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控制范文10篇

自我控制范文篇1

人类社会的自动控制系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机制。这种机制最典型地表现出过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剩余产品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当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没有生产剩余产品能力的状态中刚刚显示出具有生产少许剩余产品的能力时，人类社会便自动地、自发地形成了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过去人们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机制的形成进行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动控制系统作用的性质和过程。

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2)“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们、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们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们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4)

贪欲作为动力如何理解呢？在原始氏族社会道德之下，贪欲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也就同时产生了贪欲呢？贪欲似乎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属于意识范围内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之中。所谓贪欲，实际上是人类的需求在社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的一种畸形表现。人类的需求与任何动物的需求都不相同。如前所述，动物的需求在质与量上基本上都是不变的，而人类的需求却是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社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的需求便仅仅局限于对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水平。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需求都基本上保持在这样的低水平上而没有什么变化。这时还显示不出人类的需求与动物的需求的根本区别。但人类终究是万物之灵，当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有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的时候，便对人类的需求产生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而要进一步追求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但是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又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追求，于是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满足社会上极少数人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把生产劳动者的需求限制在最低的、和动物相似的水平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极其残酷的强制手段来压榨劳动者并掠夺和占有他们的剩余产品。这样便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剥削制度。这种被剥夺的对象作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即战争的俘虏，这些人过去往往是要被杀掉的，更早的时候甚至要被吃掉。而这时他们能够保全性命而从事劳动，虽然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料，相对地说也还算幸运的。(5)于是奴隶劳动的制度作为一种既成的事而被确定下来了。然而当人们惊奇地发现把每个奴隶生产的一点点剩余产品汇集到一起却变成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社会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巩固起来。同时由于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新的源泉，便使人类的需求在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中间急剧地膨胀起来。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层次且随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便在社会上的少数人身上畸形地发展起来。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就是人们所说的贪欲。所以，贪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堕落的问题，也不是任意产生的一种偶然现象，它体现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它的基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对物质资料的特殊需求。它的条件是社会生产既有所发展又相对地不发达。有所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相对不发达又意味着这些剩余产品还不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

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权制度。很明显，社会上的少数人要想长久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产品，就必须建立一种产权制度，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合法化并且有不可侵犯性。而这种财产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少数人对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造成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完全脱离。由此便造成劳动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和从属。这就为剥削者占有社会财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础，并造成剥削者养活劳动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换。商品交换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起着重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对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由于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换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巩固下来。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剩余产品对人们需求膨胀的满足，也就是提供了贪欲的经常实现的条件。

这样，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同时在私有制的推动下，人们又自发地形成了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手段。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剥削制度—奴隶制便产生了。在奴隶制下广大劳动者所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经构成人类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曾经唤起各个时代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同情。但是也应看到，正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造成的剩余产品的积累，不但汇成庞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空前高度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迅速地跳跃到文明时代。因此，如果我们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中自发地形成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定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和表现。这种自我控制机制的特殊表现不但具有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且也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所绝对必要的。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加速运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6)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是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7)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秘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自从奴隶社会以后，人类又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各有自己特殊的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对于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适应着该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殊方式。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同样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使得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三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种控制方式都是在前一种控制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种控制方式解体的直接结果。正因为各种控制方式依次的有机联系，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失控的状态，这就更进一步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

总起来说，这种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机制，就是以人类的自然本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能力、生存竞争的能力)为基础，转化为人类的社会本能(即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再通过这种社会本能来推动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使生产活动成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和具有永恒性的活动。而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中，人类个体的追求需要的最大化满足的欲望，便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把积累剩余产品的问题强烈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也就会根据各个时代的条件，自发地形成与该时代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而剩余产品积累的的实现就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那么，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呢？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剥削者，其追求需要最大满足的欲望和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二是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关系如何？

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从主观上说是与社会进步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由于人类需求的特点在剥削者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即需求的广泛性和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再加上生产发展对知识和技术等的需求也曲折地通过剥削者的个人需求表现出来，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个人需求和事业需求的综合。这种广泛而复杂的需求的满足便刺激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各个领域的众多的社会部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样剥削者追求个人利益行为便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客观上联系了起来。不管剥削者如何穷奢极欲，为了使其最大限度的需求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他们也必须把被他们强制地扣除的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发展各种事业，而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竞争就会更加促进这一点。(8)

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源泉来自劳动者，剩余产品的扣除是以总产品生产为前提的，支撑着人类社会大厦基础的是劳动者。因此，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然而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劳动者都是在被强制地扣除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毫无疑问，扣除剩余产品与生产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自然也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如果这种扣除的损失要比对其生存的另外的威胁相对说来较小的时候，则扣除剩余产品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从而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运行。但是这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仅仅面临着要么受剥削，要么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两种选择时；二是对剩余产品扣除的量不能超过每个时代劳动者可以忍受的限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置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的呢？这首先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劳动者个人的处境，例如：战争中被俘和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或者一定的人身依附；或者具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一切生产手段等等。其次，劳动者个人的处境又不是偶然地发生的，而是前一种社会自我控制方式解体的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与人类需求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状况。以上就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机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活动是指在自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余产品积累机制的驱使之下，人们所进行的可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自觉地预见其后果的那些生产、交换、分配等等活动。例如生产经营、技术和工具的改进、产品的设计；在交换过程中对商业、信贷、金融的经营和买卖；以及通过税收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再分配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们自觉地进行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具体的自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人类的自控系统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它们必定都是围绕着自控系统而运行并且是作为自控系统实现的条件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成为自控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了，不管人们是否认识这一点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地以积累剩余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和基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人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基本上说来都是作为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的保障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因为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需要力量的保证，特别是暴力的保证，而这种暴力只能来自国家。因此，以国家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间接地围绕着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运行的。但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剩余产品积累方式的保障系统的基本方面之外，有时还有破坏这一自控系统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

剩余产品的积累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本来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因为它不理会人们的喜、怒、哀、乐、赞成或反对。但是作为具体的过程，它又是在人们的利益对抗中实现的。正是这种利益的对抗就使积累剩余产品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产生了对立的价值观。作为强制者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认为这件事是合理、合法、神圣的。而对于被强制、被扣除者来说，则持反对的态度，虽然他们不一定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上，人们便产生了从意识到行为的对抗和斗争。这就是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充满了人类的历史，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在每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阶级斗争并不能左右人类积累剩余产品总过程，这个过程仍然像处于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那样，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只是在一种积累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向另一种积累的方式转变的时候，阶级斗争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利益和价值观对立的双方都是以自身的感受为根据的，因此双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来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各有各自的真理。在这里似乎是无法找到客观标准的。但是有两个情况似乎又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客观标准，一是多数问题，二是人类发展趋势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强制者总是少数，而被强制者则是大多数人口。这样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大多数人的立场作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一点虽然在过去的古代社会中表现并不明显，但在现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却表现得极其明显。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是从蒙昧、野蛮向文明发展的，且又是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强制性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也体现了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是在从受自然和社会的约束和压制的状态不断地向着彻底解放的方向发展着。人类终将彻底摆脱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9)从这方面来说，摆脱剥削和压迫是与人类解放的总趋势一致的。因此，真理应在被强制者这边。这样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正义理论，一直发展到今天。

然而根据正义的理论，所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都是应该受到诅咒和反对的。这就造成了人类的价值观与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矛盾，造成人们的感情与科学的矛盾，造成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不可移易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矛盾往往是通过事实与真理(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认识。因为价值观并不以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为转移，而是以人们对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感受为转移的。由于价值观的超前性，使得人们在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时，往往用价值、感情来代替对事实的理解。而当多数人的价值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冲突时，人们便根据价值观设想出一个与现实的不合理性相反的应然境界，这样就产生了人类的理想。于是人们便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理想去改造现实。而各个时代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最大的不正义，因而也就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了。当然，人们的理想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但也并非与科学规律完全没有联系。围绕着人类解放的理想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是一致的。但是又必须认识到，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并不能根据人类的理想任意加以改变，它的变迁自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人类的能动性至多也只能为这一变迁创造某些条件。但是人们往往并不觉悟，总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干预这一变迁进程。因为人们都希望今生今世看到理想的实现，而不希望把理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而当理想在和现实的碰撞中遭到挫折时，人们或者放弃理想而追求实利，或者将自己封闭在理想中而与现实隔离。其实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的是认识现实，认识存在于现实的深处并支配和控制着现实的客观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也就是要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秘密。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理想问题，才能将理想置于科学之上。

同样的矛盾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观条件是价值观的超前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但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落后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落后的水平、艰巨的任务、恶劣的外部条件、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主观力量上的优越条件，等等，这一切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影响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为完全可以凭借强大的主观力量来任意改变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其结果是造成深刻的教训。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的自我控制的社会系统，它规定着我们主观能动性的限度和努力的基本方向。能否正确处理人为系统和非人为系统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主义实践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要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两个系统的关系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两个系统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因而其界限很难划清。在人为的系统中，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增长是逐渐积累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把尚未达到的误认为无能为力的，从而将人为系统中的这部分内容视为非人为系统中的事物。另一方面，非人为系统中规律的实现，在具体过程中又是由各个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每一个具体过程由人们的意志行为构成，因此总的过程也一定是意志的产物。从而就可能否认非人为系统的存在。

然而人们如何区分这两个系统呢？问题难就难在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将二者区别开来。人们要想区别它，只能靠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历史的比较与分析。研究这两个系统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永恒性的任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8.以生产者的最低需求为前提而扣除的剩余产品，减去强制者的

最高需求，再减去其他人的一般需求，所剩下的部分就是社会

自我控制范文篇2

“我们希望儿童由自己控制而不是由别人控制,原因在于,能控制自己的人可靠而负责任,能指望他正确的行事。不管有无交通警,他们都不会去闯红灯”。(乔安·亨德里克)

21世纪需要创造性智力,更需要创造性人格。当我们探讨儿童社会化问题时,重在研究创造性人格。它包括开拓性、合作的意识和能力、独立意识、自信心、进取心、坚韧不拔的毅力、自我控制的能力、社会交往的能力和创新意识等必备品质。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人格品质及社会性的发展。有人认为,自我控制的能力对21世纪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自我延迟的满足是未来20年的前沿课题。

二、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内涵

在分析自我控制能力的内涵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下自我的概念。自我是知、情、意三方面统一构成的高级反映形式。“知”即自我认识,包括自我感觉、自我概念等;“情”指自我的情绪体验,包括自我感受、自尊、自爱等;“意”指自我控制和调节,包括自我控制和自我掌握。

由此不难看出,自我控制是自我意识的下位概念,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个人对自身的心理与行为的主动掌握,是个体自觉的选择目标,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抑制冲动、抵制诱惑、延迟满足,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保证目标实现的一种综合能力。它表现为意识对自我的协调、组织、监控、校正、调节的作用,使自己整个心理活动系统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与客观现实相互作用,以成功地适应社会。

三、对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结构

与自我控制相对的是冲动性。因此,许多研究重在从心理学角度围绕“怎样解决冲动性问题”进行,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对动作和运动的控制。沃德(Ward)“慢画测验”和“慢走测验”追踪研究儿童控制自己运动能力的发展,认为这一能力与儿童年龄的增长成正比。

2.对认知活动的控制。凯根(Kagan)“匹配熟悉图形测验”(MFFT)认为儿童认知型有熟虑型和冲动型之分。

3.对情绪情感的控制。米歇尔(Mischel)等设计的“延迟满足”实验认为:学前儿童抵制诱惑、延迟满足的整体水平较低(学龄期逐渐提高);道奇(Dodge)的研究发现:儿童情绪调节的能力存在个体差异。

然而,也有研究是从儿童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纵向发展阶段提出的。科普(Kopp,1982)认为,在儿童早期,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发展要经历五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为神经生理调节阶段;第二阶段属知觉运动调节阶段;第三阶段属外部控制调节阶段;第四阶段属自我控制阶段;第五阶段属自我调节阶段。需要指出的是,科普还认为: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两者之间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类别上的差异。与自我控制相比,自我调节在对外界灵活的适应性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每个发展阶段中,儿童的身心机能都发生着一些质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儿童更高水平自我控制行为的基础。此处纵向阶段的划分是以儿童的年龄为依据的,比较公认的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生时间为5—6岁。

与科普不同的是,勒温格(J.Lovinger,1970)认为:个体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发展在理论上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但这些阶段并不完全与个体的年龄相对应,不同的个体所达到的阶段是不同的,因而表现出自我调节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这七个阶段是:前社会的共生的阶段、冲动阶段、自我保护阶段、遵奉者阶段、良心阶段、自主阶段、整合阶段。不难看出,勒温格的研究注意到了个体的差异,所以更易被人接受。

四、对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影响因素

在对“影响自我控制因素”的研究中,人们的思维方式没有突破遗传、环境和教育三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方法上,人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运用实验研究,通过控制变量探讨具体情境下的相关和因果联系。主要的结论有:

1.神经系统的发育直接影响着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形成与发展(鲁利亚)。

2.不同的父母控制模式形成儿童不同的自我控制特征(爱德华兹,1971)。

3.言语指导(包括自我言语和成人言语)可以帮助幼儿控制自己的行为(利里·利伯特,1983)。

4.重大的生活事件影响情绪控制(道奇)。

5.榜样的作用对儿童自我控制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利伯特,1983)。

6.面对不同性质任务儿童所表现的自我控制能力不同(许政援,1987)。

7.物质诱因影响儿童的自我控制行为(张丹华,1989)。

8.幼儿的年龄、性别影响其自我控制能力(谢军,1994)。

9.游戏能够促进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展水平(但菲,1999)。

综上所述,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控制自己的动作到逐步控制自己的思维活动,儿童有了自我控制能力,意味着他能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行动、情感和其它各种活动,从而符合完成某种活动的需要。因此,培养儿童对行为的自我调控能力与良好的个性,是素质教育的当务之急。如何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交往、游戏情境创设等方面融入对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需要更多同仁积极大胆的尝试和努力。

参考资料:

[1]许政援,吴念阳,闵瑞芳.3—6岁幼儿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发展特点和影响发展的因素.心理学报,1987,(01).

[2]张丹华.诱因对3—6岁儿童自控行为发展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1989,(03).

[3]谢军.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04).

[4]杨丽珠.对幼儿自控能力培养的实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5]杨丽珠,宋辉.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研究.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01).

自我控制范文篇3

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2)“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们、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们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们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4)

贪欲作为动力如何理解呢？在原始氏族社会道德之下，贪欲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也就同时产生了贪欲呢？贪欲似乎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属于意识范围内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之中。所谓贪欲，实际上是人类的需求在社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的一种畸形表现。人类的需求与任何动物的需求都不相同。如前所述，动物的需求在质与量上基本上都是不变的，而人类的需求却是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社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的需求便仅仅局限于对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水平。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需求都基本上保持在这样的低水平上而没有什么变化。这时还显示不出人类的需求与动物的需求的根本区别。但人类终究是万物之灵，当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有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的时候，便对人类的需求产生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而要进一步追求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但是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又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追求，于是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满足社会上极少数人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把生产劳动者的需求限制在最低的、和动物相似的水平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极其残酷的强制手段来压榨劳动者并掠夺和占有他们的剩余产品。这样便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剥削制度。这种被剥夺的对象作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即战争的俘虏，这些人过去往往是要被杀掉的，更早的时候甚至要被吃掉。而这时他们能够保全性命而从事劳动，虽然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料，相对地说也还算幸运的。(5)于是奴隶劳动的制度作为一种既成的事而被确定下来了。然而当人们惊奇地发现把每个奴隶生产的一点点剩余产品汇集到一起却变成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社会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巩固起来。同时由于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新的源泉，便使人类的需求在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中间急剧地膨胀起来。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层次且随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便在社会上的少数人身上畸形地发展起来。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就是人们所说的贪欲。所以，贪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堕落的问题，也不是任意产生的一种偶然现象，它体现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它的基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对物质资料的特殊需求。它的条件是社会生产既有所发展又相对地不发达。有所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相对不发达又意味着这些剩余产品还不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

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权制度。很明显，社会上的少数人要想长久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产品，就必须建立一种产权制度，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合法化并且有不可侵犯性。而这种财产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少数人对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造成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完全脱离。由此便造成劳动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和从属。这就为剥削者占有社会财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础，并造成剥削者养活劳动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换。商品交换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起着重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对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由于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换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巩固下来。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剩余产品对人们需求膨胀的满足，也就是提供了贪欲的经常实现的条件。

这样，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同时在私有制的推动下，人们又自发地形成了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手段。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剥削制度—奴隶制便产生了。在奴隶制下广大劳动者所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经构成人类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曾经唤起各个时代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同情。但是也应看到，正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造成的剩余产品的积累，不但汇成庞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空前高度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迅速地跳跃到文明时代。因此，如果我们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中自发地形成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定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和表现。这种自我控制机制的特殊表现不但具有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且也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所绝对必要的。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加速运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6)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是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7)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秘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自从奴隶社会以后，人类又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各有自己特殊的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对于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适应着该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殊方式。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同样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使得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三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种控制方式都是在前一种控制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种控制方式解体的直接结果。正因为各种控制方式依次的有机联系，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失控的状态，这就更进一步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

总起来说，这种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机制，就是以人类的自然本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能力、生存竞争的能力)为基础，转化为人类的社会本能(即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再通过这种社会本能来推动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使生产活动成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和具有永恒性的活动。而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中，人类个体的追求需要的最大化满足的欲望，便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把积累剩余产品的问题强烈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也就会根据各个时代的条件，自发地形成与该时代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而剩余产品积累的的实现就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那么，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呢？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剥削者，其追求需要最大满足的欲望和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二是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关系如何？

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从主观上说是与社会进步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由于人类需求的特点在剥削者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即需求的广泛性和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再加上生产发展对知识和技术等的需求也曲折地通过剥削者的个人需求表现出来，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个人需求和事业需求的综合。这种广泛而复杂的需求的满足便刺激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各个领域的众多的社会部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样剥削者追求个人利益行为便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客观上联系了起来。不管剥削者如何穷奢极欲，为了使其最大限度的需求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他们也必须把被他们强制地扣除的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发展各种事业，而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竞争就会更加促进这一点。(8)

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源泉来自劳动者，剩余产品的扣除是以总产品生产为前提的，支撑着人类社会大厦基础的是劳动者。因此，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然而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劳动者都是在被强制地扣除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毫无疑问，扣除剩余产品与生产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自然也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如果这种扣除的损失要比对其生存的另外的威胁相对说来较小的时候，则扣除剩余产品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从而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运行。但是这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仅仅面临着要么受剥削，要么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两种选择时；二是对剩余产品扣除的量不能超过每个时代劳动者可以忍受的限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置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的呢？这首先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劳动者个人的处境，例如：战争中被俘和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或者一定的人身依附；或者具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一切生产手段等等。其次，劳动者个人的处境又不是偶然地发生的，而是前一种社会自我控制方式解体的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与人类需求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状况。以上就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机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活动是指在自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余产品积累机制的驱使之下，人们所进行的可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自觉地预见其后果的那些生产、交换、分配等等活动。例如生产经营、技术和工具的改进、产品的设计；在交换过程中对商业、信贷、金融的经营和买卖；以及通过税收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再分配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们自觉地进行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具体的自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人类的自控系统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它们必定都是围绕着自控系统而运行并且是作为自控系统实现的条件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成为自控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了，不管人们是否认识这一点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地以积累剩余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和基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人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基本上说来都是作为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的保障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因为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需要力量的保证，特别是暴力的保证，而这种暴力只能来自国家。因此，以国家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间接地围绕着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运行的。但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剩余产品积累方式的保障系统的基本方面之外，有时还有破坏这一自控系统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

剩余产品的积累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本来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因为它不理会人们的喜、怒、哀、乐、赞成或反对。但是作为具体的过程，它又是在人们的利益对抗中实现的。正是这种利益的对抗就使积累剩余产品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产生了对立的价值观。作为强制者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认为这件事是合理、合法、神圣的。而对于被强制、被扣除者来说，则持反对的态度，虽然他们不一定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上，人们便产生了从意识到行为的对抗和斗争。这就是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充满了人类的历史，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在每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阶级斗争并不能左右人类积累剩余产品总过程，这个过程仍然像处于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那样，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只是在一种积累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向另一种积累的方式转变的时候，阶级斗争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利益和价值观对立的双方都是以自身的感受为根据的，因此双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来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各有各自的真理。在这里似乎是无法找到客观标准的。但是有两个情况似乎又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客观标准，一是多数问题，二是人类发展趋势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强制者总是少数，而被强制者则是大多数人口。这样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大多数人的立场作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一点虽然在过去的古代社会中表现并不明显，但在现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却表现得极其明显。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是从蒙昧、野蛮向文明发展的，且又是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强制性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也体现了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是在从受自然和社会的约束和压制的状态不断地向着彻底解放的方向发展着。人类终将彻底摆脱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9)从这方面来说，摆脱剥削和压迫是与人类解放的总趋势一致的。因此，真理应在被强制者这边。这样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正义理论，一直发展到今天。

然而根据正义的理论，所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都是应该受到诅咒和反对的。这就造成了人类的价值观与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矛盾，造成人们的感情与科学的矛盾，造成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不可移易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矛盾往往是通过事实与真理(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认识。因为价值观并不以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为转移，而是以人们对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感受为转移的。由于价值观的超前性，使得人们在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时，往往用价值、感情来代替对事实的理解。而当多数人的价值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冲突时，人们便根据价值观设想出一个与现实的不合理性相反的应然境界，这样就产生了人类的理想。于是人们便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理想去改造现实。而各个时代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最大的不正义，因而也就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了。当然，人们的理想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但也并非与科学规律完全没有联系。围绕着人类解放的理想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是一致的。但是又必须认识到，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并不能根据人类的理想任意加以改变，它的变迁自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人类的能动性至多也只能为这一变迁创造某些条件。但是人们往往并不觉悟，总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干预这一变迁进程。因为人们都希望今生今世看到理想的实现，而不希望把理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而当理想在和现实的碰撞中遭到挫折时，人们或者放弃理想而追求实利，或者将自己封闭在理想中而与现实隔离。其实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的是认识现实，认识存在于现实的深处并支配和控制着现实的客观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也就是要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秘密。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理想问题，才能将理想置于科学之上。

同样的矛盾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观条件是价值观的超前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但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落后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落后的水平、艰巨的任务、恶劣的外部条件、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主观力量上的优越条件，等等，这一切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影响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为完全可以凭借强大的主观力量来任意改变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其结果是造成深刻的教训。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的自我控制的社会系统，它规定着我们主观能动性的限度和努力的基本方向。能否正确处理人为系统和非人为系统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主义实践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要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两个系统的关系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两个系统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因而其界限很难划清。在人为的系统中，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增长是逐渐积累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把尚未达到的误认为无能为力的，从而将人为系统中的这部分内容视为非人为系统中的事物。另一方面，非人为系统中规律的实现，在具体过程中又是由各个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每一个具体过程由人们的意志行为构成，因此总的过程也一定是意志的产物。从而就可能否认非人为系统的存在。

然而人们如何区分这两个系统呢？问题难就难在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将二者区别开来。人们要想区别它，只能靠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历史的比较与分析。研究这两个系统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永恒性的任务。

摘要：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个领域、两个系统；一个是人类的意志可以自觉地起作用的系统，可称为人为系统，另一个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系统，可称为非人为系统，即社会自我控制系统。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系统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正确地处理这两个系统的关系，不但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实践。研究这两个系统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人类自我控制系统及其运行机制，是社会科学永恒性的任务。

关键词：人为系统非人为系统社会自我控制机制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8.以生产者的最低需求为前提而扣除的剩余产品，减去强制者的

最高需求，再减去其他人的一般需求，所剩下的部分就是社会

自我控制范文篇4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后来又有人补充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虽然人们也承认人类对于必然的认识是一个无穷的过程，永无止境，但是似乎有一种定论，即凡是已被人类认识的东西，人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人的意志便可以主宰一切，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更加如此。因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由人参加的，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其意志支配的。这样说来，既然人类的历史是由无数人的意志的复杂的结合而构成的，因而它也应该是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但事实并非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这里所说的“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便象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规划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轨道，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其具体过程来说，由于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人们行为的结果，因此，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就整个进程和趋势来说，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人们的意志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是谁也没有想到也无法事先知道的。也就是说，人类在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总的方向和轨道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则是人类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认识它(相对地)却不能改变它。这样，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两个领域、两个系统：一个是人类的意志可以自觉地起作用的系统，可以简称为人为系统，另一个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领域，或称为非人为的系统，这就是人类社会自动控制的系统。

人类社会的自动控制系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机制。这种机制最典型地表现出过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剩余产品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当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没有生产剩余产品能力的状态中刚刚显示出具有生产少许剩余产品的能力时，人类社会便自动地、自发地形成了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过去人们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机制的形成进行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动控制系统作用的性质和过程。

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2)“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们、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们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们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4)

贪欲作为动力如何理解呢？在原始氏族社会道德之下，贪欲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也就同时产生了贪欲呢？贪欲似乎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属于意识范围内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之中。所谓贪欲，实际上是人类的需求在社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的一种畸形表现。人类的需求与任何动物的需求都不相同。如前所述，动物的需求在质与量上基本上都是不变的，而人类的需求却是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社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的需求便仅仅局限于对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水平。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需求都基本上保持在这样的低水平上而没有什么变化。这时还显示不出人类的需求与动物的需求的根本区别。但人类终究是万物之灵，当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有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的时候，便对人类的需求产生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而要进一步追求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但是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又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追求，于是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满足社会上极少数人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把生产劳动者的需求限制在最低的、和动物相似的水平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极其残酷的强制手段来压榨劳动者并掠夺和占有他们的剩余产品。这样便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剥削制度。这种被剥夺的对象作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即战争的俘虏，这些人过去往往是要被杀掉的，更早的时候甚至要被吃掉。而这时他们能够保全性命而从事劳动，虽然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料，相对地说也还算幸运的。(5)于是奴隶劳动的制度作为一种既成的事而被确定下来了。然而当人们惊奇地发现把每个奴隶生产的一点点剩余产品汇集到一起却变成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社会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巩固起来。同时由于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新的源泉，便使人类的需求在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中间急剧地膨胀起来。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层次且随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便在社会上的少数人身上畸形地发展起来。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就是人们所说的贪欲。所以，贪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堕落的问题，也不是任意产生的一种偶然现象，它体现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它的基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对物质资料的特殊需求。它的条件是社会生产既有所发展又相对地不发达。有所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相对不发达又意味着这些剩余产品还不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

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权制度。很明显，社会上的少数人要想长久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产品，就必须建立一种产权制度，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合法化并且有不可侵犯性。而这种财产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少数人对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造成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完全脱离。由此便造成劳动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和从属。这就为剥削者占有社会财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础，并造成剥削者养活劳动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换。商品交换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起着重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对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由于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换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巩固下来。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剩余产品对人们需求膨胀的满足，也就是提供了贪欲的经常实现的条件。

这样，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同时在私有制的推动下，人们又自发地形成了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手段。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剥削制度—奴隶制便产生了。在奴隶制下广大劳动者所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经构成人类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曾经唤起各个时代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同情。但是也应看到，正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造成的剩余产品的积累，不但汇成庞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空前高度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迅速地跳跃到文明时代。因此，如果我们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中自发地形成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定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和表现。这种自我控制机制的特殊表现不但具有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且也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所绝对必要的。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加速运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6)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是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7)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秘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自从奴隶社会以后，人类又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各有自己特殊的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对于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适应着该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殊方式。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同样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使得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三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种控制方式都是在前一种控制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种控制方式解体的直接结果。正因为各种控制方式依次的有机联系，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失控的状态，这就更进一步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

总起来说，这种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机制，就是以人类的自然本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能力、生存竞争的能力)为基础，转化为人类的社会本能(即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再通过这种社会本能来推动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使生产活动成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和具有永恒性的活动。而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中，人类个体的追求需要的最大化满足的欲望，便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把积累剩余产品的问题强烈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也就会根据各个时代的条件，自发地形成与该时代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而剩余产品积累的的实现就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那么，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呢？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剥削者，其追求需要最大满足的欲望和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二是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关系如何？

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从主观上说是与社会进步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由于人类需求的特点在剥削者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即需求的广泛性和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再加上生产发展对知识和技术等的需求也曲折地通过剥削者的个人需求表现出来，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个人需求和事业需求的综合。这种广泛而复杂的需求的满足便刺激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各个领域的众多的社会部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样剥削者追求个人利益行为便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客观上联系了起来。不管剥削者如何穷奢极欲，为了使其最大限度的需求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他们也必须把被他们强制地扣除的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发展各种事业，而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竞争就会更加促进这一点。(8)

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源泉来自劳动者，剩余产品的扣除是以总产品生产为前提的，支撑着人类社会大厦基础的是劳动者。因此，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然而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劳动者都是在被强制地扣除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毫无疑问，扣除剩余产品与生产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自然也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如果这种扣除的损失要比对其生存的另外的威胁相对说来较小的时候，则扣除剩余产品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从而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运行。但是这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仅仅面临着要么受剥削，要么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两种选择时；二是对剩余产品扣除的量不能超过每个时代劳动者可以忍受的限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置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的呢？这首先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劳动者个人的处境，例如：战争中被俘和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或者一定的人身依附；或者具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一切生产手段等等。其次，劳动者个人的处境又不是偶然地发生的，而是前一种社会自我控制方式解体的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与人类需求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状况。

以上就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机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活动是指在自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余产品积累机制的驱使之下，人们所进行的可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自觉地预见其后果的那些生产、交换、分配等等活动。例如生产经营、技术和工具的改进、产品的设计；在交换过程中对商业、信贷、金融的经营和买卖；以及通过税收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再分配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们自觉地进行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具体的自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人类的自控系统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它们必定都是围绕着自控系统而运行并且是作为自控系统实现的条件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成为自控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了，不管人们是否认识这一点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地以积累剩余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和基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人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基本上说来都是作为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的保障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因为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需要力量的保证，特别是暴力的保证，而这种暴力只能来自国家。因此，以国家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间接地围绕着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运行的。但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剩余产品积累方式的保障系统的基本方面之外，有时还有破坏这一自控系统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

剩余产品的积累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本来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因为它不理会人们的喜、怒、哀、乐、赞成或反对。但是作为具体的过程，它又是在人们的利益对抗中实现的。正是这种利益的对抗就使积累剩余产品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产生了对立的价值观。作为强制者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认为这件事是合理、合法、神圣的。而对于被强制、被扣除者来说，则持反对的态度，虽然他们不一定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上，人们便产生了从意识到行为的对抗和斗争。这就是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充满了人类的历史，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在每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阶级斗争并不能左右人类积累剩余产品总过程，这个过程仍然像处于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那样，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只是在一种积累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向另一种积累的方式转变的时候，阶级斗争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利益和价值观对立的双方都是以自身的感受为根据的，因此双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来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各有各自的真理。在这里似乎是无法找到客观标准的。但是有两个情况似乎又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客观标准，一是多数问题，二是人类发展趋势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强制者总是少数，而被强制者则是大多数人口。这样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大多数人的立场作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一点虽然在过去的古代社会中表现并不明显，但在现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却表现得极其明显。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是从蒙昧、野蛮向文明发展的，且又是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强制性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也体现了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是在从受自然和社会的约束和压制的状态不断地向着彻底解放的方向发展着。人类终将彻底摆脱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9)从这方面来说，摆脱剥削和压迫是与人类解放的总趋势一致的。因此，真理应在被强制者这边。这样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正义理论，一直发展到今天。

然而根据正义的理论，所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都是应该受到诅咒和反对的。这就造成了人类的价值观与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矛盾，造成人们的感情与科学的矛盾，造成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不可移易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矛盾往往是通过事实与真理(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认识。因为价值观并不以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为转移，而是以人们对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感受为转移的。由于价值观的超前性，使得人们在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时，往往用价值、感情来代替对事实的理解。而当多数人的价值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冲突时，人们便根据价值观设想出一个与现实的不合理性相反的应然境界，这样就产生了人类的理想。于是人们便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理想去改造现实。而各个时代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最大的不正义，因而也就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了。当然，人们的理想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但也并非与科学规律完全没有联系。围绕着人类解放的理想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是一致的。但是又必须认识到，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并不能根据人类的理想任意加以改变，它的变迁自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人类的能动性至多也只能为这一变迁创造某些条件。但是人们往往并不觉悟，总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干预这一变迁进程。因为人们都希望今生今世看到理想的实现，而不希望把理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而当理想在和现实的碰撞中遭到挫折时，人们或者放弃理想而追求实利，或者将自己封闭在理想中而与现实隔离。其实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的是认识现实，认识存在于现实的深处并支配和控制着现实的客观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也就是要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秘密。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理想问题，才能将理想置于科学之上。

同样的矛盾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观条件是价值观的超前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但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落后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落后的水平、艰巨的任务、恶劣的外部条件、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主观力量上的优越条件，等等，这一切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影响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为完全可以凭借强大的主观力量来任意改变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其结果是造成深刻的教训。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的自我控制的社会系统，它规定着我们主观能动性的限度和努力的基本方向。能否正确处理人为系统和非人为系统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主义实践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自我控制范文篇5

论文摘要:提高教学质量是中等职业学校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职业学校教师自我提高和完善，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本文就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自我控制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教学质量是职业学校教学管理的常规要求，是保证中等职业学校长盛不衰的祛码，因此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一个永恒主题。中等职业学校服务的对象是学生、企业、政府，所以教学质量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满足学生个人需求的程度，即学校的专业设置、师资水平等要满足受教育者的求学和就业需求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二是满足经济社会需求的程度，即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等要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学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三是满足政府需求的程度，即专业的设置与开发要满足政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与再就业的需求。教学质量本身具有多元性，它与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过程、资源管理等多个方面有关。对中职教师而言，提高教学质量，主要应把握住职业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的自我控制两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的教学目标

1.国家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

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90个工种实行就业准人制度，职业学校属于90个技术工种的毕业生，必须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已经由培养技术型人才转变为培养技能型人才。

2.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随着我国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社会急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当代职业学校学生的文化素养

大部分初中生的首选是进入高中学习，这就在客观上造成进人中等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在认知能力与习惯、学习基础与水平、兴趣爱好与特长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鉴于此，中职学校的教学质量应以满足国家、企业、学生的需求来衡量。中职教师必须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核心确定教学目标。

二、教学过程的自我控制

教学过程的自我控制包括:教师对课程教学内容的分解;单元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教学效果的评价与改进四个方面。由于教学的对象是有个性的学生，所以在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应突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如下图所示。

1.课程教学内容的分解

教学内容的分解主要体现在授课计划和实习计划中。教师应在深入了解专业教学计划，熟悉相关课程教学大纲，通晓主讲课程的专业知识要求和职业技能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确定主讲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主讲课程的计划课时和总体教学目标要求;二是平行课程、后续课程对主讲课程的具体要求;三是职业技能对主讲课程的职业要求;四是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特点。

以“外贸函电英语”为例，这门课需要学生掌握外贸商务信函文体的基本知识，包括各类商务书信、常用语句、术语及拟写技巧。通过对外贸业务磋商过程中各个环节往来函电实例的学习，熟悉、掌握外贸业务磋商各个环节的常用表达及写作技巧。

鉴于中职学生英语基础较差，在制订教学目标时，我放低目标，着重点在于使学生:①了解并熟悉外经贸进出口的关键步骤。②掌握外经贸业务信函撰写要点，初步做到能在一般情况下写出内容确切、表达得体、符合规范、语句通顺、没有语法错误的信函。授课形式以讲授函电知识和实训(模拟岗位操作)为主。

2单元教学目标的设定

布鲁姆的教育理论认为，“目标教学”是一种在教学目标指导下进行教学活动，根据目标评价教学效果，利用评价结果控制、调节教学活动的科学的教学模式。根据布鲁姆的教育理论，在“外贸函电英语”的教学过程时，我制定了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把教材进行了梳理，分成8个单元:Establishingbusinessrelations,Inquiry-Offer-Counteroffer,Order}Accep-lance，Contract,Packing-Shipment,Insurance,Payment,Claimo在每个单元学生都体验到买卖双方两个角色，单元结束后，达到这样的目标:学生能够分别以买方和卖方的身份对外贸信函进行磋商。

3.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

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不是选拔或淘汰人。在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中，我根据中职学生的特点，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设定细化的课堂学习目标。根据设定的课堂学习目标，采用“小步走、步步考、逐步提高”的方法使学生感受到学习成功的体验，建立学习的自信心。在课堂教学的课程中，将教学内容分解为几个简明的学习目标，通过课堂练习促进学生对学习目标的掌握，利用课堂测验检验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

如“Inquiry-Offer-Counteroffer”一单元中，第一课时，教学目标很简明:1}Toenablestudentstoknowaboutwhatinquiry,offerandcounterofferare(了解询盘、报盘、还盘的含义);②Helpstudentstolearnandmasterkeywords,phrasesandsentencepatterns(掌握一些外贸词汇及基本句型)。第二课时，教学目标提高为:①Learnstructureofabusinessletteraboutinquiry,offerandcounteroffer.②Helpstudentslearnhowtowritebusinesslet-teraboutinquiry,offerandcounteroffer(学习有关询盘、报盘、还盘的商务信函的基本结构，在教师帮助下，学写信函)。到第三课时，要基本达到最终的教学目标:tofinishwritingbusinesslettersaboutinquiry,offerandcounterofferthemselves(独立完成询盘、报盘、还盘的信函)。

在教学过程中，按够用为度，由浅人深、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逐个项目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承。

(2)采用直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我校的“国际商务实训中心”，是上海市首批实训基地。实训中心的硬件和软件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逼真的外贸环境。从第一节课，我就让学生分组组建自己的公司，并为公司命名，制作公司标牌，每次实训课把公司的牌子放在桌上，该公司成员坐在一起。模拟业务谈判情境，扮演不同的买家卖家，互相往来英文函电，洽谈业务。在每一个环节，使学生如临其境，切实锻炼了动手操作能力和实际业务能力。这些既能提高学生英文函电的写作能力，又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

(3)及时对课堂教学目标进行反馈。课堂教学目标反馈可以帮助教师有的放矢地改进和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我通过课堂测验和项目考核及时了解学生对知一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

以“建立贸易关系”为例，这个阶段学生刚开始学写外贸英语信函，用词、格式很不规范，总是达不到目标。我反思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发现目标任务过高，会使学生丧失信心。我尝试把如何写这封英语信函分成几个板块:100peningSentence告知怎样获得对方公司的名称和地址;②Self-intro-duction介绍你自己的公司是进口商还是出口商并告知你的业务范围;③InvitationSentence表达你的强烈愿望并说服与对方建立贸易关系;.ClosingSentence希望对方尽快给予明确答复。

指导学生逐一学习每一个板块，在每一个板块都有形式不同、意义相近的句式来表示。再给学生不同的背景材料，让他们进行操练。最后再串连成一篇完整的外贸英语信函。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完善了教学。

(4)辩证地看待“教”与“学”的关系。“教”是为“学”服务的。职业学校的教师在教学设计及教学实施的过程中，必须根据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更多地考虑如何“教”，才能促进学生更好地“学”。我在备课、课件制作、实施教学三个环节中，始终贯穿“教”促进“学”这个主题，重在指导学生学会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法，启迪学生的思维，挖掘学生的潜能。

4.教学效果评价与改进

教学效果既取决于教师的业务水平、组织能力、教学技巧、责任心等，同时也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课堂纪律和参与教学的程度。

对中职教师而言，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对学生学习成效的评价上。学习成效评价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增强学习责任感，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帮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难点，改进和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指导学生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在考核中突破传统的单一的书面考试手段，采用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手段。在教学过程中我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态度与课堂纪律;作业完成情况;课堂讨论、课堂测验与章节测验成绩;实训现场操作考评;学期考试成绩等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促进学生的学习，提高教学质量。

自我控制范文篇6

关键词：人为系统非人为系统社会自我控制机制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后来又有人补充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虽然人们也承认人类对于必然的认识是一个无穷的过程，永无止境，但是似乎有一种定论，即凡是已被人类认识的东西，人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人的意志便可以主宰一切，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更加如此。因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由人参加的，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其意志支配的。这样说来，既然人类的历史是由无数人的意志的复杂的结合而构成的，因而它也应该是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但事实并非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这里所说的“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便象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规划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轨道，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其具体过程来说，由于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人们行为的结果，因此，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就整个进程和趋势来说，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人们的意志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是谁也没有想到也无法事先知道的。也就是说，人类在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总的方向和轨道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则是人类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认识它(相对地)却不能改变它。这样，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两个领域、两个系统：一个是人类的意志可以自觉地起作用的系统，可以简称为人为系统，另一个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领域，或称为非人为的系统，这就是人类社会自动控制的系统。

人类社会的自动控制系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机制。这种机制最典型地表现出过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剩余产品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当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没有生产剩余产品能力的状态中刚刚显示出具有生产少许剩余产品的能力时，人类社会便自动地、自发地形成了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过去人们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机制的形成进行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动控制系统作用的性质和过程。

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2)“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们、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们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们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4)

贪欲作为动力如何理解呢？在原始氏族社会道德之下，贪欲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也就同时产生了贪欲呢？贪欲似乎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属于意识范围内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之中。所谓贪欲，实际上是人类的需求在社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的一种畸形表现。人类的需求与任何动物的需求都不相同。如前所述，动物的需求在质与量上基本上都是不变的，而人类的需求却是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社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的需求便仅仅局限于对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水平。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需求都基本上保持在这样的低水平上而没有什么变化。这时还显示不出人类的需求与动物的需求的根本区别。但人类终究是万物之灵，当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有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的时候，便对人类的需求产生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而要进一步追求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但是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又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追求，于是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满足社会上极少数人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把生产劳动者的需求限制在最低的、和动物相似的水平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极其残酷的强制手段来压榨劳动者并掠夺和占有他们的剩余产品。这样便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剥削制度。这种被剥夺的对象作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即战争的俘虏，这些人过去往往是要被杀掉的，更早的时候甚至要被吃掉。而这时他们能够保全性命而从事劳动，虽然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料，相对地说也还算幸运的。(5)于是奴隶劳动的制度作为一种既成的事而被确定下来了。然而当人们惊奇地发现把每个奴隶生产的一点点剩余产品汇集到一起却变成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社会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巩固起来。同时由于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新的源泉，便使人类的需求在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中间急剧地膨胀起来。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层次且随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便在社会上的少数人身上畸形地发展起来。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就是人们所说的贪欲。所以，贪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堕落的问题，也不是任意产生的一种偶然现象，它体现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它的基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对物质资料的特殊需求。它的条件是社会生产既有所发展又相对地不发达。有所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相对不发达又意味着这些剩余产品还不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

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权制度。很明显，社会上的少数人要想长久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产品，就必须建立一种产权制度，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合法化并且有不可侵犯性。而这种财产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少数人对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造成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完全脱离。由此便造成劳动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和从属。这就为剥削者占有社会财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础，并造成剥削者养活劳动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换。商品交换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起着重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对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由于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换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巩固下来。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剩余产品对人们需求膨胀的满足，也就是提供了贪欲的经常实现的条件。

这样，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同时在私有制的推动下，人们又自发地形成了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手段。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剥削制度—奴隶制便产生了。在奴隶制下广大劳动者所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经构成人类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曾经唤起各个时代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同情。但是也应看到，正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造成的剩余产品的积累，不但汇成庞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空前高度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迅速地跳跃到文明时代。因此，如果我们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中自发地形成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定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和表现。这种自我控制机制的特殊表现不但具有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且也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所绝对必要的。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加速运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6)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是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7)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秘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自从奴隶社会以后，人类又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各有自己特殊的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对于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适应着该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殊方式。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同样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使得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三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种控制方式都是在前一种控制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种控制方式解体的直接结果。正因为各种控制方式依次的有机联系，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失控的状态，这就更进一步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

总起来说，这种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机制，就是以人类的自然本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能力、生存竞争的能力)为基础，转化为人类的社会本能(即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再通过这种社会本能来推动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使生产活动成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和具有永恒性的活动。而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中，人类个体的追求需要的最大化满足的欲望，便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把积累剩余产品的问题强烈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也就会根据各个时代的条件，自发地形成与该时代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而剩余产品积累的的实现就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那么，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呢？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剥削者，其追求需要最大满足的欲望和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二是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关系如何？

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从主观上说是与社会进步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由于人类需求的特点在剥削者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即需求的广泛性和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再加上生产发展对知识和技术等的需求也曲折地通过剥削者的个人需求表现出来，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个人需求和事业需求的综合。这种广泛而复杂的需求的满足便刺激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各个领域的众多的社会部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样剥削者追求个人利益行为便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客观上联系了起来。不管剥削者如何穷奢极欲，为了使其最大限度的需求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他们也必须把被他们强制地扣除的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发展各种事业，而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竞争就会更加促进这一点。(8)

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源泉来自劳动者，剩余产品的扣除是以总产品生产为前提的，支撑着人类社会大厦基础的是劳动者。因此，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然而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劳动者都是在被强制地扣除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毫无疑问，扣除剩余产品与生产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自然也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如果这种扣除的损失要比对其生存的另外的威胁相对说来较小的时候，则扣除剩余产品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从而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运行。但是这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仅仅面临着要么受剥削，要么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两种选择时；二是对剩余产品扣除的量不能超过每个时代劳动者可以忍受的限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置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的呢？这首先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劳动者个人的处境，例如：战争中被俘和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或者一定的人身依附；或者具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一切生产手段等等。其次，劳动者个人的处境又不是偶然地发生的，而是前一种社会自我控制方式解体的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与人类需求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状况。以上就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机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活动是指在自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余产品积累机制的驱使之下，人们所进行的可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自觉地预见其后果的那些生产、交换、分配等等活动。例如生产经营、技术和工具的改进、产品的设计；在交换过程中对商业、信贷、金融的经营和买卖；以及通过税收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再分配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们自觉地进行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具体的自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人类的自控系统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它们必定都是围绕着自控系统而运行并且是作为自控系统实现的条件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成为自控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了，不管人们是否认识这一点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地以积累剩余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和基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人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基本上说来都是作为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的保障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因为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需要力量的保证，特别是暴力的保证，而这种暴力只能来自国家。因此，以国家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间接地围绕着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运行的。但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剩余产品积累方式的保障系统的基本方面之外，有时还有破坏这一自控系统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

剩余产品的积累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本来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因为它不理会人们的喜、怒、哀、乐、赞成或反对。但是作为具体的过程，它又是在人们的利益对抗中实现的。正是这种利益的对抗就使积累剩余产品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产生了对立的价值观。作为强制者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认为这件事是合理、合法、神圣的。而对于被强制、被扣除者来说，则持反对的态度，虽然他们不一定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上，人们便产生了从意识到行为的对抗和斗争。这就是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充满了人类的历史，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在每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阶级斗争并不能左右人类积累剩余产品总过程，这个过程仍然像处于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那样，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只是在一种积累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向另一种积累的方式转变的时候，阶级斗争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利益和价值观对立的双方都是以自身的感受为根据的，因此双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来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各有各自的真理。在这里似乎是无法找到客观标准的。但是有两个情况似乎又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客观标准，一是多数问题，二是人类发展趋势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强制者总是少数，而被强制者则是大多数人口。这样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大多数人的立场作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一点虽然在过去的古代社会中表现并不明显，但在现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却表现得极其明显。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是从蒙昧、野蛮向文明发展的，且又是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强制性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也体现了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是在从受自然和社会的约束和压制的状态不断地向着彻底解放的方向发展着。人类终将彻底摆脱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9)从这方面来说，摆脱剥削和压迫是与人类解放的总趋势一致的。因此，真理应在被强制者这边。这样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正义理论，一直发展到今天。

然而根据正义的理论，所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都是应该受到诅咒和反对的。这就造成了人类的价值观与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矛盾，造成人们的感情与科学的矛盾，造成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不可移易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矛盾往往是通过事实与真理(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认识。因为价值观并不以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为转移，而是以人们对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感受为转移的。由于价值观的超前性，使得人们在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时，往往用价值、感情来代替对事实的理解。而当多数人的价值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冲突时，人们便根据价值观设想出一个与现实的不合理性相反的应然境界，这样就产生了人类的理想。于是人们便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理想去改造现实。而各个时代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最大的不正义，因而也就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了。当然，人们的理想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但也并非与科学规律完全没有联系。围绕着人类解放的理想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是一致的。但是又必须认识到，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并不能根据人类的理想任意加以改变，它的变迁自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人类的能动性至多也只能为这一变迁创造某些条件。但是人们往往并不觉悟，总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干预这一变迁进程。因为人们都希望今生今世看到理想的实现，而不希望把理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而当理想在和现实的碰撞中遭到挫折时，人们或者放弃理想而追求实利，或者将自己封闭在理想中而与现实隔离。其实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的是认识现实，认识存在于现实的深处并支配和控制着现实的客观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也就是要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秘密。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理想问题，才能将理想置于科学之上。

同样的矛盾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观条件是价值观的超前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但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落后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落后的水平、艰巨的任务、恶劣的外部条件、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主观力量上的优越条件，等等，这一切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影响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为完全可以凭借强大的主观力量来任意改变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其结果是造成深刻的教训。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的自我控制的社会系统，它规定着我们主观能动性的限度和努力的基本方向。能否正确处理人为系统和非人为系统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主义实践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要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两个系统的关系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两个系统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因而其界限很难划清。在人为的系统中，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增长是逐渐积累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把尚未达到的误认为无能为力的，从而将人为系统中的这部分内容视为非人为系统中的事物。另一方面，非人为系统中规律的实现，在具体过程中又是由各个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每一个具体过程由人们的意志行为构成，因此总的过程也一定是意志的产物。从而就可能否认非人为系统的存在。

然而人们如何区分这两个系统呢？问题难就难在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将二者区别开来。人们要想区别它，只能靠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历史的比较与分析。研究这两个系统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永恒性的任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8.以生产者的最低需求为前提而扣除的剩余产品，减去强制者的

最高需求，再减去其他人的一般需求，所剩下的部分就是社会

自我控制范文篇7

关键词：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自我效能感

引言:大学阶段是学生人生发展及能力养成的黄金关键期。自我控制能力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规划和自我监督等方面的能力［1］。自我效能感是大学生进行自我能力主观判断和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程度，自我效能感高的大学生通常会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事务［2］。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均会对大学生的基本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为针对性地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感、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对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展开研究，通过数据揭示二者间的关系，具体研究思路为：①对大学生英语学习中自我控制能力及自我效能感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选定测量工具及研究对象，提出研究假设。②根据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量表和自我效能感量表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并利用SPSS27.0进行数据分析，验证研究假设是否成立。③分析研究结果，提出可行性建议。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1研究假设

对象及工具假设1：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及自我效能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假设2：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与自我效能感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自我控制能力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好。随机抽取17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38份，其中男生占44.90％，女生占55.10％；大一学生占25.40％，大二学生占24.60％，大三学生占26.80％，大四学生占23.20％。采用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量表［3］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4］开展问卷调查，其中自我控制能力量表包含4个要素和对应的10个因素。问卷采用五级计分标准，得分越高代表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感越好。

2研究结果

2.1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现状

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验证假设1，说明其自我控制能力较强，其中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思及自我实现维度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分值从高至低依次为自我反思（34.4855）＞自我实现（34.3261）＞自我判断（34.2681）＞自我观察（33.3913）。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反思均值较高，说明其在生活和学习期间经常进行自我反思、总结和回顾，有利于根据反思结果采取补救性措施。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观察能力有待提升，说明其在计划性、坚持性及自我认知能力方面还有上升空间，原因可能在于部分大学生缺乏清晰的自我认知，学习目标规划和监督执行能力不足，且周围的新鲜事物和电子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英语学习的坚持性，见表1。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现状，对其自我控制能力的10个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计划性、坚持性、任务效能感、自我监督、总结性、补救性、环境控制及求助策略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能够有计划地进行总结，并在自我监督和总结反馈结果的基础上采取补救性措施或求助他人，意味着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在这8方面付出较多，且回报率较高，但在自觉性及情绪控制方面还有待提升，原因可能在于：想要实现自我情绪控制，就需具备足够的专注力，大学生因受到周围环境、同伴、教师等因素的影响，专注力不足，易出现情绪波动。

2.2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效能感现状

表3结果显示，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验证了假设1，说明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能够对自身能力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对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心较高［5］。2.3大学生英语学习中自我控制能力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如表4所示，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及其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思、自我实现维度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即自我控制能力及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思、自我实现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好，这一研究结果与假设2相一致。

2.4大学生英语学习中自我控制能力与自我效能感的线性回归分析

以自我控制能力的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思、自我实现维度为自变量，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如表5所示，大学生英语学习中，自我控制能力的自我实现对自我效能感的预测值达到75.20％，且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建立回归方程y＝0.936x＋1.366，其中y表示自我效能感，x表示自我实现，说明自我控制能力的自我实现对自我效能感具有预测作用。

3结论与建议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及自我效能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自我控制能力及其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思、自我实现各维度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自我实现对自我效能感具有预测作用，根据结论提出几点建议：1）引导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认知自我情绪，提高情绪控制能力。高校可以通过完善心理咨询体系，定期开展以情绪认知、情绪表达、情绪控制等为主题的英语团队辅导活动，提高大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和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并通过问卷的形式实时监测大学生情绪控制情况。可以利用游戏兼知识传授等形式，如英语对话或英语话剧等向大学生传输“有情绪很正常，一会儿就过去”的情绪特性，使其认知情绪的种类、表达情绪的方法、控制情绪的技巧，能够释放消极情绪，体验积极情绪，避免因情绪不佳而出现过激行为。2）引导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认知自我，提高自我效能感。可以采用英语演讲和英语口译竞赛等形式，制定适合大学生且难度适宜的题目，使大学生从中体验到成就感，以此提升自我效能感。还可以邀请优秀的英语专业成功人士分享英语学习技巧和工作经验，使大学生能够重新审视自我，明确自身的就业方向和学习目标，并不断为此付出努力。

参考文献：

［1］张慧妍.内蒙古地区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19.

［2］李思婧.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与就业焦虑的关系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21.

［3］李京肽.理工科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与焦虑之关系———以成都市大学为例［D］．厦门：厦门大学，2013.

［4］许馨方.大学生完美主义、自我效能感与拖延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9.

自我控制范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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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道德发展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儿童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关于道德发展的研究，正如美国学者R.M.利伯特等人所言：“道德发展的研究有一度至多只被放在心理学的边缘，但近来它已处于显著地位，成为值得研究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课题。”［（1）］在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上，相对而言，国外起步较早。早在1894年，美国的厄尔·巴因斯和玛格丽特·沙卢伯格就在斯坦福大学开创了道德判断的研究。后来皮亚杰、柯尔伯格等人关于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国内本世纪60年代有一些关于青少年道德发展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如谢千秋的《青少年的道德评价能力的一些研究》。［（2）］但真正大规模的协作研究始于70年代末期。1978年，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以李伯黍教授为首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组，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立足于我国国情，在皮亚杰框架的基础上，应用科学实证的手段进行了一系列大样本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研究主要可分为五类：一是大范围地检验皮亚杰模式，同时对它进行一定的修正和发展；二是结合我国道德教育方针，探索我国儿童青少年以国民公德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的发展；三是国内各民族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跨文化研究；四是结合我国道德教育实践，进行影响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因素研究；五是道德价值观和品德结构的研究。［（3）］北京师范大学章志光教授为首的心理学同行，对学生的品德形成进行了教育心理学的持续研究，他们提出为建立我国德育心理学体系而组织的研究大致上沿着三条路线来进行：一是采用间接故事法测查我国3～12岁不同年龄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水平与特点；二是运用教育心理实验法探索学生道德行为表现的心理结构及其与教育条件、方式的关系；三是通过教育经验总结法，了解学生的问题行为及其矫正方法。［（4）］辽宁师范大学韩进之教授为首的关于青少年理想形成和发展的系列追踪研究以及西南师范大学曾欣然关于小学生品德认识心理结构发展的追踪模拟调查研究均显示了各自的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在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教授的组织和指导下，我国中小学生品德心理发展研究协作组采用问卷调查、情绪回忆、实验、观察等综合方法，从分析品德心理结构入手，在较大样本的基础上，调查和研究了儿童青少年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行为的发展趋势、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5）］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和心理学工作者在积极引进、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幼儿品德心理展开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6）］所有这些研究都为我国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然而，国内外有关道德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道德发展的认知方面进行的，关于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于3～9岁这一年龄段儿童道德发展的连续研究更是少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体道德发展过程，就是一种道德行为的学习过程，是社会道德规范经学习和实践演变为个体内在的道德品质的过程。这既是一种接受教育的过程，又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换言之，个体道德发展的状况，可以通过其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状况加以反映。依据品德心理能力序列［（7）］，笔者从知、情、意三方面着手，结合实际，查阅资料，编制了调查问卷，进行测试。在道德认知方面，着重考察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状况；在道德情感方面，着重考察自我体验能力的发展状况；在道德意志方面，着重考察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状况；然后综合三方面的资料，对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总体水平及各因素的发展水平与特点作出评价，旨在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促进儿童的道德发展提供一些科学依据。由于道德认知方面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在兼及这方面研究的前提下，重点研究了儿童道德行为与道德体验的发展。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本研究，将有关概念在此略加说明，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自我评价能力，是指儿童以一定社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思维活动为基础，对自己的思想品质和道德行为作出价值上的鉴别和判断的能力。其实质是指自我评价的适当性程度。一般而言，适当性越高，说明自我评价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本研究中自我评价的适当性程度，是通过比较儿童对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价及其父母对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价而得出的。两者间的一致性程度越高，说明儿童的自我评价越适当，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所谓自我体验能力，是指儿童在对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作价值上的判断时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能力。它与儿童的自我道德认知和评价是分不开的。

所谓自我控制能力，是指儿童在道德意志行为中善于自觉地掌握和支配其情感与行动的能力。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与其认识水平有关，与他们控制自己的需要、兴趣等直接愿望的水平有关。

二、方法

本调查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学前儿童和部分年龄偏小、理解能力偏差的学龄儿童采用个别谈话的方法帮助其完成答卷，由主试逐题念给他们听，并在问卷上记下他们的回答。

测试是在江苏城乡6所幼儿园和6所小学中进行的。测试对象按年龄随机取样，分3（指满3周岁不满4周岁儿童，下同）、5、7、9四个年龄组。共发放问卷640份，回收有效问卷600份。为便于统计分析，每一年龄组取140份，男女各半。

测试材料及计分方法如下：

本研究共使用4种问卷：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自测量表，分对行为控制（目的性、坚持性、自控性）、对情绪情感的控制（抗感性和自制力）、以及言行一致状况三个部分，共74个题目。自我体验能力自测量表共有26个题目。自我评价能力自测量表及父母问卷（对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价，内容与儿童自评量表相同）各有58个题目。

兹以自我控制能力量表题目举例如下：

1．你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吗？

2．你经常忘记该做的事吗？

3．一件该做的事，不论是否有趣，你都能愉快地去做吗？

4．只要对一件事不感兴趣，不管它是什么事，你都不会去做。

单号题为正向题，从“很多”到“很少”依次记3～1分；双号题为反向题，从“很多”到“很少”依次记1～3分，分别按男、女、城、乡、总进行统计。不同的是，儿童自我评价能力的分值取的是家长和儿童问卷二者差的绝对值。

最后，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水平将由自我控制与自我体验能力的和及与自我评价能力的差这三项总合分数反映。

三、结果与分析

（一）3～9岁儿童自我评价能力（SA）的发展

1．自我评价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

表13～9岁儿童SA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表1表明，学前儿童亦具有了一定的自我评价能力。按理说，人的自我评价能力应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未能反映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恰恰相反，学前儿童与学龄儿童相比，是前者强，后者弱。F考验表明，各年龄组儿童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年龄组间均数考验还表明，除3岁组与7岁组、9岁组有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之间均未达到显著差异（Z＜1．96，P＞0．05）。

一般而言，在对自己的评价方面，学前儿童较学龄儿童更加依赖家长和老师，而成人对儿童的评价较之儿童对自己的评价应该说更为客观一些。学龄儿童的自我评价虽然也依赖成人，但与学前儿童相比，他们已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只是这种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幼稚、不够成熟罢了。由此看来，调查所反映的结果，即儿童自我评价能力学前阶段高于学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常的。

2．自我评价能力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2。

表23～9岁儿童SA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其余各年龄组不同性别的儿童，其自我评价能力发展均无显著差异（Z＜1．96，P＞0．05），且无论是总体还是各年龄组都是女孩较男孩的自我评价能力强。这种情况可能与家长对男孩要求较松，而对女孩要求较严有关。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3．自我评价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3。

表33～9岁儿童SA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从表3可以看出，除3岁组外，其余各年龄组及总体上均为城市儿童的自我评价能力高于农村儿童，且在总体和5岁组表现为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城市儿童的自我评价能力高于农村儿童，主要原因在于前者更有可能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而人的认识和评价能力是与接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的。3岁组为何会例外，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今后作更进一步的探索。

（二）3～9岁儿童自我体验能力（SE）的发展

1．自我体验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4。

表43～9岁儿童SE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表4表明，总体上，儿童自我体验能力呈现出随年龄增长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发展是曲折的，不平衡的。F考验表明，各年龄组间有显著性差异。经组间均数差异检验，发现5岁组与7岁组和9岁组之间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说明学前阶段儿童自我体验能力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

2．自我体验能力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5。

表53～9岁儿童SE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表5说明，虽然总体上3～9岁儿童自我体验能力的发展是女性略高于男性，但这种差异无明显的统计学意义，而且各年龄组儿童自我体验能力的发展亦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3．自我体验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6。

表63～9岁儿童SE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1

表6表明，城市儿童的自我体验能力高于农村儿童，且这种差异在7岁组和总体上有着极为明显的统计学意义（Z＞2．58，P＜0．01）。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与儿童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相一致的。

（三）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SC）的发展

1．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7。

表73～9岁儿童SC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表7表明，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以7岁为一转折点，在此之前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在此之后其发展呈现为一种“高原”现象。说明7岁是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阶段。各年龄组间的差异，经F检验都达到极显著水平（F＝49．18，P＜0．01）。各年龄组间均数差异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2．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8。

表83～9岁儿童SC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从表8可以看出，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发展在学前阶段和总体上是女性高于男性，学龄阶段为男性高于女性，但这种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Z＜1．96，P＞0．05），说明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3．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9。

表93～9岁儿童SC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1

表9表明，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各年龄组，均为农村儿童高于城市儿童，且这种差异在9岁年龄组和总体上均有极显著差异。为何农村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强，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农村儿童的父母对子女要求较严，而城市儿童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较为宽容有关。

4．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的发展

（1）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0。表10表明，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三因素发展是不同步的。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在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感方面能力的发展有其共同特点，即以7岁为转折点，3至7岁呈上升趋势，7～9岁略有下降，但其水平依然高于学前儿童。言行一致性则随年龄增长而提高。F考验表明，在上述三方面，各年龄组间均有极显著差异。各年龄组间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除三因素在7岁与9岁之间以及言行一致方面3岁与5岁之间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间均有显著差异。说明3～9岁儿童在行为自控、情感自控和言行一致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具有较为明显的年龄特征。

表103～9岁儿童SC各因素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2）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11。从表11可以看出，各年龄组儿童在行为自控、情感自控和言行一致方面的发展均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Z＜1．96，P＞0．05）。

表113～9岁儿童SC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3）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12。表12表明，在行为自控方面，无论是总体还是各年龄组均为农村儿童高于城市儿童，且9岁组及总体上城乡儿童得分呈现为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在情感自控和言行一致方面，除9岁组城乡差异极为显著外，其余各年龄组和总体上均无明显差异；但学阶段是城市高于农村，学龄阶段和总体上则相反的特点却也比较明显。

表123～9岁儿童SC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5．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的发展

（1）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3。表13表明，3～9岁儿童在行为的目的性、坚持性和自控性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目的性方面，以7岁为转折点，在此之前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在此之后略有下降，但其水平依然高于学前儿童。在坚持性和自控性方面，则随年龄增长而提高。F考验表明，三因素的发展各年龄组间均有极显著差异。各年龄组间均数差异检验结果发现，除了三因素在7岁与9岁之间以及在自控性方面5岁与7岁、9岁之间无明显差异外，其余各年龄段之间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说明儿童在上述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

表133～9岁儿童SC各因素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2）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14。从表14看出，除3岁和5岁儿童在行为的目的性方面以及5岁儿童在行为自控性方面存在显著或极显著性别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和总体上在行为的目的性、坚持性和自控性三方面均未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143～9岁儿童行为SC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3）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15。从表15看出，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情况是：①目的性方面城乡儿童无明显差异，除3岁组外，其余各组及总体上均为农村儿童得分高于城市儿童。②坚持性方面，5岁组和9岁组城乡儿童之间有极显著差异，其余各组及总体上均无明显差异，从得分看，学前阶段是城市儿童高，学龄阶段及总体上是农村儿童高。③自控性方面，除5岁组儿童有显著差异，总体上有极显著差异外，其余各组城乡差异均不明显；但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各年龄组的得分，都是农村儿童高于城市儿童。

表153～9岁儿童行为SC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6．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的发展

（1）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6。从表16可以看出，3～9岁儿童在情感自控力的抗感（染）性和自制力方面的发展是不同步的，以7岁为转折点，在此之前呈上升趋势，之后略有下降，但其水平依然高于学前儿童。F考验表明，各年龄组在抗感性和自制力方面有极为显著差异。各年龄组间的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在抗感性方面3岁与5岁及二因素在7岁与9岁之间无明显差异，其余各年龄组之间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表163～9岁儿童情感SC各因素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2）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17。表17表明，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的发展，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各个年龄组，均无明显的性别差异（Z＜1．96，P＞0．05）。

表173～9岁儿童情感SC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3）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18。从表18可以看出，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情况如下：①在抗感性方面，学前段是城市儿童得分高，无显著差异；学龄段及总体上是农村儿童得分高，其差异显著或极显著。②自制力方面，除5岁儿童有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及总体上均无明显差异。

表183～9岁儿童情感SC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四）3～9岁儿童道德的发展

1．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9。

表19表明，3～9岁儿童道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的趋势是随年龄而增长。各年龄组间的差异，经F考验都达到极为显著水平（F＝15．12，P＜0．01）。各年龄组间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除5岁与7岁组儿童之间无明显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间均有极显著差异，说明儿童道德发展并非一种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

表193～9岁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2．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20。

表20表明，不论是总体还是各年龄组，3～9岁儿童的道德发展均为女性优于男性。不过，无论是从各年龄组还是从总体看，其道德发展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20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3．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21。

从表21可以看出，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得分，除9岁组外，总体及各年龄组均是城市儿童高。其间差异在学龄阶段是显著或极显著的，但在学前阶段及总体上，其道德的发展均无显著的城乡差异（Z＜1．96，P＞0．05）。

表21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l）P＜0．05（）P＜0．01

四、结论

1．3～9岁儿童道德发展随年龄增长而增长，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年龄特征，但无明显的性别特征。虽然除9岁组外，总体上和各年龄组得分均为城市儿童高于农村儿童，但这种差异只有在学龄阶段才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2．3～9岁儿童道德各因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自我评价能力是学前阶段高于学龄阶段。自我体验能力虽然是学龄阶段高于学前阶段，但学龄阶段呈现的却是一种高原现象。其道德各因素发展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和城乡差异，但无明显性别特征。

3．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行为自控、情感自控、言行一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行为自控和情感自控能力的发展，以7岁为转折点。在此之前呈上升趋势，在此之后略有下降，但其发展水平仍高于学前儿童。言行一致能力的发展则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三因素的发展均有较为明显的年龄特征，但性别差异特征均不明显。

自我控制范文篇9

关键词：高校；体育教学；健美操；情感引导教学法

随着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提升，许多现代化的体育项目成为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要项目，健美操就属于一种现代化的高校体育教学项目。健美操项目进入高校体育教学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教师对于健美操教学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从而限制了健美操教学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同时大部分教师在进行健美操教学时仅仅是以提升学生完成规定技术动作的能力为教学目标，逐渐与健美操教学的本质发生了偏离[1]。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显示，情感引导教学可以引导学生处理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学习，从而有效达到教育目标。

一、情感引导教学法简介

情感引导教学法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心理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教学方法。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内容，个体自我控制能力遵循双系统模型，即个体为了达到长期目标，而采取的主动避免短期诱惑，实现自我控制的行为。这种行为必须要以“本我”战胜“自我”为前提，所谓的“本我”是指个体对于长期目标的认知，而“自我”则是指个体对于短期诱惑的欲望[2]。传统的认知心理学仅仅从双系统的角度对个体的抉择过程进行了分析，在实际中大部分人选择对“自我”的压制来实现完美的抉择。而根据自我控制能力能量耗散原则，对“自我”的严重压制是一种对负面情绪的强烈控制，这种控制行为需要以大量的有意识自我控制资源消耗为代价，一旦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消耗殆尽则其下一步需要以自我控制为前提的任务就无法完成，最终导致决策失败，陷入到一种痛苦或懈怠的状态当中[3]。情感引导教学法则是通过对学生情感的引导，避免学生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提升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使得学生能够长期专注于学习过程，实现长远目标[4]。

二、高校健美操教学现状

1.学生对健美操的热情时效较短。现代健美操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开始在我国传播开来，但是健美操进入到高校体育教学中却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直到最近几年健美操才逐渐成为高校体育教学中一种较为普遍的项目。健美操不仅具有一定健身功能，同时还具有瘦身、塑形等功能，从而受到了高校学生的广泛欢迎。但是健美操的学习过程则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学生不仅需要达到动作的技术标准，同时还需要通过动作展现内在的精神风貌与文化价值，这就导致许多学生处于兴趣爱好选修健美操，但是这种兴趣爱好的时效性较短，大部分学生最终都沦为混学分，学习效果相对较差[5]。2.教师教学依然停留在表面。健美操是一种较为时尚的现代运动，但是却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作用也不仅仅局限在健身功能方面，还具有改善学生心理状态、促进学生情感发育等功能。但是当前阶段大部分高校体育教师在进行健美操的教学过程当中往往只是从健美操的技术动作方面入手，并不注重健美操其他功能的发挥。这种缺失了情感因素的健美操教学依然停留在浅层次的教学当中，无法有效满足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6]。从本校健美操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部分教师在进行健美操的教学时会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健美操技术动作的训练，这种单调乏味的训练往往导致学生对健美操产生一种厌恶感，也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

三、情感引导教学法在高校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

1.明确学习内容。在进行健美操训练之前向学生讲述健美操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安排、健美操所需要学习的运动技能、健美操学习的目标与效果以及健美操这一课程的考核方法[7]。大部分学生会因此对于健美操项目具备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意识到健美操学习所存在的困难，从而在心理上做好必要的准备。在这一阶段也要允许一些由于对健美操认知的缺陷而选择健美操的学生转修其他运动项目，从而确保学生最初的学习动机能够得以端正。2.合理安排训练时间。在确保学生对于健美操具备较高的了解之后，为所有学生提供系统的健美操训练。首先，健美操训练每周3个课时，每次课堂教学中动作示范教学时间为10分钟，学生动作充分训练时间15分钟，其他时间允许学生进行自主练习。这种方式能够有效降低学生因为大量的机械动作充分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最终导致自我控制资源的严重消耗，这对于保障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8]3.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在进行健美操教学的全过程当中，教师要与学生进行动态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在思想情感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避免学生因为思想情感的变化而造成的负面情绪而影响学习的发展。

四、对比结果

以下是以情感教学法实验班与非实验班的对比，均为女生，来自于大二年级的不同专业。所有学生在完成对应的教学之后均需要接受考核，考核的依据采用《全国大众健美操评分规则》中的部分指标，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学生健美操评价结果如下表中所示。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实验班的学生的考核要明显优于对照班的学生，统计学具有明显差异性（P＜0.05）。这说明通过情感引导法确实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健美操学习效率，从而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综上，可以发现情感引导教学法在高校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明显优于传统健美操教学方法，应该在高校当中进行大力推广。

参考文献：

[1]刘会波.高校健美操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与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4(12).

[2]邓德强,刘昊天,谢华,苗霄玮.外在控制与自我控制在抑制预算松弛中的作用:基于差异调查和道德认知的实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4(4).

[3]张力为.运动员的自我控制:重要理论及研究进展[J].心理科学,2013(3).

[4]詹鋆,任俊.自我控制与自我控制资源[J].心理科学进展,2012(9).

[5]李琼,黄希庭.自我控制:内涵及其机制与展望[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6]李力,廖晓明.积极心理资本:测量及其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基于高校积极组织管理的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1(12).

[7]付立菲,张阔.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学习倦怠状况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1).

自我控制范文篇10

目前，税收管理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企业税源难以有效控制，特别对涉农加工纳税人自收、自开、自抵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和废旧经营的废旧收购发票更是管理难点问题。税务机关一直无有效的方法予以解决，以致出现了将收购发票作为调节增值税税负、虚开进项骗取退税等重要工具，将收购发票变成“万能抵扣凭证”，只要没有抵扣发票都以收购以票代替。就目前的税收管理手段来看，在这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目前，税务机关对企业控管上，从控制的方法上，主要采取控制法，集中在以票控税、以耗控税、以税负控税这三个方面。从控制的类型上，主要采取得是开环控制，税务机关直接对纳税人产、供、销情况实施单向控制，也就是通过事后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源监控、税务稽查的方式进行控制。如下图：

税务机关→控制作用→纳税人→输出

由于在开环控制系统中施控者—税务机关不了解受控者—纳税人的输出信息，自然难以了解自己的控制效果。目前对纳税人控制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是控制标准制定的不科学。没有标准，就谈不上控制。如以票控税，控制的标准是收购发票发售量，主要根据初加工设备来来确定收购发票的发售量，通过控制发票发售量，来控制总收购量，这种控制对有设备不生产者，难以有效；以税负控税，主要是以实现增值税税负为控制标准，但增值税实现税负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受控者纳税人可以以种种理由来解释税负低的原因，说服力不强。

二是信息反馈不畅、不及时。由于目前对企业控制是单向控制，税务机关主要对异常申报的纳税人实施重点管理，并且没有制定后续管理措施，如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评估、稽查后是否从制定措施进行纠正，由于没有信息反馈机制，税务机关无从掌握，以致出现有的纳税人一年被评估多少次，年年被检查，而有的企业几年没有被评估过的现象。

三是部门协调不畅、配合不力。专业化管理程度高，在增强相互制约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部门间协调配合的问题。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够实现总体控制目标，由于目前我市实行的是征收、管理、评估、稽查相分离的专业化管理机制，部门联动、互动机制尚未形成，控制整体效果不明显。

四控制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对控制缺乏完善的检查考核制度，控制机构和人员无约束，缺乏责任制，纠正措施不能及时落实，无法了解纠偏措施的执行效果，控制只是治标不治本。

二、建立有效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管理控制理论认为，控制系统由施控者、受控者和实施作用过程、反馈作用过程构成。最常见的控制系统可用下图概括：

在一个控制系统中，不仅施控者对受控者具有控制作用，受控者对施控者也有反馈作用。

（一）有效控制的要求

控制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职能，必须是有效的。评估控制的效率，一般来说，应重点考虑以下标准：

1．目标的保障程度。控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计划或目标完成。就税收管理而言，控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管理目标实现，税收管理的目标是执法规范、征收率高、征收成本低、社会满意。如果一个组织未能完成如期的目标，就说明这个组织的控制无效或成效很低，无论是建立控制系统还是实施控制过程，都应以保障组织目标实现为基本准则。

2．解决问题的速度。控制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纠正偏差，俗称解决问题。控制越有效，解决问题的速度越快，如果一个组织中问题成堆管理者却仍然熟视无睹的话，就表明该组织已经失控了。问题久拖不决，则表明组织控制效率低下。

3．促进人们创新的概率。控制应努力促进人们创新，建立控制系统，不能将下属变成棋盘上的棋子，应给予他们发挥创造性的空间和权力，促进人们创新。

（二）有效控制的基础和前提

1．控制要有目标。一是目标是控制的标准。没有目标，谈不上控制。实现目标是控制的最终目的。目标制定越详细、越明确、越可行，控制也就越容易。所以，要做好控制工作，前提之一就是做好目标制定工作。二是控制本身也要有计划。对施控者来说，不仅要建立控制标准、控制程序，而且必须明确控制工作重点、方法和目标。

2．控制要依据有效有信息。信息是组织活动的要素，也是控制的基础的前提。控制必须依据有效的信息，控制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施控者向受控者传递指挥和决策信息、受控者向施控者反馈信息执行信息过程。没有信息的传递，控制就不能进行；没有正确、全面、及时的信息，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为保证获得有效信息，在控制系统中必须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传递网络和机制，保证信息畅通，要通过必要的信息处理机构，运用先进的信息传递、处理、分析工具，建立科学的分析报告。报告是管理中最常见的信息载体的信息方式，每一个组织都必须建立合理的报告制度。

3．控制必须建立起明确的责任制。标准的确立仅为控制提供了一个衡量计划执行状况的尺度。这个标准中有得到贯彻落实才会起到作用。通过制定责任制，使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明白自己了职责和要达到的标准，并在工作中自觉地履行职责，按标准要求完成任务。

4．控制要有组织。一是控制应建立专门的司控机构。二是是控制应注意协调。在一个组织中，控制是多方面的，各方面的内容和目的都不一样，为了保证组织的根本目标得以实现，各部门的步调必须一致，控制中必须充分注意协调。

（三）影响有效控制的因素

1．信息。控制必须以有效的信息为前提。如果信息不能顺畅流动，缺乏信息传递和反馈，控制就无法进行。信息畅通与否直接影响控制效率。

2．分权。分权和控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分权是控制的原因之一，控制是分权的保障。如果管理者在管理中分权不当，权力失控，就会影响控制效率。

3．标准。标准是控制的依据，但标准必须实事求是，科学可行。标准不能定的过低或过高，要与实际相符。

4．控制制度。控制制度决定控制工作本身效率。控制制度规定着施控者和受控者的职责、权力、工作内容和程序等。

5．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程度。控制的最终目标是要保证计划顺利完成，实现组织目标。部门间应围绕总目标，工作一致，不通自行其事，所行之事与目标相互冲突，这样会降低控制效率。

（四）自律是管理控制的最高境界

自律，也可以称自我控制，它指的是在管理控制中，受控者自觉地遵守计划和标准，主动地完成或达到施控者规定的标准，自觉地遵守施控者规则行为。其优点：一是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受控者主动采取措施去实现施控者制定的标准，不需要控制者采取一系列控制手段进行控制，可以减少控制的费用。二是有助于发挥受控对象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自律是受控者的自觉行动，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不易产生被监督检查管理那种对立情绪，易于缓解管理与被管理者之紧张关系，有利于构建和谐管理关系。三是有利于提高控制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自我控制是无时不在的。如果所有的控制对象都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与要求，自我控制就可以达到很高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四是自我控制效果持久。在施加外部力量的控制中，控制对象如果不是自觉地执行标准，一旦外部力量解除，控制对象的行为就会偏离标准。而自我控制是不需要自问强制力量的控制，它存在于控制对象的思想上，能够保持持久的效果。五是自我控制体现的是“以人为本”，信任、尊重人的管理思想。

自我控制的基础。一是要建立在同一认知基础上。要建立自我控制的机制，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认同组织的目标和原则。二是不断强化。自我控制形成之后，如果不继续强化，自我控制的力量就可能削弱甚至消失。强化的方法可以有多种，如培训、教育、奖惩等式都属于强化的手段。三是控制者以身作则。

建立自我控制机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自我控制不等于对控制对象放任自流。二是自我控制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三是自我控制应当与其他控制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提高税收控制效率的措施

2006年谢旭人局长在全国税源管理工作视频专业会议上强调：“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的基础和核心，是反映征管水平的重要方面，要大力实施科学、精细化管理，多管齐下，把税源管理抓好、抓实、抓齐。”

（一）树立现代控制观念。一是树立新的控制者与受控者关系的观念。传统的控制管理观念认为：施控者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受控者处于被支配地位。二者之间只有命令和服从关系。现代控制观念则认为，控制者与受控者是平等，控制者的权威只有被受控者承认和接受才有意义，施控者只有靠权力和威望才能实施，控制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税务部门提出的服务型管理理念。二是重视反馈。反馈是现代控制的特点之一，没有反馈，控制不可能提高效率。

（二）建立和完善税收管理控制制度。控制是提高管理质量和实现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要实现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必须建立完善的税收控制体系。

1．建立税收控制标准。就目前而言，税收控制的标准，应重点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负标准。根据各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出与本地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税负指标标准值。二是投入产出物耗标准。主要是投入产出数量标准，根据行业特点，制定出科学、合理、可行的行业投入产出物耗标准，主要是物耗、能耗、工耗标准。三是财务指标标准。主要是金额标准，包括行业平均利润率、毛利率、产成品中物耗价值比率、能耗价值比率、工耗价值比率、费用率等常用财务指标。

2．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建立与控制相关的信息采集上报制度，从目前税务机关所掌握的信息情况，难以实现控制的要求，必须按照税收控制所需的信息进行信息的二次采集，也就是要求纳税人在日常申报时同，根据税收控制的要求提供税收控制所需要的信息。税务机关对企业上报的信息运用一定的技术处理方式，进行分析、处理，发现纳税人在履行税收政策上存在的疑点问题。

3．建立税务控制与纳税人自控相结合控制体系。强化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控制的同时，要实施自控管理理念，实行税务机关管理性控制与纳税人自控相结合的方式。在自控上，可引用税收管理上所用的“预约定价”管理方式，由税务机关测算制定控制标准，然后与纳税人签定自我控制协议，由纳税人每个申报期自行对照标准，纠正在纳税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说明的一种方式。从而达到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融洽征纳关系的目的。

4．建立顺畅的部门协调、多层次的控制机制。税收控制涉及的税务管理的多个部门，从目前的税收征管机构设置情况看，主要涉及到征收、税收分析、管理、评估、稽查等部门，为协调各门在整个税收控制的职责，必须建立相应的控制责任、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应达到的目标、信息反馈等制度，形成部门互动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