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叙事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历经了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的流变，一方面深陷叙事类型单一、节奏缓慢、创新不足、数量质量远落后于其他题材电视剧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却也呈现出叙事元素多样、民族特色鲜明、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艺术自觉和审美追求。本文在梳理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着墨于叙事艺术维度，寻求其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叙事艺术；类型糅杂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国家文化政策的引导下，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断增长中，在文艺工作者持续努力的艺术探索下，作为一门最具日常性、流行性视听艺术的电视剧得到了长足发展。电视端、PC端、移动端多屏联/互动，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带来的观众细分，倒逼剧目类型糅杂交互。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作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新鲜活力，其呈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心理、精神、性格及其独特的地理、地貌和风俗民情等，对于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意义重大。

一、改革开放40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发展概述

改革开放40年，是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快速成长的40年，同时也是其艺术发展滞后、市场份额不足而艰难前行的40年。40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共诞生二百余部、一千余集，同时，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人物塑造、叙事技巧以及视听艺术等方面，也与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有着较大区别。（一）改革开放初期宣传属性鲜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各行各业开始“”后的全面复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影视剧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宣传属性。这一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国家基本大法之一的背景下，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政策宣传和民族团结的重任，其创作内容多以思想解放、民族地区自治以及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为主旨，与其他题材的电视剧一道，努力呈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放心吧，妈妈》（1979年，朝鲜族）、《达瓦卓玛》（1982年，藏族）、《三青年》（1984年，维吾尔族）和《巴桑和她的弟妹们》（1985年，藏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二）精英文化下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宝贵尝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的精神文化诉求和审美旨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表现社会变革中的阵痛与欢愉、带有精英文化反思色彩的作品应运而生。电视剧也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对自身的艺术特征、表现手法和叙事形式等进行了诸多探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纵使步履缓慢，但在其线性历时态的发展中，仍然能够看到燎如星火的惊喜之作，如《努尔哈赤》（1986年，蒙古族）的史诗化叙事，《南行记》（1990年）的双重时空架构等。与此同时，围绕社会现实问题展开情节矛盾，主人公也多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少数民族青年才俊的现实题材作品，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创作势头。（三）流行文化兴起，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发展举步维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各种舶来文化和消费思潮的初露端倪，大众化、商品化、娱乐化成为各种艺术创作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一时期，当其他题材作品诸如《北京人在纽约》《英雄无悔》《黑洞》《情满珠江》《外来妹》等聚焦于经商、出国、打工、反腐等热点社会现象，追求更为新颖的视听艺术表现形态时，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却踟蹰不前。现实题材电视剧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以“新人新事”为创作内容的局促狭窄、意识形态的显性叙事、视听手段传统陈旧等方面的不足后，其创新与突破也一度乏力，这一切均让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举步维艰。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对社会发展、时代变革以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等内容的表现上，其即时性、深刻性和全面性均有所不足。（四）2004年至今，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快速发展，数量稳定、质量提升。2004年，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在举办了十届之后宣布停办。而后十余年，历经了数量的快速下滑和市场的不断淘洗，经过数年沉淀和积累，到2010年前后，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产量趋于稳定，质量显著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把握更为精准，对民族文化与电视剧艺术的追求也更加自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意识的逐步增强，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逐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频共振，如《木府风云》（2012年）成功的市场运作和对外传播，流量明星对《阿娜尔罕》（2013年）的收视带动等，都对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效用。在民族问题依旧紧迫和观众日益提升的审美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电视剧创作从倾向单纯的政治表现到向新主流作品跃进拓展，①政治化叙事呈现出隐性化的特点，与此同时，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多民族题材电视剧佳作频现，呈现出从单一民族到多民族融合、多民族话语共同主导的喜人态势，代表性作品有《茶马古道》（2005年）、《金凤花开》（2009年）、《茶颂》（2013年）等。

二、改革开放40年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叙事研究

电视剧是叙事艺术，叙事是电视剧意义生成的途径和机制。以下，笔者将从叙事维度入手，试图绘制出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逐步融入主流话语叙事模式的过程图谱。（一）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类型。1.政治化叙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②党的更是把“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入大会报告。因此，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应有的政治诉求。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最为古老的传统叙事母题是“阶级斗争”与“解放”。③在改革开放初期，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大多是在传统的叙事母题中采取单一、直白的叙事手段来强调民族团结、国家认同，宣传民族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叙事特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教化倾向—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平铺直叙的叙事风格、浅显易懂的叙事主题成为主要特征。电视剧《响铃公主》（1980年）和《太阳的女儿》（1984年）中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单一粗浅的剧情设计等均有所体现。随着电视艺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先进的文化观念、影视美学思潮的渗透和影响，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不同的叙事类型之间开始相互融合与借鉴，逐步形成多元叙事态势，通常表现为多种主题寄寓在同一个叙事类型之中，而一种叙事类型也不只是对应于一个主题，政治化叙事开始对其他叙事类型进行吸收、转变、融合，以隐性化的方式“温柔”地介入。因而，在政治化叙事的类型中通常糅杂着抗战\红色叙事、团结叙事、回归叙事等不同因子，如电视剧《彝海结盟》（2016年）就“缝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叙事范式，将民族传奇、革命史诗和国族认同熔为一炉。④此外，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也尝试着转变叙事视角。如《静静的艾敏河》（2000年）、《苦楝树开花的季节》（2000年）、《雪域情》（2007年）等作品均放弃全知的上帝视角，采用剧中人物的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让观众在叙事上能够更快地进入剧情，在情感上更易产生移情、通感等代入体验。2.历史化叙事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既创作了诸多以社会变革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同时也在萌芽之初就呈现出以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民族轶事和叙事长诗等为蓝本进行改编创作的现象并持续至今。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历史化叙事中，不乏《长白山下我的家》（2012年）这种片段式描写之作，但更多的是以《努尔哈赤》（1986年）、《成吉思汗》（2004年）、《奢香夫人》（2011年）和《木府风云》（2012年）等为代表的线性宏大叙事佳作。少数民族历史题材电视剧多以正剧为主，包括一般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表现出较好的文化自觉和审美自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民族复兴等主流价值观的自发回归。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历史化叙事固然能够通过电视剧所打造的拟态镜像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凝聚人心，维护民族团结，但也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类型单一。因此，即便是历史正剧，也需要本着现实主义精神进行创作。历史只有与当前的现实视域重合，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和理解。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历史化叙事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讲述，同时也应是对现实、未来的隐喻式描述，是时代变革与少数民族发展的真实表述。例如以“和亲”为叙事母题的电视剧《王昭君》（1987年）、《文成公主》（2000年），就通过弱化剧中和亲女性角色的被动性，将之转变为主动促进、维护民族团结的文化使者角色来指向现实，通过民族血缘融合这段历史，重申民族团结、稳定、发展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与我国的民族政策一脉相承。当然，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还有诸如情感化叙事等其他典型性叙事类型，但限于篇幅，在此不多赘述。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在带来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文化交融、开阔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规避的资本的逐利本性。虽然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产量有限，但严肃自觉的创作态度和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的日益稀缺，也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单纯迎合市场趣味的雷剧，如叙事空洞的《新乌龙山剿匪记》（2012年），人物塑造脸谱化的《夜天子》（2018年）等便是例证。社会现实题材的缺位，一直是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创作上的最大困境。（二）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叙事艺术。叙事类型单一不可避免地制约了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叙事艺术的发展。“”前“十七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其“他者”话语对民族风情、生活状态的“猎奇”式展现，受到学界的质疑。⑤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40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发展，也是以矫正“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长期“塑造”的民族刻板印象为前提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从萌芽之初，就行走在整齐划一的民族性格、精彩纷呈的民俗奇观，展现更为深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跷跷板上举步维艰。1.民族歌舞的叙事元素。歌舞与人类早期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不同民族的歌舞文化，不仅传承着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传达着自身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来说，歌舞展现几乎是叙事中的必备手段。在部分作品中，歌舞本身就是叙事的主角。《刘三姐》（1998年）是我国首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电视剧，它表现了广西壮族“以歌代言，以歌解事，以歌传情”的音乐文化传统；《热巴情》（2012年）是第一部以西藏热巴舞蹈为题材的电视剧。少数民族歌舞作为叙事元素，通常具有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直观描述，如《拉萨往事》（2002年）中藏族舞蹈的日常化展现；又如对少数民族人物气质、风格及精神的塑造，像《成吉思汗》（2004年）中的长调、呼麦，就与成吉思汗这位马背上的英雄所具有的果敢、豪爽、神勇气质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再如与奇异地貌的审美感受相呼应的叙事意义，像《金凤花开》（2009年）中旋律温婉的葫芦丝和秀丽婀娜的民族舞蹈，配以西南多民族地区特有的旖旎风光对审美体验的提升作用等。在此，原生态场景有效传递了民族音乐审美表达所不能企及的因素。⑥2.民族场景的叙事元素。如果说歌舞文化是少数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的话，那么民族场景和独特地貌便是地域性极强的自然景观了。自然环境对于民族群体性格的气质、心理状态以及审美趣味的形成，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民族场景作为叙事元素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情状的描述上，如《东归英雄传》（2005年）所展现的俄罗斯及中国新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开都河等辽阔疆域，是为了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蒙古族东归祖国的艰难与悲壮；在塑造少数民族人物的性格方面，《静静的艾敏河》（2000年）中那辽阔的草原、奔腾的马群、翱翔的雄鹰等诸多意象，均指向并暗喻草原儿女豁达的胸襟和善良的品格，为蒙古族母亲收养三千上海孤儿的大爱之举埋下了伏笔。民族场景作为叙事元素的使用，还包括对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的形象化叙事，如建筑群落、绘画文字、工艺织绣、发饰服装、酿造烹饪、竞技杂耍等静态、活态民俗无一例外。此类代表作品甚多，笔者不再赘述。结语主席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所涵盖的民族工作的论述，延伸到统一战线、宗教事务、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祖国统一等方面，并与经济、政治、民生、社会、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相互交集和融通，体现了“民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工作”的新时代特征。⑦历经改革开放40年来的市场淘洗，逐步建立起自身独特审美体系和叙事话语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其承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价值观，增强民族文化交融，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也愈加凸显。从叙事视角来说，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源泉，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但客观来讲，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现状仍较为落后、发展迟缓，加之民族风情、风俗的展示过多，使得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空间亟待开掘与拓展。在笔者看来，聚焦普通人生活的微观叙事视角不失为一条发展路径。如电视剧《女不强大天不容》（2016年）折射出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没落；《正阳门下小女人》（2018年）以徐惠真的个人命运聚焦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变革等。这些作品的成功，都对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未来的创作与发展不无借鉴与思考价值。从叙事类型来说，一方面，夯实传统叙事类型剧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在制作上走精品化路线，把宏大主题渗透在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真实的人物形象中，并与少数民族独特的地域、歌舞、服饰、饮食等民俗文化顺势糅合。另一方面，则要扩展不同的叙事类型，既要依托民间传说、神话、叙事诗等打造意境诗画、科幻传奇，又要加大现实题材的创作比重，关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风貌，探索主旋律题材的创新性发展。

总的来说，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不仅展现了瑰丽多彩的地域风光，塑造了灵动鲜活的形象，而且刻画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成为观众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最为便捷和直观的窗口。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应携改革开放40年来电视剧艺术发展的成功经验，顺势而为，强化叙事特色，优化叙事类型，“回应时代挑战，把握观众脉搏，迎接技术变革，坚持改革导向”，⑧坚持文化自信，不断推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风格与气派的电视剧精品。

作者:张玲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