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范文10篇

中日范文篇1

关键词：中日茶贸易；商务日语交流；策略研究；沟通技巧

作为自古以来睦邻友好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在历史渊源和文化渊源上都存在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就交往不断，关系十分密切。在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开明，大量的日本使者来到中国学习交流[1]。在宋代的时候，中国的茶文化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广泛欢迎，大量的日本人前往中国学习中国的茶文化，将中国的茶叶带往日本，茶叶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联系中日关系的一个纽带。通过茶叶贸易，中日两国一直在经济文化领域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到了现代，中国不断进行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交流不断加深，其中茶叶贸易占据大量比重，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经常发生。因此，在两国之间进行茶叶贸易的过程中，了解基本的商务日语交流技巧显得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到日本的历史文化特点，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寻找两国文化上的共同点，求同存异，避免在贸易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以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增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

1商务日语在中日两国茶叶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1商务日语和商务英语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分析

英语是在国际贸易中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种语言，是一种最为流行的国际商贸用语，但是在区域间的国际贸易中，很多国家都会采用贸易国的语言。中日两国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很多的相同点，因此在茶叶贸易过程中大都是用商务日语。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我国大力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在语言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培养了大量的语言人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很多高校都普遍开设了日语专业，每年培养大量的日语专用型人才，我国的商务日语应用型人才不断增多。但是就目前的贸易市场情况而言，很多企业在进行贸易的时候还是普遍采用的商务英语，因为这些企业缺少日语专用型人才，在贸易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日语交流能力。就英语和日语在茶叶贸易中的便捷性而言，日语在作为饮茶大国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更加准确和便捷，这是由其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比较优势

1.2商务日语在市场交易中的应用前景

随着中日之间的茶叶贸易越来越繁荣和紧密，商务日语作为中日茶叶贸易的标准用语，在整个中日茶叶贸易之中的应用必将越来越广泛，必将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的重要国家，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对世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国际形势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在国际化的今天，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急需要将汉语或者日语作为贸易的标准语言，这样不仅能更好地反映茶叶在中日两国文化历史之中的作用，还能更加适应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语言交流习惯，减少贸易过程中的翻译障碍和语言壁垒，促进中日之间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

1.3商务日语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日两国的茶叶贸易之中，相比较英语，商务日语能够更加准确地阐释出茶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在茶文化的部分关键词的解释上，商务日语比英语有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解决了英语在茶文化翻译中存在的空白，避免了一些不必要误会的差生。

2现阶段中日两国在茶叶贸易中商务日语交流的问题

2.1文化差异导致商务日语交流存在问题

文化差异对语言交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和内涵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和日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存在着相似的地方，但是这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毕竟占很小的一部分，两国在文化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些差异对语言文化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导致中日在语言交流上存在很大障碍，这一障碍对中日茶叶贸易也相应地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2.2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配合不当

肢体语言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在人际交流中，很多时候肢体语言往往比口头语言产生的作用影响更大，而且肢体语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更是千差万别，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表达意义。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同样日本也是十分注重礼仪的，但是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的礼节都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贸易交流过程中，中日双方代表着装是否正式合理，肢体和行为是否得当，鞠躬和握手的角度和力度等都有着不同的内涵，这些肢体语言在我们进行人际交往中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却又是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因此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不光要注意口头语言的合理表达，还应该将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结合起来，使表达的信息更加全面具体，让人更容易理解。

2.3商务日语沟通技巧掌握不够

在中日双方进行茶叶贸易的过程中，沟通技巧是十分重要的，掌握了一定的沟通技巧不仅能够在商务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还能使谈判的效率大大提高。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沟通技巧是不同的，甚至每一个语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沟通技巧，因此在学习和掌握商务日语的过程中还应该充分了解日语的沟通技巧，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熟练地使用这些沟通技巧，避免出现表达不清晰、不明白的问题。

2.4交流的环境选择是否合适

中日在进行茶叶贸易的过程中，一般都是双方代表人员在面对面的进行谈判交易，双方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能够更加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样的环境下双方的语气、语调以及周围环境都会对双方的感觉造成一定的干扰效果。受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人一般在交流谈判的过程中不会太在意周围环境，而日本人会很在意交流环境的影响，而且在不同的交流环境下，商务日语的表达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在双方进行交流谈判时选择的环境太过随意甚至不合适，那么不仅会造成谈判的氛围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还会影响谈判双方的感觉和效率。

3中日茶叶贸易过程应用商务日语进行交流的策略

3.1结合对方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都会产生较大的差异，中日双方在看待对方时都会产生一定的误解，这是很正常的事，为了消除这些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应该结合对方的文化背景，结合不同的文化对人们进行理解和看待，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对方，才能更好的促进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

3.2灵活运用商务化的肢体语言做辅助

肢体语言在双方进行交流谈判的过程中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口头语言的合理运用，更要注重自己的肢体语言，用自己恰当的肢体语言来辅助口头语言的交流，对口头语言进行辅助和补充，以保证自己的意思能够准确无误的传达给对方，让对方更好的理解和思考，避免出现问题。

3.3积极学习并熟练使用商务日语沟通技巧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讲究技巧，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茶叶贸易沟通时更要十分注意沟通技巧的运用。沟通技巧其实是一门表达艺术，它不仅仅要结合语言本身来进行分析，还可以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主体的情绪变化等发生改变。商务日语作为中日两国进行交流的一种官方语言，在很多时候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表达情感和文化方面，商务日语还是存在不足的，这个时候就必须依靠合理的沟通技巧来传达意思，使其能更好、更加深入地对一件事情进行描述和分析，让对方更好地理解。

3.4选择适当的沟通环境

环境是一种潜在的语言。中日两国茶叶贸易过程中，选择一个正式的环境不仅是对双方的一种尊重，更是商务性活动的重要要求。在选择交流环境的过程中，应该结合中日两国的文化背景，选择一个氛围恰当的环境来进行交流，使整个交流的过程能够在一个相对愉悦的环境中进行。

4结语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地区十分重要的经济体，两国之间的贸易对东亚地区甚至全世界的经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商务日语在中日两国茶叶贸易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我们国家茶叶企业的整体形象，还严重束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商务日语着手，从日本的文化背景、交流习惯等方式来丰富商务日语的应用，不仅要重视文化差异，还要重视两国的礼仪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日语交流，发挥商务日语在茶叶贸易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茂利.浅析中日茶叶贸易中的绿色壁垒问题[J].市场研究,2015(5)45-47.

中日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日本；现代生活陶艺

中国现代生活陶艺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快节奏的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文化转型随之由传统向现代迈进，长期过度的理性束缚了人的情感，人的个性不能自由的发挥。随着现代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大众消费观念和审美观念也随之提升，人们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陶艺家爱好者和设计师积极参与和引导之下，为中国现代生活陶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起步较晚，生活陶艺的概念最早是由高校陶艺工作者从日本传入中国，过去由于我国艺术交流的相对封闭性，我国现代生活陶艺的发展较于日本与西方国家而言，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接下来笔者通过对生活陶艺概念的诠释，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基于实用美、形式美、工艺美等方面去对比研究中日现代生活陶艺个性与共性，从而挖掘影响二者异同的背后民族造物观。

1生活陶艺的概念

生活陶艺分为传统生活陶艺与现代生活陶艺。“其实生活陶艺是传统手工生活陶瓷的延续，或者说是在现代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主导下的生活陶瓷艺术。”[1]就这个概念来讲，我们可以认为生活陶艺等同于手工生活陶瓷的概念，传统生活陶艺即所谓的传统手工生活陶瓷。“手工生活陶瓷，顾名思义就是指以陶瓷为材料，依靠手工制作的、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陶瓷，以满足生活使用为第一原则。”[2]表明手工生活陶瓷具有物质功能与审美功能属性，实用性为第一性原则。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传统的手工劳动生产遭到机械化威胁，一部分手工生活陶瓷的生产开始被机械生产所代替，使手工生活陶瓷的生产面临着巨大挑战。于是根据生产方式把生活陶瓷区分为手工生产和机械生产两种，即前者凭借手工生产方式制作完成，而后者依赖于机器生产手段完成。从理念形式与发展脉络上来讲，现代生活陶艺也与传统生活陶艺有所区别，现代生活陶艺是传统手工生活陶瓷的延续，是在当下时代生活与审美观念的主导下对传统生活陶艺的继承与发展。最早生活陶艺的概念诞生于日本，日本向来注重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极具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所以日本在深受美国、德国等国家现代陶艺影响下，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渐诞生活陶艺的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陶艺概念由高校一批先进的陶艺工作者从日本带入中国，打破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氛围，给中国的陶瓷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2实用美

实用美体现在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上，即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这是中外现代生活陶艺的共性。普列汉诺夫指出：“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的，只是后来才站在审美的观点上看待它们。”[3]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生活陶艺从古至今在满足对物质功能需求上始终坚持实用为第一性原则，同样对于物质资源贫乏，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的日本而言亦是如此。“日本人对陶瓷的喜爱，无论审美意义有多高，往往都还是与实用相联系的，日本人一般评价陶艺作品的优点时，常常用有趣、好用之类的词汇来表达其赞美之意。”[4]实用性与平民化是日本现代生活陶艺的文化特征，日本民艺运动促使了日本艺术在大众生活中更加活跃，如今，现代生活陶艺已然在日本形成一种大众审美时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现代生活陶艺因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不同，在大众生活中所凸显出来的用途又有所差异。其中以日本花道、茶道与日本料理三大主流文化形式为例，集中体现了日本现代生活陶艺风格特色与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中国随着现代制瓷条件的成熟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传统陶瓷品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有的不再延续其传统用途，逐渐被淘汰；有的保留其合理性加以改进继续使用，使人机关系更加和谐，以独特的魅力重新融入人们的现代日常生活。从日本生活陶艺与大众生活相融度方面来看，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与日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过随着中国物质水平的提高与审美能力的提升，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已然呈现不可阻挡的发展态势。

3形式美

一件好的现代生活陶艺作品不仅要实现人的物质需求，同时也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即实现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统一，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形式是人造物的外在表现，本文中笔者把形式美分为造型之美与装饰之美，二者关系紧密，共同服务于器物的内在精神。器物的造型决定它的功能，一种功能，又可有多种造型形态与之匹配。器物造型出现之初就伴随装饰与之相济。装饰讲究对称、均衡、流畅、比例、变化与统一等等，是形式美感法则的视觉艺术化体现。中国传统生活陶艺在题材和手法上寻求多变，为器物的装饰提供了无限的表达空间。在陶瓷上，或彩绘，或高温颜色釉，或刻画，亦或捏塑，表现技法丰富多样，与器物造型相得益彰。而中国现代生活陶艺在继承传统生活陶艺的同时，又受到西方现代陶艺的影响。相较于中国传统的生活陶艺而言，陶艺家在进行设计和制作陶瓷时，器物形式自由度更加开阔，受理性的束缚较少，更加追求情怀的展现和个性的表达，甚至有意造成器物的残缺变形。通过打散、组合、重构、分割截取、夸张变形和抽象概括等手段进行各种造型的试验与探索，这是中国传统生活陶艺与现代生活陶艺在形式尺度上较为明显的区别，也是与日本现代生活陶艺在表现技法上的相似之处。当然，中国现代生活陶艺在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中国传统生活陶艺的形式美法则。日本现代生活陶艺受本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禅宗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在形式美表现上也具有个性的独特之处。日本现代生活陶艺在造型与装饰上注意器物、空间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小、巧、轻、薄的艺术特色，注重理性的设计与感性的表达，讲究自然肌理在器物上的运用，以及细节微妙的变化和处理。

4工艺美

若说实用性是人造物活动的根本，工艺则便是它的灵魂。正如柳宗悦先生在《民艺论》一书中谈工艺之美时讲到：“为实用而创造，为实用而服务，这是工艺之根本。”[5]陶瓷艺术是泥与火的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中国与日本现代生活陶艺的工艺之美主要表现在材质之美与火之美两方面。首先材质是人造物的首要条件。随着泥原料来源拓宽和工艺的多元化，泥料选择性具有更加多样性，不同的泥料的烧造温度、烧成色彩与质感也丰富起来。根据燃料划分，现代窑炉包括电窑、气窑与柴窑；按烧成温度划分，窑炉有高温窑、中温窑与低温窑之分；依据烧成方式划分，器物烧成有苏打烧与柴烧之分；根据烧成气氛划分，器物烧成有还原气氛与氧化气氛之分，不同的烧制方式给人的视觉审美和心理体验也不尽相同。日本的现代生活陶艺唯自然、唯材质和唯工艺，对工艺的把握尤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艺态度、严肃认真的工艺精神与有条不紊的工艺程序，注重器物泥与火的肌理变化、韵味和美妙。如在泥料的选择上，多采用陶泥，少用瓷泥；在窑炉的建设与烧制技术上，日本烧制技术多用柴窑，喜好柴窑所烧制器物的自然之美。日本生活陶艺中自然肌理的表现正是自然在艺术中的延伸。中国现代生活陶艺在泥料的选择上逐渐形成陶泥与瓷泥并重的取向，在烧制工艺都有涉猎气窑、电窑和柴窑，由于柴窑烧制成本较高，受众面积较小，故普遍还是采用气窑和电窑来烧制器物。但是总的来说，中日现代生活陶艺对手工之美的追求都趋向一致，皆借以手工的痕迹流露出制陶者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

5造物观

正所谓器以载道，人造物受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影响，器物所象征的文化精神也具有个性表征。日本现代生活陶艺的个性与其地理环境、民族信仰和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日本是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的单一民族岛国，以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使其既能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习俗特色，又能很好地融入大潮，去善于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把传统陶艺与先进文明进行结合，同时主张艺术融入生活，合理把握器物尺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多地震、火山自然灾害的原因，日本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轻圆融，喜残缺，重视瞬间，轻视永恒的禅宗美学观念，所以日本现代生活陶艺在禅宗美学观念的主导下，追求古朴、自然、空灵、甚至残缺和非对称美感，赋予器物自然朴实、永恒虚空和收敛含蓄的艺术魅力，是日本特有的美学意识“佗”与“寂”在器物上的具体体现，“佗”指枯淡与脱俗情绪，“寂”是深层意义上的闲寂，“佗”与“寂”的美意旨解脱人生烦恼的美和闲适淡泊的生活意趣，表露出日本民族的内在性格，彰显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中国现代生活陶艺是对本民族传统生活陶艺的延续，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深受道家“天人合一”哲学观念以及儒家“文质彬彬”美学思想的影响，反映在人造物上追求“道器合一”的境界，用“器”作为“道”的载体，来表现新形式下的瓷符号语言，传递出制陶者审美意识形态下的心灵情感。尽管有时器物在传统生活陶艺造物观的影响下，造型与装饰稍微显得严谨与工整，但是对于使用者来说，很少产生心理上的距离感。毕竟在手工生活陶瓷中注重对使用者人文关怀，表达亲近自然和返璞归真的情愫，一直是生活陶艺总的审美价值取向。

6结语

生活陶艺凭借着独特的工艺魅力与人文关怀在现代人类生活方式中彰显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笔者从审美的视角去对比研究中日现代生活陶艺在实用美、形式美与工艺美等方面的异同，可以发现：中日现代生活陶艺受不同民族造物观等因素的影响，器物也随之呈现多样性的面孔。但二者共有的特征皆是通过手工之美来实现器物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使人与物、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构成和谐的统一体。如今，随着大众审美的提高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陶艺爱好者和设计师参与其中，现代生活陶艺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的现代生活陶艺与日本相比，在与大众生活的相融度上还具有潜大的发展空间，就这一点上，它所承载的时代命题显得格外迫切。

参考文献：

[1]黄胜等主编.生活陶艺[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2.

[2]吕金泉著.手工生活陶瓷艺术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

[3][俄]普列汉诺夫:《论民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4]郑宁著.日本陶艺[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

[5]柳宗悦著.民艺论[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

中日范文篇3

「关键词」软实力；非契约性交换；净依赖；替代依赖；软实力形成过程

一、导言

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展，"相互依赖"下的国际机制构筑思维日臻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式的所谓的"软实力（softpower）"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国际协调政策中的新焦点。

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频频见诸报刊，逐渐成为人们熟知的词语之一，但它本身所包含的理论性内涵并没被明确化。由此而产生的所谓的"提升软实力"往往陷入一个经验主义的误区。比如，软实力的倡导者约瑟夫。奈把"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的价值观念产生憧憬、并以该国的先例为模式、企图达到该国的繁荣与开放水平"的"权力的第二个侧面".奈又把其来源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这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无疑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

这种企图通过来源解释软实力的做法不免带有循环逻辑之嫌，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在欧美的"魅力"比在亚洲的"魅力"大得多等现象。如果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人民的伤害是该现象的根源的话，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作为拥有全人类共识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意义。

因此，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软实力"，考察其根本来源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笔者在第二部分中对软实力的基本特征进行讨论，提出"软实力"的不可交易性及其替代依赖的理论假设；在第三部分通过实证比较，将理论假设实施量化证明；第四部分进行总结。

四、结语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软实力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软实力所具有的"非契约性交换"特征，同时提出了软实力的相对论关系。也就是说，一国所具有的软实力的净强度不仅决定于另一国对该国的净依赖程度，还决定于另一国是否拥有替代依赖的手段。

正是基于这种特征，日本的软实力在欧洲地区远比在亚洲地区更具魅力，中国亦然。大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对"人"的认知程度是构筑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中国来说，尤其是现任领导人（政治家）更应该积极地发挥构筑中国国际形象的作用。

而对日本来说，国内虽然以和平主义意识占据主流，但正是因为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导致了其对亚洲国家软实力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软实力的提升是在发现、认知、参入和共鸣等四个阶段中逐步形成的，国家之间也会经过接触、扩大交流达到相互信任和尊重。

通过统计意义上的分析，我们还得知日本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中国的软实力主要在改革开放和传统文化方面得到较强的认知程度。

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同时开始了其从"黑猫"向"绿猫"的新一轮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应对中国崛起之中，逐渐调整了它们的中国战略。在"时代呼唤中国大战略"之中，中国必然需要对自己所拥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有一个明确的思维。在此，本文着重对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略述如下：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继续秉持外资引进政策。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软实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际交流。日本已经致力于扩大与各国之间的人际交流。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2005年生活在中国的"长期滞在者"（日本外务省的统计范围是居住期间超过3个月但未取得所在国绿卡的在外人员）人数已经超过11万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美国（有35万日本人常住）成为常住日本人数最多的国家。欧美国家常住中国的人数也同样急剧增加。一般来说，常住外国人口与普通游客不同，从事商务或者学习的目的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使之成为他们的生命共同体。显然，没有海外投资便没有常住外国人口。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诸如"限制外资、重新审视对外开放政策"的论调近年来颇有市场。其理论依据在于"利用外资并没有使中国本土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反外资压制了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只是从事单纯的组装活动"等。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从根本上混淆了"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笔者在本文中论述的那样，作为一国软实力所在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鲜明的"非契约性交换"特征，它取决于一国的基础研究活动、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而不是外商投资设备中所体现的技术含量。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需要中国长期不懈的努力而得来的"内功"，这本身是一个软实力形成的长期过程。

第二，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企业品牌是一国软实力重要的一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品牌认知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实，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对现代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日本通过战后经济复兴，商品制造能力大幅度提高，出口贸易迅速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引起了被称为"日美贸易摩擦"的贸易战。日本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现地生产"模式，这种在美国当地生产、在美国当地销售的经营模式从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上减少了贸易顺差。可以说，"日美贸易摩擦"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最初原因。80年代前半期，日本国内工人工资水平上涨过快，日本企业开始转向主要以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为中心的海外生产。这种"追求经营效率化"式战略可以说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第二个原因。

进入80年代后半期，发达国家五国财长会议后，在纽约广场宾馆达成的"广场协议"，把日元汇率问题推向了风口。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美元对日元汇率从1：240左右上升到1：120.汇率升值后的日本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但是，汇率上升在另一方面也急速提高了日本企业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掀起了第三轮海外投资高潮。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中美、中欧贸易摩擦"（虽然在产品结构、出口主体等方面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末有本质上的区别）、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不得不说和日本具有颇为相似的特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市场战略，将不单纯局限于一个提高软实力的问题，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政府如何为企业"走出去"做好准备工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凸显其重要作用。笔者的建议是，首先规范中国证券市场，尤其是股份市场，只有拥有一个值得信赖的资产评估市场，企业的价值才能够得以在国际市场战略上立于优势地位。其次是建立一个类似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的非政府组织，为企业提供战略分析、信息分析等服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加速现有的贸促会的机构改革，使其转变机能，迅速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智囊机构。

第三，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实施"文化产业化"战略。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其软实力根本来源在于那些具有不可复制和模仿性质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伴随美国的大量生产模式、寡头垄断企业利用新兴媒体使人类"普遍消费者化"过程中产生的流行文化。但是，这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不能具备"消费"的特征。恰恰相反，传统文化只有在人的消费活动中才会被普遍传承。"和服"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之一，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是日本国际形象的重要来源，正是因为它至今仍是日本人穿着的盛装之一。在传统社会里，文化有其特定的社区（community），并主要由社区成员继承延续。然而，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承担文化连续性的责任也由个人转为企业。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工业化水平加速提高，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纽扣"、"吸管"等市场，却没有出现像日本京都那样能依然保持传统染织、陶瓷等产业的积聚地区。

第四，与各国构筑相互信赖的媒体协作机制，减少不必要的相互责难，避免"囚徒困境"的发生。当今社会，大众媒体在每个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已毋庸置疑。但是，媒体报道是经过了"过滤"之后的信息，并不一定是对事情的真实报道。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对媒体规制的逐渐放松，当今世界传媒基本上都采取了民营化的道路，对商业利益的追求遂成为媒体最大的目标。因此，某种程度上，媒体一是为迎合大众进行报道，二是因媒体人本身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有限而进行有失偏颇的报道。笔者见证了近年来在中日关系恶化中的日本媒体报道，其冷战思维模式下的片面攻击可以说是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形象持续恶化的根源。而中国国内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所逐渐产生的个别民族主义情结由于媒体影响的扩大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中国有必要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起一个媒体协作机制，采取媒体互访活动，加深相互之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这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日范文篇4

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来说都非常重要，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双赢，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也使优化双边贸易结构。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二、中日两国贸易现状

1.双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

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中可知：中日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只有8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073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3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200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了2367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将近增长了12%，连续9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1980以来，中日两边的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开始贸易增长速度有所缓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12.4%、11.9%。这其中不乏因为全球或地区经济动荡、政治关系多变、国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增长曲线中的断点和增长趋势的不连续。

2.中日两国贸易统计上的不平衡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分别对中日贸易额的统计数据表明，中方和日方对中日贸易的统计数据严重不平衡。90年代以来，对日贸易收支除少数年份外都是逆差。而日本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巨额的逆差。例如，2000年中国统计的对日贸易收支为1.4亿美元的顺差，而日本的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247.4亿美元的逆差。

2002年以来，中国对日贸易一直呈现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50亿美元、2003年121亿美元、2004年209亿美元、2005年165亿美元、2006年241亿美元。除2005年略有起伏外，总体呈现逐年扩大态势。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日方统计则出现相反的结果，日方在双边贸易中一直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219亿美元、2003年180亿美元、2004年204亿美元、2005年286亿美元、2006年257亿美元。由于中日贸易存在逆差使得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断然认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紧急进口限制，引起贸易摩擦。日本对中国大葱，香菇等出口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的背景正在于此。

3．贸易产品结构发生转移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消费品、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成套设备；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主要是煤炭等原材料产品和粮食食品等初级产品（80年代中期以前）；电机、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及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8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发动机及零件、加工机床、数字程控交换机、集成电路，高级数码相机和高级轿车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多数以冰箱、风扇等家用电器和计算机、计算机显示器、电话机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和少数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机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这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由上面分析可知：中日贸易由原材料、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移，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贸易结构转移。

三、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建议

为了中日贸易的更进一步的交流，两国要充分认识以下问题。

1．持续保持中日双边贸易增长要确保两国的政治稳定。中日两国有诸多敏感问题，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同盟新一轮强化问题等等，往往造成“政冷经冷”，使得中日贸易也受到影响。中日两国可以经常对围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加强节能环保合作、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和加强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四大领域展开讨论。

2．中日两国的贸易统计上的不同，往往会引起贸易摩擦。对引起中日统计上的差异不作分析，而断定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启动紧急进口限制，这种做法有失平衡。因该正确认识贸易摩擦的成因并尽早解决。如近年来日本“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急剧增加，由此出现的对华贸易逆差，应该用同过去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3.依据国际分工向优势产业转化。在现阶段，一般来说，中国的优势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两国依据现有的比较优势，对各自的优势产业进行正确的定位，并转化优势产业的话，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以动态的方法来把握优势产业的话，那么应该认识到他的构成是经常变化的。基于产业结构长期预测的两国政策调整，两国应该从多层次来把握优势产业，如不简单的把优势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上，而按照劳动力与技术，劳动力与资本，技术与资本的多层次的定位上，这样才能更接近于现实。

总之，中日两国的互补性和互惠性，是面向21世纪中日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要中日双方都能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消除人为障碍，中日经济贸易合作前景将更加光明。

注：“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是指日本的纺织、服装企业和电器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工厂，从日本或从第三国及中国筹集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部分制成品以返销的形式出口到日本市场。

参考文献：

[1]刘军红.“中国成日本最大贸易国”的背后玄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2005.

[2]夏占友.中日经贸关系顾与展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

[3]陈建安.中日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中日产业合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05，4.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海外经营的新动向.东北亚论坛，2007.

[5]中国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蓝皮书（ISBN7-80181-100-3）.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摘要]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经贸总量在世界排行第四。中日合作影响巨大，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是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机遇年，不仅会影响到亚洲，而且会影响到全世界。本文将以贸易角度，分别对中日贸易的必要性、现状、政策建议等方面来进行浅析。

中日范文篇5

关键词：中日关系；经济贸易；现状；影响因素

一、中日贸易现状

纵观近年来各国间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诸多贸易伙伴国中，日本一直是我国的重点关注对象。作为我国近邻，自1972年9月两国经济破冰以来，中日两国就开始建交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截止到2014年日本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均位列第一。

（一）双边贸易规模扩大

从商务部2001年到2014年数据分析，中日经济发展十分稳定，形成良好的贸易合作趋势。总体来说，以2012年为界，2012年以前总量规模都是逐年增加，常年保持20%之上的贸易增速。在2009年，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偶然年度的负增长，但金融风暴过后的2010年双边贸易焕发强大动力，进出口分别增长35%、23%，总体来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增长到近4倍。自钓鱼岛事件发生后，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几近断交，这种政治冷气候明显蔓延到经济领域，两国双边贸易量在此之后每年缩减，中日贸易关系出现明显下滑信号，态势萎靡。

（二）贸易逆差加剧

2001年到2014年中日贸易数据显示贸易逆差呈明显扩大趋势。虽进口增幅和出口增幅相差不大，但常年维持贸易逆差态势。其中，2001年逆差额为21.5亿美元，到2012年逆差额高为261.6亿美元，相比大幅增长了12倍。虽然在2012年后两国贸易因政治等原因一时冷却，使得在中国进口猛降，同时出口只是受到微弱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贸易逆差在急速缩减，但逆差态势依旧不变。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中日两国紧密的经贸关系来源于中日两方不同优势的要素禀赋和互补性的产业结构，经贸规模则又受制于国内经济和政治外交环境等。

（一）积极因素

1.要素禀赋差异

要素禀赋制约一国以何种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其结果是该国贸易生产方式必定倾向于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丰富要素的产品。中国掌握着绝对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我国的劳动密集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存在极大优势！日本自1970年开始，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就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工业制成品一度称霸全世界，截止到现在制造业一直处于产业链高位。两国要素禀赋带来的贸易分工方式决定了中日贸易有巨大的发展可能性！

2.产业结构互补

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上。2014年间商务部网站显示中国出口位列前三的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占出口额三分之二，同年中国进口额有近六成左右产品集中于机电、贱金属及制造和化工业。虽然个别行业如机械电子等行业中日贸易也存在竞争性，但日本处于产品研发和设计的上游阶段，而中国则处于原材料的提供方或是产品的组装低档环节。

（二）消极因素

1.迥异的经济发展形势

入世以来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增速赶超其他各国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奇谈。入世后我国在实施稳健或积极财政政策同时积极转型产业就结构，需求动力十足。日本则是国内需求萎靡，财政赤字严重，继2008年次贷危机后，日本缓慢恢复的经济再遭2011年日本大地震影响，日本经济一盘惨淡。综上，生产贸易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对日本的逆差不断增加！

2.不稳定的政治关系

由近两年的贸易额很直观明了地看出政治影响或将成为未来中日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因素。2004年日本时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两国政治紧张同样波及经济，中日双边贸易额虽增长，但对比2003年的高位增长率，2004年当年及之后年份的增幅却黯然失色。钓鱼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出口额也明显缩减。

三、加强中日合作的建议

中日是隔水紧邻的贸易伙伴，未来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和潜能仍值得发掘。

（一）转变外贸产品模式

从贸易模式可知，中日双边贸易中中国角色是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方，附加值低，浪费严重，生态压力大等，中国应尽快促使产业结构，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赋予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价值！

（二）建立多元化外交关系

国家对日政治态度殃及我国对日贸易，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国际贸易”，不能把重心过多过大地放在某一伙伴国身上，我国应进行多元化投资，寻求与其他各国的贸易合作，分散风险。

（三）加强经济贸易对话

中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对两国的战略规划都意义深远，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两国的政治关系数次冷却甚至断交，双方外交关系千疮百孔。为避免政治因素殃及经济，中日双方都应主动出台措施加强经济合作回话机制，着力经济外交！

参考文献：

[1]徐长文.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促进亚洲一体化进程[J].国际贸易,2013.

[2]王杨阳.中日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中国外资,2012.

中日范文篇6

关键词：家庭教育；教育现状；教育内容

中国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城市每个家庭只允许要一个孩子。虽然现在已经出现了政策上的调整，允许夫妻中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但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独生子女时代对孩子的培养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因此中国的“小皇帝”依然大量存在。家庭教育对儿童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众所周知，日本人的国民素质较高，电视上、网络上屡屡对此都有很高的评价。那么这种素质是如何而来的呢？毋庸置疑，是通过教育而来的。因此，有必要将中日两国的家庭教育进行比较，从而借鉴其优点，以改善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

1中日家庭教育的现状

在中国，大部分父母都要上班，就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这样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孩子优先”的观念非常普遍。吃饭时要让孩子先吃，看电视要让着孩子，孩子是一家的宝贝。有学者指出：“中国儿童吸收了过量的营养，以至于造成身体上的肥胖，而精神上是非常脆弱的”。孩子是家庭的中心，一切围着孩子转。要什么给什么，即使很多事情孩子能做，家长也要代替孩子做。家长对孩子的能力训练以及精神教育的认识不足。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懂得分享，自私、任性。或者干什么都听大人的，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独立性也不强。做事总是不积极，处于被动地位，容易胆小怕事。另外，由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孩子身上担负了全家人的重托。只要学习成绩好，什么也不用做。孩子只能为了全家人的梦想去学习，在学习中度过自己的童年。近些年，总能看到父母带着孩子到处参加兴趣班。即使是两岁的孩子也要送到早教班去。实际上，孩子是没有什么童年的。有人批判中国教育是偏重知识的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填鸭式教育”。为了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能够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获胜，孩子的学习通常被放在第一位。孩子每天除了奔波于学校和家之间以外，还要去培训班学习。数学、作文、英语等培训班非常受家长欢迎。除此以外，孩子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比如游泳、棋类、弹琴等等，而这些通常和孩子的兴趣爱好无关。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有一部分家长是因为从小没有给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了避免孩子放假在家一味地看电视、玩电子游戏，从而给孩子报兴趣班，既能学习又能消磨时间，一举两得。大部分家长还是从社会竞争的角度考虑，希望孩子有一技之长才报兴趣班的。日本家庭更重视对孩子素质方面的教育。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重视孩子的独立性的培养，要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自己整理房间，帮忙做家务等。此外，还注重培养孩子坚韧、顽强的精神品质，培养对集体对国家的忠孝。这和日本人崇尚的“武士道精神”有着相同之处。在道德教育方面，日本父母从小就教孩子要懂礼貌，即使是很简单的打招呼，也要求孩子必须认真学习。在学习方面，日本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孩子的兴趣爱好进行的。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父母干涉比较少。比较注重孩子的创新意识的培养，注重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母亲们为了能够更好地教育孩子，还参加各种学习。比如日本有自发形成的“母亲读书会”，妈妈们通过读书，互相交流教育经验来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还有“家庭教师协会”，家长们按地区组织起来，老师们自愿参加，通过互相交流学习来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

2中日儿童家庭教育的比较

2.1中日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家庭教育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启蒙教育的认识不足。其次是父母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不足。过分依赖学校教育，很早就将孩子送到早教班，兴趣班，而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第三，根据地域不同，家庭教育的观念也不尽相同。内陆的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农村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更是谈不上。即使在城市相对重视家庭教育的，也只是担心孩子的将来，家庭的荣誉，并没有把孩子的将来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而在日本，对儿童的教育，强调素质教育。虽说重视教育的家长也非常之多，但并不像中国父母那样过分地重视学历。也没有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那么强烈。但是，日本家庭存在一个问题是容易破裂。以前一家人通过相互对立、冲突、反抗，家庭结构逐渐固定，但现代日本人不愿意经历这个过程，有些父母为了避免和孩子起冲突，不批评孩子，更有甚者对孩子的坏行为不闻不问。同时，日本家庭教育和中国家庭教育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现在女性出去工作已经很普遍了，但是照顾孩子是妈妈的责任这一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通常都把孩子扔给妈妈，爸爸每天工作到很晚，很少参与到孩子的家庭教育中来。

2.2中日家庭教育的内容

中国家庭为了能让孩子出人头地，通常非常注重智力的培养，而比较轻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不注重其他素质的培养，从而出现了高智商低情商的现象。生活自理能力差，没有决断力。由于看重学习成绩，因此中国父母非常注重知识传授，而轻视能力培养。中国孩子大多缺乏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差，缺乏创新能力。除了学习以外，身体也非常重要。因此，中国家长们也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给孩子吃各种补品。但却疏于对孩子心理方面的指导，使得孩子心理脆弱，抗挫能力较差。日本家庭教育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也就是说让孩子学会照顾自己的生活。生活教育还包括对孩子进行礼仪、心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日本人在生活中的各个场景都有固定的一套礼仪，比如回到家要说“我回来了”，吃完饭要说“多谢款待”，熟人见面要互相鞠躬问候等等。在心理方面，注重培养孩子的忍耐力，受挫能力。很多学校的校服都是短袖短裤或短裙，冬天也不例外。在自立性方面，孩子能做的，父母就不会代替。日本的小学生每个人都是自己背书包，父母替孩子背的情况是看不到的。

2.3中日家庭教育的方式

中国的家庭教育有连续性。大部分父母认为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也不应该给孩子完全的自由。并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孩子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父亲是正义、权威的象征，担当着对孩子的理性教育，教孩子区分善恶。而母亲总是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担当者对孩子的感情教育。孩子有了喜欢的人，一般会先告诉母亲。相对而言，中国孩子对家庭成员的依赖是分散的，并不是固定的某个人。日本的家庭教育是不连续的。日本人来通常将孩子和大人清楚地区分开来。因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存在，因此也是区分对待的。幼儿期主张让其自由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严格教授规矩。因为要让其在成人之前，必须掌握适应社会生活的礼仪。日本家庭的身份意识较强，父亲为了维持自身的威信，通常和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孩子和父亲较为冷淡，只是表示顺从或尊敬。而和母亲比较亲密，对母亲的依赖性较强。

3中日家庭教育的比较探究启示

教育孩子是父母的事情，既不能像中国父母那样全家围着孩子转，一味溺爱孩子，也不能像日本那样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母亲。父母要为孩子树立榜样。首先父母要提高自身的素质，不能给孩子带来不良习惯的影响。通常父母爱玩儿手机，孩子也会爱玩儿电子游戏。在学习方面，应该借鉴日本的家庭教育方式。让孩子全面发展。应注重孩子的素质培养，能力培养。让孩子将课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并鼓励孩子善于发现，善于创新。

参考文献：

[1]山下俊郎.家庭教育[M].光生館,昭和60年.

[2]彭立荣.家庭教育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中日范文篇7

（一）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冰点的导火索

小泉自2001年上台后，先后于同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六次参拜了靖国神社。由此，中日之间的关系达到自中日正常化邦交以来最为冰点的时期。中方反复提出我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则立场，但小泉依然是我行我素，致使双方领导高层的会晤由此出现长时间的中断。

中日政治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冰点与在日本的政治界中不断传出中国威胁论，进而具体到中国军事威胁论等等一些防华、反华的言论；日本政府一再做出伤害中韩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就笔者分析有以下几个因素：

（1）历史、地理原因：岛国视野与心里的强烈不安

在研究了些日本文献与现在日本文化后，笔者深刻认识到：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等反华言论从是出于：岛国视野与心里的强烈不安。

岛国视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日本的历史文明渊源只能从领国吸收，而它的领国也只有朝鲜与中国。朝鲜又是个长期依附中国的小邦，所以日本只能在各个方面学习效仿中国。而中国文明伴随着“侵略践踏”的成长，日本的文化无法从外部的“开国”而融入新元素，形成一个长期“自闭”型的成长，进而在日本人思维中产生极端双面性：一方面是封闭性、自大性、盲目性，一方面是谦卑性、反抗性、思索性。他们的谦卑、反抗、思索形成了日本优良的品质，而封闭、自大、盲目也导致了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上的保守主义、右倾化明显，进而影响日本对华的态度。

强烈的不安。这个是源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近代史上，日本大刀阔斧的明治维新改革将日本推向一个发展的高峰，战后的经济腾飞让每个日本人从心底里有了一种自我优越感，在上文中笔者提到日本思维中有一方面的盲目性与自大性，这两种心理在80年代的日本人心中迅速膨胀，而90年代的日本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而此时的中国在经历了近代史上最饱受欺凌的时期后，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摇身一变成为国际舞台上又一颗新星。日本人心中害怕自己在亚洲地位受到动摇。日本索尼公司前会长盛田昭夫指出：“我们日本人为生存所困扰。我们脚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动。除了水，我们岛上几乎什么原料也没有，适宜居住和耕地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对我们来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宝贵的。”这段话形象地反映了日本对于自身的强烈不安。日本害怕一旦中国强大起来，如果日本受到外来侵略的话，拥有这个最大的条件与机会的就是中国。

（2）文化原因：忠孝与仁之间的关系

为何在世界中被大家普遍认同的法西斯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的同时，日本民众却容易被右翼分子所迷惑，对首相毅然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不加以反省，更有甚者表示支持呢？

日本人的忠孝观念与中国不尽相同。了解这一次点就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日本民众容易被右翼分子煽动蛊惑。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忠孝观念在日本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但其与源头又有一定的差别。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普遍所认为的忠孝是要有前提的，而且一切的封建制度思想的最终集大成的思想就是一个字：仁。皇帝要实行仁政，否则天罡伦理不容，任何人可以揭竿而起，自立为王。在中国的历史上，针对罪恶不仁之举而大义灭亲的人可以说是称道赞颂，但是放到日本的历史中，这绝对是难以想象。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忠孝观与他们的“报恩观”是相融合的，更加无条件化、绝对化的。在过去，“忠”就是无条件地效忠天皇，现在这是效忠自己所在的公司、企业。19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曾提出所谓“忠孝一致”，后来逐渐发展成“君臣一体”、“忠孝一体”、绝对效忠天皇的“忠君爱国”的思想，这在战后仍旧影响日本人的思维。

由此可见，中国的的忠孝观念是基于“仁”字上，而日本的忠孝已经融合成一个字：忠。靖国神社对于日本人的含义是父辈为了天皇效忠的“忠”而安息之地，并不是“甲级战犯”的安置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部分日本人，乃至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要参拜靖国神社。

（二）后小泉时代的两次访华

（1）“破冰之旅”的背后意义

关于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很多人对此抱有很高的评价。诚然，此次的访华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破开了这层“坚冰”，但也应该看到这背后的含义。

从中方来看，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冷淡到政治冰冷在经济上、军事安全上、外交上等多个方面对华有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中日之间的政冷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从经冷到经温，给双方的经济建设带来一定的障碍。中国正处于全面经济建设的时期，任何一个经济伙伴都是成为经济强国不可或缺的盟友，日本作为和中国一衣带水的相邻国家，双方应该在经济战略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任何一方的经济都会影响另一方的经济，所以，恢复中日经济发展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军事上，日本处于太平洋与中国之间，介于美国在太平洋所布置的军事战略，如何捍卫中国在太平洋的安全必定要涉及到日本，那么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了。从外交上看，中国是走政治大国的路线，应当具有宽广的政治胸怀与政治气度。对于日方造成的中日之间的政治冷淡，做出一定的“政治让步”对于中国树立国际形象有一定良好的积极作用。

从日方来看，政治高层的一部分的人意识到了日本如果再一意孤行，无视邻国的要求，那么其外交将会处于困难的境地，也会受到来自“盟友”的压力，最后吃亏的还是日本自己。

从经济上来看，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促进了日本对华出口和日本经济回升。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日中贸易的增长对日本恢复景气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所以，经冷的后果使得原本就相当不景气的日本想要恢复到他们经济的黄金时代是难上加难。而经济的长时间不增长甚至停滞不前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日本政治界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了。从外交上来看，日本更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尴尬的境地。现在全球几大势力中，只有美国对日采取庇护式的，而今美国被伊拉克战争拖累，经济疲软，石油飙涨，根本无法拉动日本经济前行。欧洲对日本不太感兴趣，欧洲更多的将关注投入中国，毕竟一个十三亿的大国所产生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一个日本。而俄罗斯与日本关于领土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和黄金蕴藏大国，根本不受日本所动。日本作为美国坚实的东方后盾，现在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形象和立足之地。所以，尽快打开日本新的外交局面是未来一代日本政府迫切的任务，也致使促成了这次安倍的“破冰之旅”。

在安倍晋三访华期间，提出希望中日双方领导高层能够恢复对华的同时，在日本高层听到一些关于靖国神社不和谐的言论。对此，中方怀疑日方此次破冰之旅的诚意到底是多少？另一方面，中方也不难看出安倍晋三内阁的言论不能保持一致，多少可以说明安倍晋三内阁并不稳定，还不足以促成中日双方关系重新回到“72蜜月期”做出质的改变。中国政府也不得不为下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做好提前准备。

综上所述，从此次的破冰之旅，就笔者看来更偏向于中日外交之间的试探，很可能是日本政府对未来中日外交的政略试探，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的内容。

（2）福田康夫－－－亲华首相

去年年底，福田康夫访华，双方称之为“融冰之旅”。在谈到中日关系时，福田表达了自己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他表示，“我觉得春天已经到来，并希望尽可能地让这个春天长久持续下去”。在访问期间，福田康夫受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务院总理分别与他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双方就构筑和发展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广泛共识，并规划了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从这次良好的高层对华与中日双方安排的访问中，看出合作、感情、文化三个积极点，给人的确有“融冰”之感。

（3）后小泉时代的两位首相与小泉的关系

小泉与安倍师出同门，两人均是岸（信介）派，现今的森（喜朗）派。其政治思想属于右翼亲美一派。在对华政策上，两者均有相同之处。安倍被称为日本中生代政治家，保守色彩浓厚，曾在一些敏感的内外政策问题上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2006年4月，身为内阁官房长官的他“秘密”参拜了靖国神社。上文笔者认为安倍的访华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改善，上任后的中韩两国访问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民间的压力。

福田康夫被日本媒体称之为亲华首相，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长子，曾担任森喜朗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官房长官。他重视对中关系，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辞去内阁官房长官一职。不同与安倍的访华，福田对中日关系做出实质性的改善。此次的暖春之旅初以达到成效，双方对此都有高度评价。

安倍的下台福田的上台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是件好事，日本政坛也暂别小泉政治的影响，右倾得到一定的制衡，但其主力仍不可小觑。福田政府的岌岌可危很可能让右倾亲美派再次抬头，走入更加右倾的格局。

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逐步推进，世界的格局已经有两极化逐渐演变为“一超多极”的格局。冷战后的结果：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不言而喻地成为了世界头号大国。然而，近几年的世界格局又在悄然生息地发生变化。

全球可分为几大势力：美国独霸美洲为一方势力；中国作为崛起的一个新兴力量为一方势力；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呈现了向上的势头，作为曾经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仍旧不能小觑，其为一方势力；欧洲各个国家形成了欧洲联盟在世界的舞台上也占有一席，其为一方势力；而日本作为亚洲中间的“西方资本主义”代表，它在世界扮演的角色颇为微妙，将它划为一方势力。在这大致明确的五方势力“关系”之中，最为复杂、暧昧不明的是：中日美三方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主流，日本在政治上呈现一片右倾的景象。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上台后，中日之间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冰点”阶段，不断发生的伤害中韩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日本政府却仍旧无动于衷，将自己的政治形象破坏得一干二净。在日本形势越来越岌岌可危的时候，历经小泉、安倍、福田三任内阁。如果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未来的日本首相任重而道远。

三．未来对日政策多元化

日本政坛的风起云涌让中日关系多变。长达十年的中日高层的冷淡时期，让中国与邻国之间的七大问题迟迟没有进展，于是有人就提出对日新思维的想法，希望能在艰难的中日关系中寻求一个突破口。（一）对日新思维

在中日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候，有人提出对日新思维，主张中国政府不要再拘泥于过去。什么是对日新思维？2003年，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访日归来后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日应超越历史问题。稍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宏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外交革命与对日新思维，认为中国对日政策应着眼于整体外交战略，做出某些调整，其中包括为了舒缓对美外交的压力，不妨考虑在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问题的态度上适当做出一些调整。上述两种论点被总称为“对日新思维”，当时在中国国内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在后冷战时代这个大背景下，国际互动格局特点呈现：“互动频密，敌我难分，各种势力无不对潜在敌对方保持高度警觉，但又注重接触，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动中视对方政策取向来调整自身政策；唯因如此，政策误判率极高，决策者每每将互动中的临界行为视为实质策略，并制定相应措施，由此导致恶性循环。”中日之间以往的外交事务中，中国政府过多地看到了中方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错误态度加以强烈谴责，致使中日之间的政治降至冰点，经济也从“热”到“冷”。从现今的大力加强经济建设的政策来看，其对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政治、经济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故提出了对日新思维。但在对待对日新思维的时候，应当正确理解中国的定位以及对日战略多个层面上的的分界线。

中国的定位是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对日新思维的核心思想即是在中国退让一步的情况下，达到政治的和谐、经济的发展。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深层的战略层面上，那笔者就有一个问题：这对于中国的定位有所相背。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如果对于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中国政府都能够退让，其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威信。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如果一个曾经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民族对于错误历史的认识中国政府能够容忍，等于默许其正确性，中国的军事正义将无处立足。

所以，在看待对日新思维上必须要理清楚一个概念，即是所谓的对日新思维是一个战略性的改善，还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善。在国际关系上，战略性改善与实质性改善是相互交融的，并不相互排斥。从德法两国在战后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先战略后实质、先实质后战略、实质与战略并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之间无法像德法那样实施先战略后实质，而当今的政治也使得先实质后战略的方法行不通。所以，笔者主张不全盘接受对日新思维，而是采取战略与实质并进的方法：可退则退，以退为进。

（二）未来对日新式方针

（1）紧密的经济关系牵制日方高层

有一美国学者提出的中日之间的问题并非全然是历史遗留问题，这和笔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中日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政治外交工作没有做好而导致的。后冷战世界格局相当鲜明地表明全球的根本动向与战略制定的基础是各方的经济利益。

2008年5月5日的《参考消息》中的国际论坛上，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指出：中日交往不妨回避、搁置两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努力扩大共同利益面。经济密切交往，可以增进相互的理解和共同点。

中日之间在地区上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很容易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下产生冲突与矛盾。那么，扩大双方共同利益面，在经济上拉紧双方的关系，那谁也反不了谁。如同中美关系那样，由于双方在经济上极度依赖对方，只要任何一方做出破坏性动作，最终会两败俱伤。借于各自的利益考虑，经济的确会牵制住一方过大的政治、军事动作。

（2）转换战略施压的角度

邱震海老师提出，若是中日关系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其根本方法是破除日本区域战略性的框架。而所谓的区域战略性框架指的就是：日美同盟。笔者曾经看过一本关于日美之间的“合作”中间的民众心态的书，作者是一位离任的驻美日本大使。他指出，日美同盟这一战略性的决策将在未来50年甚至100年不变。其原因可归咎于日本民族性中一种：依附强者，却又时刻准备着挑战强者的心态。所以，破除区域战略性的框架就目前而言难度系数巨大。

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中，中国与美国关系处在一个半暗不明的外交状态，这对中日关系取得突破发展来说是相当有利的。既然日本仍然在某些方面追随美国、依附美国，那么中国政府可以趁此反之利用，以中美关系促中日关系的发展，用美国政府来牵制住日本政坛的对华举动。

（3）反思中国的外交战略，重点做好国际公关工作

上述，笔者提出战略与实质并进的方法：可退则退，以退为进。对日新思维上，涉及到对于历史问题就笔者认为可以做出一定的退让，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建设。所以，中国政府应当着眼于未来中日的经济贸易交流、发展的问题，但就原则性的退让我们不应当采取。历史问题的退让，东海问题的回避也只是暂时的，乃是权宜之计，归根结底的最终目标是解决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七大问题。在“退”的同时，要促进中日的发展，进而使得“退”成为“进”的前曲。在福田内阁仍就掌权的时候，利用福田是亲华派的人士这个契机，达成中日两国之间长期僵持的领土问题、能源问题、战后赔偿问题等等。在实质方面，中国政府依然要敦促日本认清历史、承认历史。

日本如此无视领国的谴责，做出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中韩两国国民感情的事情。慰安妇案件，民间赔偿问题，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如果和日方交涉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是否能转换下角度，主要地还是从谈判与交涉入手，并且利用国际媒体的舆论、压力来敦促日本对于二战中各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以及对于中国东海问题与钓鱼岛这两者问题可以用世界权威组织、专业人士认定，或者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笔者对于中国的国际公关工作认为相当欠缺，世界正出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发展经济的确应当放在首要位置，但是如果一味只给世界的舞台看到自己单方面的经济发展，很容易会造成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认识的欠缺并且对于中国的印象只停留在他们曾经知道的中国，这对于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中国政府应当多做国际公关，利用曾经参与过二战国家的媒体给予日方压力。然而，从3.14的西藏打砸抢事件可以看出中国在国外的公关工作是让人担忧的，一些西方的别有用心的媒体做出移花接木的不真实的报道，西方的人民却轻易相信这些报道。这值得中国政府好好反思中国在国际上的宣传是否到位，在各国人民心中是否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强大起来的中国人形象。

四．未来中日走向是春暖洋溢中的坎坷之路

就目前的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的发展而言，无论怎么看，中日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将成为中国成为大国、强国路上的一道阻碍。在双方没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背后复杂的心里，更是使得中日关系是前途渺茫。笔者一直期望中日之间能够出现新的景象，并在未来的道路上共同进步。然而，就笔者浅薄地认为，中日关系在短期内的前景并不“乐观”，引用中国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的态度为“谨慎的乐观”，很有可能出现回暖后继而又回到冰点的这种循环模式。对于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七大问题，并不如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外交、战略问题一般简单。它涉及到历史，文化观念，区域利益与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等等。

面对未来的中日关系，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的军事理论：战术上重视它，战略上忽视它。展开来说，战术上，中日关系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加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应当极力发展两国双边外交与贸易经济的往来，不但在政治高层形成良好互动，也同时应当在民间消除双方的隔阂。战略上，可以采取绕开直接的中日关系，直奔美国这个主题。只要在中美关系上处理好，对于中日关系，可以用美国的手来施压，就像美国拿日本作为幌子插手台海问题一般。

近日，主席在日本签署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战略文件，打开了中日外交史又一新篇章。然而亲华政府的福田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未来中日走向仍旧迷雾重重。

【摘要】：本文简单论述上个世纪末小泉纯一郎执政的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冰点背后的原因，以及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和福田康夫的“融冰之旅”的意义。并且对于未来中日之间关系处理提出新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日之间的前景。

【关键词】：中日关系后小泉时代对日新思维破冰之旅融冰之旅

【参考文献】

1.《中日关系二十讲》刘永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冷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张广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日范文篇8

关键词：主权融资；日元贷款；开发援助

主权融资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国际融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与政府之间双边、以及政府与超国家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融通。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大量的日元贷款，其融资属性为主权融资。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尤其是近几年来，中日主权融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笔者在此主要探讨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形成、演变、影响及其对策。

一、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确立有其特定的国际环境、政治基础和特殊历史原因。两国融资关系建立和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建立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背景看，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是在战后国际关系框架中形成的，并随着国际环境和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复兴，日本于95年由受援国逐渐转变为援助国，开始以援助国的身份正式提供政府援助。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外提供贷款。这种贷款属于政府信贷，比民间贷款优惠，由于其提供和偿还都是以日元进行，故称日元贷款。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表现出如下特点：（）以美日基轴为前提，在制定援助方针、加入援助组织、实行对外援助等方面，均向西方一边倒；（）追随美国的“遏制”政策，把社会主义各国排除在援助对象范围之外；（3）把对外援助与本国的经济发展相结合，最大限度地获取受援国的好处。到70年代后半期，日本贸易盈余膨胀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黑字，因而受到来自逆差国的压力，日本制定了ODA计划，由此确立起援助大国的地位。在80年代前半期“新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战略援助”成分，在援助金额分配上，政治性考虑比重明显增大。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把对外援助变成了争取各国支持、提高国际地位、争当政治大国的有力手段。正是基于上述的国际背景和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要求，中日主权融资关系逐步建立发展起来。

97年9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又于978年8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在政治邦交正常化的前提下，两国间经贸关系迅速扩大。日本从发展对华关系和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考虑出发，决定以优惠条件对中国提供资金援助。我国也把日本视为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提供国。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首次做出了对华日元贷款决定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自从中日两国主权融资关系建立，两国在政府间贷款上的合作已有5年多的历史。978年9月，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在访华时提出，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贷款，中国可以运用。同年0月5日，在访日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表示要对日本政府贷款予以研究。[]979年5月，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访华。木村一三曾是日本老共产党员，对华非常友好。他提到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政府可以争取利用这笔贷款。这种贷款主要是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8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贷款利率仅为0.75%-.5%，贷款期限30年，宽限期0年。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50美元，急需资金建设基础设施，恰好符合日本政府贷款的援助的条件。[]

979年夏季，中国政府开始与日本政府探讨两国在该领域合作的可能性。979年月，日本原首相大平正芳访问我国，表示日本政府将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承诺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同年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对中国实施援助开发贷款。随即，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份贷款协议，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3.3亿元人民币)。

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67亿美元。这笔日元贷款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的最早、最大的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主权融资）。

3．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批日元贷款从980年到984年实施，贷款金额3309亿日元，共安排建设7个项目。贷款年利率3%，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第二批日元贷款从985年到989年实施（包括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的700亿日元“黑字还流贷款”），共安排建设7个项目，贷款年利率.5-3.5％，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第一批和第二批日元贷款前半期，资金主要用于交通、通信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从第二批后半期起，贷款领域有所增加，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开始使用日元贷款。

第三批日元贷款从990年到995年实施，贷款金额800亿日元，共安排建设5个项目。贷款年利率.5％，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贷款除继续用于上述第一和第二批日元贷款相同领域的项目外，新增贷款领域的主要项目有：内蒙古、云南等6个化肥项目；武汉、黄石、重庆等4座长江大桥项目；民航管制系统项目；北京首都机场及武汉天河机场项目等。[3]第四批日元贷款从996年到000年实施，贷款金额9698亿日元，共安排建设93个项目。贷款年利率0.75％-.3％，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贷款使用领域扩大到高速公路、农业综合开发、城市和流域污染处理、植树造林。

第五批日元贷款经历了许多波折，从00年起，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方式发生了一些较大变化，从过去的以“批”为单位改为一年一定的滚动贷款方式。00年度共安排建设5个项目，贷款金额63亿日元，金额比上一年下降5％，是历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00年到003年，日本每年都以0%的速度削减对华援助贷款。005年3月日本政府才与我国政府签订了004年度日元贷款协议，提供800亿多日元贷款，同比下降了两成。然而，中日主权融资毕竟不都是无偿援助，日本政府对华无偿援助资金约为000亿日元，占融资总规模的5.5%,其余绝大多数贷款是有偿的。由于日元的一再升值，对我国来说，折合成美元的债务负担大大增加。我国最初利用日元贷款时，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是:30，日元不断升值，特别是0世纪9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美元兑日元为:89。这导致我国对日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根据初步推算，我国为此多付出了大约几十亿美元的代价。

二、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特点

根据各方面资料综合统计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005年季度，004年度日元贷款协议签字正式生效，我国已经累计利用日元协议贷款总额约4.万亿日元，实际利用日元贷款（包括援助贷款）约3.7万亿日元。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最重要的形式是官方开发援助（ODA）中的双边援助，占外国官方开发援助总数的/3。日本提供对外经济合作援助贷款由日本经济企画厅、外务省、大藏省和通产省(简称三省一厅)协商决定。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特点是利息低、还款期长：一般年利率为.5-3.5％，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日本政府贷款主要包括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输出入银行贷款和“黑字还流”贷款。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是国际融资史上罕见的政府间的融资行为。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融资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涉及投资领域广泛，融资方式比较特别，创造了国际融资史上的奇迹。

．融资规模巨大，历时时间长

日本是最早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也是提供政府贷款数额最多的国家，贷款协议累计额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70%，在所有4个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和地区性金融机构中金额最大。日本政府累计向我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4万多亿日元，安排建设300多个项目，实际使用日本政府贷款约3万多亿日元，约80个大型项目已建成投产。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持续时间长，从979年开始至今，已经达到5年之久，可谓跨世纪国家主权融资。

．广泛涉及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我国利用日本政府日元贷款的项目涉及领域多，分布广，主要用于交通、能源、通信、农业、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分布在全国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影响极为广泛。在中国电气化铁路中，8%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中国每天38%的污水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设的；中国国内万吨级的大型码头中，3%也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比较成功，项目进度快，资金利用效率好。贷款用途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主，现在已经逐步向环保、扶贫以及教育领域的项目转移，在地区分布上，已经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3．软贷款占的比例比较大

软贷款是优惠程度较大的国际融资，即含有无偿赠与、无息以及宽限期的贷款。日本对华援助贷款，包括有偿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3个部分。有偿援助部分就是通常所说的日元贷款，无偿援助部分是日本对中国的赠款，技术援助则是日方为中方免费提供人员培训等技术合作。日本累计提供技术合作金额达到446亿日元；无偿援助6大中小型项目，累计为86亿日元，占日本政府对外援助贷款的5.%。

我国利用日本政府贷款安排建设了一大批国家和地方的重点项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对我国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日元贷款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等方面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已成为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新变化及其成因

自979年末以来，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对华ODA提供国。在历年日本ODA的受援国顺序上，中国始终占据第一、第二位。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已构成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近几年来，日本的对华ODA政策变化很大，这势必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追溯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演变过程，揭示其政策调整的前因后果，对于了解和掌握未来中日融资关系变化的影响十分重要。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出现的变化

根据日本媒体报导，日本政府将在006年后不再向中国提供无偿资金合作项目。日本对华援助继续缩小的趋势将很难改变。据业内人士估计，日本停止援助的最后时间不是在008年奥运会之后，就是在00年世博会之后。实际上从993年开始，日本就在酝酿把过去5到6年时间的日本ODA改为“3加”方式，即先确定前3年的贷款，在3年期满时在协商后年的贷款。同时，日方又提出要同其他国家一样，改为一年磋商一次。通过中日双边协商，“3加”方式得以确立。

自999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削减对华援助。从00年起，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过去的以“批”为单位改为一年一定的滚动贷款方式。00年度共安排建设5个项目，贷款金额63亿日元，金额比上一年下降5％，是历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00年到003年，日本每年都以0%的速度削减对华援助贷款，004年日元贷款800亿多日元。

．产生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变化的原因

第一，政治上的分歧。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把日中关系“普通化”的政治主张。日本政府官员声称：日中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再是过去那种友好第一的关系，而应该成为就事论事的、该说‘不’就说‘不’的成熟关系。通产省通商政策局中也有一些人主张大幅度减少对华贷款总额。更有甚者，日本某些新生代政治家，怀着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日本某些媒体也推波助澜，把对华援助说成“朝贡外交”，是“日本外交的最大败笔”，要把中日关系“普通化”。在这种情绪鼓噪之下，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削减援助金额。日本出于在亚太地区掌握主导权的目的，开始对中国采取既合作又牵制的两手策略，助长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意在中国和邻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制造隔阂；扩大和加深日台经贸关系，并在探索发展日台政治关系的途径。

第二，日本总是拿对华援助说事,把对华日元贷款同中国的核试验挂钩，直接向中国施加压力。在994年第四次日元贷款的决策过程中，直至同年月日，日本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平林博、外务事务次官斋藤邦彦、河野外相及其他政府高官先后多次表示，中国的核试验将有可能对日元贷款的决定产生影响。日本外务省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反对把ODA四原则适用于中国。这些因素在贷款总额的一再削减方面发生了作用。

第三，日本对贷款用途的无端忧虑。在项目的选择上，日本政府希望将贷款主要用于防止大气污染装置、植树造林等环保项目和中国内陆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这个方针是日本政府向我国提供主权融资的基本原则。对环保项目的援助固然有防止酸雨、沙尘暴等作用，使日本环境免遭污染.但日本总是有人担心中国很可能将贷款用于军事目的的道路和港口建设等项目。第四，日本玩对华援助这张牌。日本有舆论认为，在日本对华外交中，可供日本打的牌不多。

日本贸然提出停止对华日元贷款，将必然损害两国关系。在经济上，在中国已成为日本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和日本在亚洲的最大投资对象的情况下，日本在力保中国市场的同时，又不愿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过于强大。根据一些媒体反应，日本政府意欲使第四次日元贷款成为“日本所希望的中国发展速度的指针”。提供日元贷款必须考虑“将来日中两国的经济力量平衡的问题”，即以打“贷款牌”来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

第五，国际战略安全的需要。进入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争当政治大国的步伐，如日本在积极地活动，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此更加倚重经济外交手段，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工作力度。随着经济高度发展，日本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上升，使它意识到扩大外交范围的必要性；日本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着历史感情、领土、安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关系。同时，对华援助还含有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希望中国保持安定的意义。

四、日本对华融资政策变化的影响及对策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演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加速了减少对华援助贷款的步伐，说明日本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感到不安。因为，日本对华关系中可以打的牌并不多，在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以及技术方面，日本并没有捞到什么便宜。所以日本将中日主权融资作为一张王牌来打，大量削减对华日元贷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变化，必将会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各种关系的交往。同时，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应对日本对华融资政策的变化。

．日本对华融资政策变化的影响

第一，日本对华援助贷款的减少必将影响到中国对外主权融资。一方面，日本政府减少对华援助日元贷款是我国主权融资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主权融资具有很大的优惠性质，对于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000美元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十分必要。另一方面，日本对华援助贷款的减少必将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主权融资的关系。有迹象表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华政府主权融资近几年来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同时，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如世界银行集团对华提供的贷款规模和优惠程度也有减少的趋势。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现在还不到“毕业”的时候。989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830美元。在办完奥运会之后，韩国从日本政府的ODA中“毕业”了。但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达到000美元，远远没有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与9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在致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依然是需要世界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4万美元，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第二大援助国。援助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是日本的一项国际义务，也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一种表现。同时，日本政府减少对华日元贷款，必将影响两国未来的政治以及其它领域的关系往来。

第二，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是对华主要贸易出口国，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因此，中国的进口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就业十分重要。那么，如果日本方面一意孤行减少对华援助贷款，必将伤害中国人民对日本经济交往的热情，大量减少日本进口，日本遭受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日本的行为是不符合当今世界经济交往“双赢原则”的。

．面对日本减少对华日元贷款，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转变国际融资思维模式，拓展新的国际融资渠道。中国对外主权融资规模减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我们必须拓宽新的国际融资渠道，以替代主权融资减少。目前，国际融资除了主权融资，还有国际商业银行信贷融资、国际证券融资、国际项目融资等等。所以，我们应首先扩大国际商业化融资，尤其是扩大国际银团贷款融资，同时，积极利用国际证券化融资趋势，扩大国际股票和债券融资规模，积极引进新型国际融资方式，如国际项目融资（BOT融资），实施多元化融资策略。

其次，由传统型融资模式转变为新型融资模式。所谓传统型融资模式，是以国家信用、企业

中日范文篇9

扩大中日双边贸易的有利条件

（一）中国加入WTO为发展和扩大中日双边贸易关系提供了良机

中国加入WTO可使各国企业获得更多市场商机，而对以“贸易立国”起家的日本来说，加上地缘优势，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中国加入WTO为日本带来的年受益额将达610亿美元左右，使日本成为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的最大的受惠国。目前，日本经济正处于滞缩时期，与上世纪70年生过的以高通胀、高物价、高失业率、高油价、高地价、低增长率或负增长率为特征的滞胀相比，经济发展出现了低通胀或无通胀、低物价、低增长率或负增长率、低地价和高失业率问题，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的货币和“零利率”等一系列刺激经济景气的政策，但效果甚微。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日本突破传统的自我封闭、自我发展的经济政策的障碍，正视其国内市场狭小对经济发展的障碍，顺应经济国际化大潮的发展寻求出路。中国加入WTO后，3462项商品已大幅度降低关系，各种非关税壁垒也大量减少，这有利于日本商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中国为加入WTO在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双边协议中，承诺开放国内流通、金融保险、IT产业、部分建筑和内需工程，这些都是日本国内目前遇到困难最多的行业，倘若日本能吸取以往的教训，抓住中国加入WTO后扩大中日双边贸易的良好机遇，充分发挥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加快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对日本国内的最不景气行业走出困境及促进日本经济走出滞缩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来讲，日本企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扩大技术和设备对中国的出口、带来经营管理经验，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及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等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创造了中日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的空间

两年来世界经济疲软，全球资本流动放缓，世界贸易遭受到致命打击。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2001年以年增7.5%的速度同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形成了有利于外国企业投资的环境。据英国《经济学家》集团的商业信息机构发表的“全球商业成本比较”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3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28位，近于投资成本最低国家，而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投资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形成了在世界资本流动放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投资仍大幅增加的局面。2000年我国引进外资项目22532个，比上一年增长31.8%，是六年来第一次高于上年的水平（注：《国际贸易》2001年第3期第20～21页。）。日本企业对我国的投资也止跌回升。2001年上半年仍呈增加之势。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对300家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后三年间，95.7%的日本企业增加投资的对象国是中国（注：《经济日报》2001年12月13日。）。

另外，我国正在实施的十五计划、西部大开发战略及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等创造的良好投资环境，使日本及欧美企业均感兴趣，纷纷加大对华投资力度。

扩大中日双边贸易的不利因素

（一）产生贸易摩擦的机率增多

1.日本的贸易政策服务于政治。中日之间首次贸易摩擦的产生源于日本，这是日本政党政治利益的需要。当时，日本的主要执政党自民党在参议院议席不足一半，处于劣势地位。在2001年7月底进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该党一心想改变这种劣势地位，而农民历来是自民党的票田，取悦于农民成为自民党争取选票的必然选择。紧急限制措施的采取，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中国蔬菜等农产品物美价廉，竞争力大大超过日本的农产品，在日本市场很受消费者青睐。但在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的状况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日本多个产业协会相继向日本政府提出限制纺织品、农产品进口的要求。自民党为谋取其政治利益，本着“选票优先于外资关系”的原则，利用了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向中国发难，以此争得农民的选票，并转移国民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不振、国际地位下降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日本是自由贸易国家，但在政党政治利益需要时，所谓的自由也就成为了牺牲品。在日本，类似2001年7月的选举，每三年就有一次，只要政治需要，日本政界就会让历史重演。

2.日本国内需求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战后，日本首次使用贸易制裁措施，并首选中国作为目标，这并不是偶然的。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看，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金融业陷入困境，长期以来银行旧的不良债权尚未根本解决，而新的不良债权又在不断出现；保险公司已有多家倒闭；企业破产增加；失业率连创新高；内需不足，如2001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60%的个人消费大幅度下降；外需疲软，外资出口由于受到美国经济减速和亚洲经济恢复缓慢的影响，2001年上半年一直呈负增长，贸易顺差4～9月与上一年同比下降43.1%，出现1978年以来最高降幅。日本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虽使日本经济出现过短暂的复苏征兆，但仍难摆脱长期疲软的局面。在出口市场难以扩大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界一些人士认为，进口增加是导致日本近期通货紧缩、物价疲软、经济形势再趋严峻的重要原因，因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国际经济形势看，包括美国、欧盟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国内经济走低，世界经济发展放缓，加之九一一事件的影响，世界贸易额大减，2001年全球贸易额的增幅可能将从2000年的几乎创纪录的12.5%骤减到2%（注：《国际商报》2002年1月9日。）。这使得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因此抬头。

（二）产生贸易摩擦的范围正在扩大

2001年发生的中日首次贸易战，日本虽首选蔬菜采取报复性措施，但双方摩擦的范围早已不限于农产品领域。我国生产的部分纺织品、轻工产品、钢材等都已成为日方以各种理由限制进口的产品。不仅如此，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地域上已延伸至国际资源领域及第三国市场。如本来中日两国的排他性水域中间线并未正式确定，但日本却指责中国的渔船越界擅自进入日本的排他性水域捕鱼，并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日本还以保护属国际资源范畴的金枪鱼资源为名，无理要求中国不要扩大捕捞金枪鱼的船队；在越南市场中国摩托车以价格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至2000年已占据50%左右的市场份额，打破了日本几乎处于垄断的地位（日本对越南的摩托车市场占有率曾高达90%）；在印尼市场，中国的电单车与日本产电单车竞争激烈，仅2000年1月至8日，中国出口至印尼的电单车超过50万辆，这使日本厂商感到焦虑不安，甚至以中国企业在电单车上使用的降压器“违反专利权”为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此问题），无理要求印尼进口商停止进口中国的电单车，遭到印尼进口商的拒绝。

（三）日本政府放任日元贬值，造成对中国经贸发展的牵制

在日本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而又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放任日元贬值，日本朝野甚至认为日元贬值是其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对此，美国采取不干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容忍日元贬值，从而使日元贬值形势日趋严峻。2001年以来，日元汇率一路走低，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初为114:1，年底已跌破130的心理防线，达到1美元兑换134.30日元，成为1998年10月6日1美元兑134.18日元以来的新低，贬值幅度高达14%。有关人士预测，2002年日元汇率水平将在145:1左右变动（注：《经济导报》2002年1月28日。）日本是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是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由于日本是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出口地，日元是亚洲的主要投资贷币，日元贬值将直接影响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也将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货币贬值的压力，使金融动荡与风险进一步加大。日本多年来一直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我国对日经济贸易相对依存状况还比较明显，因而日元贬值对中国的损害最大。这也正是日本以日元贬值冲击与牵制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打压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意图。这种发展趋势必然会对中日双边贸易产生深刻的影响。

建立协调型竞争机制，促进中日双边贸贸发展

中日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有机遇也有挑战，适时采取有力的对策措施才能化解不利因素，使双边贸易健康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

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传统的企业国际竞争观念中，企业竞争的方式是战争型竞争，商场如战场。而当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际竞争中企业的协调型竞争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这是一种双赢式的竞争。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只有顺应这一新的发展趋势，才能有利于双方经济利益的实现。中日首次贸易争端应引以为戒的教训也正在于此。中日首次贸易争端之所以发生在农业领域，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农业长期实行保护政策，使农产品缺乏竞争力。日本的农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一直受到保护，保护的结果是劳动力成本增高、生产效率相对偏低、价格居高不下。日本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而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却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如日本对中国设限的三种农产品在成本上占绝对优势。以大葱为例，在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日本比中国高8.7元／公斤；在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比中国高出3.1元／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当蔬菜等农产品大量进口时，自然会使一些农户利益受损。为此，日本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保护其国民利益，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日本农业难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原有的经济体制和保护政策，加上农业劳动力后继无人、农户拥有的土地分散等原因，农产品降低成本的空间极小。日本农产品既不能满足日本国内市场需求，又促使日本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为获得高额利润而加速向中国及周边国家转移。与日本不同，中国为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采取了开放的政策，积极引进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上述日本对中国设限的三种蔬菜，实际上大部分是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的生产基地生产的，从日本引进品种和技术，由中国农民生产，然后收购产品，进行加工后返销日本。这说明，近年来中国的蔬菜等农产品对日出口的增长，是中国产品提高竞争力的结果，也是日本国内对此需求增加和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体现了中日两国在经贸实务与地缘关系方面，各自都有着别国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互补作用，对双方都有益。实际上，日本的纺织及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处于这样一种业态中。中日双边贸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扩大的。两国企业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并实现了利益共享，虽然也有过一些摩擦，但多数通过友好磋商得到了解决。日本政府如果不能吸取中日首次贸易争端的教训，动辄采用贸易保护措施，招致报复回击造成经济损失不说，对日本的相关产业来讲，短期内可能受益，但长远看，单纯依靠政府的保护，违背了经济规律，无益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最终受到伤害的仍然是日本的生产者。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中日两国贸易发展中有摩擦，但两国企业之间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的趋势良好。如2000年小鸭集团与东芝的“战略合作”、2001年海尔与三洋的结盟，就是中日企业在新的竞争形势下，力促双方事业全球化发展的一种积极探索。

（二）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协调型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中日首次贸易争端虽经双方多次磋商得到解决，但如前所述，随着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新的贸易摩擦将不可避免，而只有在合作、信赖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协调型竞争机制，才能防患于未然，降低贸易冲突发生的频率，避免贸易冲突的升级。

中日范文篇10

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来说都非常重要，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双赢，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也使优化双边贸易结构。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二、中日两国贸易现状

1.双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

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中可知：中日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只有8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073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3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200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了2367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将近增长了12%，连续9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1980以来，中日两边的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开始贸易增长速度有所缓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12.4%、11.9%。这其中不乏因为全球或地区经济动荡、政治关系多变、国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增长曲线中的断点和增长趋势的不连续。

2.中日两国贸易统计上的不平衡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分别对中日贸易额的统计数据表明，中方和日方对中日贸易的统计数据严重不平衡。90年代以来，对日贸易收支除少数年份外都是逆差。而日本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巨额的逆差。例如，2000年中国统计的对日贸易收支为1.4亿美元的顺差，而日本的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247.4亿美元的逆差。

2002年以来，中国对日贸易一直呈现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50亿美元、2003年121亿美元、2004年209亿美元、2005年165亿美元、2006年241亿美元。除2005年略有起伏外，总体呈现逐年扩大态势。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日方统计则出现相反的结果，日方在双边贸易中一直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219亿美元、2003年180亿美元、2004年204亿美元、2005年286亿美元、2006年257亿美元。由于中日贸易存在逆差使得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断然认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紧急进口限制，引起贸易摩擦。日本对中国大葱，香菇等出口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的背景正在于此。

3．贸易产品结构发生转移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消费品、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成套设备；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主要是煤炭等原材料产品和粮食食品等初级产品（80年代中期以前）；电机、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及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8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发动机及零件、加工机床、数字程控交换机、集成电路，高级数码相机和高级轿车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多数以冰箱、风扇等家用电器和计算机、计算机显示器、电话机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和少数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机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这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由上面分析可知：中日贸易由原材料、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移，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贸易结构转移。

三、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建议

为了中日贸易的更进一步的交流，两国要充分认识以下问题。

1．持续保持中日双边贸易增长要确保两国的政治稳定。中日两国有诸多敏感问题，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同盟新一轮强化问题等等，往往造成“政冷经冷”，使得中日贸易也受到影响。中日两国可以经常对围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加强节能环保合作、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和加强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四大领域展开讨论。

2．中日两国的贸易统计上的不同，往往会引起贸易摩擦。对引起中日统计上的差异不作分析，而断定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启动紧急进口限制，这种做法有失平衡。因该正确认识贸易摩擦的成因并尽早解决。如近年来日本“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急剧增加，由此出现的对华贸易逆差，应该用同过去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3.依据国际分工向优势产业转化。在现阶段，一般来说，中国的优势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两国依据现有的比较优势，对各自的优势产业进行正确的定位，并转化优势产业的话，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以动态的方法来把握优势产业的话，那么应该认识到他的构成是经常变化的。基于产业结构长期预测的两国政策调整，两国应该从多层次来把握优势产业，如不简单的把优势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上，而按照劳动力与技术，劳动力与资本，技术与资本的多层次的定位上，这样才能更接近于现实。

总之，中日两国的互补性和互惠性，是面向21世纪中日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要中日双方都能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消除人为障碍，中日经济贸易合作前景将更加光明。

注：“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是指日本的纺织、服装企业和电器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工厂，从日本或从第三国及中国筹集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部分制成品以返销的形式出口到日本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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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海外经营的新动向.东北亚论坛，2007.

[5]中国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蓝皮书（ISBN7-80181-100-3）.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