肃政厅所属肃政史独立行使职务，其职务主要包括：第一，依《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第二，依《纠弹法》的规定纠举违法渎职官员，但纠弹处理权最终掌握在大总统手中；第三，监督执行平政院的裁判文书。

北洋政府的平政院制度有两大弊端：一，平政院为一级一审制，除中央平政院外，地方并无行政诉讼机关，平政院一旦作出裁决，即为终审，缺乏上诉救济途径；二，平政院易受行政控制，难以确保独立。平政院所作出的裁决，必须呈请大总统批令有关官署执行，非一经审判终结即自动生效。肃政厅纠举的任何官员，只有获得大总统许可，才能启动弹劾案。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法院”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政府五院中的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3条规定：“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之职权。”明确规定了在司法院中，普通诉讼与行政诉讼并立的二元司法体制。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训政时期约法》第22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行政诉讼及诉愿之权。”从人民基本权利的角度，确认了诉愿权和行政诉讼权。及至1931年12月，修正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6条规定：“司法院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为中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使用行政法院这一名称，同时表明行政法院应遵循司法独立原则，以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

1932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行政法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具体规定行政法院的组织和职权。1933年6月，行政法院正式开始受理行政诉讼。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平政院相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有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第一，从性质上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法院属于司法机关，隶属于司法院；第二，从机构组织与评事任职资格上看，行政法院仅行使行政审判权，纠弹官员违法案件则由监察院与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负责。行政法院院长与评事的任职资格要求更高；第三，从受案范围和审级制度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法》采纳了法国的概括式规定，即凡属行政处分，不论其关于何种事项，均可提起行政诉讼，并可附带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行政法院虽仍实行一审终审制，但兼采德国、奥地利制度，规定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之诉；第四，被告行政官署不派诉讼人，或不提出答辩书，经行政法院另定期限，以书面催告，而仍延置不理者，则行政法院得以职权调查事实，径为判决；第五，关于行政诉讼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使该法更为完密。

四、简单的评论

法院制度范文篇5

一、主要职能

法院的职能是双重的，根据国际法解决由国家提出的法律争议；对有关的国际组织提出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二、构成

国际法院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任命的任期为9年的15名法官组成。其中同一个国家不得有两名法官。每隔3年选举其中的三分之一，可以连选连任。法官不代表他们所在国的政府，而是独立审理案件。法官必须在其所在国具有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所具备的资格，或者是在国际法领域内公认的法学家。法院的构成必须反映世界上主要的文明类型和主要的法律制度的特征。如果法院在审理当事国提交的某个案件时，法院中没有作为该当事国公民的法官，那么，该当事国应当任命一名法官参加该案件的审理。目前，国际法院的法官构成是：院长：斯蒂芬。M.斯威伯尔（StephenM.Schwebel美国）；副院长：克里斯托夫。G.维拉蒙泰（ChristopherG.Weeramantry斯里兰卡）；法官来自日本、阿尔及利亚、法国、马达加斯加、匈牙利、中国、德国、塞拉利昂、俄罗斯联邦、英国、委内瑞拉、荷兰和巴西。主任书记员埃杜瓦多。华伦西亚－欧斯皮拿（EduardoValencia-Ospina）来自哥伦比亚，副主任书记员约翰－让。阿纳岱（Jean-JacquesArnaldez）来自法国。

三、诉讼当事人

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2）。联合国的成员国（目前是185个），还有两个不是成员国的瑙鲁和瑞士也有权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四、管辖范围（3）

只有当有关的国家以下列方式承认国际法院有权管辖某案件，国际法院才能管辖：

1、由有关的国家签订特别的协议应当由国际法院管辖的；

2、对于国际条约的解释或者是适用产生不同意见的条约的签订国，有权将此提交国际法院。目前有几百个国际条约可以被提交国际法院审查；

3、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的规定作出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的，并且对方也应当是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国家，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4）作出了这样的声明，其中有些国家声明对某些案件的管辖权作出保留。

当是否应当由国际法院管辖发生争议时，由国际法院决定。

五、程序

由当事国根据《国际法院规章》以及根据《国际法院规章》制定的于1978年4月14日生效的法院规则的规定向国际法院提起案件。提起案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诉状，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国际法院提交答辩状，并通知法院参加口头听政的人和律师的名单。法院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如果使用其中一种语言都应当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在进行公开的口头听政后，法院进行秘密审议，并公开作出判决。国际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终审性的，不得提起上诉。如果有关当事国不遵守判决，对方当事人就可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请求救济。

法院在审议案件时以全体法官出席进行审议。不过，应当事国的请求，可以设立一个特殊的审判庭审议有关案件。国际法院在1982年第一次设立了这样的审判庭，1985年又设立了一个审判庭，1987年设立了两个审判庭。简易程序审判庭的成员由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的规定每年选举一次。在1993年7月，国际法院设立了一个由7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处理环境方面案件的审判庭。自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已经作出了66份判决。争议的内容涉及到领土边界和海上边界、领土主权、不得使用武力、不干预它国内政、外交关系、劫持人质、庇护权、国籍、监护、过往权和经济权利等等。目前正在审议的案件有9件，内容涉及到条约解释、石油钻井台、领土界限、捕鱼权等等（5）。

六、适用的法源

国际法院审议案件的依据主要是正在生效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国际惯例、法律的一般原则，并且将参照过去的司法决定和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法学说和思想。

七、提供咨询意见

提供咨询意见的程序仅仅对国际性组织而言。目前有权向国际法院请求咨询意见的是联合国的6个组织以及联合国下的16个特殊的机构。在收到请求咨询意见的申请后，国际法院将决定要求有关的国家和组织提供必要的信息或者是给他们以进行书面或者是口头陈述的机会。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程序与审议案件的程序是相似的，所适用的法源也一样。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原则上是建议性的，对请求咨询意见的机构不具有约束力。有些请求咨询意见的文件也可以事先声明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

自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总共提供了23条咨询意见，内容涉及到联合国成员资格、在为联合国服务中的损失补偿问题、西南非洲的地位问题（纳米比亚）、联合国活动的开支、联合国文件的适用等等。最近的两个咨询意见是1996年7月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在武装冲突中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以及联合国大会对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核恐吓的合法性发表了意见。

参考文献：

（1）国际法院的前身是常设国际法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联盟公约第14条的规定设立的。1921年9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和理事会选出了全体法官，确定荷兰海牙和平宫为法院院址。1922年2月15日，常设国际法院第一次开庭，由荷兰籍法官罗德任院长。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该宪章第7条第1款规定，设国际法院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宣告解散，常设国际法院正式撤销，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告成立。

（2）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第34条的规定，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这些国家主要分三种类型：一是联合国会员国；二是属于国际法院会员国的非联合国会员国；三是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接受了安全理事会所确定的义务的国家。

（3）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第36条的规定，国际法院具体可以管辖的案件包括：一是各当事国提交的一切案件以及联合国宪章或者是现行条约及修订中所特别规定的事项；二是各当事国对法律争议所提出的声明，包括对条约的解释，国际法的任何问题，任何违反了国际法的事实的存在，因违反国际法而应予赔偿的问题等事项。国际法院在保护人权方面也起着非常主要的作用。在国际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如大量的案件涉及到了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为了扩大了国际法院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目前已经草拟了公民个人可以直接向国际法院起诉侵犯人权的案件的动议……（4）截止1996年7月，有保留或者是无保留地承认国际法院对本国享有司法管辖权的国家已经达到60个，其中，非洲国家有15个，拉丁美洲国家有7个，亚洲有10个，欧洲和其他国家有28

法院制度范文篇6

一、主要职能

法院的职能是双重的，根据国际法解决由国家提出的法律争议；对有关的国际组织提出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二、构成

国际法院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任命的任期为9年的15名法官组成。其中同一个国家不得有两名法官。每隔3年选举其中的三分之一，可以连选连任。法官不代表他们所在国的政府，而是独立审理案件。法官必须在其所在国具有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所具备的资格，或者是在国际法领域内公认的法学家。法院的构成必须反映世界上主要的文明类型和主要的法律制度的特征。如果法院在审理当事国提交的某个案件时，法院中没有作为该当事国公民的法官，那么，该当事国应当任命一名法官参加该案件的审理。目前，国际法院的法官构成是：院长：斯蒂芬。M.斯威伯尔（StephenM.Schwebel美国）；副院长：克里斯托夫。G.维拉蒙泰（ChristopherG.Weeramantry斯里兰卡）；法官来自日本、阿尔及利亚、法国、马达加斯加、匈牙利、中国、德国、塞拉利昂、俄罗斯联邦、英国、委内瑞拉、荷兰和巴西。主任书记员埃杜瓦多。华伦西亚－欧斯皮拿（EduardoValencia-Ospina）来自哥伦比亚，副主任书记员约翰－让。阿纳岱（Jean-JacquesArnaldez）来自法国。

三、诉讼当事人

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2）。联合国的成员国（目前是185个），还有两个不是成员国的瑙鲁和瑞士也有权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四、管辖范围（3）

只有当有关的国家以下列方式承认国际法院有权管辖某案件，国际法院才能管辖：

1、由有关的国家签订特别的协议应当由国际法院管辖的；

2、对于国际条约的解释或者是适用产生不同意见的条约的签订国，有权将此提交国际法院。目前有几百个国际条约可以被提交国际法院审查；

3、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的规定作出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的，并且对方也应当是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国家，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4）作出了这样的声明，其中有些国家声明对某些案件的管辖权作出保留。

当是否应当由国际法院管辖发生争议时，由国际法院决定。

五、程序

由当事国根据《国际法院规章》以及根据《国际法院规章》制定的于1978年4月14日生效的法院规则的规定向国际法院提起案件。提起案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诉状，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国际法院提交答辩状，并通知法院参加口头听政的人和律师的名单。法院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如果使用其中一种语言都应当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在进行公开的口头听政后，法院进行秘密审议，并公开作出判决。国际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终审性的，不得提起上诉。如果有关当事国不遵守判决，对方当事人就可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请求救济。

法院在审议案件时以全体法官出席进行审议。不过，应当事国的请求，可以设立一个特殊的审判庭审议有关案件。国际法院在1982年第一次设立了这样的审判庭，1985年又设立了一个审判庭，1987年设立了两个审判庭。简易程序审判庭的成员由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的规定每年选举一次。在1993年7月，国际法院设立了一个由7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处理环境方面案件的审判庭。自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已经作出了66份判决。争议的内容涉及到领土边界和海上边界、领土主权、不得使用武力、不干预它国内政、外交关系、劫持人质、庇护权、国籍、监护、过往权和经济权利等等。目前正在审议的案件有9件，内容涉及到条约解释、石油钻井台、领土界限、捕鱼权等等（5）。

六、适用的法源

国际法院审议案件的依据主要是正在生效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国际惯例、法律的一般原则，并且将参照过去的司法决定和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法学说和思想。

七、提供咨询意见

提供咨询意见的程序仅仅对国际性组织而言。目前有权向国际法院请求咨询意见的是联合国的6个组织以及联合国下的16个特殊的机构。在收到请求咨询意见的申请后，国际法院将决定要求有关的国家和组织提供必要的信息或者是给他们以进行书面或者是口头陈述的机会。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程序与审议案件的程序是相似的，所适用的法源也一样。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原则上是建议性的，对请求咨询意见的机构不具有约束力。有些请求咨询意见的文件也可以事先声明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

自1946年以来，国际法院总共提供了23条咨询意见，内容涉及到联合国成员资格、在为联合国服务中的损失补偿问题、西南非洲的地位问题（纳米比亚）、联合国活动的开支、联合国文件的适用等等。最近的两个咨询意见是1996年7月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在武装冲突中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以及联合国大会对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核恐吓的合法性发表了意见。

参考文献：

（1）国际法院的前身是常设国际法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联盟公约第14条的规定设立的。1921年9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和理事会选出了全体法官，确定荷兰海牙和平宫为法院院址。1922年2月15日，常设国际法院第一次开庭，由荷兰籍法官罗德任院长。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该宪章第7条第1款规定，设国际法院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宣告解散，常设国际法院正式撤销，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告成立。

（2）根据《国际法院规章》第34条的规定，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这些国家主要分三种类型：一是联合国会员国；二是属于国际法院会员国的非联合国会员国；三是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接受了安全理事会所确定的义务的国家。

法院制度范文篇7

执行中止是指执行程序发动后，因出现某种法定的原因，暂时停止执行程序的法律制度。执行中止必须由法律严格规定，没有出现法定事由不得中止执行。

委托执行的内容

执行程序依权利人申请或者依法院职权开始以后，如果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而本院不便执行时，可以委托有关人民法院代为执行。

委托执行时，要由委托法院向受托法院发出委托执行函件。

受托法院应在收到委托执行函件的15日内开始执行，执行完毕，应及时把执行结果函告委托法院。在30日内还未执行完毕，也应当将执行情况函告委托人民法院。受委托人民法院自收到委托函件之日起十五日内不执行的，委托人民法院可以请求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

移送执行的内容

（1）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劳动报酬内容的民事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调解书；

（2）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财产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

（3）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裁定书；

（4）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中关于诉讼费用的部分；

（5）人民法院制作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书。

法院制度范文篇8

一、法院制度现代化的社会背景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剧烈、最为深远的一场社会变革，它是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变过程。现代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当然要求一种更具合理性、更为开放、明确的法律制度，包括确立适应现代化社会整体要求的，与传统有着较大程度决裂的法院制度。［1］

法院制度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共同要求。

1.法院制度的现代转型是市场经济的当然产物

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模式，而是与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包括文化、法律制度相联系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对法制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法的理性化、系统化和一般化以及个别案件中法律程序运作的日益增长的可算度性，构成了近现代经济事业存在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保障，近现代经济事业不可能进行。相应，法院功能和法官职业行为亦应当有所改变：市场经济不能再接受法官简单地按衡平观念或其他非理性的方法来决定具体案件，而要求法官按抽象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来维护一般公正。由此而来的法院制度与传统的法院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1）法院应当重视法律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整体关系，从形式推出具有必须性的处理结果而不专注于个别案件直接的实质结果。（2）法官应当凭借区别于其他社会秩序维持者的专门化技艺，根据明确、系统、具体、不矛盾、不依赖社会情绪化反映的法律规则解决纠纷。

2.法院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也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

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旨之一就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这对法院制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有两方面的影响：（1）法院不只是针对普通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惩处，也同样要对政府官员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

（2）法院应当对民主政治起一种“平衡摆”的作用。现代民主政治犹如一台精巧设计的机器，只有各零部件密切配合才能正常运转。法院制度是这台大机器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民主政治要求法院制度以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制度发生变迁也就势在必行。

3.法院制度的现代转型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有关

现代化的法制制度的特征包括三个范围：法律规范的特性、法律运行的特征以及法律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其中法律规范的特性具有分权性、科层性、专业性等特征，这些都与法院制度有关，都直接、间接决定着现代型法院制度的诸多方面，如司法的专业化、程序的合理性，等等。

在法治国家的理念中，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均应由法律来规范，而法律规范或是自然演讲或经理性建构，但均须人民同意或默示许可，依法活动且所依之法体现昂格尔所谓“自然法”价值观念是近代以来民主宪政的精髓所在。所以，依法审判是现代法院制度的内在方面。

二、法院制度现代化的应有内容：程序意识

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在进行立法、判决、执法和立约的活生生的人，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对法律的程序意义有清醒认识的不独于法学界，而且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我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在《世界新梦》中认为，中国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程序，革命强调的是打破程序重实质与内容，认为程序只是形式。以人文学者敏锐眼光认识到的问题的确是中国法院制度传统色彩最为浓厚的一个方面。在现代社会的法院体系中，任何法官即使道德上无可挑剔，同时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超过一般人的知识能力，他也无力完全凭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智慧明察秋毫地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案件，甚至会好心办坏事。在这种情况下，在法院体系中强调司法人员必须依据一系列程序和规则来辩识、确定和分配责任。这些程序和规则在一个意义上，是对国家司法权力的制约，即防止权力滥用和出现错误，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意蕴；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对法院权力运作的引导和支持，是司法权力正当化和合作化的一个机制和过程。所以，树立程序意识，明确程序具有实体法所不能替代的重要功能与价值，从而建构公正、合理的程序法，明确并追究违反程序的行为，应当成为未来法院制度的方向。［2］

程序意识的实现，无疑要求我们在法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创造一种理性化、程序化的机制，这是一种能够确保法官断案做到程序公正的内部制约机制。在裁判权的行使过程中，协助法官办理辅助性工作的书记官，其工作内容涉及整个诉讼程序的始终，按照目前我国法院书记官制度的管理模式，是无法完成上述使命的。只有改革现行书记官制度，充分发挥书记官在审判程序管理中的整体效应，内部制约机制才能发挥作用，程序意识的目标才能实现。

三、法院制度现代化的外在要求：司法的职业化

司法本身的独特性应得到认可并确立。换言之，法律推理的独特性应当认可为司法工作不同于其它活动尤其是立法、行政活动的标志。这给现代社会中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必须是富有技巧、能够理解社会政策和掌握实践理性知识的人。法官应当从规范文体出发却又并不完全受制于文本，其在尊重各种论据的等级顺序的基础上通过能动活动揭示法律条文的语言争议，从而形成一系列司法规划。这样一种案件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审理和裁决，不如说是一种调整，即精心设计和及时修正那些为实现法律目的所需要的政策的过程。基于这种司法的技艺性和独特性，无论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法学家都应当成为具有一体化色彩的职业集团职员，彼此应当交流包括人员交流，相反，没有掌握这种独特技术的人士不能进入这一集团，也不允许担任法官。［3］法律知识与经验应当成为担任法官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与标准。不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员不能充当法官，更不能担任高级法官。惟有如此，司法之品质方能维持，司法形象也才能树立。

作为法官助理的书记官，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秘。原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帕特拉·沃特PatriciaWald女法官说，法官助理“不仅要称职，还要有灵性；不仅要健谈，还要思路敏捷，行文流畅；不仅要深思熟虑，还要讲究策略，令人信服；不仅要敬业，还要积极主动；不仅在善于合作，还要在法庭繁重的审判工作中，执著地减轻法官的负担，推进案件的审理。”［4］虽然沃特法官的话文学修辞色彩过浓，但是法官对助理的要求确实非常严格，有时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这表明书记官这一群体同样需要较高的技艺，不具备相应条件和标准的人，同样不能胜任书记官职务。

第二节程序公正与书记官制度改革

一、程序公正的内容

任何良好的法律都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才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因此，司法以正确地适用法律，裁决纠纷为宗旨，司法过程乃是准确地适用法律的过程。然而，适用法律并不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和自由决定的过程，而必须严格依据一定的程序，只有在严格公正程序的规范下，法律才能得以准确地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法律的正义价值才能在裁判中得以实现。［5］

程序必须是公正的，才能形成裁判公正的基础。一般认为，程序公正主要是指程序法的规范是公正的、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同时，还包括了整个司法制度在运作中的程序是否公正的问题。

程序公正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

1.裁判者的独立和中立。中立是指“与自身相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或者按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所谓独立，是指法官只能服从法律，在司法活动中不受任何外来的干预。严格地说，独立是一项整体制度的要求，而中立则是在一个特定的具体案件中的正当程序的要求。独立的含义更为广泛，它常常包括对中立的要求。按照戈尔丁的看法，独立、中立是以一种公平方式运行，给予当事人一种受公平待遇之感，因为公平能够促进争议解决并在当事人心中建立信任感。［6］

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目的地，司法的独立、中立不仅要求法官要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的影响，而且还要求在程序上符合如下要求：第一，在程序过程开始以前，不对案件的事实本身做任何先验的评价或预测，在对案件的事实作完整的、全部的了解以前，不得对裁决结果形成任何先入为主的意见。第二，对诉讼参加者的平等地位及其请求和主张予以相同的重视，不得对任何一方具有好恶偏见。第三，裁判者对诉讼参与者及案件的事实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关联性，否则，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2.程序的合理性。这就是说，整个司法过程都必须具备一整套合理的、固定的、便于操作的程序，从而限制法官的恣意，使裁判体现公正性、判决具有可靠的预测性。从案件的起诉、受理、开庭、辩护、辩论、质证、裁判、执行、上诉、审判监督等等，都要依循严格的程序规范。程序的设计越细密、合理，则便对法官的恣意和滥用裁判权的行为形成更为严格的限制，使裁判公正更具有保证。另一方面，程序应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充分尊重。程序制度本身赋予了诉讼当事人一系列权利，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在法定范围内放弃自己的权利。

3.程序的公开性。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正如肖扬同志所指出的，增强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明确任何人不得搞“暗箱操作”，将审判活动置于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之下，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7］程序的公开性、透明化首先要求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当事人的证据、理由必须当庭提出，并在公开程序中进行辩论和质证。其次，应当最大限度的允许民众旁听审判。

4.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平等性意味着程序要保障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能够平等地参与活动，这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对任何一方不得因其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而在诉讼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程序权利与当事人的实体利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程序权利得到以充分体现，当事人才能相信诉讼的公正，并能通过诉讼充分维护其权益。在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法官更要注意这一点。

5.程序的民主性。按照程序的民主性的要求，一方面，程序的民主要求当事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请求和意见，而裁判者要认真地、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仔细分析其提供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正的裁判。

另一方面，民主性还包括在诉讼过程中应通过陪审而实现民众的参与和对诉讼的民主监督。罗伯斯彼尔指出：“诉讼程序，一般来说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的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已”，［8］这句话虽然过于偏激，但确实指出了通过民众的参与司法过程而对审判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在程序中通过完善各项民主监督制度以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

6.程序的便利性和及时性。公正的程序也应当便于公民实现诉权，避免程序上的繁琐和极端形式主义。简单的纠纷应当以简单程序进行，以尽可能缩减程序的成本。程序也应当及时终结，裁判时间不可遥遥无期，因为任何迟来的正义都可能构成不正义。诉讼时间的拖延对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会形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当法官程序完结以后，诉讼应当终止。

总之，公正的程序不仅要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而且也要反映效率的要求，同时在程序的设计中，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体系性，程序的各个部分也要彼此协调，才能够充分发挥程序的作用。

二、程序公正的价值

司法公正，不仅要求实体裁判的公正，还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从司法公正的意义上说，程序本身是不依附于实体的独立价值要素，程序公正与否，同样直接影响司法公正。［9］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程序的公正是司法形式主义的内在要求。而“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的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程序等成了以固定的和不可逾越的游戏规则为限制的、特殊类型的和平竞争。”［10］

程序公正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1.程序公正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

司法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存在的情况下，将各种矛盾和纠纷转化为一定的技术问题，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解决。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正如依循规则进行比赛才能称为真正的竞赛一样。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能保证诉讼的平和和稳定，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实际结果的确定性和自缚性。［11］裁判者只有依循法定的程序才能向公众昭示其行为不是恣意的产物，其裁判活动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而诉讼参与者只有看到裁判者依循严格的程序才能使其对结果的公正充满信心。

有时，程序公正不一定等同于结果的公正，因为结果公正的产生涉及诸多因素。正如谷口平所说的“影响结果的不仅限于程度。法官的教育方式、录用方式、收入、社会待遇都有可能影响一个特定法官的裁判。”［12］然而，如果公正的程序被忽视，诉讼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程序权利被剥夺，则如何保证其实体权利能够获得充分的保障呢﹖

有时，实体是否公正很难准确的衡量。“今天，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越来越难以指出什么是实体上正确的”，［13］在很多情况下，实体公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第一，实体法规定的原则性和抽象性甚至法律漏洞的存在都给予裁判者以极大的权利和自由裁量的空间。第二，由于裁判的公正本身可能掺杂一些主观的因素和评价标准。第三，实体的公正常常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的正确性为前提的，然而案件的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实，必须要靠各种证据来努力发现和证实事实的真相，由于当事人的举证和法官的认证都受到客观因素和判断能力或判断标准的制约，因而实体裁判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2.实体的正义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实现

马克思曾经指出：“审判程序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14］由此可见程序和实体是绝对不可分开的，实体的正义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实现。其原因在于：

第一，实体正义表现为对法律的严格遵守，而公正的程序则排除了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和偏向，保障了裁判者正确地选择和适用法律。公正的程序本身就是立法者设计的保证法律得以准确适用的规则和常规机制，严格依循程序才能使实体得到完全遵守。

第二，公正的程序是保证审判活动有秩序的进行的手段，程序通常被理解为一定的秩序或有序性，依循既定的程序行为才能形成一定的秩序，所以程序是无序状态相对立的。［15］

第三，公正的程序是保障裁判公正的基本措施。因为公正的程序充分尊重了诉讼各方对诉讼的平等参与，保障了裁判者的独立和中立，公正的程序要求保障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裁判者要充分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意见，裁判活动要公开和民主，裁判权要受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公正的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理性和平等对话，使争执点更加集中、明确，使法官在裁判中对争执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具有更为准确的了解，这些都是保障裁判结果公正的必要措施。

第四，公正的程序严格限制了法官的恣意，能够有效地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庞德曾经指出，“历史始终是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格细致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某一制度的成功在于它“成功的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16］程序制度的设计，如关于审级、审限、回避、公开审判、审判监督等都旨在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的限制，而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越适当，则程序将表现出其更大的合理性。所以，严格地遵循法定的程序，是防止滥用裁量权和自由裁量权、公正司法的重要条件。相反，在审判活动中如果允许法官不依循程序，完全自由裁量，不仅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而且极易导致司法腐败和不公。

3.公正的程序可以有效的弥补实体规则的不足

彼得·斯坦指出，“实体规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人们所关心的只是这些规则的实施应当根据形式公平的原则进行”。［17］在我国，实体规则的漏洞也是客观存在的，在具体的裁判中难以找到可以适用的实体法的现象也是时常出现的，在此情况下，特别要求法官严格依循实现裁判的公正。

4程序的公正是使司法具有权威性的基础

司法的权利性是现代化的司法制度所必须具备的特点，然而，司法要具有权威性的前提是司法活动必须要严格依循公正的程序进行，这首先需要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始终保持与当事人超然独立的态度，不能与当事人发生任何利害关系。依循法定的程序，不仅是诉讼当事人信赖审判活动是在独立公正的程序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且要使广大民众真正相信法院是在公开的场所依据公正的程序从事着公正的判活动，只有使民众真正相信法官是独立、公正、秉公执法的，才能真正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认同。相反，违反程序的各种做法，将使民众对司法的公正产生怀疑，从而从根本上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三、程序公正与书记官制度改革

谷口安平指出，“程序是法律的心脏”，［18］法律的正义惟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实现。我国程序上缺陷除了表现为程序过于简化之外，还表现在缺乏许多重要的程序规则以及某些程序的设计不合理。这是因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司法的程序设计方面偏重于国家的干预，以及缺乏对行政权在司法机构内部运作中的限制和规范，等等，这就需要在充分总结和认识审判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改革而完善程序制度。

1.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减少不必要的国家干预，限制法官过大的职权。在程序的设计中，对法官的职权进行严格限制和制约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在现有的程序规定中，法官的职权过大，因此案件的裁判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依据当事人的举证和辩论而依赖于法官自身对事实的认定以及看法。职权过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法官不会滥用这些权利，这对于保证裁判的公正是不利的。

2.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平等的保障。公正的程序就是要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赋予其平等的攻击和防御的权利，以及要求其在诉讼中平等的承担诉讼义务，这就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公平诉讼的场所和公平参与的机会，从而能够充分的发挥诉讼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的作用，并对其诉讼利益予以充分的保障。所以，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无讼是一般公民还是政府执政部门，无论是追诉者还是被告人，都只有诉讼角色和诉讼地位的不同，而没有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之分。他们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平等的。

3.减少甚至消除诉讼程序中的行政色彩行政运作方式与诉讼程序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只要在诉讼中采用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挥的方式，则许多公正的诉讼程序将不可能进行。

4.完善程序规则。由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司法审判人员违反程序的行为，缺乏刚性的约束的定，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79条等条文都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只有在达到了“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严重程度时，才会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而如果未达到严重程度，则审判人员并不承担任何后果。这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此种规定无异于在暗示甚至鼓励法院及其法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不按照程序办案，且不受任何追究。［19］为了保证程序的执行，应当对违反程序的行为设定制裁措施，对受害人提供适当的补救。［20］程序缺乏刚性约束的状况应当予以纠正。

那么如何在体制上来保障程序公正呢﹖

笔者认为，在程序制度和诉讼运作方式的改革过程中，应当与书记官制度改革相结合，这不仅仅是因为书记官制度属于司法改革的的机部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整个司法改革框架中，要使司法活动达到程序公正的目标，必须考虑以法官为中心的独立审判之外的各种影响程序公正的因素，这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摆正书记官制度改革的位置，使之与司法改革的其它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程序的合理设计、限制法官滥用权利、消除程序中的行政色彩、保障当事人的平等诉讼权利，最终实现程序法制化。

第三节诉讼效率与书记官制度改革

一、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在审判实践中，有人错误地认为，效率就是及时迅速、在个案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效果，凡是在个案中能作到及时迅速或减少投入就是有效的。事实上司法的效率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的含义。它首先强调的是司法的社会效益，即通过司法机关的严格执法和裁判公正从而有效解决冲突和纠纷，减少和防止各种社会冲突给社会造成的各种损失和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的；反之，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冲突和纠纷，而且会诱发反社会的情绪行为，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的加剧，因此它是最没有效率的。

效率，也称为效益，是指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21］按照法律经济分析论者的观点，法律程序完全可以根据效益分析方式确定其合理性，即可以以“交易成本”、“投入产出”等经济范畴来加以评价。合理的程序应尽可能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的耗费，节约司法活动的成本。按照波斯纳的观点，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的目标，从经济上看是为了减少错误判决的代价和直接的程序代价，行政程序是为了增加政府的管理效益，同时减少管理的代价。［22］

尽管程序公正本身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并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但程序的公正完全可以并且应当以效益进行评价。因为任何一套法律程序，之所以是公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具体来说：

第一，公正的程序通过限制司法的恣意、专断和任意的裁量，有效地保证裁判和调解结果的公正性。而公正裁判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减少因裁判不公造成的损失和浪费。［23］

第二，公正的程序要求尽量减少案件的延误，从而可努力避免和减少当事人及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所作出的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指出：正当程序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24］此处丹宁所说的“消除不必要的延误”便是程序的时效性。任何诉讼程序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无限制进行下去。时效性是程序的公正性的直接体现，因为裁判必须及时作出，诉讼必须及时终结，才充分体现了司法正义，而无故延期、久拖不决，将使当事人长期陷入拖扯时间和精力、需要不断投入费用的诉讼之中，使当事人饱受诉讼之苦，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即使最终胜诉也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西方法谚所说的：“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因此公正的程序必然要有严格的时效性，而时效性也充分体现了效益原则。

第三，公正的程序应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降低程序的成本。程序的公正本身是由程序的公平、合理、正义和有效率等多项价值的集合，在诉讼活动中，诉讼参与人、法院为满足程序的要求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和费用。这些费用和成本的支出是否合理也是评价程序的公正性的一项标准。

二、影响诉讼效率的程序因素

司法实践中，影响诉讼效率的因素很多，有主观的、客观的，也有外部的，内部的，现就法院内部有关的影响诉讼效率的因素，简述如下：

1.无正当理由超时限审理案件。我国程序法都明确规定了法官审理案件的期限。如民事诉讼法第13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可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理案件是法官的基本职责，也是其应尽的义务。只有在法定期限内审理案件才是最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然而在实践中，超时间审理案件的现象较为普遍，不少法官在超时间审理案件后，未能给予当事人作出合理的理解，也引起不少当事人对此不满。

2.立审不分、繁简不分。立审分离，是指立案和案件审理分开，由某些法官专门负责立案审查，在立案以后交给其他法官审理。立案分离实行了立案工作的专门化，有助于提高立案效率，使当事人提起诉讼以后，该案是否能受理，会很快能得到答复，也可以改变过去因负责立案的法官对立案业务不熟悉，将本应立案或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也立案的现象。尤其是可以避免诉讼当事人直接寻找其熟悉的法官立案，导致审判不公甚至徇私枉法现象的出现。繁简分流，要求将简单的案件集中由少数固定的法官按简易程序审理，以加快审理程度，及时终结诉讼。然而，事实上，我们许多法院尚未建立这一制度，严格影响了诉讼效率。

3.庭审前的程序不完备。法官在开庭前可根据具体情况，召开由各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参与的庭前会议，必要时可要求当事人向对方展示事实和证据，从而简化和明确庭审中的争议点，鼓励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达成和解。凡在开庭前能够调解结案或达成和解的，可以不开庭审判。从而可节省人力物力，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尚未完全落实。

4.对因滥用程序缺乏必要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法官故意拖延案件的审理、对案件实行久调不决、无正当理由发回重审、本应采取保全措施的而不采取措施，或者采取的保全措施极不适当，缺乏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无法对滥用程序的行为进行事前预防和限制。

三、诉讼效率与书记官制度改革

从每一个具体案件来看，为了更快的处理案件，减少司法机关的投入，可以减少程序的环节甚至不按程序办案。但由于每一项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使当事人更多的机会参与程序过程，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都旨在限制和防止法官的恣意，这些程序对公正裁判的作出是必不可少的，减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增加司法的不公、专横甚至腐败的危险。同样的道理，任何无正当理由的拖延审理期限等滥用程序的导致效率低下的行为，也被视为司法的不公、专横甚至腐败。因此，我们在致力于保障程序公正的同时，也要致力于保障诉讼效率。

笔者认为，书记官制度的改革与其它法院体制改革一样，对保障诉讼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是因为：1.书记官的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的始终，书记官工作的好坏可能直接导致诉讼效率的高低；2.书记官作为法官的助手，也直接影响法官的工作效率，一个工作不负责任，粗心大意的书记官，必然导致法官无法按计划完成审判任务的严重后果；3.书记官工作的整体效率的提高，必将有助于法官工作效率的提高，从而保障诉讼效率的提高；4.书记官整体效应的发挥，对法官滥用程序的行为可以进行监督，起到预防诉讼效率低下的后果发生。

注：

［1］左卫民：《法院制度现代化的社会背景》，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15日。

［2］左卫民：《法院制度现代化论纲》，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5月19日。

［3］左卫民：《法院制度现代化论纲》，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5月19日。

［4］乔钢良：《现在开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页。

［5］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6］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7］肖扬：《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情况汇报》，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1日。

［8］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与审判》，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

［9］许前飞：《审判方式改革与程序公正》，载于《海南日报》1998年3月28日。

［10］公丕祥主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11］江伟等：《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讨会纪要》，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12］［13］家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7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15］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5期。

［16］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43页。

［17］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18］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19］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20］刘乔发：《民事螟右轻程序的现象、原因及其纠正》，载《现代法学》1995年第5期。

［2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22］RichardA.EconomicApproachtoLegalProcedureandJudicialAdministrationtheJournalofLegalStudies21973，p399—400.

法院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司法独立，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法院制度，宪法修改

自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首次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以来，我国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与司法改革的话题持续处于高温状态。但是，对于司法独立（注：本文中的司法独立是指审判独立，司法机关是指法院。但“司法”一词有时也依习惯在广义上使用。）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所牵涉的宪法修改，学界少有人涉足。（注：我们视野所及，见到的唯一一篇涉及修宪研讨的司法改革文章是刘作翔先生的《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2002年冬，中共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明确纲领，这预示着我国的司法改革终将从学术话语进入法律层面。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司法独立与现行宪法

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应从两方面获得完整的理解。一方面，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既定的司法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受任何干涉。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也是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指人人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合格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注：参见《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项以及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Singhvi先生就此强调指出：“法院的独立和中立与其说是法院出于它本身的考虑所享有的特权，不如说是法律消费者的一项人权。”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然而，不论从哪一方面理解，司法独立的核心都在于维护司法公正，为人们通过法律实现正义提供制度前提。因为司法独立的本质，就是让已经制定的法律“独立地”评判是非，而不为任何外在的强力与意志所扭曲。

司法独立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首先，司法部门是国家政权体系中力量最为弱小的机构，它既无财权，又无军权，而只有判断，这就使其极易受到立法与行政部门的掣肘。其次，司法活动中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并不均衡，为了使裁判结果有利于己方，一方往往尽其所能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影响法官的“判断”。因此，司法活动本身就具有易受干扰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司法过程就会成为一场骗局。因为它只是使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前见”在形式上合法化而已。故而，法院组织独立、法院经费独立，以及法官严格任用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高薪制等制度对于保障司法的独立性至为重要。司法独立亦需要制度的防范。因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为此，必须实行公开审判制、裁判文书公布制、媒体合理监督制，以及法官评议制、法官弹劾制等监控制度，以防止司法独立可能带来的司法专断与司法腐败。

在我国，“司法独立”是一个长期不受欢迎的概念。在建国初期，司法独立原则就受到“彻底批判”。（注：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不过，1954年宪法制定时还是广泛吸收了各方意见，宣示了司法独立的原则，第78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司法独立又被当成“反对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法律原则而受到彻底否定。1975年宪法取消了五四宪法的规定，1978年宪法亦未恢复。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恢复了“五四”宪法的原则规定。但1982年全面修改宪法时，考虑到司法工作要接受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认为“五四”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有些绝对，最后宪法第126条规定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所谓“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是指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无权干涉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至于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政党，则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预。（注：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279页。）可见，我国现行宪法并未完全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或者说，现行宪法第126条所确立的只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准司法独立”。关于这一结论，有宪法的明文规定为印证。宪法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互相配合”，很明显与司法独立的核心要求-中立裁判-是不相吻合的。

尽管现行宪法并未完全肯定、认可司法独立的原则，但是，作为对1978年宪法的一次全面修改，现行宪法还是遵循了司法独立的精神，对1978年宪法中的有关规定作了重要修改：（1）“七八”宪法第28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各部、委员会提出质询。现行宪法第73条取消了全国人大代表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权，目的是尊重二者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注：《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有关法律仍存有或增加有质询法院的规定，这与宪法的原始意图是不相符合的。）（2）“七八”年宪法以及前两部宪法皆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现行宪法第128条取消了各级法院对人大报告工作的硬性规定，这是由司法机关不同于行政机关的性质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同时，取消各级法院报告工作的规定实际上也有利于体现人民法院在“形象上”的独立。因为各级法院院长像行政首长那样在人大全体会议上公开“报告工作”，无论本国公民，还是国际人士，都难以相信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注：司法形象独立涉及到人们对司法独立的认同和对司法的信仰，本身是司法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法官脱掉“军装”，改穿法袍，实际上就是为了树立司法独立的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对此，尤纳斯·格日马敦先生有衷心的建言，他说，“在追求独立法院的过程中，那些看似琐屑的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直观的印象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法院和法官看上去必须是独立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当然，由于现行宪法在司法独立的原则确立与制度保障方面的不足，我国司法不独立的问题在现实中也是无庸讳言的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1.司法工作与党的领导问题。在我国，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员会领导和协调公、检、法工作的机制一直在运行，这在事实上形成了我国司法领域中“一个家长，三个孩子”的制度现实。虽然现在各级党委、政法委审批案件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还是必须要向党委或政法委请示或者接受其“过问”。同时，在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里，司法机关也并不是维护权利和实现正义的场所，而仍是“刀把子”或“专政的工具”。2.人大对法院的监督问题。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审判机关受人大监督，这本是一项正确的原则，但由于宪法第126条未排除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事前干预，现实中已出现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进行“个案监督”的事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3.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按行政区划设置，并均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掌握在地方，从而使得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司法却不能独立于地方，以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妨碍了国家法制和市场的统一。

二、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

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是完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和改革有关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上，司法独立原则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几起几落，以及在制度上的虚置，无不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有关。

实际上，肯定司法独立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统一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十六大”报告）。司法是不同于立法与行政的国家职能。立法是创设法律、规划未来的活动，这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行政虽主要是执行法律，但也广泛存在法律规制较少的纯自由裁量领域以及法律授权的行政立法事项，这同样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司法是依据既定法律裁决具体案件的活动，其目的是让已经凝结着党的正确主张的法律发挥确定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功能。由于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才能维护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故司法的任务只能是严格地适用既定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法律，（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而不能再接受各级党委的新的临时“主张”。因此，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并不是指司法要“脱离”党的领导，而是指司法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凝结在法律中的党的既定主张。当然，这是就审判活动而言。对于司法机关的组织，党完全可以通过“推荐重要干部”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领导。党还可以通过“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帮助法官树立严格执法、清正廉洁的职业品德，防止司法腐败的侵蚀。由此可见，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不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具有相互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党提供“政治、思想和组织”的保障；而党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也需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执行体现自己既定主张的法律，以保证自己的主张在国家和社会中得以完全的实现。

以上是就“理论逻辑”而言，在“制度逻辑”上，司法独立是否有可能导致司法机关与党进行“对抗”或造成党的领导的“弱化”呢？这是一直潜伏在人们心中的普遍忧虑。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首先，司法独立是在符合一国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以司法公正为价值诉求的一种制度设计，其本身是相对的，它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超越宪法的制度安排和法律的管辖规定而能介入到政治问题或宪法问题之中。在我国，确立司法独立是为了保障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审理刑事、民事与行政案件。而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即使存在宪法问题，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亦应有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人民法院对此并无司法审查权。同时，在宪法上完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也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在“逻辑上”应当改弦更张，而采行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的宪法监督体制。我国的宪法监督应当在制度上予以加强，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宪法监督的模式必须与一国的宪政制度相符合。在我国，它必须符合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同时，即使是采用普通法院宪法监督制的国家，政治问题不受审查也已成为司法审查的一项公认原则。

其次，司法独立的根本要求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只能根据普遍性的法律对案件做出不偏不倚的裁决，而不服从任何力图改变案件法定依据及裁判结果的临时意志。因此，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法官政治中立化。法官和普通公民一样享有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可以加入政党或者保持已有的政党身份。（注：有关国际文件也并未对法官加入政党予以禁止，而只是对其活动加以限制。如《司法独立世界宣言》第28条规定：“法官不得为政党之积极党员或在政党中任职。”国际法曹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第38条规定：“法官不得在政党中任职。”当然，这两个文件本身无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如在实行司法独立最为彻底、最为典型的美国，就允许联邦法官“将其政治上的忠诚带入法院”，即使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不要求脱离所在政党。事实上，联邦法官们的政党认同心理还颇为强烈，有的法官虽然已衰老到不能出庭的程度，也要“坚持”到自己所在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以防止自己政党的“利益损失”。（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小组编：《美英德法四国司法制度概况》，韩苏琳编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9页。）在我国，绝大多数法官都是中共党员，法院内设有党组，根本不用怀疑司法“独立”后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在此，我们建议，取消省级及省级以下地方各级党委和政法委员会对法院日常办案工作实行领导的制度，以保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的法律得到各级人民法院的独立适用，防止某些地方党组织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时下达各种指示作为“新的”判案依据，从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

三、司法独立与人民代表大会制

司法独立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关系及其制度，是完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与改革现行司法制度的关键问题。但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未见深入的探讨，这是一个不应当存在的“理论疏忽”。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宪法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司法独立与人民代表大会制涉及到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司法独立在原则上是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冲突？二是改革现行法院制度是否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排斥？

（一）原则问题

现行宪法第2条前两款和第3条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原则的明确规定。（注：宪法第2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其中第3条第3款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是曾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五四”宪法所没有的。虽然在西方国家，代议机关不单独产生或不产生司法机关，但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单独产生与司法独立也并不存在冲突，人们对此亦不会有什么疑问。不过，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审判机关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却使得人们往往认为在现行宪法下不可能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国家审判机关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表明人民法院在地位上是“从属于”人大的，既然二者是一种“从属关系”，宪法又怎么可能容许法院“独立”呢？

我们认为，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并不存在任何的冲突。

首先，宪法要求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是司法对人民负责的应有要求。司法是司法机关以人民的名义适用法律裁决纷争的活动，司法若不对人民负责，既是对司法本质的背离，同时也必将导致司法机关凌驾于人民之上。即使在美国、德国这样极为崇尚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部门“应该对人民负责”并承担“政治责任”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的。（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小组编：《美英德法四国司法制度概况》，韩苏琳编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3页，第91页，第94页，第472～473页；[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114页，123～125页。信春鹰：《公法》（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第226页。）司法对人民负责是指司法机关履行职务应当向人民负担一定的义务和承担应有的责任。具体来说，司法机关对人民负责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公众负责，主要表现为审判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并接受公众的评议，对法官的公众评议以及选民对法官的定期审查等；二是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即司法机关必须忠实执行人民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人民代表机关对于违法失职的法官有权依照弹劾程序予以罢免，等等。（注：MaxRheinstein认为“公众舆论是控制司法活动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公开的法庭程序、法庭意见书的发表、高档次的职业刊物，以及自由发行的报纸和电子媒介自然有所帮助。”这些都是“美国法官所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参见韩苏琳书，第472～473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肯尼迪大法官认为，“在美国，法治的概念意味着法官的判决应该向公众开放，由公众批评讨论，……”参见信春鹰书，第228页。关于选民对法官的定期审查，是美国一些州以及日本实行的制度。在美国一些州，法官由选民定期选举产生；在日本，根据其宪法第79条的规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在其任命后第一次举行众议院员大选时交付国民审查，以后每隔10年再次交付审查，投票者多数通过罢免某法官时，该法官即被罢免。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法官都有忠实执行议会制定的法律的义务。在英美法系国家，成文法优先于判例法是解决二者冲突的原则。在德国，“一位法官如果未能应用一项众所周知的普通法令，或是应用一项已被废止的法令，或是无视联邦宪法法院具有约束性的判决，都可能受到纪律处分。”韩苏琳书，第468～469页。此外，司法机关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在我国还体现为各级人大有权罢免本级法院院长。）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是司法对人民负责的题中之义。那种认为法院对人大负责就不可能实现司法独立的观点并没有把握住司法及司法独立的本质。

其次，宪法要求人民法院受人大的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司法独立以追求司法公正为宗旨，而不是为了独立而独立；为防止司法权力的失控，它必须接受合理的监督。只要人大对法院进行的监督“不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不介入”既定的司法程序，“不损害”法院独立的形象，这种监督就是为司法独立本身所容许的。具体而言，司法独立原则一是要求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必须具有事后性和间接性的特点，即人大不能在法院依既定法律程序对案件审理终结前对审判活动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不能自行对案件进行审理或以自己的结论代替法院的裁决；二是要求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与对行政的监督在方式上有所区别，不能让公众产生法院必须“听命于”人大的印象，损害公众对法院独立性的信赖。（注：前已述及，现行宪法取消了1978年宪法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对最高法院进行质询以及各级法院对本级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就是为了将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同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相区别。为此，我们主张取消有关法律中质询法院的规定，因为质询是一种容易让被质询人“难堪”的激烈方式，是有损法院的威信与形象的。而对于目前各级法院院长依有关法律规定继续在人大全体会议上作工作报告的做法，我们认为可改为由法院向大会“递交工作报告，供人大代表了解情况，提供意见，但不付诸表决。人大发现法院工作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决议或动议，要求法院整改。）应当说，司法独立的这些根本要求与我国现行宪法的明文规定及内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宪法规定国家审判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总体上确实体现了人民法院相对于人大的“从属地位”，这是我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在立宪原理上，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强调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性、一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行使的正当性，而并不否认国家职能的合理分工。按照宪法规定，审判职能由人民法院行使，人大自己并不能亲自审理民事、刑事与行政案件。因此，人民法院在地位上从属于人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只是表明二者地位的不平等性。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掌握一切国家权力，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原生的”最高地位，各级法院都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母体中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各级法院均不能反向制约人大，对人大的立法进行司法审查。由于司法独立寻求的是司法活动在既定程序中的不受干涉性，并不以对议会立法实施司法审查为己任，（注：对议会立法实施司法审查只是司法独立的一种模式，采用议会优越司法独立模式的国家，并不准许普通法院审查议会的立法。）因此，在人民法院与人大这种“上位”与“下位”的非平等关系下，并非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实际上，五四宪法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对司法独立的肯认，本身已说明了这一点。

（二）法院制度问题

根据宪法第95条和第112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等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宪法第124条规定，国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第10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第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上述宪法规定形成了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并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现行法院制度。

同时，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归同级地方党委挑选和管理，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法院的经费按照“分级负担、分灶吃饭”的政策，由同级地方财政拨付。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掌握在地方党委、人大与政府手中，实际上形成了地方各级法院依附于地方的局面，这是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制度根源。为此，许多人主张改革现行地方各级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制度，而在全国设立若干司法区，按司法区设置高级法院、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地方三级法院均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产生；也有不少人主张地方各级法院保持现有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分布格局，但高级法院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产生，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均由省级人大或其常委会产生；还有人主张保留现行法院制度，设立跨行政区域的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分院或者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审理跨区域的案件，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等等。

我们认为，上述第三种方案是不具有可行性的。因为，最高法院与高级法院分院或巡回法院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审级的法院，设立后将提高现有一审案件的审级，跨省级区域的案件都将成为“一审终审”。而由上级法院派出巡回法官和下级法院法官共同组成巡回法庭更是一种学究味的设想，因为它根本无法应对中国社会强大的“同化”能力；同时，这种方案若不配之以专门的行政法院系统，也未根本解决行政诉讼的“出路”问题。因此，改革现行的法院制度，应以前两种方案为基础进行构建，始能彻底解决从制度上保证司法独立的问题。但是，前两种基础方案都涉及到地方各级法院与地方各级人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改造现有制度，对地方各级法院的设置或产生作全新的调整，是否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所排斥呢？从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与宪法的有关原则规定来看，不但不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排斥，反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本身内在一致的要求。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地方各区域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也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地方政权机关，（注：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一般行政区域实行“地方自治”，而只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和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现今学界也少有人指明一般行政区域的“地方自治”性质，但从宪法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地方政权的目的及其职权范围来看，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自治”的性质却是不可否认的。对此，我国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就认为，“我国的地方制度，由于行政领导人由各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产生，非由中央委任；又由于地方国家机关享有较充分的决定和管理地方性事务的权力，所以实质上也是一种地方自治制。”许崇德：《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我国已故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也认为，“中国的地方分权既包括中央与一般地方行政区域的分权，又包括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分权……在中国基本上是这两种地方分权的并存，构成了中国地方分权的特点。”张友渔：《宪政论丛》（下），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43页。而所谓地方分权，也就是地方在一定权限范围内实行自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以我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否定地方自治。对此，列宁曾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卷，第149页。）它只适宜产生地方人民政府作为自己的执行机关，而不应当产生和“控制”国家司法机关。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一条款是对“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本原则”的规定。（注：张友渔：《宪政论丛》（下），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44页。）然而，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只能是在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等方面，而不能是在司法事务方面。因为只有在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等方面，才谈得上“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司法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活动，人民法院必须严格适用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宪法第5条第2款），其间没有任何“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或实行“自治”的余地。我国宪法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范围的规定其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宪法第11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这里明确将人民法院与检察院排除在“自治机关”的范围之外。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权利”上尚大于一般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既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范畴，而肩负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重任，则高级法院、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既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自治性质相吻合，也与宪法第5条的原则规定相一致。（注：现在看来，制宪者在设计地方各级法院由地方各级人大产生的现行法院制度时是存在理论疏忽和欠缺逻辑推敲的。不过，在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法制和市场统一的问题在那时的“现实中”又并不突出或并不存在，以致这种“纯理论”的问题又完全“可以”被忽视。）

第二，宪法第3条第3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组织其他国家机构的原则规定是：“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里并未将审判机关限定为必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宪法第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该条也未限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而是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因此，改革现行法院制度并不会涉及到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原则的修改。此外，地方各级法院由省级人大或全国人大产生也是司法机关根据自身性质在纵向上的适度“集中”，实际上亦符合宪法第3条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四、宪法修改的方案设计

探讨了在中国确立司法独立的有关基本理论问题，下面我们就对确立和保障司法独立涉及的具体宪法修改发表一孔之见。

（一）原则确立问题

在我国宪法上完全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具体涉及到以下条款的修改：

1.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已论及，该规定未排除人大与政党的干涉，不是司法独立原则的完整体现，在现实中也引发了一些实际问题，因而应当修改，以在根本上推动宪法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同时，修改此规定，完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也具有国际义务上的必要性。1998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中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也就是要求公约义务国的司法应具有独立性。我国政府既然已经签署了该公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该项内容不适宜作出保留，因此现在于宪法中完全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也是适应批准该公约的客观需要。

2.第135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前已论及，该规定与司法独立原则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规定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互相配合”办理刑事案件，还具有浓厚的“联合专政”的色彩，这有损我国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和国内形象。再者，在宪法中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原则作一特殊规定的必要性也不大，该原则中的合理内容应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宜。因此，我们建议删除此规定，填补上保障司法独立的必需条款。

这里我们仅讨论如何修改现行宪法第126条，以完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问题。对于此项条文的修改，有以下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方案一：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方案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宪法和法律。

方案三：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干涉。

方案一是恢复原“五四”宪法的规定，方案二用“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表述代替了方案一的“独立进行审判”，同时增加了服从“宪法”的规定，表述更为确切和完整，是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较为理想的方案。方案三相对而言在文字上变化小一些，只是将现行条文中的“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修改为“不受任何干涉”；同时保留“依照法律规定”的现行表述，既可表明法院依法审判的义务，又蕴涵着法院管辖权的有限性，可以消除人们对法院“独立”以后可能会“妄自尊大”以及介入宪法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担心，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方案。

可能有人会认为司法独立的落脚点是法官独立，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采用了“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类似表述，因此可能主张上述方案中的“人民法院”代之以“法官”，才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彻底表述。我们认为，在我国宪法中，以“法官独立”代替“法院独立”的原则表述是不可取的。（1）那些宪法上规定法官独立的国家，在政权组织上都贯彻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法院独立已毋需强调；而我国在政权组织上是否弃三权分立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因此在我国必须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权力分工原则；（2）我国的法官队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不可能达到法官独立的素质要求，因此不符合现有国情；（3）法院独立是从外部排除干涉，本身不否定法官独立，以后条件成熟时，也完全可以在有关法律中明确宣告；（4）规定法院独立有利于改革现行法院制度。不过在宪法中应当对法官的地位作出规定，为已经制定的《法官法》“补充”宪法依据。为此建议用以下方案在宪法第126条中增加两款规定：

方案一：法官必须忠于事实和法律，公正审判案件。

法官的职务保障和法律地位由法律规定。

方案二：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公正审判案件。（注：其实，类似“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样的宪法规定，与其说是宪法肯定、认可的法官的权利，不如说是宪法要求的法官的义务。法官独立审判从根本上要靠法官的自我独立意识与公正司法的坚强意志，因为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事实上总免不了各种外部与内部的干扰。因此，“法官必须忠于事实和法律，公正审判案件”或“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公正审判案件”这样的规定更能准确反映法官独立的本质。它既明文提出了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义务，又暗示了任何干涉的非法性。同时，结合关于法官职务保障的规定，我们在国际上也完全可以自信地回应任何有关我国法官独立性的质问或攻击。）

法官的职务保障和法律地位由法律规定。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方案二中关于法官义务的表述直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法官法》第3条规定：“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以上修改方案中出现的“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或“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表述是成熟的，毋需论证。

（二）制度保障问题

改革现行法院制度及人、财、物的管理体制是从制度上保障司法独立的关键，这是我国社会各界的共识。这方面的修改着重牵涉到以下条文：

1.101条第2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法院制度范文篇10

一、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干警综合素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把提高干警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满足干警精神需求、提高干警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

1.高度重视干警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作。一是举办“每月一讲”。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每月一讲”，教育干警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干警队伍中坚持不懈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法官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不断提高干警的思想道德水准。二是进行党课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积极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的宣传教育，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事迹为精神动力，教育干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记手中的权利是人民所赋予，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三是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深入扎实地开展学习宣传先进典型活动,积极拓宽宣传渠道,扩大先进典型的影响力。每年召开全院大会对先进典型进行表彰，激励干警从身边的人学起,从手头的事做起,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在全院营造积极向上、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2.扎实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核心价值观是今年全院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一是要把抓好教育培训作为推动活动开展的重要平台，将核心价值观列入干警教育培训内容，以开展核心价值观大学讨论为载体，创新培训形式，认真对照检查，使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二是抓好载体带动。继续深化“两个联系”和法官志愿者等活动，健全完善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常态化机制。三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全院将采取知识竞赛、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文艺演出、典型推荐等形式，加深对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大力宣传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宣传执法为民、公正廉洁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做法、经验和成效，为开展活动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3.继续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教育活动。自觉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努力实现“公正审判，和谐”工作目标，着力转变不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树立“以当事人为本”的司法理念，经常进行换位思考，继续开展“假如我是当事人”和“群众观点”的大讨论活动，进一步统一干警思想认识，提高干警做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一心为民的高素质法院队伍。

4.广泛开展法官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法官志愿服务活动，志愿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认真组织法官志愿者开展送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军营”等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进行普法宣传。积极组织干警参加“爱绿护绿、美化家园”志愿服务、“关爱老人”志愿服务、“文明劝诫”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机制化，引导广大干警积极参与到普及文明风尚、整治公共环境、维护社会秩序、普法宣传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二、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廉洁勤政的干警队伍

结合法院工作的特点和实际，坚持“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廉政教育，进一步提高全院干警勤政廉政意识，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宗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和廉洁司法的自觉性。

1.坚持廉政教育常抓不懈，筑牢公正廉洁司法的思想根基。一是切实抓好廉政教育培训工作。进一步完善廉政教育的常态机制，把廉政教育纳入党组中心组和庭处室的学习计划，纳入法官教育培训大纲，长期不懈地抓紧抓好。要突出培训重点，拓宽培训渠道，把廉洁司法价值理念的培育工作贯穿于对广大干警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的全过程。二是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将理想信念教育与政法干警忠诚教育相结合，将司法为民的宗旨教育与群众观点教育相结合，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与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不断提高广大干警的思想道德素养，努力保持思想纯洁、作风纯洁、清正廉洁。三是扎实开展岗位廉政教育。继续开展“学习践行法官职业道德、文明司法行为规范”活动，进一步增强法官工作责任心和文明司法意识，牢固树立“以当事人为本”的司法理念。通过开展争创“廉洁勤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活动，注意培养廉洁司法的优秀典型，引导广大干警树立公正之心、恪守公正之德、践行公正之举；组织干警参观市中院廉政教育展室，通过邀请党校教授、纪委领导等举办廉政教育报告会、上廉政党课等形式，深入开展廉政警示教育。

2.强化廉政作风建设，提高干警的自律意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反腐倡廉工作新精神。一是严格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度。扎实组织开展好学习贯彻最高法院制定的“五个严禁”、省高院制定的“五个严禁实施细则试行”和市中院制定的“三严六不”规定活动。二是完善审判流程和案件质量管理机制。严格规范审判、执行重点环节的执法行为，强化对领导干部、法官及审判执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加强审判作风建设。加大督办案件工作力度，进一步规范法官庭审行为、执行行为、业外活动行为。四是实行日常督查制度，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突出重点部门和岗位人员的防范治理，完善干警廉政档案。认真落实党员领导干部任职谈话、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

3.结合“文化建设年”活动，扎实推进法院廉政文化建设。要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到法院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将法院廉政文化创建工作推上新的台阶，加强法院廉政文化阵地建设，打造法院廉政文化精品。抓好“廉文化”与“法文化”的有机结合，扎实开展具有法院特色的廉政文化活动，通过组织廉政法规知识竞赛、廉政格言征集、书画摄影展、文艺汇演等广大干警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廉洁司法的价值理念，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政文化氛围，为法院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

三、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促进法院文化的发展繁荣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决策，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都对法院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巩固精神文明创建成果为目标，不断创新法院文化建设的载体和形式，激发干警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法院文化建设最大限度地贴近司法实践、贴近干警思想工作实际，增强其感染力和渗透力，促进法院文化的繁荣发展。

1．广泛开展法院“文化建设年”活动。院党组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各种文化场所、文化设施建设，为广大干警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激发干警的职业荣誉感和集体归属感。全院干警要充分认识开展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到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潮中。我院将通过组织开展文艺晚会、书画展评、歌咏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活跃法院的文化氛围。

2.抓好法院制度文化建设。一是按照科学、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在严格执行法院现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法院队伍建设、审判执行工作和行政管理各项机制，保障法院各项工作特别是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努力打造“公正审判、和谐”法院品牌。二是健全人才管理制度。坚持以科学人才观为指导，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完善干警工作实绩、考核奖励、民主测评、竞争上岗“四位一体”的选才用才机制。进一步拓宽人才引进方式和途径，积极协调引进法院紧缺的优秀人才，加大对审判业务骨干的培养力度。积极做好从优待警工作，落实干警带薪休年假制度。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对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实行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并把这些规定真正落到实处，促进干警文明素质的提高，推动法院各项工作的开展。

3.加强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一是加强道德文化建设，组织干警积极参加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学习和践行机关公务礼仪，真正做到“践行文明我先行”，把创建文明城市与自身工作职责紧密结合，把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作为对自身工作是否到位的检验。二是加强品牌文化建设，深化“公正审判，和谐”品牌建设，争创“司法先锋”党建品牌，争做“为民、公正、廉洁”的法院人。三是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继续开展争创优秀工作成果活动，鼓励干警积极创新审判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四是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经常开展法律研究、司法论坛、知识竞赛等，积极引进先进的思想和理念。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确保“四率”继续保持百分之百。

4.扎实开展典型培树工作。一是向先进典型学习。在全院继续开展向陈燕萍、詹红荔等先进人物学习的活动，同时也要向身边的先进典型学习。二是培养树立身边的典型。注重对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类先进典型的发现、培养和宣传，按照“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原则，在各部门培养一批业务精通、办案能力强、甘于奉献、在同岗位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办案能手、业务带头人；发现和培养一批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维护公平正义的人民满意干警、执法为民标兵。三是通过典型培树，发挥典型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深入开展“向先进学什么、比先进差什么、学先进做什么”活动，用英模精神培育核心价值观，用模范事迹诠释核心价值观，用先进典型弘扬核心价值观，在全院积极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