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电影人物情感表达研究

摘要: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利益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致使社会阶层流动固化。从乡村流向城市，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青年群体是当下底层群体生活境况的缩影。《无名之辈》将保安、劫匪、残疾人、按摩女、无业游民等具有代表性的底层人物的命运交织演绎，呈现了一场因离奇盗窃案而引发的荒诞闹剧。以共情理论为学术视角，分析《无名之辈》对观众传达底层情感的电影符号元素，以及观众在接触电影所传达的情感符号而激发内心的情感联动过程。最后基于影片表达的底层情感，分析电影镜像反映底层群体阶层突围的情感价值。

关键词:《无名之辈》;底层群体;情感表达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共情是个体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如同体验自己的精神世界一样的能力。［1］情感作为电影与观众互动的介质，情感的传递成为影片和观众情感关系强化的“粘合剂”。电影《无名之辈》通过电影符号元素将人物、情节、表达的核心思想输出给观众，观众在观影时将影片情节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体会影片底层人物精神世界，产生情感联动与共鸣。此外，电影具有承载着反映时代背景、揭示社会现实的影像功能，是时代语境的反映［2］。电影对社会现实的刻画为具有相似生存背景的观众诉说其内心的声音，并激发观众对整个社会现实问题作价值思考。底层电影关注的对象以及反映的价值意义将人物群体所隐蔽的“个体”形象抽离出来，从宏大的国家观念转变为对生存在现代城市“人”境遇的关注。电影《无名之辈》以市井小人物的立场透视底层群体，通过电影符号深入刻画生活在西南某个县城中的底层群体因一起离奇盗窃案而引发的寻枪行动，并由此迸发一系列阶层突围事件。保安马先勇、劫匪李海根和胡广生、瘫痪女马嘉旗、按摩女肇红霞等身份鲜明的角色是影片中的灵魂人物，也是现实社会底层人群的缩影。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演绎展现底层人物的阶层突围抗争，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表达了对现实社会底层群体的价值关怀。本文围绕底层群体这一主体，引入共情理论，分析电影符号对底层人物身份塑造的情感表达，观众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所引发与影片人物类似生存心境的情感联动，唤醒观众内心情感共鸣，以此传达社会底层群体为改变自身所处阶层、维护尊严与命运抗争的现实意义。

一、电影符号塑造底层人物蕴含的情感表达

底层群体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占有少量的甚至没有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人群，并且这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具有持续性。”［3］由于权力和利益集中在相较于底层群体而言的社会中上阶层，他们的身份被标签化，在城市中遭受生存的压迫和他人的鄙夷。“电影对人物身份的塑造从来都无法与情节、场面、细节、语言、结构等构成剧本的一切元素割裂开来单独讲述，”［4］而电影和观众“要产生共情现象，也需要一定的前提，情感传播就是共情出现的温床。”［5］《无名之辈》借助电影符号元素活现底层人物形象，对现实社会底层群体进行刻画写照，并从中赋予底层情感元素。通过角色设定奠定主人公的角色身份，赋予台词、举止行为等元素共同塑造底层群体形象，将能明显代表现实底层群体身份的特征投射于影片人物，影片将蕴含对现实底层群体生存困顿的情感符号元素传播给观众，为激发观众对社会底层群体的情感联动创造前提条件。1．角色的设定带有现实性的阶层身份人物是电影的灵魂，电影叙事情节的戏剧化展开依托人物的参与而实现。“电影人物作为情感表达的载体，通过其语言、行为、心理愿望等完成其典型化与情感化的统一。”［6］《无名之辈》的角色设定主要通过职业奠定底层群体的身份，人物角色在情节中的行动也是根据角色定位展开。保安马先勇曾经是当地警察局队长的下属，由于一场意外车祸，失去原本辅警的职位，在楼盘工地当保安，他的角色代表着在城镇生活困顿的中年群体，骨子里认定自己是警察，渴望通过职业来改变社会他人对其身份的认同;劫匪胡广生和李海根代表着怀有城市梦的农村青年群体，他们从农村到县城打拼，希望通过盗窃卖掉赃物获得一笔钱财与爱人回乡共建家庭，获得他人的敬仰，在城市中完成“做大做强”的梦想。保安、小偷等人物角色都演绎着现实底层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处境，他们在影片中的职业和地位身份奠定他们在影片中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共同代表着现实底层群体的身份。影片人物角色出于自身利益围绕盗窃案展开行动，希望通过行动和努力跨越自己所处的阶层，摆脱自身的社会底层身份。这些影片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的设定是对现实社会中生活境遇相似的人或是社会群体的虚构描画，其人物的塑造往往是现实社会人物的缩影，将所代表的现实社会人物的固有特征附加在影片人物上，让观众能透过电影寻找到现实人物群体的影子，增强观众内心对底层群体的现实情感记忆。影片人物角色鲜明的身份定位，使观众清晰认定影片人物角色的同时也易于感受到现实底层群体社会身份和职业阶层所带来的生存窘境，影片以此引导观众对底层群体的情感关怀。2．台词用语凸显市井人物形象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工具，它能清晰地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也是电影人物性格及形象灵活且直接的表现符号。台词用语是人物在内在思维的符号载体，对事物内在看法的外在表达，能直接体现角色的心理活动、思想和情绪。“废咯，残废咯!”这句话除了凸显马嘉旗强硬、彪悍的个性外，消极的言语中透露自己对残疾人这个身份的无奈，直接将自己身份认定为“废人”。当她失禁的时候力拒李海根和胡广生帮忙，“不要过来，不要动我!你不要看我!”马嘉旗作为残疾人在无法处理正常生活而又力争维护自己尊严时的竭力呐喊在她身上油然而生。“人物角色的台词有着鲜明的人物特征即个性化”［7］，马嘉旗这一个性彪悍的人物角色通过自己的台词来隐藏她最为卑微的一面，害怕被别人看穿自己卑微的内心，用扮演者任素汐的话来说，“她内心的痛苦发泄不出去，所以见一个骂一个，骂人是因为需要一个出口宣泄，她内心脆弱自卑，遭遇的生活困境却很大”［8］，抗拒他人因为怜悯而对她给予帮助。电影台词对人物地位的反映还可以从正面和侧面来探讨，正面即人物通过自身台词话语标识自身所属的群体身份，侧面即通过电影其他人物角色与主要人物角色在台词对话中所使用的语言对主要人物具有明显性的身份判别。台词的话术使用更为直接将影片人物内心情感传递给观众。与马先勇有冲突对立角色的台词用语侧面显现马先勇的底层身份，对立角色在激动情绪下爆发的辱骂性台词进一步凸显马先勇的社会身份阶层。黑社会头目刘五将马先勇吊在工地吊机，并辱骂“还汪汪乱叫不?你是保安，不是公安!给高明的看门狗!”并召集人群殴马先勇，镜头同时特写放大马先勇身上带有“保安”徽章的制服，语言和镜头画面两种电影符号同时运用显现马先勇的阶层身份。马先勇在学校教育女儿依依，高明儿子高翔一拳挥向马先勇，“你这个死保安!”刘五和高翔与马先勇在角色设定上有一定的冲突性，和马先勇发生冲突时爆发的动作及台词用语增强电影对底层人物塑造的真实感，也复现现实底层人物在矛盾争执之间的愤怒情绪。“废人”、“保安”、“汪汪乱叫”等台词带有明显身份歧视，影片将这类带有强烈情绪的台词直接传递给观众，触发观众内心情感的波动，让观众从心理上产生接近而融入影片角色，从情感上对影片中的底层人物窘迫境况带有认知和现实共鸣。3．举止行为强化底层人物的熟悉感人物的行为也是诠释性格的重要手段，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外化，其动作是内心情感的流露。［9］电影人物角色的行为举止根据人物身份定位设计而成的动作，具有放大人物特征功能。主演在电影中的一个小举动体现着人物在其所处特定场景环境下的直接反应，行为强化人物身份的形象定位。影片通过大量的特写镜头放大底层人物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一举一动，当影片赋予人物的举止行为契合观众对现实底层人物行为的印象感知时，观众能从影片中寻找到现实底层人物的影子，留下对电影人物以及现实底层人群的深刻印象，使观众在看到动作镜头产生对现实底层群体身份的熟悉感。黑格尔［10］曾这样说过:“能把个人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马先勇在水果摊顺手拿起李子在外套擦一擦塞进嘴里，从称里抱出一堆李子，顺手拿走隔壁摊主儿子不要的鸡蛋;去到案发现场顺手拿走别人吃剩的早餐，偷偷打听着现场警察的案件分析。买水果记账，顺走食物等看似生活中不经意的行为活现马先勇“小市民”形象，通过镜头的特写将马先勇“小市民”行为进一步强化，显现马先勇身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底层一员，经济上的窘境使他贪图小便宜行为在生活场景中自然流露。在与吴老师僵持过程中称，“手头比较紧，打欠个欠条。”尝试用记账买来的李子讨好吴老师，李子撒了一地，马先勇单膝跪地上匍匐着身子捡起一个个李子，跪地捡李子的人物举止行为也体现马先勇心疼不容易得来的小恩小惠，甚至在自己好意不被接受情况下的失落感以及无奈和窘迫，也折射出马先勇在城市生存的弱小和无力。影片中的这些人物细节行为复现了现实社会多数底层群体举动，通过镜头画面展现的行为同样唤醒观众头脑印象中为生活拮据的底层人群。

二、观众对影片符号传递产生的情感联动

电影通过再现、表现等手法创造了各种媒介情境，构建了名副其实的“第二现实”，成为观众体味、感受各种情感形式的土壤和中介［11］。影片把对底层群体的刻画和关怀情感附加在影片角色、台词、人物行为等电影符号元素中，观众在观看影片时从角色的台词和行为不知不觉接触到影片传递的情感。观众作为影片情感传递的接受者，“会将影片和个人经历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情感动态，”［12］激发自身头脑中的现实体验，甚至促使观众对底层群体在社会上的生存处境以及不卑不亢的阶层突围抗争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笔者认为，观众对影片所传递的符号而产生情感上的联动需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对影片人物的定位和行为与自身对底层群体的认知进行情感上的调适;二是根据影片塑造的环境氛围以及影片人物生存环境代入观众自身的情感;三是观众在观看影片后，对影片整体的情感表达产生认同，现实社会普通平民百姓为在城市中有尊严地生存而竭力突破自身所处阶层，观众以此产生情感上的共鸣。1．观众对人物角色及行为的情感调适观众观看影片时对影片所塑造的人物角色及其行为举动有一定初步的印象认知，人物角色作出的行为与其在影片中的定位是否一致，观众自身存在自我的判断，并在情感上调适这种判断和认知。《无名之辈》影片中的角色人物都带有鲜明的社会底层身份特征，都是生存在西南某一小县城的泛泛之辈，保安、劫匪、按摩女、瘫患者、无业游民等角色符号形成情感纽带，观众在接触人物角色时进一步判断角色人物身份与现实社会所熟知的底层群体的职业身份是否具有一致性，并“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的身份感”［13］。此外，影片中的底层人物为了在社会上有尊严地生存，不满足于现实默默无名的境况，但又缺乏有效且快速实现“功成名就”的途径下，做出极端的跨越阶层的行为，在观众看来这些行为或许带有夸张和荒诞，但“荒诞不是闹剧，幽默不等于肤浅的搞笑，而是以人物内心的走向和规定情境为主，”［14］观众能与影片人物的身份、处境以及现实底层人群生存境况结合联想，从故事中寻找切身感受，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虽然人物角色在影片中带有疯子的性质，但当人物的行为符合他们在影片中的定位且不偏离现实，符合观众对现实底层群体的认知，观众能从中体味到内心情感的温暖，与影片产生共情。2．影片空间环境给观众带来的情感代入大部分电影叙事形式具有一个接纳故事情节的空间环境［15］。影片《无名之辈》结合故事的人物角色及其生活场景明确电影情节发生的空间坐标，将场景定位于底层人群聚集的县城，县城的空间场景是底层人物生存和人际之间交集的场所。路边街头装璜简陋的小商铺、拥挤旧式居民楼、街边小摊、乌烟瘴气的麻将馆、与火车轨道争生存的菜市场等城乡结合部的场景特色，影片都将这些场景的空间构造以及所蕴含的人文气息立体化地呈现，“将城市文化和时代特征表现出来，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环境因素也就凸显。”［16］县城的镜头画面表达呈现出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空间的人们生活环境以及生活状态，为影片人物角色故事情节展开营造环境氛围，并助推观众代入到影片人物的生存空间。影片县城场景真实还原，并用带有暗灰色的色调将整个空间环境进行渲染。当影片将观众所熟知的真实空间环境元素再现时，观众印象中的县城场景以及底层群体的生存空间在头脑中复现，能让观众将自己代入到影片所呈现的具有现实性的虚拟空间环境。此外，影片中大量使用俯拍城市的镜头，在对县城俯拍的大量空镜头对比下也反衬底层人物在城市中的渺小，随着人物情节展开设定镜头画面的呈现速度，快速、闪回的画面带来冲击力，也丰富了观众感知，增强代入感。在马先勇动身追踪盗窃案相关人物波仔时，影片中的移动镜头速度加快，从视觉上追踪马先勇抓嫌犯的动作和神态，一系列的追捕动作更为紧凑，让观众以快节奏的方式感知在城市生活的底层人物与命运的抗争行动节奏。同时，县城夜市人气熙攘，灯火明亮，救护车里的胡广生向马先勇开枪声与夜空中烟花爆破声同时响起，李海根和胡广生在面对失枪走火的冲击下瞬间陷入崩溃，表情中也透出了悔恨感，而马先勇骨子里顽强地和命运抗争的形象在具有武力代表性的枪面前也变得十分脆弱。县城夜市五光十色象征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景，然而城市中的底层群体面临着现实生存的遭遇，美好和现实的落差带来了冲击的张力，让观众切实感受底层群体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卑微、弱小。3．人物抗争行动深化观众的情感共鸣《无名之辈》影片塑造个性鲜明但又看似带有傻气、质朴气质的人物角色，底层人物角色为争夺自身利益做出的一系列荒诞行为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使观众从影片情节中唤醒对自身经历和现实身边底层人物的记忆。影片映照身处社会底层人群的现实生存，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联系起自己的生活经历，从而产生“情感共鸣”，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体验［17］。影片中的底层群体在城市打拼面临着城市残酷的现实压迫，生存理想和现实生存条件的约束给底层群体带来生存压力，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产生精神上的冲击力致使底层群体渴望快速脱离现存的阶层，得到社会的认同，内心潜伏着阶层突围的行动，并做出实际的尝试。然而，影片中的底层人物在每一次阶层突围的抗争中都屡屡碰壁，马先勇多次自告奋勇默默调查盗窃案，渴望在任队长面前争取突出表现，让任队长有机会提拔他为协警，但马先勇在破案过程中每次意外的出现都让任队长啼笑皆非。玩具水枪当成盗窃案丢失的枪支、独自去按摩娱乐场所查案却被误会为情色交易，马先勇在这些行动中闹出的笑话也让任队长对他“恨铁不成钢”的情绪越渐强烈。在这种阶层抗争的矛盾对立中也凸显了马先勇作为底层人群难以有足够说服力为自己行为举动解释发声，实现跨越身份阶层的希望是多么渺小、无奈，自己身上的底层身份标签尽管通过努力也难以改变其在社会中的形象，这也正是观众透过影片能感受到自身处于举步维艰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现实写照。正如导演饶晓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影片传递的是对生活的无奈，是‘一种绵长的情绪，绵长的无力感’，当静下心来去看这部片时，可能会从某一个人身上找到什么或者某一刻感觉这是我啊”［14］。观众从现实生活经历或是身边底层群体寻找到影片人物为生存而拼搏，在城市中为有脸面地生存却屡屡受挫的情感共鸣。

三、电影的镜像反映:绝望过后的美好希冀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电影这面“镜子”可以通过隐喻功能对现实进行模拟的阐释。电影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现实的某种还原和再现，而是透过投射电影作者的思想和态度来产生类似心理学上的映射作用，表达电影作者的想法和认同［18］。而电影中向观众传达的情感是社会的多棱镜，从中折射社会事实，聚焦社会冲突，链接社会秩序［19］。《无名之辈》这部影片要向观众展现的是生存在县城市井的社会底层群体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打破他人的刻板印象，为自己争取在城市立足的尊严。就如胡广生所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进城就是要换个活法。”当底层群体意识到自身身份阶层和社会对其身份认知的标签化、污名化时，会产生脱离现存阶层的想法，希望通过阶层跨越融入城市，调适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在城市中寻求立身之地。影片中以马先勇、李海根和胡广生为代表的底层群体在争取当协警、抢劫获取体面生活等抗争行动以失败告终，这种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情感正是影片呈现的绝望中的真实感。“社会阶层流动逐步固化，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个人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众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20］社会精英群体占据绝大部分利益资源，社会底层群体占有的利益资源难以扩充，在阶层跨越过程中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体向上势移的美好愿望与体制性拒斥的实际情况产生了巨大张力，产生焦虑感与剥夺感”［21］，就如肇红霞在影片说道，“城市太大，找不到方向。”“底层社会又是一个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的群体，单单借由群体本身的力量根本无法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并发出自己的呐喊”［22］，甚至会是无能为力，电影中底层人群在多次阶层突围抗争中屡次失败，映照着现实社会底层人群为改变生存条件，获取属于自我尊严感的现实困境。然而在面对阶层突围和命运抗争的困境下，影片中的底层人物以实际的抗争行动取代屈服，“就好像一个人都成了要冻上的鱼，到了绝境，还是要蹦跶一下，要翻身。”［23］那些“无名之辈”在电影镜头下经历着抗争失败的痛苦，但也经历着人际之间误会化解的人情温暖。在一系列诙谐荒诞的事件之后，所有人物的爱恨情仇都在县城繁华夜市中汇聚交集，底层人物的结局以符合现实世界相似事件的逻辑而收场，胡广生和李海根劫匪受到法律的惩罚，马先勇在中枪后内心执念得到解脱，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尊严而努力奋战，结局看似悲凉的结局，实际上是对底层群体抗争行动结果交代的一种合理的安排。正如导演饶晓志所说，“局中人无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他们才能得到归属和平静，获得舒解与踏实。”［14］烟花绽放提升影片整个情感格调，繁华夜市和璀璨烟花下渲染一种荒诞、绝望、挣扎后的美好和希望的情感，向观众传达人生在经历绝望后仍有希冀。

四、结语

《无名之辈》对底层群体的刻画摆脱了自上而下的俯视视角，从底层人物的角度深入展现对社会底层群体的现实关照，而这种关照的情感表达紧紧围绕着发生在现实社会的真情实感。当影片的情感表达能与观众的内心情感融为一体时，影片才能将其情感价值有效传达给观众，触发观众对影片的情感表达产生认同。电影和观众的互动依托影片传递的情感而展开，《无名之辈》通过多元化的电影符号元素，塑造以保安马先勇、劫匪李海根和胡广生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物，故事情节展开的过程中赋予关怀社会底层的情感，与此同时也表达了人物阶层突围的强烈欲望。电影情节激发观众对现实社会的情感记忆，引起观众对自我或身边底层群体的情感联动。影片镜像表达了社会底层群体对弥合现实差距、寻求他人认同的希冀。尽管影片中的底层群体面对着城市残酷的现实和理想中的落差，在突围行动中闹出荒诞的行为，但他们在绝望中挣扎的劲头，绝望过后获得的温情正是影片传达给观众对真实而美好的情感。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