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课税范文10篇

重复课税范文篇1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重复课税;消费型增值税

自1954年法国首先实行增值税以来,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其自身所具有的“超税负担”(ExcessBurdenofTaxation)最小、税基宽阔、消除重复征税、出口退税彻底、税负易转嫁和内部制约机制等优越性,已为世界各国税务当局所认可,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实施了增值税,增值税也因此成为20世纪后期流转税中最优良的税种,在欧洲享有“造币机器”的国际声誉。①但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组合角度看,在一个国家同时征这两种税,二者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存在一些矛盾或问题。

一、两税组合存在“重复课税”问题

目前,增值税与所得税的组合几乎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但存在自身上的理论缺陷,在某种程度上说,还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职能、纳税人、课税对象和税率等四个方面:

1.增值税与所得税在职能上存在一定的重合

在理论上讲,由于增值税采取比例税率的形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商品课税的累退性,因而一些征收增值税的国家通常采取设置多档次税率的形式予以缓解,如意大利、希腊、科特迪瓦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实行4档税率,比利时、西班牙、卢森堡、哥伦比亚、塞内加尔等国和我国台湾实行3档税率,但更多的国家和我国一样,实行一档或两档税率,因而使增值税的调节经济和再分配功能弱化,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J.E.Stiglitz)称之为“一种蹩脚的再分配工具”。就所得税而言,无论是我国的企业所得税,还是西方的公司所得税,基本采取了比例税率的形式。为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通常是采取设置税收调整项目的办法予以补充,但比例税率的累退性问题仍未引起重视,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同增值税一样,仅体现了税收的效率原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税种职能的重复。

2.纳税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重合

西方学者认为,商品课税是转嫁的税收,转嫁的程度要看供求弹性、市场结构、市场预期、课税商品性质、课税方法、课税范围、税种、税率、税负、生产成本、偏好等多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就商品课税,无论是供给曲线移动还是需求曲线移动,只有在需求无弹性时,税收才完全由消费者负担,在其他情况下税收都是由供求双方共同负担,负担的比例取决于上述诸多因素。就所得税而言,人们普遍认为所得税是不转嫁或难于转嫁,如果转嫁也只是部分转嫁。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伯格(A.C.Harberger)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得出所得税是转嫁的结论,具体由资本所有者、债权人、职员和消费者共同负担。此外,来自韩国的实证研究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该结论成立,那么消费者也将负担一部分所得税,从这个意义上说所得税与增值税对应同一个纳税主体。因此,从优化税制角度讲应克服或避免“重复课税”。

3.课税对象存在一定的重叠

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是增值额,是生产经营中新创造的价值,马克思将其称为V+M,即活劳动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即:增值额=应税所得+工资薪酬+制造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税收调整项目。如果采用列举法,增值额=折旧+工资薪酬+利息+租金+直接税+股利+留存收益。就企业所得税而言,其征税对象是应纳税所得额,而增值额中包含应纳税所得额。即:应税所得=会计利润±税收调整项目金额。增值税的课税对象中包含直接税,这也有悖于“税不重征”原则。

4.税率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

通常情况下,增值额大于所得额。根据测算,在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时,我国制造业的增值率平均在20%以上,而国家统计资料显示的利润率大约在10%左右,如果我们进行税率转换,若考虑税项调整因素,利润率或在此称之为应税所得率还会提高,这表明制造业的增值率中约有一半以上存在重复课税问题。

二、两税组合需要理论创新

上述分析表明,正是由于在理论上认同增值税的税收效率原则,且税负易转嫁,不构成企业真实税收负担,而通过所得税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因而两税组合成为世界各国税务当局普遍采取的作法。从实践上看,有增值额就纳增值税;同理,有应纳税所得额也要纳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主体。世界上征收增值税的国家,也都开征了所得税,这就对增值税与所得税组合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是世界各国税务当局应正视的问题。从穆斯格雷夫(Musgrave)的货币流动与税种,由于增值税具有效率目标,对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目标的实现不奏效,必须有符合公平目标的所得税与之相配合。但由于世界各国都采取线性比例所得税制,调节分配的作用与效果弱化,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转嫁,因而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组合需要新的理论支持。

从“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看,弗克·拉姆斯(FrankRamsey)的反弹性法则证实,最优商品税率结构应是一套差别税率,在不考虑供给情况下,商品课税的税率应与需求弹性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te/ti=ηi/ηe,式中te代表e种商品的税率,ti代表i种商品的税率,ηi和ηe分别代表两种商品的需求弹性,或另一种形式t=k/ηd,式中t为某任意一商品的从价税率,ηd为该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取绝对值),k为某一固定不变的比例系数(对任何商品都保持不变),其大小由政府取得的收入量决定。若考虑供给因素,则上述公式变成t=k(1/ηd+1/ηs),式中ηs为该商品供给的价格弹性。此后,斯蒂格里茨等人又进一步考虑了所得税的情况,首次将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结合起来,并将公式改写为t=k[1/ηd+(1-r)/ηs],式中的r代表所得税税率,且边际税率r在0和1之间。该理论表明,最优的增值税应采取多档税率形式。同时,边际税率r应较低,按照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rlees)教授的最优所得税研究结果,最优所得税税率r应在20%～30%之间,决不能超过40%。

三、增值税转型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重复课税”

西方学者从“最适课税”角度分析所得税与商品税的组合,如希克斯(Hicks,1939)和约瑟夫(Joseph,1939)等人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在税收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论证了所得税优于商品税,原因在于所得税不会引起商品消费选择的重新组合,皮古(Pigou,1951)称之为“告示效应”(AnnouncementsEffects),即征税产生税收的替代效应,从而产生额外税负。无独有偶,弗里德曼(Friedman,1952)等人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也得出了所得税优于商品税的结论。因此,鉴于我国目前已基本完成《企业所得税法》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法律设计与颁布实施,新企业所得税税率居于世界中等偏下水平,降低税率只会起到“税收的收入效应”,且经过多年的规范、补充和完善,现已基本成型,企业已能按照企业所得税的纳税规范和税务机关的程序要求履行纳税申报义务。由于所得税实行双重税收管辖权,又要体现国民待遇原则,计算十分繁杂,又需要进行大量的税项调整,且所得税改革必将触及到涉外投资的诸多优惠,从利益的调整力度、推行新法的阻力到改革的政治敏感性看,改革和完善增值税是首选。特别是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又掀起新一轮减税浪潮的大环境下,适时降低增值税税负,使存量商品降价,是解决目前内需不足和生产供给结构性失衡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的增值税税率居于世界的中等水平,同企业所得税一样,降低税率也只会起到“收入效应”,却不能解决增值税深层次问题。有研究表明,从鼓励投资、增强国际竞争力角度看,增值税转型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投资收益率,从而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由此可见,增值税转型是增值税改革的必然选择,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税的“重复课税”矛盾,转型的实质是政策性减收税额的估测问题,①而通过编制增值表就可以比较准确测算出因增值税转型而导致的增值税减收税额。②

1.增值表的功效

由于增值表是把企业看成是一个与所有权分离的经济实体,这一实体的收益人不仅限于股东。通过增值额的分配,雇员得到工资薪金,贷款者得到利息,股东得到股息,政府得到税收,因此增值表比利润表所反映的留存收益范围要大得多。编制增值表可以使企业微观经济核算与国家宏观经济核算相结合,更多的体现按生产费用要素分配的原则,体现企业的“社会贡献率”,真正使会计核算、统计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统一起来,提高宏观经济指标的准确性、真实性、有效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面对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浪潮,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真实的与国际对接,通过编制增值表来控制增值税偷逃税行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增值表所反映的销售货物增值额和提供劳务增值额指标来测算“发票法”下增值税的准确性。

2.增值表的编制

重复课税范文篇2

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个人所得税法》属于古典所得税制。所谓古典所得税制，是指税制安排中不考虑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重复征税关系，分别单独设置课征，也不相互提供抵扣。从单个税种来看，并不存在多次征税，但同一笔所得先后作为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而被课征两种税，通常把这种情况称为经济性重复课税。我国税制至少在两个方面引起了所得的经济性重复课税。

1.对已分配的利润（股息）的经济性重复课税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公司不允许从应税利润中扣除向股东支付的股息。同时，《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外，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得再扣除任何费用。也就是说，在我国，一笔利润先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然后税后利润中用于分配股息的部分到个人手中时，还要征收20%的股息红利所得税，即对同一笔所得双重征税。如果税后利润分配到法人股东手中，根据“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股息、红利收入，暂比照联营企业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的规定，可以享受境内投资收益的税收抵免，因而避免了利润分配中间环节上的再次课税。但这笔利润一旦继续分配到个人手中，重复课税依旧。

2.对未分配的利润（利得）的经济性重复课税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以非现金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发生的资产评估净增值，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但在中途或到期转让、收回该项资产时，应将转让或收回该项投资所取得的收入与该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投出时原帐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又规定，纳税人在产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产权转让净收益或净损失，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另外，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中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帐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帐户上实际作利润分配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不难看出，前两条规定实际上是将法人进行投资和资产转让过程中已实现的资本利得纳入企业应纳税所得，而后一条补充的规定，实质上是扩大了投资收益和资本利得的实现条件。这也就是说，即使被投资企业的利润未进行股息、红利的分配而留存，由于利润保留形成的资本增值一旦实现为资本利得或转增资本，投资方依然要将之作为投资收益和转让收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一笔利润在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后，如果不进行分配，那么依然存在着因利润留存所形成的资本利得被再次课以33%（企业）或20%（个人）的所得税的可能。

如果是个人投资者，因为国家决定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个人投资者以股票转让方式取得的资本利得不存在被双重征税的问题。但如果以其它方式取得的资本利得，即转让其它财产的所得，应当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对于个人投资者，如果未分配利润留存形成的资本利得是在股票市场上以股票价格上涨的形式实现的，那么就不存在利得的重复课税问题；如果以其它的形式或渠道实现利得，比如无形资产或有形资产的高价转让，那么依然可能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来重复课税。

因此，当企业税后利润用于分配时，按照我国税法，将造成对这部分利润的经济性双重征税；即使企业税后利润未进行分配，由于我国所得税制广泛界定所得概念，实质上包含了对资本利得课征所得税，因而仍然存在着对未分配利润的潜在的双重课税。

二、经济性重复课税对资源配置影响的一般分析

按照西方税收理论，所得税制中经济性重复课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是使资本税后收益和资金成本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投资者和筹资人的投融资决策。其作用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1.公司部门与非公司部门之间的扭曲

投资者通常将其资金运用划分为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两部分，以平衡税后报酬率。由于公司所得面临着经济性双重课税，这将使投资于公司部门的税后收益下降，因此投资者会偏向于投资非公司部门，使公司部门的投入和产出减少，导致资源配置出现失衡。尽管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两种投资的税后收益相平衡，但除去税收待遇上的差别，从税前的经济收益来看，公司部门更有效益。如果把资金由非公司部门移向公司部门，将使整个的经济收益增加，也就是说消除重复课税的扭曲将会带来经济上的净收益。

消除扭曲的办法，就是消除公司和非公司部门的税后收益和税前收益之间的不一致，也就是实现税收待遇上的等同。在综合所得税制下，税收待遇的公平体现为不同来源所得的总税收负担相同。

目前，消除所得经济性双重课税的方法中，使用较广的是归属制。其思路是先征收企业所得税，然后在分配利润时将已纳所得税归属到分配的股息中，当股东取得股息时，也同时获得了已纳税款的抵扣权，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就可以用归属来的已纳税款抵扣应纳个人所得税。

2.股利分配和保留利润之间的扭曲

在古典所得税制中，股息分配面临经济性重复课税，无疑会暗示和鼓励企业保留其利润不分配，以避免股利的重复课征。对于企业而言，以保留利润的形式所筹集的资金由于具有了税收上的收益，因而其资金成本较低，这会促使聚集了许多保留利润的公司从事原来须依赖外来资金且不愿进行的投资。另外，对于许多刚成立的中小公司，可能会因为外源性资金的缺乏而必须放弃一些效率高的投资计划。很明显，由于重复课税这个税收屏障的存在，会导致资金市场上资金配置的扭曲：一方面是有盈余的企业保留利润投资于一些低效的项目；另一方面是市场上外源性资金减少使一些高效的投资无法进行。

除了股息分配的重复课征之外，前面还提到过，在对资本利得征税的情况下，即使是未分配的利润依然有被重复课征的潜在可能。一旦被投资企业会计帐户上实际作利润分配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或投资企业转让投资或产权形成收益，这种潜在可能就变为现实的重复征税。不难看出，对于留存下来的未分配利润，如果既不用于转增资本，也不形成资本利得的话，企业将长期享受税收上的优待，而一旦将留存利润转增资本或形成资本利得，则投资者将不得不面对很高的税收。因此，企业的利润分配会出现一种“锁入效应”，即企业长期地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将收益保留在企业内使用，即不用于股利分配，也不用于转增资本或向外投资，这明显是对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极为不利的。

目前解决企业利润政策扭曲和“锁入效应”的方法，主要是在企业所得税中采取双率制。双率制就是指按照公司利润分配与否，分别对已分配利润适用较低税率、而对保留利润课以较高税率的一种企业所得税制安排。其原理是：尽管对于分配的股息存在重复课税，但由于在企业所得税阶段课税较轻，重复课税后的总税收负担将不会过高；而对于留存利润，先在企业所得税阶段课以较高的税收，其后无论用于何种用途，只要加以适当的归属抵扣，也就不会出现税收待遇上的极大差别，对企业利润分配政策和资金市场的扭曲就能得到减轻和缓解。

3.债券和股票之间财源筹资方式的扭曲

在古典所得税制中，因为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相当于用于支付公司债务利息的利润免交所得税，而股息所得要被双重课征，所以在财政上利息优于股息，除非公司债券持有者的利息所得的边际税率充分地高于股东毛所得的边际税率。显然，在纯粹的古典制下，当股东和公司债券持有者按相同的边际税率缴纳投资所得的所得税时，就会鼓励公司以举债方式筹措财源，而不是以股份方式融资。此种扭曲会额外加大公司的负债，改变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加公司风险。

古典制下如果公司税率是正的，那么只有公司债券持有者按高于股票持有者的税率缴纳投资所得，才可能消除对企业融资方式的扭曲。

在前面的分析中，关于缓解或消除经济性双重课税扭曲效应的方法，主要介绍了归属制和双率制。这两种方法各有特点，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计一种与归属制等同的双率制；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国家将两种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双率归属制等混合所得税制。

三、我国所得税制中经济性重复课税对投融资决策的影响

1.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

首先是对投资者投资意愿的影响。由于我国在税制安排中没有系统地消除双重课税的方法，因此投资者不得不面对所得的双重课征。尽管按税种分析，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股息红利所得税的税率并不高，但重复课征之后，投资者实际的总税负是：33%+(1-33%)×20%=46.4%。客观地说，这样的税负率相当高，非常不利于刺激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其次是对投资方向的影响。由于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覆盖范围仅是公司部门，因此双重课税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向公司部门的投资，于是就产生了投资在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分配的扭曲。非公司部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个体、私营企业。在我国税法中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所得税是归在个人所得税的个体和私营所得项下，按5%-35%的累进税率一次课征，不存在重复课税。因此，对于企业主和投资者而言，将个体私营企业上升为公司制企业在税收上是不合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成长和扩大。

再次是对投资方式的影响。由于重复课税对于不同方式的投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必然会对投资者投资方式的选择产生作用。就我国的情况看，税收作用在投资工具上，会使投资者偏向于房地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减少直接投资；金融资产中又会偏向于债券类投资而非股权类投资。因为按照税法，个人投资者对公司进行直接投资，重复课税的程度最严重，而且难以避免；而以股权方式进行投资，尽管也存在重复课税，但可以利用税收上对股票转让的优惠节税；以债券方式投资，则不存在双重课税；若投资于房地产，由于我国各项政策中对个人投资房地产的诸多优惠，比如营业税的免除、土地增值税的减免、所得中的成本费用扣除等，实际上房地产投资的总税收负担偏低，在税收上是最有利的。

2.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

首先，经济性重复课税直接影响企业的股利分配政策，会促使企业少分配股利，多进行利润留存。由于我国所得税制对保留利润没有采取任何税收措施，因此保留利润不用再次被课税，而分配股利则要被重复课征，股东如果能通过资本利得的收益弥补不分配利润的损失，并且这种利得能享受优惠，那么无论企业或是股东，不分配利润政策都是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的。企业少分配或不分配股利，尤其是拥有大量资金的盈利企业这样做，会使得资金市场的资金供给结构发生变化，流动性下降，配置资源的效率下降，出现大企业拥有大量闲置资金、而许多中小企业却无米下炊的情况。而且以资本利得收益弥补利润不分配的效果还要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一旦资本市场本身不景气，投资者原本应得的股息收入不但无法实现，还得承受资本利得性损失，结果是市场上可投资资金大幅减少，进而引起投资和消费明显下降。

其次，重复课税还会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我国将股息和利息归为一类，同样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当股东和公司债券持有者按相同的边际税率缴纳投资所得的所得税时，会鼓励公司以举债方式筹措财源，而不以股份方式融资。也就是说，我国所得税制是鼓励企业负债经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且由于税制影响的广泛性，可能成为金融体系系统风险扩大的原因之一。

最后，所得重复课税的经济影响还体现在对企业再投资的影响。即使企业以留存利润的方式避免了所得税直接的双重课税，也仍然存在着被双重课征的潜在可能。这是因为我国税法中的所得概念包括了资本利得。如果留存利润形成的资本增值一旦以投资收益或转增资本的方式实现，依然难逃被重复课税；但这部分利润如果仅仅是留在企业内部作为自用资金，却可避免再次课征。因此，投资者尤其是企业运用留存利润，只能是不将资金用于对外投资和转增资本，或者将已经获得的资本增值不实现，形成“资本锁入”效应。所以在我国的上市公司公报中，“不分配不转增”和高盈余公积、高未分配利润项共存成为普遍的现象。很明显，这对投资者、企业和国家都不利，投资者的收益不能实现，企业的资本不能扩张，国家的税收也无法获得。

四、解决我国所得税制中经济性重复课税的对策建议

逐步缓解直至消除经济性重复课税问题，减小所得课税对投融资决策行为的扭曲，不仅有利于促进民间投资，缓解国内通货紧缩，而且有利于投资者和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理性化，推动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同时，对于税收本身而言，也有利于减少企业避税、偷税的诱因，使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消除经济性重复课税也符合全球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因此，无论是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制完善的考虑，还是出于加入WTO后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抑或是出于运用积极财政税收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要求，我们都必须采取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所得税中的重复课税问题。

1.我国解决经济性重复课税问题的背景和基本思路

在设计解决所得重复课税的政策措施前，首先必须审视当前所得税调整或改革所处的背景和环境。从宏观经济环境看，目前我国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压力很大，因此有必要将现行的紧缩性税制逐步向中性、甚至扩张性税制转化。从当前世界性税制改革的趋势来看，公平、效率、中性和简化是税制改革的方向，尤其是所得税制的改革，更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税制改革的核心。我国自1994年税改之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税制，至今已经进入运行相对稳定有效的时期，尽管存在着不少问题，但要进行全面的激进改革，面临的风险太大，而逐步调整可能更为可行。

因此，我们认为在解决所得的经济性双重课税方面应有一个整体思路为指导：立足于我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还很不完善的国情，借鉴国外在消除双重课税方面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所得税制，逐步缓解直至消除所得的双重课税，以减少所得课税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促进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推进税制的完善以及税收结构的调整。

2.可供选择的方案

目前有关消除所得双重课税的方案主要有三种：

方案一：推行归属抵免制。即企业按一定规则将已纳的企业所得税归属到分配的股息中，在股东就其股息所得纳税时，可以用归属到的税收抵扣额抵免应纳所得税。其优点在于一步到位，但缺点是调整范围大，不仅同时涉及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改动，而且就我国现在的征管条件来看，实际征管的成本较高。

方案二：推行免税制或减除法。免税制是指在个人所得税环节对股息所得免税。而减除法是指在企业所得税环节将用于支付股利的部分从税前利润中减除。这一方案的优点在于只需要调整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中的一个，相对来说影响较小，容易实行，消除双重课税的效果也不差，缺点在于政府放弃的税收利益太多。

方案三：推行双率制，即对企业的已分配利润适用较低税率，而对保留利润课以较高税率的办法。其优点在于只需调整企业所得税，变动较小，实行容易，而且政府不会一下放弃过多的税收利益，比较容易保持税收收入的稳定，在政治程序上也比较便利，但是该制度只能适度缓和而不能消除重复课税，对于再投资的问题也解决不好，原来实行双率制的国家（如德国、日本）都已转型，因此它更适合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

3.改革建议

在上述三种方案中，出于现实的考虑，我们更倾向于第三种方案。其原因在前面的基本思路中已经阐明：调整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包括已经形成的制度传统以及实际的征管水平；调整过程中必须保持税制运行和税收收入的大致稳定；改革必须有一定的前瞻性，能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推行，避免一蹴而就的高风险。

综合以上分析，双率制的方案虽然并非最理想，但却是现实可行的，因为免税方案需要政府的承诺，而要放弃如此大的税收利益，几乎不可能。归属抵免方案过于理想，变动太大。相比之下，双率方案虽然也面临不少问题，但可以绕过一些关键性的障碍，如税收收入的下降、征管水平的约束、相关税制的兼容等。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双率制作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与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综合混合制相协调，在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实行所得的归属制。

【参考文献】

[1]［英］桑福德主编，杨灿明译.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重复课税范文篇3

显然，这些税收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拿证券交易印花税来看，1991年至1997年深沪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达454亿元，其中1997年一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达237亿元，该年证券交易税划归中央的部分就达202亿元，占整个中央税收入比重的4.7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证券市场迅速而有效的扩张，证券税制将在控制交易成本，调节资金流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更加有效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证券起点高，发展快，对它的运作及调节作用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有关的税收政策不规范，不太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也日益显示出来：

（1）没有针对股市交易行为设置相应的税种。现行税收政策是只对股票交易征收单一的印花税，虽然曾起到代偿性作用，但未免有与股市税源分布和股市运作不相适应之嫌，终究是权益之计，非久远之策，其局限日益暴露：其一，印花税的征收客体是凭证，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证券交易实现无纸化和电子化，每笔交易应缴纳的税收均由证券交易所的清算系统自动扣划，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又无印花税票，因此再沿用这一税种是有悖法理，名不正言不顺的。其二，对股市交易双方各征0.4%的印花税，投资者不管获利多少均依此比率征税。这虽对控制股票交易双方有可取之处，但由于不能采取免税额度给小投资者以优惠，难以实现相对公平，对调节收入起不到什么作用，使得“马太效应”在证券市场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也有悖于印花税的设计初衷。

（2）征税面过窄，国家税收流失严重。我国现行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仅将与股息有关的股息、红利及股票转让行为纳入所得税和印花税的课税范围，而对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行为没有相应的征税规定，在一级市场、场外交易、继承、转赠等方面的税收规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种状况不仅使国家流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妨碍了税收作用的发挥。

（3）公司与股东个人之间对股息的重复课税违背了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众所周知，股份公司派发给股东个人的红利股息是从其税后利润中支付的，但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取得股息红利应按20%的税率交纳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扣除。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对股份公司作为股息红利的税后利润重复课税。这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形成了对股息红利收入的税收歧视，而且会妨碍股东将分得股息收入投资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同时也诱使股份公司通过少分红而拉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4）上市公司之间及上市公司内部各股东之间税收权利不平等。无论从公司平等竞争，还是从税法严肃性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统一税制。但各上市公司执行的所得税率可谓五花八门，不仅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执行不同的税率，即使处于相同行业的公司，税率执行情况也不尽相同。同是汽车行业，北旅汽车执行的税率为33%，而松辽汽车为10%；同是玻璃行业，洛阳玻璃为33%，福耀玻璃和耀皮玻璃却反为10%，等等。同时，股份制企业的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要求不尽一致，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股利所得不征税，这种只对个人股征税的做法既违背了公平负税的原则，也不符合“同股同利”的原则，并不利于国有股权的实现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我国证券市场课税的政策取向及建议如前所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体系很不健全，这种证券市场税收法规滞后的现象已与飞速发展的证券市场业很不适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性，尽快建立健全我国证券市场税收体系，无疑对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加快股份制改造具有积极的作用。合理设计我国证券市场的税收体系，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税制的设计调整应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引导证券市场向着有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与否，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是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之所在。而资本市场的完善，不仅可以促进企业资本形成方式的深刻变化，进而有效地改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而且，它可以为企业所有权的转让提供市场载体，促进国有企业的破产兼并等产权转换机制的形成。

（2）证券税制设计目标的合理定位。首先，经济目标。一种税制的设计一般考虑经济目标（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目标（组织财政收入）两个方面。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资本市场不仅发展时间短，规模小，而且相关的制度和规则也未健全，因此，应侧重其适应经济发展以及对不同纳税人的税负公平，经济目标应放在主要位置。其次，对证券市场设计课税制度应努力追求弹性目标。弹性税制的优点在于能更加灵活的发挥其经济调节功能，便于税收征管和税收成本最省原则的实现，同时能够更加体现税收的有效公平性，使税制对所有纳税人都能自觉的一视同仁，利于促进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的实现。

（3）减轻资本市场的过度震荡，减少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具有极重要的投机性。除了投资者不成熟外，过度的市场波动也是其最重要的原因。据统计，美国在最动荡的1986-1987年中波动幅度为23%，日本在同一时期为19%，而我国A股1994年波动幅度竟达84%.如此剧烈的股市震荡，单靠行政手段难以达到根治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税收这一手段对投资者进行有效引导，并实现税收调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职能。

根据以上要求，立足现阶段证券市场发展的特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全面开征证券交易税。

证券交易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中拟开征的税种。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的作用与功能比较近似，但作为调节证券市场的有力手段，证券交易税无论在名称、征税范围、还是在税率制定方面显得规范，证券交易税取代印花税不是简单机械的替换，而有其内在的必然要求。

证券交易税的性质可归属行为税，是就证券交易行为而征收的税种，按交易额乘以税率征收。为了鼓励中长期投资，抑制频繁买卖的短期炒作行为，有益于股市的稳定，无须再搞“一分为二”，仅对卖方单方面征税。为了保持总的税负不变，可按0.8%的税率开征，同时还可在具体措施上明确持股时间长短与税率差别的关系。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应扩大到发行环节，其征税对象应包括股票、国库券、债券和投资基金等证券，同时应考虑到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中国库券的转让仍是主要的，以及它在经济建设发展时期的特殊作用，对国债转让收入宜从轻课征。

（2）谨慎开征资本利得税。

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因存在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发育还不成熟，税收征管手段落后，现金大量的体外循环等问题，还不宜将资本利得税作为单独一个税种开征；同时从国际经验看，考虑到其成本效益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像巴西、阿根廷、泰国等，而且部分发达国家如挪威、芬兰、日本都将资本利得纳入普通所得一并征收，并且成为一种总的趋势。具体做法是：对公司利得，区分长短期资本利得（两年为限），对短期资本利得，按普通税率即33%征收，对长期资本利得，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进行调整后，按持有时间给予减免。对个人资本利得，可确定一个起征点，比如规定股息的第一个200元免征，超过部分再作为其它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另外，考虑到资本市场的风险性和投机性以及抑制资本投机的需要，为鼓励并积极培育我国的资本市场，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对资本利得应采取轻税负政策，实现较多的优惠减免。对公司资本利得，可视不同情况给予免税、减税和容许资本损失抵减等优惠。对个人资本利得，因目前是按次征收，考虑到其累积效应，为避免一次集中缴纳带来的较重的税负，可实现按期间进行平均分摊利得的方法。

（3）调整对资本收益的征税。

众所周知，股息、红利、利息是投资者将货币生产要素投入社会再生产所取得的风险收入，是对其推迟个人消费的补偿。除国库券利息免税外，对资本所得普遍征税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客观要求与必然趋势，1999年对个人储蓄利息所得征个人所得税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因此应在此基础上调整国家股、法人股的税收政策，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息、红利课征所得税，为国家股进入市场并最终规范我国的股票市场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同时应采取有力的措施，努力消除重复课税。对于这一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扣除制、双率制、抵免制和免除制。随着股份公司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消除重复课税的条件也日趋成熟。笔者认为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它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消除重复课税。与国际常规做法接轨的免税制虽然可以彻底消除重复课税问题，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这在我国当前财力很困难的形势下不宜使用。

重复课税范文篇4

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征收的是印花税，但问题较多，一是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是就交易行为课征，与印花税的名称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讲不严谨，比较勉强；二是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所昭示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原理在股票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来说，机构、大户容易获利，这是小投资者所无可比拟的。但目前为股票交易行为设计的印花税是不论交易数额大小，持券期限长短一律按同一比例对双方征收的比例税率，它虽然对控制股票交易频率可发挥一定作用，但对于国家重点调控的资金大户对股票市场的操纵现象却无能为力，也不能采取免税额度方式给中小投资者以适当的优惠，难以实现相对公平，对调节收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这显然是有悖于印花税的设计初衷。

对证券交易行为的征税方式改革已势在必然。为了鼓励投资、减少投机，应以证券交易税取代目前的印花税，但考虑到中国新旧税制衔接以及兼顾两家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利益，在目前情况下最适当的选择是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兼征。不过，印花税只对一级市场股票发行时订立的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课税以改变目前对一级市场不征流转税的状况，以调节一级市场股票发行价格，缩小一、二级市场的利益差距，也可以为国家获得一笔财政收入。证券交易税是对证券二级市场“零售”环节征收的流转税，而且规定只对卖方征收，借鉴国外对证券交易行为课税的具体经验，税率不宜太高，最好不要超过5‰，在具体的实施措施上要明确持股时间长短与税率差别的数量关系。另外，为了避免税源流失，纳税方式应以“源泉扣除课税”为主。考虑到国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证券交易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对国债转让收入宜从轻课税。

二、证券交易过程中的税收问题

上市公司之间及上市公司内部各股东的平等税收权力问题

平等负税是税收的一个基本原则，对股份制企业也不例外，但我国的股份制在平等负税方面上还有许多问题亟待完善，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之间和上市公司各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尽公平合理。

无论是从公司平等竞争还是从税法的严肃性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求统一税制。但股份制企业实际执行中却存在很大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1）实行新税制后，已批准的在香港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继续执行15%的所得税率。（2）各省市的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数执行统一的33%的法定税率以外，许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虑，为增强地方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竞争力，经省市人民政府批准，所得税率有的按24%执行，既不统一，又不公平。（3）特区企业与内地企业在所得税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内地股份制公司的竞争力。

这种不规范不公平的做法，其实质就是对上市公司实行税收优惠，这一做法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1）一般来讲，能够允许上市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良好的经营管理基础，而且在该公司股票发行、上市中，又可募集到一大笔资金，这样的企业理应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上市就较大幅度地减免所得税收，势必造成大幅度地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这种以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为代价来换取企业内部转机建制，可能使得受惠企业缺乏加强经营管理和提高效率的内在压力，既不一定能真正促使企业实现转机建制，又使得我国本来就十分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扩大财政风险。（2）对上市公司大幅度地减免税，对于非上市企业是一个极不公平的因子，上市企业原有的良好经营基础和上市过程中吸收的大笔社会资金已为其提供了市场竞争中极大的优势，这已是其他非上市企业望尘莫及的，加之税收上的优惠，使非上市企业在竞争中的处境更加难堪。特别是在同一行业中，国家对企业上市有一个行业分布的选择，同行业中，效益良好的企业未必都能上市，那么不能上市的企业实际上很难得到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因此，我们要执行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改变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以及各上市公司之间的企业所得税不一致的局面，要求它们承担相同的税负，执行统一的33%的所得税率，中央政府应统一掌握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对省市级地方政府在企业所得税减免问题上严格控制，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进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和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

税收权力不平等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股份企业的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负税要求不尽一致，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股利所得不征税。这种只对个人股征税的做法既违背了公平负税的准则，也不符合“同股同利”的原则并且不利于国有股权的实现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前，不少股份企业通过不公平的分配股利方案，侵占国有股，造成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同时还通过不规范的折股手段将国有资产增值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使之成为全体股东享有的权益，导致国有资产被蚕蚀，其原因之一就是国家股的股东“缺位”。如果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股利也征税，从而事实上把国家股作为国家所有的股权，这将有利于国有股权的实现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此，应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和股权平等的要求，所有因持有股份而获得收益的股东，不论其本身是国家、法人还是自然人，他们的股利所得课征相同的税收，并都由股份制企业代扣、代缴，实行源泉控制。也许有人会问，对国家股获得的股息征税不是国家自己征自己的税吗？就如把钱从自己的“左口袋”拿出又放进“右口袋”，这有必要吗？其实这样做在目前是非常有益的，有助于税务部门代表国家行使对股份公司的利息分配的监督权，防止股份制企业通过少分或不分国家股息而造成国有资产和税源的隐性流失，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对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征收股息所得税，有助于通过利益来驱动国家尽快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代表，并把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摆在平等的法人地位上，在此基础上促进国有股上市流通。国有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削弱政府对资源的直接行政控制，有利于企业借助市场打破部门、地方行政隶属关系，促使资源能够真正合理流动起来，改变国有股的凝固状况，并以此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证券投资收益分配过程中的税收问题

我国证券收益分配中的税收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缺乏避免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的重复课税的机制；二是对证券交易的净收益及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不明确。

股息红利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净所得，税后利润在股东之间分配就成为股息。而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将企业获得的股利作为企业所得一并征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则规定个人取得股利、红利所得应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扣除。这样做虽然有利于加强控制税源、扩大税基，但毫无疑问形成了重复征税，增加了股份公司的额外税负。对股份公司的利润和分派股息分别课征是不合情理的，它实际上是对股息收入的一种歧视性待遇，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也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国现行的税法将股份公司获得的股利作为企业所得税一并征税，而股东在取得股息时还要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形成了重复征税，这在税收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为此，我们要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引入避免对股利双重征税机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力争避免重复征税，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消除或缓解重复征税：（1）扣除制或双率税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许公司从税收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国为了减轻重复征收所得税，就规定股东一年取得的第一个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税。双率税制又称为分率制，即对公司分配股息按低税率征税，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税。这样做也可以部分地减轻重复课税，但公司的额外负担并未触及，故很少使用。（2）抵免税和免税制。抵免制的核心是通过将公司缴纳的部分或全部税款归属给股东所得股息中去，以抵免股东的个人所得税。这一方法为西方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免征制是指股东个人所得的股息收入不作为个人一项所得，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希腊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使用这一做法，它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课税。

随着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我国消除证券市场上股息重复课税的问题也理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认为，在我国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为这种做法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课税，还与国家常规做法接轨，免税制虽然可以彻底消除股息重复课税问题，但是必然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这在我国当前财政容易拮据的情况下不宜使用。由于股息相对稳定，确定其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法相对简单。比如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对个人股东取得的第一个200元实行免税而对超过200元的股息按部分抵免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做既照顾了小投资者的利益，又方便了税收征管，保证重点税源不流失、不遗漏。

重复课税范文篇5

无论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其证券交易都具备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相对集中的交易场所，建立起了中央结算交收系统和证券登记存管系统，使得交易大为简化。一国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其证券税制的体系也就越完善。而一个完善的税制体系表现在它的税收与税率设置是否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是否充分考虑到税收征管的方便性，是否充分平衡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经过不断地修改和补充，目前大多数国家（地区）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证券税制体系，主要表现在：

1.证券课税的覆盖面较广。证券课税基本上涵盖了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场内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在内的几乎全部的证券市场以及包括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几乎所有金融产品，证券课税的覆盖范围相当宽。

2.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为便于对不同环节课税，在不同的投资环节如发行、交易、所得、遗赠等方面设置不同的税种，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这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一是设立专门的证券税种；二是采取扩大一般税种课税范围的方式对证券课税。后者的优点是既可以简化税制，又可以减少立法程序。

3.建立了比较合理的证券税收征管制度。在证券市场中，税制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不同投资群体与投资种类之间的区别，针对不同的投资群体如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设置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投资品种如国债、股票、认股权证等在税率方面进行区别对待。并且在税率的设计、税负水平的确定、征收范围的界定、税收收入的划分和具体的征管方法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完善和科学的规定。

4.证券税制的设计相对稳定。由于税制的调整直接反映出一国政府对于证券市场发展走向的把握，而证券市场又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敏感度极强的场所，因而税制的调整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与整个证券市场的波动。措施不得当会导致强烈的抑制股市上涨或促使股市下挫的紧缩效应。从实际情况看，有些国家（地区）曾因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消息而引起证券市场狂跌的事件。例如，1988年台湾股价暴涨，严重背离其价值，出现“泡沫经济”现象。台湾当局决意以税收政策使证券市场降温，该年9月24日股市休市后宣布次年1月开始恢复开征证券交易税，税率6‰。9月29日开市后，当日加权股价指数重挫175点，9月30日剧挫210点，成交量总值从平日新台币500亿元减缩至3.55亿万元，52种股票有行无市，无法成交。自9月29日起至10月21日止，台湾加权指数下跌幅度达36%，加权指数从6000多点暴跌至2000多点，股市几乎崩盘，引起企业连锁倒闭等系列后果。证券投资人一再向财政部及立法院示威抗议，要求继续免税。台湾当局原来期望通过该税征收百亿新台币，但由于该项税收举措的不当，造成了经济混乱的后果，股市也遭受深重打击，税收反而减少。1993年1月台湾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案》，将股票交易税的税率由6‰下调到3‰，修正案通过前后，台湾股市反应迅捷，股指连续几天上扬。税收对投资者心理的压力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也说明过火的、不切实际的税收手段会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从稳定发展证券市场这一前提出发，各国在进行税制方面的微小调整时，都本着相当慎重的态度，不以短期的调控策略影响到长期的发展基础。

二、发挥证券税制的宏观调控作用和资源配置功能

发达国家政府都对证券市场给予积极的支持与监督，保证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生成。政府或采取集中型管理体系或采取单一性职能监管方式，都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管理市场及其参与者，并在法律框架内赋予参与者最大限度的自由。

政府除了可以用证券课税筹集到可观的财政收入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发挥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这种调控作用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投资导向作用。通过对不同种类的证券课征不同税率和税收负担水平的税收，可以引导投资向税率低的证券转移。通常的做法是，对政府支持的或新兴市场的证券品种征收的税率较低（如风险投资），或采取免税政策（如国债），而对其它产品适用一般或相对较高的税率（如股票）。

2.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通过对不同投资期限所取得的投资所得课征不同税负的税收，引导投资合理化。从稳定市场、抑制过度投机、鼓励长期投资的要求来看，也可以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资本利得实行差别税率。如德国规定对投机性资本利得扣除一定免征额后全部课税，对长期性资本利得免税。法国将短期证券交易利得并入公司所得按33%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而长期证券交易利得可以先弥补证券交易亏损，对其余额按19.9%的税率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

3.调控交易方式。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设计水平不等的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低的税，而对不通过交易所而进行的柜台交易或其它交易方式所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高的税，以利于促进集中交易。

4.鼓励资本积累。对证券投资所得（主要针对股利）和资本利得规定高低不同的差别税率，如对股利征收的税率较高，对资本利得征收的税率较低，可以起到抑制现金股利分配，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

5.调节收入分配。为更好地调节证券投资的级差收益，更有效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各国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减轻中小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如美国对个人股东每一年度的200美元股利收入免税。

三、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制

各国（地区）在制定证券课税政策时，考虑实际情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证券市场发展的规模和阶段。比如新兴证券市场国家（地区）和成熟证券市场国家（地区）采取的证券税收政策往往不一样。一般而言，新兴证券市场的证券税制相对简单，设计的税率水平也较低，主要的原因是证券税收直接构成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如果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就征收税负较重、税种较多的税收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成熟，建立健全的证券税收体系既是取得稳定财政收入的必要条件，也是证券市场稳健运行的可靠保障。二是整体的税收制度和征管条件。作为一个国家（地区）税收体系组成部分的证券税制，在税制设计和征管模式的确立等方面必然受到整体税收政策的制约，尤其是很多证券课税是一般税种在证券方面的延伸，本身就是同一税种的不同课税对象，更加强化了这种制约关系。照顾到与整体税制和征管模式的一致性，各国（地区）对于相同类型的证券课税都选择最合适又最富效率的税收政策。同时，在设计税制时各国都充分考虑到纳税的便利性。或者由纳税人自行申报，或者由中介机构及其他机构代缴，并给纳税人一定的选择权，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税种与缴纳方式。下面表A对美、日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进行横向比较，可以体现出各国（地区）往往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合自己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收制度。

四、普遍采取从轻课税的政策，推动证券巾场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证券交易普遍奉行轻税政策，国际上多数国家股票买卖成本在10‰以下，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甚至免予课税。主张对股票交易减税的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①证券交易税降低股票流动性，从而造成股票价格失灵，这意味着股市信息失真和资源配置信号的紊乱，是市场效率的实质性损失。②防止资本外逃，维持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香港特别行政区1998年宣布其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3‰下调至2.5‰，就是面对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新加坡证券市场的强劲挑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③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弗曲线”表明，当税率高于一定水平时，税率变动与税收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因此，降低股票交易税率，有可能增加证券交易税收入。

证券课税的优惠政策还体现在对资本利得的课税上。对资本利得优惠课税的主要原因是，①减轻投资者的交易成本，鼓励风险投资。②资本利得实现的时间较长，其中往往含有通货膨胀的成分，如果税负过重，就加大了波及原有资本的危险，③资本利得往往在实现（即平仓）以后纳税，而是否平仓、什么时候平仓是由投资者掌握的，如果税负过重，投资者就不愿平仓，就有可能出现减少市场流动性的“投资锁定”效应。④资本利得是逐步实现的，如果用一般的所得税累进税率一次课征，显然比分期课征税负要重。

就各国证券税制的一般情况来看，涉及投资基金的税赋往往更为优惠。投资基金税收是指对运用信托资产投资于有价证券的投资收益所缴纳的税赋。从纳税程度来看，基金投资的税赋比其他投资一般要轻得多，大多数国家的税制在这一点上都有所体现。从税收项目上来看，一般包括所得税、交易税和印花税等，但各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从纳税主体来看，由于投资基金是由大众投资者分散投资，基金公司集中管理，因此基金公司作为创造收益的机构只是代为理财，纳税人应是不同的投资者，所以各国和地区根据基金投资主体的这种特点，一般都规定基金公司是免税的，纳税者为不同的单个投资者。在纳税的具体方式上，当投资者获得所分配的基金收益后，所应缴纳的所得税由基金公司代缴，当然也可由投资者直接交纳。

五、采取多种措施尽量避免重复课税

在交易行为环节，大部分国家（地区）采用印花税或交易行为税的方式课征，没有重复课税的问题，只有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少数亚洲国家实行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并行的方式，虽有重复课税的现象，但总体税负较轻。重复课税较普遍也比较难解决的在于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方面。在大多数国家（地区），证券所得税往往通过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税种课征，这样对于同一笔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例如，作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得的利润在进入分配环节之前先纳了一道公司所得税，进行各项扣除以后的可分配利润有三种处理方式：①全部分配给股东。这时个人股东须交纳个人所得税，公司股东须交纳公司所得税。②全部不分配。结果往往是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扬，如果卖出股票，股东则须交纳更多的资本利得税。③分配一部分，留成一部分。对纳税的影响为前面两种情况的综合。几乎所有国家都将有价证券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并入到总所得中计征所得税。为了减少证券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力争避免出现双重征税问题。对此许多国家主要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重复课税范文篇6

关键词：商品税；商品税体系；营业税；增值税

一、商品税体系改革的税收基础

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建立了由商品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关税等)、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和其他税(包括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共同组成的税收体系并延续至今，其中，商品税体系是税收体系的基础税系，增值税、营业税是商品税体系的重点税种，也由此成为整个税收体系的基础税种。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和征收管理水平制约，在1994年的商品税安排中，扩展了对于货物制造与销售、对货物的加工与修理修配劳务提供的增值税课征，保留了对于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销售以及其他劳务提供的营业税课征。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流通对象的税种划分中，增值税的税基主要限制在与货物密切相关的行业，营业税的税基主要集中在劳务及不动产销售和无形资产的转让方面。

从图1可以看到，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基覆盖了全程的流通领域，并以平行关系瓜分了全部的流通对象。按照税收制度设计理念，由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并行关系设计，商品和劳务中的任一课税对象，如果课征了增值税，就不应当再次征收营业税，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在现行商品税体系中，不同的税基，很有可能适用不同的商品税税种。

这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的做法，完全基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目标与社会经济基础，即强化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努力实现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理想。为了减轻制造业中承担的较大的交通运输成本，增值税制度还规定允许在增值税中抵扣交通运输成本中包含的税款。在当时，商品税体系如此设置是强调税收效率原则的现实选择。

二、对商品税体系的实然性问题分析

自1994年全面推广增值税以来，商品税体系中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状况已经维持了17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巨大变化，商品税体系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

1税收的效率性淡化了税收的公平性

尽管企业的经济业务属性相同，由于税收制度平行设计了增值税与营业税，商品销售课税与劳务税制并存并且差别较大，企业的经济业务很有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种、不同的税率、不同的税基、不同的计算与征管办法等不同的税收环境。随着中国调整产业结构紧迫性的不断增强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履行的税收承诺的不断兑现，中国对于税收制度的要求越来越倾向于公平、统一与中性，为了凸显效率而设置的商品税体系的不适应性和扭曲性越来越明显。非统一和非最优的税收制度不仅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而且在宏观经济稳定的环境下，税制结构的扭曲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2税法的复杂性弱化了收入的有效性

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且营业税依行业设置不同税率，使得商品税法变得复杂和非兼容。税法的复杂性和不同税制之间的非兼容性又不可避免地严重降低税收收入体系的有效性，使政府无法在预计期限内实现应有的收入规模。

营业税仅适用于特定行业且对各行业规定了大范围的初始免税的税收优惠，严重侵蚀了税基规模，使得营业税税基变得狭窄；由于面临的社会压力，政府难以通过提高税率来满足收入目标；加之营业税的征收管理十分困难，因此，营业税收入规模始终小于增值税。在2007年商品税收人中，国内增值税156099101万元，占全年税收收入494492879万元的比重高达31.57％，营业税65829725万元，占全年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13.31％；2008年前3季度，国内增值税140969572万元，占前3季度税收收入460589646万元的比重高达30.61％，营业税58263841万元，占前3季度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12.65％。

3税种的重叠性强化了课征的重复性

根据现行商品税法律规定，中国对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文化体育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和娱乐业的课征，主要依赖营业税作为商品税收入的工具。上述行业适用的营业税存在诸多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营业税内部的重复课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重复课税两大方面。

从营业税内部的重复课税看，营业税不仅各道环节重复课税，而且不区分收入属性以全部营业额为计税依据，还存在着对于各种收入的重复课税。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重复课税看，现行缴纳营业税行业既要在流通过程中层层缴纳，在提供服务时必需采购的机器、机械、设备等支出负担的税款不能在下一个环节抵扣，又需要负担购买生产性投入品时转嫁而来的增值税，即无法在向政府缴纳的营业税中抵扣在采购成本中支付并且负担的增值税，还存在着不同税种的重复课税，隐性税收负担过重。如在现行商品税制度下，对于国内外采购的飞机、发动机、高价中转件航材、燃油、机上供应品等，航空公司已经承接了由上游企业转嫁的增值税，仍要在后续环节继续以含增值税价格为基数向政府缴纳营业税。这意味着同笔收入课征了两次商品税，不仅违背商品税体系的设置初衷，也导致企业资产原值虚高，运营成本增高。以南方航空公司为例，2006～2008年，公司进口环节增值税金额分别为5.4亿元、6.95亿元和7.32亿元，年均递增在25％以上，在不能继续抵扣和转嫁外购成本中的增值税的同时，仍需作为营业税纳税人，按照航线、飞机最大起飞全重等因素就运输收入按照3％税率、就非航空运输收入按照5％税率再次缴纳营业税，公司购进飞机、发动机及航材的安排越多，重复课税的现象越严重，公司的盈利情况越受影响。可见，税种重叠且全额课税的税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甚至扭曲企业的贸易方式和投资决策，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

4税制的差别性强化了征管的局限性

增值税和营业税在计算方法、适用税率、税收优惠和征管机关等税种设置方面有诸多不同，使得税制出现巨大的差别。就增值税和营业税本身而言，由于大量的税收扣除或者税收优惠而存在着对一定的税基适用不同税率的现象，使得税法呈现多维复杂化，这给纳税人从事逃税和避税项目提供法律机会，从而使税务管理和稽查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商品税体系改革的实施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角色仍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职能之内，即提供经济基础设施、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此次商品税体系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要增加更多的税收收入，而是为了修正各种经济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改进税收制度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性，支持经济增长。为了减轻税收制度的扭曲程度，政府应立即开启商品税体制的税基性改革，依据税收中性原则，简化商品税制结构，对有差异的税收待遇给出解决对策。具体而言，商品税体系改革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短期目标安排

目前，最直接而高效的做法，是在营业税税基中，优先选择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推进试点增值税。短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参见图2所示。幸运的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十分健康，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贸易顺差数额巨大，已经具备了推进上述改革的基础条件。为了保证改革有效推进，需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会交通部、民航总局等其他各有关部门协作，选择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者区域进行试点。上述试点和推广的时间宜为8～10年。

优先选择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范围内推广增值税的原因在于，上述行业的经济活动与货物密切相关。从交通运输业看，运输工业为货物，运输对象或客或货；从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看，全部建筑材料均为货物。与上述行业比较，营业税其他行业因与货物关联度不高，不具备优先推广增值税的基础。如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业等与货物的关联度不高，餐饮业、医疗服务业等虽与货物关联度高但小型企业众多，优先推广增值税易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和遵从成本。因此短期内，应从与货物密切相关又便于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管理的行业入手，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纳入增值税税基。

2中期目标安排

从中期看，随着税制改革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增值税征管力度的不断增强，短期目标实现后，宜选择条件适宜的时候，在试点城市或区域，将服务业和娱乐业劳务纳入增值税税基。中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参见图3所示。上述试点和推广的时间宜为5～10年。

3长期目标安排

长期看，宜最终彻底取消营业税，将营业税的金融保险业、文化体育业和邮电通信业劳务的提供以及无形资产的转让行为全部纳入增值税税基，与所有的商品共同缴纳增值税。长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图如图4所示。由于中国短期内不具备一次性废止营业税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条件，因此，将全部营业税税基划归到增值税的方案应当作为商品税体系改革的未来长期目标。

商品税体系改革之后，对大范围的商品和劳务实行统一的税率，无论同一产品周转次数多少、增值额产生在分配过程前后，无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无论对协作型企业还是非协作型企业，都在同一基础上课征增值税，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增值税额是销货发票上的销项税额和购货发票上的进项税额之差，销货和购货包括了所有的应纳税商品和劳务，如原材料、中间产品、辅助材料、产成品及设备，其一次性总付税的制度设计允许在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应税企业不用承担与库存积累或设备购置相关的税负所带来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中间投入品的课税，将税收推后到最终消费阶段，可以修正因政府长期商品税政策设计产生的税负不平衡，以公平的税收环境引导独立市场运作下的资源优化配置，校正税收对于市场机制的扭曲，提高课税的经济效率。

四、商品税体系改革的约束性条件

实施税制改革需要信息、行政和政治条件。以统一经济业务的税基和征管办法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商品税体系改革面临着技术性、管理性和经济性约束条件。

1技术性约束

技术性约束是决定商品税体系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石。从技术性约束看，商品税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收入原则和效率原则和中性原则等几个重要但又相互竞争的税制改革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以确保所做出的具体措施符合税制发展和企业发展要求。在商品税体系改革过程中，政府需要解决的技术性约束问题包括：能否在改革中避免对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能否最大程度地在课税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下完成最优级税制改革；是否需要对短期内转征增值税的行业承诺统一的税率模式；如何力求在税收公平的改进和税收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之间保持平衡；新商品税体系将分别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何种类型和程度的影响；现行营业税法律法规规定的对于医疗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研究服务、政府保险、证券和债券等项目的税收优惠条款，在增值税制度中能否作为税收抵扣或者与增值税制度中农产品买卖、图书报纸杂志、公共垄断产品、军需品等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能否本着适度原则，对公共交通、普通标准住宅规定与食品、家用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同等的税收待遇，适用增值税13％低税率；在新制度取代老制度后，是否会引起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明显变化以及如何能够确保扭转或实现这种变化；改革涉及到的行业进入增值税领域后，是否对于其进出口同样课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对于其出口同样予以出口退税；将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纳入增值税税基后，是否需要配合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局势，继续用消费税杠杆实现对于豪宅的特殊调节；相关产业链条各环节如何配套进行商品税体系改革，如在航空公司增值税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如何逐步向管理局、空管局、机场、油料公司等航空公司上下游产业单位延伸、辐射和推广，最终使增值税覆盖航空运输一体化的产业链条。

2管理性约束

管理性约束是商品税体系改革成功的内在保证。税率、税基和税收遵从三个因素直接影响着税收收入水平。从管理性约束看，税制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确保纳税人有效税收遵从。在商品税体系改革过程中，政府需要解决的管理性约束问题既有针对小型企业的税收遵从，亦有针对大型企业的税收遵从。从小型企业的税收遵从看，增值税对小型企业采取简化办法课征，以期待能够通过剔除小营业额的纳税人而减少管理和遵从问题。众所周知，现行营业税不区分经济规模的大小，一律适用同一税率课税，但由于社会的和管理的原因，增值税却将纳税人依据经济规模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并规定不同的计税方法和征管办法。从目前税负水平分析，2009年1月1日以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征收率明显低于销售不动产5％税率，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征收率尽管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现有税率水平持平，但由于增值税的价外税特征，使其在进行销项税额剔除时导致增值税税基小于营业税税基，且小规模企业还可以享受到企业所得税20％的低税率，比一般的企业减少5％的企业所得税负担。这种现实将可能促使部分纳税人将小规模企业视作税收的庇护所，刺激纳税人人为分割商业活动与经济流程，将经营规模保持在较小的规模上以减轻税收负担，从而带来税收收入损失，并且产生新的不公平和新的经济扭曲。从大型企业的税收遵从看，由于增值税主要依据发票抵扣进项税额，针对一般纳税人而设置的金税系统将面临着更新的挑战。可见，完善的税务管理、较高的管理能力是商品税体系改革具体措施得以实施的重要约束条件。

由于商品税体系改革主要涉及地方税务系统征收的营业税转变为由国家税务系统征收的增值税，因此，有效征管和稽查的压力和挑战主要针对国家税务系统工作人员。以下措施应当包括在国家税务系统必须做出的统筹安排之内：

第一，有目的地进行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等特定领域的业务培训，了解相关产业目前发展情况及未来前景、行业盈利状况及雇员潮流、全国及全球产业发展战略及行业常见税收筹划模式等，从纳税人专业角度出发设定最适税收征管方法，作好及时与有效的税收监控安排。如对于交通运输的税收征管应包括熟悉企业全部正在执行的运输劳务合同并追寻其资金流向，既包括劳务委托方和劳务提供方，也包括立合同人与企业雇员。

第二，对于优先进入试点范围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纳税人，依据企业规模大小进行群体划分和资料汇集，以方便对其进行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分类，进而方便对其在税款计算方法、纳税人服务、税务管理和审计、使用发票的灵活程度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税收待遇设置，引导纳税人完善遵从行为，实现最小的征管成本与较低的遵从成本。

第三，由于大型企业涉及大量的税收、企业组织和经济业务过于复杂且与政府具有广泛联系，改革后，需要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中的大型企业作为税收管理的重点，对于其税收遵从行为予以特别关注。考虑到大型企业在改革中所具有的良好的示范作用，税务机关应与大型企业保持良好的联系，尤其是在改革初期，应力争避免大型企业对于新税收政策及管理方式的任何误解。

第四，税务机关应通过信息交流向纳税人说明避税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建立特殊的渠道收集企业商业信息，提高业务能力以对各类企业的高额收入进行追踪与控制，提高税收风险控制技术与策略，有效控制地下经济及其可能引发的税收风险，杜绝由于征管不力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

3经济性约束

经济性约束是商品税体系改革顺利实施的外在保证。由于商品税体系改革所触动的利益群体很大，因此，政府应当关注税制改革对于经济主体的冲击，关注改革之后税收收入的变化，关注社会的安定和价格的稳定。

从税收收入的变化看，政府应关注由于改革带来的中央税和地方税征管权限划分以及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享比例问题。多年来，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国税收入和地税收入的重要组成。2007年，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为45.35％，同期营业税收人占地税收入比重为43.81％；2008年前3季度，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为44.34％，同期营业税收入占地税收入比重亦高达40.85％。可见，营业税之于地方政府与增值税之于中央政府具有同等的财政意义。在上述改革实施后，地方政府的税基由营业额变为增值额，且一个地区的税收能够在另一个地区进行税收抵扣，将导致本地区税基的缩小，税收收入被重新分配。因此，政府必须关注并解决的问题是，在彻底完善国家税务系统和地方税务系统机构设置之前，在现有分税制体制下，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税源锐减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现实问题，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政府必须明晰地预测并准确地判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抑或是企业中，谁将或谁能成为商品税体系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此外，政府应注意的是，商品税体系改革必然会巩固增值税的主体税地位，但是2008年所得税制改革造成的收人流失问题不应该期待通过商品税体系改革来弥补。

从社会安定和价格稳定看，商品税体系改革或者会引起的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趋势，或者对价格没有或仅有极小的影响，或者使消费物价指数线移动，或者引发物价的持续上涨即通货膨胀，或者导致一次性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并存。由于商品税比所得税更易于转嫁给消费者且公众对于增值税愈发关注，消费者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由于转征增值税而承担的“额外”的税收负担。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政府需要采取保持物价稳定的预防性配套措施，以减轻改革带来的社会阻力，如调整或取消相关种类的进口商品关税税率；在商品税体系改革的前后，降低公共品服务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电力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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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课税范文篇7

关键词:创业投资;会计处理;税收政策;税收制度

一、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现状及其原因

创业投资,是指创业投资企业(或创业投资基金)通过一定的方式向投资者(机构或个人)筹集创业资本,然后将创业资本投向创业企业,主动地参与创业企业的管理,并为其提供增值服务,做大做强创业企业后通过一定的方式撤出资本,取得投资回报,并将收回的投资投入到下一个创业企业的商业投资行为和资本运作方式。据清科公司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上半年,我国已有本土风险投资机构达498家,管理着约800亿元人民币的风险资本。

创业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推进器。从这个角度讲,创业风险投资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幼稚的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在税收或者在其他政策上给予优惠,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实践的一种做法。

1999年,在全球新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在国内“科教兴国”战略的鼓舞下,我国曾掀起过一次短暂的创业投资热潮。从1985年重新开始探索发展创业投资,当时成立的中创公司是我们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投资风险企业。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创业风险投资也有了一些发展,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的步伐还是比较慢的。

2000年,受网络泡沫破灭的影响,加之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持的支撑,我国的创业投资业很快进入寒冬。从2001年到2004年,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创业投资资本数量几乎是持续性地负增长。

200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联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投企业管理办法》),不仅为创业投资基金提供了特别法律保护,而且为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应该是它有比较好的退出机制,现在,我们资本市场中创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还是比较单一,所以创业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不光是涉及税收政策、信贷政策,还有国家从其他方面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对支撑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应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风险投资需要税收的特别关照,主要表现为利用优惠的税收政策激励风险投资。税收优惠能降低风险投资的成本,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对高新企业投资者采用的优惠政策。税收优惠能体现政府扶持风险投资的意图,是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有效工具。

二、我国创业投资中的税收政策

对于创业投资,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政策。1991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创办风险投资公司”。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中指出,对经认定的开发区中外企业实行包括增值税、产品税、奖金税、建筑税等多项税收优惠。国务院于1996年的《关于“九五”期间科级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发展风险投资,一些部门和地区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国家经贸委2002年《关于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探索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高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进行改造提升。”

2003年3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以正式立法形式首次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治理机制等作出了规定,其中不乏对风险投资企业税收的要求。第三十五条就规定:“创投企业应当依照国家税法的规定依法申报纳税。对非法人制创投企业,可以由投资各方依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分别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可以由非法人制创投企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依照税法规定统一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并引导其增加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税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该《办法》为创投公司这种“特殊性质”的企业奠定了基础的公司规范。

遵照国务院领导“要抓紧制定配套政策”的批示要求,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的参与下,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论证和反复修改,终于在2007年2月15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税收政策通知》作为《创投企业管理办法》的重要配套政策之一,必将对我国创业投资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项重要激励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创业风险投资在我国已经迎来了一个有利的发展时期,创投行业正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以上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加上我国《公司法》、《税法》、《合伙企业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初步构成我国风险投资中税收政策的法律规范体系。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已运行多年,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法律调节手段,对加速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照国外发达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先进而完备的有关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制度,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漏洞,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应有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国外有益做法借鉴

运用税收政策激励创业投资是发展创业型经济的必然要求。随着规模经济日益让位于系统经济,创业型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现,以至于管理学泰斗德鲁克在1984年就指出:现代经济正在从大型公司主宰的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

创业投资作为“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创新”,通过培育和扶持创业型企业,对于促进创业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创业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扩大社会就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社会效益,并不能内化为创业投资的经济效益。由于创业投资具有高风险性和规模不经济性,在其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后还往往处于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创业投资资本往往要面临市场失灵问题。针对创业投资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不少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创业投资的扶持政策。在种类繁多的政府扶持政策中,税收激励政策已经被证明为效率最高而且不会导致创业投资基金治理机制扭曲的扶持政策之一。

(一)美国

在创业投资业最为发达的美国,虽然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早在1946年就设立了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但是其后13年里无人模仿设立第二家创业投资公司。

1958年,联邦政府推出“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通过提供低息优惠贷款,支持民间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后,专门投资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才得以发展起来,并促进了整个创业投资行业迅速起步。但是,由于美国在1969年将资本利得税率从25%提高到49%,结果严重阻碍了美国创业投资业的发展。直到1978年将资本利得税率降低至28%,1981年进一步降低至20%,创业投资才又得以迅速复苏。到1986年美国创业资本额达241亿美元,是税制改革前的10倍。特别是为了鼓励不发达地区创业投资业的发展,联邦政府还于2000年推出《新市场税收抵免方案》,对投资低收入地区的“社区发展基金”满7年的,可从联邦所得税中获得相当于投资额39%的税收抵免。

近年来,美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创业投资业之所以迅速起步,还得益于不少州政府出台了比联邦政府更有力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在印地安那州、佛蒙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等州,合格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可按其对基金投资额的20%到30%申请所得税抵免。在路易斯安那州,为吸引保险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对投资于合格创业投资公司的保险公司,可按投资额的100%～120%提供公司税抵免。在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密苏里、纽约和威斯康星等州也都有类似税收政策。

(二)英国

英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创业投资国,其创业投资规模几乎占整个欧洲的一半,居遥遥领先地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01年英国针对处于起步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虽然名列第四位,但包括管理层并购在内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却名列前茅,远远超过美国。其重要经验是先后出台了三项针对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计划。例如,为鼓励个人通过创业投资基金间接从事创业投资,1995年出台了“创业投资信托计划”,对专门从事创业投资的“投资信托”(本质上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的创业投资基金),给予三方面税收优惠:(1)创业投资公司免缴资本利得税;(2)个人投资者从创业投资公司的所得(包括红利收益所得和处置创业投资公司股权的资本利得)免缴所得税;(3)对于持有创业投资公司股份超过3年的个人投资者,可以按其投资金额的20%,抵免个人所得税。为鼓励大型实业类公司从事创业投资,2000年出台了“公司创业投资计划”。

该计划规定,开展创业投资业务的实业公司可获得以下税收优惠:(1)如果投资于小型加工贸易类企业并持股3年以上,公司可获得相当于投资额20%的公司税抵免;(2)如果将投资所得再投资,公司可延迟缴税;(3)如果在处理创业投资计划时出现损失,公司可以从其公司收入中扣除损失,以减少税基。

(三)加拿大

加拿大是创业投资业的后起之秀。1995年以后,在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激励下,其创业投资业才快速发展起来。据统计,到2001年,加拿大针对处于起步期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已列居世界第二。为拓宽创业资本的来源,鼓励雇员依托工会组织,投资设立“劳工创业投资公司”,联邦政府对投资者实行相当于投资额15%的税收抵免。此外,一些省政府还另外对“劳工创业投资公司”的投资者实行地方税收抵免。

例如,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等省,还对投资者按相当于投资额的15%提供省政府税收抵免。为改善区域内起步期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少省份对其他类型创业投资公司也制订有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持有注册创业投资公司股份的当地投资者,可以获得相当于投资额30%的个人或公司税抵免。

(四)韩国

韩国的创业投资业在1990年代早期几乎为空白。1998年,韩国政府通过税收激励等政策,大力促进创业投资业发展。到2001年,韩国针对处于起步期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在OECD成员国中已名列第三。其重要经验是对创业投资实行双重激励:

一是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凡投资于创业投资基金的公司和个人,如果持有份额满5年,都可获得相当于投资额15%的合并所得税抵扣。

四、完善我国创业投资会计处理与税收政策的途径

(一)完善现有税收政策

从在现行税制及相关环境框架内的政策选择分析,现行企业所得税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作为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即使国家工商总局能够顺利推出《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制企业实质上也已经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因此单纯改变企业组织形式,并不能避免重复课税。因此,在此情况下针对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应顺应税制改革方向,采用法人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判断标准。一是按税制改革方向确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

按照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作为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无论创业投资机构是否采用合伙制,都不能避免重复课税。但如果税制改革方向是朝着以法人为纳税人的判断标准确定纳税主体的方向发展,则创业投资机构采用有限合伙制就可以避免重复课税问题,因为在这种税收体制的框架下,凡具备法人资格的纳税人都归入公司所得税课税范围,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纳税人归入个人所得税课税范围。在以上原则下,有限合伙制的创业投资机构就不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重复课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二是对最终投资者的税收政策:(1)当最终投资者是企业的情况下,应采取投资分红不计入本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2)当最终投资者是个人的情况下,应免除其个人所得税的重复课税。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分红和退出时的资本增值,比照国家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处理,鼓励出资人进入创业投资。

(二)改革企业所得税中研发费用的扣除办法

研发费用是指用作为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的生产经验中发生的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允许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符合条件的,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条件就是比上年实际增长达10%以上的盈利。然而,初创的风险企业很可能出现亏损,亏损的风险企业就无法享受到该项扣除。最好的办法是将研发费用的扣除直接和投资者的利益结合起来,采取向投资者退税的办法,即允许创业企业以当年产生的研发费用按投资者的投入比例直接去抵扣投资者的其他收益,特别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以允许他们用分摊到的研发费用去抵扣他们的个人收入从而减少他们的个人所得税,而如果该项目是由投资基金所组建,那么研发费用可以用来扣除他们投资其他风险企业得到的收益。

(三)创新观念,改进相关税收政策

可以更多地借鉴经济学分析和国际创业投资的实践经验,在现有观念上进行突破,将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个“融资中介”,而不是按照现行的做法当作一个普通的企业来看待,在解决困扰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环节上,可以采取下列做法:

一是创业投资企业不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发达国家在对创业投资的税收制度安排上,一般将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种“透明组织”或“投资管道”投资收益按照协议全部分配给出资人。如果我们可以把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个与“投资管道”相类似的“融资中介”,那么创投企业本身就不应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而是由出资人在取得收益后按照自身性质缴纳所得税。这种做法既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创投业的重复课税问题,又有利于创业投资机构吸纳投资,特别是具有免税资格的投资主体(如养老基金等)的资金。

二是利用税收抵免引导出资人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国对高科技企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为了鼓励投资人将资金投入到创业投资行业之中,应采取大力度的倾斜性政策。从境外的做法看,英国和台湾所采取的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值得借鉴。在投资税收抵免制度下,创业投资行业的最终投资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抵免其从其他经营项目中取得的应税所得。

另外,无论是在创新型税收政策建议下还是在改进型税收政策建议下,都可以考虑取消对创业投资和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和咨询费收入征收营业税及其附加。但对于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的其他各项收入,应照章征收营业税。具体来讲,凡是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都可以享受免征营业税及其附加的政策,但对于其“其他业务收入”和“营业外收入”,则应照章征收营业税及其附加。因为从提高创业投资行业的运行效率,以及提高投资质量的角度出发,应鼓励设立独立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但按照现行税制,这会造成营业税负担的增加。一些创业投资机构为了规避对管理费收入缴纳的营业税及其附加,采取将创业投资机构与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合并的方法。但这对于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其结果是,国家的税收被规避,而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得都.关于我国创业投资的税收政策分析[J].经济管理,2006,(4).

[2]徐冠华.始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N].经济日报,2006-1-9.

[3]程小文.我国创业投资税收政策创新探讨[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

[4]顾奇志.自主创新从增加科技投入做起[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5-11-14.

[5]邓正红.关于创业投资的税收政策分析[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6,(4).

[6]邵海波,易林.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N].日照日报,2006-3-2.

重复课税范文篇8

关键词:创业投资;会计处理;税收政策;税收制度

一、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现状及其原因

创业投资,是指创业投资企业(或创业投资基金)通过一定的方式向投资者(机构或个人)筹集创业资本,然后将创业资本投向创业企业,主动地参与创业企业的管理,并为其提供增值服务,做大做强创业企业后通过一定的方式撤出资本,取得投资回报,并将收回的投资投入到下一个创业企业的商业投资行为和资本运作方式。据清科公司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上半年,我国已有本土风险投资机构达498家,管理着约800亿元人民币的风险资本。

创业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推进器。从这个角度讲,创业风险投资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幼稚的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在税收或者在其他政策上给予优惠,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实践的一种做法。

1999年,在全球新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在国内“科教兴国”战略的鼓舞下,我国曾掀起过一次短暂的创业投资热潮。从1985年重新开始探索发展创业投资,当时成立的中创公司是我们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投资风险企业。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创业风险投资也有了一些发展,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的步伐还是比较慢的。

2000年,受网络泡沫破灭的影响,加之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持的支撑,我国的创业投资业很快进入寒冬。从2001年到2004年,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创业投资资本数量几乎是持续性地负增长。

200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联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投企业管理办法》),不仅为创业投资基金提供了特别法律保护,而且为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应该是它有比较好的退出机制,现在,我们资本市场中创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还是比较单一,所以创业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不光是涉及税收政策、信贷政策,还有国家从其他方面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对支撑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应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风险投资需要税收的特别关照,主要表现为利用优惠的税收政策激励风险投资。税收优惠能降低风险投资的成本,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对高新企业投资者采用的优惠政策。税收优惠能体现政府扶持风险投资的意图,是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有效工具。

二、我国创业投资中的税收政策

对于创业投资,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政策。1991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创办风险投资公司”。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中指出,对经认定的开发区中外企业实行包括增值税、产品税、奖金税、建筑税等多项税收优惠。国务院于1996年的《关于“九五”期间科级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发展风险投资,一些部门和地区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国家经贸委2002年《关于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探索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高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进行改造提升。”

2003年3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以正式立法形式首次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治理机制等作出了规定,其中不乏对风险投资企业税收的要求。第三十五条就规定:“创投企业应当依照国家税法的规定依法申报纳税。对非法人制创投企业,可以由投资各方依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分别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可以由非法人制创投企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依照税法规定统一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并引导其增加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税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该《办法》为创投公司这种“特殊性质”的企业奠定了基础的公司规范。

遵照国务院领导“要抓紧制定配套政策”的批示要求,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的参与下,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论证和反复修改,终于在2007年2月15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税收政策通知》作为《创投企业管理办法》的重要配套政策之一,必将对我国创业投资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项重要激励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创业风险投资在我国已经迎来了一个有利的发展时期,创投行业正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以上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加上我国《公司法》、《税法》、《合伙企业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初步构成我国风险投资中税收政策的法律规范体系。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已运行多年,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法律调节手段,对加速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照国外发达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先进而完备的有关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制度,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漏洞,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应有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国外有益做法借鉴

运用税收政策激励创业投资是发展创业型经济的必然要求。随着规模经济日益让位于系统经济,创业型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现,以至于管理学泰斗德鲁克在1984年就指出:现代经济正在从大型公司主宰的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

创业投资作为“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创新”,通过培育和扶持创业型企业,对于促进创业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创业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扩大社会就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社会效益,并不能内化为创业投资的经济效益。由于创业投资具有高风险性和规模不经济性,在其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后还往往处于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创业投资资本往往要面临市场失灵问题。针对创业投资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不少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创业投资的扶持政策。在种类繁多的政府扶持政策中,税收激励政策已经被证明为效率最高而且不会导致创业投资基金治理机制扭曲的扶持政策之一。

(一)美国

在创业投资业最为发达的美国,虽然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早在1946年就设立了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但是其后13年里无人模仿设立第二家创业投资公司。

1958年,联邦政府推出“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通过提供低息优惠贷款,支持民间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后,专门投资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才得以发展起来,并促进了整个创业投资行业迅速起步。但是,由于美国在1969年将资本利得税率从25%提高到49%,结果严重阻碍了美国创业投资业的发展。直到1978年将资本利得税率降低至28%,1981年进一步降低至20%,创业投资才又得以迅速复苏。到1986年美国创业资本额达241亿美元,是税制改革前的10倍。特别是为了鼓励不发达地区创业投资业的发展,联邦政府还于2000年推出《新市场税收抵免方案》,对投资低收入地区的“社区发展基金”满7年的,可从联邦所得税中获得相当于投资额39%的税收抵免。

近年来,美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创业投资业之所以迅速起步,还得益于不少州政府出台了比联邦政府更有力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在印地安那州、佛蒙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等州,合格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可按其对基金投资额的20%到30%申请所得税抵免。在路易斯安那州,为吸引保险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对投资于合格创业投资公司的保险公司,可按投资额的100%～120%提供公司税抵免。在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密苏里、纽约和威斯康星等州也都有类似税收政策。

(二)英国

英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创业投资国,其创业投资规模几乎占整个欧洲的一半,居遥遥领先地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01年英国针对处于起步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虽然名列第四位,但包括管理层并购在内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却名列前茅,远远超过美国。其重要经验是先后出台了三项针对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计划。例如,为鼓励个人通过创业投资基金间接从事创业投资,1995年出台了“创业投资信托计划”,对专门从事创业投资的“投资信托”(本质上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的创业投资基金),给予三方面税收优惠:(1)创业投资公司免缴资本利得税;(2)个人投资者从创业投资公司的所得(包括红利收益所得和处置创业投资公司股权的资本利得)免缴所得税;(3)对于持有创业投资公司股份超过3年的个人投资者,可以按其投资金额的20%,抵免个人所得税。为鼓励大型实业类公司从事创业投资,2000年出台了“公司创业投资计划”。

该计划规定,开展创业投资业务的实业公司可获得以下税收优惠:(1)如果投资于小型加工贸易类企业并持股3年以上,公司可获得相当于投资额20%的公司税抵免;(2)如果将投资所得再投资,公司可延迟缴税;(3)如果在处理创业投资计划时出现损失,公司可以从其公司收入中扣除损失,以减少税基。

(三)加拿大

加拿大是创业投资业的后起之秀。1995年以后,在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激励下,其创业投资业才快速发展起来。据统计,到2001年,加拿大针对处于起步期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已列居世界第二。为拓宽创业资本的来源,鼓励雇员依托工会组织,投资设立“劳工创业投资公司”,联邦政府对投资者实行相当于投资额15%的税收抵免。此外,一些省政府还另外对“劳工创业投资公司”的投资者实行地方税收抵免。

例如,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等省,还对投资者按相当于投资额的15%提供省政府税收抵免。为改善区域内起步期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少省份对其他类型创业投资公司也制订有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持有注册创业投资公司股份的当地投资者,可以获得相当于投资额30%的个人或公司税抵免。

(四)韩国

韩国的创业投资业在1990年代早期几乎为空白。1998年,韩国政府通过税收激励等政策,大力促进创业投资业发展。到2001年,韩国针对处于起步期和扩张期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在OECD成员国中已名列第三。其重要经验是对创业投资实行双重激励:

一是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凡投资于创业投资基金的公司和个人,如果持有份额满5年,都可获得相当于投资额15%的合并所得税抵扣。

四、完善我国创业投资会计处理与税收政策的途径

(一)完善现有税收政策

从在现行税制及相关环境框架内的政策选择分析,现行企业所得税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作为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即使国家工商总局能够顺利推出《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制企业实质上也已经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因此单纯改变企业组织形式,并不能避免重复课税。因此,在此情况下针对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应顺应税制改革方向,采用法人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判断标准。一是按税制改革方向确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

按照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作为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无论创业投资机构是否采用合伙制,都不能避免重复课税。但如果税制改革方向是朝着以法人为纳税人的判断标准确定纳税主体的方向发展,则创业投资机构采用有限合伙制就可以避免重复课税问题,因为在这种税收体制的框架下,凡具备法人资格的纳税人都归入公司所得税课税范围,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纳税人归入个人所得税课税范围。在以上原则下,有限合伙制的创业投资机构就不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重复课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二是对最终投资者的税收政策:(1)当最终投资者是企业的情况下,应采取投资分红不计入本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2)当最终投资者是个人的情况下,应免除其个人所得税的重复课税。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分红和退出时的资本增值,比照国家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处理,鼓励出资人进入创业投资。

(二)改革企业所得税中研发费用的扣除办法

研发费用是指用作为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的生产经验中发生的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允许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符合条件的,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条件就是比上年实际增长达10%以上的盈利。然而,初创的风险企业很可能出现亏损,亏损的风险企业就无法享受到该项扣除。最好的办法是将研发费用的扣除直接和投资者的利益结合起来,采取向投资者退税的办法,即允许创业企业以当年产生的研发费用按投资者的投入比例直接去抵扣投资者的其他收益,特别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以允许他们用分摊到的研发费用去抵扣他们的个人收入从而减少他们的个人所得税,而如果该项目是由投资基金所组建,那么研发费用可以用来扣除他们投资其他风险企业得到的收益。

(三)创新观念,改进相关税收政策

可以更多地借鉴经济学分析和国际创业投资的实践经验,在现有观念上进行突破,将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个“融资中介”,而不是按照现行的做法当作一个普通的企业来看待,在解决困扰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环节上,可以采取下列做法:

一是创业投资企业不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发达国家在对创业投资的税收制度安排上,一般将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种“透明组织”或“投资管道”投资收益按照协议全部分配给出资人。如果我们可以把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个与“投资管道”相类似的“融资中介”,那么创投企业本身就不应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而是由出资人在取得收益后按照自身性质缴纳所得税。这种做法既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创投业的重复课税问题,又有利于创业投资机构吸纳投资,特别是具有免税资格的投资主体(如养老基金等)的资金。

二是利用税收抵免引导出资人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国对高科技企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为了鼓励投资人将资金投入到创业投资行业之中,应采取大力度的倾斜性政策。从境外的做法看,英国和台湾所采取的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值得借鉴。在投资税收抵免制度下,创业投资行业的最终投资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抵免其从其他经营项目中取得的应税所得。

另外,无论是在创新型税收政策建议下还是在改进型税收政策建议下,都可以考虑取消对创业投资和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和咨询费收入征收营业税及其附加。但对于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的其他各项收入,应照章征收营业税。具体来讲,凡是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都可以享受免征营业税及其附加的政策,但对于其“其他业务收入”和“营业外收入”,则应照章征收营业税及其附加。因为从提高创业投资行业的运行效率,以及提高投资质量的角度出发,应鼓励设立独立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但按照现行税制,这会造成营业税负担的增加。一些创业投资机构为了规避对管理费收入缴纳的营业税及其附加,采取将创业投资机构与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合并的方法。但这对于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其结果是,国家的税收被规避,而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得都.关于我国创业投资的税收政策分析[J].经济管理,2006,(4).

[2]徐冠华.始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N].经济日报,2006-1-9.

[3]程小文.我国创业投资税收政策创新探讨[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

[4]顾奇志.自主创新从增加科技投入做起[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5-11-14.

[5]邓正红.关于创业投资的税收政策分析[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6,(4).

[6]邵海波,易林.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N].日照日报,2006-3-2.

重复课税范文篇9

关键词：税负公平;证券税制;重复征税;资本利得税

一、我国现行证券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对证券投资所得重复征税

1.对已分配利润重复征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不允许从应税利润中扣除向股东支付的股息。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应当依法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在我国，一笔利润先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然后公司用税后利润进行分红派息时，这部分股息和红利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如果这部分税后利润分配到法人股东手中，可以享受境内投资收益的税收抵免，不会发生重复征税。但是如果这部分利润分配到个人手中，仍会发生重复征税的问题。

2.对未分配利润重复征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户上实际做利润（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也就是说，即使被投资企业的利润未进行股息、红利的分配，利润保留形成的资本增值一旦实现为资本利得或转增资本，投资方依然要将之作为投资收益和转让收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一笔利润在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后，如果不进行分配，也会存在因利润留存所形成的资本利得被再次课税的可能。

（二）征税范围存在差异

在征税对象方面，目前我国仅对可流通股交易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而对法人股交易、期货交易以及基金交易不征税；仅对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行为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而对股票一级市场、基金、债券等的交易行为不征税；仅将内资企业的资本利得纳入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中，其资本损失不冲减当期所得，而对外资企业转让不是其设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持有的B股取得的资本利得却暂免征税，并且资本损失可以冲减当期所得；对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其取得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收入按30%（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税率纳税并附征3%的地方所得税，但对于那些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利息、红利收入的外国企业，或虽设立机构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没有实际联系的外国企业则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这些做法显然有违税收的公平原则。

二、完善我国证券税制的建议

（一）借鉴国际经验，消除重复征税

目前世界各国对公司所得税的课征，在形态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独立课税制，以“法人实在说”为理论基础，①认为法人与其股东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主体，且均具有负担税收的能力，故应对其各自所得分别独立课税，并不构成双重征税，美国、荷兰和瑞士等国均采用了独立课税制；二为合并课税制，采用“法人拟制说”理论，①认为法人仅是个人股东的集合体，是其从事事业的工具，本身并非实在的主体，因此法人的所得实质上是个人股东的所得，而对法人所得的课税是个人股东所得税的提前征收，换言之，法人所得税是个人所得税的前置税，因而构成对法人所得的双重课税，这一课税模式为多数OECD成员国所采用。

相对于独立课税制而言，合并课税制由于承认双重征税的存在，并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加以缓和或消除，因此较独立课税制更为合理，应当成为我国今后公司税制发展的趋势。

在各国避免重复征税的具体做法中，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免税法。这是最为简便的一种方法。即股东个人所得股息全部免税。它的最大特点是能从根本上消除重复课税。

2.扣除法。即允许公司从应税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已付出的股息，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缴纳公司所得税。

3.抵免法。即通过将公司缴纳的部分或全部税款归集到股东所得的股息中，达到对股东个人所得税的抵免。

4.双税率法，又称分税率制。即对公司分配的股息按低税率征税，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税。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减轻重复课税，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证券市场的超额负担，故极少采用。

鉴于目前我国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偏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同时考虑刺激投资这一宏观政策目标，可实行抵免法。或者一方面对法人实行“免税法”，即当法人从其投资的股份制企业获得股息时，若发行股票的企业用于发放股息的那部分所得已缴过企业所得税，则法人的这笔股息应免于征税；另一方面，对个人实行“抵免法”，即当个人股东收到股息或红利时，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税，然后从其个人应纳的所得税中，扣除这笔股息或红利在股份制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

（二）对征收范围、税率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维护公平原则

重复课税范文篇10

一、我国证券税制的现状

证券税制是指对有价证券的发行、交易转让、转让增益、投资所得等各方面的课税原则和制度的总称。目前，我国税制中涉及到证券方面的有以下几个税种：

1印花税。在发行市场上，对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取得的收入，按“营业帐簿”税目课征5‰的印花税；在二级市场上，按主权交易当日实际成交价，对买卖双方共同征收4‰的印花税。

2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拥有股权、债权而获得的股息、利息及红利所得，按20%的比率税率征税，不扣除费用，由支付单位代扣代缴；至于个人持有国债、储蓄存款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所获利息，则予以免税。

3企业所得税。企业所获的股息、红利并入企业所得总额中征收企业所得税。

4营业税。对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证券组织机构征收营业税。

二、当前证券市场税制的缺陷

1税收过于分散。在我国现行税制中，对于个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所得的课税，分别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中作了具体规定，没有设立专门的税种，缺乏统一的税制体系。这种状况不利于财权的集中与加强，不利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防碍了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2固定比例税率有失公平。对股票交易双方均按交易额征收4‰的印花税，忽视了交易额大小及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造成的利润分配不公平现象。事实上，大户投资者资金雄厚，信息灵通，其利润率往往也比中小投资者高，而实行固定比例税率就导致两者税收负担率不同，进一步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另外，由于不考虑持券期长短，中长期投资者与短线投资者均按照同样的比例税率纳税，违背了抑制市场投机的初衷。

3调节范围偏窄，税款流失严重。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的个人交易股征税，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予征税；对获利丰厚的一级市场（发行市场）上原始股持有者的征税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另外，也未把继承和赠与的有价证券列入调节范围内，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易引起资金不均衡的流动，不利于证券市场结构的合理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4存在重复课税的问题。企业分配给股东的股息、红利是从其税后利润中支付的，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的股息、红利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规定，直接按其总额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这就造成了对企业作为股息、红利的税后利润的重复课税。企业分配的股息越多，对此部分的重复课税就越多，极大打击了股东将股息所得再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导致不少企业以通过少分红利而提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5税收收入分配不合理。目前，我国对股票交易市场征收的印花税，连同全国各地证券机构代扣的部分，全部统一集中到深、沪两市，再按中央88%、地方12%的比例进行分配。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性，导致深沪两地之外的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去支持当地证券市场的发展。

6征管手段落后。现今证券市场的交易手段日趋电子化、无纸化，给电算化程度并不高的税收部门带来新的考验。尤其是以自营方式炒作的股票，其成交量每天达几千万股甚至上亿股，每笔股息难以及时清算，且盈亏变动剧烈，现有税收征管软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局面。

三、完善证券市场税制的几点设想

1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印花税。为了保证税收调控能涵盖全部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债券的所有发行及交易市场，可以考虑开征证券交易税。其对象是证券市场上所有有价证券的交易及转让行为，这样就把法人股、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行为都纳入其中，弥补了目前一级市场上税收方面的空白。证券交易税应在投资者与证券商或证券经纪人之间交割时，按双方实际成交价格征税。根据证券买卖普遍实行委托和集中交易的情况，宜由买卖证券的经营机构和证券的托管机构为证券交易税的代扣代缴人。至于税率的制定，可按证券种类的不同（如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等）、交易方式不同（一级市场交易、二级市场的公开交易或场外柜台交易等）及证券持有期长短，分别设计不同的税率。针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税收负担偏重的状况，并结合其他税种的考虑，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对股票转让实行5‰的税率，对可转让公司债券、投资基金实行3‰的税率，其他证券适用1‰的税率。

2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是对证券买卖价差增益部分设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当前证券市场上利润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减少过多的短期炒作行为。建议除银行存款、国库券及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可免税外，将其他证券买卖价差收入扣除利息费及交易手续费后的金额作为计税依据；对各企业及投资基金盈利性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得，按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33%征收；若企业出现证券交易亏损时，允许用未来一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得进行抵补（可向后结转五年），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个人则仍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在此需注意一点，应以持券期长短为标准，把资本利得和炒作利润区别开来，给予资本利得减半征税的优惠，保证中长期投资者的利益。

3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可借鉴英国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英国从1973年起实行“归集抵免制”，规定当企业把股息分给股东时，可将该笔股息已纳税款连同股息一起交给股东。股东可将这笔已纳税款在其应缴个人所得税中抵免，冲抵其股息的所得税义务。这实际上是把企业的一部分税款归属股东，作为股息的预付所得税，达到避免重复征税的目的。新加坡则一方面对法人实行“免税法”，即当法人从他投资的股份制企业获得股息时，若发行股票的企业用于发放股息的那部分所得已缴过企业所得税，则法人的这笔股息应免于征税；另一方面，对个人实行“抵免法”，即当个人股东收到股息或红利时，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税，然后从其个人应纳的所得税中，扣除这笔股息或红利在股份制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

4实行合理的分配原则。对证券交易税的分配应遵循“属地原则”。对深、沪两地之外的各证券机构的证券交易税，与中央按“五五”分成后，归地方政府支配，以调动各地方政府发展当地证券市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