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范文10篇

障碍范文篇1

1.1对象38例惊恐障碍误诊为冠心病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1］。其中男12例，女16例；年龄35～67a，平均54.8a；既往有高血压史者2例，糖尿病史者1例，高血脂史者1例。

1.2方法对38例惊恐障碍误诊为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2结果

2.1临床表现患者多以突发的心前区不适为主诉前来就诊。主要表现为心悸、心前区闷痛、压榨感、濒死感、呼吸困难，伴大汗，手或全身震颤、麻木及强烈的恐惧感。持续5～20min可自行缓解，与劳累及情绪激动无明显关系，含化速效救心丸不能明显缩短发作时间。总病程数月至数十年不等，症状反复发作，长期按冠心病治疗，应用降压、调脂及改善心肌供血的药物，不能减少症状发作。有8例患者时时刻刻要他人陪伴，不敢单独在家或出门；18例在发作间歇期有惴惴不安、阵发性多汗等症状。

2.2辅助检查心电图检查，症状发作时显示明显心肌缺血者1例(2.6%)，心电图出现动态演变，且心肌酶增高1例，运动试验阳性2例(5.26%)，静息状态显示非特异性STT改变8例(21.1%)；彩色超声检查显示室壁运动减弱，提示心肌梗死2例(5.26%)；27例行冠状动脉造影，5例显示单支血管病变，狭窄程度＜20%者3例，40～50%者2例，无明显血管狭窄者22例。

2.3诊断及治疗38例患者均经临床心理科会诊，符合CCMD3惊恐障碍诊断标准，停用治疗冠心病的药物，给予抗焦虑、抑郁剂舍曲林、阿普唑仑等治疗，症状渐改善。

3讨论

3.1误诊原因（1）惊恐障碍的症状与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及心肌梗死的症状极为相似，并且反复出现，发作不限于任何特殊的处境，发作持续时间为5～20min，部分病人在发作时有心电图的缺血改变，部分伴有冠心病易患因素，容易误诊；（2）随着冠心病发病率的增高及发病年龄的年轻化，临床上对冠心病的误诊率也越来越高，除非有作为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否则，临床医生不敢轻易否定该诊断。（3）依靠临床症状及心电学检查诊断冠心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4）部分内科医生对惊恐障碍认识不足，过于相信首次诊断，易导致长期误诊。

3.2防止误诊的措施（1）详细询问病史，尤其是心前区不适的特征。冠心病患者的心前区疼痛，大多呈典型的压榨感，束带感，持续时间为3～5min，心肌梗死发生时，胸痛时间会延长，伴有出汗、窒息感、濒死感，含服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可迅速显效；而惊恐发作患者的胸痛可以是刺痛、闷痛或钝痛，持续时间普遍较长，有显著的心悸、出汗、震颤等植物神经症状或强烈的濒死感或失控感，含服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的效果不明显；（2）冠心病患者的心绞痛发作多与体力劳动及情绪激动有关，而惊恐发作患者的胸痛发作常不可预料，呈自发性、无明显诱因或与情绪及心情有关；（3）冠心病患者在胸痛发作时，多有ECG成组导联的缺血性STT改变，胸痛缓解后ECG与发作时常有明显改变；而惊恐发作患者的胸痛发作时ECG常呈非特异性STT改变，与发作间歇期的ECG无明显改变；（4）冠心病患者在发作间歇期能正常生活，而惊恐发作患者在发作间歇期有惴惴不安、阵发性多汗等症状，常感到自己像一个永远的患者，情绪不稳定，易出现衰竭状态；（5）冠心病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常有一支或一支以上的狭窄或阻塞性病变，狭窄程度多＞50%；而惊恐障碍患者的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无狭窄或阻塞性病变，或狭窄程度＜20%；（6）惊恐障碍患者心理健康水平很低，有明显的精神神经质倾向，情绪不稳定［2］，较少伴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冠心病的易患因素；据国内外文献报道［3～5］，冠心病患者有50%伴有明显的焦虑情绪，有45%伴发抑郁情绪，但惊恐障碍患者的心理症状明显重于冠心病患者。

总之，应在内科医生中普及心理疾病的相关知识。对临床拟诊为冠心病并伴有明显焦虑抑郁情绪者，应当考虑到惊恐障碍的可能性，有条件者应积极行冠状动脉造影术，明确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如能排除冠心病，可以彻底解除患者的心理负担，避免过多不必要的检查与治疗，同时积极给予抗焦虑、抗抑郁治疗及心理治疗，提高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沈渔.精神病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69

［2］卢乐萍，刘雪虹，王力娥.惊恐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及个性特征［J］.中国临床康复，2004，8（3）：410

［3］陈建平，顾卫平，卢尔滨，等.冠心病患者情绪障碍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7，11（3）：143

障碍范文篇2

关键词：听力理解；语言输入；金融词汇

大学金融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过程中，听力在听、说、读、写、译这五个基本技能中是非常重要的输入。金融专业学生们经常在听力训练上花了许多时间，却收效甚微。作为英语教学工作者，我们经常安慰学生说，听力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教师们也在担忧，金融专业学生在过级考试中是否能应对自如。在教学过程中，怎么设计听力训练，怎么实施训练计划，才能迅速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呢？教师们怎么帮助学生们掌握听力技巧从而使其取的好成绩呢？鉴于听力在金融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尝试从听力训练的障碍和对策来进行探讨。

一、金融英语听力训练的障碍

俗话说得好，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只有掌握了学生在听力训练中所面临的问题，才能有效提高其听力水平。接下来，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听力障碍：（一）词汇障碍。词汇是影响学生听力理解的重要因素。学生掌握的词汇量越大，对听力材料的理解度越高。对于国内大学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并没有对金融英语专业词汇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不正常的。学生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单词的重要性。有些老师花了大把时间在训练学生如何猜测词义，而不是引导学生增加自己的词汇量。如果学生都对词汇量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二）背景知识障碍。在不了解金融英语听力文章的背景知识前提之下，相信许多英美国家本土的人拿到一篇听力材料都无法准确把握文章大意。但是，如果训练者提前被告知所听材料的主题或者话题，那么在听力过程中更容易把握文章的大意和细节。众多语言学习者普遍认为，背景知识的掌握对于听力理解至关重要。学生对于所听金融材料的话题越熟悉，理解起来就越容易，反之亦然。例如，我们把两篇话题不同的听力材料给学生练习，一篇是关于银行业务，另一篇是关于大学生就业率。测试结果显示，学生对后一篇文章更加容易理解。（三）情感过滤障碍。很多学生在金融英语材料的听力过程中，心理上很容易紧张，因为担心无法听懂文章的内容。特别是遇到一些生词的时候，对未知的恐惧影响了对整篇听力的理解。这种心理上的担心和害怕正是影响其听力水平正常发挥的巨大因素。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认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受许多情感因素的影响，比如动力、性格和情感状态。前面两者能积极影响学习的效果，最后的情感状态则是消极的影响。针对焦虑感较强的学习者，情感屏障高，获得的语言输入相对较少。因此，克拉申认为，在语言学习的环境中，学习者应当尽量将自己的情感过滤，使其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越低越好。如果学习者非常自信且放松，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之下，语言习得的效果更好。

二、针对性地训练金融英语听力

鉴于以上总结的听力障碍，我们可以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方式来帮助学生提高听力水平。（一）词汇由学生自主习得。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单词的学习扩展中起主导作用。首先，老师们不断强调扩展词汇量的重要性并定期检测词汇。其次，我们给学生介绍用有效的记忆单词的方法，使其事半功倍。在研究学生记忆单词的实验中，我们发现如果把单词放在语境中理解并记忆，持续的时间更长且印象更深。因此，我们鼓励学生们广泛地听和读，在语境中把金融类单词牢牢地记在心里。（二）重视背景知识的拓展。对于有的英语听力训练来说，背景知识在听力理解的过程中更加重要。知识面的拓展有很多有效的途径，可以建议学生大量阅读金融类报纸杂志、收听经济类英文广播、观看原版电影。此外，教师们可以给学生推荐关于各种经济题材的书籍，例如英美国家的经济类、银行类、财务审计类、证券类等等。（三）课堂教学中的训练技巧。传统的听力课堂是这样展开的，教师给学生发放听力材料有关的练习资料，然后进行听力练习。如果学生已经有听力教材，教师就让其打开教材的某一页，然后开始练习。一般难度的材料，教师会让学生听一遍或者几遍，要求其完成相关练习，上交练习资料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完成情况评分。这体现了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对测试的重视。然而，老师们过于重视教，而不是学。我们引导学生增加对听力训练的兴趣，减少情感因素对听力训练的影响。因此，学生的担心和焦虑的心情会被浓厚的兴趣所取代。在听力训练之前，教师们可以通过与话题相关的图片或物品来激发学生的注兴趣。在听力训练时，我们可以设计形式多样的练习题目来让学生完成，例如填空、改错、多选、开放式问答、图表、变化词性等题目。在听力结束以后，为了巩固所学知识，给学生补充一些语言输出的课外作业，比如口语练习、话题演讲、模仿、角色扮演、辩论等。这些作业的目的在于强化信息、拓展知识、加强输出，使学生们将课堂所学的知识用流利的英语表达出来。

三、听力教学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分析非英语专业学生在金融英语听力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寻找有效提高学生金融英语听力水平的办法。同时，听力作为语言习得非常重要的输入，我们应帮助学生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幅度地提高学生对金融英语听力训练的学习积极性。

参考文献：

障碍范文篇3

第一条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做好境外投资经营的后续管理服务工作，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环境，促进境外投资发展，依照《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及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实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是指我驻外经济商务机构、商会及企业等以撰写年度报告和不定期报告的形式，反映境外中资企业在东道国（地区）投资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障碍、壁垒及相关问题，作为商务部制定并年度《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的基础材料之一，并供国内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参考；国内有关部门在全面跟踪了解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遇到的各类问题基础上，通过多双边机制，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报告的主体

第三条各驻外经济商务机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境外中资企业和分支机构（以下简称“中资企业”）及其国内投资者是报告的主体，须按要求向商务部报告。

第四条各驻外经济商务机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应定期组织中资企业对报告内容进行沟通和研讨，全面听取中资企业的意见，认真履行年度报告制度，即每年12月31日以前应将本年度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和经营中实际遇到的问题，按要求报商务部。重大情况应随时报告（报告格式可参考附表1）。

第五条境外中资企业及其国内投资者可以结合境外投资经营活动中实际遇到的问题，针对报告要求的一项或几项内容随时或不定期提出报告（报告格式可参考附表2）。

第六条报告的撰写和签发采用署名制。

第三章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七条报告应如实反映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地区）开展投资经营和服务贸易（包括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设计咨询等）活动的实际情况和遇到的问题。

（一）中资企业投资经营总体情况

1、中资企业在数量、投资规模、行业分布、经营状况等方面的总体情况及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2、中资企业主要投资项目简况，包括企业名称、国内投资者名称(如属经第三国或地区转投资的，请注明)、投资规模、投资方式、主营业务及产品、经营状况、存在主要问题等。

（二）投资环境障碍和风险

1、东道国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中不利于我国投资的；

2、东道国存在的一些给企业经营带来成本负担的非经营性障碍和风险，如公共治安和安全、企业诚信、政府廉政、工会、罢工、公众对外资企业的态度、节假日规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东道国在交通、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供应和价格方面影响企业投资经营的缺陷或不足。

（三）投资壁垒和服务贸易壁垒

东道国政府实施或支持实施的下列违反多、双边协定，对我国企业开展投资经营和服务贸易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合理的阻碍、限制或损害的措施，视为投资壁垒或服务贸易壁垒，主要分为：

1、准入壁垒，如不合理地限制我国投资的进入，WTO成员未按照其承诺向我国投资开放某些特定领域；工程承包招标中，政府规定我国公司必须同当地企业联合投标或承诺分包给当地公司才允许参加投标等。

2、经营壁垒，如从产、供、销、人、财、物等多方面，对中资企业的经营活动设置不合理限制；工作签证难；政府部门办事程序不透明或手续繁冗复杂等。

3、退出壁垒，如限制我国投资退出或限制中资企业将经营利润汇出境。

（四）应对措施建议

报告主体对上述问题、障碍和投资壁垒的应对措施建议。

第四章报告的报送和公布

第八条报告应统一以书面和网上报送形式报送商务部（合作司、相关地区司、公平贸易局）。

有条件的机构，应充分利用商务部政务信息互送处理系统报送报告材料；也可以在商务部网站（*）合作指南子站“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栏目上直接填表发送，或通过电子邮箱发送（合作司加工处：*;公平贸易局壁垒调查处:*）。

第九条在保护企业利益及其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商务部将定期通过《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等方式公布有关报告内容，表达对东道国投资环境中存在问题的关注，提醒投资企业规避风险。

第五章报告问题的解决机制

第十条商务部在接到报告后，将根据报告反映的问题，及时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商，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

障碍范文篇4

成功的知识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公司在创造、保留和运用知识方面如何才能取得成功？一则Korn/Ferry国际研究机构与马歇尔商业学校USC中心新近执行的研究回答了这些问题。

许多知识型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倾向于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采用“以一代全”的知识管理策略。Korn/Ferry总裁兼CEOWindleB.Priem解释说，有些知识是容易获取和储存的，有些则是潜在未知的，或者是快速更新变换的。试图将许多不同种类的知识装进一个单一的系统以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你会发现这种做法是徒劳无益的。

一个成功的知识管理中存在的障碍公司还应该关注什么？在营造一个以知识为驱动的组织中存在的障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障碍之一：将知识管理的任务分配给某个个体，如一位首席知识学习管理官员，或者一个单独的机构/部门。知识管理与分享没有成为一线员工和他们领导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

障碍之二：建立一个“95％”的解决方案。公司应该利用今天成熟的科学工具，快速制定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但是一位不成熟的用户就不能成功地利用现有知识去适应特殊需求，新的工具就会更容易、更快速地传递错误的答案。

障碍之三：大家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员工唯一能得到回报的是他们的工作业绩。如果有组织的知识分享被看作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员工的角度看来，他们最关心的只是完成眼前的硬性任务而已。

障碍之四：公司将职业管理职责推委给个体。尽管今天的员工都积极地管理起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公司仍然需要共同承担此职责义务，和员工一起交流分享公司目标，教授员工如何掌握新的技能。

建立知识管理机构的有效方式公司怎样才能将自己转换成成功的知识型企业？Korn/Ferry提出以下几步措施：

1．建立一个新型的、强大的商业阵容，战胜“体系惯性”（inertiainthesystem），进而发展成一个知识型企业。

2．制定和交流公司新的远景规划和价值观。

3．确定公司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障碍范文篇5

［关键词］面神经炎；中医护理；理疗；生活质量；抑郁脑性

瘫痪（Cerebral.Palsy，CP）简称脑瘫，是儿科常见神经系统疾病。文献报道，57%~92%的脑瘫患儿合并吞咽障碍［1-2］，临床表现为流涎、饮水呛咳、咀嚼能力不足、构音不清等；吞咽障碍会导致患儿营养不良、吸入性肺炎、进食过程中窒息、慢性肺病等一系列继发性障碍，严重者可致患儿死亡［3-4］。因此，吞咽障碍干预对脑瘫患儿的康复护理和康复疗效有重要意义。目前，临床常用的吞咽障碍治疗方法为口腔感知觉促进技术和口颜面功能训练，笔者在此基础上应用穴位按摩联合康复护理干预，观察脑瘫患儿吞咽功能改善情况，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收集2017年1月~2018年12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南海妇产儿童医院就诊的脑瘫伴吞咽障碍患儿60例，按就诊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0例。对照组男19例、女11例，年龄11~66（31.37±13.92）个月；痉挛型脑瘫15例，不随意运动型脑瘫8例，混合型脑瘫7例；轻度吞咽障碍20例，中度吞咽障碍7例，重度吞咽障碍3例。观察组男20例、女10例，年龄12~69（32.19±13.27）个月；痉挛型脑瘫16例，不随意运动型脑瘫8例，混合型脑瘫6例；轻度吞咽障碍19例，中度吞咽障碍7例，重度吞咽障碍4例。两组患儿性别、年龄、脑瘫分型、吞咽障碍严重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1.2诊断标准。①符合《中国脑性瘫痪康复指南（2015）》中痉挛型脑瘫、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和混合型脑瘫的诊断标准［5］。②吞咽障碍参照文献［6］拟定：符合进食缓慢、吞咽困难的临床表现，伴有流涎、咀嚼无力、饮水呛咳、构音不清、咽反射减弱或延迟等。1.3纳入与排除标准。1.3.1纳入标准。①男女不限；②年龄11个月~6岁；③智力水平：Gesell发育商数≥45分；④签署知情同意书。1.3.2排除标准。①染色体疾病、遗传代谢性疾病等原因导致的吞咽障碍；②癫痫发作期；③腭裂等先天性咽喉部畸形患儿；④合并严重的心肝肾等系统疾病。1.4干预方法。1.4.1对照组。给予口腔感知觉促进技术和口颜面功能训练，每次40min，每天1次，每周6次，3周为1个疗程，共治疗3个疗程。①冷刺激技术：利用温度（冰）刺激外脸颊、口腔内、舌头及颊部，每个部位轻触5s/次，可重复刺激5次，在患儿进食30min前进行，每天4次。若在训练中患儿的吞咽动作有改善，可将冰刺激时间缩减为3s/次，擦干刺激部位后立即进行动作训练。②口腔运动训练技术：治疗师用手指轻触脸颊，诱发唇闭合动作，或采用将头和肩膀往前倾斜，以手指固定下颌，用稳定的力量下压，诱发唇闭合动作。口腔运动训练开始时以被动训练为主，然后随着各结构功能的好转，逐渐转向主动训练。③舌控制训练技术：治疗师用压舌板将舌尖下压，当压力放松时舌头自然弹回，再以压舌板协助舌上抬；使用压舌棒协助舌头向侧方运动。1.4.2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穴位按摩联合康复护理干预措施。①穴位按摩：点按百会、风府、哑门、翳风，拿揉风池，按揉承浆、颊车、地仓、大迎、廉泉及咽喉部气管两侧肌群。痉挛型脑瘫患儿和张力障碍、徐动-痉挛为主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按摩手法宜轻柔、缓慢，舞蹈-徐动为主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按摩手法用力稍重、快速。按摩治疗开始手法宜轻柔、然后缓慢增加手法力度，以患儿耐受和不引起患儿哭闹反抗为度。每次20min，每天1次，每周6次，3周为1个疗程，共治疗3个疗程。②康复护理干预：入院时由管床护士应用科室自拟的《吞咽障碍评估表》对患儿进行初步评估，内容包括管道、进食方式、进食时间、进食餐具、食物种类、呛咳、痰液、意识水平、精神状态、头部活动、呼吸功能、口颜面功能、喂食体位、原始反射，根据评估结果，指导家长进食方式、进食姿势及技巧等。同时，根据患儿营养状况，中医辨证制定食疗配方，指导家长制作并喂食。指导家长揉按中脘、足三里、脾俞、梁丘及摩腹、捏脊。每周指导1次，每次时间不少于30min。1.5观察指标。①吞咽障碍调查问卷（DDS）［7］：该量表共有8个问题，从口腔期、咽期和食管期3个方面全面评价吞咽功能，1分表示存在问题，0分表示完全正常，总分24分，分数越高表示吞咽功能越差。②TDS分级［8］：该量表根据患儿流涎的严重程度分为I~V级，I级正常，V级流涎最严重。采用1~5分的评分方法，即I级计1分、II级计2分、III级计3分、IV级计4分、VI级计5分，分值越高表示流涎越严重。③疗效标准［6,9］：患儿能自如进食，吞咽障碍完全恢复为显效；咀嚼、呛咳或呕吐次数开始下降，吞咽障碍明显好转为有效；症状均无减轻，吞咽障碍无明显好转为无效。1.6统计方法。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sx±）表示，两组间均值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t′检验；自身前后对照均值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两组构成比和等级资料比较，以频数（f）、构成比（P）和平均秩次（R）表示，采用Mann-WhitneyU检验。两组百分率比较采用Fisherχ2检验；均由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α=0.05。

2结果

2.1吞咽功能。表1结果显示，两组患儿治疗前DD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DDS评分较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2流涎程度。表2结果显示，两组患儿治疗前TD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TDS评分较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3临床疗效。表3结果显示，治疗3个疗程后，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0.00%，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0.00%；经Ridit分析，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观察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

3讨论

脑瘫是由于损伤了锥体系、锥体外系或小脑系统导致肌张力障碍和运动障碍，由于脑损伤同时损害了吞咽高级中枢，导致脑瘫患儿吞咽动作的稳定性下降和不协调［10-11］，因此吞咽障碍是脑瘫患儿常见的伴随症状。研究表明，脑瘫患儿的下意识吞咽频率较正常儿童慢，脑瘫伴流涎患儿的有效吞咽动作少，且唇闭合功能差，造成了患儿吞咽-呼吸协调性下降和食管运动障碍，严重影响生存质量和日常照护［4,12］。对于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运动康复是临床关注的焦点，关于吞咽障碍的康复关注度仍较低。目前，吞咽障碍的治疗以口腔感知觉刺激及口颜面功能训练为主，通过治疗可以改善患儿口腔感觉能力，增强吞咽反射［13］。研究表明，口腔感知觉刺激联合其他治疗可明显改善脑瘫患儿吞咽功能和构音障碍［14］。因此，本研究以口腔感知觉刺激技术联合口腔运动训练、舌头控制训练作为对照研究。中医学认为，脑瘫病机为本虚标实，治疗以扶正固本，活血通络为法。文献报道，穴位按摩能增加相关吞咽肌群的触觉和本体觉，提高吞咽中枢的神经兴奋性；其次，通过按摩手法亦能降低吞咽肌群的张力，增加肌肉的运动协调性，提高有效吞咽动作频次，减少流涎［15-16］。本研究选取百会、风府、哑门、翳风、风池、承浆、颊车、地仓、大迎、廉泉及咽喉部气管两侧肌群为治疗部位，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抑制不协调运动，促进口唇闭合动作。由于穴位按摩为非侵入性治疗，患儿接受程度高，依从性好，被广泛应用于成人和儿童吞咽障碍治疗［17］。

障碍范文篇6

一、绿色食品贸易中的信息障碍及其特殊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是以市场交换无摩擦为假定前提的。在一般产品贸易中,由于买卖双方拥有的产品品质信息的不对称,市场机制在配置产品时会“失灵”(makefailure)。在绿色食品贸易中,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特征更明显,它不仅可能会产生一般产品贸易中由主观、人为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的信息障碍(本文称之为A型),而且还可能会产生由客观自然环境影响所致的信息障碍(本文称之为B型),还可能会产生由上述两种原因共同所致的信息障碍(本文称之为C型)。

(一)一般产品贸易中的信息障碍(A型)

由于买卖双方所拥有的产品品质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卖方通常对产品的品质拥有的信息比买方更多,而买方在难以甄别产品品质时,往往根据市场上产品的平均品质出价。这时拥有高品质的人就可能退出市场,此时产品的平均品质更低,买方继续压低价格,导致质量次好的品质退出市场,这个过程的均衡状态就是“较低品质的产品”留在市场上。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也就是阿克尔洛夫所说的“柠檬市场”(lemonsmodel)(GeorgeA.Akerlof,1970)②。另一方面,由于高品质产品的生产成本要高于低品质产品的生产成本,而生产者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机会主义行为极易形成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GeorgeA.Akerlof,1970)③,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价格,以“低品质产品”冒充“高品质产品”,通过损害消费者而获利。“在市场不是竞争性的情况下,经济不只是可能出现效率方面的问题,信息问题也会导致市场失灵”④。中国的绿色食品贸易中也有类似的状况:一是一些企业违规使用绿色食品标记,甚至假冒绿色食品标记①,造成了绿色食品的信誉危机,进而影响绿色食品生产经营厂商的收益;二是消费者真假难辨,无所适从,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侵害,绿色食品的需求受到抑制。②显然,绿色食品贸易中的信息障碍带来的激励扭曲制约了绿色食品的进一步发展。

(二)绿色食品贸易中信息障碍的特殊性(B型、C型)

在绿色食品贸易中,它不仅可能产生一般产品贸易中由主观、人为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的信息障碍,即A型,而且还可能产生由客观自然环境影响所致的信息障碍,即B型,因而具有特殊性。在绿色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虽然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是同时产生的,但是由于产品环境效应的信息不完全,所以人们往往只看到经济效应而忽视环境效应。而产品环境效应的信息不完全是由环境效应本身的特点所引起的。③(1)迂回间接。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被生产者感受到的途径是不同的:经济效应往往是直接可见的,而环境效应却往往是迂回的、间接的。例如,在农作物种植中,生产者直接受益的并进行统计的是农作物的直接经济收益,因而他们以农药、化肥等的增加来换取农作物收益的增加。而农药、化肥等过量使用,一方面,由于农药残留量等超标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造成了公共水体的大量非点源污染,同时也使土壤中原有的微生物被扼杀,造成土地板结、龟裂,最终也会损害农民自身的利益。环境效应虽然在宏观上对全社会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在微观上对生产者的利益却只有间接的影响。这一特点很容易使一些人在经济活动中不顾事关全局的环境利益而单纯追求局部的经济效益。(2)积累突变后才显现。自然环境对任何种类的压力虽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这种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系统的影响往往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在不同种类的环境支持系统中,这种积累时间的长短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几天,有的几年,有的甚至这代人的经济活动,要到几代人之后其环境影响的结果才显现出来。一般来说,只要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还没有发展到根本改变环境系统的平衡状态时,环境系统尚能通过自我调节维持某种平衡。大多数环境影响具有隐蔽地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发生变化才表现出来的特性。这种特性成了人们以往只看到眼前的经济收益而看不到长远的环境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3)难以用货币计算。人们通过经济活动所得到的经济效应一般都是可以用货币直接进行计量的,但环境效应就不同了。首先,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多都是难以用货币进行计算的。例如,自然景观的美学、观赏价值,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珍稀动植物种群的科学研究价值,污染引起的疾病死亡率上升后人的生命价值等,都是难以用货币量化的。其次,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还与自然环境本身的演变,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无法一一分清。某些环境因素,如水、空气,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些都使人们在分析某个具体环境问题时,无法断定其确切的因果关系。这种不确定性也给人们用货币定量分析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把获取经济成果作为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经济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虽在局部地区不断出现,但在整体上并不明显,极易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就所掩盖。这使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错觉,即经济再生产似乎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里自行运转,与自然环境无关。实际上,经济系统的任何活动都必然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使其发生某种变化;而环境系统的这种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系统。随着现代生产力水平的长足进展以及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种作用与反作用正日趋明显。可见,由于产品的环境效应具有迂回间接、积累突变后才显现及难以用货币计量等的特性,因而人们(包括生产者、销售者)所获得产品的环境效应信息常常是不完全的。例如,统计表明,目前全国存栏猪是4亿头,97%是散养的,这意味着市场上绝大部分猪无法确认其来源以及受环境污染的影响。①再如,从某一河流中不同时空捕的鱼也很难对它们所受水污染的不同影响一目了然(即使捕鱼者也不得而知)。又如,在食品的整个生产链中存在着生产、采购、运输、加工、销售等多个工序与环节,在各个环节上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均会存在有关环境效应的信息不对称。这意味着在绿色食品贸易中,可能会出现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所获得的产品的环境效应信息均是不完全的。

在绿色食品贸易中,除可能出现上述A、B两种类型的信息障碍外,还可能出现C型信息障碍,即由主观、人为机会主义行为和客观自然环境影响共同所致的信息障碍(A型与B型兼而有之)。一般而言,绿色食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普通食品,其理由主要有三:其一,生产者在生产和加工绿色食品过程中,不仅要保证食品的质量,而且要兼顾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护消费者健康,这就要求生产者要实行“从土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并达到绿色食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产过程标准、产品标准、产品包装、标签及储藏、运输标准等,因而增加了食品的生产和加工成本。其二,供给方发送绿色食品信息所需要的成本,如信息认证(含环境标志)成本。其三,绿色食品食用安全,有益人体健康,改善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尤其在消费者环保观念和环保意识日益强化的背景下,消费者愿意购买高价绿色食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绿色食品的价格一般要比普通食品高20%—50%,超市中的蔬菜水果则一般是普通的2倍②。这较高的价格无疑能够给生产者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也使生产者在绿色食品上的投入得到了较强的激励。然而,由于绿色食品贸易中信息障碍的存在,部分生产者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普通食品”冒充“绿色食品”,从而造成绿色食品的信誉危机。对消费者来讲,由于处于信息劣势方,特别是在绿色食品鱼龙混杂的情况下,绿色食品贸易中的信息障碍不仅会遏制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市场需求,而且还可能威胁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可见,绿色食品中的信息障碍带来的激励扭曲可能会导致绿色食品贸易难以可持续发展。因此,化解信息障碍是绿色食品贸易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化解信息障碍的制度安排之一:效率导向型的信号发送机制

(一)信号显示和信息甄别机制在我国绿色食品贸易中的局限性

化解信息障碍的方法之一,是信息优势方把信息发送出去,或信息劣势方设法从对方获取信息。在一般产品贸易中,供给者一般处于信息优势方,为了实现产品的价值,掌握真实信息的供给者会设法通过一个机制把真实信息传送出去。这就是迈克尔•斯彭斯(A.M.Spence)的信号显示机制(signallingmodel)(A.M.Spence,1973)。③例如,产品的质量认证、产品的售后服务等都是发送产品的质量信息。然而,当产品供给方没有向需求方发送产品质量信息,或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向需求方发送虚假信息时,信息劣势方可诱使信息优势方披露其产品信息,即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的信息甄别机制(screeningmodel)。④例如,保险公司对顾客提供多种保单,其中赔付率越低的,保费也越低,反之同理。这样,缺乏信息的保险公司就能从顾客对保单的选择中,获取顾客更多的信息。虽然上述两种机制在化解一般产品贸易中的信息障碍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绿色食品贸易特别是我国绿色食品贸易中信息障碍的特殊性,使上述两种机制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其局限性。其一,一般而言,由于食品的供给者比较了解食品的产地资源环境(水质、土壤和气候条件等)、生产过程和加工过程,是产品信息的优势方,由他们提供产品信息可以节省信息搜寻成本,因而由他们发送信号的成本在理论上将是较低的。一般市场上传递食品品质信息的方式有三种:即外观、品牌和认证体系(含环境标志)。外观通常难以区分,品牌战略和认证体系又要靠资金实力支持。然而,中国农产品(绝大多数初级食品)生产者的分散状况在全世界都是突出的,加上食品加工企业多、小、散、乱、差的状况短时期内难以转变。这一生产体系难以支付(或“分摊”)相对“巨额”的“信息(认证)成本”,故由其“发信号”,对大多数生产者而言,是难以实行的。绿色食品叫好不旺销,通常放在超市,成本高;放在集贸市场,消费者又不信任,形成“曲高和寡”。其二,在绿色食品贸易中,买方可以利用自己的绿色认知能力,凭借一些简单的检测手段,评判食品质量的高低。然而,由于绿色食品质量甄别的技术性以及消费者对相关知识掌握的有限性,因此,斯蒂格利茨的信息甄别机制在此并不有效。其三,绿色食品不同于一般产品,前者的信息障碍不仅来自产品市场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还来自于产品的环境效应信息不完全。即信息障碍既可能由主观、人为机会主义行为所致(A型)、又可能由客观自然环境影响所致(B型)、还有可能由上述两种原因共同影响所致(C型)。由客观自然环境影响所致的信息障碍,有时连食品供给者自己也难以掌握其全部信息。只有通过足够的抽样调查和专用设备检测才能掌握环境效应的动态信息,而这需要巨额的成本费用。显然,这类信息由生产者或销售者提供,或由消费者来甄别往往是有难度的。

(二)第三方信号发送机制的理论依据和可能性

中国绿色食品贸易发展的空间巨大,但目前受特殊信息障碍的制约,现有的矫正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及措施尚难以化解这一障碍,若要化解这一障碍,必须另辟蹊径。我们认为,交易双方之外独立的第三方(由政府和民间两个层次提供绿色信息,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普查局和盖洛普①)发信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中国绿色食品贸易中的信息障碍。由政府支持建立第三方信号发送机构的理由有:第一,绿色食品涉及环境资源,而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市场机制在配置环境物品时会失灵。第二,绿色食品不同于一般产品,前者的信息障碍不仅来自产品市场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还来自于产品的环境效应信息不完全。由于产品环境效应具有隐蔽、弥散、迂回、间接和渐渐积累后才突现的特点,以致连生产者(或销售者)自己也难以掌握其全部信息。可见,基础性的大规模的环保检测和信息发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第三,目前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特别是山区、边远和贫困地区的农民很少或完全不使用化肥、农药,那些地区的农副产品实际上是在生态良好的环境中生长的,是真正的绿色(有机)食品,只要在生产和流通管理上能得到经济而有效的环境认证,就可获得巨大的外部经济性和社会效益,政府用转移支付提供特殊的公共品———“认证体系”,有利于此类环境资源隐性价值的显化并将形成有利于经济与环境的激励兼容,且建立在有关主体内生利益协调基础之上。第四,政府指定的技术质量监督局②定期抽查绿色食品质量,并向社会公布。政府建立的第三方发信号机构的功能类似于“公平秤”机制,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认证机构;其二是发送信号,尤其是环境资源和产品的环境效应信息;其三是抽查和公布绿色食品供给者发送信息的质量,实质上是对供给者发送的信息进行甄别。第三方发信号机制的构建,虽然势必会增加政府的支出,如专用检测设备的购置、机构存在所需要支付的有关费用如工作人员的工资等,但是,政府通过建立第三方“发信号”机制也会受益。例如,(1)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绿色食品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收益,一是避免市场失灵,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二是促使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隐性资源显化,山区、边远和贫困地区等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起到扶贫的作用,而且可以增加政府的税收。(3)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人们可以食用安全、优质、营养的绿色食品,从而可以减少公共疾病,降低医疗开支。(4)环境因素已成为影响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贸往来的扩大和“绿色贸易”的增多,不仅能使我国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而且有利于将国际市场上的“绿色需求”信息更多、更有效地传导到国内来,促使中国企业更重视“绿色”的生产与营销。(5)使整个社会更加重视生态与环境保护。从长期来看,信息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将会得到经济主体的日益重视。“信息是具有价值的,人们愿意为得到它而支付费用。”“就像劳动和资本有市场那样,也存在着信息市场,信息也有价格。”①在信息市场中,信息产品的价格由供求决定。民间的绿色食品质量型“公平秤”机构要在自愿、平等和有偿的原则上建立。这类机构的建立,早期可由政府扶持,但要使其具有公信力,从中长期来看必须和政府分开,企业化运作,通过市场竞争逐渐建立其权威性。这类机构类似于美国的信用记录局(企业性质),一是收集、整理、分析和记录企业绿色产品质量、信用历史和信誉水平;二是收集国内外市场上“绿色信息”,包括绿色消费信息、绿色产品信息、绿色科技信息、绿色法规信息、绿色竞争信息等,并与整个社会的诚信信息系统相融合。显然,这类机构的存在,既可满足消费者获取信息产品的需求,又可促进企业更关注自己的声誉,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还可为企业掌握国内外市场动态,提高企业基于环保的竞争力提供条件。

(三)效率导向型的信号发送机制

1.信号发送机制要以效率为导向。信号发送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可以矫正绿色食品贸易中的信息障碍,但必须要以信号发送的高效率为支撑。信息优势方向信息劣势方发送信息,或信息劣势方设法从信息优势方得到信息,或第三方发送信息,都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当“发信号”成本较高时,供给方的净盈余会减少;如将此成本“转嫁”至消费者,即绿色商品价格较高,则会抑制需求,如下图(见第41页)所示。在绿色食品贸易中,随着价格的提高,食品的平均质量在提高,如图1所示。衡量消费者对产品“价值”评价的一种方法,是看消费者在一特定价格下从产品中获得多少质量;②按照这种衡量方法,最优的价值出现在p*1p*2区间之间。如果p*1p*2区间之间价值是最优的,该区间对应的需求量也是最多的,如图2所示。由于绿色食品生产需要成本,发信号也需要成本,因而,当绿色食品价格低于p*1时,消费者对食品的质量会产生不信任感,需求量会下降。而当绿色食品价格高于p*2时,由于收入条件等的约束,消费者需求量也会下降。当然,需求曲线也会发生移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在人们效用函数中的权重不断变大,这种心理的变化通过产品市场上的选择表现为“绿色食品”的兴起,如图3所示。非绿色食品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当收入超过I1时,需求量反而下降;而绿色食品的恩格尔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量上升。图4通过“吉芬商品”效应说明绿色食品需求量上升的道理。图4中,U1、U2为无差异曲线,RS为预算线。现假定收入水平、绿色食品价格不变,并假设在此收入水平下,非绿色食品为“吉芬商品”,在非绿色食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预算线为RS1,均衡点由A点移到B点,显然,随着非绿色食品价格的下降,非绿色食品的需求量反而减少,而绿色食品的需求量却增加了。可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绿色食品的需求曲线会向右移动,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然而,在中国目前绿色食品贸易中,“发信号”效率较低,绿色食品的价格往往大于p*2,这也是制约中国绿色食品贸易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认为,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信息“认证”成本和信息“甄别”成本等可以提高“信号发送”的效率。

2.提高信号发送效率的实现途径。提高信号发送效率的关键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通过建立绿色食品基地与“农户+合作社+公司”的体系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信息认证成本等交易成本,提高“发信号”效率。千家万户的农户及其他小生产者如果形成合作经济组织,联合起来与“龙头”公司结盟,形成一个体系,就可提高自己的主体地位和“发信号”效率。“一盘散沙”式的生产者难以直接进入现代流通领域,也无法在“农户+公司”的模式中取得相对称的主体地位。同时,“龙头”公司也无需面对分散无组织的众多生产者,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的履约成本,降低交易费用。由于绿色食品基地的固定性,绿色食品的销售者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并通过减少抽检次数、提高检测仪器的共享性等,以减少检测费用,从而提高检测效率;另一方面,绿色食品的生产者通过规模生产,可以分摊巨额环境认证成本,提高信号发送效率。其二,建立绿色食品行业协会。目前,中国生产绿色食品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甚至大多数为千家万户的农户,因而建立行业协会尤为必要。首先,行业协会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制定行业规范,建立涵盖产地环境等环节的质量标准体系,统一制定产品检测的方法,规范会员企业竞争行为,形成自律和合作博弈,达到共赢局面;其次,行业协会可为会员企业提供多种服务,实行会员企业信息共享。行业协会可以向会员企业提供国内外市场的动态资料和分析报告,对行业的市场、供求、价格、技术创新、产品结构、绿色壁垒等一系列情况进行研究,建立良好的预警机制,从而使企业尽快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适时调整企业的发展规划,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再次,行业协会可以推动会员企业申报绿色标志,设立绿色专柜、专卖商店等开展生态商业销售活动,发送令消费者可信的产品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行业协会在反假冒伪劣产品方面有较大的作用。由于行业协会多为本行业的企业组建而成,对行业内的经营行为比较熟悉,对出现的假冒伪劣情况掌握较快,而且由于假冒伪劣行为侵害了同行业其他经营者利益并导致消费者对该行业产生不信任感,因而行业协会常常可以比政府部门更快、更准地揭露、查处假冒伪劣食品。同时,会员企业可以分摊产品检测设备的费用,降低信号发送的成本。可见,绿色食品行业协会的建立,有利于提高会员企业“发信号”的效率。其三,从“标准”做起,提高发信号效率。目前,中国从事农产品种植的农户,只有大约1/3掌握了普通的田间生产技术,许多甚至连常规的栽培技术都不懂,大部分农民仍然沿用传统种植方法。这种粗放式、经验式的种植管理和发达国家科技化、集约化生产管理差距甚远。目前,中国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还很不健全,表现在相应标准不配套、不适用、不接轨(大多低于国际标准)。又由于多头管理,存在着交叉冲突。农产品的追溯性标准基本上还是空白。目前,正在调整的食品行业标准体系将使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由23%提高到55%,①这与“接轨”还有很大距离。我们认为,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既可以改善国内环境和减少消费者食品安全的隐患,又可以提高绿色食品生产者发信号效率。只有在标准上与国际接轨,中国农产品达到绿色食品AA级的数量才会更多,农产品才能真正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中跨越“绿色壁垒”,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化解信息障碍的制度安排之二:重复博弈和阻遏性规制

信息障碍不仅来自信息不全,而且来自信息失真。由于利益的驱动,部分生产者和销售者向消费者提供“假信息”,从而导致在绿色食品贸易中,假冒伪劣食品层出不穷,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又给其他生产者带来了负激励,因而严重制约了绿色食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要化解绿色食品贸易中的信息障碍,还需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和营造一个诚信的市场环境,其中,构建“重复博弈”机制和能对不诚信行为产生有效阻遏的制度之形成是关键。具体来讲:

(一)建立和健全重复博弈的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制度并不常常是实现合作和解决冲突的最有效安排,一些非价格制度也许会更有效。非价格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参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而重复博弈可以减少人们的“道德风险”,注重自己的声誉,减少违规现象。克瑞普斯等的声誉模型(reputationmodel,1982)理论的研究表明: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支付函数或战略空间的不完全信息对均衡结果有重要影响。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没必要是无限的),参与人就倾向于选择合作行为。将这一模型运用于信息市场,则可以解释为:第三方发信号机构、卖方与买方之间的多次博弈,第三方发信号机构和卖方出于声誉方面的考虑,总是倾向于选择对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以获得市场对它们的信任,从而第三方发信号机构具有公信力,卖方可以获得更多的长期利润,而买方可以获得预期效用,因而可以达到多赢。在绿色食品贸易中,要消除信息障碍带来的市场失灵,就要设计一种机制(制度安排),使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由一次性博弈(即“一锤子”买卖)向重复博弈转化,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能达到集体理性。在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生产者是产品信息的优势方;销售者相对于生产者是信息的劣势方,相对于消费者是产品信息优势方;消费者是产品信息的劣势方。由于绿色食品厂家分布广、品牌多、规模小,消费者又具有分散性,绿色食品厂商可以通过连锁经营、品牌经营、集中采供等来形成一个“长期的参与人”。这样,厂商既可以从单次博弈到多次博弈为自己建立信誉,又可以通过连锁经营等方法扩大规模,分摊产品抽样调查和专用检测技术设备的成本和发送产品信息的费用。只有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声誉机制才能对销售者和生产者起作用,绿色食品的供方才会重视自己的声誉,激励、约束自己的行为,遏制企业“道德风险”的出现。而假冒绿色食品行为的减少会促进消费者对绿色食品需求量的增加,图2中的需求曲线会向右移动,此时企业的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促进绿色食品贸易可持续发展。

障碍范文篇7

【关键词】癌症；抑郁情绪；焦虑情绪

癌症患者的情绪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用药的依从性、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研究发现癌症患者的情绪障碍不会因癌症病情的缓解而自动好转［1］。癌症患者的情绪障碍常以躯体形式表现，如头痛、头昏、心慌等，使医生忽略了患者的情绪障碍。本调查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2］对不同类型癌症住院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了解癌症患者的情绪障碍状况。

1资料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2000年1月～8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的100例癌症患者为调查对象。入组标准：（1）初中以上文化；（2）既往无精神病史；（3）均为昆明地区居民。其中：男58例，女42例；年龄28a～76a，平均（58.57±13.98）a；婚姻状况：已婚88例，丧偶5例，离婚4例，未婚3例；职业：工人35例，农民30例，干部18例，个体13例，其他4例；诊断：直肠癌26例，肺癌18例，胃癌12例，肝癌12例，膀胱癌9例，胆囊癌5例，宫颈癌5例，卵巢癌5例，胰腺癌4例，肾癌2例，皮肤癌2例。

1.2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调查，统一指导用语及填表方法，当场收回问卷。共发120份，剔除不合格量表后，实收100份，回收率83.3%。由3位受过专业培训的医师评分。评定标准：SAS总分42～50分为轻度焦虑，51～60分为中度焦虑，≥61分为重度焦虑；SDS总分为41～53分为轻度抑郁，54～60分为中度抑郁，≥61分为重度抑郁，且随分值的增高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加重［2］。采用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SAS、SDS评分与常模比较

癌症住院患者SAS及SDS总分平均为(48.23±6.65)及（50.67±7.23），常模组分别为（42.98±9.98）及（41.88±10.57），两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2.33，2.63；P<0.05）。

2.2焦虑抑郁程度

轻、中、重度焦虑的患者分别为28例、62例和10例；轻、中、重度抑郁的患者分别为32例、60例和8例。

2.3焦虑抑郁症状分布

SAS症状分布：感到紧张或容易紧张68例，容易烦恼和激动60例，四肢发抖打颤58例，手脚麻木和刺痛62例，脸部发红发热57例，消化不良76例。SDS症状分布：对生活兴趣下降78例，对未来感到没有希望72例，便秘烦恼56例，感觉心跳加快75例。

3讨论

据调查，我国城市癌症发病率高于农村；死亡率分别为128.03/10万和112.36/10万［3］。癌症严重影响患者和家庭的心理健康，患者常悲观绝望，怨天忧人，拒绝治疗，逐渐出现情绪障碍。Massie等［4］观察215例癌症患者，47%的患者有精神障碍，其中67%以上表现为情绪障碍。本调查显示，癌症住院患者的抑郁多继于焦虑后出现［5］。主要表现为紧张、烦恼和激动，生活兴趣下降及对未来感到无希望。可能原因为；(1)癌症的确诊对患者是一个重大精神刺激，使其无法接受身患“绝症”的事实而出现恐惧忧伤；(2)因患癌症无法完成在家庭中所充当的角色，且拖累家庭其他成员；(3)癌症的治疗病程较长，加重了经济负担；(4)难以控制的疼痛；(5)某些难以忍受的诊治过程，如某些侵入性检查。本调查还显示，癌症患者SAS和SDS评分增高，而且单项症状超过半数以上患者的躯体化症状各占4项和2项，易使临床医生误认为其为癌症本身症状或治疗所致，忽略了患者的情绪障碍，从而影响疗效。因此，对癌症住院患者伴发的情绪障碍，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早期发现：如果患者存在2w以上的焦虑、心境恶劣、绝望或无助感并达到一定程度［6］，应该考虑存在焦虑的抑郁情绪；（2）心理干预：包括心理治疗或社会家庭系统支持，以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配合治疗。（3）药物治疗：小剂量抗焦虑、抑郁药物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抗癌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昂秋育，王祖.肿瘤与抑郁症［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0，27（3）：136

［2］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资料摘编［G］.1991:66

［4］MassieML.TheCancerpatientWithpain:psychiatricComplicationsandtheirmanagement［J］.MedcliNorthAm，1987，71:243

障碍范文篇8

关键词：货币合作层次障碍对策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增强，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出现了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世界经济两极的西欧和北美在一体化方面进展迅速，分别建立了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东亚在区域合作方面进展缓慢，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获得进展外，其它区域经济合作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而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欧元的问世以及稳定运行，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了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以实现价格稳定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模式，并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而在北美，美元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中。由于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周期不一致，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已不再是最优选择，东亚货币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又不具备建立类似欧洲统一货币的条件。面对世界经济其它两极的挑战，东亚货币合作该何去何从？

由于种种原因，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各国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催化剂，各国开始意识到货币合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设想和倡议，从“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10+3”（即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财政金融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到“清迈倡议”的签署和落实以及亚洲债券市场的启动，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尽管东亚国家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并且在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欧洲货币合作相比，东亚货币合作刚刚起步。各国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程度影响和制约着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如果合作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欧元区那样的统一货币可能面临更多障碍，需要经历更漫长的路程。

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障碍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东亚地区内部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地区）共同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为第三层次，其它东盟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为第四层次。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比较大，没有欧共体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时经济发展接近的实观背景。

由于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同，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经济学家为政府进行经济决策和预测时使用的计量模型也不同，因此对国际宏观经济协调的成本和利益估计就不同。这种不确定性存在最终导致两个结果：对经济问题及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协调参与的积极性有所不同，很难达成一致性；即使通过协调达成一致性，对协调效果的评估也会存在不同，政策制定者很容易认为其协调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中只能得到消极的教训。

政治障碍是制约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因素

Mintz(1970)认为，政治上联合的意愿有时候被认为是采用共同货币的一个重要条件。Cohen(2000)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主权国家的权力安排。Mundell(2001)则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入单一货币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不会成功。

欧元得以顺利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洲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非常脆弱，受到许多敏感因素如政治、民族情绪等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协调涉及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在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货币金融的范围。货币合作需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主要是货币主权，执行某些共同政策，建立统一协调区域内部经济金融政策的超国家机构。西方文明有一种很强的契约观，各国均强调要有一种正式的制度来约束参与合作的各方，因此也就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一个大欧洲）而彼此让渡或放弃一部分主权，如货币主权等，从而使欧元顺利诞生。

相比较而言，由于过去几十年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区域合作，使东亚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其特点有三：一是非正式性，如APEC一直强调其论坛性质，反对欧洲让渡一部分主权、建立一种正式的制度；二是强调互不干涉成员国的内政；三是寻求达成共识，将有分歧的问题搁置起来。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以及对主权的强烈要求，是无法适应区域货币合作进一步发展需要的。

此外，东亚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是货币合作走向区域货币联盟极为重要的障碍因素。Bayoumi&Eichengreen(1997)指出，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解决长久存在的政治冲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否则，这种政治障碍将直接阻碍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目前，虽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在亚洲地区最高，但由于日本至今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战争做出深刻反省，在参拜靖国神社和改写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屡屡激怒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因此日本尚难取得东亚各国的政治信任，即使建立货币联盟也很难让东亚各国接受以日元作为锚货币。

而东亚国家（地区）领土争端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民族主义的根源随时都可能使领土问题成为热点，从而爆发冲突，成为破坏合作的祸根。所以，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必须首先排除存在的政治障碍，取得相互间真正的信任。2001年10月13日，蒙代尔在“新型创业资本市场”论坛上指出，亚洲货币统一面临着比欧洲大得多的障碍。欧洲选择了单一货币，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政治整合，而这种整合程度在政治多元化的亚洲是很难被接受的。据此，蒙代尔提出，亚洲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采用一种以在亚洲进行国际贸易为目的的平行货币，而不是取消本国货币。

东亚现阶段难以解决建立货币联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成员国之间建立货币联盟的初衷就是通过最小的权利让渡代价，以获取最大的公平收益。所以在N种独立货币的经济主体之间，如果要建立货币联盟，就会遇到“第N种货币问题”，即在新的共同货币创造之前，成员国为了规避国家霸权的出现，极不情愿采用区域内某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但是为了实现经济趋同又不得不选择区域内一种主要货币作为法币并使其他货币与它钉住。于是，究竟选择哪一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便成为“第N种货币问题”。欧洲货币联盟的实践表明，成员国选择了德国马克作为锚货币，并让德国决定着整个欧共体的利率，从而解决了“第N种货币问题”。

东亚与欧共体相比，在现阶段很难确定锚货币，区域内的两种主要货币——日元和人民币在现阶段都难以成为锚货币。虽然日本学者提倡在东亚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汇率联动机制，就像德国马克在欧洲汇率联动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但笔者认为，日本与德国不同，德国的GDP大部分来源于其在欧洲的相关贸易，这使得德国马克在欧洲中央银行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尽管日本是东亚最大的经济体，GDP在东亚超过50％，日元也是一种国际货币，但是日元在东亚进出口结算中的比例仅占30%，美元却占到了70%。而且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衰退，至今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从而日本银行体系陷入巨大困境。由于日本陷入通货紧缩和零利率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实际上日本国内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自身还需要一个外部驻锚来遏制一直存在的通缩预期。这就是说，经济上的脆弱性使得日本无法独立承担东亚货币合作锚货币的重任。

而作为区域内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民币在东南亚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货币，但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刚刚起步，前景还不确定，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业以及人民币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使得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锚货币。因此，东亚现阶段尚面临建立货币联盟前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我国应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对策

针对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和障碍，我国从自身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可以结合国内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从以下几个步骤分阶段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

积极加强与东亚各国汇率政策的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汇率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东亚各国甚至国际货币体系带来重大影响。2005年7月，我国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当天马来西亚随即宣布改变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而日元等东亚货币也出现了大幅波动。因此，我国可加强与东亚各国在汇率政策上的协调，建立相互间的信息通报制度，以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自由兑换进程。我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将逐渐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锚货币之一。

率先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因为东亚不同的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目前尚不具备进行区域整体货币一体化的条件，所以区域货币一体化适用的方式应从更小的次区域开始。而我国基于潜在冲击对称性、地缘亲近性和社会文化相容性方面考虑，可率先推动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即所谓中华货币区）次区域货币合作；而随着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对于加强货币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目前，我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2005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1300亿美元，人民币在东盟国家中已经是一种强势货币。我国推动与东盟的货币合作将对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另外，东盟内部、日本和韩国也可进行次区域的货币合作，然后在实现必要的前提条件、取得充分趋同之后，最终形成东亚共同货币区。

在次区域货币合作取得进展后，推动东亚单一货币的建立。我国可以在次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上，利用货币一体化的自我增强机制，与东亚各国密切协作，类似于欧盟建立欧洲汇率机制，推动东亚统一汇率机制的建立。在东亚统一的汇率合作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磨合稳定之后，可考虑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并成立地区内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单一货币，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因此，目前尽管东亚货币合作面临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但东亚仍将是继欧盟之后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共同货币区。我国应结合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和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保罗·德·格劳威.货币联盟经济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障碍范文篇9

一、全面认识下岗失业人员的思想障碍

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大部分下岗失业人员思想积极乐观，精神面貌良好，适应能力强。下岗失业后，仍能坚持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支持改革与发展，能认清就业形势，找准自己的位置，积极主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通过劳动力市场尽快实现再就业，并且还有不少下岗失业人员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实现了勤劳致富。

但也有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存在消极悲观情绪，主要表现为：

1、信心障碍。一些年龄较大、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岗失业人员，对就业形势认识不足，市场竞争能力较低，缺少迎接挑战、寻找新工作的信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领域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先富与后富、有工作与没工作、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难以避免，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负面影响，使部分下岗失业人员理想信念淡漠，对前景失去信心，感到无所适从，不能把握好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对前途感到迷茫。

2、角色障碍。下岗失业后，原有的正常生活秩序打乱了，一部分人感到孤独和无助，不能适应从“企业人”到“社会人”角色的转变。生活空间的变化和影响，导致下岗失业人员心理上产生失落感。

3、思维障碍。从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下岗失业的部分职工，由于受计划经济时期“铁饭碗“思想影响较大，一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就业的新机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思想，缺乏寻找新就业岗位的主动性。

对下岗失业人员存在的思想障碍和心理压力，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把握和理解，这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就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鼓起希望的信心和奋进的风帆，才能逐步走出阴影，采取正确的对策，重新走上就业或创业的岗位。

二、做好下岗失业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1、心理辅导咨询。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原则，以调整情绪、改变认知或态度、增强自信心，以及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等，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大胆走自谋职业之路。下岗失业职工大都有一种失落感,没有了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思想上苦闷,心理上不平衡。因此,要加强对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的教育,引导他们认识到当今社会就业靠竞争,多一门技能就多一条生路的道理。无论在岗的还是下岗的都要有一种危机感,都需要积极参加适合自己发展的各种培训。要正视现实,转变观念,自强自立,把下岗作为重塑自我的机会,用辛勤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障碍范文篇10

一、如何练习作品

一个人小提琴水准的高低,除了其自身条件（通常指手指条件，神经反射灵敏度）、从事专业时间的长短、授业导师的程度外，还与其天分（悟性和对音乐的敏感度）和练琴效率也有极大的联系。客观条件无法改变时，唯有从练琴效率上提高。任何以小提琴为专业的人士都会有自己的练琴习惯，演绎作品也一样。必须全方位地分析作品，理解作品才能更好的把握作者的主旨。但如何练习作品以及练习的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完成作品的质量。

二、了解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