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技术范文10篇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1

第一，科技发展和宪法冲突是必然的，人类是不能回避的。科技本身具有双重性，怕科技的消极性，就不能发展科技，那么我们宪法本身也不能得到发展。随着人类享有更多的自由权与社会权等权利、人的自由空间会越来越广泛，跟政府对抗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所以，我们不能以过于消极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应该积极地看待，冲突是正常的，客观上的冲突应该怎么办，要确立宪法基本思考方式。首先科技发展从宪法体制上、宪法价值上进行考虑，如果科技发展失去影响本人尊严与价值的后果时，你必须用宪法价值约束它，控制它，这样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性、目的性、自由性。

还有一个基因问题，对基因大家是比较关注。有一个统计数字，美国1997年作了调查，调查了1000多人，67%的人认为由于基因问题受到不平等的待遇，85%的人认为应该禁止过度公民得到基因的信息。入保险的时候由于基因得不到平等保护的例子是相当相当多的。目前中国基因技术发展很快，但是大家看一下，入保险的时候不平等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看大家很关注它，但是要从基因技术本身价值来看，比如有人找工作，公司让他提供基因方面的材料。基因是属于个人的，不能轻易公开，完全属于你的权利。在英国，基因方面有缺陷的人入保险的时候，会遇到许多权利问题的问题。有个朋友说这不是保险法的问题。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而保险法公平来源于宪法中平等的原则，当保险的规则、保险法律规则的制订，违背这个原则的时候，在英国就是宪法的问题。隐私权很重要，但是现在技术上完全可以不进你的住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你的隐私。所以科技对科技调控，我们判断是正常的冲突，但是正常的冲突也要从宪法角度来思考，另外有这样几个方面来思考，就是科学研究自由，在宪法中限制和保障。

第二，如何对科学研究自由、学术研究进行必要的限制。宪法使命是保护人的尊严，那么为了实现这样尊严，对科学价值、科学研究的自由，哪些可以研究、哪些不能研究，作必要的限制是符合宪法价值观的，并不影响学术自由。科学家研究的经费当然来自于国家，你分配项目的时候，也有合理应用的问题，另外一个任何科技政策，也有基本道德的要求，就是你只能造福人类，不能危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违背人权。即使某一个技术对国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研究或者存在会危害人权，而宪法发展和法律发展，不能建立一种控制力量的时候，宁可放弃这个技术，不能危害人权。一些国家，技术很发达，但是为什么今天用这个技术，过几天用另外一个技术，除了战略考虑之外，很重要是与国内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相一致，它必须有一个控制力量才能推出新的科技成果。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2

第二条*市*湖区科技局负责科技发展基金的安排、使用与管理，区财政局、区审计局负责对科技发展基金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条科技发展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的规定，遵循诚实申请、公正受理、择优支持、公开公正、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四条科技发展基金的来源：科技发展基金是引导性资金，不以营利为目的。资金来源为地方财政专项拨款和社会团体、单位及个人捐赠等资金。

科技发展基金以贷款贴息为主，无偿拨款为辅的方式资助项目。贷款贴息应占当年安排的科技发展基金总额的80％以上。资助数额一般不超过5万元，个别重大项目资助数额不超过10万元。

贷款贴息方式：主要对已具备一定技术水平、规模和效益较好的项目单位采取贷款贴息方式以支持其使用银行贷款(专指科技项目贷款)，扩大生产规模，推广技术应用。贷款贴息使用期一般为壹年，最长不超过两年。一般按照承担项目企业申请项目贷款年利息的30％-50％确定贴息额度。

无偿补助方式：主要用于科技型企业研究与开发及中间试验阶段的必要补助，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有等额以上的自有配套资金。

第五条科技发展基金的使用范围

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和促进的科技项目，经国家、省、市、区有关部门认定，在其科研、试验、转化等环节需要重点扶持的项目和列入区级以上的各类计划项目中有市场前景、有较大经济效益，并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科技项目。

科技发展基金支持的重点：

1、企业研究开发机构的完善和提高，及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与试制。

2、企业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的建立以及高新技术产品试制与工业化生产。

3、农业良种良法实验示范基地建设，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其他农业高新技术项目的实施。

第六条申请科技发展基金的条件

1、该项目必须具有较大的科技含量；

2、申报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项目实施须在*湖区辖内，并在*湖区纳税：

3、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屋；

4、技术力量雄厚，有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

5、必要的研发基础条件或生产设备；

6、有可靠的技术基础或依托，在研究开发领域已取得相关科研成果：

7、项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项目实施后应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

8，其它应具备的条件。

第七条申请区科技发展基金需提交的材料

1，项目申请书；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申请材料附件：

①申请单位的法人登记证书和营业执照；

②申请贷款贴息的项目，还需提供有关银行承贷协议书；

③鉴定证书(研制报告)；

④检测报告；

⑤质量标准；

⑥申请单位近两年的财务报告；

⑦用户报告。

第八条科技发展基金的审批管理程序

1、符合条件的单位向区科技局提出申请，区科技局组织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专家对项目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意见，会同区财政局提出科技发展基金年度使用计划，拟定支持项目，报区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后下达。区科技局、区财政局负责项目合同签订，并对项目实施进行跟踪管理。

项目评估费用和管理费用按科技发展基金总额3％的比例划拨科技局专户，用于科技发展基金的管理，包括专家评估、项目实施管理等费用。

2、项目立项后，承担单位与区科技局签订合同，填报经费支出预算表，并据此办理拨款手续。承担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区科技局、区财政局．报送半年和年度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3、科技发展基金存区财政局专户，按下达的年度使用计划拨付。

第九条承担单位在项目完成后一个月内，向区科技局报送项目验收表；区科技局、区财政局将依据合同书对项目进行验收。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3

关键词:科技法学;法律认知;价值重构;法律规制

现代科技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和基因技术等正在重塑社会生活形态，也对科技治理和社会治理提出全新挑战。科技发展给法治文明带来新的活力，也带来了各种风险与治理难题，迫切需要法律予以规制和保障。

1现代科技发展导致法律规则体系解构

1．1现代科技拓展法律内容边界。科技发展拓宽法律调整范围。科技发展需要对法律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机器、人与智能造物的关系，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从属人的伦理扩展到生命伦理，从单一对象到整个系统生态等，法律内容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甚至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科技发展推动法律规则创新。科技发展带来行为规范、权利需求、责任承担等新问题，法律规则存在“真空地带”。另一方面，现有法律规则存在不适用性。如数据权利和个人隐私数据保护、虚拟现实空间身份权益认定和保护等。法律的规则体系需要在不断解决自身问题与社会问题中实现更新和迭代。1．2现代科技重塑法律规则认知。从权威性规范到技术性解构。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技术规则嵌入决策和行为系统，使一部分法律规则被代码或算法代替，“代码即法律”“代码师即立法者”［1］的景象成为未来可能的图景，法律规则体系的稳定结构受到冲击，法律规则体系更加开放。从普遍性规则到个体化契约。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法律系统，法律代码化加速法律规则的自创生系统建立，使规则日益个体化。立法者到执法者的角色被技术力量所取代，技术性预设因果关系甚至影响了法律的因果关系，法律规则的创生也可能演化为多元化、个体化的契约。1．3现代科技重新定义权利义务。新兴的权利内容不断出现。数据权利和数据财产权正成为日益关注的焦点。个人隐私和信息的“被遗忘权”“数据正义”等新权利概念被提出来。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的发展，使得“生命伦理权”“人格权”等权利概念被重新讨论。责任归结与认定发生变化。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责任主体的认定面临难题［2］。一些基因工程改造的生命体、具有自主感知与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和地位尚无法确定。此外，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认定上，“技术中立”原则被放弃，法律规制的重心发生转移。权利义务关系的重新塑造。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语境、新的空间、新的场景、新的关系和新的形态，权利和义务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科技发展加入了虚拟空间、机器、人工智能、基因改造等新的变量，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权责利需要再平衡，人的主体权利和公共责任需要再确认。1．4现代科技重构法律价值体系。平衡发展效率与公平正义。现代科技发展使得技术理性成为主导价值观，科技的异化使人自身的价值和发展受到忽视。此外，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失序等问题。法律更应该注重发展效率与保障公平的平衡。强化公共安全与风险防控。新技术使得全球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物联网、核武器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新时代法律和核心价值追求之一就是公共安全，并将通过各项规则和制度安排实现这一目标。聚焦数据权利与数据正义。科技发展使得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对数据的掌握成为权力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制度化和系统化的数据歧视应引起社会警惕，个人的信息知情权和“被遗忘权”，保证信息安全和数据正义。注重人类福祉与伦理协调。科技发展带来社会关系的重新反思和建构，并需要明确促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建立相应的伦理规范，以伦理规范为先导，为法律规则更新与调整提供基础。

2现代科技应用有效促进法治文明进步

2．1促进科学立法，实现公平民主。推动了立法的科学化。科技发展催生了专业性、技术性立法，明确了专属立法权事项，促使了授权立法体制的形成。强化立法规划、立法咨询、立法论证、立法评估和立法听证等的技术支撑力量，使各项法律规范的内容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促进了立法的民主化。当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立法相关制度、程序、结果及时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立法项目向社会征集制度和立法联合论证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等手段拓展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促进了立法的民主化。2．2提升执法水平，推动效率优化。提高了执法的效率。智能技术在行政部门的逐渐应用，行政效率得以迅速提高。更便捷的执法手段，提升了执法的智能化与精细化。比如，智能交通监控和预警装备的使用，有效地实现复杂条件下高速公路事故的精准研判与风险干预。增加了执法透明度。科学技术的应用增加了执法的透明度，减少了人为因素的权重。同时，新技术能够将执法行为、执法环节、执法措施等执法程序进行有效记录，信息记录和公开使民众监督力量加强。2．3加强司法公正，促进开放共享。提升司法透明度。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用于司法审判，推进了司法的公平正义，也大大提高了效率。专家证言、DNA、毒理、药学等科学证据在司法环节应用有力提升了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效能化。科学技术在科学证据的收集和采用、司法鉴定、案例和法律文件阅读和分析、电子文书的起草和审校等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建立了贯穿办案全流程、覆盖全类型案件的辅助办案系统，提升了司法效能，进一步改善司法服务水平。2．4增强守法意识，加强有效监督。加强法律有效监督。科技进步使得法律监督机关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繁重的法律监督任务，增加了其权威性和可靠性。现代传媒技术使大众对执法和司法机关的活动能够产生切实的监督，使得执法和司法活动更加公正、透明。推动普法教育宣传。现代科学技术推动普法宣传形式创新、普法教育手段优化、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深入。现代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线上线下结合的普法目标群体精准识别，实现互动式精准普法宣传与整合传播，加强法治建设舆情的有效引导。激发公民意识。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增强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途经，保障公民的平等信息权利，培育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一些智能化技术的运用能够实现违法违规行为的精准预防和控制，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自觉的守法行为。

3科技是把“双刃剑”，需要法律规制

3．1科技发展带来新风险与挑战。科技发展要防范系统风险。科技力量在以自己的逻辑和方式进行演化，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现代科技发展出复杂庞大且互联互通的各种系统，如智能系统、生态系统，这些系统极易受到安全攻击和发生技术性崩塌。小概率事件或技术问题可能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科技发展要迎接全新挑战。网络空间成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和存在形态，网络安全、网络犯罪、数据垄断等问题很可能给网络环境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对人类自身发展带来阻碍，需要加强网络空间的治理和网络生态保护。科技发展要关注衍生问题。新技术发展使新技术伦理问题得到广泛关注，需要重新确定人格权利，建立新的价值文化和伦理规范。另一方面，法律规则调节具有滞后性，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缺失法律规制，需加强制度化建设和科学化管理。3．2科技发展迫切需要法律规制。完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科技发展是“双刃剑”，需要法律的规制。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技与法治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加强新科技领域制度化建设，包括预防机制、风险评估机制、听证制度、问责机制、监督机制等，通过法律规范新技术生产者、消费者、开发者和使用者的相关行为。强化源头治理和立法规划。强化新科技发展专门性立法与规划，提前进行问题研判和风险预警，尽快将科学家纳入立法程序中，使其参与到立法年度规划和计划中来。建立科学立法委员会与听证制度，使各方力量能够共同参与立法程序。从源头上进行防范和治理。建立新科技伦理组织和规范。建立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领域伦理委员会或组织，加强相关领域伦理规范的探讨和研究，并推动一些伦理规则的制定和落实。强化科学家责任意识培养，制定合理有效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和伦理规范。加强信息保护和网络空间治理。明确个人的信息权利和信息财产权利，保护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关注国家信息主权和信息安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新技术发展问题。健全风险评估和反馈机制。健全相关风险评估制度，在技术转化环节引入风险评估，将技术风险评估纳入到立法环节和工作日程中，重点加强系统性技术风险评估和生态环境评估，健全评估反馈机制。3．3促进科技与法治融合与发展。现代科技带来的问题是系统性和复合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高、精、尖、细”等特点，科技发展未来也具有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其带来的公共安全与风险更是具有极大危险性和破坏力的，因此需要通过法律规制的手段使科技发展更有益于人类福祉。同时，科技文明与法治文明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科技与法治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回归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注重人与自然、社会乃至所有系统的和谐，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处理好科技创新与法治文明建设的平衡。促进科技与法治融合发展，需要综合人类社会多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夯实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基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强化全球治理与建设广泛共识，建立相应的制度与文化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LessigL．Code，andOtherLawsofCyberspace［M］．NewYork:BasicBooks，1999．

［2］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28－136．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4

1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总体水平需要提高

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社会经济的影响，因此其科技人才、科研体制、科研基础、科技手段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我国现代农业的科技实力、生产水平和社会承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这对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向发达国家看齐，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取得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相关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达到10～15年［2］。从当前的情况看，科技发展对我国农业的贡献率为49%，但是从发达国家的贡献率看通常为60%，甚至有的发达国家已经达到80%，我国现代农业科技落后是造成我国农业生产落后最直接的原因。通过对我国农业耕地情况统计，我国中低产田占整个农村耕地面积的70%，农业化肥利用率和灌溉水当年利用率都低于40%，主要农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和牲畜养殖单位劳动生产率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单产水平仅为高产国家的45%～65%，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不高造成的，因此，现阶段正是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集中力量提高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水平。

2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水平不高的原因分析

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水平不高主要是因为农业科技投入力量不足造成的，现代农业科技转化成果机制不健全导致农业科技整体水平难以提高。当前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的策略应该建立完善的农业科研体制，逐步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技能。农业科技力量总体投入不足，科技支持力度较低是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3］。从一定意义上说，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多少直接决定农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决定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量，因此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农业科研水平，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农业科研发展趋势的重要策略，是整个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从我国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状况看，明显存在不足的现象，经费的支持度偏低。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农业科技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当前的情况我国农业科研人力不足，科研人员整体素质比较低也成为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水平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我国现代农业科技人员的数量看，其绝对规模比较大，但是相对我国庞大的农业部门本身规模来说，呈现相对比较小的局面。科研人力投入相对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趋势。农业科研具有人力资源集约型的特点，农业科研人的整体素质将直接决定农业科研能力，从现代农业科研发展趋势对农业科研人员的要求看，具有几个显著性特点，农业科研人员的学历水平是科研工作的基础，因此，正规性教育已经成为科研人员获取知识和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现代农业科研人员的学历水平直接反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趋势。

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比较弱。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研究中需要对农业科研成果进行转化。从现阶段看，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过程中成果转化存在一定的弊端。农业科研、技术水平和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之间存在分离的问题。这种模式产生的结果是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很难得到真正的提高，获取各种文化信息技术的机会较少，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扩散速度会进一步的降低，农业科技传播和扩散的范围比较少对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不属于同一个部门领导，两者没有建立起相互交流的机制，两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顺畅，农业推广和农业科技之间的不衔接导致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对整个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会产生负面影响。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每年产生农业省部级可科研成果达到6000多项，但是其成果转化率仅达到30%。而美国的农业科技成果率转化达到60%，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成果转化率也都在60%左右。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主要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性质认识不清，对市场只做了片面性了解。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过程中受到短期效应影响，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长时间人们放弃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科技推广活动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协调，大幅度削减农业科技推广的事业经费，这样形成了所谓的断奶、脱钩政策。因此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危机，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整体素质较低，对科技成果推广产生一定的影响。农业科研成果的扩散和传播在农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技术交流落空、技术指导失灵，导致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不到位，从根本上影响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农业科研管理体制自身存在问题，行政干预性较强对农业科技发展趋势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农业科研管理体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自身存在一些弊端，传统农业科研体制存在行政手段干预，其是一种集权制的管理模式［4］。由于科研管理存在集权性特点，所以管理层次存在混乱的现象，政研不分、职责不清、决策与战略合一、科研管理手段出现行政化特点，对整个农业科研全过程进行干预，从一定程度上制约科研成果推广，对农业科技成果趋势产生一定的影响。农业科研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文件、会议、报表和指标等形式进行行政干预，农业科研系统运行过程中可以分为分配型运行和执行型运行，因此，农业科研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附属物。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5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强创佳”奔小康和“四化”发展目标，分析研究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及各重点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趋势、战略重点及对科技的需求，提出总体及各领域今后5—15年科技发展的思路、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和“规划纲要”奠定良好基础。

二、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一）战略研究的目标

通过战略研究，力争实现“三个突破”。

一是在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上有所突破。提出未来5-15年我市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方针和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

二是在重大科技发展任务上有所突破。根据*市长远发展和近期需求，提出我市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等，力争能凝练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发展任务和项目。

三是在科技环境、科技政策上有所突破。根据科技发展需要，提出科技发展的保障机制和政策措施等，以确保规划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

战略研究的内容包含12个专题。

1、*市中长期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

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客观评价我市科技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结合实际，研究如何通过科技体制创新提高我市持续创新与自主创新能力。根据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四化”发展理念对科技的总体需求，确定未来5－15年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基本任务、重点布局和战略途径。

2、农业与农业产业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在客观分析世界农业及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研究分析我市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农村第三产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技术瓶颈和对科技的需求，明确我市农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提出加速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和思路。

3、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分析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确定我市基础应用研究的重点与方向，提出加强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对策；研究分析世界性产业与技术转移的趋势和我市现有条件与优势，提出应对策略、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重大专项；提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光机电一体化等领域发展的战略目标与重点，确定优先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系统成套技术和重大科技专项。

4、科技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研究。

分析我市科技人力资源的现状及主要问题，研究科技进步与创新对科技人才和教育的需求，明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科技人才的类型及数量，比较我市与国外和国内其他城市人才政策，研究提出加强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及政策措施。

5、高新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科技问题研究。

研究分析我市传统产业发展现状，明确我市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战略重点、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确定技术引进、二次开发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应对世界产业转移趋势，明确加速我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确定发展战略、目标，提出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和思路；研究分析几年内有望成为10个年产值过百亿的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科技的需求，提出促进企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

6、军民融合科技发展问题研究。

分析我市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现状，研究我市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和推进机制，明确军工科技资源与地方经济密切融合的切入点，确定军工技术民品化和民用技术军品化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产品，提出加快军民融合的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及对策建议。

7、旅游、商贸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

分析我市旅游、商贸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旅游、商贸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提出依靠科技手段提升和树立我市旅游品牌，加快商贸业发展的重大专项，研究加速旅游、商贸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8、城市公共管理科技问题研究。

为打造“国际化、市场化、生态化、人文化”的新*，提升政府管理城市的综合水平，在分析我市城市安全管理、智能交通、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等城市公共管理能力的现状与趋势基础上，提出相关重大科技问题，筛选出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对策与思路。

9、现代服务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

研究分析基于电子化、网络化的商务、教育、文化娱乐、金融、社区服务等领域的信息化发展和技术创新现状与趋势，提炼出影响现代服务业的重大科技问题，筛选出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对策与思路。

10、基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循环经济科技问题研究。

分析我市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现状及主要问题，根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研究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科技的总体需求，明确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及重大科技任务，并提出对策建议。针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城市垃圾的科学处置中需要科技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11、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问题研究。

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析我市科技资源现状，根据我市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总体布局，明确发挥科技资源优势和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发展目标、重大任务，提出为科技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平台以及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的措施。

12、科学普及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问题研究。

根据我市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分析科普工作现状，研究提出未来我市科普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和对策建议。研究创新文化对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分析我市创新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的对策。

三、组织设置与工作方式

战略研究工作由规划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多部门共同协作，并充分发挥科技、经济、社会、管理等各方面专家的作用，尤其注重发挥一线优秀专家的作用，确保战略研究全过程的开放。要动员我市有战略思维能力和战略眼光的优秀专家参与，调动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体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战略研究工作取得有效成果。

（一）组织设置

*市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规划研究总体战略组共同负责战略研究的组织实施。

总体战略组主要负责规划研究的顶层设计，包括制定规划总体架构，确定战略研究专题设置及研究内容，对各战略研究专题组进行指导等，同时负责总体战略研究报告的起草工作。

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联络组、文件组。联络组主要负责具体协调工作，包括规划战略研究各专题组的协调，办公室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总体战略组及专家顾问组之间的沟通协调，负责战略课题研讨会、论证会的召开及资料准备和整理等。文件组主要负责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方案的起草及文档管理等工作。

（二）工作方式

战略规划研究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承担单位和专题组长，市级相关部门参与协作，其负责同志作为专题组副组长。专题组长根据规划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全面负责本专题的研究工作。在组长和规划办公室签订战略研究计划任务书后，专题研究的具体部署，研究人员的组织、资料收集和调研、研究报告的撰写等由专题组负责组织完成。

四、对战略研究工作的要求

规划的战略研究是规划制定的核心和基础，直接服务于“十一五”规划和“规划纲要”的编制。

（一）战略研究的方法

----在对我市科技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充分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的趋势，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做好技术预测，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全局做出前瞻性安排。

----对我市科技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注意广泛调研，听取意见，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分析入手，找准科技发展的切入点与突破口，逐渐深入，不断总结和凝练，提出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关键技术、重大项目与课题等。

----对典型的案例进行解剖分析，并与其他省市有关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客观评价我市科技发展的地位与差距。

----加强研究的开放性，提倡大跨度、多视角考虑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等问题。利用多种多样的渠道，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过程中，发扬民主、鼓励争鸣，使各种观点相互交锋，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注意加强专题之间的交流，对于领域比较宽的专题，尤其是要注意系统研究和交叉融合。

----注重专题研究的顶层设计和综合，使专题研究工作做到宏观有序，并根据专题研究的整体部署和要求，制定出科学的、合理的、可操作的专题研究方案和专题任务分解方案，精心组织，深入研究。同时，在专题设计与研究过程中，允许专题之间的合理交叉，但要加强专题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调沟通，以减少专题间不必要的重复，保持整个专题研究的完整性。

----专题研究应特别强调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创新性的思维，力争为制定出一个有新意的规划奠定坚定基础。

（二）专题研究的基本内容

根据规划制定的总体要求，专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发展趋势分析：系统分析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的背景，以及本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2、现状分析：在系统研究我市实情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本研究领域我市发展的现状、优势及问题，并与国内省市相对比提出我市的主要差距、阶段特点，以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需求。必要的统计数据要求详实，统计分析方法科学合理。

3、发展思路研究：根据形势和现状，研究本领域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包括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发展途径等，提出未来15年本领域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未来5年的阶段目标。4个战略研究专题要重点提出未来15年发展目标，同时提出未来5年阶段目标；8个问题研究专题以提出未来5年目标为主，同时展望未来15年发展目标。

4、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研究：根据目标和需求，研究本领域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总体布局与部署，提出优先发展关键技术和重点、以及重大项目等。

5、政策措施研究：研究为实施上述目标和任务而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包括政策、保障、条件、环境等建议。

（三）专题研究报告形式

各专题研究任务完成后，须提交专题研究报告，主要包括：

1、专题主要研究成果与总报告摘要；

2、专题研究总报告；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6

关键词：国防科技智库;建设要求;思考建议

党的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国防科技智库是以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国防科技政策论证和推动科技与军事结合等为主要职能的专业研究和咨询机构，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交织发展、加速演进，科技发展应用拓展之快、学科领域交叉融合之深、科技创新地位作用之重前所未有，国防科技日益成为关系军队强弱和战争胜负的关键，成为大国竞争较量的焦点。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强化国防科技战略管理，必须深入贯彻党中央、主席关于智库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科学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内在要求，加快推动新时代国防科技智库建设，努力在看清未来趋势、选准重点方向、辨明突破路径、研判应用前景等方面取得创新成果，不断为国防科技宏观决策提供科学咨询建议和系统解决方案。

1国防科技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

在科技发展应用日新月异、大国军事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推动国防科技创新、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增强军队软实力，都越来越需要国防科技智库的“思想库”“智囊团”和“参谋部”作用，国防科技智库的作用日益凸显。1.1应对大国竞争博弈、提高战略引领能力的迫切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战略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科技领域的竞争，首先是战略的竞争，军事思想的丰度和厚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军事创新的领先程度[1]。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的《装甲战》，敏锐洞察到工业化发展可能对战争形态和战争样式带来的重大影响，形成了大纵深作战、远程机动作战等机械化战争理论，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很长一段时间牵引着各国军队建设。法国拿破仑正是率先认识了火炮的巨大威力和作战价值，并建立了相适应的作战力量和组织架构，使法军战斗力在欧洲各国脱颖而出。20世纪70年代，苏军奥加尔科夫元帅首先提出了信息化军事技术革命思想，但美军却率先行动，抢先提出了一整套战略和行动计划，赢得了新军事革命的先机。如果不能在战略上先人一步、高人一筹，必然陷入战略被动，战略引领能力已成为大国对抗博弈的核心能力。为此，必须加快高水平国防科技战略智库建设，围绕国防科技发展的筹划设计、基于科学技术的战争制胜机理、科技发展与军事理论创新等重大战略问题开展持续深入研究，为提高基于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引领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1.2适应世界军事大势、落实科技兴军战略的必然选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核心战斗力。恩格斯说：“任何军队没有军事知识就无法作战，就无法守住任何城市。”列宁说：“没有科学是无法建设现代化的军队的。”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紧部署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力图创造技术先发优势，以技术为先导的军事领域竞争日趋激烈。我军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深入贯彻科技兴军战略，始终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但与世界军事强国相比，当前我军军事能力尚有较大差距，国防科技支撑作用严重不足，一些核心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过去是跟踪尾随式发展，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决策、研发和使用都有参考和借鉴。随着国家创新能力快速向世界前列靠拢，国防科技实力和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亟待在国防科技的自主发展、创新发展、引领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国防决策咨询体系建设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2]，这就迫切需要把国防科技智库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设专业化的国防科技战略研究力量，培养既懂科技、又懂军事的人才队伍，聚集集体智慧、发挥专业优势、增强技术敏锐度和理解力，前瞻研判未来国防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合理确定未来国防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提供高质量决策方案，形成系统化政策建议，为推动实现国防科技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贡献智慧和力量。1.3把握科技发展规律、提高战略管理能力的内在要求。从科技发展史看，二战之前，科学研究大多以个体和小规模集体研究为主，管理方法比较简单，而且大多由科研人员自身进行管理。二战后，从“曼哈顿”工程到核武器开发、航天计划等，随着科技研发投入及其复杂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认识到“成功不仅靠科技本身，而且靠管理技术的能力”，国防科技竞争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本身上，也体现在国防科技管理上。国防科技管理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成为“大科学”时代国防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特别是在科技发展呈加速态势的今天，学科交叉发展日益普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边界日趋模糊，创新成果向战斗力转化的周期不断缩短，大国间军事博弈的重心已经前移到科学技术，国防科技发展的对抗性特征更为凸显。在此背景下，国防科技发展决策内容和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决策因素更趋多元、决策风险不断加大，国防科技战略管理和政策制定更加紧迫艰巨，经验判断逐步失灵[3]。这都需要高水平国防科技智库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决策支持，提供基于数据分析和科学方法的有力支撑，提升国防科技宏观指导和战略谋划能力的层次和水平。

2国防科技智库建设需要把握的基本要求

国防科技智库建设，必须深入贯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要求，着眼国防科技发展现实需求和国防军队建设长远考虑，重点把握4个方面的基本要求。2.1突出科技特色，在推动科技与军事的结合上下功夫。国防科技智库是科技智库的类型之一，其特点是以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为根本价值导向，以国防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关注的重点是国防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及其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影响[4]，具有与其他类型智库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活动。国防科技智库必须突出“科技特色”，将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建立在雄厚、全面、系统的科技积累和人才储备上，建立在对科技发展的深度认知和全面把握上。国防科技智库应根据自身实际特点，紧扣国家和军队建设需求，凝练主攻方向，在抢抓“三大革命”战略机遇，前瞻预见科技创新前沿和方向，提出可供选择的国防科技发展方向、战略、目标与重点，聚焦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5]做出独到分析，拿出实用、管用的成果，形成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6]。国防科技智库区别于一般科技智库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国防和军事属性[3,7]，推动科技与军事的结合是国防科技智库建设的内在要求。要注重从科技角度研究军事问题，为军事创新插上科技的翅膀；要注重从军事需求角度研究科技发展问题，实现军事发展对科技创新的牵引驱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成立之初，就把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对科技未来发展的深入研判分析基础上，并吸纳了诸多自然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反过来，兰德公司关于国际关系、军事战略、作战样式等方面研究，又有效牵引和指导了其对军事科技以及武器装备发展的研究[8]。2.2坚持需求导向，在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战略问题上出真知。抓大事、谋长远、出实招，是衡量智库水平的根本标准[6]。聚焦国家和军队建设重大战略需求，是国防科技智库工作的根本导向。兰德公司以“致力于通过研究与分析来改善政策和决策”为根本使命，其研究选题都是对美国政府和军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际问题。经过长期探索，兰德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套“研究机构负责人与军方人员充分讨论+高层次顾问委员会审议”的比较稳定的选题制度安排，从而确保了研究选题能够始终围绕战略问题展开。正如兰德公司总裁官里奇所说，兰德公司的研究选题，始终位于美国内外政策议事日程的顶端[8]。国外一些著名智库围绕相关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基础性战略性问题开展研究分析，也为其军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支持。如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围绕战争推演开展的研究，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围绕核安全与军控进行的大量研究等，都充分体现了智库聚焦重大需求、服务决策支撑的根本价值导向。国防科技智库建设，要紧紧围绕强军目标和世界一流军队建设重大战略需求，前瞻把握世界科技和军事发展大势，借鉴参考国外著名智库的经验做法，立足自身优势和实际特点，在学术研究和决策研究、现实分析和未来预测之间找准结合点，努力做国防科技发展的引领者、决策方案的建言者和政策效果的评估者。应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紧贴国家军队重大战略需求，持续开展国防科技发展态势分析、跟踪、评判与预警等工作，不断提高军队的技术认知能力，避免被敌技术突袭、陷入战略被动。应充分发挥对军事发展全局把握较为全面、对技术理解比较深入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防科技发展需求论证和顶层谋划研究，形成有深度、有见地、可操作的成果，努力将国防科技的技术先进性与军事需求的现实性、紧迫性，找到最佳结合点。2.3强化未来牵引，在基于科技发展的未来战争设计上求突破。人类战争史告诉我们，战争既是打出来的，也是设计出来的。从德军“闪电战”到美军的“网络中心战”无不如此。特别是近年来，基于未来科技发展，重视作战概念的创新研究，通过“设计未来战争”来牵引国防科技发展和军队建设，成为军事强国推进科技创新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做法。2014年，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CSBA）首份“抵消战略”专题研究报告《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长期优势恢复全球力量投送能力》，明确指出新抵消战略应当重视创新作战概念。近年来，美国持续加强军事理论与国防科技的互动创新，提出了无人作战、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等新的作战构想。通过未来战争设计、作战概念创新、对手体系弱点分析等多种方式，创造新的军事需求牵引前沿性技术的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从科技的视角设计筹划未来战争，研究战略战术、作战指挥和装备应用等问题，推动科技与军事的高度融合，已成为发挥装备战技性能、提高打赢能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国防科技智库应该立足科技优势，围绕科技发展与战争形态演变、基于科学技术的战争制胜机理、新型作战力量的作战运用和战法创新、未来战争设计与军事理论创新等方面开展研究，推动研究成果向力量建设、战斗指挥、作战条令的转化，为军队未来科技发展、军事实践、人才培养等工作提供牵引和驱动。2.4注重方法创新，打牢智库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平台支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智库建设，必须注重方法创新，建好手段和平台支撑。特别是当今时代，国防科技发展和军队建设领域的现实问题日趋复杂，决策难度日益加大，探索先进的理论方法、打造基于现代科技手段的研究支撑体系已经成为智库建设的重要趋势，方法手段的先进性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效率和成果质量。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智库研究均重视运用数学、物理学等理论方法分析复杂的军事问题，并根据形势不同创造和改良研究方法[3-4]，重视根据自身研究领域建设积累数据信息资源，开发数据挖掘、量化分析、兵棋推演、模拟仿真等专门工具。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军控领域相关数据的积累，至今已在核力量和核裁军领域建立了翔实的数据库，支撑了其年度权威年鉴的撰写。兰德公司非常注重应用各种先进的定量分析方法，在成功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创造了德尔菲法、专家棱镜、离散选择模型、健全性决策等大量比问题答案本身更具长远价值的科学方法[4,8]。欧盟联合研究中心通过组织“未来导向技术分析”会议，形成了包括13类方法族、55种具体方法在内的方法体系[4]。扎实的研究基础以及先进的研究方法工具在使这些知名智库游刃有余地应对多种战略决策问题的同时，也使得依靠科学方法和详实数据得到的决策建议更能够客观准确切中问题要害，增加决策者对成果的信心。主席强调指出，要运用先进理念、方法、手段，发挥专家智库体系作用，提高战略筹划水平。要适应智能化发展的新趋势，抓住大数据、云计算、系统科学、复杂系统等先进技术发展机遇，在基于大数据的国防科技情报分析系统、战略研究基础数据平台等定性定量研究工具和专题数据库上下功夫，推进模拟仿真、实验计算、博弈推演、可视化决策等新模型、新工具、新方法研究探索，促进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构筑智库建设的支撑平台[5-6]。

3推动国防科技智库建设的政策建议

3.1转变思维理念，牢牢确立建智用智的观念。智库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决策，决定了军事发展、装备建设等的方向、进程和水平。19世纪以来，美国军事称霸全球、科技领先世界，与其拥有一大批高水平智库有很大关系，也与其善于建智、积极用智的理念传统有关。美国现有智库1,828家，在世界6,826家总数中位列第1[1]。特别是美国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所等世界著名研究机构，在美军事战略制定、装备建设、科技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1]。国防科技智库重点围绕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战略评估、战略咨询等方面出思想、出主义，覆盖了国防科技创新、管理、应用等全要素，在国防科技发展应用的全流程都将发挥关键作用。要把握当前国防科技发展越来越复杂、国防科技战略管理难度越来越大的特点，切实把建好国防科技智库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国防科技发展和军事应用全链条出思想、出观点、出主意。应强化国防科技管理和军队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以智驱管”的科学理念，建立体现科技创新和管理规律、符合国情军情的智库成果转化应用渠道，使智库的思想、点子切实在相关决策活动中发挥作用。3.2加快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国防科技智库体系。党的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战略部署，国防科技智库建设必须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进行总体性设计和体系性布局。在研究定位上，应突出“三聚焦”。一是聚焦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研究科技发展的规律特点，评估重点科技发展领域的发展态势和能力水平，前瞻研判世界国防科技发展的趋势走向和重大动向。二是聚焦支撑国防科技战略管理，研究科技发展对科技管理提出的新要求新特点，对科技管理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开展战略研究、进行战略评估、提出决策建议。三是聚焦国防科技驱动军事发展，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研究制胜机理、部队建设等重大战略问题，架起先进科技与军事应用的桥梁。在体系布局上，应突出“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发挥优势专长。军内科研机构是国防科技智库建设的重要依托，应坚持全军一盘棋，根据军内不同单位的职能定位、服务对象和优势基础搞好筹划与分类，形成涵盖各军种、军队院校的军队国防科技智库集群，实现军内国防科技智库建设的错位发展、互补发展、竞争发展。二是坚持内外结合。一方面发挥军内机构了解国家和军队战略需求、能够及时准确把握上级决策思路意图等优势，重点在军事战略、国防科技的重大现实问题上开展针对性研究。另一方面发挥军外机构政策制度灵活、数据积累丰富、国际合作广泛等优势，重点在理论方法创新、支撑手段建设、对外交流合作、趋势分析研判等方面开展工作。三是坚持大协作大联合。紧紧围绕国防军队重大战略需求，构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国防科技智库创新网络，培塑多层次、多领域、专业化、优势互补、有机协调的大协作大联合国防科技智库体系，最大程度地汇聚力量、避免重复、提高效益。3.3充分发挥军队综合性科研机构在国防科技智库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深入理解和认知是国防科技智库工作开展的前提，庞大的一线国防科技专家群体是国防科技智库的依托，丰富全面的学科基础和创新资源是国防科技智库研究的基础。军队综合性研究机构具有学科覆盖面广、优势专业交叉群集、专家资源丰富等特点，是我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科技与军事理论研究方面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军队综合性研究机构对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战斗行动具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全局具有较为全面的把握的优势，强化其在国防科技智库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在跟踪研判世界国防科技发展前沿、探索军队建设新理论新方法等方面取得创新成果，努力在先进科技的变革性与军事需求的现实性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发挥高新技术的最大军事效益。发挥军队综合性科研机构对外交流合作广泛的特点，探索符合国防科技智库研究规律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吸纳整合国家优质科技智库资源，围绕国防科技发展重大需求开展联合攻关。3.4健全人才汇聚、思想迸发的机制环境。智库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人才，国防科技智库建设的关键也在人才。汇聚高端人才、培养名师大家，塑造高层次跨学科研究队伍是国外著名智库发展壮大的通行做法。作为世界著名的综合性研究智库，兰德公司网罗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政府企业退休高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在内，覆盖数学、物理、经济、科技、军事、政治等专业领域的，有着不同语言、信仰、政治背景、工作经历的一大批多元化人才队伍，有力支撑了兰德公司70年来的高水平、高影响发展[8]。推进国防科技智库建设，要按照“小核心”“大”原则，坚持开门搞研究，“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9]，广纳军队、地方高端研究人才，形成开放、竞争、流动的人才格局。要顺应国防科技智库的科技特色，重视聘请科研一线的杰出科学家、工程师参与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计划等咨询研究工作，畅通最新科技发展前沿与军队建设的渠道。要突出国防科技智库的国防和军事应用特点，重视从军内相关单位吸纳懂军事、善思考的实践型人才，使智库研究工作紧贴国防和军队建设需求，打通智库研究与军队实践需求的桥梁。要突出科学研究开放融合的发展趋势，重视从国内著名智库、高校、科研机构等汇聚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专业人才，有针对性地聘请军队、地方、科研机构、著名企业的离退休高端人才等参与决策咨询、选题立项、项目指导等工作，提高人才储备的厚度。要创新智库人才管理机制和培养方式[10]，加快构建总量适度、素质一流、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高端智库人才队伍，打造国防科技战略和政策研究的高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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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胜军,王阳,詹鸣,等.关于我国新型国防决策咨询体系建设的初步思考[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5):42-47.

[3]王雪,褚鑫,宋瑶瑶,等.中国科技智库建设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J].科技导报,2018,36(16):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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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综合开发研究院.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J].开放导报,2019,204(3):51-54.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7

[摘要：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拟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定。有助于增强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关键字]: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转变动因动因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和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拟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定。

一、国际政治动因摘要：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和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向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平安和国家竞争力新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心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平安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和全球化的历史趋向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非凡是高端技术新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平安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拟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平安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平安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平安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平安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探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平安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新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平安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摘要：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功能，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和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功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向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新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摘要：“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办法，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摘要：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摘要：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和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和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熟悉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新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办法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把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和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假如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功能。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把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功能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心和地方权威经济探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功能，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非凡注重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平安”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和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摘要：科技短缺和科技起飞新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有关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和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有关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和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靠，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把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8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9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科技发展技术范文篇10

【正文】

科技发展思想包含着内在的目的，即人权思想，这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和人权思想的显著特点。科技发展不仅有利于维护国权，而且对人权起着巨大的作用。对科技和人权关系的进一步认识更加有利于科技本身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进步。

一、关于科技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科技发展的思想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纵观《邓小平文选》，其科技思想散见于各个时期的讲话中，只言片语，慧眼独具。关于科技思想的这些讲话又较为集中地收录在第二、第三卷中。从70年代末期开始，邓小平率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科学和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切入点，并逐步提出改革科技体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观。

邓小平科技发展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观。只有奠基于这一观点之上，科技发展的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才能得到合理的和有效的说明。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邓小平科技发展思想中就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没有这一科技观的奠基，科技发展思想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中国，任何新观点的提出和新思想的产生都需要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据，否则就很可能遭到非议。邓小平深谙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他首先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接着他指明：“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控制高度发达的动力工具，使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工具体系达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水平。“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7页。）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断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张扬了科技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以及民族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使这一科技观付诸实践，真正发挥科技在社会历史中火车头的功能和伟力，为科技发展创造和构建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改革科技体制势在必行。邓小平科技体制改革理论从深层次上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个时代伟人，邓小平的视域绝不会仅仅局限在一国之内。如果说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观和科技体制改革理论，关注国内科技发展状况并思考其对策方略是视线向内的，那么他洞察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和科技发展趋势，在80年代末就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则是其视域向外拓展的象征。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把中国的科技发展置于世界的背景下来关照和思考，从而邓小平进一步指明了国际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国家存亡和兴衰的关键在于科技和人才，从根本上揭示了综合国力与科技和人才的相互关系，告诫国民增强科技意识和人才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综合国力的竞赛中取得主动权，就“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48页。），“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95页。），“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上述清晰的思路呈现在邓小平的头脑中，并最终演绎成为党和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是邓小平科技发展思想的核心。在邓小平看来，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仿佛是水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40页。）。这些言语，真可谓殷殷嘱托，语重心长。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理论是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应当享有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同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当享有其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人权最基本的内容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护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实际上是确保他们的生存权，是知识分子生存样态的主要标志。培养和选择人才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客观要求，实际上是确保和维护知识分子的发展权。邓小平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阐明了维护知识分子基本人权的重大意义。“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68页。）。

二、科技发展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促进人权进步

邓小平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把科技提高到社会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其目的是完成“科教兴国”的庄严使命，借助科技的伟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对外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对内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对外的国权和对内的人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一致，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这不仅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提供了借鉴。

在当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体系中，普遍强调经济和社会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必须基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6页。）。从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上世纪初为5％～10％，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已达60％～80％，明显地超过劳动力和资本的作用（注：参看胡世禄主编：《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与应用研究》第16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不仅科技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速度，而且科技发展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巨大。这可用一组数字来加以说明：“我国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技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大概是1：10：100”（注：《高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第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1版。）。可见，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经济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科技进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6页。）。经济发展“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人权进步，科技、经济和人权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是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维护国权来保障人权，科技、国权和人权具有统一性。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后盾和基础。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大小的标志，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煤和钢的产量，现在则主要是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现状及其潜力和人才资源的优势程度。从总体上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政治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战斗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因此，科技进步及其应用对于一个国家提高其综合国力的巨大作用和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洞察入微，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反复强调科技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并把科技和教育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看来，高科技及其产业是综合国力的制高点，是国际社会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和经济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主权完全的、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否则，处于科技—经济强国的附庸地位，整个国家在主权上的独立自主则是不充分的。邓小平之所以特别重视维护国家主权，是因为中国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据统计，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达白银1000亿两，并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注：参看董云虎编：《人权：中美较量备忘录》第140～14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版。）。国家主权得不到维护，则人民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人权最首要的、基本的内容是人的生存权，如果人的生命权被剥夺、生存权被侵害，那就根本谈不上其他人权。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人权问题时，非常注重大多数人的权利，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保障。

科技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其终极目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地发展。这包括改善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减少乃至最终消除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贫穷和精神生活上的单调。科技发展推进人权事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改变人的生存样态。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人的实践活动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以及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和把握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人满足人自身需求的程度和合理性，因而也就决定了人的生存样态和人权的进展状况。科技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人在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的积累。与科技的这种历时性特征相同，人权也具有历时性特征。马克思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版。）。科技通过提升人的实践活动能力而改变人的生存样态，推动着人权的不断进步。在现代信息社会，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人的实践活动的自动化特征使人的“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1版。），劳动者超越于具体生产环节之外，标志着人的体力劳动的真正解放和自由度的提高。

科技进步使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也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在物质生活领域，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农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打破了几千年来遗传学上远缘不能杂交的屏障，人们可以任意将一种基因引入生命体而赋予它新的遗传特征，从而培育出高产、优质、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比如印度人把水牛经基因转移变成产奶的奶牛，他们称为“白色革命”；又比如，抗虫棉第三代对棉铃虫的杀虫率高达80％以上（注：参看李万忍：《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第290～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我国人口基数大，总量将继续增长，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将使人均土地资源更加紧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动植物产品的需求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走高产、优质、高效之路。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在精神生活领域，现代科技提供了高度发达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比如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可以上网聊天，进行人际交流；可以获取信息，收发电子邮件；可以欣赏音乐，观看球赛……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娱乐休闲新天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和现状是人们的生存样态的写照，是人权状况的表征。现代科技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一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此外，现代科技在医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生物治疗技术比过去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等疗法有明显的优越性，高技术基因工程药物可以治疗过去难以医治的疾病，而且由于许多人体蛋白质的网络性功能而具有广谱的临床疗效，这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发挥巨大作用，直接地改善了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人权进步。

三、对科技和人权关系的进一步认识

既然科技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权进步，目的规约手段，那么人权为科技立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依靠科技的伟力可谓神通广大，隔断巫山云雨，天堑变通途，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科技无孔不入，把人的世界涂抹得五彩斑斓，艳丽夺目。但是，科技普遍造福于人类吗？在1968年5月13日庆祝《世界人权宣言》20周年的人权国际会议上就科技发展对人权的负面效应引起了世界各国人士的普遍关注，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8条明确指出：“近来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已为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这些发展则可能危及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可不予以经常的注意。”（注：转自［斯里兰卡］C·G·威拉曼特里编：《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第123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年1版。）显然，科技发展普遍地必然地造福于人类受到质疑和否定。科技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更不等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正如英国科学家贝尔纳所指出的那样，“如同古代道德学解决不了人人有道德的问题一样，现代物质科学在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普遍富裕和幸福的问题”（注：［英］J·D·贝尔纳著《科学的社会功能》第42页，商务馆1982年北京1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因此，邓小平在界定社会主义本质时，不仅指出了依靠科技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邓小平对共同致富十分强调，因为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原则和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而且共同富裕是科技发展和社会主义人权进步交汇之处，是探讨科技与人权问题之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