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论范文10篇

制度理论范文篇1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政党制度中独树一帜，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为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从深层次上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概括并总结出能涵盖当代中国现实状况的政党制度理论，构建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要总结概括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第一，要明确关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同中国近现代政党制度相互关系问题。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我们既不能离开中国政治现实来谈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也不能脱离世界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来谈中国的政党制度。因为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纵向靠继承，横向靠借鉴。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建设，首先要处理好继承和借鉴的关系。中国政党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到现在有100年的历史，总结这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各政党之所以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学理上说明所以形成这样的政党制度。在继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对自己成功的经验要有深刻的总结，中国的其他政党成败之鉴其实也是一份丰富的历史遗产，也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比如在派的历史上，有派领导人在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局部执政的蒸蒸日上和朝气蓬勃，对于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避免周期律的问题的提醒；也有民盟等派领导人在抗战胜利后对于十足道地的中国式的民主发展道路的设计。同时应该研究借鉴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它们的利弊得失中某些关键的成分。没有比较，关起门来，只谈自己如何好如何优越是自说自话，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具体国情，以西方政党制度评判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也绝不可取。只能在比较研究中、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充实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理论。

第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运作机制上要加强关于协商式民主和多党合作方式和程序的研究。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无党派人士长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应该以如何更好地发扬民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为目标。在政治学上对于民主形式的研究，无怪乎两种形式，多数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架构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机构，它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场所和载体，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式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征之一。2006年3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从政党制度和民主理论的高度去认识人民政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要从制度安排上充分肯定政治协商会议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定位，从实践中认真研究政协的构成、政协委员条件和产生程序。在多党合作和相互协商的关系中，中共处于主导和主动的地位，所以也要研究执政党如何利用协商式民主执政兴国，要让全社会的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高层领导人之间、在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是如何协商的，人们才能理解多党合作制度的作用和意义，才能激发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新闻媒体关于高层协商的报道，只报道中共领导人讲什么而不报道派和无党派人士讲什么，这不利于民主精神的培养，也不利于政党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发挥。

第三，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后，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变化和多样化，必然要求政党制度在制度安排上有所调整，要保障社会各阶层各方面都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政治参与的平台，所以在政党制度研究问题上也要坚持“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对政治资源如何配置，派的社会基础和联系界别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论述，参政党概念的内涵，党际之间的相互监督特别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派的民主监督，这些问题都摆在了我们的前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研究的。

制度理论范文篇2

一、学习宗旨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把学习理论同贯彻落实上央和县委重大决策紧密结合起来，把加强局领导班子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政治水平、领导水平和驾驭全局工作的能力。学习的重点内容是群众路线，政治理论，上级重要文件精神，适当安排现代经济、决策、管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认真学习党章、党的十八大报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相关专题材料，深刻理解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四风”问题的目标要求，切实增强搞好教育实践活动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增强贯彻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打下坚实思想基础，力争通过学习深一步，达到认识高一层、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实际问题好一筹的要求。根据县宣传部的要求和部署，为使我避党支部中心组学习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现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二、学习组织

（一）学习中心组由局领导班子成员组成。

（二）局长杨大松任中心组组长，党委全体委员为成员。组长的主要职责是：审定中心组学习计划，确定研究专题，提出学习要求，主持集中研讨活动，指导和检查中心组成员的学习。

（三）纪检组长张真负责中心组学习秘书，为中心组组长的参谋和助手，其具体职责是：

1、负责起草年度学习计划。对理论学习的内容，重点和研讨题目按照要求列出，并经组长审查后印发组中心组成员。

2、负责提供每次学习所需的书籍、文件、辅导材料等有关资料。

3、记录学习情况，建立学习档案。集中学习研讨时，负责学习研讨记录和考勤工作。

4、组织学习辅导。围绕学习专题，进行调查研究，编辑学习资料，必要时邀请专家作辅导报告。

5、总结和经济推广。对中心组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及时整理，上报中心组学习的好做法和体会，及时推广典型经验。

三、学习形式

中心组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理论辅导与集体讨论、走出去与请进来，下基层调研，听讲座，优秀党员上课，等日常学习与集中学习相结合等各种形式，注重学习实际效果。

四、学习时间

日常学习：原则上每月首周星期五下午进行集中学习和研讨，每次学习时间不少于2个小时，年度集中学习不少于4次，中心组集中学习时间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变动时，由组长决定，但不得拖欠。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1.个人自学。每周自学不少于8个学时，做好学习笔记，至少撰写1篇学习心得体会。2.召开计划系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3．4月初召开一次计划系统的全体集中学习课程。4.组织专题讨论。4月11日组织同志们进行一次专题讨论会，围绕“做群众贴心人”、“入党为什么”、“我为项目工作推进年做什么”等等话题进行讨论。5.4月底，杨大松同志们在局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为全体党员干部上一次主题党课，召开群众路线推进会。6.4月26-5月5日期间，组织同志们为民办实事。（下到农户去参加劳动5天，为联系村办1-2件惠民实事，切实搞好“千名党员下基层”活动。7.5月中旬局机关召开学习交流会，征求意见，召开民主评议。

五、学习要求

（一）领导带头。局领导班子和各处室负责人要高标准、严要求、做表率，带头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带头参加讨论，带头撰写心得体会，为全局党员干部学习放好样子、作出示范。每个成员都要支持高标准、严要求、勤学习、勤思考，自学做到全系统干部职工理论学习的表率，并结合学习专题以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联系实际进行理论思考，每年每人写一篇以上的调研或论文。

(二)制定学习制度，严格学习管理。建立并严格执行学习预告、缺席补课、上报、通报和交流制度，并做到“学习有计划、读书有笔记、集中研讨有记录、学习情况有通报、经验体会有交流”。健全学习档案，确保理论学习落到实处。

1：预告制度。在制订全年学习计划的基础上，每次中心组学习前将学习主题、学习内容、中心发言等安排进行预告通知。

2：缺席补课制度。中心组成员每次集中学习的到课率和每位中心组成员的年到课率均不得少于90%，因有特殊情况缺席的，应事先向中心组组长请假，事后通过自学进行补课。

3：上报制度。半年后向县委宣传部报季度学结，每年底前报送学习体会或调研报告不少于10篇，每年3月底前，报送中心组当年学习计划和上年度学结，年底对中心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并将自查情况上报。

4：通报制度。中心组每次学习和研讨的情况由学习秘书向全局通报，并及将中心组学习情况向县委宣传部通报。

交流制度。中心组成员积极交流学习体会，中心发言人准备发言提纲。借鉴和交流有效的学习方式，提高学习质量。

5：学习档案制度。集中学习时有专人负责记录。中心组学习计划，记录本、学习资料、中心组成员发言和撰写的调研报告和论文等编入中心组学习档案。

（三）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党员干部思想实际、新闻出版工作实际和各单位工作职能开展学习讨论，边学习边思考，边学习边查摆问题，边学习边整改。围绕我局工作的实际，对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在自学和调研的基础上集中学习研讨。

制度理论范文篇3

对复保险的界定，学理和立法上有广义论和狭义论之争。广义论认为，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至于该数份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则无关紧要。我国学者李玉泉、邹海林、郑玉波、桂裕等持此观点。从立法体例上看，《意大利民法典》、我国《澳门商法典》采此立法模式。我国《保险法》也采此立法体例，该法第41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而狭义论的观点是，所谓复保险乃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且该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我国学者覃有土、樊启荣、李一川、孙积禄、江朝国、林勋发等持此主张。立法上以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英美法系等国家为代表，我国《海商法》也采狭义论的立法体例。在《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受损价值……”在海商法中作此规定．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际海上保险市场被英国垄断，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国际保险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参照或采用该海上保险法典进行立法，以至于使该法典成为海上保险立法的蓝本，从而导致保险法的国际趋同性明显增强。除狭义论与广义论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应称为复保险，而其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称为重复保险。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见诸于立法，支持者甚少。

综观复保险的缘起与立法规制，其宗旨在于确保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之落实和防止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并以此规范投保人的保险行为和平衡复保险中数个保险人对该复保险分摊的权利救济，求得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公平原则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投保人向数个保险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若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其保险价值，既不会损及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也不会诱发道德风险；而且从被保险人(投保人)角度来看，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只要保险金额总和并没有超过保险价值，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危险承担比例分摊责任，其他方面并无质的差异。因此．在法律上加以控制实无必要。这种行为具有复保险的形式，其实质则是合法的保险行为。*但从法律术语的界定上，本文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中的复保险应做修改，可界定为：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复保险构成要件的考察

理论上讲，复保险的成立应由哪些要件构成是与复保险内涵的界定相关联的。基于上文对复保险内涵的法律界定，复保险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必须是投保人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共同订立一个保险合同．这属于共同保险，即数个保险-公司对同一危险共同承担损失补偿责任，当然参加共同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相应比例分得相应的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与一个保险人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则是单保险合同，也不是复保险。反观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复保险规定中，缺失了数个保险合同的界定。因此，应在表述中加以修正，明确保险合同的复数形式要件，以求严谨、完整，而且也与共同保险作出了明确区分。

(二)必须是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有学者将此要件界定为：三个同一。也就是说，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险标的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标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但以不同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保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和同一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不同保险事故的保险合同，均不构成复保险。这一构成要件要求数份保险合同乃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而订立，如货主基于对同一货物的所有权关系与数家保险公司订立了数个火灾保险合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要件是复保险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保险期间必须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性，并不要求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完全重合，而只要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部分重合即可。由此，保险期间的重合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重合，即投保人基于同一种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不同的保险人订立的数份保险合同，其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完全相同；另一种情况是部分重合，即上述数份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不完全相同，但有部分重合。完全重合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复保险，当无疑问。但在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学理上多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界定是否构成复保险。复保险之法理源于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在部分重合情况下，实际损失的额度须以损失发生时才能确定。因此，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认定有无复保险，方显必要。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期间的重合性要件未作规定，这是复保险制度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疏漏，应在修改《保险法》时对这一要件分两种重合情况具体作出界定，特别是部分重合情况下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基准来作出法律认定。

(四)保险金额的总和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文已述，这一构成要件是狭义论和广义论之争的焦点。本文倾向于狭义论的观点，同样，在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中当然应含此项。此外，在保险期间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如果缺少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这一构成要件，往往会把所有部分重合的情况全都“一棍子打死”而不分何因何故，这对于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明显失当。保险金额的总和是否必须超过保险价值，表面上(形式上)涉及复保险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界定问题，实质上则关乎立法理念上对保险上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问题。复保险中包含该构成要件，这既能有效地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又恰当地为规范、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设置了一个底线，这样也会更能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三、复保险的通知义务问题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制手段和措施是投保人须负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其立法宗旨在于凭借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之履行，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这样，就可以防止投保人以“化整为零”的方法达到超额保险的目的，防止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以及保险欺诈的发生。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该款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其中“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等显得失之简略。有学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复保险投保人的通知事项应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保险业的发展除了法律的严谨规制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诚信体制状况是否运行良好，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在我国都有明显欠缺．从严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张可作借鉴。至于复保险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大多数国家立法例中少有明确规定，我国《保险法》也未作特别要求，因此可解释为口头、书面皆可。但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须有探讨的必要：一是通知义务履行的时间，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在此，可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为一个利益，对于同一危险与数个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者，成立时即通知每一保险人。”在我国《保险法》修改时，可界定为通知义务履行时间为保险合同成立时即应通知每一保险人。二是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是法定性的义务．投保人应主动向各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除外。

四、复保险法律效果的分析

制度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收费；奖学金；成本分担；贷学金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机制，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的方式。200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10所高校率先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试点改革，由国家培养和自筹经费的双轨制并行改为资助制，即取消国家计划，所有研究生都要交费。研究生教育收费是大势所趋。

一、我国实施研究生收费制度的理论探析

首先，I.M.布坎南认为：“任何教育的直接受益者都是那些得到教育的儿童及其家庭。在这一方面，教育是可以分割的，而且类似于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普通服务。”美国学者E.S.萨瓦斯根据排他性和消费方式的差别将物品和服务分为个人物品、可收费物品、集体物品和公用资源四类，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不是纯粹的个人物品，而被认为是混合物品，或称为准公共物品。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更接近于私人物品。一般地，一个私人家庭只有在资金的预期利益等于或超过其私人利益时才愿意付费。其不会考虑给社会带来的溢出利益。高等教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是个人消费，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预期的利益更高，所以对高等教育收费更加容易被享受着接受。基于此，教育成本应由纳税人、学生家长及社会共同分担。但是基础教育比高等教育具有更多的外部利益，更符合混合物品的特征，因此基础教育应当由政府举办并分担全部费用，其他各阶段的教育则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分担教育成本。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实行收费制度符合教育成本分担原则。

其次，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一方面，研究生在社会上获得就业的机会要比同专业的本、专科生多，同等情况下其薪金前者也要高于后者。也就是说，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其私人收益率一般高于只受过本、专科生教育的人。我国面向普通本科生、大专生推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根据经济公平原则，面向研究生推行收费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更好地体现了教育机会公平原则。中高收入阶层在全面收费的情况下是有经济实力支付一定培养费的，低收入阶层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经济困难学生则可通过增大覆盖面的有奖学金、贷学金等配套措施，获得奖学金或部分依靠贷学金来维持学业。

二、推行研究生全面收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一，我国从1999年高校连续扩招以来，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以年均2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到2006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2万人增长到了39.8万人，在校生数超过110万人。目前我国高校教育经费不足，研究生规模的快速增大与国家财力投入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之一。要想这一矛盾得到很好的解决，实施研究生的有偿培养制度改革是一条重要的举措，

第二，在传统模式下，研究生的学习动力不足。目前国家计划内招收的公费研究生。其培养经费和生活费全部由国家承担。一般情况下，计划内、自筹经费录取类别的确定都是在录取时根据考生的初试和复试成绩确定的，所以对研究生而言是“一考定3年”。且目前，按照国家规定，本科生、公费研究生是享受公费医疗的，唯独自筹经费研究生不享受，一旦发生病痛或意外事故，全部费用都得自己负担。“这也就导致了计划内的研究生高枕无忧。学习的动力不足，科学研究和创新的积极性难以激发；而计划外的研究生迫于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存在着不安心学习的现象。”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后，如果研究生个人不努力，就得不到奖学金，就要分担部分教育成本。这就使研究生的学习和经济利益就有了直接的联系，从而调动研究生们学习、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培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

第三。教育经济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研究生收费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不断提升。关于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的观念正在逐步形成。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使用者、受益者应当分担相应份额教育投资的见解，逐步被人们所认同。这就使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实行具有内在的可行性。

根据十所高校的试点情况，随着改革的实行，试点高校纷纷提升奖学金、助学金的资助额度，以使受资助的研究生不低于以前公费生的比例。很多学校采用了以助教、助研、助管三助岗位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这些配套措施使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推行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当前实施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制度面临的问题

首先，学校、地域的差别使奖学金的设立存在很大差异。一流高校可以靠自身优势拥有一定数目的奖学金来满足研究生的需要，而其他一些二类院校没有足够的途径获取这样的巨额经费。据统计，中国人民大学共有奖学金种类33种，奖学金总额约115万元，获奖学生比例15％。而中国农业大学共有奖学金种类2种，奖学金总额约25万元，获奖学生比例5％。据调查，北京大学66种研究生奖学金都是“社会捐助”，其中包括企业捐助、个人捐助、学校捐助和事业单位捐助。而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则是一半来自国家，另一半来自两家企业的捐助。地方学校中，除了当地重点院校外，其他学校很难筹集到足够的社会捐助。由于一流学校毕竟是少数，如果推行全面收费制度，学生读研成本很可能会由于改革而大幅度提高，产生新的教育不公。

其次，研究生收费改革给导师带来的很大压力。2006年，教育部明确推出了以导师负责制和研究生资助制为核心、以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并进行了试点，计划于2009年在全国全面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各高校在落实导师负责制时，认为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有责任资助研究生学习和进行科研的责任，并对导师资助提出了几种方式。例如，有的高校根据研究生的招生名额设定了具体的导师资助标准，有的高校明确规定导师对助研的研究生必须提供助研津贴。这将让导师面临更现实的“财力与生源”问题。导师有足够的能力申请到大课题，就能让自己的研究生做科研，就能让自己的研究生获取足够养活自己的科研劳务费。突然的转变使大部分导师难以接受，尤其是受学科性质的限制。一些科研经费相对较少的导师更是难以接受。

再者，对维持研究生日常消费来说，奖学金只是杯水车薪。目前我国实行的奖学金制度数额小。覆盖面低。对一般学校的研究生而言，即使是获奖学金的大户，集多奖于一身，有优秀学生干部奖、学习优秀奖等。奖学金总额也只有几千元。且能拿到多项奖学金的研究生是非常少的，一般来说，一个院系一年有50％～60％获奖比例就已经是很高的了，有的院系只是5％左右。而且一般来说，每个学生获奖都是1000元之内。很多研究生在就读期间未获得任何奖学金。这样收费制度会对研究生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

最后，对研究生教育来说，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福利性的教育政策，其中计划内统招生占了绝大比例。计划内统招生免缴学费，国家每月还提供一定数额的助学金或生活补助金。若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社会、学生个人及其家长可能在观念上都一时难以转变。对学生个人或其家长而言，不少学生认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高层次人才，因此，读研究生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所有教育成本。还有研究生认为，以前读研究生都是“免费”的，而实行收费制度后。对学生不公平等。这些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四、推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配套措施

首先，按地域、分学校、分专业收取不同费用。从地域情况看，北京、上海等地的生源远大于其他地区，尤其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考生热情不高。从学校层次上看。名牌大学和著名科研院所的生源持续增长，报考人数明显多于一般的培养单位，很多一般学校招生不足，只能通过调剂满足需要。从近几年研究生的报考情况来看，考生对学科专业的选择有明显的利益驱动性。金融、外语、计算机、通信、法律、经贸等应用学科专业生源充足。报考人数较多，录取分数较高，而农、林、地质、石油等从事基础研究、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的学科专业，生源严重不足。且如上所述，与大城市的一流高校相比，很多地方的一般学校无力筹集足够的社会捐助以满足收费制度的需要，针对这些情况，实行收费改革，要充分发挥其经济杠杆的作用。对经济发达地区、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可适当提高收费标准。而对经济不发达地区、一般培养单位及冷门专业，可降低收费标准。

其次。建立规范的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奖学金是研究生完成学业的重要保证，国外高校提供的奖学金额度都很高，而国内目前奖学金的额度和覆盖面都很小。因此。实行收费制度改革以后，应当加大奖学金力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激励机制。尚未实行全面收费的学校，可以参照暨南大学的做法：硕士研究生“计划内”、“计划外”资格将不再实行“一考定三年”的制度，而实行硕士生计划内资格逐年评审制度，从入学后第二年开始按学习成绩和表现一年一评，重新排定公费、自费名单。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对于贷学金贷学金制度，我国现时提供给学生的贷学金数量偏少，而且要求学生的还贷时间也太短，从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求学问题。目前每位研究生每年的贷款总额一般在6000元以下，在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之后，这些贷款额度可能仅够学生半年的学费，而他们的其他所有学费及生活费仍将无从着落。对此，我国的贷学金额度最少应当提高到全额学费水平。当然在贷款的制度和手续上需要有一系列的制约措施，提倡诚信意识，建立健全诚信制度。对于获得贷款。但未按期还款的学生，可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

再者，完善“三助”制度。近年来，很多高校推行了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研、助管的制度。其中助研主要由导师负责提供岗位。而助教、助管则是由于学校提供岗位。但目前“三助”岗位少、报酬低、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效果不理想。随着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施行，需要进一步完善“三助”制度。为研究生提供更多担任助教、助研、助管的机会，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将这种自助式的资助方式与社会服务联接，将资助岗位从校园扩展到社会，工作内容也拓展到各种社会需要的服务。另外，及时落实资金。切实加强助学资金管理，确保及时发放、专款专用。同时加强监督检查，杜绝挤占挪用助学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制度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拉兹/法制制度/分析理论

拉兹（JosephRaz）是继哈特之后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1970年，他出版了名为《法律制度的概念》的著作（注：拉兹：《法律制度的概念》，英国牛津大学克拉伦登出版社年版，1980年第二版。），开辟了分析法学的新课题领域。从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到拉兹的《法律制度的概念》，标志着分析法学派开始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理论问题。正如拉兹指出的那样，在传统上人们似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要理解法律（thelaw），关键就是要定义“法律”（alaw）。而拉兹则进而认为，法律制度理论是“法律”（alaw）的任何充足定义的先决条件（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2页。）。在拉兹之前，虽然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对法律制度理论作了一定的研究（注：凯尔森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局限于个别的孤立的规则，那么就不可能了解法律的性质。”见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凯尔森的法律规范动态等级结构以及哈特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都是对法律制度理论的贡献。但在拉兹看来这些成果具有不足之处。），但就建立法律制度的一般理论而言，这些理论都比拉兹的法律制度分析理论逊色不少。本文将对拉兹的法律制度分析理论作一系统的介绍和研究。

一、法律制度理论的构架

拉兹在《法律制度的概念》的导言中宣称要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制度理论，它的普遍性体现在它适合于各种法律制度。但问题是怎样判断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并界定其范围。“法律制度”一词译自英文“alegalsystem”或“legalsystems”，在比较法学中它又被译为“法系”。在学术界，有的学者将法律制度定义为“任何具有相同空间或时间起源的法律规则体”（注：康托诺维茨：《法律的定义》，转引自M.P.戈尔丁：《凯尔森和“法律制度”的概念》，见R.S.Summers主编，《Moreseeaysinlegalphilosophy》，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71年版，第69页。），将法系定义为“具有某种共同特征或传统的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划分而成的一类法律（注：由嵘：《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07页。）。可见，”alegalsystem“或”legalsystems“的后一种含义比前一种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如何明确其含义、界定其范围是法律制度理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拉兹并没有简单地给法律制度下一个定义，而是从分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法律制度的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完整的法律制度理论要解决的四个问题：（1）存在问题，一种法律制度存在的标准是什么？（2）同一性问题，某一条法律属于哪一种法律制度，以及某一种法律制度由哪些法律组成？（3）结构问题，是否存在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共有的结构？（4）内容问题，是否存在各种法律制度都共有的内容？

各种法律制度理论都要解决存在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法律制度”的定义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理论也可能对结构问题和内容问题加以否定，即认为不存在各种法律制度都共有的结构和内容。但拉兹认为对结构问题和内容问题加以研究同样是法律制度理论的重要课题。总体来讲，拉兹之前的法律制度理论都忽视了对这四个问题作系统地、完整地研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分析法学家都没有认识到，要对“法律”下一个充足的定义，就必须研究法律制度理论。

按照上述法律制度理论的框架，拉兹对奥斯丁和凯尔森的法律制度理论进行了总结，分析出他们解决存在问题、同一性问题、结构问题的基本原则，即有效性原则、起源原则、独立原则。

有效性原则，即法律制度的存在以法律制度得到遵守和服从为条件。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向其臣民的命令”，如果立法者是主权者，那么法律制度就存在。而某人是主权者的条件是他受到习惯性的服从，也就是他的命令（他颁布的法律）得以服从。因此，在奥斯丁的理论中，普遍有效是法律制度存在的条件。而凯尔森主张法律规范的效力（即存在）在于它是由上一级规范并最终是由基本规范授权制定的，法律制度的效力虽然并不受个别规范的实效的影响，但法律制度要有效力就必须达到最低程度的实效，即得到某种程度的遵守和服从。

起源原则，即以法律的起源作为判断某一法律属于哪种法律制度、某种法律制度由哪些法律组成的标准。以奥斯丁的观点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一给定的法律属于颁布此法律的主权者所颁布的全部法律组成的法律制度，一给定的法律制度是由共同的主权者颁布的全部法律所构成（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8-20页。）。以凯尔森的观点来看则是：一给定的法律（法律规范）属于授权制定该法律规范的基本规范所授权制定的全部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制度；某一基本规范直接或间接授权创造的全部的法律规范组成一个法律制度。因此，奥斯丁和凯尔森分别是以主权者和基本规范作为法律制度的起源的（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95-100页。）。

独立原则，即每一条法律（法律规范）都是自足的、独立的实体，彼此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根据奥斯丁的法律的定义，主权者的每一条命令都构成一条法律，每一条法律都具有自足性、独立性，法律制度就是由这些彼此独立的法律（法律规范）组成的。根据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的动态等级体系理论，存在着上级规范和下级规范之间的生成关系。但在拉兹看来（本文第二部分将作详细说明），由于凯尔森的规范的一般形式都必须包括着一定的条件（违法行为）及其结果（制裁），那么依赖性规范只有与独立性规范结合起来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规范，“上级规范”和“下级规范”的生成关系只是一条法律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整个法律制度仍然只是由彼此独立的法律组成的。

二、对奥斯丁和凯尔森法律制度理论的批判

拉兹是沿着历史分析的思路，在对奥斯丁和凯尔森的法律制度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法律制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方法的。拉兹指出，“任何以有效性原则、起源原则、独立原则为基础的理论都是会遭到与在对奥斯丁和凯尔森理论的研究中提出的意见相似的反对意见。”（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93页。）

1.对有效性原则的批判

拉兹认为奥斯丁的有效性原则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臣民服从主权者的命令就意味臣民要能知道主权者，在某些情况下，服从命令还意味着根据主权者的命令而行为。其次，根据奥斯丁的理论，法律制度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即适用于各类人而不是单个人的法律。再者，服从主权者的命令（法律）就需要有法律的存在。但根据奥斯丁的理论，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主权者废除了现有的所有法律，而在几天后才制定新的法律，在这几天中奥斯丁的法律制度就处于空白状态。

凯尔森的法律制度存在标准可以归纳为，一种法律制度只有在它达到最低程度的实效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即法律制度必须得到某种程度的遵守和服从才能存在。凯尔森以对法律的服从代替了对主权者的个人服从，因而避免了奥斯丁理论的上述缺陷。但如何确定“最低程度的实效”、怎样确定法律得到了遵守和服从，却是凯尔森所没有注意到、也更加没有解决的问题。

2.对起源原则的批判

“奥斯丁的同一性标准是以立法起源原则为基础，并假定该法律制度的全部法律都有始终唯一的起源。”（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9页。）主权者是一个法律制度中全部法律的直接或间接的立法者。这种理论在解释实际情况时就遇到了几种困难。

在奥斯丁看来，主权者（个人或团体）的表达他的愿望的命令就是法律。他没有考虑到立法程序问题，只有遵循立法程序的主权者命令才能成为具有效力的法律。同时，在主权者是个人的情况下，奥斯丁没有区分以主权者身份进行的活动和以普遍公民身份进行的活动。

在对待习惯和前主权者的法律问题上，奥斯丁利用了默示命令的理论，即由主权者的人（法院）将它们接纳为现主权者的法律，也就是说主权者采取了间接立法方法。拉兹指出，默示命令有两个条件，就是主权者要能知道其下级的命令，且能够废除它。而事实上，主权者往往并不知道其人（法院）的命令。除此之外，如果说法院主权者立法，那么法院也不是以明确表达某些人应根据习惯行为的方法来立法，他只能采取默示立法的方法将习惯和前主权者的法律接纳为法律，也就是法院在有自由不实施它们的情况下实施它们。但法院不实施某一法律的自由意味着他们可以废除它，而不是说他们是它的立法者。因此，“前主权者的法律不是由现主权者的法院制定的，而习惯的情况则比奥斯丁想像的更加复杂。”（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40页。）默示命令和委托立法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决奥斯丁法律制度理论的起源原则所固有的矛盾。

再来看凯尔森的同一性标准。凯尔森的法律制度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基本规范直接或间接授权制定的全部法律的集合。”（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95页。）某一法律属于一个法律制度的唯一标准是，它是由授权制定该法律制度的全部法律的基本规范授权制定的。但这种同一性标准（即起源原则）的困难在于，我们怎样才能确定基本规范的内容？凯尔森认为，“……基本规范的内容取决于一法律秩序由以创立和适用的事实。”（注：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第136页。）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知道哪些规范属于一个法律秩序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能发现该法律制度的基本规范的内容。但我们不能通过参照基本规范来确定哪条规范属于该法律制度，上述过程是不可逆的。由此，拉兹认为，凯尔森以基本规范代替奥斯丁的主权者也不能解决法律制度理论的同一性问题。

3.对独立原则的批判

将奥斯丁的结构标准归纳为独立原则是显然成立的，拉兹对结构标准的分析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凯尔森的理论上。

拉兹指出，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理论存在着不协调之处。从静态方面讲，凯尔森认为每一条法律规范都通过允许适用制裁来施加义务。而从动态方面讲，除了基本规范之外，每一条法律规范都是由其上一级规范来调整它的制定和适用，除了个别规范直接适用制裁之外，其它法律规范（一般规范和基本规范）都是授予立法权的规范。这样，一般规范和基本规范就不符合法律规范的静态的定义及其一般形式。凯尔森意识到了这种矛盾，采用了一种协调技术，称“调整法院和其它适法机关所适用的一般规范的创立的宪法性规范并不是独立、完整的规范。他们是法院和其它机关适用的全部法律规范的内在部分”，“在法律的静态表达中，宪法的高级规范经投射成为下级规范的组成部分。”（注：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第162页。）因而宪法性规范本身并不是独立的、自足的规范，甚至就不是凯尔森理论中严格意义上的规范。这样，凯尔森法律制度的结构图是由生成关系连接的网络，但生成关系仅仅存在于同一个法律规范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法律制度同样是由自含的、独立的规范实体组成，法律规范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独立原则同样适合于凯尔森的法律制度理论。

独立原则在保证法律制度中每条法律的自足性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条法律都过于复杂，要发现任何一条法律的内容都要详查全部的法律材料，包括法律效力的各种依据，施加制裁的各种条件，实施制裁的程序等。这对于实际使用没有任何好处，也不符合律师和法官的实际习惯。

三、拉兹法律制度理论的基本观点

拉兹在《法律制度的概念》中对法律制度理论的四个问题只讨论了结构问题、同一性问题、存在问题。

1.法律制度的结构

（1）法律的个别化

制定法律和创造规范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两种活动。规范是随着法律、法规和条例等的制定而制定出来的，但制定一部法律、法规或条例可能仅仅是创立了一条法律规范的一个部分，该规范的其它部分可以是在其它时间、由其它机关创立的。立法者制定宪法、法律、法规等通常为大量的规范创立了其组成部分。法律（alaw）、法律规范、法律规则等指的是对法律的法理学划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构成法律的法理学划分的原则应如何确定，这就是法律个别化问题。个别化原则决定了我们将法律划分成怎样的基本单位，同时也决定了法律的基本单位之间的联系方式，从而也就决定了法律制度的结构。

（2）拉兹的个别化原则及法律制度的内部结构

拉兹认为，确定法律的个体化原则需要在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既要使法律单元小且易于管理，又要使每个法律单元具有相对的自含性和自我解释能力（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15页。）。拉兹自己并没有给出一套法律个别化原则，而只是给出了个别化原则所要满足的要求，分为限制性要求和指导性要求。前者包括，依法律个别化原则进行个别化所得到的法律不能偏离通常的法律概念太远，不能太过于重复，不能冗赘；后者包括根据个体化原则进行个体化而得出的法律应相对简单，应具有相对的自含能力（自我解释能力），应使法律制度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尽量变得清晰。限制性要求是排除原则，指导性要求是选择原则。

拉兹认为，在给定一套可接受的个体化原则后，可以得出关于法律制度结构的命题（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55-177页。）。拉兹总结出的法律制度结构命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将设置义务和规定制裁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每个法律制度都存在内部的惩罚关系。在这点上，拉兹继承了奥斯丁、凯尔森的观点，但却并不像他们一样将设置义务的法律和规定制裁的法律看成仅有的法律类别。

第二，继承了哈特的授权性法律的理论，认为法律制度中存在两类授权性法律，即授予立法权的法律、授予调整权力的法律，因此法律制度中存在着法律之间的生成关系和调整性关系。

第三，主张法律中存在非规范性法律，主要包括许可性法律和构成权利的法律，在非规范性法律与规范性法律之间有内在的关系。

2.法律制度的同一性

拉兹摒弃了奥斯丁、凯尔森解决同一性问题的起源原则，采用了权威性认定原则。奥斯丁、凯尔森的起源原则都强调创法机关的重要性，但拉兹认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是由创法机关创制的。尽管立法作为法律创制方法是现代法律制度的特征，但却不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特征，任何一种法律创制方法都不能成为各种法律制度都共有的特征。而在另一方面，每一种法律制度都设立了法律适用机关，由它们认定法律制度的每一条法律。

拉兹的同一性标准是，主要法律适用机关所认定和适用的法律构成一个法律制度。相应地，某条法律如果是由主要法律适用机关认定和适用的，那么该条法律就属于该主要法律适用机关认定和适用的法律构成一个法律制度。所谓主要法律适用机关就是有权决定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是否被法律禁止或许可的机关。在这时，拉兹突出强调了禁止或许可使用武力的法律的地位，因为“在每种法律制度中，所有的法律都与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或者与在执行制裁中许可或规定使用武力的法律有内在的联系。”（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93页。）

主要法律适用机关的作用，首先是认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以及规定和许可作为执行制裁而使用武力的法律。其次，它们也认定其它适用或创造法律的机关的存在，认定它们的行为有效力以及调整它们的行为的法律的效力。再次，主要法律适用机关不仅根据已经存在的法律来作出决定，它们还可以创制新法律并加以适用。但拉兹强调指出，尽管所有的法律都是由主要法律适用机关认定的，但并不就是说这些法律都是由主要法律适用机关创制的。主要法律适用机关创制一部分法律，但习惯、立法机关创制的法律等则只是由它们加以认定而成为一个法律制度的法律。

3.解决存在问题的基本原则

奥斯丁和凯尔森以有效性原则作为解决存在问题的标准，认为法律制度的存在仅取决于法律得到遵守和服从。对这项原则的一种解释是，如果服从法律的情况与遵守法律的机会总数之比达到一定的比例值，那么该法律制度就存在。

拉兹并没有完全抛弃有效性原则，只是批评现有的解释过于简单、粗糙，它没有区别不同犯罪的重要性，如谋杀国家元首与一般杀人罪，违约行为、闯红灯的行为与当逃兵、企图谋反的行为，对法律制度的存在就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制度理论范文篇6

【摘要】村民自治是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民主进程中的一个进而程碑。我们在评价其绩效的时候，除了直接关注社会实践上的表现外，还应关注它在制度和理论层面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村民自治；绩效；评估

8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显性表现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执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个体同村落集体的关系：虽然主要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集体所有制，但其产权形式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家庭式，这使得农民依据对土地的产权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社会意义。因而在实质的且具有决定意义的层面上，农民个体同集体的纽带从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控制缩减为单一的经济关系；而且就是这一经济社会关系本身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有人形象地描述为“过去是给，现在是向农民要”，也即现在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方式虽然站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但是这一作用方式的完成还依赖于农民个体在这一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同时这一表现的过程还有了法律制度上的规范和监督。而且，这一关系的根本改变又造成了国家权力的末梢与基层社会的脱节，带来国家治理的“盲点”。因而立足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国家有必要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来替代在心理、制度上都缺乏社会随力的制度。发韧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村民自治模式就顺理成章地得到国家的认可而进入法律制度系统，并逐渐具有了制度的社会实践意义，从而形成了现在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兴起的局面。社会科学者对这一项全国性的社会实践运动当然不会视而不见，相反他们对村民自治这一社会民主实践寄予厚望，并直接把它纳入学术的视野，进行学理研究与分析，并力求能形成一般性的结论，以指导和反哺社会的实践，于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就逐渐兴盛起来。这里面对村民自治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在于把村民自治拟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有效形式，并不同程度地把它同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使得凡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学者皆能发表自身对其的看法，而这些学术理论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上又以不同程度的价值、偏好、程序等变量表现出来，使村民自治有可能朝着民主化现代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有可能带来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大发展。同时，学理上民主化、制度化倾向又直接在学理领域冲击国家赖以自下而上的政治理论、民主理论等。因而，可以这么描述：村民自治是国家治理农村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制度，但被学者纳入了民主理论的范畴，并最终在学理、社会实践两个层次上对国家的治理模式造成了冲击作用。因而在现时代，村民自治作为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的含义，反倒不如它在社会实践领域包含的意义丰富。从专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①里的表述我们就可以得到有关这一基本的判断，而且也许只有站在这一立场上才能对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作出最有现实意义的评估。也因为村民自治在当今中国至少三个层次上有实在内容，即学理上、制度层面上（规范的层面）、社会实践上，因而要对其进行评估就应从这三个方面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并遵循发生学上的顺序依次展开。当然，有关制度与制度实践的差距，制度实践与学理研究之间的互强也应贯穿于评估的过程之中。

一、制度上的村民自治

最基本的判断为它是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制度选择，因而在立意上，它与国家的宏观管理体制应该并行不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是这一制度付诸社会的标志，但在制度的具体条例上则与国家现实行政体制并未衔接上，这就是基层党组织。最近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就是这一制度缺陷的弥补，即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的作用在国家行政权力同基层社会权力之间架起一座可以相互“支撑和借用”的桥梁。但是相对于村民自治而言，党组织的作用还不只限于此，因为在《条例》中贯穿了一条基本的思想就是农村党组织有领导村委会工作的责任。最近对河北省先进村党组织负责人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因而可以说明村民自治在制度层面是不完整或不健全的。从制度通过试行到正式颁布十多年的漫长历程也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同时，国家也在力求修正这一点，如上级或党组织鼓励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竞选村委会干部，因而从制度角度来说，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而且还逐步施展其制度刚性；而它的另一个表现向度—制度实践也表明村民自治已在村民心目中达成了共识，并为全国绝大多数乡村所努力和实践，因而其绩效是相当显著的。

二、学理上的评说

村民自治是政府启动的，因而在初期的实践上，多数村的村委会组织只是在原有的大队基础上换了个名称或政治身份而已；村委会的选举也多是在上级的指导或控制上进行。但学者发现了这一制度及其实践中包含的政治学理论，即民主理论的精髓，因而对其进行学术考察和理论证实；同时在《村组法》也包含了体现民主精髓的“四个民主”、“直接民主”等字样，并且作为《村组法》内容的核心加以阐述，因而，村民自治进入学术视野也就顺理成章。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甚为关注“民主”，而对基层民主的关怀在建国后至80年代初皆处于空白状态，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学者一窝峰地研究起村民自治来。而在学理上，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依据—民主和制度化，前者在村民自治经学者关怀后成为其精髓，后者与国家政治现代化、市场契约化潮流相统一，因而关注村民自治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化的民主，一个是民主的规则，其核心和出发点则是民主的基本原理。而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它是一种国家制度，亦称民主政治，这在基层肯定没有表现形态；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另外两个方面：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践却作为村民自治中的主要内容被确定了下来，但是它也必须以民主的基本理论为其支柱，才能在学术界具有说服力，在实践上也就有了理论的依据。而综观村民自治研究中有关民主形式与理论的研究，恰好在这一点上有点乏力。现实中的村民自治研究，要么是在规范的理论指导下研究村民自治的形式及实践，要么是借助西方的民主理论来批驳中国村民自治的可行性，要么是割裂民主实践与民主政治在理论上的交互作用关系……；而在总结—分析研究中更是众说纷纭，还没有上升为理论的层次。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现在学术关怀的民主理论对村民自治并不具有最终的解释力，原因何在呢？规范的理论不可取，照搬西方理论更是到处碰壁，对经验的分析又难以取得同仁的认可……因而也许是我们还没有寻求到研究村民自治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但民主理论肯定是村民自治的核心理念之一，因为如果有一个权力自下而上的过程就肯定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用武之地，因而对民主含义的界说也就成为进行村民自治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而观之于现在的村民自治研究，也犯了在民主理论与民主形式上的相似的毛病：要么是缺乏对民主含义的最终阐述而只作描述性的说明；要么是连同“自治”一起搬用西方一套民主理论而置中国的现实于不顾；还有的是在假是而非的推论终端上骤然冒出一个“民主”来……。因而以民主理论及其下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的研究就应该成为今后此方面的焦点。而村民自治中的“自治”理论恐怕也要有一个从形式理论走向政治理论和实践理论的过程，因为在既有的自治理论中，也要么是局限于外延界说；要么是偷梁换柱，用“地方自治”或“群众自治”取代村民自治，而且还将它同“群众专政”联系起来②，这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在国家层面，与中央相对的地方层面上的自治理论与中国基层社会的村民自治之间不存在理论实践品格上的同一性；而且从实际制度内容来看，它与“村民”之间恐怕也没有一个进一步细分的理由，而是一个整体，因而有关村民自治含义的界定恐怕也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在研究方法上，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也表现出很强的局限性，仅限于制度分析、总结—经验分析两个方面。前者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必须在制度成为社会通用规则的前提下，而它又背离了发展的理论这一基本的学术价值观，使得实践中的理论更是缺乏理论意义；后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及作以学术性的总结，这又可能染上新实证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的倾向，而且得出的结论很难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因为它还缺乏一个反哺于社会实践并最终获得论证的过程。因而在缺乏两在基本理论前提的情况下研究村民自治，其理论的一般性就会是一个长期地历史过程，因而有关村民自治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努力。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而忽略有关村民自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又主要表现在：（1）村民自治研究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使得政治学研究从上层转向基层，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国家制度层面走向基层社会制度，从私有领域走向世俗化层面；（2）村民自治研究促进了对政治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关怀，加深了政治学研究。在人们关注基础民主实践的时候，就不得不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同是政治学研究，为什么国家层面同基层层面存在着脱节或是错位的现象？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学校的非最终端化？如是，对既有政治学理论的反思就可能促使学术界更进一步地寻求解释政治现象的一般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对政治学研究的既有方法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它应该比政治学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这无疑又会加深对政治学的研究。（3）社会科学的意义应在于它的实践品格。村民自治研究通过学术理论上的规范和引导功能作用的发挥，可以促进乡村的村民自治运动更进一步向民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4）它能促使政治学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更加警醒和学术学术自觉，从而有有利于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社会实践上的村民自治

这十多年是村民自治全面推进的十年。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正式认可了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全法地位。到1985年初，中央政府宣布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了948628个村委会。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组（试行）》，并于次年6月1起实施，至1997年底，据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村民自治示范村的数量已达到82266个③。去年6月九届人大常委会将《村组法》从试行经过立法程序发展为正式法律后，村民自治进程的范围更广，对此社会各界的反应不一。对其评价主要有以下四种：（1）赞扬支持者。这主要包括绝大部分学者、立志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政府官员、相对比较富裕或富裕地区的农民。学者给予高度关注是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原生点或突破口；而且还有一部分社会学者认为它能解决农村尚存的诸多社会问题。部分政府官员主张并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是因为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安排；难能可贵的是确有一部分官员也想通过农村自身的再组织化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手中选票与口袋中金钱的直接的利益关联使得富裕地区的农民对村民自治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参与的程度也很高，特别是在闽浙地区，村民参选率在89、91、94、97年分别达到81%、97.3%、97.9%、90.1%④。（2）持怀疑态度者。这主要指学术界极少数人。但从实际情况来考察也确实情有可原，因为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一项前途未卜的社会实践⑤。而且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的推行过程中，有些政府官员对此也抱有怀疑态度，原因大概也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明—前途未卜。（3）不赞成、不支持者。绝大部分政府官员，特别是党组织负责人、乡镇领导通常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它使乡镇的权力末梢缺乏行之有效的根基，国家的行政任务缺乏厚实的汲取资源，还难以搞出政绩；而且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愿意就这么推动能带来利益收入的权力资源。农村中的党组织作为村落权力网络的核心也不愿意推动昔日的显赫希望在上级权威延伸的场域中再内生出一个新生的社会力量。而有些地区村组织负责人也因为“不能公开的事实”而反对推行村民自治。（4）尚无明显倾向者。这主要是指那些还没有实行村民自治或村民自治刚刚起步的乡村。因为受国家行政体制的约束，广东等省的农村地区今年刚刚改变村公所制、管理区制等，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因而村民自治实践开始，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参数尚不明确。

制度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高储蓄两难

一、从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提出以及基本理论观点的构建

人们对汇率制度理论的研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要不要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争论开始的。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设计的思考，以及对该体系运行、崩溃原因的反思，为汇率制度基本理论观点的构建提供了实践基础和思想准备。

(一)问题的提出

汇率问题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在金本位制度运行时期，各国货币以黄金输送点为界限，围绕着货币的黄金平价上下波动，在这种条件下，货币汇率一般来说比较稳定。因此，在整个19世纪，经济学界主要是对金本位制度下如何调节国际收支的原理做了一些论述，而并未对这种体制本身提出异议。人们对汇率制度理论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金本位制度的崩溃，纸币泛滥成灾，并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经济学家们由此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从而开始了对汇率制度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方向从汇率的决定和变动转向了对固定和浮动两种制度的利弊分析，改变了以前汇率理论研究以给定的汇率制度为前提的局面，开拓了汇率研究的新领域。从此，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理论界由此开始分为两个派别：一派属于古典派或旧派，如霍特里等人，主张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与这一派相对立的是新派，如卡塞尔等人，积极主张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尽管不同的学者提出的具体改革方案和建议有所不同，但是，在这两个派别的理论中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即货币的金平价是可以改变的，一成不变的固定货币平价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应当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正是这一开创性的见解产生了最早的浮动汇率理论。

(二)汇率制度选择基本理论观点的构建

在早期的“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中，经济学家尽管已经提出了两种汇率制度的模式，但由于争论以是否应当恢复金本位制度的问题为中心，所以，即使是革新派，也不曾对浮动汇率制度进行充分的理论分析。20世纪30年代以后，固定汇率理论和浮动汇率理论之间的论战有了新的发展。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

1.均衡汇率观点的提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西方各国竞相采取货币贬值的方法，导致了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在1925年恢复了的金本位制不得不于1931年宣告解体。自此以后，直至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建立的这段时期内，西方各国货币的汇率完全脱离黄金平价，实际上处于浮动汇率的体制之中。

面对这些现实，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凯恩斯(Keynes)提出了均衡汇率理论。他认为，如果一种汇率能使就业处于正常水平，而且使国际收支、资本余额都不发生变动，那么，这样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因此，他主张根据均衡汇率来确立一个固定的货币平价。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各国的国际收支，从而使国际经济体系趋于均衡状态。但凯恩斯(Keynes)的均衡理论遭到了一些主张实行浮动汇率的经济学家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固定的货币平价制度很难实现，利息率、工资率、有效需求水平、国际储备等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导致汇率的波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各国之间的货币战推向高潮，各国的通货膨胀政策、货币倾销政策、贸易限制和关税使正常的货币汇率的积极作用几乎不能得到发挥。因此，建立稳定的世界货币体制的任务迫在眉睫。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和美国已经在积极筹划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制的问题。1944年7月，美国凭借在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各国货币同美元建立固定平价，并可以在1％的范围内浮动，而美国则承担以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义务，由此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这种新的货币体制在原则上同凯恩斯的均衡理论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是凯恩斯固定汇率的实际运用。

2.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瓦解的反思：米德冲突、特里芬难题、最优货币区理论、政策搭配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4年运行，到1973年崩溃瓦解，运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三十年中，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该体系最终的瓦解，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派都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来看，该体系并不像凯恩斯(Keynes)所预言的那样完美无缺。它既没有始终保持固定平价不变，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失业和经济衰退状况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汇率不能及时调整，有些国家常常出现外汇危机。面对这样的现实，以米德和弗里德曼为首的经济学家倡导了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运动。米德从固定汇率制度的“二元冲突”（注：“二元冲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冲突，即资本的充分流动会冲垮固定汇率制度，或者说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资本管制。）入手，分析了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内在矛盾性；弗里德曼则从浮动汇率制度下投机的稳定特性出发，论证汇率制度的生命力问题；特里芬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著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注：在金汇兑本位制度下，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储备货币国家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但如果该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其对外债务不可避免地超过其偿付黄金的能力，一旦各国将其储备货币要求兑换黄金，就会爆发“黄金与储备货币危机”。），从本质上论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然倒台的命运。与此同时，以蒙代尔(Mundell)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论证固定汇率制度的优点，批判浮动汇率制度。于是，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这个问题，形成了战后两个独立的派别：主张实行可变汇率制的浮动汇率论和支持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的固定汇率论。

起初，双方论战的主题是汇率制度同国际收支、贸易流量的相互效应问题，以及汇率制度同国内充分就业、价格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蒙代尔(1961)提出，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而应该结合某些经济特征来进行汇率制度的选择，从而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什么样的货币体制下效应更大的问题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从而产生了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当中的政策搭配论。

二、从牙买加货币体系的建立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汇率制度理论的新发展——“名义锚”理论、货币危机模型、汇率目标区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在牙买加体系下，由于允许各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因而对汇率制度选择的讨论在关注全球体系设计的同时，从单个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角度所进行的讨论越来越多，从而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汇率制度选择的文献，汇率制度理论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针对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盛行的高通货膨胀，主张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以当时流行的理性预期和动态一致性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名义锚”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对汇率确定一个目标，即固定汇率制度，以此来加强中央银行的货币稳定计划(Frankel，SchmuklerandServen，2000)。与此同时，以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96)、弗拉德(Flood，1984；1996)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从货币投机冲击的角度论述了固定汇率制度与外汇危机的必然联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Krugamn，1979)的第一代货币冲击模型和奥伯斯菲尔德(Obstfeid，1994)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第一代模型强调的是货币危机的政策根源，第二代模型关注的则是固定汇率制度这一制度本身的某些缺陷。

汇率制度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汇率目标区理论的诞生，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Krugman)、米勒(Miller)、威廉姆森(Willamson)等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基本原理是由中央银行制定一个围绕中心汇率波动的目标区域。在区域内，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当汇率波动幅度过大，接近上限或下限时，中央银行才入场进行保护。由此可见，汇率目标区理论跳出了以往非固定即浮动的争论框架，提出了一种介于固定和浮动之间的折中的制度类型，从而大大增加了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空间。

另外，SebstianEdwards在1996年从货币政策制定者追求政府损失函数最小化的角度，构造了一个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模型，这个模型使人们认识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而且也包括决策者偏好等政治因素。

三、20世纪90年代新兴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最新进展——两极论、原罪论、害怕浮动论

20世纪90年代在新兴市场国家广泛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关于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起因的激烈讨论。尽管在众多的讨论中，各方列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公认的是，在国际资本流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有问题，这一现象再次燃起了人们对汇率制度研究的热情。这一时期产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主要有两极论、原罪论、害怕浮动论等。

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一时期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危机使得汇率问题的研究更加注重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危机使得中间汇率制度遭受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也使争论从主要围绕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转向中间汇率制度和两极汇率制度之间；中间汇率制度和两极汇率制度之间的理论争论更加重视汇率的决定模式对汇率选择的影响，他们试图清楚地界定和区分严格的固定汇率、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而且要对一国的名义汇率制度和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进行界定和区分(文轩，2004)。

四、结论

制度理论范文篇8

一、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分析，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及功能的研究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运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一般性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优点以及功能的陈述性介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分析。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从结构、功能与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功能特色”、“理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注：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萧超然、晓韦指出中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组织和动员功能。(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页。)程竹汝、任军锋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稳定的价值、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社会整合的价值、合法性的价值等几方面。(注：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除了从其历史和现实出发进行论证和分析外，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特色的论述，是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结果。其他学者也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如《中外政党制度比较》(梁琴、钟德涛)、《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等。应该说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点，并证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实行西方式多党制。当然，随着对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刘宁宁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两种类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指出中国政党制度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注：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法性。王邦佐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萌动与发展、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以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来自一些历史学者，论述的重点放在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思想和实践，及其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历史作用。陈宇翔考察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归纳了超前性、移植性、趋同现象和过渡性等特点，指出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启迪了国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国民的政治觉悟。同时，它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注：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学界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主张与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注：对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义华：《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政治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世敏：《黄兴的政党政治主张》，《江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周建林：《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张谦：《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求实学刊》，2001年第1期等。)王业兴通过对孙中山有关政党的组成与作用、政党的自身建设、革命党人与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指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反映了其对政治现代化的向往，虽有局限性，但却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上的帮助。(注：王业兴：《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肖铁肩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政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就其政党观、建党思想、党的地位、作用及党政关系思想作了分析和评价。(注：肖铁肩：《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史学角度研究，无疑加深了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性认识。

3.关于参政党理论的研究

198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各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从此，主要围绕参政党的性质与特点、地位与作用以及参政党自身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对于“参政党”的理解，学术界尚存较大分歧。徐育苗认为“参政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强调在研究参政党内涵时，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我国各派的参政与西方国家一些政党的所谓参政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我国派‘参加国家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是有区别的”。(注：徐育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1期。)王伟对这一论题提供了五点理论根据，提出了与“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不同的参政党概念，并通过与西方政党参政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注：王伟：《派作为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房广顺指出，应把“我国各派”的提法改变为“我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注：房广顺：《现阶段我国各派是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黄福寿通过对参政党与执政党基本政治关系的探讨，通过对参政党与中国派的关系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变化的分析，提出参政党就是中国现有的八个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自觉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在宪法范围内同执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对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李跃雷、刘淑梅提出了派的“中介作用”。(注：李跃雷，刘淑梅：《论派的中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楚庄区分了派的“职能”与“功能”，并着重分析了派的社会政治功能。(注：楚庄：《试论派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孙伟林认为参与社会整合是参政党在新时期应发挥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注：孙伟林：《浅议新时期中国参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程竹汝认为派的功能性价值主要有：有利于中国政党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有利于我国政治体系内部监督机制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政治资源的整合优势。(注：程竹汝：《派的功能性价值》，《社会科学报》，1999年10月14日。)

参政党的运行机制也为学界所关注。孙瑞华从参政党的参政运行机制、自身建设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参政党运行机制做了初步考察。(注：孙瑞华：《对参政党运行机制的初步考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萧超然、晓韦提出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的原则、操作程序以及运行的行为规则。(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郑宪等探讨了参政党运行中的一般规律，阐述了我国派在自身发展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内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的问题，说明了参政党发挥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注：郑宪等：《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直接联系的，是其政党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邓小平、的政党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萧超然、晓韦对、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贡献与发展、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作了阐述，并指出了、邓小平政党学说的指导意义。(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不少学者论证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缔造者。(注：见张晖：《中国政党制度思想论》，《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另可参阅黄继英：《对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确立的贡献》，《新东方》，1996年第3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它确定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注：陈水林：《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浙江经专学报》，1994年第2期。)孙关宏和李学明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的多党合作理论。(注：孙关宏：《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42页；李学明著：《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也引起学界的关注。黄福寿指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继承了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党合作政治思想，对我国多党合作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并确定了新世纪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发展的基本思想，为我国多党合作政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注：黄福寿：《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研究

政党制度应在实践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等都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程竹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与适应性，是能够胜任中国社会现代化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注：程竹汝：《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但这一政党制度必须适应处于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不断地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政党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注：梅向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民主》，2001年第5期；孙起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政协报》，1995年9月28日；吴黔生：《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多党合作理论研究推向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邦佐等分析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新课题，指出应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派的参政功能以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党际关系优势并不断优化这一党际关系模式三个方面来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萧超然、晓韦探讨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途径问题，即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政治层面的合作与协商；提高体制张力，积极发展地方层次的合作与协商；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提高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氛围。(注：伍华权：《政党制度法律化的时代积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伍华权指出，宪法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表明，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开始法律化。而政党制度法律化是我国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法律制度走向完备的表现。(注：肖祁山：《WTO棋局与多党合作战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肖祁山认为我国加入WTO使多党合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新形势下多党合作的战略任务并对“入世”后多党合作的发展作了思考。(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

6.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邦佐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笔者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注：对中西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参见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也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生态分析的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如梁琴、钟德涛著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周淑真著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

(2)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王邦佐等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党制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政党制度的动态研究，注重对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问世后，王邦佐等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注：王惠岩：《论民主和法制》，《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不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丰富了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

二、评价和思考

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状况的分析，笔者感到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结合近年来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学界同行共同研究。

1.要加强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应该说学术界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创新，才能推动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要从政治发展角度，在动态中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发展规律，尤其要在时空的现实交汇点上，认真研究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在正确方向上不断创新发展。

2.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

当前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描述性、解释性的偏多，缺少对其本质和特点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对西方政党制度研究以及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寻找依据，很少有论者通过研究来揭示西方政党制度的进步性和某些优点，从而为完善与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反对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但我们同样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各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能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资本主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因此只有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发展。就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来看，既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立足于中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历史、现实，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某些方面和形式，才有可能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3.中国政党制度的党际关系研究

中国政党制度的两个主体——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八个派)的关系以及各参政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1)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少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认为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笔者以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问题。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应该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这既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如果把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理解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容易简单化为上下级关系，这显然使人很难理解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政治关系。

同时，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而这些对象——“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一向是参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参政党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对象。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也是科学把握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2)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从派现有成员的构成看，知识分子占有绝对多数，各党派传统的界别区别(如民盟以高教界人士为主、九三以科技界人士为主等)正趋向模糊。而且如继续坚持传统界线，那么某些党派(如民革等)的存在和发展将面临严禁挑战。因此，要使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稳定发展，必须加紧研究这些现实课题。

4.参政党理论研究

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对参政党理论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也仅限于对其历史、特点、功能、运行机制、自身建设等的描述性陈述。就目前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参政党建设尤其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参政党实践的需要，以致于参政党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延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因此，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积极推进我国参政党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23页。)为中国各阶层人民获得切实政治利益提供理论指导和有效途径。

5.研究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关于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惟有提高比较的全面性。当前应拓展这样四个维度的研究：一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二是亚洲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三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多党合作制的比较研究；四是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通过多维度研究，才有可能科学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性。

(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需要强调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看，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实际工作者缺少从政治发展尤其是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角度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了解不够，缺少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只有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紧密联系，共同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43)

制度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存款保险，市场纪律，期权定价

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保护存款安全和储户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安排，通过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在银行发生经营风险或者遭遇危机时为存款人提供补偿。它和银行业审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共同构成一国金融安全网。根据是否制定明确的法律来保证这一制度的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分为隐性存款保险和显性存款保险。

早在1924年捷克斯洛伐克就曾建立过全国性的贷款和存款保险制度，但是由于缺乏标准化的规定，在1938年就停止了运作。而在大萧条之后，于1933年建立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被公认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存款保险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选择这一制度作为保证国内银行业稳健经营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寄希望于以此降低银行经营失败等系统性风险。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对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成熟，结合实证研究的分析也日渐深入。

一、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始于对建立这一制度是否必要的争论，支持和反对的观点不断激发人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以Bryant(1980)、Diamond和Dibvig(1983)为代表的经典支持者认为，由于存款人的行为取决于对其他存款人行为的预期，而任何一个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改变预期。因此，挤兑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均衡，防止这种纯恐慌性的存款人挤兑的最优政策是存款保险制度。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太阳黑子理论”。Diamond和Dibvig(1983)的理论也成为日后研究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不仅如此，支持者们还对解决挤兑问题的几种方法，即最后贷款人、暂停支付与存款保险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存款保险具有其他两种方法无法替代的功能(Bhattacharya，Sudipto，ArnoudW.A.Boot，AnjanV.Thakor，1998)。

对存款保险的积极作用提出质疑的也大有人在。Allen和Gale(1998)指出，挤兑在许多时候可能来自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最优政策应该是通过最后贷款人机制对银行部门进行流动性支持。他们认为存款保险制度一点不比最后贷款人手段明显优越。在存款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存款人在监督银行方面的动力明显降低，而且，存款保险制度因为存在复杂的官僚及法律程序常常在支付存款赔偿时较为缓慢。而最后贷款人机制在这些方面更有效率，不仅能迅速操作以重建存款人信心，而且中央银行还可以使公众无法确知央行干预的程度，从而有助于加强某种市场约束。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绩效评价

存款保险的实践成效主要是依靠对该制度绩效的实证检验得到的，很多学者对此都进行过研究。以下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评述。

1.从宏观层面——金融稳定发展方面分析存款保险制度绩效

对此最有影响的是AsliDemirg.u—c—Kunt和EnricaDetragiache(2002)。他们利用61个国家1980～1997年的数据，运用多变量逻辑模型，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性质和银行系统性危机发生概率之间的关系、存款保险制度中的不同设计特征与银行监管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估计。主要结论如下：(1)从整体上看，存款保险与银行危机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意味着存款保险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2)保险限额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影响巨大。如果将保险限额降至瑞士的水平，则1993年肯尼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将从26.8%降至16.6%；1981年菲律宾发生危机的概率将从2l%降至3.8%(何光辉，2003)。(3)风险调整费率比统一费率更能降低银行过度冒险。(4)良好的制度监管环境在抑制存款保险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研究反映出，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和银行监管的不完善放大了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通过制度改进和加强银行监管来提高存款保险收益具有极大潜力。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和分析。Jin—chuanDuan(1999)以美国银行在1975～1989年的数据建立模型研究银行利率风险暴露和存款保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美国银行在样本区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暴露了极大的利率风险，利率波动性的急剧增加对银行资本头寸构成了严重威胁。CharlesW.Calomiris(1999)指出，要求银行保持最小的次级债融资比例和限制政府对破产银行进行资本结构调整的方式应是更为有效的银行安全网。

RussellCooper和ThomasW.Ross(2002)扩展了DD(Diamond，Dybvig，1983)的中介机构模型以估计存款保险的成本和收益。结果发现：完全的存款保险并不必然带来最好的结果，存款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银行，银行也会过度进行风险投资项目。然而，对银行资本进行追加的要求有利于使之恢复最优配置。BrunoAmahle、Jcall—BernardChatelain和OlivierDeBandt(2002)着力从福利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研究银行体系，在考虑外生增长理论中迭代模型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存款保险在降低银行不稳定性、促进存款数量增加、增进福利增长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条件。转2.从微观层面——市场纪律的有效性分析存款保险制度绩效

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总是存在着两种相互制衡的市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就银行和存款人来说，有一种机制在激励银行采取不利于存款人利益的行动，也存在着另一种机制约束银行从事这种行为。这两种机制的均衡就是市场效率之所在。

所谓市场纪律(MarketDiscipline)，是指银行股东、存款人、其他债权人以及贷款者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影响银行的经营活动，而银行的活动也会对这些群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约束就形成市场纪律。市场纪律这一机制将存款保险和以市场驱动的审慎的银行行为结合起来。事实上，存款人对银行行为的有效监管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Barajas，Steiner，2000；Birchter，Maechler，2002；Calomiris，Powell，2000；Mantripragada，1992)。第一，风险必须是存款人选择银行的重要考虑因素，第二，必须允许银行倒闭，以及存款人相应受到损失；第三，银行必须披露信息，同时存款人必须有渠道获取有关银行行为和资产平衡表的相关信息，他们可以据此进行分析；第四，由存款人施加给银行的约束必须足以影响银行的决定，但是并不是说强烈到引发破坏性的银行挤兑，第五，必须保证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健全的。GlennHoggarth、PatriciaJackson和ErlendNier(2005)侧重于研究银行安全网和市场纪律之间的关系。按照他们的结论，虽然毫无限制地对存款人进行保护看似降低了银行挤兑风险，但是付出的成本也不容忽视。无限制的存款保险计划致力于把整个经济同脆弱的银行体系相分离，但是实际上却导致银行体系更为脆弱，更容易发生银行危机。另外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有限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加强市场约束，从而比无限制的存款保险更能有效避免银行危机。这一结论与AsliDemirglu—c—Kunt和EnricaDetragiache(2002)的相似。MariaSoledadMartinezPeria和SergioL,Schmukler(2001)对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在1980～1990年间银行业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市场纪律的存在性。他们通过银行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存款人是否会以提取存款的方式来惩罚风险银行。结果发现：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存款保险制度下，市场纪律也同样存在，甚至存在于小的被保险的存款人中。GMM估计证实了这些结果在检验银行基础设施的潜在内生性时是显著的。类似地，AsliDemirgtu—c—Kunt和HarryHuizing(2004)使用描述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特征的跨国银行数据库，研究不同的设计如何影响存款利率和市场纪律。

三、存款保险的技术问题——存款保险定价研究

存款保险费率的确定是这一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因此是研究存款保险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公正地为银行定价是不可能的(ChanGreenbaum，Thakor，1992)，但是恰当的定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保证公平性又有助于控制风险。对存款保险的定价基本上沿着两个分支进行：一是从理论上研究如何能够准确地为DIS定价；二是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定价的合理性。

1.对存款保险定价的理论研究

意外保险消极模型(ThePassiveCasualty—InsuranceModel)是传统意外保险模型在存款保险中的运用，是较早对存款保险定价进行研究的模型。该模型认为，投保银行由于客户挤兑所导致的银行流动性困难而对存款保险机构要求赔付的权利行使是外生变量，模型中的其他分析变量对这一风险没有控制或影响的途径和渠道，其实是将存款保险机构的功能视为承担意外事故的被动的商务活动。此外，该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从保险统计的角度，而非制度风险控制角度来研究存款保险，而传统的意外保险与存款保险存在显著差异。在1980年代美国信贷储蓄协会危机中，美国存款保险体系几近破产，表明这一模型未能预示潜在的危机。此后，Merton(1977)基于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理论，认为可以将存款保险看作是银行资产的一份卖出期权，形成了日后DIS定价研究中最典范的模式。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从选择权的角度提供了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定价思想，还反映出投保银行资本充足率对保险费率的影响，这一结论在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定价中得到充分运用。但是其严格的理论假设和风险外生性的前提促使学者们对存款保险定价进行更为现实的思考。Min—TehYu(1999)应用GARCH模型为存款保险定价。使用GARCH模型定价的原因在于：一是这一模型的假设更加强调对金融时间序列建模的经济含义，二是当为可交易期权进行定价时，GARCH模型能够解释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所产生的系统性偏离。从理论上讲，GARCH期权定价模型是隐含资产的风险溢价的函数，这意味着期权价格一定是隐含资产的期望收益的函数。这一结论与BS公式存在很大差异。除期权定价模型之外，“预期损失定价”法是确定存款保险价格的又一常用方法，以银行贷款在一定概率下的预期损失作为计算存款保险费率的依据。

2.对定价合理性的实证检验

制度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制度；交易成本；理性

1当今国际的基本形势——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

国际体系主要包含结构和过程两个层次，新自由主义更重视系统的“过程层次”的分析。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于当今国际局势的认识建立在对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提出，它包括三个方面：“各个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题包括许多无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在复合相互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不在自己所处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其它政府使用军事力量。”简而言之，就是各个国家多渠道联系；问题没有等级之分；武力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这构成了复合相互依赖的基本特征。

2国际制度理论

2.1理论来源

国际制度理论的理论根源来自于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概念的界定，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民的相互关系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指得是发生在经济交往行为中为了达成合约的一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还价以及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与需求的信息所花费的成本。

另外一个基本的题设就是对于理性个体的假设，即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会通过收益计算来选择自己的行为。

对于第一方面，国际制度理论地倡导者们将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对于国际政治经济行为的分析，认为国际间合作开展的一大障碍就是广泛存在于国际行为体交往中的交易成本。而通过对于国际产权的界定，通过制度的构建可以很好地解决国际间所普遍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这些事前和事后的交易成本。

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所起到的功能简单而言就是“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增加非法交易的代价，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其具体体现在降低事前交易成本，即促进国家间信息传输，有利于国家形成对于未来的合理预期，可以降低国家对收益分配问题的敏感度，确立国家权利的界定方式和形式范围以及充当国家间谈判利用潜在的规模经济优势的角色。而且可以降低事后交易成本，即为国家间权利争端提供解决程序，强化报复机会主义行为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促使国家形成对于先例的关注以及使国家更珍视其声誉。

其中，对国际产权的界定是国际制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产权的明确界定可以抵制外部性的发生，从而保障国际间的合作，明确彼此的权利与义务，降低交易成本。

对于理性主义的视角来说，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在理性个体的前提下，集体行动会陷入困境，即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并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共同或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即使集体行动能够给集体中的个体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个体的理性计算的短视行为，会使得没有一个个体愿意付出，而只盼望着收益，这就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

针对这一问题，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提出要出现一个提供公共物品的霸权国家，从而给国际合作提供可能。而国际制度理论的倡导者基欧汉指出：“理性选择模型已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不能把它们机械地运用到世界政治中。”他指出“如果利己主义监管着相互之间的行为，以及它们中间组沟多得人愿意在其他人合作的条件下也愿意合作，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调整彼此的行为，以减少纷争。它们甚至还会创设和维持在本书中被称为机制的制度之类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这些机制通过为行为者提供行为指南，来促进未经谈判而达成的调整行为的发生。”可以说，基欧汉认为通过对于制度的构建和相应惩罚机制的设立，国际合作在没有霸权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

2.2国际制度的延续

对于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而言，一旦霸权国家衰落，则霸权国家所建立的国际制度也会相应地成为其陪葬品，而国际合作也会失去保障，由此便会回到杂乱无序的状态中。

对于这个问题，以基欧汉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者们认为，世界政治经济中行为体所关注的是其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即所关注的重点是能否收益，而非收益多少的问题。按照这样一个前提假定来说，只要国际制度的存在能够为参与其中的国际行为体提供收益（减去付出成本后的收益），那么这些国际行为体就会去尽力维持国际制度的存在，即使是处在衰落中的霸权国家，虽然其相对收益在减少，但是只要能够获得收益，它也会尽力去维持国际制度的存在。

基欧汉指出：“虽然霸权的衰落对于机制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但却被规则对政府所具有的价值所抵消，因为规则限制了博弈者核发战略的选择，从而减少了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随着霸权的衰落，机制更加难以得到应用，但是由于他能够促进国家间互惠性协议的达成，却仍然为各国所必需。”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霸权国家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将各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所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下的国际局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经不再是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所谓无政府下的无序状态，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对于改变现有的状态的想法变得更加谨慎。复合相互依赖的存在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国际制度对于这样一种状态实现提供了促进作用，同时这样一种状态的存在有对于国际制度的在霸权衰落后的持续提供了保证。

3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由美国发起，成立于1947年。这一时期的美国可以被看作是当时的霸权国。不难看出，美国作为当时的霸权国家，它来领导国际事务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并不是仅仅靠自己享有的硬实力来促成，这样会给它的霸权领导带来很高的成本，而且会在道义上处于下风。作为一个理性的霸权国家，它的目标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通过利用自己所享有的权力来促使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一种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经济制度，促使别的国家参与进来一同分享责任，分享收益，这样既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的增加，同时可以使自己降低霸权成本。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体现了霸权国家对于其在国际合作中领导的方式，这样的一种制度的创设可以保证其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为其对于利益的诉求提供合法性。世贸组织既可以看成是保证国家间合作的桥梁，同时也可以看成是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于利益追求的制度化的工具。

世贸组织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提供一种有保障的国际合作框架，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国家可以在互惠原则下享有相应的优惠政策，比如可以通过举行多边贸易谈判进行关税或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对等地向其他成员开放本国市场，以获得本国产品或服务进入其他成员市场的机会；当一国或地区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时，由于新成员可以享有所有老成员过去已达成的开放市场的优惠待遇，老成员就会一致地要求新成员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现行协定、协议的规定缴纳“入门费”——开放申请方商品或服务市场；而且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一个国家可以实现与多个国家完成自由贸易，大大地降低了谈判的成本，而且历史也说明，多边贸易自由化给某一成员带来的利益要远大于一个国家自身单方面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另外加入世贸组织也可以实现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的一种较为公平透明的合作模式，为各个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行为提供了准则，而且相应的惩罚机制和裁决机构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制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

可以说，世贸组织的权威的建立在于其主导国家的权力的威慑，即美国对于世贸组织的领导可以迫使参与其中的国家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互动——虽然这个规则不是完全公平的，但至少是可以保证国家受益的，而当这样的一种规则被所有参与国家所接受并且自觉实践时，按照国际制度主义者的观点，即使美国这个霸权国家最终衰落，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国家在对于绝对收益关注的驱使下还是会继续保持制度的延续。

4结论

国际制度理论的提出并且完善的基础在于对霸权稳定理论中霸权国家实现其领导的手段的认识——即通过一种国际制度构建的方式来实现。因此，霸权稳定下的国际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就不是霸权国是否存在而是国际制度能否被各国所遵守并且延续下去。

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即认为国际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在于其可以帮助理性的国际行为体降低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而且在绝对收益的假设基础之上提出，正由于国际制度可以实现国际间合作的完成保证国家从中获得收益，因此即使创设并且倡导国际制度的霸权国家衰落，国际制度还是会延续下去，国际合作仍然是可能的。

当今的国际行为体更加关注的是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国际制度的存在的确加强了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同时由于国际制度对于国家间合作的巨大推动作用，国际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也得到了加强。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一方面国际行为体会特别关注自己的收益状况，而且彼此间的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存在使得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状态的稳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是不会去打破这样一种状态。

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是稳定的，美国虽然是一个正在衰落的霸权，但其在国际事务中仍然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而这些由美国所倡导成立的国际制度也会继续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