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范文10篇

阻碍范文篇1

[关键词]精准扶贫；影响因素；困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关键一年，承载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绩效，将贫困人口从7.7亿减少至5000多万，但剩下的贫困人口却是最难帮扶、基础最为薄弱的贫困户。虽然扶贫工作进展巨大，但当前对于收入水平低引起的绝对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相对贫困这些现象仍然值得关注。截至2015年统计显示，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达5000万之多，扶贫工作依然不容轻视。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典型的国家，因历史渊源城乡差距巨大，为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就成为当前我国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它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扶贫方式。但扶贫工作开展的时间较长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影响扶贫成效、出现扶贫困境，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既可以发现扶贫工作中的阻碍因素，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扶贫成效、走出扶贫困境，促进我国脱贫攻坚的圆满完成。

1文献综述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政府是消除贫困的主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和资源动员能力，这是扶贫取得成功的关键。宫留记认为，政府扶贫对于解决大面积、集中性贫困问题卓有成效，市场扶贫则在专业性和效率方面更有优势，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政府在扶贫中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政府投入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也会存在着弊端体制，因此，坚持精准扶贫与市场化扶贫模式创新，让市场在政府的管理下介入到扶贫工作中来，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律，合理安排扶贫产业项目和金融信贷支持，从而防止产业项目过度投资和低效配置。扶贫项目是扶贫措施市场化的一个关键环节，邢成举指出当前扶贫项目的目标有所偏离，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自利性的村干部、获得项目信息与权力的“差序格局”、农民分化与需求差异及村庄内出现了大量的针对扶贫项目与资金的精英俘获，这些都会导致扶贫工作的内卷化，邢成举还指出从微观层面看，精英俘获的出现是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关键原因，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问题须在克服精英俘获现象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汪三贵指出目前在精准扶贫方而的困难主要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这三个方面，学者赵晓峰也指出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难点在于贫困村和贫困农户的识别越来越困难，在财政扶贫资源下乡的过程中存在着精英俘获现象，左停等则认为精准扶贫机制的推出是为了解决此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瞄准目标偏离和精英捕获问题，但还面临贫困规模控制下的规模排斥和市场化背景下扶贫开发手段不足的问题。学者葛志军和邢成举基于地方实践发现精准扶贫面临多方面的困境，包括贫困户参与不足、帮扶政策缺乏差异性和灵活性、扶贫工作遭遇上访困扰、扶贫资金有限和驻村扶贫工作队效果较差；导致困境的主要原因有农民的社会流动、自利性和信息的缺乏、精准扶贫的内在矛盾、维稳工作的优势地位、结构性贫困的挑战、驻村扶贫干部的双重身份和扶贫资金筹集渠道的单一等。邓维杰认为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过程中出现了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在王国勇看来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贫困对象识别不精准、干部驻村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化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学者王介勇提出新时期扶贫开发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在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日益突出、贫困主体日益呈现出分散性、脆弱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及贫困治理的边际效益日益递减，指出精准扶贫政策难点与实践困境在于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标准单一、技术实现困难精准扶贫的动态管理与考核机制不健全与精准扶贫政策存在多部门协调难、扶贫资源配置低效问题。

2脱贫的影响因素

探索影响脱贫成效的因素及当地扶贫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困境，即要考察影响当地脱贫成效的因素及当地扶贫工作开展以来的问题和后续工作中所出现的困境。经调查发现，影响当地脱贫成效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大方面。2.1自然因素。贫困户聚集的村落大多自然环境较差，很难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得到发展，并且多数地处边远山区，迫于山地地形、种植土壤肥沃程度、灌溉水源以及当地交通等基础性设施的较差发展，导致村庄流失了许多的致富机遇，也无法依靠本村自身得到发展，阻碍了当地脱贫的成效，从而也进一步阻碍了地区的全面发展。2.2人为因素。作为施加者的政府，首先，政府部门存在扶贫对象不精准的现象。经过入户调查，发现当地政府没有将一些符合贫困户条件的贫困户列入贫困户名单中，而是将其纳入非贫困户中。其次，国家下达的一些扶贫政策也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当地的修路、饮水等基础性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甚至还存在利用村民自发的成果向上级“邀功”行为。最后，政府存在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村民的发展的问题，仅靠将土地租给企业以发展产业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应给予农民资本，授之以技术，让贫困户主动脱贫，而不是被动脱贫。作为承受者的农民，大多数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户主的文化水平多为小学及以下，多数的贫困户甚至不识字，村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只占少部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和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等原因导致无法高效地、及时地将国家的政策利用起来，同时也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根本上脱贫，因此，村民文化水平偏低也成为影响该地脱贫的原因之一。

3精准扶贫工作的问题及困境

3.1政策贯彻落实不到位。基层政府仍然存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扶贫工作在我国的发展中是一处重要的环节，任何一个差错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体发展，而基层政府仍然存在“走过程”“走形式”的情况，工作都是“做足了面子”，实质上工作的开展情况不仅存在消极应付，更有甚者还会伪造资料。3.2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当地的交通、饮水施设建设不够完善，政府没有及时顺应当地的发展需求，存在着村民自发凑钱修路、从山顶引水以解决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这一问题，即使山中可以引水却依然缺少完整的自来水系统，村民们日常的基本生活需求难以得到保障，加之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自然资源难以利用，愈发加剧了贫困现象。3.3房屋改造和易地搬迁所带来的生存困境与价值社会冲突。政府部门将山顶和危房区的人搬迁至所修建的安居房中，虽然会给予住户近一半的资金补助，但是余下的还是需要村民自己出资购买，村民“上楼”之后，所有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花销，而这些人原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山区里，以勤俭节约为生活习惯，突如其来的改变令村民难以适应。首先，政府将贫困户搬迁至安居房中，以交换的形式给予其新房，但这种交换是属于宏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贫困户家庭相对政府而言处于弱势地位，能力强的家庭也许会选择服从、能力弱的家庭只能选择放弃，并且他们也要一并承担放弃这一选择所带来的继续居住在危房的后果，耕地面积少、劳动力少、患病人数多、老弱病残等贫困户家庭如何才能负担起购买房产的资金；农民上楼后，消费的价值观与城镇居民也存在差异、甚至存在着冲突，这种文化价值观、消费习惯和生存方式的不匹配也给这一举措带来了种种后患，从而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3.4扶贫产业的后续政策性保险工作不到位。部分政府所设置的扶贫产业是靠天吃饭，对于旱涝天气给产业所带来的损失，政府没有做好相继的保险工作，导致村民的损失惨重，以过旱的天气为例，不仅种植业难以维持经营，养殖业也同样亏损了巨大，调研中村民们建议政府应该考虑到这些不确定性的自然因素以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损失，及时作出政策性产业保险以减少天灾人祸给贫困户所带来的损失。3.5农业技术拓展不到位。在调查中，了解发现村民所使用的农业技术对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是很有限的，这些早期的农业技术无法满足农户的发展需求，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村民希望当地政府可以拓展新的农业技术和产品，并且集中组织村民进行农业技能培训，并划分为基础、初级和高级培训，按照所学习的时间长短及技术的复杂程度进行系统的、有效的培训，以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业收入，发展生产。此外，发展产业的核心是发展人，要让农民实现自身的发展，通过发展自己从而主动脱贫。扶贫是根硬骨头，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完成，敷衍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我国整体的发展，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需要认真的对待扶贫中所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正面的看待并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因此，针对以上的问题及困境，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而不断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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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范文篇2

爱情电影泛指以爱情为表现主题并以爱情的萌芽、发展、波折、磨难直至团圆结局或悲剧式结局为叙事线索的类型电影。确切地说，爱情片往往以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展开，以传统影视结构来说，电影以二人的相识为故事的开端，以两人的感情发展为影片的主要叙事重点，主要展现爱情双方是如何从相识到相爱的，电影中会刻意安排一些波澜，使爱情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这也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相一致，在经过了叙述爱情的主要经历之后，以恋人的团圆性结局或者悲剧性结局收场。爱情片主要以爱情的艺术表现为主要吸引点，一般以对爱情的追求和为了爱情产生的矛盾为推动力，这也符合爱情是艺术创作主题的要求。

一、爱情电影的历史脉络

首先，爱情电影源于生活。任何艺术都来源于社会生活。真实的世界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和基础。爱情片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古今中外，众多的爱情故事和神话传说就是很多爱情片广泛的社会渊源。在西方世界里，温莎公爵与辛普森的传奇爱情经历就是一个经典。从1931年温莎公爵与辛普森相识相爱，亲王被辛普森的魅力征服，他们之间的爱情一直这样延续着。直到1936年，亲王继承王位，成为爱德华八世，他在遭受了国内外众多的干扰下，依然决定与辛普森结婚。因此，1937年的爱德华八世逊位成为温莎公爵，他们也终于成为夫妇，但是他们也被永远禁止回到祖国。这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被人们广为流传，它本身也是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中国古代，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纠葛也是电影创作上的经典，被多次拍摄，或许这就是爱情带给荧屏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平民阶层还是上流社会，无论是普通情侣还是贵族伉俪，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生活的土壤，爱情影片只不过就是一张白纸，空无一物，它也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引发人们的感伤。

其次，爱情电影的文学渊源。很多电影都源于文学作品，两者之间可谓唇齿相依。爱情片往往定位于一种受到爱情叙事传统影响的类型，很多的爱情片在创作的题材上、叙事、主题表现上都具有文学性，是文学作品给其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爱情的篇章最早可以从《诗经》那个年代看出，中国古代的爱情是很单纯的。

例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写了一个贵族子弟追求一位淑女以及求之心切的心情表达;“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就描写了女子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以及真挚的感情流露。到了汉代，乐府诗的很多作品描绘了爱情与婚姻生活，他们对爱情的表白直接明了，毫不掩饰。《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故事，表现了他们生死相伴的爱情，这个故事被多次搬上荧屏，影响深远。《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语气犀利，表现了情侣之间对爱情的深切渴望以及对爱情忠贞的决心。唐诗中也有很多描写爱情的经典词句，使爱情故事具有新的境界。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都是爱情的经典诗句。之后，无论是宋词还是元曲乃至明清的传奇小说，都对爱情这个题材进行了不同的叙述和深层次的创作。以曹雪芹的《红楼梦》最为经典，作品展现出了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爱情悲剧，以薛宝钗、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在这个封建社会体系中，恋人之间的真心相对最终被封建包办给打破，使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悲壮的意味。

在外国的不同时期，描绘爱情的文学作品也很多。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一部反抗封建社会的爱情悲剧，恋人由于家族情仇而无法相爱，最后走向了毁灭。《红与黑》《简•爱》等都是对爱情的深刻思索，成为永恒的经典。所以，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古往今来数不胜数，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对爱情的认识更加深化，对社会问题的探索更为直接，加之应有的深层社会基础，爱情电影就会被人们接受，并广泛流传。正基于此，爱情片在表现主题上面，表现的爱情是高于一切的，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矛盾，这是基本的价值精神。

二、对爱情电影的概述

作为一个电影类型，爱情电影长久以来占据着荧幕的主要部分。在西方，从默片时代的《灰姑娘》就可以反映出一种模式，它将爱情与喜剧很好的结合，也是爱情电影的一种创作雏形。以后我们可以从《罗马假日》《龙凤配》等很多作品中看到这种模式，而现代的电影如《风月俏佳人》《诺丁山》等也可以看出是这个模式的翻版。这样的故事虽然年代不同，地域与国家不同，但都可以满足人们对爱情童话的深切向往。因此，故事都在延续着，这样的爱情电影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这是电影对爱情的深切演绎。

20世纪30年代末，《乱世佳人》问世，这部好莱坞的经典爱情作品可谓是屏幕上的第一梦，影片的故事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对爱情渴望的经典。郝思嘉与白瑞德之间的爱情早已成为浪漫主义爱情的经典象征，这样的爱情虽说具有一定的悲剧性，可生活中的悲剧性因素是永恒的，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贴切。到了40年代，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很多的爱情电影都似乎是在战争中展开的。《魂断蓝桥》和《卡萨布兰卡》就是那个时期爱情影片的经典之作。《卡萨布兰卡》格调清晰，音乐淡雅，对爱情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忧伤色彩。《魂断蓝桥》至今也令观众迷恋，影片那富有意境的故事以及悲欢离合都成为一个经典。50年代的《罗马假日》和《七年之痒》使这段时期的爱情片具有浪漫迷人的色彩，影片风格迥异。到了八九十年代，《人鬼情未了》《泰坦尼克号》都是爱情影片中的佼佼者，这也是由于电影特技的运用和电影观念的更新，人们可以从电影中更加深切看到那些爱情的演绎。

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爱情电影十分含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涯歌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涉及了爱情故事，但是作为反封建压迫的影片，爱情的描写很清淡。之后的一段时间，爱情片虽然也有，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庐山恋》《芙蓉镇》《牧马人》等，虽然表现的故事不同，但是却反映出了“”后人们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纯真爱情的热烈歌颂。90年代以后，《我的父亲母亲》《暖》等一大批爱情片出现，它们用电影语言讲述了唯美的爱情故事。港台地区在80年代新浪潮电影之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爱情电影，如《半生缘》《胭脂扣》《甜蜜蜜》《花样年华》等，它们不同的风格共同阐述着对爱情的定义。此外，琼瑶的爱情电影也占据了爱情电影的主要位置，她的电影如《烟雨蒙蒙》《心有千千结》等都影响了一代人。

三、爱情电影中的障碍因素

爱情电影中的障碍因素指的是在爱情电影中，恋爱双方为了实现爱情必须经历的种种障碍和磨砺，对障碍的设置是为了使影片更具有一种紧张和悬念，这也是为影片服务的，真是有了种种障碍，才使得爱情进行得更加精彩，同时，障碍的设置也是导演和编剧对影片内容的综合体现，这也夹杂着社会的因素。通过分析众多的爱情电影，我们可以看出阻碍可以确切地分为几类。

阻碍范文篇3

【内容提要】为了保证宪法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违宪审查的机构未能建立起来，宪法规范缺少可适用性，法律适用与宪法及法律的解释相分离以及宪法监督欠缺相应的启动机制。因而，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至今未能实际建立起来。我国立法监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宪法争议

为了监督和保证宪法的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这已成为我国理论和实践的共识。但是这么一个理论界不断呼吁、实践急迫需要的宪法基本制度至今未能建立起来，个中原因非常复杂，本文仅从法律层面分析这一制度建立的主要障碍。

一、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构至今未能实际建立起来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首先要有专司违宪审查的专门机构，这是实际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的共识。在我国，尽管自1954年宪法起就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但是作为宪法监督具体体现的违宪审查机构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在现行宪法里找不到专司违宪审查的机构，而且关于违宪审查主体的规定模糊不清。

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违宪及违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从宪法的这些规定来看，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它的常委会。但是，宪法又规定，国务院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这些表面上非常健全的规定实际上矛盾百出：这些规定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似乎我国的违宪审查权并不专属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地方权力机关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因为上面所谓的“不适当”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当然而且首先指的是违宪的规范性文件，但是，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机关都没有宪法解释权，我国的宪法解释权是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宪法解释权是违宪审查权的前提，没有宪法解释权就无法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因而，这些规定不仅使我国的违宪审查权的归属变得模糊，而且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从而形成了违宪审查“谁都可以管理，但实际上谁都不管”的局面。

不仅如此，就是当然享有宪法监督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至今亦未实际建立起违宪审查的机构，由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并不意味着违宪审查权只能或者直接由其行使，违宪审查的专业性、技术性、经常性及司法性与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及活动方式相去甚远，由最高权力机关直接行使违宪审查权既不可能亦不现实，然而，我国的违宪审查职能应由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去履行至今仍在学者的讨论之中，而且要求突破现行宪法监督模式的呼声日渐高涨，有的主张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有的主张将违宪审查权交与最高人民法院，还有的主张设立宪法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因此我国未来违宪审查机构的设置至今未有定论。

二、宪法缺少可适用性，违宪审查失去了根基

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和假定：其他的规范性文件或有关的国家行为可能与宪法相抵触，这在宪法上通常称之为宪法争议，而解决宪法争议的法律依据和法律适用即是宪法，如果宪法可以用以裁决这样的宪法争议纠纷并进而可适用于审理普通的民事、行政或刑事纠纷，这样的宪法便是具可适用性的宪法。

从宪法监督的历史看，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宪法的最高性，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的一切规范性文件和行为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二是宪法的可适用性，即宪法能够直接用于审理和解决具体的宪法争议纠纷。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说明违宪存在的可能性，而第二个条件则说明了解决违宪案件的法律依据和法律适用，因此，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可适用性密不可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的美国在宪法中并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也没有明确赋予法院以司法审查权，但是宪法的最高性及可适用性直接导致最高法院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审查并确认国会1789年通过的《司法条例》第13条的规定与宪法相违背，并由此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国会法律的先例〔1〕：而在欧洲大陆，不少国家则专门设立宪法法院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受理宪法诉讼，裁决宪法争议，制裁违宪行为，追究违宪责任；我国的香港，在基本法出台后香港尚未回归时，即有人开始讨论以基本法为依据开展诉讼的可能性，在香港回归之后，有香港地区宪法之称的香港《基本法》已历经多次诉讼的洗礼，而香港地区的法院亦已以基本法为基础，依据普通法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而这一系列诉讼尽管有其复杂的背景，但在法律上都是基于这一理念：即基本法在香港可以直接被引用于具体的诉讼案件中。

宪法的可适用性之所以成为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前提，其道理很简单，因为宪法只有在具体运用和实际执行中才能发现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行为与宪法原则、精神及具体内容的不一致，因此，宪法可适用才能真正发现违宪，而违宪审查则是纠正违宪。

长期以来，我国将宪法的作用局限在为具体的立法提供法律依据方面，它不具有可适用性。法院在审理具体的刑事、民事及行政案件中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条款或运用宪法原则去审查拟将作为裁决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也不能受理和审理当事人以宪法为依据提起的宪法诉讼案件，同时宪法也不能直接运用于审理具体的纠纷案件，因而，法院在适用一般的法律文件审理争议纠纷时是不可能发现这些法律文件与宪法有抵触的；而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尽管在法律上它有违宪审查权，但是，由于它仅仅是制定法律，并不直接适用和执行法律，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推动，它自身是无法发现违宪案件的。

三、法律适用与宪法及法律解释相分离，导致违宪审查权虚置

从违宪审查制度的产生看，违宪审查是在法律的适用及法律的解释中产生的，在有成文宪法的普通法国家，由于能够适用法律裁处争议纠纷的机关是司法机关，因而，违宪审查最初是以司法审查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违宪审查之所以直接产生于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是因为司法机关在解决具体的争议纠纷前必须对其所要适用的法律（包括宪法）有准确的理解和认识，又由于法律是立法者的意思表示，而立法者在立法时是不可能预测将来所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的，或者文字的表达在适用中存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这就必然出现法律的争议，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中的争议，法律的适用机关就首先必须对有争议的法律条款进行解释，因此，阐明法律的意义便成为法院的职权；司法机关随之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其所要适用的法律与上位界的法律特别是与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不一致即出现了违宪的法律怎么办？法院同样要对该违宪的法律的法律效力表明态度，这便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的判所明确宣告的所谓的“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因此，在有成文宪法的普通法国家，“法院的司法权和法律解释权包含违宪审查权，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2〕”，换句话说，违宪审查制度是建立在法律适用及法律的解释基础上的。

我国的司法体制特别是法院的构架类似英美法系国家。在我国，适用法律解决具体争议纠纷的机关是法院，在理论上它是一个有能力进行法律解释和违宪审查的机关，但是，在法律上它没有法律解释及违宪审查的权力；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具体适用法律。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具体适用法律，因此，对于宪法及法律在具体适用和执行中所可能碰到的问题并不了解，因而，很难感受到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使它想解释也做不到，因为它并不清楚哪些原则和内容在适用和执行中会产生分歧，需要解释，这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很少行使宪法解释权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限的法律解释看，由于它脱离了具体的法律适用，因而，大部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对有关宪法和法律条文在具体适用中的争议所作的阐述或者说明，而是对法律制定中的疏漏或者针对新的情况所作的补充规定，这些补充规定或者决定严格意义上说已越出了法律解释的范围而属于法律的制定或者修改，即使可以看作是法律解释的“解释”，也不是为违宪审查而准备的，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因为需要审查某一法律文件或行为的合宪性而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情形〔3〕，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这种宪法及法律的解释权是一种和法律的具体适用相分离的一种抽象性的立法解释，正因为如此，在普通法国家和地区，立法机关作出这样的行为，通常被视为是对原有立法的修订或者补充性立法而不是宪法或法律的解释〔4〕。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本质上是一种违宪解释，这种解释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被动性、个案性及司法（或准司法）性，它只有在宪法及法律的具体适用中才可能发生，正因为如此，在普通法国家和地区，“‘解释’法律这个概念本身是和法院的‘司法’功能紧密相连，浑成一体的，就是说，由于法院的天职是把法律应用到具体案件之中，从而作出一个具体的判决，……所以如果法律条文的含义有任何不清晰的、可引起争议的地方，法院的职能便是在听取诉讼当事人对于这个法律解释问题的论点后，依据普通法传统中的法律解释规则，对有关问题作出裁决，并在判阐明其理由〔5〕”，而在设立专门违宪审查机构的大陆法系国家，其与司法审查的区别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将宪法争议从普通的争议纠纷中分离出来由独立的机构适用宪法去审查和解决，它与司法审查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

因此，宪法监督实质上是宪法适用中的监督，而宪法解释及违宪审查又是宪法监督的具体形式，如果宪法解释及违宪审查不与宪法及法律的具体适用相结合，那么，为宪法监督而准备的宪法解释及违宪审查必然空置。

四、宪法监督欠缺相应的启动机制，违宪审查无法实际提出

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前提是宪法争议的存在，而宪法争议作为法律争议的一部分其处理和解决必须遵守一般法律争议纠纷的处理规则包括程序规则。在有成文宪法的普通法国家，宪法争议被视为普通争议的一种，都由相同的法院以同样的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决，不必给予特别的对待，因而，宪法争议的处理亦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宪法争议不与具体的案件相结合法院便不能对该宪法争议进行处理，因此，在司法审查制度下，当事人实际提起一个普通的诉讼成为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程序机制；而在欧洲的大陆法系国家，情况稍有不同，欧洲大陆各国解决争议纠纷的一个共同点是对各类争议纠纷按其性质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诉讼制度（如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商事诉讼、社会诉讼、刑事诉讼等），其中宪法性争议也与其他争议一样通过独立的诉讼即宪法诉讼解决，因此，普通法院不具有裁决宪法争议的权力，如果它们在审理普通的争议纠纷中发现存在宪法争议，只能将该宪法性争议提交宪法法院裁决，在这种情形下，普通法院的提交即成为宪法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前置程序。除此之外，宪法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最经常的机制是当事人针对规范性文件或有关的国家行为而提起的宪法诉讼；另外，宪法法院也可以在没有宪法诉讼的情况下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即所谓的抽象监督，但这种抽象的监督和审查同样需要启动者，譬如在德国，抽象监督的倡议者为联邦政府、州议员和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议会议员。因此，无论是将宪法争议视为普通法律争议的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将宪法争议作为特殊法律争议看待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共同之处在于都为违宪审查的提起设置了相应的启动程序。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违宪审查应如何启动包括谁可以针对宪法争议提起审查、应按照什么程序什么方式提起审查、应向哪一个机构提起审查，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现行宪法上找不到答案，在实践中也没有解决。因此，在实践中，即使发现了违宪案件或者发生了宪法争议，也因为欠缺相应的启动程序而使这些争议纠纷无法实际进入违宪审查阶段甚至不了了之。

上述几方面的法律障碍表明，我国的宪法监督仍停留在宪法的规定中，离制度化还有相当的距离，所谓的违宪审查远未进入实际的运作阶段，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及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8.37—38.

阻碍范文篇4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营销导入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前，银行完全处于卖方市场，虽然市场上有许多的金融机构，但服务内容大多一样，很难形成产品差异化，营悄对于银行而言相当陌生。后来，商业银行的市场优势地位发生了动摇，由于其它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储蓄业务领域展开了激励竞争，改变了原有银行业垄断格局。

一些有远见的银行逐渐意识到银行提供给客户的金融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性，同时也意识到金融业的服务是在与消费者高度的接触中进行的，服务方式、服务程序、服务标准、服务环境、服务人员、服务质量对消费者的体验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还意识到金融产品提供与消费的不可分性。许多银行便开始借鉴工商企业的做法，使用广告和促销手段，可竞争对手也紧随其后，纷纷仿效。1958年，全美银行协会会议第一次公开提出了金融业应该树立市场营梢观念，对当时的银行经营进行了客观分析，扭转了金融从业人员对营销观念的排斤态度，银行营销管理时代正式到来。

(二)20世纪60-70年代的营销传播时期。20世纪60年代，西方银行零售业务竞争不断加剧，一些银行进一步认识到金融产品的时效性，如果金融产品服务推广不够及时，就可能引起顾客的厌烦甚至对该产品的质量产生怀疑，为此开始注重提高服务质量，注重对金融服务需求回应的即时性，试图把公关活动变为营梢管理，以促进金融产品的梢售。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获得加强，营梢管理作为银行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73年，一些英联邦银行均设立营稍部，从事营梢研究和统计活动。从此，研究市场营销，建立营梢机构，开展营销活动等成为精明的银行十分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

(三)20世纪80年代的营销创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一些银行逐渐意识到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方法以区分自己和竞争者，开始从创新的角度考虑向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事实上，金融产品服务类别的多样性、应用范围的广泛性、实际内涵动态发展性、风险与收益兼备性的特征，都要求银行业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并在创新中强化风险管理，紧密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强化产品的附加服务和功能的延伸拓展。一家银行若要长期维持产品和服务特色优势，必须注重品牌营梢，实施产品服务的系列创新。西方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各国间金融业发展不平衡，使得商业银行绕过金融管制，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成为可能。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银行致力于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等方面创新，拓展其金融产品的深度和广度，以满足客户更深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西方银行界研究证实，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推出后，竟争对手在半年内就可以掌握，由于金融产品缺乏专利保护，银行之间可以相互模仿采用，开发新产品的银行便失去原创优势。一些银行开始意识到，应该有所选择，实行差异化营销，通过市场细分定位避免因盲目投资造成资源损失，通过产品、服务、人员、渠道、环境、过程、形象的差异化建立起竞争优势。

(四)20世纪90年代后的营梢扩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银行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营梢管理改革。银行逐渐认识到营销管理不单是广告、促销、创新或定位，而必须视为整体，只有当银行的各种营销职能以及营销部门与其它部门协调一致为顾客服务时，才能达到银行与消费者双赢局面。与此同时，银行业服务与消费者的关系持续是可以通过建立产品、工具、服务、客户关系体现的。为了保持银行的优势地位，获得持久业绩，就必须加强对营梢环境调研和分析，制定适合本银行的战略目标和经营策略，制定中长期和短期的营销计划。同时不断创新服务营销、交易营梢、关系营销、整合营销、网络营销等新概念和新路径。一个完整而有效率的市场营销应包括前期的市场调研、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市场、进行市场定位、中期的金融产品推出、营梢策略组合以及后期的售后服务、营梢风险监控等方面，不仅要将市场营销的竞争、成长理论运用于银行业各类企业成长发展策略，而且还要考虑到银行业的高风险因素，研究风险管理与营梢联动问题。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开展网络营梢和国际营销成为可能，金融机构营销发展的方向将大大拓展。

二、我国金融机构营销的障碍分析

(一)市场体系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融机构营销策略的制定和价格组合的正确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建设虽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交易机制还不成熟，利率的确定虽然已经考虑了资金供求关系、物价因素、公众储蓄意愿和通货膨胀等因素，但市场化程度依然不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融机构营梢策略的制定和价格组合的正确选择。

(二)金融机构营销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使我国银行业汇率风险进一步增加。另外，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和人民币升值挤压部分外向企业利润，也增加出口企业的信用风险。中资银行海外发展需要在营销战略上、营销管理上、营销技能上做全面准备，从实际出发制定可行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国际化经营。

(三)金融机构营销地区发展不平衡。总体上看，我国金融业创新的空间还有待拓展，再加上营销管理水平不高，营稍幅度极为有限。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市场运行环境，直接影响到营销的创新和效果。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网点多集中在沿海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城市金融网点过于集中，竞争激烈，收益相对较小。

(四)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偏弱。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总体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个别银行的指标可以和外资银行相抗衡。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来，商业银行的收益率平均值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见下表)，表明盈利能力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但从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员工人均利润等指标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还有较大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较弱的原因除了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外，存货款业务占比过大和冗员过多也是重要因素。

三、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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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沟通的重要性及存在障碍

1．1行政沟通的重要性

行政沟通即行政系统与行政系统内部各部门、人员及外界环境间通过一定方式传递思想、交换信息，进而实现内部高效有序、团结一致，与外部融洽相处的效果。行政沟通在行政管理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行政过程中的信息沟通使内部成员间目标一致，分工协调，为科学、高效行政创造了条件。良好的沟通使成员更好地了解行政目标，激发了工作热情并提高了工作的准确性，更加主动地参与决策。同时，加深了内部的互信与团结，信息的畅通传达与反馈使得工作环境更加温馨和谐，提高了工作效率，促使行政组织内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外部，良好的行政沟通使行政主体更客观全面地了解信息，对于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有重要作用。

1．2当前行政沟通存在的障碍

行政沟通对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和谐稳定以及决策的科学民主都有重要意义，但当前我国行政沟通依旧在主客观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障碍。

1、客观障碍

(1)组织机构障碍组织机构是实施行政活动的基本组织，但当前行政组织机构却存在着层次过多、机构臃肿、关系不顺和渠道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阻碍了沟通的高效进行。沟通周期长、“政出多门”在我国行政机构中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使得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传递缓慢等问题，帛一的传递渠道也使反馈不及时，影响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行政工作的效率。

(2)时空距离障碍时空距离等外部因素对信息沟通传递及其效果有很大影响。由于时空距离远、通讯交通不便等原因，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下沟通双方接触机会较少，只能借助于通讯设施和书面媒介来传递信息，造成沟通不便，信息不畅的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工作效率。

(3)行政体制导致的障碍当前我国行政体制中对行政沟通监管仍待完善。行政体制不完善使得沟通在内外部、上下级问存在诸多问题。横向沟通是各组织内部部门、人员间的沟通，组织内部各部门既分工，又相互依赖，需要相互合作又存在相互监督。由于体制的不健全，横向沟通有机构设置不合理权债不清、推脱责任、协调力度不够、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纵向沟通就是上下级间沟通的障碍。没有健全的制度．下级因害怕打扰领导、习惯听领导指挥而不主动与领导沟通。上级领导把主要精力要用于组织外的事务及组织中的大事，没有时间与下属沟通，对下级不信任，只对部分下级人员沟通且以单向沟通为主。这都导致行政组织沟通中信息不对称。不利于决策的正确性和工作的顺利开展，缺乏相互监督和信任。

2、主观障碍

(1)个人素质引起的障碍

由于行政人员的个人素质及文化水平不同，利益、观念、性格，情感、方面有种种差异，认知水平不同，大家对同一思想、事物有的表达有所不同，对同一事物可能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左的看法和结论。这些往往都会成为双方沟通过程中的障碍。在记忆的过程中，人员记忆水平的不同，也影响着沟通效果。

(2)职级差异导致的障碍

沟通双方因处于上下级关系而造成心理障碍，导致一些行政领导主管意识太强，下级又瞻前顾后唯命是从，严重影响了我国行政运行的稳定性和有效陛。

3、其他

行政沟通中除了主管、客观障碍外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障碍，如沟通方式的障碍。在行政沟通过程中，沟通渠道选择不当造成的障碍是比较常见的，在科技发达，媒介众多的今天，行政沟通中有随意选择沟通方式，如网络，只考虑沟通的范围而忽视了各种不同媒介的优缺点，没有实现应有的沟通效果。在沟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官话和套话太多，无用的信息量太大使沟通偏离主题。另外，语言选用不当及语义不明，口头语及语言的抽象概括使不同的民族、地区间的沟通遇到障碍。

2采取的对簧

2．1健全组织机构，完善行政沟通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行政组织的结构形式也深受其影响。行政组织应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健全组织机构，不断完善行政沟通制度。缩减组织层次和精简行政机构，保障信息的对称沟通和信息的真实度，明确人员的分工与责任，实现行政精确、高效，避免由于层级、人员过多造成的沟通障碍。要建立健全行政信息采集、发送制度。建立互补、相互监督的独立性系系统，为行政机构的信息收集、加工、传递存贮等过程服务。以具体的规章制度保证信息不受领导的意志影响，保障信息在内外部合理有效沟通，使行政机构及了解全面合理的信息，为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克服单一行政沟通中存在的障碍，提高行政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2．2建立良性沟通机制

建立行政沟通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制度。通过严格的组织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消除象职级障碍等原因导致的沟通障碍。建立定期例会和座谈会等方式形成正式固定的沟通渠道。同时，也要实现人性化管理，开展一些集体活动实现上下级之间的和谐关系，增加双方的互信。以良f生沟通机制保障良性沟通的进行。

2．3完善信息沟通系统

行政系统应该有一套完善的行政沟通系统，以便于行政系统内外部的信息传递、沟通及监督。想建立电子政务系统，定期向内外部公布相关信息，使信息沟通、反馈更完善。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行政沟通现代化建设也要与时俱进。不仅要要实现行政机构实现办公自动化，运用电子网络进行沟通，也要培养高素质的信息专业化行政人员．在技术上保证行政沟通渠道的畅通，为提高行政沟通效率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2．4强化思想教育。提高个人素质

阻碍范文篇6

1民和县规模化养殖业发展现状

2008年民和县规模养殖户达到6110户。其中存栏5头以上的奶牛养殖户达到466户,存栏1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户达到187户,存栏10头以上的养羊户达到4158户,存栏10头以上的养猪户达到679户,年出栏獭兔100只以上的养殖户620户。特别是生猪规模养殖步伐加快,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有年出栏万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2个,出栏千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10个,出栏百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10个,千头肉牛养殖场1个,千头奶牛养殖场1个,百头奶牛养殖场4个,万只鸡场3个。这些规模养殖户(场)的涌现,使畜牧业生产开始了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式的转变。

1.1扩大了畜产品生产总量。由于民和县经济不发达,农业生产尤其是畜牧业生产还处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过渡阶段,家庭副业式的散养生产导致了生产性能低、产品总量少。而规模养殖是农户以养殖业为主业,将主要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放在了养殖业上,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和产品总量。民和县近几年生产的畜产品中,30%的肉类、50%的禽蛋和70%的鲜奶都是由规模养殖户(场)提供的。

1.2提升了养殖业经济效益。家庭散养方式的畜牧业生产,不具备应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和条件,也不注重养殖效益,如养一头猪需10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出栏,饲养时间长,产出不高,若进行成本核算,其利润几乎为零。规模养殖由于注重科技,将养殖效益放在第一位,养一头猪4个月即可出栏,利润在300元以上。

1.3对农村生产力进行了合理分工。专业化生产是现代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农民也已经开始认识到,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规模生产的形成和发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劳务付出等的涌现,使农民得以专职从事各自有优势和特长的生产,农村的劳动力得到了合理的分工。

1.4有效解决了农民组织化问题。伴随着规模生产的是逐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专业合作社、协会、经纪人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和功能的不断加强,使农民依靠组织的力量去闯市场、参与市场,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充实、完善和成熟。在民和现有的27个养殖业合作社、协会中,由养殖大户(场)发起的就有24个。

1.5加快了畜牧产业化进程。产业化经营是现代畜牧业的核心,规模养殖户(场)又是这一核心的有效载体。规模养殖户(场)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生产手段、科技含量,追求利益最大化,逐步形成了在一个村、乡镇或一个地区具有强烈辐射和带动能力的产业“龙头”,为畜牧业产业化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快了产业化进程。

1.6带动了社会资金向畜牧业的投入。社会资金是畜牧业投入的主要渠道,2008年民和县投入畜牧业的资金总量达到5700多万元,而其中80%的投入资金来自社会融资。随着规模养殖的不断壮大,企业、个体业主、老板等从事畜牧业生产,投入畜牧业经营将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2发展规模养殖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规模养殖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个新生事物,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尚有以下几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2.1长期而稳定的政策支持问题。在我国,畜牧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其做为一个产业被提出和发展的里程,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因此,抓住当前规模养殖发展较快的良好时机,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事关农村经济发展,事关农民脱贫致富的高度,及时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激励和优惠政策,给予广大养殖户积极的支持,营造发展规模养殖的良好氛围,并将这种政策真正落实和长期延续下去,是很有必要的。

2.2必要和长效的资金扶持问题。一个产业的兴起、发展和壮大,既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巨额的资金投入。相对于林业和种植业,畜牧业生产是一个高投入的产业。但在民和这样一个贫困县,地方财力十分据拮的情况下,依靠地方资金的扶持发展规模生产,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依靠农户自我积累,显得十分缓慢。同时,规模户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的投入过大,导致后续的生产资金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年的生产投入,延缓了规模的形成和效益的产生。

2.3强有力的动物疫病防控问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是规模养殖的生命线,同时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也困扰着规模养殖的健康发展。在目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及时、高效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对保证规模养殖的健康持续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2.4标准化无公害生产问题。畜产品质量安全是当前和今后消费市场一个永恒的主题。虽然近几年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但由于市场准入制度没有全面落实,质量标准没有强行推行,绿色无公害生产刚刚起步,使用违禁投入品的现象依然存在,标准化无公害生产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为此,在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建立生产标准和检测标准,组建一条“饲料原料—生产—畜产品—肉制品”可追溯的、全程可控的产业链,最终确保食品安全,也是发展规模养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3创新机制,促进规模养殖的持续快速发展

规模养殖是刚刚兴起的一种养殖方式,各地都在结合本地区的特点,探索着适合本地实际的模式。笔者认为,就民和县而言,要促进规模养殖的快速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创新规模经营形式,构建现代畜牧业发展新机制。首先,政府要结合产业优势、发展重点、区域布局等,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规模养殖发展规划,使规模养殖的发展在政策上得到保证;其次,职能部门在做好争取国家项目资金等“份内”事情的同时,要以企业做为主体和龙头,加强对现有的湟乳公司、獭兔公司、盛达万头猪场、永兴养鸡场、天际千头肉牛育肥场等一批重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完善产业化经营体系,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通过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促进规模养殖的发展;三是积极倡导、吸引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参与规模养殖,如个体老板、私营业主、各类合作社、专业协会等,以“公司+小区+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养殖户”等的经营模式,促进规模养殖持续、快速发展。

3.2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为规模养殖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一是建立政府投入为辅,社会资金投入为主的投资体系。即以国家的投入,吸引社会资金向畜牧业集中,使国家扶持资金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二是推进农村信贷体系的改革。由政府搭建、或与龙头企业合作搭建养殖业贷款担保公司,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银行与担保公司达成协议,以放大5倍、10倍的方式向规模户提供发展规模养殖所需要的资金;三是引进县外资金、加强社会融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改善经营环境和让利于投资者的方式,引进县外资金投入到畜牧业生产中。

3.3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加快产业化发展步伐。强化社会服务功能,为规模户提供便利、准确、及时的服务,解决规模户在生产中遇到和存在的突出问题,使规模生产走上产业化经营之路,也是发展规模养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3.3.1加大畜牧科技推广普及力度。要将先进的饲养管理、疫病防治、品种改良、饲草料生产加工贮存等一系列实用科技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普及到生产一线。同时,在生产中大力推广适合生产需求的高新技术,如性控冻精配种改良、整株玉米裹包和苜蓿草半干裹包青贮、生物发酵床养猪、现代化经营管理技术等,提高生产水平和科技含量,提升养殖效益。

3.3.2建立比较完善的产品销售网络。根据不同地区畜产品的产量,以政府扶持和经纪人自筹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一批畜产品收购站(点),扶持一批销售经纪人队伍,形成比较完善而系统的销售网络,为养殖户提供就近、便利的销售服务。同时,要彻底改变以料抵款的做法,切实解除养殖户销售困难和收不到货款的局面,进而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

3.3.3尽快健全饲(草)料生产供应体系。一是推广整株玉米裹包青贮,苜蓿草半干青贮,以开发草业经济,培养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高度,抓好饲草的生产、加工、贮存环节,最大限度的缓解饲草供应季节性不平衡的矛盾;二是扩大套种、复种面积,通过在果园中套种、二茬复种优质牧草如燕麦、豆类或块根、块茎类多汁饲料如胡萝卜、甜菜等,挖掘饲草潜力,保障饲草供应;三是规范饲料生产、整顿饲料市场。以政府行为依法介入饲料市场的整顿,饲料生产配方要由业务部门提供并进行定期检测。同时,扶持建立质量好、有一定规模的饲料加工厂,确保饲料市场的规范、有序。

3.3.4建立健全疫病防控体系。将重大疫病的防控放在突出的地位,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疫病防控体系,为规模养殖的健康发展提供及时、有效和有力的保障。

阻碍范文篇7

自治条例难以出台的障碍探析

自治条例至今难以出台，不应视为自治权法制落后的表现。相反，这一现象表明在对民族区域自治权进行具体规定的法制化进程中，立法者秉持的是一种极为审慎的立法态度，即在现实社会基础尚未具备、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不宜在立法工作中冒进。否则，即使制定了也不免束之高阁。就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发展的社会现实基础而言，自治条例的制定和颁行还存在以下几点障碍:(一)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仍处于社会转型的摸索期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其中并无适宜自治条例出台的时空条件和政治环境。从1949年10月1日算起，共和国共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这六十多年大致可以划分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前三十年，即1949年到1979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期，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完全弄明白。探索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失误，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也耽误了很多工作，自治条例就属于其中之一。例如，1957年开始启动自治条例(草案)的立法，在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进入报请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行的阶段的时候，因为反右斗争的开展，工作被迫中止。［3］(P2)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百废待兴，许多工作从零开始。就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而言，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大多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较之东部发达地区或中部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并不具备相应的立法条件;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处于探索期，这在东部发达地区尚且还未形成成熟合理的央地关系模式，遑论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落后、民族传统多元且复杂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诸多问题尚未厘清，自然无法加以立法规定。更何况，就当下而言，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重点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在于借助西部大开发的春风实现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和各民族群众民生权利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仍然需要国家和其他经济发达地方的经验支持和资源输入。(二)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利益分配的难题还未有效破解1991年，全国人大办公厅将广西上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8稿送各部委征求意见，多数部委均提出了10条以上的否定性意见，最终导致该草案被否决。这些部委反对草案，原因是草案中涉及了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利益分配的问题。自治条例必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问题。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惯例，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问题属于一国宪制问题，应由宪法加以规定，地方权力采用概括保留的方式进行规定，凡是宪法中没有禁止的都可以拥有，以此明确地方权力范围。在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只作原则上的规定，权力的边界不甚明了。我国曾长期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地方自治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地方往往受制于中央。在此种背景下，由地方牵头制定自治条例，由于缺乏权威性，必然会因国家部委的掣肘，而只能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最终不了了之。(三)如何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难题还未有效破解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是自治条例的根本属性和本质要求，也是自治条例的生命力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也曾对自治条例的立法提出要求:在制定自治条例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重在特殊性、灵活性上下功夫，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工作的健康发展。这一原则要求高屋建瓴，是十分正确的，为立法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为此，起草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专家、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通过走访群众、田野调查和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界人士的意见，力图充分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要求，为自治条例赋予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灵魂。然而，由于相关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如何强化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始终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作为自治条例上位法的《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开始实行，1994年列入修改立法规划，2001年才通过修正案。《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比较宏观，还需要国务院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办法》才能具体指导各自治区条例的制定。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办法》迟迟不能出台。2005年5月，国务院才颁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从实践方面来看，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至今无一出台，经验借鉴无从谈起。(四)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技术不娴熟自治条例的制定工作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需要高超的立法技巧和战略眼光。由于自治条例未能调动全国性的专家和力量，集合各方面的智慧，导致立法技巧严重欠缺。例如，在自治条例的制定过程中，广西注重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意见，这是好的经验。但因为没有对这些意见进行深刻的审查和甄别，将某些不太适宜的意见照搬进自治条例中，导致自治条例部门利益化，过分强调局部经济利益的诉求。把一些短期利益上升到自治条例规范的高度，不仅不科学、不合理，也加大了其获准通过的阻力。自治条例(草案)第19稿第34条第3款规定:“在自治区境内开发资源的企业所生产的初级产品，优先在当地加工。”这条意见似乎是经贸部门提出的，在拟定草案的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也许此条规定能照顾到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很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此条规定就已落伍。自治条例(草案)第19稿草案第59条规定:“自治区的财政预算支出按国家规定设立百分之五的机动资金和百分之五的预备费，机动资金按照上年决算的正常支出数额、预备费按照当年支出预算数额计算，由中央财政按年度专项核拨。”第60条规定:“由于国家财政体制的变更、国家政策统一调整以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自治区财政发生减收或增支时，由上级国家机关专项补助。”第66条规定:“自治区境内的中央直属企业上缴中央财政及其主管部门的收入，由上级财政部门全额返还自治区，不列入收入基数，由自治区自治机关合理安排使用。”［4］(P223～241)这些规定应该属于预算方面政府规章所规范的范围，似乎是财政部门提出的，规定太过于细枝末节，将其写入自治条例明显不合适，过分抬高了相关部门利益的地位。部门提出如此意见可以理解，但起草小组应该果断地不予采纳。一者，这些规定存在违背法律位阶体系、由下位法越位规范上位法的嫌疑，必然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强烈反对而导致其难以获得批准通过。二者，立法者应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和立法技巧，把握全局和大体，超越经济利益(特别是短期经济利益)的诉求，体现立法的宏观性、科学性、灵活性。

自治条例出台面临的机遇

尽管障碍依然存在，但应看到的是，党和国家、各民族地区一直没有停止对自治条例立法的探索。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日益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得到较大幅度发展。就此而言，自治条例的制定和出台也面临着诸多机遇。(一)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工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了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进行探索、创新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和国家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然要解决自治条例的立法难题。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抓紧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和办法，制定或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此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的部署和要求中。这些都为自治条例的制定出台创造了可贵的外部条件。(二)广西改革发展事业的迫切需要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和泛北部湾经贸合作的加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经济总量不断上新台阶。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提速，国家批准设立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南宁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广西与周边省区的联合与合作更加紧密。区域合作的新形势和跨越发展的新要求使广西更加迫切需要法制和体制机制创新，同时也为自治条例增加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提供了基本素材。(三)长期的立法实践已经积累了宝贵经验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享有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及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而制定并修正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法律体系的总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体现，它为自治条例的出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族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截至2004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133个，单行条例418个。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68件。至此，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包括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制定的民族方面的法规、行政规定等在内的民族法制体系。这些也将为自治条例的出台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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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的“一号文件”，是我党执掌政权以来第一次就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发出专门文件，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中央对此的关注程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民增收速度就逐渐放缓。进入九十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从一九九七年到去年的七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水平仅为百分之四，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百分之八，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不足二比一，扩大到目前的超过三比一。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由于占人口六成以上的农民购买力持续不强，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消费拉动力不足。这是内地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主要是因为农民有了承包经营权，随后农产品价格大幅提升，农村工业发展受到了鼓励。当这些政策被逐渐消化，而新的政策又未能适时出台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明显放慢了。增加农民收入，涉及到许多带有体制性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首先从农村来看，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并没有完全落实，农民还没有充分的权利按照各种产品利润的高低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特别是在一些粮食主产区，不论市场上蔬菜、瓜果、家禽或其它农产品的价格有多高，农民仍不得不继续种粮。

再看农村与城市的结合点。农产品进城的销售价一直受到严密监控。去年一度出现粮油价格上涨，城里便传出一片惊恐声，要求政府出招平抑粮油价格。而事实上此时的粮油价格还远比七年前低。据统计，二○○二年平均每个城镇居民用在粮、油、肉、菜方面的开支，比一九九六年少四十三元，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却增长了三千多元。就在这年，反映家庭食物开支与总收入之比的恩格尔系数，在城镇由上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猛降到百分之三十七，内地有媒体欢呼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象征，其实降幅如此之大，明显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表明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而从城市来看，进城务工农民仍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仅以年前内地广泛报道的老板欠薪情况为例，这些老板欠的基本上都是进城务工农民的薪水，却绝不敢欠城里人的薪水。进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相当低，在劳动保障、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待遇不公，而且收费繁多、检查繁多。现在农村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近一半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进城农民数以亿计，他们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也论及了上述三个问题。事实证明，增加农民收入不单是一个农村问题，必须农村和城市一起抓，从根源上抓起。

阻碍范文篇9

理论基础尚不完备生态农业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养殖、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加工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的支持。

以前的研究，往往是单一学科的，因此可能对这一复杂系统中的某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甚至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对于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还知之甚少。因此，需要进一步从系统、综合的角度，对生态农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素之间的耦合规律、结构的优化设计、科学的分类体系、客观的评价方法方面。这种研究应当建立在对现有生态农业模式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基础上，必须超越生物学、生态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应当是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需要多种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需要建立生态农业的自身的理论体系。

技术体系不够完善在一个生态农业系统中，往往包含了多种组成成分，这些成分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例如，为了在鱼塘中饲养鸭子，就要考虑鸭子的饲养数量，而鸭子的数量将受到水的交换速度、水塘容积、水体质量、鱼的品种类型和数量、水温、鸭子的年龄和大小等众多条件的制约。在一般情况下，农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对这一复合系统进行科学的设计，而简单地照搬另一个地方的经验，也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并不能取得成功。但目前在生态农业的实践中，还缺乏技术措施的研究，既包括传统技术如何发展，也包括高新技术如何引进等问题。

政策方面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使生态农业得到真正的普及和发展。而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对于生态农业政策的贯彻，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在有些地方，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民不能对土地、水等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

而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因素，有时也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因为对于比较贫困的人口来说，食物安全保障可能更为重要；但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农民来说，较高的经济效益，可能会成为刺激他们从事生态农业的基本动力。

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不能适应要求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服务与技术是同等重要的。

但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服务体系，在一些地方，还无法向农民们提供优质品种、幼苗、肥料、技术支撑、信贷与信息服务。例如，信贷服务对于许多地方生态农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民们来说，盈利可能往往在项目实施几年之后才能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服务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以外，信息服务也是当前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有效的信息服务将十分有益于农民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以满足市场要求，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另外，尽管必要的激励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生态农业应当更趋向于开发一种机制，以使农民们自愿参与这一活动。要想动员广大的农民自觉自愿、并能够自力更生地通过生态农业发展经济，能力建设自然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比较有效的能力建设机制，对于更为重要的基层农民来说，很少得到高水平的培训与学习的机会。

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不高发展生态农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目前生态农业的实际情况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在一些地方，仅仅依靠种植业的发展，难以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益。中国加入WTO，既为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之面临着新的挑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生态农业的发展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而其中，农业的产业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据估计，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土地资源相对短缺，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而人口在继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已经成为困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通过在生态农业中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业的产业化水平来实现。

组织建设存在着不足在生态农业的发展过程中，组织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指出的那样，新的挑战和问题的综合与相互依赖的特征，与当前的组织机构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独立而片面，与某些狭隘决策过程密切相关。中国当前的生态农业，也同样存在这种组织建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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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参合资金筹集困难参合资金筹集是农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面临的一大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家庭经济增长较低，生活困难所致。农民拿不出钱，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农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也使得资金筹措难度增大。此外，现行筹资状况远不能使农民得到保障，即参合与否意义不大，资金来源渠道过于狭窄，难以发挥市场和社会团体的力量。

（二）农民出现“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即“选择性加入”和“选择性退出”。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参保，主要以年轻人为主。这部分人认为自己年轻，身体健康，没有自我危机意识，往往没有积极的参保意识。上了年纪的人，由于身体状况问题，参保意识较高，这与年轻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型医疗主要解决的是农民的大病问题，如住院治疗。对于一般性的小病症，新型医疗一般不予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大部分人新医保的保障权利。此外，新农合只能针对发病率低但支出巨大的大病医疗费用进行补偿，对经常发生的小病无法进行报销补偿。这样没有生大病的人觉得自己交钱没有受益,就降低了继续参保的积极性。

（三）管理运行成本高，滋生腐败部分地区对新农合不够重视，一些县级财政没有提供足够的合作医疗运行经费，这样直接导致新农合专职人员无法全部到位，需要的相关配备无法置办齐全，一些数据操作只能采用手工完成，这样不但提高了管理成本，且资金管理风险增大。在实际的操作中，因无专门人员负责资金管理，资金极易出现被挪用或克扣的危险，成为一些腐败现象的滋生土壤。

（四）定点医疗机构药价贵，服务态度较差很多农民反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实施的过程中，定点医疗机构的药物价格不规范，部分医疗单位药价上涨厉害，使得参加新型医保的人员在定点医疗单位看病后能够报销的费用与在普通医疗单位支出的费用相差不大。从表面上看实行医疗报销，减轻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得到的实惠非常有限，这就激起了来百姓对新型医保的不满。另外，大多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比较混乱，设备陈旧，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较差，这就进一步激化了新型医保存在的矛盾。

二、完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对策

在分析沈阳市农村合作医疗现状的基础上，参考国外比较成功农村医疗保险模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一）加大宣传力度，正确思想引导一方面，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所处客观环境的限制，无法全面准确的认识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力量大力宣传新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民自身息息相关及其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环境的影响，农民主动投保意识一直不强，我们可以从思想上对其采取“典型示范、奖励先进、以点带面”的形式，引导农民参加医疗保障制度。

（二）创新管理形式，农民真正参与采取“政府领头，农民参与”的模式。目前，从根本上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的管理者、实施者、投资主体都是一个部门（政府部门）。试想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农村自己的医疗“保险公司或银行”，让农民能够积极参与进来，并让他们感到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积极管理这些保险基金，并形成一种组织管理模式，既能体现以“农民为主导”的原则，又能够提高农民对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认识，从而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对于医疗保险金的管理需要有一套健全的方案，因为这些钱是“救命钱”，容不得半点疏忽，国家应当要抓紧落实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保险基金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