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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03:20:45

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范文篇1

谈判场所转移(forumshifting)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常用的一个策略，其具体做法是，在原有谈判框架下遇到阻力时，通过将谈判议题从一个谈判框架转移至另一个框架下的方法达到目的。

众所周知，尽管1994年《TRIPS协定》(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同)只为WTO缔约方设定了最低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此类“最低标准”义务仍属明显过高，发展中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负担。根据世界银行贸易研究部前负责人的估计，发展中国家实施《TRIPS协定》义务的成本合计为每年60万亿美元，而这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纺织品谈判中所获得的好处。

实施《TRIPS协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始觉醒，并有意识地组成集团采取一致行动要求澄清该协定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条款甚或修改该协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要求WTO采取措施。迄今发展中国家在《TRIPS协定》问题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TRIPS协定》虽然允许WTO缔约方在对专利予以保护的同时适当兼顾公共健康目标，但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依据《TRIPS协定》采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遭到发达国家的威胁和阻挠。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坚持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下，不但2001年《(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明确承认“《TRIPS协定》没有也不应该妨碍各成员采取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而且2003年WTO总理事会各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的《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也承认WTO缔约方有权实施强制许可、有权决定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据理力争，要求在《TRIPS协定》中新增有关遗传资源的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内容，以便保护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不被“生物剽窃”。

在推进WTO知识产权多边谈判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起初采取了将谈判场所转移至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同)的策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在WIPO中也齐心协力地提起了“发展日程”，发达国家遂将谈判场所再次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之下：迄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或其集团都开始纷纷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或者贸易协定的方式，规定比《TRIPS协定》义务还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其在多边谈判框架下原本无法实现的谈判目标。

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双边谈判框架并非进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理想场所，原因在于：首先，在这一框架下，双方的谈判实力更加失衡。不言而喻，多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组成集团、采取一致立场的方法显著增强自己的谈判实力，而双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却只能单独面对强大的发达国家。同时，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对WTO等多边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谈判非常关注，在此类框架下谈判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还能得到国外非政府组织的道义支持、舆论声援和技术支持，而双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外国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机会大大减少，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其次，双边谈判框架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权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在WTO多边谈判框架下，由于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有权要求并且能够获得相应优待，但双边谈判框架却奉行严格的互惠原则，发展中国家原则上无权享受特殊待遇。

由于上述原因，晚近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协定的时候，已经成功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了《TRIPS协定》弹性条款所赋予的政策空间(policyspace)，开始接受高于《TRIPS协定》义务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鉴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对通过双边谈判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一事最为积极，其所签订的相应条约中的规定也最为典型，本文以下将以美国晚近所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分析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本文认为，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向双边谈判框架下的转移主要在如下三方面导致发展中国家被迫放弃《TRIPS协定》弹性条款赋予自己的政策空间：

(一)在一般的专利保护事项方面

1、延长专利保护期限。《TRIPS协定》第62条第2款虽然要求WTO缔约方在专利审查过程中不得拖延，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其第33条也只简单地规定专利的保护期限应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因此，发展中国家本无义务因为审查推延的原因对专利权承担更多的保护义务。然而，美国晚近与新加坡、智利、中美7国、摩洛哥、巴林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却规定，如果一国专利主管部门在专利审查过程中拖延时间，那么，经专利权人申请，该部门应该延长专利保护期限以弥补所拖延的时间。同理，如果一国销售审批部门在对专利产品的销售申请进行审批过程中拖延时间，也应该通过延长专利保护期限的方法予以弥补。

2、对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授予专利。《(TRIPS协定》第27条第1款只要求WTO缔约方应该对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予以专利保护，并没要求其对现有产品的新用途作为发明予以专利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本可对申请人所发现的已知产品的新用途不授予专利权。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政策空间，美国与摩洛哥、巴林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缔约方有义务对使用已知产品的新方法给予专利保护。

3、禁止专利权国际用尽。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对专利权的权利用尽问题分歧严重，前者主张国内用尽，后者则主张国际用尽，《TRIPS协定》只好承认各国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处理这一问题——其第6条规定：“就本协定项下的争端解决而言，在遵守第2条(知识产权公约)和第4条(最惠国待遇)规定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用于处理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问题。”为了不给发展中国家主张专利权国际用尽的机会，美国与摩洛哥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至少在专利权人不允许平行进口的情况下，一国应该奉行专利权的国内用尽的原则。

4、限制专利权的撤销理由。《TRIPS协定》并未明列专利权的撤销理由，其第32条仅指出：“对任何有关撤销或宣布一专利无效的决定应可进行司法审查”，这就使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本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撤销理由。为了褫夺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权利，美国与新加坡、智利、中美7国、摩洛哥、巴林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一国所确定的专利权撤销理由仅限于两类：其专利法中的拒绝授予专利理由，欺诈、虚假陈述、不公正行为。

(二)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药品的能力方面

1、要求后者承认“数据专属权”(dataexclusivity)。现代各国的通例是，一种新药开发以后，必须经该国药品管理部门批准才能在市场上销售，为此，医药公司需要通过临床试验的方式证明其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将相关实验数据提交给药品管理部门。《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虽然要求WTO缔约方对于此类数据予以保护，以防被“不正当的商业使用”或者被“披露”，但并未要求同时赋予相关医药公司对该数据的独占权(也即所谓的“数据专属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允许本国根据强制许可协议生产仿制药品的医药厂商利用此类数据向药品管理部门申请上市批准。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TRIPS协定》的这一政策空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摩洛哥、巴林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新药开发者对其向一国药品管理部门提供的上述实验数据具有独占权。受该规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小医药公司即便获得药品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也必须首先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重新进行临床实验，并只有在实验结果合格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药品上市批准，故发展中国家及时获得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仿制药品的能力被大大削弱。

2、限制药品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的适用理由。2003年WTO《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曾经确认，WTO缔约方有权自行决定其对药品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许可的权利，美国在与约旦、新加坡等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规定，一国只能基于如下三个理由对药品专利进行强制实施：对经行政或者司法程序确认的垄断行为提供救济；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进行非商业性使用；出现全国紧急状态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

(三)在对生命形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规定，WTO缔约方可以不对“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非生物和微生物外的生产植物和动物的主要生物方法”提供专利保护，但必须对植物品种予以知识产权保护，其方式可以是专利，可以是某种“有效”的特殊制度，也可以是这两者的组合。植物品种培育属于生物技术的范畴，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力量薄弱、未开发植物遗传资源丰富，通过严格的专利制度保护植物品种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植物遗传资源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护，所以，WTO中的发展中国家缔约国大都按照《TRIPS协定》的授权，选择通过植物品种保护法这一特别法的形式对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育种者由此享受的知识产权即为所谓的“育种者权”。《TRIPS协定》只要求WTO缔约方所采取的保护植物品种的特殊制度是“有效”的，对此类特殊制度的具体设计、保护标准并未做任何要求。为尽量减少植物品种保护给本国造成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多在植物品种保护法中采纳较低的保护标准，并将“农民权”规定为育种者权的例外。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方面，国际上存在一个高标准的植物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以下简称UPOV)，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多边谈判框架下极力主张，《TRIPS协定》所言的“有效”特殊制度就是UPOV(尤其是其1991年文本)中的相应制度，但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公认。为迫使发展中国家提高对植物品种的保护标准，在与新加坡、中美7国、智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国成功地将UPOV1991年文本所确定的植物品种保护标准纳入相应协定中，并规定对方国家必须加人UPOV1991年文本。更为出格的是，美国与摩洛哥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甚至规定，摩洛哥不但必须加人UPOV1991年文本，而且还必须对植物予以专利保护，这就将发展中国家通过特殊制度保护植物品种的选择权都剥夺了。

根据美国2002年《两党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相关规定，美国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目标是，确保美国所签订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美国法”中的相应标准类似，这意味着在与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的本意就在于不顾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实际情况，迫使后者承担严重超过自己负荷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如上所述，在美国近几年所签订的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中，其的确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由于美国一直注意在自己所签订的各自由贸易协定之间保持一致，因此，上述美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压缩《TRIPS协定》预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的现象并非仅是个案的、偶发的，如果此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为了能够打开美国特定领域的市场、甚或仅仅为了与美国修好就盲目签订此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则不但其自身将受到损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因为国际知识产权标准普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原有整体立场无法维持而终被殃及。

三、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如下四方面的对策：

(一)加强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增强谈判实力。发达国家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将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下，南北国家之间谈判实力不均衡的局面更加明显，这是造成晚近发展中国家在双边知识产权谈判中过分让步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应尽快加强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使得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就敏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是《TRIPS协定》中的弹性条款问题能够形成共识甚或共同的约束性规则，这样，该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在单独与发达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就可以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必要的集体后盾，从而有可能坚守住《TRIPS协定》预留给其的政策空间，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

(二)积极支持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尽快协助其建立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如上所述，目前同情发展中国家立场的非政府组织仅对WTO、WIPO等世界性的多边知识产权谈判关注、参与较多，处于双边知识产权谈判中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得不到非政府组织的道义支持、舆论声援和技术支持。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发展中国家需要改变消极等待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尽快协助其建立区域性网络。这样，不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进程将得到非政府组织的推动，而且，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充分参与到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同时，为了给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创造必要条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特别注意确保区域合作谈判和双边知识产权谈判的透明度。

(三)在做出是否与发达国家开展双边知识产权谈判的决策之前进行全面的得失权衡，谨慎把关。此类全面的得失权衡至少应该涉及如下几点：(1)了解发达国家的惯用策略，做到胸中有数。发达国家、尤其是其中的美国素来喜欢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迫使发展中国家进入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比如，通过降低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和优惠待遇、增加对后者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后者签订科学技术协定、给予后者技术援助、给予后者最惠国地位、不援用“超级301条款”进行单边贸易制裁的方式，威逼和利诱发展中国家签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双边条约。(2)预先规划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晚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谈判都是合并在自由贸易谈判之中的，签订了此类协定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知识产权、外资、竞争、环境、劳工等多方面承担国际义务，因此，在决定是否进行此类谈判之前，发展中国家需要对自己的全国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做出规划，在农、工、服务等各行业和知识产权、外资、环保、劳工等各专题都进行全面设计。(3)将可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放到上述全国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框架内进行得失评估。此评估不仅需要计算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利益方面的得失，而且还需要计算投资、竞争、劳工、环保以及货物、服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得失。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因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在知识产权利益方面承担净损失，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作用有限、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互惠原则又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货物方面的市场准人中所获得的利益被大幅抵消，再加上相关的环境、劳工成本，因此，并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能从与美国之类的发达国家签订此类自由贸易协定中受益。

知识转移范文篇2

人才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创造者，其重要性日益为世人瞩目，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去向，或曰人才流动问题。在知识社会里，谁拥有人才，谁就掌握了重要的知识资本。人才合理有序的流动，恰恰反映了知识社会的本质，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体现。

对于高校来说，人才流动对于学科的发展、师资素质的提高、专业的优化改造和重建以及学校的发展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高校人才的流动是现阶段院校发展、知识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才流动的走向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加剧了目前我国高校之间的竞争和发展不平衡。

一、国内高校人才流动的基本走向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才流动一直遵循着从发展中国家向较发达国家，从较发达国家向更发达国家，从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向社会相对稳定、政治气氛宽松的国家流动的走势。

以中国人才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为例，2005年上海、宁波、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和绍兴这7个城市所拥有的人才总量占整个都市圈16城市人才的73.1％，剩下的9个城市的人才数量，只占都市圈总人才数量的26.9％。长三角都市圈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小城市则人才相对匮乏。而伴随着人才的集聚，知识也发生了相应的集聚行为Ⅲ。这一现象也十分明显地反映在中国高校中，而且有更为极化的表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人才聚集还存在产业集群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而在高校中，这一干扰因素即便有，影响也要小得多。

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极不平衡，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导向，造成了高校人才流动的“马太效应”。仅以科研资源的分配为例，2006年全国共有816个单位获得了1027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中21个单位获得的资助量在百项以上。这21个单位共获得3437项，也就是说2.57％的单位获得了33.46％的资源。一些重要的科技资源如863、973等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几乎全部集中在重点高校。无疑在科技资源分配中具有强势的高校，对人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国高校人才流动的趋势主要体现为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流动，从非211院校向211院校，211院校向985院校流动的走势，致使北京、上海、江苏这些地区的985大学已经形成所谓的“人才高地”，而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大学，则人才比重严重不足，并且还有不断流失的趋向。高校人才的这一流动趋势与国际人才流动的路径几乎完全一致。

1889年，英国统计学家E.G.列文斯坦在其著作《人口迁移规律》中对人口的转移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指出受歧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合适都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D.J.Bogue)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转移“推拉理论”(PushandPullTheory)，认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是由促使和阻碍人口转移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引起人口流动的推力和拉力，是由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其中经济是主要因素。

可见，在短时间内要想改变中国高校人才流动的现状，实现全国高校人才的均衡分布与发展是很困难的。弱势高校希望仅仅依靠人才的引进，来提升学校的竞争力，扩大声望和影响，追赶上强势高校也是不现实的。

众所周知，经济和生活条件等因素的改善受到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基础以及政策法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大的突破。因此，对于如何解决目前高校人才流动的不对称走向问题，需要转换思路，从人才流动的本质出发，从如何促使人才所具有的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方面去剖析，而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人”的去留问题上。

二、人才流动的本质是知识转移

美国科学家普赖斯在其著作《大科学，小科学》中指出，科学的发展正在由“小科学”阶段向“大科学”阶段转移，这种转移带来了科学在近一百年来的飞速发展。

所谓“小科学”是指以个人的自由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即指科学人才依靠自己的资金、技艺和兴趣自由选题进行研究的时代，具体说就是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那一时期。

“大科学”是相对于“小科学”而言的，它是科学技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随着社会进化到后工业社会，科学已不是仅仅凭借科学家自身的求知欲和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其社会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建制也日趋庞大和复杂，科学活动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职业，成为一种知识生产行为。因此可以说，“大科学”是科学、技术、经济、社会高度协调的科学。

在“大科学”时代里，没有投资，光凭科学家的个人兴趣，大型实验室是不可能建立起来。资金短缺，就不会有科学人才，也就无法生产科学知识。这一点，透过目前国内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大学排名以及学科竞争力分析就能够清楚地看可见，没有经济资助和学术环境的保障，就不可能吸引人才；而没有人才，也就不会有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产出。反之，人才的产生以及学术成果的产生，又紧紧依附在学术资源的充裕、科研环境以及制度的成熟和完善上。因此人才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恰恰是学术资源和相关的制度与环境保障。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人才流动总是由低到高，由不发达流向发达地区的原因，即便某些高校重拳出击，仍难有人才收获。

但是，当我们对“人才”这一知识资源进行更深入剖析的时候，就会发现，人才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作为个体的“个人”的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人才”所既有的“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正是与“人”不可分离的“知识”才是高校着眼和看重的根本。人才的流动，其实质是知识的流动，即知识的转移和转化。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目前高校普遍实施的人才引进和人才流动的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识偏差，因为其思路基本都是从具体的“人”出发的，而非从人的“知识”出发。

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人才政策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对于大学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课题。高校的人才政策既要着眼于人才的引入，也要考虑把着眼点落在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的转移方面。如果没有认识到知识的转移可以有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间、群体之间、群体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之间等多种不同层次，那么目前人才流动中的马太效应只会愈演愈烈，最终形成“知识落差”。因此本文将着眼于从知识转移的角度来探讨人才流动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寻找实现人才的良性流动的途径和方法，以获取更多的人才资源增量。

三、知识转移经典模式分析

概括地说，知识转移总体上沿着组织内部和组织间这两条基本线索进行，对于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式，不同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模型。

(1)Nonaka和Takeuchi的知识螺旋模型

Nonaka和Takeuchi提出了广为人知的SECI模式，揭示了知识通过内部化、外部化、组合、社会化4种模式实现知识创造的基本过程。SECI模型厘清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界限，清晰地揭示出组织内部的知识转化和增量的四个阶段，通过运用对话、做中学、团队学习、交流传播知识等不同策略可以促进知识的转化，进而提高组织的竞争能力(见图1)。

(2)Hedlund的知识转换流程模式

Hedlund提出的综合性知识转换流程模式，强调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个人、团队、组织以及组织间4个不同层次的互动。整个流程划分为3个步骤：

①通过成文化(articulation)与内部化(internali—zation)，使得隐性知识得以清晰表达，进而将成文化知识转变为个人隐性知识。

②通过延伸(extension)，促使知识从个人、团队、组织、组织4个层次间由低层向高层转移；凝聚(appropriation)则是延伸的反向程序。“延伸”、“凝聚”这两者通过对话(dialog)进行互动。

③同化(assimilation)与传播(dissemination)，是指从环境中输入知识，经过知识转换流程之后，又输出到外部环境中的过程_6]。

(3)Gilbert和Cordey—Hayes的知识转移五阶段模式

Gilbert和Cordey—Hayes认为，当组织认识到自身缺乏某种知识时，便产生“知识落差”(knowledgegap)，由此产生对知识引进和知识转移行为的需求。知识的转移经历知识获取(acquisition)、知识交流(communication)、知识应用(application)、知识接受(acceptance)、知识同化(assimilation)5阶段(见图2)。

通过以上三个模型的分析，可以获知知识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知识转移有多种形式，知识转移可发生在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间、群体之间、群体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之间等多种不同层次。进一步说，知识的转移既发生在组织内部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也发生在组织外部的个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

目前高校人才流动的主要形式——高层次人才的引入只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要实现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知识转化途径只有人才引入这单一路径，无疑是不够的。

四、人才流动的知识转移层次分析

目前中国大学吸引高端人才的力度、强度已接近国外，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加盟中国高校，人才层次越来越高，挖角事件层出不穷，从引进一个知名学者，逐渐发展为引进某个专业的整个团队。但是人才引进的路径并未改变，依然是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流动，从非211学校向211学校，211学校向985院校，教育的生态环境在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背景下逐步被破坏。

关于人才的引进，慕尼黑工业大学副校长孟丽秋认为，提高学校质量不一定要把目标仅仅局限在人才引进上，高校同样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人才送出去，“身临其境”地融入国外先进的教学环境体系中。当他们受到“感染”后，学校再把他们招回国内教学和研究，“这样就能逐渐改变比较陈旧的观念。

如果我们承认人才的流动是一种知识的转移和扩散形式的话，那么应该认识到知识的转移并不是只有组织外知识转移这一种途径。基于前文的知识转移模型的分析和阐述，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1)知识转移存在有4个分析层次，即个体、群体(团队)、组织和组织之间。

(2)知识转移作为一种活动过程，它不断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或自己创造新知识，同时它又不断地向其它组织和个人输送新知识。

(3)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组织学习。知识转移与组织学习是紧密结合的，知识的有效转移并非静态发生，而是一个通过动态学习才能达成目标的过程。知识转移本身就不只是知识的简单传递，而是包含对被转移知识的理解和学习，并与已有知识进行整合与重构才能够完成知识转移的全过程。

中国高校在人才的引进和队伍的建设方面，有必要转变一下思维，认识到作为知识载体的人才的流动，其实存在着个体、团队、组织和组织间这4个层面的流动，不仅可以有组织外部的人才的引进和“流出”；“流出”非“流失”，是指选送人才到国内外更先进的大学教育和科研环境，使其融入，耳濡目染，实现知识的整合；“引进”也并不只是外来人才的输入，也包括校园内部人才之间的交流，通过校内人才的流动、组织学习和岗位的重新设计以及跨学科、跨机构合作等等来实现知识的多层次转移。换言之，实现大学组织内部的人才转移。

五、关于实现我国高校人才良性流动的思考

现阶段国内高校人才流动的主要方式是“引进”和“校内考评”，前者通过外来知识的引入，带动组织人才知识资源的增量；后者是通过能绩的评价来实现“能岗配置”，这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人才的“使用”，而非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因而很难说是良性的人才流动，因此如何提升人才流动成长效应中的正向效应，使得人才迅速适应新环境，发挥流动之前积累的技能，激发出潜能，产生良好的累积焦点效应，完成人才的成长，才是高校人才流动中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

以下两方面正是保障人才流动实现知识转移正向效应的有效途径，对于弱势高校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组织内部的，基于高校内部现有人才的良性流动。

(1)卡兹曲线

美国学者卡兹(Karz)在研究科研组织时，通过大量的调查统计绘制出一条组织寿命曲线，即卡兹曲线(见图3)。

卡兹曲线表明，一个科研组织的成员，在一起工作相处的时间处于1.5—5年这一区间，彼此的信息交流水平最高，可能获得的科研成果也最多。不足1.5年，成员之间因陌生和隔阂，知识交流水平不高，而超过5年，成员之间则会因为知识水平的接近及知识结构的趋同，产生沟通减少、反应迟钝，组织老化的现象，从而导致信息交流水平下降，研究成果相应下降。这说明1.5—5年中组织内部、个体之间的知识转化水平是高的。

换言之，当个人长期处于某个组织中，随着组织新知识存量的减少，个人的知识学习就会递减，而一旦当工作流动之后，个人的知识学习将会产生所谓的知识学习的突越效应。因此，对于高校来说，每5年左右进行一次院系组织结构或人员的调整和重组，通过人才流动，对组织进行改组，这对于组织内的知识转移以及创造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

(2)创造力发挥程度变化曲线

美国学者库克(Kuck)根据对研究生参加工作后创造力发挥情况所作的统计，绘制出著名的创造力发挥程度变化曲线(见图4)。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组织成员进入新环境，其创造力发挥的初始期为0.5—1年，随后就进入创造力发挥黄金时间，大约为1年左右，之后开始下降，整个创造力发挥程度变化曲线呈扁S型变化。库克理论认为为了激发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应该及时变换工作部门和研究课题，即进行人才流动。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开辟新工作领域的实践中，来激发和保持自己的创造力。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大学来说具有启发意义。通过经常提供教学科研环境的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促进人才的创造力发挥，这无论对于强势还是弱势的大学都具有促进作用。比如提供间断性的国内外进修学习，推动相关学科专业或相关机构的合作与研究，如校内院系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校与校之间的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结合等。高校的人才通过组织内部、组织外部多途径的变迁和转移，获得了知识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实现对已有知识的整合与重构，从而完成知识的转移和扩散，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得以增量，创造力得以发挥。

六、结语

知识转移范文篇3

关键词：知识管理；研究重心；转移；全球化；数据挖掘

1引言

知识管理的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斯威比（SvEiby）博士将知识资本分为：雇员能力、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三部分[1]，而企业知识管理的目标就是有效地管理企业这三类“结构”的开发和利用，为企业创造最大效益。知识是企业的资源，但任何知识只有当它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2]。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支持组织成功运营的重要力量源泉，很多企业已经实施或着手实施知识管理项目，但很多知识管理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Gartner公司分析了十大原因，但本文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知识管理的研究成果不能有效支持企业和组织的全球化运作，大量知识管理的研究仍集中在80年代提出的一些理念上，如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等，没有根据时代环境的迅速变化对研究重心及时做出调整。

全球化现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3]，从经济角度看，世界各国各地区通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协调，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从资源配置、生产流通和消费形成了多层次与多形式的交织与融合，使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4]。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管理信息系统成为企业管理的必备工具，已积累了大量数据。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开放运动及OA等组织及运动的促进，信息的获取广度、深度、及时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网民数量的剧增，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分享的活动空间。良好的交互性使网络正在成为知识传播、民意表达和商业资讯展示的重要场所。

与知识管理研究初期相比，经济环境、信息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也必然带来知识管理研究重心的变化。分析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信息资源的特征，从全球化角度审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及挑战，将对我国知识管理战略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有助于企业寻求提高全球化信息利用率的方法和技术，扩大企业的全球化视野，从而提高组织的全球化竞争能力，并促进知识创新。

2知识管理研究重心的现状分析

为分析目前知识管理的研究重心，我们首先对中国期刊网自1999年到2008年11月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将全部文章的标题、关键词和摘要另存为文本文件，通过语料库软件分析确定关键词，并按词频予以排序。根据确定的关键词，列出对应的文章篇数如下表所示：

其中以“隐性知识”或“知识共享”作为关键词的文章占63.7%。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占了55.9%的比重。我们进而对其具体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分析。

综合文献的研究成果，知识管理的研究者目前可归纳为五个流派即学习流派、过程流派、技术流派、智力资本流派和战略流派[5]。其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6]的分类已经达成共识，知识管理模型的研究可分为知识分类模型、智力资本模型和社会结构模型等三种[7]。无论哪种流派、分类模型，其研究主要侧重于隐性知识的属性、隐性知识转化层级及过程、隐性知识的传播和转移、项目团队中的隐性知识等几个方面[8]。对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得出知识管理的两种研究路径[7]：一条路径强调个人的知识，研究对象是个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重点是知识的载体——员工；另一条路径强调组织的知识，着重企业的知识资源基础，作为组织更关心知识作为资产如何创造价值。

从知识管理的过程上看，可以划分为创造、储存/检索、转移、应用等过程[9]。文献[10]进一步归纳为一个知识流动链，即数据一>信息一>认识一>行动/反射一>智慧，其中，关键环节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地点或者空间以进行知识的交流和创造[11]，用体验法、交流法、解读法、反思法等提高人获取和传递知识的效率和效能等[12]。总之，知识管理包括不同的、相互依赖的知识创造、储存和检索、转移、应用的过程，组织及其成员会融入多重知识管理过程链中。

企业界一般认为知识管理是通过管理与技术手段使人与知识紧密结合，让知识的沉淀、共享、学习、应用和创新的循环转动，通过知识共享为企业创造价值，赢得竞争优势[13]。信息加工心理学从广义上把知识分为两类：①陈述性知识：回答是什么的问题；②程序性知识：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本世纪80年代神经心理学家们积累的研究资料，和现代认知心理学对知识运用的研究，也支持对知识作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两大类型的区分[14]。而目前研究则侧重于陈述性知识的收集、分享、利用等，对程序性知识的研究重视不够[12]。

知识管理过程的复杂度、资源需求和潜在工具和方法会因知识管理过程的类型、范围和特征的不同而不同[15]，因而知识管理是一套知识系统工程，需要对知识系统的各种体系结构与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研究[16]，这就需要借助高效的知识管理系统工具。而知识管理工具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组织现有知识的存储和利用上，现有知识管理工具存在功能不完整、集成性不高、协同性不够以及可重构性差等不足[17]【18]。

通过前面对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文献和企业实施情况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知识管理研究的重心表现在：

1、知识类型上，以隐性知识及其显性化的研究为主；

2、研究范围上，大多集中在组织内部。对全球化范围的知识管理重视不足；

3、系统工具方面，侧重对描述性知识的管理，忽视了对知识进行加工利用的程序性知识的深入研究。

目前大部分专家对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较为认可，认为知识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知识管理的边界模糊、个人所有的知识转化为组织的知识需要解决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等问题[12]。因此，有必要从信息时展的需要重新审视知识管理的研究重心，这将对我国知识管理战略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有助于改善企业知识管理项目的效果，促进基于知识的管理创新。

3全球化对知识管理的机遇与挑战

3.1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重点，以跨国公司为载体[19]，其突出的特点可归纳为[19][20][21][22]：

1）高度的流动性。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等在全球涌动、流通和融合。知识、信息、智力资源等无形的“软”资源的价值越来越大，资源共享日益迫切。

2）高度的开放性。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日益广泛，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最落后的国家都势必打开国门。

3）渗透性。流动的时空约束减少及成本降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文化等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渗透，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向发达国家流动。

4）共赢性。资本、知识、资源等在全球市场流动并趋向合理配置，有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知识、资源诸方面的互补。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资源的依赖性增强。合作竞争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新模式。

5）异步性。发达国家资本、技术的流向首选是工业化基础条件、资源、环境、市场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及地区，尤其是流向国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世界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并存的现象。

6）风险性。资本、技术、管理的快速流动和思想、文化的渗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程度不一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等问题。

3.2经济全球化对知识管理的挑战

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21]。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的条件与机遇，趋利避害[19]，成为一项紧迫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表现出的资本、人才、知识、技术、文化等资源跨国界空前的横向流动，是在新的地区和经济领域进行重新配置的一种机遇。这就对管理者们以全球经济空间发展为视野进行决策[23]提出了更高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必然对管理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管理需要随全球化趋势而改变[20，23，24]。知识管理也不例外。

知识管理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知识的分享应用过程实现对知识的再创造，从而改进和提高个人、部门和组织的创新能力、响应能力和专业技能[1][2]。知识管理水平正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25]，面对全球化的新环境，企业对知识的需求更为迫切，具体表现在：

1)在技术飞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知识经济形势下，仅靠本企业的智力资源不足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为赢家，需要借助其他资源才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企业可利用的资源己从组织内部走向组织外部，甚至向全球化发展，并由实物资源转向品牌、专利、知识等无形资源。如何发现国外公司的短缺资源，寻找适当的合作点和时机，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资源互补和共赢发展？

2)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使企业必须面对全球化竞争，如何积累应对全球化竞争的知识？全球化使企业面临更多的风险，在企业兼并、收购狂澜中，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尽早规避被兼并、收购的风险？如何把握兼并、收购的最佳时机？

3)由于全球化的异步性，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发展、企业管理可以借鉴成熟的经验，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少走弯路。如何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企业管理过程中提取规律性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迅速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

4)互联网使全球经济结构受到积极的影响，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每周5天、每天8小时，而是可以不间断地进行。作为一种新的销售渠道，互联网上的销售如何理解客户需求？如何有效进行网络营销？如何挽回即将流失的客户？

知识经济大趋势的出现，依赖于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20]。知识管理的研究目的就是要探索怎样发挥知识经济主体的作用来推动新经济的发展[23]。以上问题，侧重于组织内部隐性知识分享与管理的、以描述性知识管理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是无法完全解决的。

3.3信息资源全球化对知识管理的挑战与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信息资源全球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管理信息系统、互联网、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正在不断改变企业的环境。信息资源全球化具有以下特点：

1)信息的公开性。正在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和其他全球性媒介已经初步消除了国界对信息的隔离。互联网上的公共网页和全球共享数据几乎对所有组织和个人都是公开的。且可复制性好、传播速度快，大多可以自由访问、下载。

2)信息的广泛性。互联网网页资源、博客和论坛中、企业公开报表中、社会各组织的公共数据库中、各类媒体中，信息涉及有关政治、经济、管理、生活等各领域广泛的信息。

3)信息的海量性。互联网、公共数据库、企业信息系统等信息量巨大，并且每天在急剧膨胀中。

4)信息的及时性。网络的传播速度快，很多事件发生后往往在数分钟内就能在网上得到体现，引起关注后会迅速通过BBS、电子邮件、聊天工具、博客、个人网站等传播，信息扩散性的加快使更多的人能得到及时的数据和信息。

5)信息传播的低可控性。基于上网信息的匿名性、方便性、低成本性，网民几乎可以随时在网上各类信息。等发现不良信息要删除时，它已经扩散到很多网站。

6)信息的粗糙性。互联网上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同时并存，数据和信息的良莠不齐已经得到公认。企业数据库的数据也由于录入等人为因素存在数据质量问题[26][27]。

既然企业决策所需的信息、知识已经分散在各类数据资源中，如何有效利用这类信息和知识成为知识管理成功的关键。“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今天的互联网中已经包含了“天下之目”、“天下之耳”、“天下之心”[28]。在全球化信息的获取广度、深度、及时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的今天，综合利用这些资源为企业管理决策服务，已经成为可能。以环境知识、竞争知识和内部知识为主搭建的企业信息知识平台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结合信息的历史资料按时间序列的分析，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整合分析，以及对决策影响不同角度的分析，甚至计算机模拟仿真，可以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辅助管理决策。而全球化背景下信息的低可控性和粗糙性，又对知识管理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上述因素，都迫使知识管理的研究重心进行转移。

4知识管理研究重心的转移方向及内容

基于对全球化特点的分析和信息全球化带来的海量信息资源，为应对全球化对知识管理的挑战，我们认为知识管理的研究重心应该做如下三方面的转移。

4.1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移

最初隐性知识显性化成为知识管理研究的热点，在于当时显性知识的数量不足，主要依赖个体分享的知识。按照德尔菲集团1997年的研究，42%的组织知识来源于员工的头脑，当时很少有人试图表明显性知识比隐性知识更加有价值[29]。这正是隐性知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在项目实施中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

其实，隐性知识的分享存在一些先天弱点，Szulanski发现很多知识是粘性的和情景化的，因而不易被转移[30]。妨碍知识有效转移的因素有十条之多[31]。其次是隐性知识内容的局限性，组织和个人的隐性知识总是有限的，受经历、环境条件等制约，另外，有些拥有隐性知识的人或组织我们无法接近，或者即使接近了也没有条件、机会使其隐性知识显性化。

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获得（以人的隐性知识分享使之显性化为主），二是从数据或信息资料中通过挖掘获取（从数据中获取隐含的知识并显性化）。在管理信息系统、互联网和公开数据库中的大量信息中隐含着一类介于隐性和显性之间的特殊知识，通过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等工具使之显性化就可以成为显性知识。数据挖掘是一种数学模型、人机系统和管理科学相结合的新的信息技术方法。这种方法利用关联规则、分类、聚类、预测、相随模式和时间序列等手段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32]，这些新的知识可以用来制定有效的商业战略去吸引新的顾客和维持已有的顾客、开发适销的产品等。近年来，数据挖掘在生物、金融、保险、零售等行业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成为信息时代决策支持的关键技术之一[33]，适合对全球化的海量信息进行挖掘分析。

随着信息资源的全球化，显性知识的综合集成与信息的挖掘利用成为知识获取的主要渠道。BBS、博客为个体隐性知识的自愿显性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博客已经引起知识管理学者的注意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管理工具[18]，2002年以来，博客在中国大陆增长了30多倍，截至2007年11月底，中国的博客作者达到4700万人，其中活跃博客作者1700万；博客空间量达到7282万个，近4个网民中就有1个[34]。这为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移提供了条件。

4.2从微观的知识管理向全球化宏观的知识管理转移

以组织内部隐性知识显性化和现有显性知识管理为主的知识管理是微观层面的知识管理，受企业业务性质、战略视野和人员经验的限制，知识的范围局限在企业内部，这样的知识对提高企业在当地和行业内的竞争力是有帮助的，但这些知识不足以支撑全球化的运作。例如，一家国内知名的企业根据战略分析，收购了国外一家电器生产企业，计划通过实施跨国并购战略，以该国外企业的品牌打开欧洲市场。然而，收购的生产线却一直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国外评论家认为被收购公司的社会形象是一个保守的、不断破产转卖的私人企业，还不如直接用其中国的品牌更有效。该收购被评论家称为“高度近视”[35]。后来发现该品牌多年前就在网上被看作落后产品的代名词了，如果到时对网上信息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知识，就可以避免犯这类错误，为企业挽回上亿元的损失。

从系统的观点来看，企业、国家都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的发展日益和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国际贸易组织的新政策，都会对全球很多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分工合作的网络越来越大，企业的生产、销售不再局限在单一地区，这就需要掌握更多宏观层面的知识。特别对国际贸易企业来讲，了解进出口国的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临时性限制措施、民俗文化等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知识管理必须从企业内部走向国内行业，进一步走向国际大市场。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整合、产业结构变化、政策调整、国际突发事件的后续影响、国际金融汇率波动等的知识都需要有所了解，甚至对其中某些知识必须深入掌握，以便对全球化的风险性能提前预警，从而有效地进行危机管理[36]。否则，即使内部的微观知识管理得很好，在全球化浪潮中也可能难免犯“高度近视”的错误[35]。

企业的成功首先是战略的成功，实现组织内部微观知识向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知识的转移，可以为企业构建国际化视野的知识库，在动态环境中修正战略，并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企业管理过程中提取规律性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迅速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

4.3从描述性知识向方法论知识的转移

基于信息的公开性、广泛性和海量性，几乎所有企业都可以得到特定领域足够的知识，此时，如何利用这些知识进行加工、创新将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信息资源全球化背景下，从企业管理创新的角度可以把知识分为两大类：描述性知识和方法论知识，描述性知识包括事实知识、原理知识等，是对反映客观规律的事实、原理等认知的描述，相当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陈述性知识[14]；方法论是建立在前人从事客观事实的分析实践的结果之上，逐步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是某门具体学科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方法论知识包含程序性知识，是运用知识的知识，是一套完整的实践引导体系知识，是指导知识加工和实践应用的方法、技能、流程等的知识。

知识管理的内容多年来一直以描述性知识为主，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论知识体系。从而造成很多企业知识丰富、创新贫乏的现象，拥有很多知识，却无法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解决问题和进行创新。在信息资源极为丰富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加工与知识加工工具显得更为重要。如TRIZ理论从大量的发明专利中抽出了40个基本原理，形成解决技术矛盾的矩阵表[37]，这些原理在物理学、化学中是基本常识，通过方法论知识的加工，对发明创造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使技术矛盾的解决速度和质量都大大提高。可拓学是用形式化模型研究事物拓展的可能性和开拓创新的规律与方法，并用于解决矛盾问题的学科[38]。其基本理论包括基元理论、可拓集合理论[39]和可拓逻辑[40]三个部分。基元理论用物元、事元和关系元（统称为基元）来表达万事万物和描述问题，非常适用于信息和知识的形式化表达与存储。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可拓方法体系。它采用形式化语言表达事、物、关系和问题，建立问题的描述模型，并以可拓变换形式化表达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以可拓集合及其关联函数定量化表达量变和质变的过程以及临界状态，通过基本变换、传导变换、共轭变换以及转换桥方法等表达生成策略的过程，产生一系列解决矛盾问题和创新的策略，然后通过优度评价法等对产生的想法进行评价，选择最佳策略实施。这样就形成一套流程化的知识加工方法体系[38]，用形式语言描述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和推理方法，使解决问题的思维形式化、流程化。通过知识加工得到“化不行为行”、“化对立为共存”、“化不是为是”的可拓知识，为解决矛盾问题和进行管理创新提高决策支持。

在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对方法论知识的需求日益迫切。可拓学提供的这一套方法论知识的管理框架，可以教给人们解决问题和创新的方法，从而可以使企业根据环境变化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对策和创新的策略，提高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能力。

5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和项目实践反馈，发现目前知识管理的研究不能有效满足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知识的需求。知识管理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其研究重心必须进行迁移。迁移的方向是由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移，从个体和组织的微观知识向全球化宏观知识的转移，从描述性知识向方法论知识的转移。通过将知识管理的研究重心转移，可以解决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视野不开阔、处于信息淹没的海洋中仍缺乏决策依据，知识不知如何有效地创新利用等问题，从容迎接挑战。

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管理重心的转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理念的引导、工具的支持和良好的结构化管理。需要解决信息的收集、分析、知识获取、评估和利用等的理论和方法、工具等问题；为实现创新和解决矛盾问题的目的，需要实现方法论知识和描述性知识的集成与创造过程。

通过数据挖掘从互联网或组织的大量数据中挖掘出的知识，和传统概念中人类积累的知识相比数量巨多，质量参差不齐，更新周期短。后续研究中，智能知识管理的方案[41]设计，可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管理后续研究的主要框架。基于此方案，可以集成数据挖掘技术和知识管理系统，充分利用信息的公开性和广泛性，对海量信息进行分析、挖掘，从全球化信息资源中搜集、挖掘得到显性的宏观知识，逐步形成一套自适应的知识管理系统。这样可以初步解决信息资源全球化环境中信息粗糙的问题和决策质量问题，并结合方法论知识进行创新，使数据挖掘和知识管理技术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为企业决策与管理创新服务。

[注释]

①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成立于1966年，是国际科学联合会建立的一个跨学科的科学委员会，其宗旨是提高科技数据的质量，推动对科技数据的编辑、评价和传播，)。

②OA（openaccess，即开放存取,是近年来学术信息共享的自由理念和出版机制.这一新的模式,使科学知识的传播更加趋于人性化、便利化，缩小了贫富之间人为的差距，实现人类信息资源共享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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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范文篇4

关键词：个体；非正式知识转移；企业知识管理

对个体水平的知识转移现象的研究，首先来自科学计量学界关于个体间普遍存在的研发合作现象的探讨。Allen对19世纪(1850—1875)英格兰克利威兰(Cleveland)地区钢铁产业有关技术变革的报告显示，基于个体行为的技术诀窍的非正式转移现象早已大量存在，Hippel在对美国11家中小钢铁企业进行的案例研究后指出，个体间的非正式技术知识转移，是继基于R&D合作协议和基于授权、出售两类技术转移模式后的第三类模式，他甚至认为，由于后者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它对技术知识跨企业边界的转移效率要优于前者，事实上，就像经济理论逐步认识到除了市场、企业两类资源配置模式外，还存在基于信任、社会网络等第三种资源配置模式一样，个体间非正式的知识转移现象普遍存在。

关于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①作为解释变量，探求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对诸如产业集聚、企业技术创新等现象的影响；②作为应变量，探求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的内在动机和基本规律。由于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对企业组织的知识创新、转移和配置具有基础性作用，后一类研究显得格外令人关注，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

1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的特征和主题

1．1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特征

关于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理解为私人间的知识援助．例如较早关注非正式知识转移现象的Allen认为，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与正式转移的区别在于其纯粹的私人性质，独立于组织结构、政策和正式合作，Hippel(1987)认为，非正式转移主要发生在由共同职业兴趣聚合在一起的R&D人员之间，他们构成的非正式网络是私人获取知识和建议的主要渠道．Granovetter关于社会关系和私人间信息援助方面的研究，拓展了非正式知识转移概念的覆盖范围．Bouty认为，社会维度是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决策行为的本质影响力量，因此依赖个体社会关系而非组织制度获取建议和服务，是非正式知识转移的基本特征。

与正式的知识转移相比，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在行为特征、转移时空、转移方式，以及治理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表1可以看出，正式和非正式知识转移的根本区别，在于治理制度和行为控制方式的差异。一般而言，正式的知识转移在内容或者程序方面存在一定形式的约定，这种约定可以是正式的制度，也可以是合约，以规范知识转移双方的行为，非正式的知识转移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合约，转移行为的规范更多地来自双方建立的社会关联性质和强度。正因如此，关于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的研究中，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性质受到重点关注。

1．2个体间非正式转移研究的基本研究议题

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对于知识跨组织、团队边界的流动，提高个体工作效率，促进企业和组织的技术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例如Allen(1977)在研究R&D实验室内的信息流动时发现，在R&D项目中被考虑的概念和潜在解决方案中，大约40％来自个体与外界的私人接触；Tsai&Ghoshal在对美国一家大型电子企业的研究发现，跨团队个体间的知识资源交换与企业产品创新的相关系数达到0．46(p<0．5)，李涛和王兵通过对107位在读博土的调查发现，个体间的知识共享对改进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均具有显著影响。

如何促进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是实践界和理论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的研究议题，根据Argote，McEvily&Reagans所提出的知识管理研究框架，有关于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的议题可归纳为三类。

1．2．1个体特征对非正式转移的影响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个体知识转移动机和个体特征对知识转移效果影响的研究．关于转移动机研究方面，Gherardi&Nicolini认为，不论在组织还是在社会里，知识都是一种社会分层的资源，导致具有相对权力的各种地位，创造知识就是产生一种能被交换的价值资源，转移知识涉及价值的转让，因此促使知识源进行私有知识转移的激励来自对外界的补偿预期，包括经济补偿预期和社会补偿预期。因此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的动机包括经济动机和社会动机。在经济动机研究方面，Hippel(1987)发现，个体的经济收益预期影响知识源的转移决策；在社会动机方面，Thomas-Hunt，Neale&Odgen显示，地位对个体间共享信息的类别具有预测作用。

除了考虑知识源的知识转移动机外，接受方的动机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例如，Szulanski认为，NIH(notinventedhere)心理会导致接受方抵制新的知识和信息；在另外一份研究中，FionaLee发现，不仅接受方地位对知识帮助寻求有明显影响，而且其性别特征也会对帮助寻求行为发生影响，相对男性，女性寻求知识或信息帮助的可能性更大。

在个体特征对知识转移效果影响的研究中，Szulanki(1996)发现，接受方知识吸纳能力和保存能力会导致知识粘性，降低知识转移效果；Hippel(1994)在研究信息粘性(知识粘性)特征时指出，信息粘性不仅来自信息本身的特征，也与知识源与接受方的知识转移经验有关，对知识源来说，转移经验不仅影响他对可转移知识存在的敏感意识，也会影响其编码技巧和转移方式的选择；对接受方来说，经验将减少知识搜寻成本，降低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信息损失。

1．2．2知识特征对非正式转移知识的影响研究知识的意会性和情景性是人们关注非正式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基于IT技术的正式知识交流制度对转移意会知识方面是失败的，意会知识相对显性知识、不可编码知识相对编码知识扩散较难，因为意会知识的交流需要更多的社会因素参与。例如，Hensan表明，非编码知识在弱关系中导致严重的知识转移问题；Szulanki(1996)认为，由于知识一部分嵌入意会的技巧内，或者是由于不理解知识使用的新情景中的异质特征，知识转移中会产生所谓的因果模糊特征，从而相对较难转移．此外，知识的其他几个维度对个体间知识转移也具有重要影响，MenonandPfeifer表明，组织成员更倾向于评价来源于外部的知识，他们认为这种评价可能提升了成员的地位，UzziandLancaster关于贷款官员与企业家间的知识转移研究发现，公共知识适合于臂长关系(arm’s-lengthties)的个体间转移，而私有知识适合于嵌人性关系(embeddedties)的个体间转移，他们的另一个发现是，不同知识类别对应不同的学习机制，私有知识的转移相对公共知识更多地涉及探索式学习机制。

关于本主题的绝大多数研究主要还是镶嵌于其他主题，如个体关联性质对非正式知识转移影响的研究中。在非正式转移背景下，关于知识不同特征对知识转移激励、知识转移方式的选择和转移效果的影响，应该成为未来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

1．2．3个体关联性质与非正式知识研究明确以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为主题的绝大多数文献都聚焦于个体间关联性质的研究，目前对个体关系性质的刻画包括两种途径。一是聚焦于私人间的双边关系，这组关系在一组关键维度上变动，包括关联强度、沟通或接触频率和社会相似性，每一个维度都可能影响知识转移的过程。研究的开创文献是Garnovetter(1973)，他发现，个体间关系强度的差异导致信息交流的差异，弱关系相对强关系更有利于新信息的转移。Hansen(1999)采用该概念，研究了项目开发中个体关系强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结论是：强关系对转移编码和非编码知识比弱关系更有成效。Bouty(2000)在对法国18家各类机构的36位研究者的访谈发现，个体间的熟悉度、竞争度和信任程度是影响跨组织个体间知识转移的三个关键变量，它们对知识转移的内容选择产生复杂的影响。

关于个体关系的另一个刻画途径是多个体的关联关系。目前一个基本共识是，当个体镶嵌于第三方网络中时，知识在个体间流动变得更加容易。这方面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网络结构效用。如Uzzi发现，结构嵌入有利于获取更加意会性和私有性的信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个体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对知识获取具有影响，这种位置的描述包括中心度和结构洞。例如，在把个体间的社会交往操作为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后，Tsai&Ghoshal(1998)发现，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个体在知识资源交换中更加活跃．结构效果并不局限于个人间关联的占有方面，也体现于一种关于“谁知道什么”的意识，扩大了个体通过私人网络获取知识资源能力。BorgattiandCross发现，当群体成员共享一种简短的手语时，知识的转移更有效率。

目前，基于个体关联关系的个体非正式知识转移议题，在经济社会学方面获得了广泛关注，嵌入性理论、交换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议题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如何将个体的关系刻画置于复杂的组织背景下，研究非正式知识转移对组织学习和知识创新的影响。

2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研究的视角

从上述归纳的基本研究议题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特征、知识特征和个体间关联性质三个关键变量对非正式知识转移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知识转移激励、知识转移方式和知识转移效果，三个议题涉及到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

2．1经济交换视角

最初关于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的研究者认为，个体主要关心转移行为对所服务的组织经济利益的影响，私人间的知识转移行为其实质是一种经济交换行为。该观点的代表人物Hippel、ACarter和SSchrader等认为，如果私人知识或者信息转移会损害自身企业或团队的经济利益，个体间的知识转移行为就会中止，或者在知识转移的内容和方式方面会受到制约。Hippel(1987)采用现场访谈研究了跨企业层面的非正式知识转移现象，认为，非正式知识转移是企业间一类资源交换模式，相对R&D合作或者授权、出售方式，这种交换不仅灵活，而且节省交易成本。交换的内容主要是私人在工作过程积累的技艺和诀窍，在很多时候，它们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所以，如果进行转移，知识源就必须在丧失竞争优势风险与未来获取对方私有知识资源的好处两个方面进行权衡．进一步地，他采用“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收益情况下的知识转移决策。Schrader继承了Hippel(1987)的基本观点，认为员工跨组织知识转移并非是“泄露”，而是一种“有来有往”的交易行为，从长期看，这种行为有利于企业的经济利益。通过实证研究，他发现在严格的经济利益标准下，针对不同交换对象，个体在知识资源的选择方面存在差异。经济视角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竞争对手之间依然可能存在非正式知识转移行为现象，因为作为资源交换的唯一标准是经济利益，它既是个体间知识转移的动机来源，也是影响知识转移内容和最终转移效果的原因。

基于经济视角的非正式知识转移研究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Bouty(2000)认为，私人间的知识资源交换是否完全出自经济动机值得怀疑：①个体私有知识的经济价值的含义是模糊的，私人没有足够的信息评估知识交换产生的经济利益得失；②跨组织的非正式知识转移，组织利益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假设也值得怀疑，根据Rogers等人的观点，个体决策的动机首先来自个体目标而非组织目标，因此组织经济利益是否成为个体间私有知识转移的约束因素并非是无条件的；③经济交换视角忽视了私人资源交换的社会含义，相互之间资源交换是构筑稳固的社会关系，获取友谊、信任、声誉和控制权的重要方式。因此，相对经济交换，私人间的知识转移行为更具社会交换的意义。

2．2社会交换视角

关于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社会交换。Gamovetter认为，个体间的交换行为往往嵌入其社会关系结构中，Blau(1964)指出，社会交换不同于经典的经济交换，它赋予交换双方并不需要预先保证的“非特定”义务，只有社会交换，而非纯粹的经济交换，能使人产生义务、感激和信任感。与Hippel等人的观点不同，Latour认为，私人行为并非是机械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策略性，进一步地，Latour和Woolgar将个体行为概念化为信用投资周期，研发人员通过不同资源(如数据、文章、技艺)的投入构建个体信用，以招集、组建个体网络，并通过影响网络中个体合作来追求私人目标，因此，个体通过信息或者知识交换策略发展个体关系网络，以获取包括知识在内的社会资源，是非正式交换的一个本质特征。

在上述观点的指导下，Garnovetter(1973)首先定义了关系强度的概念，用来测度双边关系的社会亲密度，并研究发现，相对强关系，弱关系更有利于新信息的传播。Szulanski(1996)的实证研究表明，艰难的个体社会关系是知识粘性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直接影响个体间的知识转移效果。在研究个体关系结构强度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关注双边关系的其他维度，如信任、互惠预期等变量对不同强度关系的效用。Levin&Cross的实证研究表明，信任是个体间进行有用知识转移的干预变量，基于能力信任更有利于有用知识的吸收，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由私人双边关系的结构出发，来研究个体知识转移决策的变异，包括转移激励和内容选择。在该视角的基础上，人们应用嵌入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在多个体关联的社会网络中，私人信息和知识流动的基本规律。

社会交换视角将个体间知识转移的社会维度纳入研究视野，凸现了私人资源交换的社会特征。其缺点是：较少关注个体间的经济关系，个体行为的经济动机被忽视。尽管Bouty对纯粹的经济交换视角提出批评，但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私人知识交换一个重要因素。

2．3社会－经济交换视角

社会—经济交换视角同时考虑了私人知识转移的社会维度和经济维度，Bouty(2000)在研究跨组织边界的非正式知识转移认为，个体间的竞争、熟悉度和信任是影响个体知识交换行为变化的三个关键变量，三者首先决定了知识转移对象的选择。她在访谈中发现，人们较少选择不太熟悉或者直接的竞争对手进行知识交换，或者在内容方面会慎重从事。在知识交换中，人们会根据对手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交换逻辑。在图利交换中，知识交换可能被当作一种获取资源的策略，交换的标准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另一种交换被称为公平交换，人们追求的并非短期利益，而是长期的互惠预期。两种交换逻辑不仅适应不同的对象，也会导致不同的交换内容。在Bouty研究的基础上，Kachra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个体知识交换决策中的影响。他的试验研究表明，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个体所在团队或者组织的经济竞争)和社会因素(表现为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强度)会同时影响个体间知识转移的互惠预期，个体往往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出权衡选择，社会—经济交换视角同时关注个体的经济和社会动机，弥补了对二者单纯考虑的缺陷，使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是一个具有发展前途的视角．目前的问题是，同时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使问题复杂化，对社会因素主要考虑到关系强度，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竞争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3国内相关研究：正在兴起的主题

目前，国内关注个体间的知识转移文献并不多见．但在产学研合作和组织内知识转移方面，存在与之相关的主题，和吴贵生从知识的粘性特征及其产生原因出发，研究了产学研合作中知识转移困难，提出粘性知识转移机制；周晓东和项保华探讨影响企业组织内知识转移的因素，归纳了组织知识转移的基本模式，提出构建企业内知识转移机制的设想；李涛和王兵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构建了个体间知识共享激励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徐金发和许强等从文化、战略、组织结构和过程、环境、技术以及运营等五方面构建知识转移的情景维度，提出了企业知识转移的情景模型；钱亚东等分析了企业意会知识分享的基本困难，提出了构建基于网络的知识交流共享平台，试图从技术上解决个体间意会知识共享的困难。

知识转移范文篇5

[关键词]知识转移；人才流动；人力资源管理；高等教育管理

当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指出，在进入知识社会以后，知识资本开始代替权力与资本，成为世界发展的驱动力。而知识资本的组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就是知识工作者，即人才。

一、国内高校人才流动的基本走向

二、人才流动的本质是知识转移

三、知识转移经典模式分析

(1)Nonaka和Takeuchi的知识螺旋模型

(2)Hedlund的知识转换流程模式

Hedlund提出的综合性知识转换流程模式，强调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个人、团队、组织以及组织间4个不同层次的互动。整个流程划分为3个步骤：

①通过成文化(articulation)与内部化(internali—zation)，使得隐性知识得以清晰表达，进而将成文化知识转变为个人隐性知识。

③同化(assimilation)与传播(dissemination)，是指从环境中输入知识，经过知识转换流程之后，又输出到外部环境中的过程_6]。

(3)Gilbert和Cordey—Hayes的知识转移五阶段模式

四、人才流动的知识转移层次分析

(1)知识转移存在有4个分析层次，即个体、群体(团队)、组织和组织之间。

(2)知识转移作为一种活动过程，它不断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或自己创造新知识，同时它又不断地向其它组织和个人输送新知识。

五、关于实现我国高校人才良性流动的思考

(1)卡兹曲线

美国学者卡兹(Karz)在研究科研组织时，通过大量的调查统计绘制出一条组织寿命曲线，即卡兹曲线(见图3)。

(2)创造力发挥程度变化曲线

美国学者库克(Kuck)根据对研究生参加工作后创造力发挥情况所作的统计，绘制出著名的创造力发挥程度变化曲线(见图4)。

六、结语

知识转移范文篇6

关键词：部件知识结构知识知识转移创新类型

一、引言

知识资源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但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和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使单一企业的有限知识资源无法满足创新的要求[1]。实证研究表明，知识转移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一条快捷高效的途径。它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的这些研究虽然承认知识转移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但多数侧重于笼统地探讨知识转移活动与创新能力、绩效等之间的关系。但知识是多样化的，在转移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类型，因此在研究中有必要细致地探讨不同类型知识的转移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目前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多数都仅仅分析单个创新的发生机理，或将创新分为两类进行研究，系统地对创新类型进行的考查尚属鲜见。因此，根据Henderson&Clark(1990）的创新分类模型，我们提出了企业间知识转移类型与创新类型的关系模型，试图揭示部件知识或结构知识的企业间转移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以及产生怎样的创新。

二、企业间知识转移类型与创新类型的关系模型

1.知识与创新的分类

Henderson&Clark（1990）根据产品结构特点将知识划分为了部件知识和结构知识。前者有关某一产品中某一零件,还包括产品的各项核心设计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如何在各部件上实施。后者是连接产品中各零件的知识，即如何将各部件完整系统地整合的知识。这种划分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部件知识与结构知识可以作为划分不同创新类型的重要依据。根据部件知识和结构知识的改变程度可以将创新区分为四类:渐进性创新、模块性创新、结构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创新活动所运用的新知识可能强化也可能摧毁现有知识。

2.企业间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对创新类型的影响

（1)企业间部件知识转移对创新类型的影响

渐进性创新不改变产品的核心设计概念,也不改变组成部件间的连接方式,仅对现有产品的设计功能加以扩充。部件知识是渐进性创新的持续源泉。企业间部件知识转移后,接受企业在已有部件知识和新部件知识基础上强化或补充现有产品设计功能，进行一系列渐进性创新，满足消费者对产品性能或功能日益增强的需求。

模块性创新是在保持部件间连接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仅对组成部件(核心设计概念)进行变革，既可以表现为部件功能或功能实现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新部件的组合创新。模块化使产品部件间相对自由,供应商只要基于接口规则对部件进行改革,就可以持续推动产品创新。然而,模块性创新要深入,产品结构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当产品结构不能容纳创新时，产品结构必然破裂或重构，这就是为什么“产品组成部件的变革常常会触发结构性创新”。

（2)企业间结构知识转移对创新类型的影响

当一种新的主流设计被产业完全接受后，结构知识变得相对稳定，供应商在这种结构基础上独自运作，旗舰企业也将其继续保持。长期发展结构知识固化于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中，产品开发出现了路径依赖。当企业按固有方式工作时往往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注意到结构性创新的存在。企业间的结构知识转移可以打破现有技术路径和运营规则的刚性，使企业抛弃部分旧的结构知识,将外部获得的新知识重组为新范式下的知识链，从而创造出新范式下的结构知识基础。当模块性创新的深入对产品结构产生了更大的协调要求，而现有的产品结构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时,建立新的产品结构以容纳新的创新部件成为必要。结构性创新彻底打破产品原有组成结构,用新方式连接现有产品部件。可以说,模块性创新提高结构性创新能力,而结构性创新又推动模块性创新。

路径依赖性对于根本性创新的发生是致命的。随现有技术走向成熟，并逐渐接近自然和物理极限，产品部件和结构的改进与提高都越来越困难。在结构性创新过程中，创新性部件的引入便会导致根本性创新，出现全新的技术轨道。过去成功的经验、组织惯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企业特有的结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外部新知识的吸收和消化，提高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的开放性可以打破知识的路径依赖性。以上讨论可总结为图所示的企业间知识转移类型与创新类型关系模型。三、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面向企业创新的概念模型，探讨了企业间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部件知识、结构知识）对企业创新类型（渐进性创新、模块性创新、结构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的影响。首先，我们发现企业间的部件知识转移可以促进渐进性创新和模块性创新。部件知识转移水平较低时，企业倾向于进行渐进性创新，超过某一水平后模块性创新会随之发生。其次，结构知识在企业间转移将带来结构性创新，乃至根本性创新。这些结果对于理解和指导企业创新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企业确定知识转移的类型和制订创新战略时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PowellWW,KoputKW,Smith-DoerrL.Interorganizationalcollaborationandthelocusofinnovation:networksoflearninginbiotechnology[J].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1996,41

知识转移范文篇7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知识劳动力转移法制教育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农民工面临的环境分析

（一）农民工转移前后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对立，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中。他们沿袭传统社会靠地域范围内的相关主体对风俗、道德、习惯、礼制、规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普遍认可，靠宗法、血缘、情感、心理认同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和调控社会关系，基本不依赖或者较少依赖政府所提供的正式制度。这导致农民对国家正式法律制度掌握不够，法律知识欠缺，轻法、畏法、无诉意识还在很大的范围内盛行。而城市发展长期得到正式制度的倾斜，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制化的过程，市民主动地学习法律并自觉地运用法律规范调节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城乡分割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后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对法律“补课”，以适应转移后的环境，迅速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二）农民工转移前后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

主动接触、自觉学习是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根本途径。而主动接触的前提是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需求。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关系简单，基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国家法律制度来调节、保障其利益，农民就没有主动学习法律的动力。转移后，农民工一下投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市场规则由法律规范来保障和调节。经济环境的变化，凸显出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外在的市场压力和农民工迫切转移的内在动力相结合提升了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的愿望。

（三）农民工转移时面临的工作环境

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经常在城市和农村中徘徊流动。即使转移顺利，也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工作不固定。而且他们数量庞大，年龄差异大，文化素质偏低，分布行业广、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种特点使劳动力流出地在普法教育时很难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教育，流入地又因为流动性太强难以保证参与率。这种两难境地，常使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形成农民工普法的盲点和真空地带。

“公民的法律知识是现代法律观念的物质基础，它使得人们对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公众自觉守法、护法的知识基础”。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水平，增强其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目的。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一）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

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还是首先依赖于亲戚、朋友、熟人，信任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信任，农民在求职时对介绍人、职业中介和招聘单位减少了警惕，放弃了招聘资格、招聘手续等方面必要的法律审查。结果不断有农民遭遇虚假招工、非法招工，轻者以报名费、工作押金、保证金等方式被骗财骗物，严重的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伤害。这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产生巨大的疑虑，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二）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不过是一纸文书，可有可无，找到工作意味着有活干，就可以赚到钱，而不问及由什么来界定他们在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谁来保障他们的工资和劳动的基本权益。由于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在合同中具体详细地规定农民工各种权益的行使方式、时间、违约责任等条件，结果，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三）影响转移后的生活状况

法律知识缺乏，使得农民工的报酬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农民工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被拖欠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两成。

农民工不清楚相关法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支付方式，结果常被拖欠工资，使农民工生活陷于困境，也波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为讨薪采取极端方式也屡屡发生。打工难，讨薪更难，成为农民工的心声，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持续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使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减少了农民工进修培训的时间，使其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难以得到提高，长期停留在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的范围之内。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生产和生活安全无保证。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是，常有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违反这些法规，而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帮助企业欺瞒有关机关的检查。由于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职业病的防范不理想，最终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低，缺乏保障。农民对各项社会保险的法规基本都不了解，认为只有工资才是自己劳动所得，缴付保险金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开支，很少把国家法律规定上缴的各项保险金作为自己的收益和基本权益。由于参加社会保险率低，农民在遭受损失和困难时只能自己默默承担，因此而致贫、返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公务员之家

（四）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

法律既是防御武器，也是自救自卫的武器。而农民工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意识的低下，使其在正当权益遭受侵犯后，还是求助于自己最为便利的乡土资源，导致权益难以维护。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占18.34%，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占16.92%，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解决、找亲友帮忙的还是占了很大比重，有部分农民工还选择了自己忍了或是向有关部门举报等。而且，依赖法律维权的时间、资金成本又太高，农民承担不了。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退出打工潮。

（五）引发转移后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些文化技术水平低的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又无法拿到报酬，或为了维权失去工作而流落城市街头，成为无业游民或贫民，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而法律知识缺乏加上经济上的贫困往往使其铤而走险，偷盗、抢劫等各种“自救式”犯罪活动也因此而生。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工伤等权益赔偿等引发各种突发事件，致使劳资冲突呈激化态势。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工法制教育对策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并强化法律知识教育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保证课程的安排落实，配备兼职或者专职的法律人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法制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环节能得以落实。其次，农村学校法制教育要与农村社会的经济实际、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帮助学生运用法律基本知识来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使学生能学有所思、学有所用，并以自身的感触，来影响家庭其他成员。再次，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本法律观念的培养上，通过对《宪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契约观念、诉讼意识的形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意识来源。

（二）举办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专业法律培训

各级政府要健全针对劳动力转移的法律教育工作。首先，劳动力输入和输出政府都要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制教育。其次，要始终注意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和优势，按职能分工，实行齐抓共管，协同行动。最后，建立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的法律学习课程对接和交流转移制度，使农民工的法律学习能够通过信息系统的记录而转移，从而全面监控、保障学习过程，使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得以切实提高。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中渗透法制教育

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认可职业技术化教育，在其中渗透法制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技术资源，向协同教育要效益。例如，在建筑技术、装潢设计的培训中增加《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内容，增加法律课程的内容和课时量，将技术课程和法律课程的内容衔接起来，使技术可行性和法律可行性结合起来，使农民工既体会到技术对找工作的意义，也懂得相关技术对自身安全、身体健康、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使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健康和稳定。

（四）加大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以此为契机，应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首先，应该健全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法律援助。比如，2007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一年之内建立起覆盖21个省的工作站。这些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项目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其次，在资金保障上，建立由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法律援助基金，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和国际资金的援助。第三，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信息系统，集中参与援助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典型案例、受援农民的相关情况、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使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参与者有一个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真正帮农民工解决法律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杨明.中国公众法律知识水平现状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知识转移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网络；学习型区域；委托一关系；知识转移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并呈现出区域化特征。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某一地理经济区域内，在政府主导下，区域内创新主体如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网络，通过该网络进行交互式学习，形成一个基于学习的区域创新体系，通过区域学习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有效的区域创新网络。因此，学习型区域本质是一种基于学习的区域创新网络。

一、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的动态结构

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要素为区域内强势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以及区域内地方政府。网络内各个行为主体通过互相学习、沟通建立简单的关系，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加、知识流动的加速，在加强区域互动和国际交流的背景下，以及强化区域创新的软硬环境对区域主要行为主体的支撑作用的前提下，形成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为目标，在一定地域之内具有开放边界、要素完备、配置高效、区域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的动态结构如图1所示。

在具体的网络体系中，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中介机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作用机理。其中高校、科研院所是区域科学研究体系，是知识的生产网络；企业是区域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知识的应用网络；中介服务机构在区域创新过程中担任区域创新资源的催化剂功能，是知识的传播网络；政府机构是区域创新的宏观调控者。在区域创新过程中，各行为主体并非孤立，他们处于同一个网络平台上，是网络平台的一个节点，通过互动、集体学习而形成一个复杂创新的网络。网络内各个主体之间通过长期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在交互学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为目的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学习型区域内部各创新主体之间，通过各种关系网络构成了基于一种学习的区域创新体系。

二、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主体问知识转移的委托—关系

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中的知识转移能力是衡量区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之一。知识转移是指知识客体从一个知识主体向另一个知识主体的移动。所转移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可编码、易于表达和传送的知识而隐性知识是不可编码、难以表达和传递的知识。显性知识占知识总体的20％左右，是知识冰山之一角，而隐性知识才是知识的主体内容。知识转移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螺旋式上升活动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资本的总量得以扩张知识资本的功能得以提高，企业核心能力得以形成和壮大。在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中存在着三个层次的知识转移：第一层知识转移是指区域创新主体企业之间互动学习流程，它包括了企业和企业中个体之间的交互学习和相互作用模式。第二层次的知识转移是通过区域内中介服务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向区域内企业提供技术知识和信息支持的知识流动。第三层次的知识转移是指学习型区域的网络向区域内核心网络知识流人的过程，在这里地方政府起着纽带的作用，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区域创新网络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协调活动以及特定企业活动。这三个层次的知识转移相互补充和衔接，构成了基于学习的区域创新网络。

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区域内主体要素间存在着委托—关系。知识转出方拥有私人信息(隐性知识或显性知识)，在知识转移活动中消耗一定的成本(知识转出方的精力、时间和转化费用以及知识共享所带来的垄断效用损失)，需要知识转入方给予一定程度的利益补偿。知识转入方不拥有私人信息，在知识转移活动中获取一定的利益(知识转移价值)，在软性约束条件下需要对知识转入方给予一定程度的利益补偿以确保知识转移。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或是知识转移之前，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必须设计一种契约(或制度)来激励和约束知识转出者，使其选择对知识转入者最有利的行动。知识转移的过程是一个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即博弈过程，最终可以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即达到博弈中的“纳什均衡”。

三、构建知识转移博弈模型

在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内，知识转移在多个创新主体间发生，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博弈在企业与科研机构两个创新主体问进行。在分析过程中把参与主体视为理性经济人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实现自身预期利益的最大化。在知识转移博弈模型中，科研机构和企业分别有四种选择策略：诚信合作与诚信不合作，不诚信合作与不诚信不合作，如表1所示。

在模型中R表示科研机构预期收益，是个外生变量，科研机构知道而企业不知道；a表示双方不诚信行为所带来的收益损失；n表示多次博弈次数，在交易主体多次的博弈过程中，每一次不诚信的合作都会加大心理预期的数值，即an是递增的；c表示双方知识转移时的成本支出，如果企业和学校都不互相信任，双方都采取自私行为，则认为没有任何合作，知识转移也就不会产生，此时双方的支付都为0；T表示双方诚信合作时的收益。

设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博弈策略分别为x、Y，则：

假定企业以q表示不合作的概率，则合作的概率为1-q给定q值，科研机构选择诚信合作和非诚信合作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实际上，式(5)左边表示科研机构诚信合作时的预期收益，右边表示非诚信合作时的预期收益。因此，在纳什均衡中企业所采取的混合策略Y，必须使得科研机构在诚信合作或非诚信合作之间的选择由于预期收益相等而表现出无所谓态度。解式

这表明，如果企业实际合作概率q<q‘，则说明科研机构选择非诚信合作的收益大于诚信合作的预期收益，此时科研机构的最优策略是选择非诚信合作；如果q>q’，选择诚信合作。假定科研机构分别以P和1-p表示诚信纳税和非诚信合作的概率。给定P值，企业选择合作和不合作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实际上，式(8)左边表示企业选择合作的预期收益，右边表示不合作的预期收益。因此，在纳什均衡中科研机构所采取的混合策略x，必须使得企业在合作与不合作之间的选择由于预期收益相等而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解式(8)得：

这表明，对于给定的p值，如果科研机构诚信合作的比例p<P，则说明企业选择不合作预期收益大于合作的预期收益，此时科研机构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不合作；如果p>p．，选择合作为最优策略。从以上模型我们知道，当科研机构选择诚信合作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合作；选择非诚信合作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不合作。企业选择合作时，科研机构的最优策略是选择诚信合作；企业选择不合作时，学校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不合作，即不存在使双方预期收益都最大的均衡点。在这一博弈模型中，科研机构与企业双方都想猜透对方的策略，而每一方又不可能让对方猜透自己的战略，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两个不同的纯策略都有正的概率来形成均衡中的混合策略，均衡时这两个策略一定给他带来了相同的报酬，构成了所谓的混合纳什均衡。

由式(2)、(6)、(7)得出企业的预期收益是：

代入式(9)即求得在纳什均衡时的企业的预期收益：

四、博弈的结论和建议

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中知识转移的创新行为实际上是参与主体的动态策略选择过程，各参与主体基于追求自己利益的目的，贡献各自的知识资源而协作创新，根据前面的分析，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网络知识转移的创新：

1．增加信任，提高经济互补性的合作次数

在网络内，企业合作行为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而充分条件是合作各方能够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并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约束彼此的行为。满足这些条件的知识转移行为，一定会给各方带来大于不合作时能获得的利益。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只有真诚的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由企业合作的概率可以得出知识转移主体间合作次数越大知识转移的主体就越能够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从而形成一种默契，减少了策略的不确定性，进而逐步建立稳定、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2．合作双方降低知识转移的成本，提高合作效应

科研机构诚信合作的比例P与知识转移的成本有关，由可知，当知识转移成本越高，诚信合作的比率越低。通过降低知识转移成本，提高合作效应系数，科研机构诚信合作的可能性越高。知识转移成本降低有以下途径：一是改进合作方式，二是改善合作的结构，三是重视合作过程中的沟通，四是加强合作过程的管理。

3．公平的利益分配，提高知识转移主体的预期效益在合作中，虽然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得多，表现在合作中的突，但至少存在一种使各方均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它要求双方参与合作，并且在合作中获益较多的一方应给获益较少的一方一定量的利益补偿。

知识转移范文篇9

[关键词]情境知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知识转移

为促使隐性知识转移,各行各业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或体制上的改变来构建良好的知识转移体系,并导入新科技、组织资讯、知识的分类进行知识管理,建立知识分享的文化。情境作为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对知识和知识管理的重要性逐渐得到认识和重视。本文尝试从情境知识的观点为切入点,发现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点在于知识转变过程中忽视了情境。

1知识转移的技术观和社会观

当前,关于知识转移的研究都在探讨如何通过现代技术促进知识转移,并在实践中利用技术提高知识的传递,强化知识管理。如科技接受理论强调改进科技的功能,增加使用者愿意应用科技的程度。Storey强调知识管理需要一些条件,如科技的架构、专案管理的技能及组织高阶层管理者的支持,以增加使用的意愿。Davenport主张在导入知识管理系统前,须先建立良好的知识分享文化。也有研究者从社会的观点说明知识转移导入的组织问题,Brown把对知识管理系统拒抗的原因归咎于组织忽略与科技整合过程的沟通、合作的社会程序。Hohham指出知识转移是一种沟通的过程,知识不像商品可以自由传递,学习知识的时候,即知识转移时,必须有重建的行为,而且要具备应有知识,才能完成转移职称论文。

Prusak认为知识转移包括知识传递和知识应用两个过程。知识转移有知识发送方和接收方两个主体,客体是知识,客观条件是传输的途径,目标是能够利用知识来指导行为。接收知识意味着对信息的充分理解,并能够据此采取行动。

最近一些研究逐渐地在知识管理中应用情境,如文献[6]设计的KnowledgeScope知识管理系统,把以过程为中心的情境信息保存在知识库中;文献[7]研究了以设计情境为中心的设计知识管理方法;文献[8]研究了虚拟协同工作下的知识情境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开发了基于Web的协同系统。

上述研究虽然涉及了情境知识研究领域,但研究局限于技术方面。笔者不否认从科技、组织及社会观点下对知识管理系统的贡献,但这些观点不足以完全合理解释隐性知识为何不能有效转移。本文探讨的是一种非结构化知识,是需要跨领域相互交叉的知识,这种知识必须与当时的情境互动,才能启发突现的知识,这就是情景知识。研究认为只有从情境知识观点才能合理解释隐性知识突现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力求深入探索情境知识的性质以及显性知识号情境知识在本质上的差异,从而证明情境能够促进隐性知识转移,达到知识的创造、储存、转移及应用的目的和作用。

2情境知识的特质

隐性知识与个人的经验及当时的情境有关。根据情境知识的复杂及难以描述的特性,对情境知识处理得宜,确实可以促进情境知识转移,缺乏互动情境就会妨碍情境知识突现。隐性知识的隐蔽性和唯一性,属于意识范畴,具有不完全客观性的特征。研究发现情境知识同样也不是完全客观的,它是与个人或集体根据过去的经验对当时情境的认知,经个别或共同思考认定的结果,它与当时的情境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情境知识不仅具有隐性知识的特质,而且还具有半衰期非常短的特质。由于情境重现的机率很低,隐性知识必须与情境结合才有显性的机会。由于不同情境所造成的结果不同,而且出现时间非常短暂,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做的不是期盼某一种情景出现来诱发隐性知识的突现,重要的是让组织成员持续地经历各种不同的情境,才能不断累积这些情境知识,只有人、社会、实体情境不断的互动,从情境中体会,才能实现情境知识触发隐性知识进而解决问题。

3情境知识观点下的知识转移及其重要性

首先要辨识出知识转移过程的媒介(情境),才能促进知识转变的模式。显性和隐性知识的转变,是一个互动及其复杂的过程。Mdumolu指出,隐性知识会依赖当时实际情境所产生,而立即反应出适当的行动。因此,我们认识到情境知识埋藏在个人或群体间,具有历史背景的脉络渊源的事实。研究发现,实现隐性知识转移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两个条件才能达到隐性知识的转移目的。前提是有合适的情境;条件一是分享和继承,条件二是奉献。隐性知识隐蔽性很强或是绝密的知识,不会公开传播,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文化在逐渐消失甚至失传。继承就是为了分享,完成隐性一显性一隐性的传递过程,更好地发挥知识的作用。奉献对隐性知识持有者而言,奉献的结果意味着个人献出了最有价值的资产。因此,隐性知识的转移方法,不仅仅是要有吸引人的奖酬机制,最重要的是要在组织成员的信任下,才能顺利地推展知识管理。这样就引入了情境知识概念,如果失去情境知识这个前提,探讨隐性知识转移是非常困难的。

知识转移要考虑知识、知识转移主体及其相关情境、转移的方式。知识可以通过文件或人际互动来转移知识,通常使用结构化的格式确实对知识的转移及知识累积非常有用,实际上仅有少数情境才能被清楚地描述。比如一个预期外的复杂方案的确定,由于是从未发生类似的情况,既没有现存的案例也没有先前的经验,而且大家知道这个预期外问题若不即刻解决,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需要大家在一起讨论并配合当时的情境相互启发,商定解决方案,这是特殊情境下激发式的转移隐性知识。事实说明,当时的情境确实会引起隐性知识的转移。研究发现,虽然可以用文件方式记录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当时的情境及实体现象,但是无法记录隐性知识互动的过程,因为在这样的情境下激发出的隐性知识是极为短暂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每个人的身上或有发生,比如你遇到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怎么都想不起来,可是提到多年前的某一情境,马上就会清楚地想起。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相关情境可以调动人的思维,激活隐藏在记忆深处的知识。如果缺少情境,那么隐性知识或将埋没甚至消失,可见情境对知识转移的重要性。

4知识与情境的关联度

按照知识和情境结合的程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知识与情境的关联度不高,也就是说,既使没有类似的情境,也可很容易被理解并转移,例如操作手册;第二类知识与情境具有高度的关联,这种知识就是情境知识。这种知识必须提供类似的情境,隐性知识才可以被完全理解并转移,否则就可能产生隐藏或误解。

研究资料显示,当隐性知识被迫分类、编码成为显性知识时不可避免出现情境上的差异,被迫转移的隐性知识实际是失去知识的价值,即使存储到知识管理系统,也不能有效地转移知识。如果采取强制获取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这样一种情境会产生隐性知识人为设计化和一般化的结果。转移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掺杂太多情境,因而形成不易转变为显性知识的事实。目前在多种数据库里,都可以检索到大量的论文,研究这些论文的价值,结论是隐性知识并不是来自数据库而是来自于经验。

现在认识到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在本质上的不同:①情境知识是可独立于复杂情境的知识,可以有效重复使用;②情境知识是与情境高度相关的知识,如果缺少或不同于当时的动态情境,除非使用者有经验或具有共享的知识背景,否则很难掌握抓到隐性知识的诀窍。以情境知识的观点,如果情境被简化、省略,情境知识就丧失了真实性和价值性。

5基于情境的知识转移运作机制

在知识转移社会化情境分析运行步骤中生成情境,创设情境知识的基本要求是能引进对知识的认知冲突,形成持久的知识、知识转移动机,提示新旧知识的联系,开发信息要素,以利自主建构情境知识认知的路径。

5.1知识转移情境体系运行机制的框架设计

根据系统学观点,机制是保证系统运动有序的程序和力量的总和。运行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及其运动原理和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

知识转移情境运行机制将其各种驱动力作用于配套协作结构要素后,促进知识转移和配套情境体系的各种效应产生,并最终转化为知识转移体系显性竞争优势。情境知识运行机制在知识转移中将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在理想状态下,有了良好的情境运行机制,甚至可以使知识转移接近于一个自适应系统,在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决策者能自动地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目标。

情境知识运行机制通过情境与知识相互作用的方式,把国内外社会化目的“新结合”引入情境知识运行机制体系,对知识转移的多元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作为在多种实现知识转移目标的可行方案中进行分析和决断的一种快速反应体系,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境知识运行机制为知识转移发展指明了方向。简言之,情境知识运行机制就是以情境为中介,结合目前知识管理领域进行情境描述,引导未来可能发生的场面或途径,以知识社会化、国际化目的为大情境,以政府调控为导向,以区域间协调发展进行知识转移为最终目标,协助决策者作出适当的选择。随着知识国际化要求,自动翻译语音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应用于语言翻译,同时也呈现语音背景所具有的文化、习惯或社会规范等信息,情境促进国际之间的知识交流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构建知识转移可能发生的情境,满足情境知识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是当前研究知识转移的一项关键课题。情境知识运行机制描述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情境化就是知识、知识转移过程等与情境匹配的过程。在知识主体从事知识产生创造等活动时,将其所处的情境与其所产生创造的知识通过关键技术整合为一体,通过情境形成情境知识。知识的组织存储把集成情境在内的知识进行建模描述,并存储于情境的知识库中,在知识主体从事知识共享应用等知识活动时,将其所处的情境匹配到相关的知识中,通过情境增强知识转移条件,形成情境的知识库,拟定知识转移未来情境中的愿景,通过反复的理论和实践,形成较完整的情境技术,建立并模拟未来知识转移的可能情境模型,通过情境获取知识,达到知识转移在社会中的新定位。

5.2情境知识运行机制模块分析

情境知识运行机制主要是指以情境知识为核心,通过政策协作、制度协作和技术协作、文献资源协同和大学与科研院(所)进行配套知识转移,对知识社会化的总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以使情境知识体系的综合知识竞争能力达到最大化。围绕政策协作、文献资源、技术协作和制度协作进行扩展与反馈,构建出知识转移情境运行机制匹配模式,如图2所示:

情境知识运行机制强调了系统中社会需求之间的相互协作,这种协作将使系统产生出某一个子系统各要素不具有的功能和结构。要求系统中的要素在完成其自身功能时要以体系整体发展、提升体系的综合竞争能力为目标,进行整体决策。公务员之家

5.2.1政策协作政策协作主要是指将针对配套情境体系相关政策的需要进行有效协作,并采取措施提高知识转移。政策不是简单组合,而是政府以推动知识转移发展为目的构建的配套、协调的政策情境体系。

5.2.2文献资源协作文献资源协作是针对情境配套的图书馆文献资源进行有效的协作服务。图书馆利用先进技术和手段走协同建设、资源共享、联合服务之路,形成合力,建立特色数据库扩大传输功能,拓宽服务范围和领域,全面提升文献信息保障水平。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虚拟参考咨询系统。

5.2.3技术协作技术协作是指在利用技术创新实现知识增长的过程中,从技术的开发到最终通过创新知识实现知识转移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技术对知识转移适应能力和设计配套情境潜力做出判定,从而决定其选择的技术创新能否使知识转移产生和发展,这将直接决定关键技术被采用的方式,也将影响知识转移的方向、速度和规模。

5.2.4制度协作制度协作是指在知识转移实现的过程中,知识转移必将打破原有制度的框架,重新确定新的制度体系对现有的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配置以及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的过程,制度是知识转移成功推进的保障。

5.3情境知识运行机制的完善措施

5.3.1完善运行机制的基础在知识转移中配套情境中的各个主体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对于已有相关产业之间的情境知识体系的建立,要努力形成知识和情境紧密配合、专业分工完善的个人知识定位情境体系,改善目前知识转移配套情境能力弱的现状。

5.3.2完善知识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机制的完善,离不开信息服务体系和管理服务体系,信息与管理服务的核心功能是为推进配套情境的知识转移的发展提供信息和管理服务平台,促进技术和知识信息的交流。

5.3.3加强主体间的沟通与交流有意识加强相互的学习、交流与合作。情境知识运行机制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如何把情境与知识转移结合起来,将关系到其在未来的竞争能力。因此应加强与外部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以加速自身知识、技术的更新与循环,包括与国际、国内同行和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绝不能受地域的限制。提供这样的情境,对提高知识转移质量和效率是一个重要途径。

情境知识运行机制成功运作的关键因素是——情境与知识转移相吻合。知识转移是否顺利不仅受到知识本体特征的影响,也受到知识所处的情境约束,并随着情境差异而表现出或强或弱的转移难度,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知识转移的成败。由于知识情境范围不同,即文化、战略、组织结构等差异,有的知识或许根本就无法在源单元和接受单元之间实现主体变更,如果由于目标不明确或受外界因素影响而进行知识转移,则势必或无法顺利转移,或转移后知识、知识转移社会的新定位与情境不匹配而运行不畅。因此,知识转移情境机制对知识转移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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