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型范文10篇

主导型范文篇1

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任务重，要求高，难度也不小，但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精心谋划，长抓不懈，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一件一件实事抓推进，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我市的新农村建设一定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

下面，对工业主导型镇乡推进新农村建设，我再提以下四点要求：

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各镇乡（街道）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党政一把手对新农村建设工作要给予高度重视，做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督查，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工业主导型镇乡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龙头，具备建设新农村的良好基础条件，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不断创造经验，努力走在全市前列，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龙头。

二、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经济基础

经济是基础，新农村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工业主导型镇乡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产业扩张和提升，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结构，拓宽农民就业转移和增收致富渠道，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综合发展。要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创业发展热情，依托产业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惠及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进一步壮大繁荣农村工业，促进农村致富、农民增收，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之路。

三、要扎实推进实事工程，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落脚点放在富裕农民、造福农民上，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现代文明。要始终坚持惠民利民先行，加快推进村庄整容、农村饮用水、垃圾集中处理、农村放心店、农民素质培训、农民健康工程、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和新村建设等实事工程建设，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尝到甜头，增强新农村建设的信心和主动性。同时，要结合各自实际，因镇制宜，精心设计载体，着力解决群众最现实、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主导型范文篇2

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任务重，要求高，难度也不小，但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精心谋划，长抓不懈，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一件一件实事抓推进，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我市的新农村建设一定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

下面，对工业主导型镇乡推进新农村建设，我再提以下四点要求：

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各镇乡（街道）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党政一把手对新农村建设工作要给予高度重视，做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督查，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工业主导型镇乡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龙头，具备建设新农村的良好基础条件，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不断创造经验，努力走在全市前列，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龙头。

二、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经济基础

经济是基础，新农村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工业主导型镇乡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产业扩张和提升，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结构，拓宽农民就业转移和增收致富渠道，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综合发展。要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创业发展热情，依托产业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惠及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进一步壮大繁荣农村工业，促进农村致富、农民增收，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之路。

三、要扎实推进实事工程，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落脚点放在富裕农民、造福农民上，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现代文明。要始终坚持惠民利民先行，加快推进村庄整容、农村饮用水、垃圾集中处理、农村放心店、农民素质培训、农民健康工程、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和新村建设等实事工程建设，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尝到甜头，增强新农村建设的信心和主动性。同时，要结合各自实际，因镇制宜，精心设计载体，着力解决群众最现实、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主导型范文篇3

关键词：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监事会;银行高管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基本内容

概括而言，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基本内容：（一）监事会功能强大，股东控制程度较高德国公司监事会是代表股东与员工利益的监控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一是任免权，即监事会拥有聘任和解聘董事会成员的权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监事会有权罢免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违反公司规定、业务执行能力欠佳以及股东大会丧失了对董事会的信任等。二是监督权。监事会的监督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业务监督权。董事会必须定期向监事会汇报公司的具体业务执行情况；监事会能够随时督查董事会的重要业务执行结果。另一方面，财务监督权。监事会随时可以检查公司财务状况，也可以委托相关专家审计银行财务状况。三是特定事项批准权。监事会一般不干涉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但对于某些特定事项，监事会批准后董事会方可执行。四是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监事会有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五是高管薪酬决定权。监事会负责制定银行高管的薪酬制度，是激励约束政策的实际决策者，其作用类似于薪酬管理委员会。正是赋予了监事会上述权利，才使得其成为真正的股东行使监督和控制权力的机构，从而保证了股东所有权与控制权相统一、保证了对银行高管的有效激励与约束。（二）股权集中度较高，股东交叉持股与英美分散型股权结构不同，德国大财团和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公司大部分股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些大股东比较关注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以保证他们能够获取长期而稳定的收益。此外，在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下，银行与银行、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现象比较普遍，从而强化了彼此往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银企关系。德国银行既是银行的控股股东，又是银行的债权人，依靠这双重身份，其对企业行使着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三）市场约束机制相对较弱从德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分析，德国习惯于集权统治，习惯于大财团掌握社会经济命脉，这也导致其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不高、外部市场约束机制较弱。在德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存在诸多限制且上市融资的要求也很多，这使得大部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意愿较低。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下，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股东仅仅通过股票价格难以有效判断银行经营状况，更不可能有效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因而即便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也主要依靠银行大股东来采取拯救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以及外部并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有限。因此，在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下，外部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相当有限，想凭借外部治理机制来有效监督银行经营管理者是不可能的。（四）职工决策参与制德国公司治理模式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职工决策参与制，公司职工代表通过担任监事会副主席来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监管。职工参与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职工代表享有公司经营状况的质询权和知情权；在员工福利方面，享有与资方相同的表决权；有权在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并参与决策；监督劳资协议执行情况和员工利益维护情况等。职工决策参与制是有相关法律保障的，如1951年德国颁布的《煤钢行业参与决定法》、1952年颁布的《企业组织法》以及1976年颁布的《参与决定法》等都对企业职工参与决策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构成了职工决策参与制的法律基础。（五）激励机制较为合理德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薪酬激励机制（基本年薪、绩效工资、长期激励措施和福利津贴）与事业型激励机制（授予荣誉、终身雇佣和职务晋升），此处将重点阐述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基本特征。德国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具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薪酬结构较为单一。在薪酬结构中，年度薪酬占有相当比例，其主要参照国际同行业标准来确定；绩效工资是银行高管收入的主体，直接与银行业绩挂钩；通过股票期权方式进行长期激励，但其只是高管工资的一小部分；在银行高管福利津贴中，商业银行养老基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不显著。在薪酬制度上，德国银行薪酬标准要低于美国，银行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这种薪酬标准与德国的文化及法律制度密切相关。第三，薪酬标准确定依据比较合理。在制定银行高管薪酬标准之前，监事会会选择一系列重要指标进行评估，以确保高管薪酬标准的客观性、合理性，这些指标主要包括银行绩效、贡献、同行业水平、工龄、岗位以及学历等。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劣势

德国公司股权大部分集中在法人股东手中，不仅股权集中度高，而且股权结构较为稳定。在这种集中度较高的股权结构下，法人股东实现对公司监控的主要途径就是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因而该模式比较注重发挥内部组织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德国银行内部治理模式的实践结果表明：这种模式是适合德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有效模式，虽然略有不足之处，但是优势相当明显，总体上是利远大于弊。因此，我们必须辩证的分析和看待该模式的优点和缺点，以为我国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提供借鉴意义。具体而言，该模式的优点主要包括：监事会拥有强有力的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高管薪酬决定权，从而使其能够有效的激励与约束高管人员；股东持股比重大，使得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促使股东更加注重企业长远发展；股权集中度较高，使股东有能力和动力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决策，有效遏制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发生。这种模式的缺点主要包括：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股东持股的高度稳定性降低了股票的流动性，当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无法通过用脚投票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银行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容易导致高负债率，产生经济泡沫，从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股票流动性低致使资本市场既不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督约束作用。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借鉴意义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是基于德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律等因素建立起来的成功模式，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创新虽不能完全照搬该模式，但仍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它启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应注重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及风控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的重要作用。（一）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赋予监事会人事任免权和薪酬决定权德国公司监事会功能强大，既拥有财务监督权和业务监督权，又有董事会成员的人事任免权和薪酬决定权，保证了股东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一，防止了内部人控制问题与高管薪酬过高问题的出现。与德国公司监事会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独立性不强、监督权力和范围十分有限，从而导致监事会形同虚设。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权力的重新配置上，即通过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并赋予其人事任免权与薪酬决定权，以达到有效监管与激励银行高管人员，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和高管薪酬过高问题。（二）明确分工，突出监督重点德国公司监事会规模不大，一般在20人以内，只负责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监管。至于公司日常事务的决策经营，则一般交由董事会处理。此外，董事会须定期汇报公司财务状况和业务执行情况，监事会可以随时检查财务状况和业务执行结果。正是由于德国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之间分工明确，监督重点突出，才保证了其内部治理的有效运行。德国公司监事会的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应将监事会的监督重点放在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在涉及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以及重大经营方针等方面，监事会必须严格把关；在微观层次上，监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定期检查银行的财务情况和业务执行情况，一旦发现渎职问题，将启动相关责任人问责机制。（三）丰富监督手段，提高监督质量在充分赋予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日常事务决策权、经营权的前提下，遵循监督与管理相分离的原则，不断丰富监事会监督手段，提高其监督质量。一是借鉴德国公司监事会经验，在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常设若干专业委员会，聘请相关专家担任委员会负责人，定期检查银行的财务情况和业务执行情况，以实现监事会监督专业化的目标；二是完善综合绩效考评体系，加大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综合绩效考评力度，对于不能实现既定目标的相关负责人，要实行严格问责，从而督促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四）完善职工监事制度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下的职工决策参与制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了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这启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应注重完善职工监事制度，重点做好以下工作：设定好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并明确职工监事参与监督的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保障职工监事的知情权、质询权、监督权和表决权；职工监事由民主定期选举产生，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权利方面赋予职工监事监督权和起诉权，即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滥用职权并损害职工权益时，职工监事可申请监事会予以重新裁决；在义务方面，职工监事应定期向银行全体职工汇报履职情况）；充分发挥工会的监督职能，即当职工监事未能尽职尽责时，工会有权向监事会提议撤换职工监事的权利。（五）确立合理的银行高管薪酬标准德国银行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差距不显著，从而使收入差距保持在了合理范围之内，这主要归功于其比较合理的高管薪酬标准。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薪酬过高问题，即使是我国经济遭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银行高管薪酬水平也没有出现实质性下降，这无疑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损害了社会公平。因此，我国应学习、借鉴德国制定银行高管薪酬标准的方法，坚持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的改革原则，通过综合考虑银行绩效、员工薪酬水平、社会平均收入、贡献、同行业水平、工龄、岗位以及学历等因素来确定合理的高管薪酬标准和薪酬结构；坚持管理规范、监督有力的原则，强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银行股东、监事会、职工代表等对银行高管薪酬的监管，避免出现银行高管自定薪酬的现象。

作者:邢华彬 李 菁 单位:华夏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参考资料

1.佐藤孝弘.从银行影响力的角度分析德国公司治理的问题[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9）.

2.徐美茹.德国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借鉴[J].金融纵横，2011（11）.

3.任荣，熊鹏.德国全能银行公司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07（8）.

4.鲁茉莉.德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成效与问题[J].产业经济研究，2011（1）.

主导型范文篇4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因为，“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1页。），出现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代替个人自愿合作性安排，实施制度供给，实现制度均衡。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制度安排，减少了个人之间漫长的组织和谈判时间，并凭借其强制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保证制度供给的顺利进行。

第三，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和谈判，以便得到这群人的一致性意见，从而需要花费较多的制度创新成本。而“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106页。），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页。）。而且，政府的制度安排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4页。），使其可以比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低得多的费用实施制度安排。

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上述种种优点，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7页。），它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领域。政府（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以一致性为原则，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予以落实。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如果整齐划一地推行中央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违背一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这些制度很难有效率。这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之一。(2)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容易抑制个人自愿合作的制度变迁的产生。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第二级制度安排。

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一般而言，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改和完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安排需要大量的费用和多个主体的“一致同意”，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而第二级的契约制度安排，则具有经济性、自发性和自愿性的特点，涉及的主体少，所需费用低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因此，它应是个人之间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活动已渗透到了契约性制度安排方面，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其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契约性制度变迁的培育和生成，阻碍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3)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拥有过大的权力，会导致制度寻租现象的产生。如一些人抓住指挥部门经济的行政权力不放，力图维持“垄断租金”；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及审批特权牟取私利；一些人利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各种摊派；等等。

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在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如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的，如中国。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改革的约束条件，因为它“界定了改革战略的选择空间”，“有关制度主体就只能从被限定了的选择空间出发，来确定改革战略”（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关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按照林毅夫等人的分析，主要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危机，这就要求要进行坚决的改革，通过改革来改进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并使其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但并不需要采取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对旧体制一下子推倒重来的创世纪式的变革；改革前经济中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市场作用，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小的价差使我们得以承受双轨制，并利用之实现价格体系的根本转变；旧体制下的分权传统和改革之初的财政包干，有利于实行分权化改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2页。）中国经济上的二元性，如乡村－城市二元性、组织上的二元性、地域上的二元性等，使中国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一下子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关于改革成本，樊纲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施成本”，即搜寻、学习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一种是“摩擦成本”，是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损失。他提出，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改革进程开始得越早，越是在旧体制下经济还没有彻底恶化的时候就开始改革进程，一个社会就越可能走上“渐进改革”道路。越是顽固地企图保留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率或不再是有效率的旧体制，把改革的事业一拖再拖，越容易走上“激进”的道路。（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使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其主要特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即从原有体制外探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新路子。如国有企业或农民在完成了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发展非国有经济；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允许在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因旧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不会遭到反对（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市场力量日益增强，与体制增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对体制存量的压力和吸引力。这些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体制存量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过渡。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这一逻辑进程，如从价格双轨制到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资源由计划配置到基本由市场配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等等，都是对存量体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制度变迁从传统体制逐渐向其内核推进。

第二，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呈现出由局部向整体的梯度推进格局，它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宣布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是1983～1988年，扩大汕头、厦门为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成立海南省，作为特区省。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以明确东西部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1989年邓小平指出了东西结合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95年，中央指出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内地包括西部地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我国经济出现的不景气，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至此，中央的区域政策逐步统一，缩小了地方政府制度内寻租的空间，实现地方之间协调和一致，使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入整体性推进的阶段。

第三，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主要表现在：（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1页。）(1)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顺序。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国家虽然控制着土地的所有权，但无法控制其实际的使用权，国家的计划控制更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与城市相比，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得到的利益要少得多，因而农民更欢迎市场新体制；更重要的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受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越是接近“帕累托改进”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越小，也就越容易进行（注：樊纲：《论改革过程》，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而城市的改革则会触及到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难度也就更大。(2)先放权让利后产权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作为生产单位的工厂。而从工厂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环境的培育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先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企业产权改革创造了“辅导期”，或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适应期”，政府一方面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为企业创造外部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的辅导下可以适当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渐使企业领导人完成从“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以便顺利地进行产权改革，使企业走上市场。(3)先微观经济改革后宏观经济改革。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要素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是逐步甚至逐个引入的。这是因于微观经济的个别性与宏观经济的相对全面性，把微观经济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更容易发生引致效应大于破坏效应的结果，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并通过知识的逐步积累而不断选择更有利的变革方案，以连续的制度响应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依次是价格改革、城市工业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这些都属于微观性质的改革。到90年代，才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把宏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通过财政、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实现了调控手段重点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主导型范文篇5

同志们：

这次鹤峰现场办公会，州委、州政府十分重视。鹤峰县在我州率先进入由农业经济主导型向工业经济主导型转型，尤其是工业支柱产业和企业发展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这不仅对鹤峰而且对全州来讲，都是一个必须应对和解决的新的课题，对鹤峰乃至全州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昨天，我们参观了鹤峰的企业和工业园，今天听了鹤峰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汇报，州直各部门根据鹤峰县委县政府提出的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表态，最大限度地支持鹤峰县经济社会发展。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鹤峰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土家族文化的高峰，改革开放以来，鹤峰历届县委、县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辉煌

鹤峰县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一块文化的厚土。在历史上这里曾出现过“田氏”作家群，这里曾诞生了民族英雄陈连升，这里是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这里诞生了以李传锋、王月圣等为代表的鹤峰作家群，是恩施州少数民族作家群的主力军，他们这些文学艺术成就，代表了恩施州文学艺术的高峰。

鹤峰不仅创造了土家文化的辉煌，而且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建州以来的20年，又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新的辉煌，有一组数据可以足以说明：全县生产总值由1983年的6333万元发展到2004年的116232万元，增长18.35倍，财政收入由1983年的488万元增长到2004年的8016万元，增长16.4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234元增长到2004年的1618元，增长6.9倍，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983年的64.0：12.5：23.5调整为2004年的37.7：39.7：22.6，尤其是二产业上升了27.2个百分点，率先在全州实现了由农业经济主导型向工业经济主导型的转变。基本构建了以水电工业、药化工业、绿色食品加工工业为先导产业，以矿产、建材为接续产业的特色工业体系，逐步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尤其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鹤峰人敢为人先，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思想解放走在全州前列；打破姓“计”姓“市”的思想桎梏，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全州的前列；冲破姓“公”姓“私”思想障碍，推进民营化走在全省全列；推进“公司+基地+农产”的模式，农业产业化走在全州前列；以水电、茶叶、磷矿等优势资源为依托，走具有山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涌现了八峰、长友、华龙、世为等一批在恩施州乃至在全省有一定影响、成长性强的企业，工业化走在全州前列。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历届鹤峰县委、县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敢为人先，真抓实干的结果，州委、州政府对鹤峰的发展是充分肯定的。

二、鹤峰县率先进入经济转型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务必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快建设山区经济强县

第一，鹤峰县要认真研究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为全州县域经济发展探索一条新路

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进入经济转型时期，尤其是由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转型时期，往往是经济体制矛盾、经济结构矛盾、城乡结构矛盾、社会矛盾管理体制矛盾等各方面的矛盾交织和凸显的时期。鹤峰县要认真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认真研究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尤其要重点研究国家的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要认真研究产业发展问题和支柱工业发展问题，研究wto政策和产业外向化问题，研究县域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以工业化带动产业化，推动城镇化的问题，研究三次产业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问题，研究政策支撑的问题，研究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等等，总之，在经济转型时期，要从战略和方向上把握，从战术和措施上应对，为全州县域经济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子。

第二，在经济转型时期，鹤峰县要以坚持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快鹤峰经济社会发展

有什么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本区域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鹤峰县作为我州率先进入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县，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六大一强”战略，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防止和克服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片面地理解为放慢发展，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简单地理解为平均的、没有重点的发展，把“重农亲民”错误地理解为重农轻工、重农抑商，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肤浅地理解为“好人主义”等四种错误倾向，始终坚持在加快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统筹协调发展。

鹤峰县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要求,把握好“五个统筹”，一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努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二是要统筹区域发展。鹤峰既要统筹以县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发展，又要立足于湘鄂边区统筹协调边区区域经济发展。三是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既要统筹经济，又要统筹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共同进步。四是要统筹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又要遵循自然规律，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五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尤其要创新体制，吸引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加快鹤峰经济发展，为建设小康鹤峰打牢体制、产业、基础设施、人文四个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三，鹤峰县要大担探索，开拓创新，在体制创新上实现新突破

要打破一切束缚经济发展的桎梏和枷锁，使各种经济“细胞”活跃起来。一方面，要加快企业的制度创新，在企业推进股份制改造，建立“归属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起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产权单一或一股独大、作坊式生产和家庭式管理的问题，使鹤峰处于成长关键期的一批优势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建立“政企分开、高效透明、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加快建立公平竞争、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体系，使每一个企业在发展中找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现”的感觉。

第四，鹤峰县要争创一流环境，在对外开放上要走在前列

鹤峰在对外开放、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州前列，外贸出口占全州的一半以上，具备快马加鞭的条件。要紧紧抓住国内外生产要素重组、产业转移以重大机遇，努力加快鹤峰对外开放的步伐。要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又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软环境建设方面要争创一流，要按照“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工作标准的国际化、社会服务功能化、行政服务规范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和产业发展集群化”的要求，创一流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招商引资，不仅要“引进来”，加强工业园区建设，注重其内涵发展，还要“走出去”，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向境外拓展，扩大外贸出口。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把鹤峰建成全省重要的外贸出口基地。

第五，鹤峰县要把结构调整作为推动县域经济裂变的根本性举措，在民营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等方面走在全州乃至全省的前列

鹤峰要把优化经济结构作为全局性重要举措，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几个主要环节：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壮大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以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为原则，加快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三是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调整产品结构，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四是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用政策、法律、市场机制等多种手段，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一是要坚持走山区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经济发展要走在全州乃至全省的前列。鹤峰工业发展有较好的基础，已经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导向，以优势特色资源开发为依托，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转移，具有山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尤其是在水电工业、药化工业、外向型产业等发展上走到全省前列，当务之急是制定支持工业化发展的政策，把水电工业、药化工业、绿色食品加工业做大做强，尤其要下力气培植以磷化工业为主的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加快建成100万吨以磷肥、磷饲料为主的磷化工业基地，成为全州乃至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是要下大力气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民营化走在全州乃至全省的前列。当前，鹤峰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上档升级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推进民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家庭式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实施精品名牌战略，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做大做强一批优势企业，增加一批上市企业。

三是用谋划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使农业产业化走在全州前列。按照“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以大龙头带大基地，建大产业，创大效益。尤其是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一批元公害农产品基地。

第六，鹤峰县要弘扬创业文化，以创业文化推动全民创业

全民创业局面的形成，需要创业文化去推动。鹤峰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钱多当大老板、钱少当小老板、人人想当老板的创业文化，这种创业文化必须大力弘扬，要想让更多的优秀创业者脱颖而出，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创业文化氛围。要通过创业文化的建设，在群众中播下创业致富的思想种子，培育群众的市场意识，积极引导他们摒弃依赖政府、守土恋家等各种不思创业、不敢创大业的落后观念，倡导勇于吃苦、敢为人先、从零做起的创业精神，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在鹤峰的土地上充分涌流。

三、州委、州政府将加大对鹤峰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支持鹤峰的经济社会发展

这次鹤峰现场办公会，鹤峰提出系列请求解决的问题，州委、州政府和州直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答复，总的原则是体制机制问题，鹤峰要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州委、州政府全力支持，尽可能的解决。如何支持鹤峰发展，我不再重复答复意见，我只强调三条原则性意见。

第一，州委、州政府将高度重视、关注和支持鹤峰县的经济转型，每年尽可能地为鹤峰解决几个影响鹤峰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第二，逐步探索和建立支持鹤峰发展的政策机制、投入机制，在项目布局、信贷支持、城市建设、交通建设等方面向鹤峰倾斜。

主导型范文篇6

同志们：

这次鹤峰现场办公会，州委、州政府十分重视。鹤峰县在我州率先进入由农业经济主导型向工业经济主导型转型，尤其是工业支柱产业和企业发展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这不仅对鹤峰而且对全州来讲，都是一个必须应对和解决的新的课题，对鹤峰乃至全州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昨天，我们参观了鹤峰的企业和工业园，今天听了鹤峰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汇报，州直各部门根据鹤峰县委县政府提出的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表态，最大限度地支持鹤峰县经济社会发展。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鹤峰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土家族文化的高峰，改革开放以来，鹤峰历届县委、县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辉煌

鹤峰县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一块文化的厚土。在历史上这里曾出现过“田氏”作家群，这里曾诞生了民族英雄陈连升，这里是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这里诞生了以李传锋、王月圣等为代表的鹤峰作家群，是恩施州少数民族作家群的主力军，他们这些文学艺术成就，代表了恩施州文学艺术的高峰。

鹤峰不仅创造了土家文化的辉煌，而且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建州以来的20年，又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新的辉煌，有一组数据可以足以说明：全县生产总值由1983年的6333万元发展到2004年的116232万元，增长18.35倍，财政收入由1983年的488万元增长到2004年的8016万元，增长16.4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234元增长到2004年的1618元，增长6.9倍，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983年的64.0：12.5：23.5调整为2004年的37.7：39.7：22.6，尤其是二产业上升了27.2个百分点，率先在全州实现了由农业经济主导型向工业经济主导型的转变。基本构建了以水电工业、药化工业、绿色食品加工工业为先导产业，以矿产、建材为接续产业的特色工业体系，逐步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尤其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鹤峰人敢为人先，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思想解放走在全州前列；打破姓“计”姓“市”的思想桎梏，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全州的前列；冲破姓“公”姓“私”思想障碍，推进民营化走在全省全列；推进“公司+基地+农产”的模式，农业产业化走在全州前列；以水电、茶叶、磷矿等优势资源为依托，走具有山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涌现了八峰、长友、华龙、世为等一批在恩施州乃至在全省有一定影响、成长性强的企业，工业化走在全州前列。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历届鹤峰县委、县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敢为人先，真抓实干的结果，州委、州政府对鹤峰的发展是充分肯定的。

二、鹤峰县率先进入经济转型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务必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快建设山区经济强县

第一，鹤峰县要认真研究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为全州县域经济发展探索一条新路

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进入经济转型时期，尤其是由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转型时期，往往是经济体制矛盾、经济结构矛盾、城乡结构矛盾、社会矛盾管理体制矛盾等各方面的矛盾交织和凸显的时期。鹤峰县要认真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认真研究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尤其要重点研究国家的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要认真研究产业发展问题和支柱工业发展问题，研究wto政策和产业外向化问题，研究县域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以工业化带动产业化，推动城镇化的问题，研究三次产业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问题，研究政策支撑的问题，研究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等等，总之，在经济转型时期，要从战略和方向上把握，从战术和措施上应对，为全州县域经济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子。

第二，在经济转型时期，鹤峰县要以坚持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快鹤峰经济社会发展

有什么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本区域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鹤峰县作为我州率先进入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县，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六大一强”战略，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防止和克服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片面地理解为放慢发展，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简单地理解为平均的、没有重点的发展，把“重农亲民”错误地理解为重农轻工、重农抑商，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肤浅地理解为“好人主义”等四种错误倾向，始终坚持在加快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统筹协调发展。

鹤峰县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要求,把握好“五个统筹”，一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努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二是要统筹区域发展。鹤峰既要统筹以县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发展，又要立足于湘鄂边区统筹协调边区区域经济发展。三是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既要统筹经济，又要统筹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共同进步。四是要统筹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又要遵循自然规律，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五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尤其要创新体制，吸引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加快鹤峰经济发展，为建设小康鹤峰打牢体制、产业、基础设施、人文四个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三，鹤峰县要大担探索，开拓创新，在体制创新上实现新突破

要打破一切束缚经济发展的桎梏和枷锁，使各种经济“细胞”活跃起来。一方面，要加快企业的制度创新，在企业推进股份制改造，建立“归属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起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产权单一或一股独大、作坊式生产和家庭式管理的问题，使鹤峰处于成长关键期的一批优势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建立“政企分开、高效透明、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加快建立公平竞争、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体系，使每一个企业在发展中找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现”的感觉。

第四，鹤峰县要争创一流环境，在对外开放上要走在前列

鹤峰在对外开放、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州前列，外贸出口占全州的一半以上，具备快马加鞭的条件。要紧紧抓住国内外生产要素重组、产业转移以重大机遇，努力加快鹤峰对外开放的步伐。要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又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软环境建设方面要争创一流，要按照“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工作标准的国际化、社会服务功能化、行政服务规范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和产业发展集群化”的要求，创一流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招商引资，不仅要“引进来”，加强工业园区建设，注重其内涵发展，还要“走出去”，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向境外拓展，扩大外贸出口。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把鹤峰建成全省重要的外贸出口基地。

第五，鹤峰县要把结构调整作为推动县域经济裂变的根本性举措，在民营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等方面走在全州乃至全省的前列

鹤峰要把优化经济结构作为全局性重要举措，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几个主要环节：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壮大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以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为原则，加快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三是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调整产品结构，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四是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扶持发展农产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加工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用政策、法律、市场机制等多种手段，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一是要坚持走山区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经济发展要走在全州乃至全省的前列。鹤峰工业发展有较好的基础，已经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导向，以优势特色资源开发为依托，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转移，具有山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尤其是在水电工业、药化工业、外向型产业等发展上走到全省前列，当务之急是制定支持工业化发展的政策，把水电工业、药化工业、绿色食品加工业做大做强，尤其要下力气培植以磷化工业为主的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加快建成100万吨以磷肥、磷饲料为主的磷化工业基地，成为全州乃至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二是要下大力气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民营化走在全州乃至全省的前列。当前，鹤峰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上档升级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推进民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家庭式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实施精品名牌战略，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做大做强一批优势企业，增加一批上市企业。

三是用谋划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使农业产业化走在全州前列。按照“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以大龙头带大基地，建大产业，创大效益。尤其是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一批元公害农产品基地。

第六，鹤峰县要弘扬创业文化，以创业文化推动全民创业

全民创业局面的形成，需要创业文化去推动。鹤峰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钱多当大老板、钱少当小老板、人人想当老板的创业文化，这种创业文化必须大力弘扬，要想让更多的优秀创业者脱颖而出，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创业文化氛围。要通过创业文化的建设，在群众中播下创业致富的思想种子，培育群众的市场意识，积极引导他们摒弃依赖政府、守土恋家等各种不思创业、不敢创大业的落后观念，倡导勇于吃苦、敢为人先、从零做起的创业精神，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在鹤峰的土地上充分涌流。

三、州委、州政府将加大对鹤峰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支持鹤峰的经济社会发展

这次鹤峰现场办公会，鹤峰提出系列请求解决的问题，州委、州政府和州直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答复，总的原则是体制机制问题，鹤峰要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州委、州政府全力支持，尽可能的解决。如何支持鹤峰发展，我不再重复答复意见，我只强调三条原则性意见。

第一，州委、州政府将高度重视、关注和支持鹤峰县的经济转型，每年尽可能地为鹤峰解决几个影响鹤峰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第二，逐步探索和建立支持鹤峰发展的政策机制、投入机制，在项目布局、信贷支持、城市建设、交通建设等方面向鹤峰倾斜。

主导型范文篇7

虽然围绕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越发受到质疑与攻击，有人甚至将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但是在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遵从“华盛顿共识”所设计的发展道路，推行现代化进程，普遍没有获得预想的发展结果，甚至大部分国家以失败告终以后，国家、政府在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背景

（一）权威主义政体

———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的政治基础一个经济落后、社会秩序混乱，外部压力很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政治稳定。而没有制度化和缺乏稳定的民主政治框架所带来的政治竞争会急剧削弱后发国家的能力，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鉴于很多后发国家在长期殖民历史中，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础，加之经济基础大部分都极其脆弱，在独立后的政治实践中，大部分国家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选择了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在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成了维护政治稳定的最好手段，依靠强势的权威主义政权带来的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广泛的政府干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战后持续的权威主义政体在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毁灭性的内战和随后的政治动荡之后，从1961年起，韩国经历了长达32年的军人集权统治，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韩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政策和体制变化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权威并且高度集权的政府。正是这个政府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的高度稳定，并把加快经济的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权威主义政府依靠强制力使得提出的目标和政策没有遇到严重的和有组织的反对，能够比较顺利地制定和实施政策，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而这些对民主制的政府来说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韩国权威主义政体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主要作用和影响在于：

1.能提供秩序、纪律和稳定，解决了韩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稳定，发展无从谈起，虽然这种稳定是基于强权高压控制下的稳定。战后初期韩国在制度建设上很薄弱，选举、政治运动和民主的协商会引起混乱和不稳定，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掌权者来总揽大局。

2.为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如果离开了强有力的政府，根本无从谈起。而从朴正熙军事政变起形成的长达三十余年的权威主义统治为韩国实施有效又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可能。

3.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有限的国家资源，集中力量，依靠政治权力强有力的控制力和对资源的绝对支配能力，比民主政权更快、更好地完成既定目标。

4.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具灵活性，没有受到其他政治力量过多的牵制和干预，为实施灵活的实用主义政策带来保障。

5.在冷战和南北对峙的背景下，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很好地控制了左翼力量的发展和壮大，防止、限制了工会造成的混乱和给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维护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和环境。

（二）贫穷与落后———经济背景

战后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非常薄弱，经济政治环境及其恶劣。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1961年人均GNP仅80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市场机制不健全，同时又面临着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垄断资本的竞争，在国内外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地位。

这样的条件决定了韩国经济发展不可能走放任自流、自然发展的常规发展路径。如果没有创新，选择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路径，只能永远处于落后地位，无法实现经济的赶超。为摆脱这些困境，由国家制定和推动战略性导向的发展计划，改革内部社会关系和经济条件以及调整外部国际关系成为必然。

申克龙对欧洲近现代工业化的经典性研究说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那些后来者来说，更加困难而且更加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例如，单从资本的积累来看，当英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工业化进程仅处于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阶段，其对原始资本积累的资金数目要求不高且相对容易实现。当德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正处于以化工为主的重工业阶段，其对资本积累的资金数目要求要高得多而非单个和少数投资人所能承担。

因此，对于处在战后经济恢复期且面临更激烈竞争的韩国经济发展来说，政府的干预和支持显得更为需要。他们选择的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去培育、扶植和发展市场，弥补市场自我调节所产生的弊端，推进经济发展。同时它又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政府的调节、干预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在干预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组合的新机制。这种合力和新机制正是韩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韩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机制创新和政府与市场的合力，韩国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

（三）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

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世界政治体系中，韩国所处的地位十分特殊，一直处在世界大国相互对抗最激烈、最具危险性的地方。经济方面，基础薄弱、资源匮乏，这些决定了韩国政治经济具有很强的对外依附性。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对中心国家（尤其对美国）的依附是明显的。政治上不能脱离美国对军人政权的支持和认可；经济方面，在1965年以前韩国是仅次于越南、以色列的第三大受援国，其后又从美国大举外债，成为第四大债务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也严重依赖对美贸易。这种状态促使韩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十分脆弱，因而大力发展经济，从获得经济上的富足来谋得生存与发展；面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以维护国家安全，甚至实现国家统一；确立国际交往中与西方强国的平等地位等政治动机在推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韩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足以使韩国陷入“依附困境”，但韩国却出乎“依附论”者们预料，在探求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没有完全遵循“世界体系———依附论”的观点，而是在“依附”的基础上强调内源性发展，依靠国内的制度创新和全面动员有利于发展的所有内外因素，依靠自身努力成功摆脱了大多数处于“”的后发国家容易陷入的“依附困境”。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促使民族主义强烈的韩国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完全依附外部实现经济发展、特别是自身安全，对于韩国来说是不可行的。处于冷战对峙最激烈的前沿地带，身处美、苏（俄）、中、日四大国的夹缝，抵御日益强烈的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继而实现南北统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韩国不仅要依附强国，更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

在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很多重大的战略选择，大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比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积极推进并主导的重化工业发展战略，改善本土基础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强产业竞争力等发展经济的动机固然明显，但维护国家安全、提高自身军事实力、减少对美防卫依赖、提高自身自主防御能力的动机同样重要。

二、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要因

（一）“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原则

韩国政府树立“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原则是从朴正熙开始的，其后历届总统上任后均未放弃这一原则，始终把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作为第一要务，确保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朴正熙的观点是：“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1〕在当政者看来，韩国的所有问题、包括政治民主、国家安全、国家福祉等问题，解决的根本方法在于经济发展。朴正熙指出“为了改善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民主的方法亦可能不得不加以利用……今天，亚洲人民对饥饿和贫困的担心，甚于对极权主义施于他们的压迫的担心……亚洲人民首先要求获得经济平等，然后，再建立一个更平等的政治体制”。“对于像韩国这样贫穷的人来说，他们是在生死的边缘挣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济问题高于政治问题，强调民主是没有意义的”。〔2〕把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政治强权，同发展经济联系在一起，不惜以压抑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化要求为代价求得发展，这是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此外，韩国统治者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也可以解释为是为体现和确立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手段。在“经济发展第一”原则指导下，韩国围绕发展经济灵活、务实地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决策，并根据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和计划，动员所有力量推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权威主义政体与“经济发展第一”主义的指导原则的结合是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指导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竞争性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巧妙结合，进行了有选择的、以竞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即在战略实施中一直贯穿“指导资本主义”原则。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干预。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以集中的宏观经济决策规定产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通过指示性（而非指导性）的计划、控制经济参数的方式、甚至在许多情况下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政府的主要经济决策。“韩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在政府领导下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在实行私有制财产制度的前提下，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计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从而推动经济走向高速增长”。〔3〕朴正熙曾经明确提出“自由企业的原则是明显的，但是政府将直接参与或间接指导各种基础工业和其他领域”。〔4〕韩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模拟一个“自由的市场”以弥补后进国家和地区市场发育不全的缺陷。“韩国的例子关键在于政府的积极干预一直旨在应用一种十分接近与自由市场的产品与要素的相对价格的中度刺激———好像政府在模拟一个自由市场”。〔5〕韩国的政府主导型模式继承了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经济（凯恩斯主义）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和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是综合运用了各种经济理论当中适合自身实际特点的理论、观点，抛开无谓的主义、学派之争，一切从实用主义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终极目标，为我所用。正如有人所说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既非纯自由市场政策，也非纯政府干预政策，而是各种政策的大杂烩”，但又是最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

（三）“强政府”———政府主导型模式赖以成功的保障很多学者在研究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时，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其政治精英超强的经济运营能力和业务素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所带来的政治稳定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并不是构成经济发展动力的必然因素。也就是说，权威主义并不自然地产生追求经济发展的动机和动力，更无法保障经济发展能够获得成功。

显然在韩国居于权力运营中心的官僚机构及政治精英有强烈的、持久的发展动机，相应的政治以及经济干预能力。以高效率、高素质为特征的凌驾于各种权力之上的“强政府”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成功的重要保障。一般来说政府干预经济有它不可缺少的制度前提，即国家立足于自由经济机制的社会根基，国家能够自觉尊重社会公共利益，保持高尚的理性道德身份，拥有高于个人的理性与能力，或能够接受法律对自身的约束，使其能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行为约束底线，事实上成为社会的开明的理性领导者。〔6〕

特别是权威主义政权往往由于缺乏稳固的制衡，表现出低能和没有效率。刘易斯早就指出“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积极推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其主要障碍在于“不发达国家的管理人员倾向于腐败而低效率”。〔7〕

在韩国，政府通过垂直的层级制结构运用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裁决权来推动政策的执行。政府经济技术官员相对地独立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他们的工作和职权能够得到保护和支持。

高层的意图和决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到基层行政机关，官员很难违抗上级的指令，从而提高了效率。比如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由朴正熙亲自组建，不但亲自任命该机构的主要官员，而且还给予该机构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这种行政主导政治权力运作的特殊体制虽不能保证民主优先，但实行效率优先，发挥了政府的高效率，有力地保证了经济目标的实现，给韩国带来了经济成功。

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高效性和执政者的高素质相结合保证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作为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奠基人的朴正熙总统自不必说，在他执政期间组建了一个高效、高素质的官员队伍。据1971年统计，全国176名道以上的高级官员，其中大学毕业生为100人，研究生毕业为72人，其他学历为4人，70%以上的官员年龄在40—50岁之间。至于中下级官员，95%以上均有大学以上的文凭。据1978年对全国三级、甲以上的官员的调查，企划院90人当中，58人是学士，28人是硕士，4人是博士。财务部71人中，57人是学士，11人是硕士，1人是博士，其他部门也都如此。这样推行行政队伍的高知识化，自然保证了决策与执行的理性化与科学化。

三、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一）民主化与权威主义政体的瓦解

权威主义政治在市场经济发展顺利的国家不可能摆脱过渡性性质，它向民主政治演进是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抱负和期望也随之发生变化，参与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民主意识大大增强，参与政治的阶层更为广泛，过去自上而下的以权威主义为特点的决策方式遇到越来越多的牵制与阻力。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与可信度，以各界广泛共识为基础，遵循民主、平等、自由原则进行决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同时，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试图通过参与政治决策来实现、维护自身利益，对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进而形成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运动，动摇了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根基。

面临民主化的高潮，以卢泰愚于1987年6月29日发表的八点民主化宣言为起点，开启了韩国政治转型的大门。1992年12月金泳三被选为总统，这标志着新韩国政治的开始。金泳三执政后大胆采取措施清算权威主义、实行军队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等，提出要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成熟、民主的新韩国。正如韩国政治学家金浩镇所说“如果说卢泰愚政权的五年是摆脱军事权威的过渡期的话，那么金泳三政权的五年就应该是完成民主化的过渡期。”〔8〕

权威主义向民主化的转型可以说是韩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动摇与瓦解使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丧失了其继续存在的政治前提，自然随之产生变化。而民主政体的确立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向市场主导模式过渡。

（二）经济自由化的冲击

政府主导型体制对韩国经济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但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这一体制转变的滞后阻碍了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随着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政府主导型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如抑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妨碍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使市场信号对经济运行的反馈不明显，无法对国际经济形势应付自如等。

在韩国内部，一些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政客和学者，在遭受金融危机后，把韩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根源指向了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干预，再加上外部（西方学者）对韩国政府主导模式的批评和指责，使得韩国国内主张改变政府指导模式进而采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人，在“政府主导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占据了优势。

（三）外部压力

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及韩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日益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与冲击。过度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价格扭曲、保护贸易、人为的低汇率政策、金融扶植、压制竞争等措施，在主导全球贸易的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看来是违背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对韩国施加了巨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竭力向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倡导“自由民主秩序”，同时开始实行新的外交政策计划。

这一计划的目标是迫使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削弱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向商品和资本流动开放边界并服从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而使亚洲国家将美国的经济体制作为资本主义模式最完美的典范。

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逐渐发生动摇，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IMF主导下进行的（迫于外部压力进行的）改革，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改变韩国特有经济发展模式”转而追求英美式自由经济模式。特别是金大中、卢武铉两任出身总统执政期间，以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步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多地遵循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韩国似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在韩国第17届总统选举中，代表右翼保守势力的在野党韩国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代表左翼势力的大统合民主新党的郑东泳。获胜的关键因素就是利用在执政期间领导经济不力，导致韩国经济的不景气的情况，而大打经济牌。李明博甚至提出政权执政十年对韩国经济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要对此前十年政权的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审判。从李明博执政一年多时间里的政治运营和经济政策来看，有明显加强政府经济职能的倾向，似乎让人依稀又看到以往保守政权重视府干预的影子。如积极推进的四大河流改造项目，媒体关联相关法案的强势通过，积极推进和欧盟、印度等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虽然打着实用主义经济的旗帜，不免让人联想到以往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但不管怎样，完全回到以往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太可能，因为现今的韩国政治、经济基础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说围绕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着一次激烈的争论和新的探索，未来走向值得我们关注。

四、经验与启示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对经济发展干预与作用，与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有着最强大的政府以及强烈的政府干预偏好。因此认真总结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变化及成功要素，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面对经济基础薄弱、民主意识缺乏、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经济建设中心”绝不能动摇，必须作为现阶段党和政府的全部工作的中心，倾全力实现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这才是解决当前我国在现阶段所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使其持续发挥巨大作用，并为我们最终走向民主化构筑坚实的基础。

第二，坚定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建设高素质的行政队伍是现有体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权威主义政体虽然权力集中，甚至推行强权统治，但依靠高效率、高素质的官僚队伍所组成的“强政府”，保证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成功。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权威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由民主主义取而代之是历史必然，以权威主义为政治前提而存在的政府主导模式必然要面临转型，韩国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极高的成本。

主导型范文篇8

摘要：社会保障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必须要由国家或政府统一管理，由财政承担主要的费用支出和兜底责任，但是由于政府财政职能的缺位，我国农村一直处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功能日趋弱化，以财政为主导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因此，必须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权责划分，增加农村社会保障的合理投入，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最终构建以财政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财政；农村社会保障；土地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以财政为主导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村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不仅是每一位公民应享受的权利，更是政府应尽的职则。

一、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财政缺陷

1.社会保障立法滞后导致财政政策缺乏稳定性、连续性

我国现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法规主要包括：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2003年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联合的《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2004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但层次低、稳定性差、权威性不高，甚至得不到相应的贯彻执行。20世纪90年代末,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将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缴费视为农民负担不允许征收,这与国家支持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法规政策相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1]。

2.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不合理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缺失

从受益范围来看，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应该属于全国性公共品。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全国性公共品的提供应该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实行的是县级统筹，农村社会保障的提供是以县乡两级地方政府为主。然而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政府为了保障各自的财政收入而层层下压，造成作为最基层财政的县乡两级预算内财政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加上分税制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只解决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与财政支出密切相关的事权并未得到合理划分，造成事权与财权的分离。现在农村社会保障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不仅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压力，而且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容易出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我国现实已表明,地方财政实力越强，该地方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相反,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则该地方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甚至造成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3.财政投入偏低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

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伊始，政府就逐步增加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对数额亦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农村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比重仍然一直在极低的水平徘徊。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仍严重偏向城市，对农村投入水平偏低，不足以支撑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有资料显示，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支出总数的88.6%，农村仅支出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其中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近30倍。1991—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平均为15%，已经达到某些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杨翠迎，2005）。同时，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风险的加剧等有了明显的提高，财政供给不足和需求增长的双重压力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公务员之家

4.农村社会保障的多头管理导致社会保障资金的分散运行和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是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条块之间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无统一的管理立法。最低生活保障、优抚安置和社会救济归民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医疗保障归卫生部门管理,形成了“多龙治水”的管理格局。与此适应,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也分散于各种保障项目当中,由各具体职能部门分散使用。仅以政府财政为支撑的保障项目来看，主要包括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和社会救济等，目前各级财政、民政、扶贫、教育等部门都安排有一定规模的资金用于救济、扶助农村特困弱势群体。这种管理体制必然会导致机构重叠,执行成本高昂,有限的农村社保资金很难真正落实到急需的农民手中[2]。例如农村的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社会救济、优抚救济等都会出现统计重叠的情况,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影响了保障的社会功能。

二、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对策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财权和事权

在我国现在地方各财力不足的现实状况下，中央财政应该处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主导地位,统筹兼顾全国各地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需求。地方政府只能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实力对各地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起到辅助作用。当我国经济实现城市化、一体化,农村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此适应,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可以转变为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支出为辅,并配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就地方政府而言,省、市、县、乡四级也要合理划分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事权,建立与其事权一致的财权,尤其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的需要。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在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应尽快扭转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建设性和竞争性支出，尽量控制和压缩一般性开支,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比重。另外，由于部分省、自治区地方财力薄弱或者属于老工业基地,要完全承担起按照分税制划分的社会保障责任确实有困难，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必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建立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其次，从重点项目入手,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谓的“统一”,是指统一的整体制度体系,不同的保障水平,灵活的保障方式；最后，从长远来看，要随着我国财力的增加适当增加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持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接轨[3]。

3.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就农村社会保障应遵循的原则、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制、资金来源与发放、保障项目的标准、社会保障的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其次，国务院根据《农村社会保障法》的要求，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农村社会救济工作条例》等，使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定具体化，增加可操作性。再次，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等方面

存在不平衡，各地可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在与全国性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就地方财政拨款支持的额度和逐年增长的比例，保险机构的设置、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制度，确保兑现。

4.理顺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提高财政投入资金的运行效率

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事业由于难以分割的关联性，因而适宜统一的机构集中管理，这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的相互衔接、配套，有利于所有农村财政保障资金统一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统一管理使用必然会要求保障措施的整合。有人提出，以财政为主导建立统一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配合其他的社会保障措施将会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4]，传统农村保障体系中的五保户供养、农村特困户生活救济等都可以纳入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中。相应地可以把现有针对农村贫困人员的各项财政救助资金,如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有关五保供养资金、农村特困户救助资金、部分农村扶贫资金等进行整合,统一用于农村社会低保投入,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各类资金的整体效益。

三、结束语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以确保广大农民基本生活条件为宗旨和目标的，具有非营利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性质，政府应负起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主导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就是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唯一来源，财政一般只承担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的资金需求,例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其他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筹措，如福彩公益金、社会捐助、村级组织、集体经济的其他收入、村民互助等，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放,韩艳翠.试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财政支持[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1）.

[2]王艳君.浅析以财政为主导的湖南农村社保体系的构建[J].邵阳学院学报,2006,(12).

主导型范文篇9

一、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含义

我们把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含义概括为二个方面:一是将物业管理与物业经营融为一体,在做好物业管理工作的同时,为开发商、业主、客户策划并实施物业经营方案,发挥每一平方米物业的增效潜力;二是将物业管理从一般维护、运行阶段提升到对管辖物业全过程的营销、服务和管理层面,亦即将服务眼光由物业管理委托期内这个局部放大到物业长寿命商品的整体去统一考虑、安排,从而为业主、客户提供更全面、更彻底的服务。

上述经营型管理模式含义的核心思想为:将营销的概念深刻地溶合于物业管理工作之中,通过对管辖物业经营与管理的合力运行,更好地体现物业管理使物业保值、增值的重要功能。

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和收益性物业管理有所不同,后者特指以出租经营型房屋为主体对象的物业管理,普遍存在于写字楼、零售商业中心、酒店以及其它可出租物业的管理中;而前者指对管辖的各类物业都溶入物业营销的概念,通过对物业整体功能的开发,提高物业的效益潜力。前者包括后者,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内容。有些同行把经营型物业管理理解为配套服务网点经营和有偿的各类家政服务当然是相当片面的。

经营型物业管理运作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房地产服务领域中流通环节和管理环节各个方面,主要包括是租赁、物业估价、交易咨询和项目策划等。物业管理公司或参与管辖物业的经营,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了物业的市场流通,挖掘了蕴含于物业中的效益,并增强了业主、客户对物业真正价值的理解。

二、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市场需求

1、国外和香港地区特别注重物业管理工作中的经营概念。以美国为例,经历ω多年市场历炼的美国物业管理行业,大多数企业可以为客户提供租赁、估价、交易、咨询等项服务。美国注册物业经理的职责也首先要求保障管辖物业的租售,在此基础上做好物业维护工作,良好的维护又反向推动物业的租售。在他们看来,优秀的物业管理可以为业主、租户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而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使物业的经济效益得到充分的发挥。再看看近年来在大陆迅猛发展业务的香港物业管理企业,无论是戴德梁行、怡高还是第一太平戴维斯飞欧思诺,无一例外地以房地产服务的综合优势占领市场,寓经营飞管理于服务之中,体现出卓越的专业水准和竞争实力。进一步考察香港仲量行、魏理士、保柏等公司的业务领域,我们会感悟到,香港规模较大的物业管理企业都以提供物业经营、管理综合服务为特色,香港物业管理市场需求的是综合性的服务。由于深圳和香港的毗邻关系,以及wvio入关在即,深圳物业管理行业在发展趋势上将更多地借鉴香港成功的经验,包括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运作。

2、国内市场对经营型物业管理需求旺盛。近年来,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二级、三级市场日益扩大,拓展出房地产服务领域巨大的市场空间。仅以租赁市场为例,目前全国7000则余万户居民中,仍有约300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流动性租房而居的住户比例高达9.52%。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住房调查显示,分有20.2%、26.8%、239毛和28%的家庭租房居住。目前支撑这一巨大租赁市场的中介组织专业水平低,操作欠规范,给众多的物业管理企业留下了广阔的盈利空间。香港地产三级市场的成交量占总成交量的70%以上,而深圳目前三级市场所占比例只有289b,市场潜力深厚。当三级市场启动后,住房租、售交易大增,百姓对物业估价、交易咨询、租赁的需求更甚,而这些业务和物业管理企业都将发生必然的联系,显示出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市场需求旺盛。我们管理的物业将是资产值不断变幻的商品,我们服务的客户也将是面孔常新的动态群体,而在这动态的市场中,蕴含着万千商机。

3、大量物业缺乏专业管理,更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经营。由于缺乏对物业真正价值的理解,有很多业主单位从建筑功能确定、售后使用到物业资产运作没有跟着市场走,观念滞后,导致大量的物业资产流失。可以说,当前众多的业主单位和业主个人缺乏物业管理,更渴望对其物业理想的经营。以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隶属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为例,据统计,航空工业总公司所属广、所、企业、院校总资产中,超过659b属于物业资产,而在这物业总资产中,大量物业未得到充分利用,甚至有大批物业长期闲置。就全国情况看,很多单位发工资困难,但对怀中物业这个金娃娃长期无动于衷。这种普遍现象呼唤着物业管理企业增强营销意识,提高经营水平,管好楼,还要盘活楼。深圳众多物业管理企业管辖项目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物业经.营的业务,业主和客户需要专业的物业管''''理服务,更关注其物业效益潜力的发挥。现代物业不再是业主终生相守的昂贵家产,而是一种在流通中价值不断更新的商品,物业管理企业当然应该关注新经济时代物业商品的游戏规则。大陆物业管理企业如果以纯粹的物业管理业务去拓展市场,将因为服务的局限性、行业微利的现实和海外兵团的综合优势承受更大的市场压力。

三、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利弊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房地产服务所函盖的物业管理、租赁、交易、估价、咨询等专业分工日趋细致,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推行是否会因盲目地多元经营而导致不良后果?我们认为,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不完全属于多元化经营,参与物业营销本身应该是现代物业管理概念的应有之圈义。从上述市场需求和香港同行企业的运作经验来看,物业管理企业不但要为开发商和业主、客户当好管家,还应有偿性的担当其物业顾问。从物业发展初始乃至整个物业发展项目中,由物业顾问这个角色向开发商、业主和客户提供综合性物业服务至关重要,物业顾问必将与物业管理日趋紧密地结合并相互促进。

从目前的实践看,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利处主要体现在:首先,该模式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和客户需要,如同银行单纯的储蓄业务扩展为金融理财服务;其次,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更好地体现了经营、管理一条龙服务,对客户来讲,提高了服务效率;再次,扩大了物业管理企业的盈利空间。物业管理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专业化管理与管理费不足之间的矛盾。租赁、交易咨询、估价等业务的佣金比例明显高于物业管理佣金比例,使物业管理企业综合实力和生存能力得到提高。

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面临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压力大。物业管理企业承担了一项物业的经营、管理权,同时也就承担了物业经营的义务,而物业租赁及交易成本的波动性远大于管理佣金的波动,相应地加大了物业管理公司的经营压力;二是风险大。一块物业的经营从项目选择、价格控制到客户确定,每个环节都有风险,仅是租赁风险防范就需要很多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市场锻炼;三是组建专业队伍困难。物业经营是一项极为专业的工作,不仅富有实战经验的人才难觅,有了人才,形成一个与物业管理配合默契的团队更不容易,一但经营出现严重偏差和失误,物业管理公司难以承受。

四、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实践

1996年,深圳市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认真分析自身优劣势基础上,确定了将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经过五年的实践和积累,经历多个项目的市场磨合,这一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从我公司实践来看,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实施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的实践中,我们注重以下几个重点：

(一)强调经营观念到位。物业的经营是动态的,物业的营销永无止境,物业管理人只有具备了强烈的营销意识,才能使管辖物业潜力得到更充分发挥。公司要求每一位物业管理骨干深刻理解物业经营是物业管理工作应有之义和份内之事,物业管理固然重要,而一项优秀的物业营销方案可以使开发商、业主和客户得到更多的实惠。在市场竞争中,我们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语"我们可以做您的物业管家,我们还可以替您打理这份物业"。实践证明,管理概念加上系列营销服务,可以使管辖物业的价值发生很大变化。

(二)注重培养物业经营的人才队伍。物业管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物业经营是知识型、信息化产业,现代物业营销已经进入到个性化、网络化飞整合型时期,没有富有经验的经营人才,经营型物业管理模式就是空谈。因此,几年来,我们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经营骨干,适当引进优秀人才,初步建立了一支配合默契的经营管理团队。1998年,天津津都花园物业进行管理公司招标,香港梁行飞欧思诺均在竞争之列,经过二轮拼搏,我们的经营、管理方案以最高分夺标。

(三)注重向专业公司学习。随着中国即将加入wto,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在完善市场管理以及与国际接轨过程中,物业经营、管理市场庞大,需要大量的法律、估价、测量、咨询专业人才。我们在物业经营专业上差距仍然很大,因此,近年来我们始终与戴梁行深圳公司保持业务合作,吸收经验,培养专业实力。去年,全球最大不动产中介机构美国21世纪不动产公司进入珠江三角洲后,我们及时参加交流培训,建立业务联系。在未来的五年内,在物业经营专业领域,我们还要认真当好学生,缩短差距,迎头赶上。

主导型范文篇10

摘要：产融结合是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通过股权关系相互渗透，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互转化和直接融合。当代西方国家中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产融关系模式是英美与日德的银行与企业的模式即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本文主要从两种产融结合模式的运作机制、产生机理、经济效率等三个方面对产融结合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对探索我国的产融结合模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国际产融结合的主要模式

产融结合是指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通过股权关系相互渗透,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互转化和直接融合。当代西方国家中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产

融关系模式是英美与日德的银行与企业的模式，即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其他国家的银行与企业关系模式均是在借鉴上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而形成的。两种产融结合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及须具备的条件如表1所示：

表1产融结合模式的特点及具备的条件

模式代表

国家特点具备的条件

市场主导型美英⑴银行与企业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信息透明度高；

⑵企业的外源融资主要通过直接融资方式，便于筹集巨额资本；

⑶银行间接持有企业股权，便于分散控制风险；

⑷短期趋利性强。⑴利率的形成机制比较健全；

⑵金融市场的运作是有效率的；

⑶中央银行具有较强的货币控制能力。

银行主导型日德⑴主办银行充当大量贷款人，与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信用交易关系，

⑵主办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与企业保持比较稳定的信用合作关系，避免了过度竞争；

⑶存在有效的监督机能；

⑷存在有效的相机控制机能。⑴银行机构的运转效率很高；

⑵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

⑶需要一个引导企业投资的经济计划。

下面我们将从运作机制、产生机理、经济效率等三个方面来探讨两种产融结合模式的不同特征。

二、现代产融结合主要模式运作机制的比较

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一般理解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主要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外部结合，任何金融中介都是市场的积极参与者。从运作机制上来讲其特征主要有：⑴以自由市场为运行基础，银企间产权制约较弱，股权结构更加分散和社会化，形成了以资本市场为主要机制的外部结合。⑵商业银行在产融结合中处于非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产融结合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⑶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治理，而是借助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兼并、接管机制来间接控制产业资本。

而银行主导型的运作机制的特征主要有：⑴以“社团”或“社会”市场经济为运行基础，银企间产权制约较强，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产融结合中处于主导地位，形成了以主银行制为核心的法人相互持股的产权关系，从而抑制了资本市场的作用。⑵银行通过贷款契约、股权占有、人事结合及小股东的表决权等方式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影响。

三、现代产融结合主要模式产生机理的比较分析

产融结合模式的国际差异，就其产生机理而言，主要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金融体制、法律法规制约、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使得两种产融结合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如表2所示：

表2两种产融结合模式国际差异的原因分析

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

融资结构对直接融资的依存度大于银行间接融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基础，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并重

法律的约束和规范禁止银行直接持有工商企业的股权，并且不允许银行干预公司的治理结构允许银行持有企业的股权和进行人事渗透

银行与企业及资本市场的关系（1）企业的负债比率较低；

（2）企业有多种可供选择的筹资渠道；

（3）严格限制银行与企业间的单向持股和相互持股；

（4）股权市场发达。（1）企业的负债比率较高；

（2）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银行对企业提供比较全面的支持；

（3）企业与银行之间有大量的人员交流，增加了信息沟通与传递；

（4）证券市场相对不发达。

政府参与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相对较小，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私人企业自发投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往往是本国经济现代化的直接设计者、推动者

联系

机制债权联系两种产融结合模式相同两种产融结合模式相同

产权联系银行间接控制企业股权银行直接持有企业的股权

人事参与银行派员作为外部董事，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和决策银行派员干预企业的经营和决策

四、现代产融结合主要模式经济效率分析

不管是市场主导型还是银行主导型的产融结合模式，都推动了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下面我们从可持续发展能力、国际竞争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等三个层面来分析比较两种模式的经济效率。

（一）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判断，可持续发展是指现期的经济增长不会影响下期乃至以后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黄明博士等认为：对资本这种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来讲，与一国可持续能力相关的因素主要有：一是资本形成能力；二是结构调整能力；三是技术创新支持能力。两种产融结合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比情况如表3所示：

表3产融结合模式可持续发展能力特征

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

资本

形成

能力资本汲取能力弱较强

资本转化能力强较强

资本生产能力强不一定

结构

调整

能力前期增量调整能力较强较强

存量调整能力强较强

后期增量调整能力强较强

技术

创新

能力创新投资运作好一般

创新投资规模大作用明显规模小作用不一定

创新投资主体的

控制主体企业为主政府引导

银行服务银行+政府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⑴在资本形成能力上，从长期看市场主导型要强于银行主导型；⑵在结构调整能力上，市场主导型兼具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的优势，要强于侧重于增量调整的银行主导型；⑶在技术创新能力上，由于银行主导型下的创新投资风险隐患大，收益未必高，使得市场主导型的创新投资体制在环境和运作上要优于银行主导型。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场主导型要略强于银行主导型。

（二）国际竞争能力

国际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目前和未来各自的环境中，以比它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有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生产并销售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机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由于国家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不能将产融结合模式的国际竞争力简单的进行横向比较。但是，如果通过对一国金融部门或产业部门的经济效率与其整体经济实力的比较，便可以大致反映出这一模式的潜在竞争能力。

表4、表5显示美国无论金融体系的综合国际竞争力还是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都排名第一，二者是对称的。从金融体系的子项目排名看，美国的股票市场最具活力，银行业效率则偏低；日德金融体系综合竞争能力高于其整体经济实力。日本的银行业效率世界第一，德国第三，相比之下，二者的股票市场虽然也排名较前，但低于其金融体系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并且日本和德国的资本效率明显落后于其金融体系的综合排名。比较突出的是，1999年日本的金融体系竞争力排名由1994年的第2位下降到25位。因此，从长远来看，市场主导型的国际竞争力要强于银行主导型的产融结合模式。

表41997年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排名

国家资本

成本资本

效率股票市场

活力银行业

效率金融体系

综合整体国际

竞争力

美国551611

日本3297159

德国218143914

韩国304433414330

中国314336264027

资料来源：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中国国际竞争力报告199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表5美国和日本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排名表

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美国111111

日本22252325

资料来源：赵颜云，“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理论及应用研究”，《金融研究》，2000年第8期

（三）风险防范能力

所谓风险防范能力，是指一国经济系统面临外部不确定性而具有的自我调整、化解、规避、控制风险的能力。不同的产融结合方式在风险和风险防范能力方面也有一些区别。我们主要从债务依存度和融资方式的选择两方面来分析两种产融结合模式的风险防范能力。具体如表6所示：

表6产融结合模式风险防范能力特征

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

债务依存度较低内债依存度高

融资方式债权——股权混合融资为主

扩大了企业的风险，能够有效防范国家的金融风险关系型融资为主

能有效防范企业风险，但是扩大了潜在的金融危机，增大了国家的金融风险

从表6可以看出，在国家经济防范方面，市场主导型通过保持距离关系型融资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对企业或产业来讲，则是银行主导型通过关系型融资占有优势。在债务依存度上，市场主导型国家比银行主导型国家显得更为轻松。因此，从一国的风险防范能力上看，市场主导型要强于银行主导型；但就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其风险防范能力，则是银行主导型要强于市场主导型。

五、现代产融结合主要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产融结合两种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1、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提高一国经济绩效的重要工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产融结合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影响到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目前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借鉴西方发展国家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的产融结合模式，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我国的经济存量结构、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2、产融结合模式是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世界各国因经济、社会以及历史传统的不同，其结合的方式各有特色，即使在同一国家中，因发展的阶段不同，产融结合的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产融结合的问题上，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一切合理的选择都应该因地制宜地考虑一国的实际情况，只要某种模式有利于协调本国产业结构和产业规划，有利于防止金融风险，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那么，这种模式就是合理的。仔细研究两种产融结合模式的差异和利弊，对我国进行产融结合的探索有重大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在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当紧跟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形势，努力适应产融结合的一般规律，选择与国情相关联的产融结合模式，促进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效结合，使其同生共长，相得益彰，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军，中国现代产融耦合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P51—P110

[2]王勇，新经济形势下产融结合研究[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P91—P98

[3]张庆亮、杨莲娜，产融型企业集团：国外的实践与中国的发展[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P192—P210

[4]袁晶，当代产融结合模式初探[D]，厦门大学，2001，P14—P26

[5]金力炜，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产融结合研究[D]，浙江大学，2003，P39—P44

[6]饶华春，产融结合研究[D]，暨南大学，2002，P21—P31

[7]李贞玉，产融结合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生产率系统，2000.2

[8]俞坚，产融结合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投资研究，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