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及其道德教育意义

【摘要】青少年的话语模式表征着青少年群体的发展特点，话语模式研究为揭示青少年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路径。青少年的话语模式研究不仅是青少年道德教育话语系统建构的理论前提，而且也为教育者与青少年之间的有效沟通、其他教育载体和教育传播途径的开拓、教育策略和内容的及时调整与补充等提供了科学依据。道德教育若要成为影响青少年道德成长的真正话语主体，尚需基于青少年的话语研究建构教育话语格局。

【关键词】青少年;话语模式;道德教育

任何教育方案或策略的有效与否都是基于对受教育者发展状况的全面了解和正确理解，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也概莫能外。话语作为道德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递信息的载体和桥梁，对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因为话语的运用策略往往直接影响到教育关于道德的解释与说服力。但教育的话语策略若缺乏对青少年话语发展特点的充分了解，就极易使教育话语陷于独白而难以与青少年的话语产生共鸣，从而降低道德教育直击青少年心灵的能力。因此，研究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尤其是处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深刻变革与发展中的青少年话语模式，不仅对于时代性极强的道德教育非常必要，而且对于道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话语模式:人们解释世界的一种简化程序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话语无处不在，甚至成为了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而且，不同的社会群体总是使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何为话语?不同的话语定义，就有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和不同的关注对象。按照语言学的解释，话语“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各个群体不同的言语、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1］。根据结构主义的解释，话语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比如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人们在使用话语时，总是通过内部调整将某种程序与意义赋予某种事物，使话语表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分析话语的主体、目的、方式等来理解说话者的话语所隐含的历史实践蕴涵。综而言之，话语是一种价值化和功能化的特定语句单位，是不同说话实践领域中包含的特定价值的文化意识载荷系统，是价值化、功能化、包含主体命义、社会指向和历史规定性的思想载体。从结构上来讲，“话语是由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一是话语内容，也就是言语者表达的核心内容或主观意思;二是话语形式，也就是言语者借以表达思想的形式。简言之，话语是语言和意义的结合体。”［3］正因为如此，主体在使用语言表达意义时，往往因主体、语境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为固定的格式或套路。我们把这种包括内容(尤其是独特词汇)和形式在内的话语表达惯式称为话语模式。詹姆斯•保罗•吉(JamesPaulGee)将话语模式解释为一种理论:“话语模式是简化的，而且往往是不自觉的、想当然的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论”，“是我们关于‘典型’或‘正常’事物的‘最初想法’或想当然的设想。”［4］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话语模式，事实上是人们不自觉地用来认识世界、认识他们在世界中的经验的解释框架或程序。这种解释框架之所以是简化的，是因为人们使用它只是试图捕捉一些主要信息和背景细节，或者说是通过强调某些重要信息而舍弃一些细节，以帮助自己理解复杂的现实。所以，话语模式虽然是“理论”(解释)，但不需要完整、完美或一致。既然主体的话语过程总是蕴含着其对社会、秩序、他人等的某种合理化的解释程序，那么话语模式就既包括主体针对某种社会内容如何使用话语表达、使用何种话语表达，也包括主体对传递给自己的某种社会信息话语如何反应或如何解释。因此，给予和获取信息就不再是话语的唯一功能。比如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参加不同的社会群体、文化和机构时，话语的使用无处不在，并且话语模式往往与使用者的身份、活动性质、价值倾向等紧密相关。这个过程实际上表现出了话语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功能:支持社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身份的确定，维持不同文化、社会群体和机构中人的归属。也正因为如此，话语促进着交流，同时也可能导致不同群体间的交流障碍。

二、话语模式:表征青少年的社会发展

不同的社会群体会用不同的话语程序解释世界。根据詹姆斯•保罗•吉的研究，话语模式和人们的“立场与策略”息息相关，因为“话语模式中嵌入了关于什么是‘适当的’‘典型的’或‘正常的’假定，它们彻彻底底是关于立场与策略的”［5］。也正是这种“立场与策略”表明了话语主体的态度、价值取向、行动指向等。这说明，话语模式与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倾向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如此，话语模式其实已经超越了话语的交际功能而具有特定的发展意义，所以，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必然表征着青少年群体的发展特点。首先，青少年的话语模式总是伴随着其特有的社会心理结构。青少年无论从生理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讲，都有着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异之处，但更为突出的相异是青少年群体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特点。从话语角度而言，他们有着自己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话语模式，且这种话语模式不仅仅表现在话语范围、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的独特上，更重要的是，它表明青少年对社会、对世界有着自己的解释“理论”或程序，有着自己的“立场与策略”，而这种立场与策略支配着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发展与行动选择，表现着青少年特有的社会交际活动或过程。根据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伊克的研究，话语模式“既表明人们的理解，又反映人们理解的方式”［6］。这就是说，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实际上也反映着青少年的思维方式或其理解世界的方式，换言之，青少年在使用其话语模式时其实也总是伴随着青少年特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和行动方式。因此，话语模式特点可作为青少年发展的重要表征。其次，话语模式对青少年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力。有研究者认为，就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来说，任一群体总是归属于某一话语群体，作为某个话语群体中的人们用语言和非语言资源做事情的社会活动过程的惯习，话语模式必定承载着该话语群体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习语和价值标准。所以，不难理解，如果青少年话语群体的成员遵从了这些标准，他的言行就可以被该话语群体接受，这个青少年个体也就具备了在该话语群体中生存的本领。因此，青少年话语模式与这种宏观语境息息相关，这里的宏观语境从另一个角度讲，实际上就是青少年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社会文化语境通过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三个变量体现出来，实现了对语境中人们的话语模式或者说解释程序的规约，由此使进入此语境中的人们有了特定的社会行动、角色关系和语篇的构型方式。而且，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又不仅仅是由文化所给予的，相反，它处于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中。正如贝泽曼(Bazerman)所指出的:“话语模式不只是形式，它是生命的形式，存在的方式，是社会活动的框架，是学习的环境，是意义构建的场所。话语模式塑造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相互的交际，它是我们创造交际活动熟悉的场所，是我们用来探索陌生领域的指路灯。”［7］因此，青少年的话语模式事实上并非简单的语篇类型，而是一种表征和推动青少年发展的社会交际活动和过程。总之，青少年因其共性而体现出特定的话语文化特征，这对青少年个体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归属和规约功能，同时因其主体性的发挥与创造，也总是保持着自己文化语境的更新，创造着自己的话语模式。

三、话语分析:青少年道德发展研究的独特社会学优势

尽管关于青少年发展的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为道德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科学依据，但一般性的群体道德发展规律并不能有效地支持特定社会文化时期青少年道德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话语系统建构。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文化更加多元和多样，这体现在话语模式上则是新语境的营造和新话语解释的构建。因此，研究新时期我国青少年的话语模式，理解其隐含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对世界的特有解释程序，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准确地理解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首先，话语分析已成为社会研究的切入点。西方的话语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话语研究开始是对西方传统的语言学特别是句法理论的一种挑战和补充:即语言理论不能不包括语言的使用情况，语言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中的语言活动。除这种以语言学为背景的话语研究传统之外，西方还有从哲学、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与语言研究进行交叉的传统。今天，这两种不同传统有着相互结合的趋势，形成对西方社会反思和批判的更加广义的话语研究形式。它们从不同的层面揭示话语的特性、特征或规律，包括语言行为理论、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会话分析、礼貌原则、关联理论、社会语言学、民俗交际学、传播学、后殖民话语理论、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心理学、论辩话语研究、叙事学、修辞学和文体学等。受西方话语研究学科拓展的影响，自20世纪末期开始，国内在多个领域引入话语研究范式，但总体而言主要集中于语言学领域，如外语教学、媒体语言等。随着国内话语研究的不断深入，近些年来开始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比如，在2006年、2007年、2009年召开的三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会议就将“话语/语篇(discourse)”理解为“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是“社会实践的形式”，认为话语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内容并且对社会变革产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领域、一个主题、一个切入点。这已成为国内学界在话语研究方面的一个共识。其次，话语模式研究必将为揭示青少年的社会发展提供全新的视角和路径。毋庸置疑，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而发展变化的，既然“话语不仅仅是人们言说的过程和结果，更是人们行为的过程和结果。由此可推知，话语是一种有特定目的和结果的社会实践形式……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8］。那么基于这种共识，将话语作为研究的中心，用以理解和揭示青少年的道德等社会发展问题，必将为我们研究青少年提供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视角和研究路径，因为青少年话语必然也蕴含着其独特的社会实践和思维特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相比，研究青少年话语的独特优势在于，它为我们从文化和社会实践角度更好地了解和理解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开辟了一条重要路径，同时也为我们解释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从而为我们有效开展青少年道德教育提供新的切入点和有益的参考。然而，综观国内相关研究，专门针对青少年的话语研究并不多见，2009年出版的一本《青少年汉语口语中话语标记的话语功能研究》算是少见的专门研究青少年话语的著作，但其考察的是青少年自然口语中话语标记的话语功能，属于纯语言学的研究。至于从社会实践角度研究青少年的话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青少年的道德发展状况及其规律，至今尚属空白。最后，话语分析为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不同青少年群体和个体的思想道德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对于青少年的道德发展研究，人们一直依赖于认知和行为研究模式，可测量和可观察性是这一研究模式有效实现的基本前提，因这种研究模式的信度和效度会受到研究对象所处研究情境的影响。所以，随着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如何更为客观有效地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青少年群体和个体的道德发展情况，急需研究方法的突破。根据笔者的研究，青少年总是因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的不同而形成自己的语境和话语社团，青少年群体和个体因社会归属需求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特定的话语模式，而话语背后也总是隐含着群体文化对青少年个体道德发展的影响。因此，对青少年的日常话语进行分析，不仅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少年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道德意识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手段，而且也是我们透视其道德意识之群体文化来源的有力工具。所以，话语分析实际上是为我们研究处于复杂情境中的青少年道德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学探究方法。尽管青少年的道德表现最终体现在行为上，但在青少年付诸行动之前，其道德的发展变化又往往流露于其不同形式的日常话语之中。因此，通过话语分析研究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预测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也有其独特的社会学优势。

四、青少年话语模式研究的道德教育意义

研究青少年的话语模式，概括而言也就是分析青少年讲什么、怎么讲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客观地了解青少年如何解释道德等社会现象和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青少年在解释道德观念等价值类的东西时是以何种思维方式展开的、其如何建构自己的道德世界等。毋庸置疑，这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改进青少年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话语模式研究是青少年道德教育话语系统建构的理论前提。话语是道德教育的基本载体和形式，如何组织和建构话语系统不仅关系到道德内容的呈现方式，更关系到教育关于道德等价值问题的解释说服力，关系到道德教育对青少年受教育者道德发展的影响力。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话语系统建构过程，就是“运用各种新方法，对许许多多的东西进行再描述，直至一个新的语言行为格局被创造出来，使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动心并加以采纳”［9］。然而，道德教育无论想通过话语系统的建构创造何种语言行为格局，被青少年采纳的前提是必须要被青少年了解、理解，进而认可。毋庸置疑，这种语言格局愈是符合青少年解释世界的话语程序，愈能和青少年的社会文化语境相衔接，也就愈能与青少年产生话语上的共鸣，使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同时也更愿意接受，由此，教育所要传递的“关于道德的观念”才有可能更顺利地被认同并转化为青少年的“道德观念”。相反，教育的语言格局与青少年的话语程序相去甚远，则必然导致青少年的话语理解困难，难以激发青少年对教育话语所蕴含意义的兴趣。因此，道德教育的话语系统建构必须建立在对青少年话语模式充分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教育语言格局设计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也就是说，青少年的话语模式研究应该成为道德教育话语研究的有机构成，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的话语模式研究对于道德教育的话语系统建构具有前提和基础作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道德教育能否在众多影响青少年道德发展的话语源中表现出真正的话语权威和影响力，关键在于教育话语能否最直接、最有效地直击青少年的心灵。深入、系统地研究青少年的话语模式无疑能有效揭示最易使青少年“动心”的那些词汇、修辞、策略以及其“动心”的过程与方式，从而为教育话语的“动心”策略提供最重要的话语编码依据。其次，话语模式研究有助于增强教育者与青少年沟通的有效性。正如前文述及的，话语尽管是交流的工具，但因其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也会使主体间由于语境不相融、意义表达方式相去甚远而使话语双方的沟通产生障碍。就道德教育者与青少年的话语沟通而言，概莫能外。其实，教育话语所载的意义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被青少年接受、认同，更遑论内化为自身的观念系统，而是在教育者与青少年进行有效交流的过程中实现意义的转化和内化。在众语喧哗的当代，将特定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的说教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已很难奏效，教育话语必须成为教育者与青少年间的一种“回应性互动”，才有可能成为对青少年产生实际影响的话语源。这一点落实到教育实践过程中，表现为教育者与青少年之间必须实现话语上的有效沟通，才能进而实现观念上的迁移;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要求教育者在对话过程中进行有效的说服，以促成青少年对道德观念的认同。那么教育者如何才能赢得青少年在话语上的积极回应并进行有效的互动呢?毋庸置疑，教育者只有在了解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并理解青少年话语背后的意义建构方式和特点的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采用相应的话语策略，与青少年进行语境上的有效衔接。另外，从青少年道德心理结构的自我建构角度讲，教育者的有效引导实际上是根据青少年的话语脚本进行有目的的启发和诱导，帮助青少年通过内心话语格局的改变来实现心理结构的有益建构。因此，深入系统的话语模式研究，可以为教育者提供与青少年进行话语融通的理论和语料根据，使教育者能最直接地找到与青少年的话语共识通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二者的积极话语互动。其实，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教育者之所以常常陷入独白式的教育话语中，原因就在于不了解青少年的话语模式，致使话语沟通不畅，难以唤起青少年的话语共鸣，致使青少年与教育者之间产生障碍。可见，研究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已成为改进道德教育者的教育话语技巧的题中应有之义。再次，研究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可以为开拓其他道德教育载体和教育传播途径提供科学依据。道德教育除了系统的学科式教育教学形式外，其最大化教育影响的实现还依赖于其他各种教育活动形式的开展及其效果的实现，即需要开拓更多的教育话语载体和传播途径。在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需求显得尤为迫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也是话语模式多元化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影响青少年道德发展的话语源亦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一不争的事实要求青少年道德教育必须正视自己面临的严峻挑战，即主流道德教育之于青少年的话语影响力面临被其他话语主体削弱的危险。道德教育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积极拓展话语传播渠道和载体，构建能够对青少年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话语传播格局。毋庸置疑，这种传播格局的有效构建绝不是教育者一厢情愿的过程，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都必须能够成功进入青少年的语境，对青少年产生话语吸引力，才能对有效教育话语格局的构建有所贡献。因此，各种教育话语载体和途径的研究与设计都离不开对青少年话语发展规律的研究。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文化日趋多元的背景下，青少年的话语发展也反映出明显的时代特点，更加分化的话语社团和文化语境使青少年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等在具有群体共性的同时还有更多和更明显的差异性。只有深入研究和掌握青少年的话语差异性发展，才能保证教育活动的话语设计更具针对性，更符合青少年的需求和口味，使青少年在教育活动中因体会到话语的归属感和身份感而产生参与的积极性。最后，问题话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动向和问题，从而对道德教育策略和内容进行及时的调整和补充。如前所述，青少年的话语模式发展与其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发展紧密相连，研究青少年话语模式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揭示青少年道德观念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对青少年某些问题话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及时把握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动向和问题，了解出现这些问题的文化根源或影响因素。这不仅可以帮助道德教育针对青少年道德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进行教育策略和内容上的适时调整和补充，更重要的是对青少年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立场与策略的研究，能够为道德教育因势利导地帮助青少年重塑对世界的解释程序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近些年来，青少年在道德发展方面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已引起教育者们的重视，但遗憾的是，目前仍然缺乏针对性强且能收到实效的教育应对策略。究其原因，在于策略的研究主要还是由教育论教育的单向研究，对青少年道德问题话语及其背后的立场与策略的探究明显不足，以致道德教育在进行策略调整引导青少年重塑其解释程序时，针对性不尽如人意，难以通过话语与青少年产生思维方式上的共振，也就产生不了促使青少年积极建构自身道德心理结构的真正推动力。

综之，在话语渠道和话语主体多元化的当今时代，道德教育若要对青少年产生真正的话语影响力，成为影响青少年道德成长的真正话语主体，就必须在系统研究和了解青少年话语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科学建构教育话语格局。只有在研究青少年话语的基础上真正理解青少年，教育者才能借助话语桥梁进入青少年的世界;只有当教育话语能够成功进入青少年的语境，实现与青少年的无障碍式沟通时，教育才有可能在话语互动中触动青少年的心灵。

作者:刘丙元 单位: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

［参考文献］

［1］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2］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3］但昭彬:《话语权与教育宗旨之共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5］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杨炳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3、86页。

［6］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页。

［7］Bazerman，Charles．TheLifeofGenre，theLifeintheClassroom．InWendyBishop＆HansOstrom(eds．)．GenreandWriting．Portsmouth:Boynton/CookPublishers，Inc．，1997，P．19．

［8］施旭:《究竟什么是“话语”和“话语研究”》，载《社会科学报》，2008年2月14日。

［9］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