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论文范文10篇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自由贸易双重性

一，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ofdevelopedandrich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states''''profitonly)”4。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和WTO技术标准协议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趋势:5(1)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因此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6(2)国际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是指关税以外的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其中主要包括对进口产品数量的限制,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和贸易技术壁垒(3)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是标准,贸易技术壁垒主要通过产品技术标准和制定技术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合格评定程序来实现，其核心是技术标准。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与预防协议（SPM）、《TBT协定》中，人为设置障碍，这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7

1993年,关贸总协定历经七年艰苦谈判，达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宗旨是限制贸易技术壁垒，要求尽可能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但是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对称。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驱直入，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些标准则可以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铜墙铁壁。8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捆绑现象屡见不鲜。9

三，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

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10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11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不仅严重损伤自由贸易,而且一旦纠纷出现,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U）缺陷是程序繁杂，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纠纷解决，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之便，拖延时间，采取实用主义，让对方失去机遇和市场.首先，诉讼成本较高，须聘请精明强干的法学者，了解WTO的规则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的期望进行预测，其次，诉讼时间长，在GATT历史上，有的争端解决拖延时间长达5年.最后，即使胜诉，在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时，发展中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难以抵偿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尽快建立快速争端解决机制（rapiddisputesofresolutionofmechanism）12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科技旅游功效分析

一、科技旅游的概念

科技旅游是将科技和旅游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的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类型,其基础形式是以旅游资源中的科学技巧要素和成分为基础,利用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科技和旅游的综合方案设计,形成集科普、生产、加工、销售、观光、尝试、体验、娱乐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或产品。

二、科技旅游的功效

1.科技旅游对科技的作用

首先,科技旅游是科技普及的新途径。科技旅游是一项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兴事业,它增强了教育的科技内涵,起到科普宣传的作用。科技旅游项目将科普和旅游、娱乐与学习完美地结合起来,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在科技旅游过程中向游客传递科技知识、科学理念和探索精神是传统旅游形势所不能做到的。通过科技旅游来传播科学知识的形式无疑是科普工作的一大进步。

其次,科技旅游是提高科学素养的新方法。我国当前扫除“科盲”的形势和任务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扫除“文盲”的形势和任务还要严峻和紧迫。其实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思想,主要是由于对一些事物和现象的不懂得而产生的。参加科技旅游,观测自然现象,操作、科学实验,听取科学报告,参与科普演示,就能够对自然世界的存在方法、层次结构、演化发展及其客观规律具有初步和基础的懂得,形成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提高和增强分辨科学与伪科学以及抵制各种愚昧、迷信和歪理邪说的能力。

再次,科技旅游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新动力。科学技巧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而科技旅游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思想科学性和客观性,更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通过科技旅游,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就能够使人们懂得科学技巧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懂得科学研究的大致过程和主要方法,提高和增强创新意识,激发智慧和创造力,形成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事实、鼓励创新的良好风气。公务员之家:

2.科技旅游对经济的作用

第一,科技旅游对产业间的融合与渗透

科技旅游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结合供给了良好的切入点,有利于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发展科技旅游不仅在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中,为工业企业部门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确立了良好的途径,而且在政府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科技旅游促使农业与旅游业之间直接融合良性互动,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农村和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科技旅游可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是改良农村面貌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科技旅游的开展,为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转化、交流与推广供给了无限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农业科技旅游的发展,将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这是传统的观光旅游所望尘莫及的。

第二,科技旅游对旅游产业结构的拓展与优化

科技旅游既是对传统旅游形式优点的借鉴和继承,也是对传统旅游产业不足的弥补和完善,这就为旅游产业拓展了崭新的形式和内容。与此同时科技旅游对现有旅游资源科学文化价值和积淀的深刻发掘和努力刻画,使之能够发挥资源的深度效应,提高旅游产品的品味和档次,从而为旅游产业创造高附加值,增添蓬勃活力。科技旅游是对现有资源的合理整合,使之表现形式更加新颖,内涵更加丰富,本质更加科学,从而避免了旅游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4

一、梁启超对科技体制化的贡献

晚期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单纯器物层次的技术引进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主要是因为缺乏大量的科技人才。“时事孔亟，首重人才”〔1〕，“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2〕。于是他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以期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但“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贴括，以取富贵”〔3〕，那里，只有科举才是获得名利、提升地位的唯一正途，这些措施根本吸引不了优秀人才。维新派和梁启超循着人才救国的路线，看到了科举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巨大障碍。公开提出废除科举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围绕着科技人才的培养。维新派和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科学。在百日维新所颁布的新政中，这方面内容最多。维新派是通过《时务报》向大众层面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的，而梁又是主笔。他的《变法通议》系统论述了变法的缘由及具体主张，由于他优美畅快的文风和精辟透达的论述，使得维新思想广为流传。形成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在《变法通议》里专辟《学校总论》，论述新式学校的重要性及其内容、功能，普及了中国社会对新式学校的了解。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标志着科技教育在中国体制化的真正开端。从而极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这其中，梁启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另一大贡献，是他认识到了学会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并加以倡导和宣传。他说：“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矿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5〕。“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6〕科学学会在科学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看，学会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的《论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全面介绍学会的专门性文章。加上《时务报》的广为流行，使得学会的观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写到：“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7〕在他的号召下，一时间学会林立，如雨后春笋，“除去与维新运动直接有关的学会，自然科学方面着实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有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化学会等”〔8〕，“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学会大都以“兼采中西各法与天地自然之利”。“互相讲习”。这些学会是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最初发端，在开风气、广民智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贡献还在于他大大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和自然科学期刊的发行。梁启超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9〕“今夫西人光化电声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记载，岁出以千万种记，日新月异，应接不暇”〔10〕，“苟处于今日之天下，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1〕梁启超十分重视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的重要性，在新政期间。他亲自主持译书局的工作。他强调科学教育的普及“指授初学融贯中西”〔12〕使之“略识门径”〔13〕，因此，在维新期间，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从而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这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梁启超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在《论报馆有益国事》中，他较为全面向国人介绍了报纸的种类作用。他认识到报纸可以“去塞求通”，开启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15〕。并且，“朝登一纸·夕布万邦”〔16〕是传播知识最快捷的路径。“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17〕报纸期刊是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最重要的手段，梁启超对报纸的重视和宣传·大大促进了科技期刊在中国的创办和流行。维新期间，以宣传自然科学为主要宗旨的报刊也是层出不穷，如通学报、农学报、新学报，处学报、求是报、格致新报等。这些报刊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的肇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作了极大贡献，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伟大先驱。

二、梁启超的科技观念

同维新派其他成员一样。梁启超首先认识到科技同国家富强的关系。有关这方面梁启超发表过许多言论。他强调近代科技对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重大作用〔18〕，尤其强调铁路在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19〕。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求得印书之法，而文明普遍之开，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环游之业成。凡我等今日所依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中来。”〔20〕他还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到了科技的本质，“今日机器之力大进，人力可以胜天”〔21〕，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高，“我们不是马，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22〕他热情地讴歌科学巨匠。赞美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瓦特的蒸汽机、富兰克林的电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看到了这些成就对人类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3〕。“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也。”〔24〕他认为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近代学术是决定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这在当时不能不算是深刻的洞见。梁启超已经明确觉察到了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一国强弱、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他写道：“欧洲人其竞争力之强悍”〔25〕。“其所由来与其所终极”“是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26〕的结果。学术的兴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富强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他明确指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市场。”〔27〕这充分展示了梁启超目光的远大和深邃。试想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是才刚刚认识到这一点吗？

梁启超同样认识到科学在开展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他学习和宣传西方自然科学。并希望国民成为可以独立思考和不盲目信仰的“新民”。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28〕，因此，他在《新民丛报》上大力宣传国家、民权、三权分立学说。抨击封建制度。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的学术和科学，发表了介绍心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先驱。

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对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近代文化的基础。梁启超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到：“现代文化根底在那里，不用我说。大家当然都知道是科学。”〔29〕他从多方面考察了科学思想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他对生物学的考察。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达尔文生物学被恩格斯称为十九世纪人类三大发现之一。梁启超则稍具体考察了它的影响，他仔细列举了生物学所带来的观念上的变革，准确评价了这些变革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并称之为生物学家的“惊人事业”。他紧接着指出：“社会学的产生可以说全部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且。“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都受了它的刺激。”〔31〕他的说法虽略有偏颇，但表明了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尤其让人叹服的是梁启超对科学的精神气质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人们常说治科学可以使人虚心静气。忍耐努力忠实不欺，寅旭便是极好的例子。”〔32〕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道出了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在《美术与科学》中，他深刻地洞察到实验观察和创造力对科学的根本性作用。看到了科学研究同艺术创作根本意义上的相通性〔33〕,具有深刻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意蕴。

三、科学史及其他

梁启超的学术活动跟科学本身直接相关的就是他的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中，对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科技发展的情况、成绩和代表人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墨子学案》中他给予墨子逻辑学思想和其他科学思想以相当的重视和论述。不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还是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用部分章节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他非常重视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详细列举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考察了以历算为主的中国传统科学在这一时期的进展。严格来讲。梁启超的科学史工作并不全面和系统〔34〕。但考虑到他的知识背景，我们不能以科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但他的工作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他在中国第一次把中国科技史的内容写进学术史之中。标志着科学史地位的初步确立。而几乎在同时或稍晚，萨顿正在美国报怨科学史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进行了分期。并客观评价了清代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意义。对其功过作了恰当的评价。直至今天还不失为有说服力的看法。

3．他从多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科技为何落后的原因，以他自己对科学的深刻理解，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从而较早开辟了中国科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认识到了政治经济制度、教育体制以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5〕．从而较早明确地认识到科学发展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这却是三十年后诞生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四、科学与传统

科学给予了梁启超很多。然而科学却是西方人的发明，这对于对祖国的古老文明深深依恋的梁启超来说是一种尴尬。梁启超尊重科学，同样他也尊重自己由以生长的传统。当很多人在君临的科学面前顶礼膜拜、古老的传统在科学的狂飚中风雨飘摇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起来维护传统的尊严。

梁启超从没忽视过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在他思想最激进的时候，在他高举破坏主义大旗、高唱西学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传统的价值。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者，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36〕．反对盲目崇拜西学而弃传统以不顾，“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37〕在科学方面，他有办法维护传统的尊严。

他认为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只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科学原则只是从那时起才被信奉，而中国早在六朝和唐代就已具有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的有无。只能用来横断古今文化，而不能用来横断中西文化。”〔38〕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先后之差”，“犹旦暮也”。中国人今天缺少的东西。西方人昨天也缺少它。虽然“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民族”〔39〕，但是，“此非前辈之责而今人之责也”〔40〕。他充满敬仰地论述着古贤墨子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特地指出墨子的逻辑学比培根和穆勒早一千多年〔41〕。他相信自己的民族·“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他对自己的民族的科学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获之不如欧美。”〔42〕

如果说以上勉强的辩护即中国传统并不缺乏科学精神难免显得脆弱，那么。梁启超通过西方科学文化的破产的描述而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理直气壮的优越性。一次大战后欧洲普遍的穷困潦倒和精神饥荒。击碎了欧洲人的科学之梦，同样也破裂了粱启超以前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敬仰。他亲眼目睹了欧洲的混乱状态。这大大激活了他灵魂深处久久压抑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他开始带有优越感地描述欧洲人科学信仰破产的状态：

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他批评对科学的盲目崇拜〔44〕．看到了科学带来的物质进步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愈甚”〔45〕‘人们生活在紧张、焦虑、疲劳、空虚当中。“不惟设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46〕（他开始在许多场合指责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酿成战祸的种子）。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精神的缺乏，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人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47〕

通过对文化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划分，使得他可以对以物质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贬斥从而树立起以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尊严。他承认中国文化缺乏物质，他认识到“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商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企丧失其效力……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①的物质生活”。达样根据他的二元论他提出了新的文化整合原则，“西方的物质＋中国的精神”。而西方的物质显然只处于附属的地位。他早期曾提出“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50〕的文化整合原则，那时他更强调对西学的吸收。这种文化整合原则的实质性演变，展现了他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由敬仰到冷膜的心理态势转换和对传统文化由衷自豪感的勃发。他晚年更是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并希望把中图的文化推向世界以解决西方人的精神饥荒，他感到这中国人无法推卸的责任。

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仍然坚持限定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从而继续为传统文化保留地盘。尽管梁启超在科玄论战中努力以调和的面孔出现，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玄学，但还是受到了科学派的攻击。毕竟由于他巨大的声望，他的论点实际上强有力支持了玄学派的观点，从而对科学的声望造成一定的破坏，影响了青年学习科学的热情，但是．梁启超并不反对科学本身，正像他自己所指出的。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加以赞美〔51〕。只不过他认为科学应该被限制在它应该所属的范围，这样科学和传统才不致产生冲突。

我们看到，在科学派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梁启超努力调和二者的冲突，他那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对科学万能的怀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弘杨，在我国目前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应该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闽浙总督李鹤年奏．同治十三午十一月十四日。转引自杨益茂：《洋务远动时期的新式教育》，北京社会科学，1996第I期。

〔2〕李鸿雄：《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52—53页。

〔3〕〔4〕〔5〕〔6〕〔7〕〔10〕〔14〕〔15〕〔16〕〔17〕〔20〕〔22〕〔23〕〔24〕〔25〕〔26〕〔28〕〔36〕〔37〕〔38〕〔43〕〔44〕〔45〕〔46〕〔47〕〔48〕〔49〕〔50〕《梁启超选集》．1987年第121313、19、19、53、24、24、25、25、26—270、792、274、118、323、212、211、799、724、718、724、819、849、211页。

〔8〕可参见曾近义、颜泽贤：“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一125页。

〔9〕〔11〕〔18〕〔19〕〔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卷，123页．第2卷，38页；第10卷．26、26页。

〔21〕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2卷，113页。

〔29〕〔33〕〔30〕〔31〕《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一辑53—61页，第二辑129—133页。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138页。

〔34〕例如其中对物理、化学的讨论几乎没有，而仅偏重历算。

〔35〕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24—232页。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5

中师化学教材中注重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但在教育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偏重理论轻视实践，讲多做少的弊病，缺乏适应农村小学教育工作中必备的实用技能，为此教学中倾斜于农化知识和实用技能，并通过第二课堂渠道在教学中进行探讨性尝试，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教学设想

根据教材和本地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学生实际等，在教学过程中有计划向农化教学倾斜，其内容见表一。

中师农化教学的内容（一）

（附图{图}）

二、教学途径

从86年开始在教学中渗透农化知识，结合教材内容，有计划地灵活穿插农化基础知识，并选择有实用性可迁移性的农化科技，组织学生课外兴趣小组和农科试验小组进行试验，实施校内校外一组三结合（一个试验小组，教师学生、农户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

三、教学实施

1．在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下，针对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技能，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采集家乡土壤样品各自进行理化性质的测定，提出改良土壤的建议。

2．学生根据作物施肥的原理，对几种瓜、果树的配方施肥进行实践试验。见表二、三。

等量肥对西瓜不同生长期施肥效应（二）

（附图{图}）

单位：公斤／亩

柑桔配方施肥效应（三）

（附图{图}）

单位：公斤／亩；公斤／株

3．农业上要获得好收成，除了有良好的土壤及科学的施肥灌水和管理外，防治病虫害是关键。让学生了解本地区病虫害危害实际和普遍性的农药的性能、毒性以及配制方法和防治对象。

根据同种或不同种作物生长期，同种或不同种病虫害，不同时期的气候条件通过实践让学生试验得出农药使用浓度和剂量。

4．值物生长发育全过程是被植物激素所调节控制着的，如瓜果类要达到高产优质高效，提早上市，增加经济效益，可以通过植物生长调节剂调控生长。达到优质早熟。我们对柑桔、西瓜作了试验，结果如下：

柑桔幼树九二○控制花芽试验

（附图{图}）

九二○对柑桔生理落果的影响

（附图{图}）

乙烯利对西瓜成熟的影响

（附图{图}）

通过植物生长调节剂试验表明，使用得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西瓜高产优质早熟，经济效益成倍增长、可见植物生长调节剂是提高产量改善品质提早上市的一项重要补充手段，是农业踏上新台阶的重要化学工具之一。但是，人工合成的化学药剂毕竟不是营养物质，不能代替肥料，应该与其它措施有机配合，才能达到高产优质高效的效果。

四、教学倾斜效应

（1）首先培养农科技思想意识

通过历届教学实践表明，对未来的小学教师进行职业前农化科技的倾斜是农村小学教育工作必备农科技知识和掌握科学试验的教育教学方法。改变了种田不需要多少知识和技术的陈旧思想观念，从中捂出小学教师肩负着培养千千万万农村科技队伍，改变农村知识结构，提高生产率，科技兴农的重任，同时展望小学教师光荣职责和农村是小学教师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2）激发学生科学试验兴趣，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创造能力和科研能力。

通过教学和实践，培养科研能力，运用已学技术在校内外搞试验，结出丰硕成果。例如藤稔葡萄培植成功；原无收入的柑桔园，通过土壤性质测定，在改良土壤中提出施用垃圾肥的建议而获得了丰收。

（3）培养学生参与发展当地经济的意识和能力，诱导学生探讨教学，使教学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提高学生对教学工作和现代教学的适应能力。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6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科技特派员制度由福建省南平首创，是新时期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与补充，是解决目前基层科技力量不足与科技服务“缺位”的成功实践。本文就我国现有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概况及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建立该制度的长效机制提出建议。

面对新时期的“三农”问题，全国各地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单一的推广者主导变推广者与应用者二元主导，服务模式也呈日益多样化。这些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1-2］，即：机构型主体服务方式、载体型主体服务方式、传媒工具型服务方式和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科技特派员、科技CEO、科技大篷车、科技人员承包套餐等均属科技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

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科技特派员制度于1999年创建于福建省南平，是“南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农村科技服务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应对措施。科技特派员是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的代表之一，在科技推广实践中，科技特派员以其独特的服务方式活跃在农村经济生产第一线，其产生的效益，衍生的活力，在全国农村、农民、科技人员和地方各级政府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实践。科技特派员制度特点鲜明，成效显著，具有以下特点与作用。

(一)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和公益性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为了满足国内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将其作为政策和技术延伸的手段，这种推广模式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一项农村科技服务工作的探索实践。一方面，科技特派员仍然肩负着部分行政职能，包括：执行政府专业科技推广任务；起到向政府提供地区发展战略建议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协助政府参与农业生产安全监测、引导基层建立行业组织等；另一方面，开展公益性科技服务，如技术指导、技术推广、农民技术培训、防虫防灾预测预报、信息传播等。

(二)激活了潜在的人力和科技资源

20世纪末，原有的农技推广服务网络由于缺乏财力支撑和机制不活，已经“线断、网破、人散”，农民缺乏有效的科技指导，科技成果难下去。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农村科技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超常之举。最初下派的科技特派员是从南平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科研所挑选出来，并将原有的乡镇“农五站”整合成乡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此后，该制度得到中央及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到从挖掘各级行政潜能、盘活城市科研院所和机关既有人力和科技资源，把科技特派员制度向上下两头延伸。向上通过借助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机关的人才优势，从中选派—些高级专业人员担任科技特派员，促使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和转移；向下则是从乡土人才中直接选聘村级农民技术员，建立村级服务站。科技特派员原先也都从事农业科技工作，但因体制机制问题，其人力、技术资源未能有效发挥出来，这一举措超出意料地激活了这些“闲置”的资源，并且在短期内迅速聚集起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爆发力。通过科技特派员的沟通协调，各方面互相借力，互为依托，以直接、便捷的方式将农业科研院所等单位大量的先进技术、优良品种和生产开发性项目引入农村，使科技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低成本的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解决了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和有效转化的问题。同样的主体和客体，在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后，释放出的能量反差如此之大，带来效果如此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三)建立起科技人员与农民的长效合作机制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革命，其核心是科技推广者与科技应用者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科技特派员通过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与农民群众和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形成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回报机制。科技特派员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它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解决科技成果与生产结合、科技人员与农民结合的动力问题；把传统服务中由推广者主导的简单生产咨询和技术指导行为转为以依托农村科技大户和农村行业协会、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和面向市场需求的应用者主导的经济行为，把短期服务行为转为服务加合作的长期行为。据统计，自1999年以来，福建累计下派科技特派员10872人次，与农户或基层经济组织建立各类经济利益共同体2483家［3］。科技特派员制度特在通过技术支持参与或创办各类农业经济实体，形成各种不同的合作关系、利益结构和经营模式。利益共同体机制，在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同时，给农民吃了一颗放心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和投资发展的定心丸，达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四)找到了农村科技和经济最佳的结合点

农民作为农业技术的最终用户，居于农业技术应用的主体地位，只有农业技术为广大农民所采用，并取得预期的效益，农业技术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科技特派员制度有别于传统科技支农所采取的“拉郎配”行政干预，采取的是双向选择、供需对接。鼓励技术人员根据自身技术专长，农民、专业户及农业企业等根据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和当地资源开发的需要，双方在自愿磋商的基础上达成服务契约关系，实行服务对象与服务主体的有效对接。这种灵活，自主性强的合作方式，采取双向选择，把满足农民对科技的需求放在第1位，找准了供需服务双方，科技和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使现有的城市科技资源服务于农村生产，达到生产要素的最有效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五)推动了农村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特派员制度打破了传统农业科技推广站定点服务的模式，采取既定点又流动的新型科技团队服务模式。团队由科技特派员与当地村级农民技术员共同组成，按照“精干、高效、集成、联合”的原则，进行专业力量整合，建立区域行业科技服务团队，对接各种农民专业经济组织，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提高农业承接科技的程度。即特派员在做好科技服务责任村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团队作用，在团队工作中除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团队在必要时，能根据自身能力的大小和专业需要，可以通过行业组调度，实行跨区域服务，形成整体合力，成为一支既分散各地，又具有整体优势的科技服务队伍。

二、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长效机制的对策思考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作用、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工作新机制。但是，由于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非常之举，在实践中，这一制度陆续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开展科技特派员长效工作机制研究，对于确保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理顺组织管理机构

目前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部门比较混乱。虽然各地均由当地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但具体管理部门差异较大，有的归属于科技部门，有的归属于农办，甚至也有的归属于组织部。这种管理体制可能有利于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但从工作统一管理的角度出发，显然不利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也增加了工作统筹协调的难度。应把处于相对混乱的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体系理顺，做到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特派员的管理机构保持一致，并健全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以方便组织管理和工作协调。

(二)建立制度运作保障体系

一是对编制、职务（职称）、工资、福利等给予保障；二是对工作经费和项目资金给予财政和信贷扶持；对优秀科技特派员给予奖励，调动其积极性。进一步加强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建设，建立融资担保机制和项目风险保障机制，通过立法的形式设立农业科技投资风险金，科技项目开发初期的风险金由政府“埋单”，以降低科技特派员实施项目的风险，为其提供放开手脚“表演”的机会；三是探索并完善技术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方法和途径，使科技人员的收入与其工作绩效挂钩；四是鼓励下派期满的科技人员兼职科技特派员工作，继续发挥专长，以保持服务的连续性。

(三)加大技术、资金支持力度

科技特派员紧紧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工作，使农业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等都得到有效提高，推动了地方特色农村经济的发展。如福建南平市2005年科技特派员实施的63个服务项目中，就有38个项目是围绕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如：毛竹(含竹笋)、锥栗、葡萄、桔柚、食用菌、乳业和茶叶等，使当地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一跃成为主导产业。因此，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首先应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划出政府投入用于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的专项资金，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优势项目开发。其次是调整农业科研经费结构，给予派出单位稳定的科研专项经费支持。三是保证派出单位对派出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撑。这种技术研究因具专指性和实用性，特别容易向农村转化渗透，是一种有效的农科结合的途径。四是要注重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和社会各方资金投入农村科技项目开发，逐步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五是把科技特派员工作内容纳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中，与星火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扶贫等项目结合起来。近年来，我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引起了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极大关注，科技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GTZ)、日本国际办力事业团(JICA)等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行了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利用国外资源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结合

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科技资源也不例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真正做到“科技下海”［4］。农业作为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弱势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尚无能力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的一定时期内，政府应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来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将政府行为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当然，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过多的政府行为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从而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到时，政府应适时、逐渐转变角色，逐步弱化其在科技特派员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刘志民，欧阳晓光.多模式复合型:我国现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组织构架［J］.科技与经济，2005(2):41-44.

［2］刘志民，王树进，倪浩.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J］.农村经济，2006（1）:84-86.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8

人人需要激励，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激励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管理原理”。通过激励可以把有才能的、组织所需要的人吸引过来，并长期为该组织工作。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特别重视这一点，它从世界各国吸引了很多有才能的专家、学者。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所谓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就是指它具有一股激发、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能够诱发他们发明创造的欲望，促使他们通过目标、理想、准则、评价的体系，在科技活动中明辨方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自觉地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科技道德激励，它主要不仅满足科技人员眼前物质上的利益，而是满足其高尚的精神需求，来调动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它把科技人员的需要引导到献身科学、勇于创新、为民造福、为国争光的执著追求上去，致力于他们思想道德境界的提高。

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的实现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由社会掌握运行，作用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对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社会机制，它包含着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三个构成因素；另一类是由被激励的科技人员自身掌握运用，进行自我激励，对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心理机制，它包括道德上的责任感、荣誉感、成就感这些人们内心隐藏的道德行为激发器。道德激励功能的社会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保障，道德激励功能的心理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基础。

一、理想的激励

理想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理想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以成为激励人奋进、催人奋起、敦促人们不断追求的动力。

崇高的道德理想是科技人员献身精神的强大动力。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1]理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对未来目标的向往和追求。理想贯穿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它是人的精神支柱，是鼓舞人奋斗的力量源泉。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只能是一具可悲的行尸走肉，他的一生，将毫无价值可言。

科技人员从事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势，以满足一己自私自利的享受。科学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同实现人类崇高理想——********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科技工作者立志献身科学应该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科技事业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使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从而把科技工作者的个人理想同人类的崇高理想融为一体。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实现个人理想的正确途径。

道德理想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是激励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取得成就的精神力量。科技事业是实现道德理想的载体，是道德理想付诸行动的具体实践。理想与事业不可分割，任何理想都是通过一定的具体事业的成就来实现，而任何事业都是在一定的理想指导下进行。理想使科技工作者更明智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更明确地选择行为模式和行为路径。理想能深入科技人员内心，变成坚定的信念，从而更自觉地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2]在他看来，理想对人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使人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是必不可少的，它一旦转化为科技工作者的内在精神素质，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的确立，使科技工作者看到了科学的明天，鼓舞他们奋发向上，激励他们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就是一个精神变物质的辨证过程。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才能需要道德理想的激励才能发挥作用。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付诸科研活动，并达到预期目标，道德理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道德理想又是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道德榜样的激励

道德榜样是道德理想的具体化，他们相对集中地体现了理想人格的至善品德，有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化身。与完善的社会道德风尚相比，道德典范人物具有具体性、实践性、有血有肉、震撼人心等特点。因而，学习道德典范人物是确立道德理想的有效途径。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和真知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探索自然的奥秘的过程中，也在给人类树立崇高的理想榜样，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或发明家，他们的道德品质也往往是后人钦仰学习的楷模。例如，居里夫人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为人们交口赞誉的。许多女大学生都把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居里夫人的一生犹如蜡烛，为他人点燃光明。正如科学泰斗爱因斯坦所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社会就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科技人员的道德教育中，树立优秀的道德楷模，对培养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巨大的说服力。有一位医学奖金获得者描述他极力想要达到由H·戴尔和丁·亨德森所树立的极高的成就标准时说：“两人都是思想上和人格上的伟大典范，两人都是崇高的个人，使你不得不为他们所感动。你更加勤奋地去工作，因为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4]478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奥托·奥柏格在回忆他的导师时说：“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跟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巨人所进行的个人接触。”[4]478许多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都以老一代优秀科学家为榜样，从他们那里获得巨大的鼓舞力量，提高了自己道德修养的水平。

道德榜样的激励功能，还表现在被激励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欣羡、仰慕之情，驱动自己的心灵不由自主地倾向、靠近于高尚的道德形象，并力求达到与对方的精神世界合而为一。在道德榜样的激励中，道德认同的完成，不是基于功利的追求，而是以情感为中介，通过心理距离的不断缩减和高尚灵魂的反复浸润、潜移默化而逐渐实现的。

一个好的榜样往往就是一部光辉的人生缩影，一股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一面理想人格的明镜。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5]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从无数前辈科学家的榜样身上汲取丰富营养，构建起自己理想的道德形象，并努力为之奋斗。

三、道德评价的激励

道德评价是人们对科技人员的道德行为所作的一种善恶褒贬的判断。它是人们社会道德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范围之广，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道德评价，虽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作用，但是，有时在法律无法达到的地方却能发挥巨大威力。人们常说的“众目睽睽”、“人言可畏”，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法律的力量。其影响之深，为法律所不及。

道德评价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褒贬，如树碑立传、科学研究中以发现者的姓名给定理等冠名的传统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努力工作。

除了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激励外，政府部门、企业、团体、科研单位，也应依据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评价和赏罚，对于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记功、授予荣誉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能力的嘉奖。国家表彰“两弹一星”功臣，表彰袁隆平、吴文俊的科技业绩，是激励科技人员的重大举措。

道德评价不仅对道德行为给予肯定和激励，也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奖励可以产生正面引导激励的功能，使科技人员有成就感、光荣感，增强保持荣誉的内在动力。惩罚可以起到制止警告的作用，使之不再重蹈覆辙。只有褒贬得当，奖惩合理，正强化和负强化同时起作用，才会有力地激起科技人员的道德责任心和荣誉感，增强道德修养，从而促进他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和很多高等院校制定了科技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严肃处理了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行为和腐败事件，起到了积极的教育和震慑作用。由此可见，道德评价能够激励人的上进心，调动人的积极性，鼓舞人的创造精神。国家科技部正在着手研究修改科技评估体系和奖励办法，这方面的措施非常重要，因为科技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对科技人员的行为导向作用。

四、责任感的激励

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这固然是激励科技工作者探索自然奥秘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只有把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融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之中，才更显示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

科学家的责任感首先是，在科学研究中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力求预见自己的发明创造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并为此提出警告。凡是遇到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应该主动地加以调整或停止实验。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当中国的科学家在美国的实验室进行核酸人工进化研究的时候，随着研究的进展，科学家发现这类研究很可能会在短时间里制造出比艾滋病更厉害的病毒危害人类生存。出于科学家的良知，科学家毅然中止了这项研究。

其次，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要对社会负责，要考虑到社会的效应。今天，科技发明创造对于人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以至对人类的生存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后果漠不关心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问题摆在科学家甚至那些似乎离知识的社会效果最远的数学家的面前，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为科技创造的主体的科学家是否应该为科学研究对人类及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谢苗诺夫曾经指出：“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成果究竟使人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6]

科学家有责任把掌握的科学技术用于为人类的利益服务，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对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表示关切。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需要，爱因斯坦曾建议美国研制原子武器。战后，他又呼吁世界要反对原子武器。前后两种态度，都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安全的考虑，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科技道德的具体表现。这种出于道德因素的言行，无疑影响了原子科学的发展。道德因素是保证科技成果不被滥用的重要条件。

第三，现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人类未来承担责任。为此，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未来的角度慎重选择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课题进行探索；要求我们对自然界承担责任，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生态环境恶化；要求我们对人类整体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要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与前途负责，使科技活动真正做到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责任感，会使科技工作者把人类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出一种力量，为了科学的振兴、民族的崛起、社会道德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

五、荣誉感的激励

所谓荣誉感，是指个人履行义务之后受到社会的赞扬、肯定，从内心获得一种价值认同和感情上的满足。科技人员取得了某项或某几项科技成果的优先权、专利权，受到社会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和褒奖，并由此而产生个人道德感情上的满足和自豪感。这种荣誉感能提高他们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的认识，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心，激励他们以更大的热情进行新的发明创造，为社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总理青年时代曾写道：“荣誉感可使有为之士益奋其勇气，以达闻达；不法之徒思考其过失，以补前衍”[8]，揭示了荣誉感的自我激励作用。

荣誉感表现为真正的动因，它激励科技人员奋发向上，鼓励他们去做对公共福利有益的事。荣誉是道德的卫生，对荣誉的追求首先推动着意志去发展自重的德性，然后又推动着它去获得社会的德性。我们不能设想那些伟大的业绩可以在没有对荣誉的强烈的爱的情况下被完成。假如科学家在科技活动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精神和科学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一般来说，对科技荣誉冷若冰霜，对别人真诚的尊重无动于衷，这绝不是清高，而是伦理心态不正常的表现。

具有荣誉感应当是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荣誉呢？从根本上说，科学事业是社会的事业。尤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大科研成果往往是集体心血的结晶。离开了集体，个人将一事无成。个人的荣誉来自集体的共同奋斗，是集体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科技工作者应当把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做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的鼓励和更高要求。社会和集体应当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建立功勋和争取荣誉，并且对个人荣誉感和自尊心予以保护和尊重，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

正确的荣誉感，不仅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相联系，而且与谦虚是密切联系的。科技工作者经过奋斗取得了成就，此时最需要的不是骄傲，而是谦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科技工作者，十分珍惜社会和集体给予自己的科学荣誉，并能在荣誉面前，以真诚的谦逊想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其他人的长处。这样的人，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还不能得到社会公认和应有的荣誉时，也不改初衷，仍然埋头苦干，继续履行自己的科技道德义务。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荣誉只能照亮过去，不能照亮未来。任何已有的成就和业绩，与未来整体事业相比，终究是小的起步。因此，不能把荣誉当作自我炫耀的资本或供人欣赏的装饰品，而是当作新的起点和新的动力。在荣誉面前，只有抱着谦虚的态度，才能理智地面对未来，开拓前进，从而在科研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为社会和集体争取更大的荣誉。

六、成就感的激励

成就感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希望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它是激励科技人员追求卓越、实现目标、争取成功的内驱力。哈佛大学的麦克莱兰认为，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提高工作效率，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追求的是在争取成功的过程中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努力奋斗的乐趣，并将目标的达到视为最大的幸福。他们并不看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励，而在乎从工作本身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以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了个人价值时所产生的成就感。

在这种成就感的激励下，科技工作者可以有极强的行为动机，驱动自己去追求自己探索的目标，甚至可以不计甘苦，废寝忘食，只问耕耘，不求回报。他们需要的主要不是外界的奖惩，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奖赏。“自我奖赏”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动机，属于本能欲望的性质。常见这样的现象，在一项科学成果面前，做出一般贡献的参与者常常为论文署名、奖金分配争吵不已，而真正做出主要贡献的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9]，却冷静地自置一旁，无欲无求。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0]，意思是说，只有修养最高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物我两忘、不受功名所累的境界。只有超脱一己私利、不沉湎于物质感官享受、把为国家、人民乃至为全人类服务当作科技活动的准则，才能在科学上大有建树，并完满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不计名利、一心追求科学真理、为人类造福的高尚科技品德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巨匠；正是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那样，尊重科学事实、不畏****、不迷信权威的人，才能在科学上做出突破；正是像巴斯德、诺贝尔那样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摘取科学的硕果。

古往今来，那些改革生产工具，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贡献的人，一般都是具有为人类造福的高尚品德的人。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爱因斯坦说过，对于一个科学家，人们往往是注意他有什么发明创造，写了什么著作，而忽视了他对人类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正是这种精神和品质，才推动他们为人类作出贡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静.名人名言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73.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9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现状/办刊/探索

【正文】

随着全球经济和科研的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作为传播科技信息最大载体的科技期刊国际竞争愈趋激烈，我国科技期刊不可回避地融入国际已成现实并将深入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各类期刊数量增长发展很快。据报道，至2002年，数量已达4457种[1]，基本覆盖了各个学科领域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科技发展的各个方面[2]，进入国际期刊大国之林。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科技期刊总体国际影响不高，已经进入国际行列的期刊也多处于国际同类期刊中等或中等以下水平，并且没有知名度。种种原因，使得我国科学家仍多向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投稿，很多优秀的研究论文、即最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结果大都在国外其他杂志上发表，很少在我国自己的期刊上刊登，形成了我国期刊不能直接反映国家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科研进步最新动态的矛盾。因此，认真分析我国科技期刊被世界著名检索收录偏低的原因以及与国际化期刊存在的差距，研究如何办好我国各学科具国际化发展前途的主流期刊迫在眉睫。

一、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在世界著名检索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1.我国科技期刊在《科学引文索引》（SCI）中所居位置的统计

根据2000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我国被SCI收录的科技论文从1993年的9617篇增至2000年的30499篇，7年中增长3倍，年增长率为18.1％，1999年、2000年增长率分别为23.4％、24.6％。论文数世界排序已由1993年的第15位跃居2000年的第8位，位居美、英、日、德、法、加、意之后[3]。

2.我国科技期刊在美国《工程索引》光盘检索数据库（EI）收录的统计

我国科技期刊1988～2000年13年间，被EI数据库收录的计185种，其中，2000年收录的达8503篇，比1988年增加了78％。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美国EI光盘数据库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前12种我国科技期刊中，全部是由我国重点大学、著名高校主办的学报[4]。我国科技期刊2001年被EI数据库的收录计113种，收录论文数达9346篇。

3.我国科技期刊在美国《金属文摘》（MA）光盘数据库收录的统计[5]

1990—1999年间，被美国MA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计64种，收录期刊论文15481篇，被收录论文涉及三个学科，即：TG（金属学、金属工艺），TF（冶金），TB（一般工业技术）。我国科技期刊每年约40种被MA收录。

1990—2001年被MA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计103种（2000年69种，2001年73种，收录期刊数2001年比1999年增加58.7％）。

1999年收录我国科技期刊论文数1386篇，2000年收录1736篇，2001年收录1963篇，收录论文数2001年比1999年增加41.6％。

4.我国科技期刊在美国《化学文摘》（CA）被收录的统计

1999—2001年，我国（含台湾）科技期刊进入美国CA千种表计177种（台湾计17种），近10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在5，千种表的最好名次一直保持在200名以内。

有两点值得注意：

（1）入选美国CA最高名次的我国科技期刊是《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其次是《中国化学快报》（英文版）和《科学通报》。

（2）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入选CA的期刊之比是177∶4420，入选率占1/25，比率太小。

二、我国科技期刊与国际性期刊的主要差距

1.我国科技期刊何以不被美国科学信息所（414）等著名检索系统所看重[6]

“国际性期刊”是指用英文出版的学术期刊，收录、刊发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论文，并通常是由跨国编辑人员编辑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领域发行或传播的权威性学术期刊。国际性期刊主要集中在美、英、德、日、荷兰、前苏联等6个国家和地区，约有期刊7301种，占国际性期刊总数的82.7％，其中美国占有3124种，占国际性期刊总数的35.4％。

1996年，我国科技期刊论证小组的有关专家在考察美国科学信息所（ISI）时，其所长SCI的创始人E.Garfield曾就有关各国科技期刊入选SCI的有关标准和依据做了如下描述：

（1）科技期刊的被引用总次数是取舍该期刊的重要依据。

（2）科技期刊论文被引用总数的差别使用“影响因子”作为其评价指标。

（3）遵循国际通行编辑惯例的科技期刊作为重要的入选依据。

（4）根据国际知名专家的评判以及订户、出版单位等对该期刊的反映。

（5）“国际性期刊”是首要的选取依据。

（6）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被SCI选取期刊的多少无关。

2.我国科技期刊入选SCI比率较低的原因分析[6]

（1）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水平的主观轻视思维定势

目前第三世界国家约有80％的科技期刊尚不被国际知名检索机构所认识和重视，被其收录的更是微乎其微。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专家及学者约占世界研究学者总数的24％，而科研经费只占全球科研经费的5.3％。美、英等国科技界片面认为：第三世界科技界的首要研究领域应去关注本国人类营养和机体免疫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不是去搞什么高精尖的研究课题。美国SCI的这种思维定势以及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有限和薄弱的科研能力，应该说也是我国科技论文被SCI收录偏少的原因之一。

（2）发行工作的不灵活

我国的科技期刊的发行市场，无论在体制上、管理上、操作上都极为僵化、生硬。长期沿袭计划经济模式，上级主管部门除了每年向期刊出版单位发放市场营销调查表之外，几乎看不到有所作为的政策和行动。虽然实际上各科技期刊编辑部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挖掘潜力，但是在编辑部之上，又有所长、科研处、院长、校长的层层管理限制，编辑部的这种积极性往往在这种控制下消耗掉，最终的结局是：老老实实的干好本职工作方为上策，有时还被理解为不务正业的瞎折腾。目前在国内的科技期刊发行市场缺乏强有力的优惠政策，千刊一面、万刊同价的局面，一直得不到改变。在广告经营上，大部分科技期刊编辑部无所作为，当地的工商管理部门对期刊广告缺乏理解和支持，尤其高校学报因其发行量少，广告商不愿进入，因此互为因果，更使高校学报的发行雪上加霜。

（3）缺乏对国际性期刊成功办刊经验的学习

成功的国际性期刊，都有着一整套的办刊经验，比如：期刊定位、语言的选择应用、国际化编委、发行的国际化、稿源的国际化、审稿程序的国际化与严肃性、专业的高水平英文编辑、市场化的运作体系等等，由于经费等原因使得国内科技期刊编辑部很难有机会去学习；同时又由于管理体制的不灵活，造成在消化吸收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三、科技期刊国际化办刊思考

1.编委会和编辑部的国际化[7]

本着创办国际性期刊的目的，研究参照国际上学术期刊的基本模式。如国际上很多期刊的编委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一些期刊的编辑部虽然在本国，但在他国聘请编辑或编委会主席等做法，对期刊稿源和审稿专家的国际化显然得非常必须的。CellResearch根据各阶段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做了初步的尝试。在1990年前，CellResearch创刊之初就组织聘请了一定比例的国际化编委。1996年以来至今，又陆续聘请了一批海外科学家作为本刊国外地区编辑，至今已先后有7位国外地区编辑，协助本刊开展了英、美、加、澳国等地区的工作。实践证明，国外编委和国外地区编辑们非常热情地亲自撰稿、荐稿、审稿，并积极开展国外地区的宣传，组织专刊论文等，对本刊国际稿源的组织、论文审阅和质量把关做了大量工作，帮助本刊完成很多国内条件下难以实现的目标；与此同时，编辑部也受到了来自他们的关于国际期刊的办刊方法、理念的影响，帮助开拓了国内编辑的国际化办刊思路和实践。

2.稿源和论文质量的国际化

（1）稿源的国际化

作为以全英文报道原创性细胞生物学及其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国际期刊，CellResearch首先以刊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基金和项目资助的国内优秀原创性成果论文为主，同时还非常注重组织吸收国外相关领域科学家的来稿。本刊从创刊号起就开始接受刊登国外科学家来稿，1997年以来，国外来稿刊登率保持在30％以上，并呈上升趋势。

（2）审稿的国际化

在国内，除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一贯支持外，近年来一大批海外学成归国的优秀年轻科学家，由于他们很强的学术水平以及国际合作研究的背景，对来稿论文敏锐的评判和鉴赏力，成为同行审稿专家新生力量的资源。在国外，我们一方面依靠和发挥国外编委和地区编辑的作用，同时更多地依赖因特网的方便快捷、利用国际检索系统及时、丰富的网上资源信息，使国际范围的同行专家审稿逐步开展，感到国际同行间的审稿和交流不再受国家和区域的限制。由于国内外同行共同参与审稿，对于客观、准确地评判论文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减少误审、加快周期均很有帮助。

（3）研究国际学术热点、组织专题论文

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实质取决于其论文学术价值的可靠性和时效性。观察科学研究的国际动态，发现和选择热点课题、组织出版专题论文，以提供读者更有兴趣、有价值的信息内容。如CellResearch国际编委会和编辑部于1999年讨论确定了细胞凋亡专题，通过国内外编委和地区编辑们在国内、外约稿、征集了以细胞凋亡为主题的包括研究论文和综述共10多篇论文的专刊，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刊登。根据ISIWebofScience引文检索报告，这些论文在发表后的几年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国际引用。

（4）科技期刊与国际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是科学家充分交流最新研究结果和讨论疑难问题的最佳场所，也是获取最新研究动态的极好机会。因此，也是科学家和期刊编辑可以共同享用的一个平台。而国际会议则是更大的平台，既有利于推动开展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和交流，也有利于本刊的国际宣传和组稿。

3.建立高水平的编辑队伍是优秀期刊的重要保证

（1）编辑人才的高素质

编辑应具有对稿件的“鉴别能力”，他应当是科技论文的伯乐。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发现、新理论、新技术，编辑人员的知识不仅要博，还要专。编辑应具有对审稿者的“鉴审能力”。审稿专家的审视意见是否正确或恰当，编辑的“鉴审能力”至关重要。编辑应具备与作者的“沟通能力”。与作者广泛的联系和深入的接触，随时掌握作者群的科研动向以及他们近期的工作状况，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期刊在他们中间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有哪些，问题的及时反馈，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期刊的健康快速的发展。

（2）编辑部人才配置要高效协调

编辑部应为编辑人才施展才华创造一种氛围，工作上既要委以重任，又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扬团队精神，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大家齐心合力为争创一流期刊而努力奋斗。

（3）抓好编辑人才的继续教育

在高速的信息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科技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各个层次的编辑，在工作的过程中都应定期地参加继续教育学习，要不断地充电以适应时展的需要。编辑人员只有不断地更新知识、开阔眼界，才能使期刊高水平地发展。

4.语言及出版标准规范的国际化

国际化期刊在语言的选择方面，应该更多的考虑学术成果交流的无障碍性和传播的广泛性，而英语是最符合的语种。因此科技期刊在向国际化进军的征程中，应首先考虑英语的使用。

目前，国际上筛选期刊的重要指标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即被引用论文的总次数与的总数的比值。通过引文统计得到的影响因子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期刊的水平。为了更好地促进国际交流，我们在论文的写作、文中插图、参考文献的引用上都应采用国际标准，尤其是英文期刊更应符合国外的语言习惯，标准规范的国际化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邹大挺.中国科技期刊明天会更好—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副司长邹大挺谈科技期刊建设问题.中华读书报人民书城网，2004—03—08..

[2]陈宏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制度建设探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4，15(1):1—4.

[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200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2，13(1):19—24.

[4]鲍国海.1999—2000年EI光盘收据库收条中国科技期刊的新变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1，12(5):344—345.

[5]鲍国海.1990—1999年美国《全属文摘》光盘收据库收录中国源期刊统计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1，12(1):25—26.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篇10

句子的各种成分之间有一定的结构关系,可以分析出主语和谓语,述语和宾语,中心语和定语、补语、状语等几种不同的结构关系.成分残缺是指句子应该具备的语法成分残缺不全，改变了全句的内在结构，影响了基本语意的表达.在科技论文写作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句子的主干部分或次要部分之中.1.1缺主语由于造句错误，导致句子中本来存在的主语在结构上变成其他成分，使得主语丧失.修改的办法是从谓语找回主语，挖掘出真正的主语.例1由本实验,表明自体血液回输机具有及时、高效、安全的特点.分析：该句的错误在于滥用介词结构，句首的介词“由”与后面的名词性词语“本实验”构成介词词组，使主语“本实验”变成介词结构的宾语，掩蔽了名词性主语，导致这个句子主语缺失.此句可改为“本实验表明自体血液回输机具有及时、高效、安全的特点”.1.2缺谓语例2成骨细胞分离的方法，在无菌条件下取新生24h大鼠的下颌骨.分析：该句欠缺判断动词“是”，缺乏中介手段———谓语，造成结构混乱，表意不清.这句话应改为“成骨细胞分离的方法，是在无菌条件下取24h大鼠的下颌骨.”1.3缺宾语例3本课题研究了考虑滞后弹性由混凝土徐变引起的连续梁次内力.分析：该句宾语的修饰语较长，宾语中心词离相关的谓语动词较远，容易把句子末尾的宾语中心词丢失.句中有谓语动词“研究”，但缺失宾语，应在句子末尾加上“的计算方法”.这句话应改为“本课题研究了考虑滞后弹性由混凝土徐变引起的连续梁次内力的计算方法.”

2错误类型之二：词语搭配不当

词语搭配不当的原因主要在于词语之间意义上的联系缺乏逻辑性.科技论文写作中，应该准确掌握所使用的词的特点和意义.2.1主谓搭配不当例4对于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问题，相关监理部门应给予及时的纠正.分析：该句中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指错误，可以与“处理”或“解决”搭配，但“问题”与“纠正”搭配不当.这句话可改为“对于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问题，相关监理部门应给予及时的处理.”2.2动宾搭配不当例5这种超声波能量不仅能够促进许多化学反应，甚至还可以改变某些化学反应.分析：该句中的“反应”属于假宾语，语意表述不够明确，应在句末加上“的进行”作为“促使”的宾语，加上“的方向”作为“改变”的宾语.这句话应改为“这种超声波能量不仅能够促进许多化学反应的进行，甚至还可以改变某些化学反应的方向.”2.3主宾搭配不当例6玉米是一种创汇农业，目前我国正积极发展创汇农业，已经在俄罗斯开辟了市场.分析：该句中的主语“玉米”本是一种农产品，并非一种“农业”，因此主宾不搭配.这句话应改为“玉米是一种创汇农产品，目前我国正积极发展创汇农业，已经在俄罗斯开辟了市场.”

3错误类型之三：语句用词不妥

汉语中的词有若干类，各类词都有其不同的语法特点和适用规定，每个实词也都有实际的意义.论文作者如果不考虑词的类别、含义和适用规则，就会造成用词不妥.3.1词义误用例7对平均相对定义应结合实际的系统结构来界定.分析：该句中对“平均相对误差”这一概念进行下定义的条件，应用“根据”，而不是“结合”，“结合”在词义上使用不当.这句话应改为“对平均相对误差的定义应根据实际的系统结构来界定.”3.2词性误用“在撰写科技文章时，很少有作者顾及并考虑遣词的词性问题，他们或者不明确该词的语法特点，不顾语法法则去遣词造句;或者混淆两类不同词性的用法特点，张冠李戴，超越该词的职责范围去搭配造句，因而在科技文章中出现为数较多的词性误用语病.”［5］例8我们可以从超声测量来估计胎儿体重.分析：该句中的介词“从”使用不当，因为介词“从”一般是引出处所、时间和方向的，不能用在“超声测量”前，应将“从”改为“应用”.这句话应改为“我们可以应用超声测量来估计胎儿体重.”3.3关联词语误用例9炼油装置污水汽提后，废气中有氨氮和硫化氢.不仅要分开处理，而且汽提塔要增加侧线，投资高.该句中的复句属于假设关系复句，而不是递进关系复句，关联词“不仅……而且”应改为“如果……就”.这句话应改为“炼油装置污水汽提后，废气中有氨氮和硫化氢.如果要分开处理，汽提塔就要增加侧线，投资高.”3.4数量词误用例10整整四百吨左右的塔桅起重机，可沿轨道行走，进行不同角度的吊卸，就位非常方便.分析：该句中的错误是最常见的数量词误用的例子，定数与约数容易混用，造成自相矛盾的错误.可根据上下文的具体情况，删去“整整”或“左右”，如果实际数量为“四百吨”，那么“整整”和“左右”两者都可删去.这句话应改为“四百吨左右的塔桅起重机，可沿轨道行走，进行不同角度的吊卸，就位非常方便.”

4错误类型之四：语序混乱

由于语序排列的混乱，常会引起语言、逻辑和语意上的错误.4.1综合定语次序错误并列定语和递加定语排列在一起，组成综合定语.综合定语的次序排列规则一般为：领属（名词，代词）→时间，处所（时间词，处所词）→数量（数量词组）→种属（形容词，不带“的”的名词）.例11常见的绝大多数的喜温耐热的蔬菜起源于高温多雨的热带.分析：该句的语序错误主要是形容词定语“常见的”领先于数量词定语“绝大多数的”，两者位置应进行调换.这句话应改为“绝大多数的常见的喜温耐热的蔬菜起源于高温多雨的热带.”4.2状语次序错误例12由于症状不典型、出现的症状比较单一，所以一般早期诊断红斑狼疮是很困难的.分析：该句中的状语“一般”即“通常”，是指一种概率.“早期诊断红斑狼疮”是一种目的，只存在能与否的可能，不适合用“一般”来修饰.而“一般”可以移后，修饰“很困难”这种状态.这句话应改为“由于症状不典型、出现的症状比较单一，所以早期诊断红斑狼疮一般是很困难的.”

5错误类型之五：表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