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的立法支持

本文作者：武东坡陈渊工作单位：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院

一是环境侵权立案少。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都必须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由于环境侵权情况的特殊性，其损害结果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显现出来，还可能一个损害结果涉及多个污染源。因此，有不少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复合型的环境侵权则使受害者难以准确找到侵害方。这便是为什么环境污染事件不少，却鲜有能成案进入司法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案件事实认定难。环境侵权诉讼虽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原告只需对存在污染事实和损害结果进行举证，但由于其损害所具有的长期性、隐蔽性和致害原因多重性等性质，加上原告一般都是缺乏环保专业知识、技术的自然人，要求其提供准确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损害情况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提供出来的证据也往往难以得到法院的采信。加上有的污染物具有挥发特性，在污染发生到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之间可能就已灭失，鉴定机构自然无法就其因果关系作出符合事实的判断。

三是适用法律存在困惑。如，在环保案件原告资格、污染侵权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范围及民事责任形式等问题上，民事法律与环保法律的规定不尽一致。民法通则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侵权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许多污染被告人因此以不违反环保某项具体排放标准为由要求免责。

环保法则规定，只要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就有责任消除危害、赔偿损失。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四是法律规定滞后于环保需求。环境被污染、资源遭破坏，惩罚犯罪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使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没有针对涉生态环境犯罪的破坏性特点，设定恢复性刑罚种类。这一立法上的滞后，一方面使很多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及时治理和恢复，另一方面，还让保护生态环境急切、步子迈得快了些的地方，出现了超越法律规定范围的情况。如某基层法院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对一些盗伐、滥伐林木等罪行较轻的案件，在判处罪犯刑罚时直接责令其补种树木，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家和省有关机构必须加强生态环境恢复、生态补偿等领域的立法研究，尽快启动环保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订，从立法层面上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依据。最关键的有二：文/武东坡陈渊一是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发现所处的环境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避免生态资源受到破坏，针对有关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或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目前的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缺乏明确规定，环境公共利益受损时往往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笔者的设想是，在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体系中，将环境公益诉讼单列，或者制定新的环境诉讼法，同时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规范程序并进行具体细化，与宪法、侵权责任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中涉及环境诉讼实体方面的相关规定衔接起来，形成有别于传统三大诉讼制度的系统的公益性诉讼制度，使在程序法中长期处于尴尬地位的环境公益诉讼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总之，有了明确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担负起替群众、替社会向污染企业“讨公道”的维权责任，代表国家、集体、人民以及社会公众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二是可逐步推开在基层法院设环保审判庭的做法。法院组织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设其他审判庭”。鉴于环境保护案件具有技术性强、专业性高、处理难度大等特点，建立环保审判庭，将既有环境专业知识又具备良好法律素养的法官集中起来，专门负责审理辖区内涉及环境保护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以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必会事半功倍。

目前，我国也有不少地区设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如贵阳市中级法院、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也都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愈发细化，对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要求也会愈加严格。设立环保法庭是顺应时展要求的做法，应当通过立法进一步确定其地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