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范文10篇

曾国藩范文篇1

1、转移风气

曾国藩在京十年，他目睹了“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愉修袂而养殉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吏治腐败和社会风气败坏的程度已很严重，对此“痛恨次骨”[1]。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以转移腐败颓靡的政治风气和衰萎苟安的社会风气。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历数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泄沓的通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要咸丰皇帝以自己的行为取向，转移习俗，陶熔人才。他称道康熙盛世开设经筵，名士进讲，圣主垂范，世风转移。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2]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3]

2、强国兴邦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4]曾国藩将人才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早期的文章奏议、家书日记中以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人才问题。在同太平军对垒的残酷战斗中，更重视人才的作用。他力避书生治军不能亲临前敌指挥作战之短处，充分发挥他“知人善任”的长处，前期主要是识拔和依靠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等人，后期主要依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这既表现了曾国藩善于网罗识拔人才的胆略，也进一步说明了重视人才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铜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多得……此其可浩叹者也。”[5]曾国藩最终以自己多年驰骋政坛沙场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得出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6]的结论。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晌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

3、寻找事业之替手与培养事业延续的种子

曾国藩曾告诫其弟“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咸丰十年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曾氏由此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认为，“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思想还体现在为事业的继承，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而培养一些“好种子”。他极力提倡引用一班“正人”，做事业的薪火传人。这些“正人”和“种子”在曾国藩死后，成为其事业的传人。青年时代的对曾国藩这点非常佩服，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兼传教之人”，即指曾国藩的事业有传人，有继承者。还例举了王安石、张居正等历史上的改革家，死后都是人亡政息，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曾国藩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改革，如军制的改革、洋务运动、整顿吏治等，这些改革在他死后，因为后继有人，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的一些思想更是被后继的人，如李鸿章等发扬光大，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二、曾国藩人力资源教育性开发思想

1、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

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士人的学风和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人才的成长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他所说的“转移之道”，一个好的人才形成的氛围“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候二十七日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助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韵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愤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7]这是他对育人环境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一个十分详备的育人环境实施纲领。

曾国藩认为良好的育人环境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一、统治者最高层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垂范于天下。二、自上而下要有切实可行的学习规章制度，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三、奖励优学者，戒懒惰者。由此而“潜移默化”则数十年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则“群英鼓舞于天下”。

2、育人三原则：勤教、严绳、宏奖

曾国藩常言：“以人事与人争衡，莫大于忠勤二字”。[8]这两个字用在育人上就是悉心指教、淳淳告诫、孜孜不倦育人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需要从各个方面促进教育对象的发展，事无巨细都要关注，以期受教者一能“改过迁善，长迁不返”。曾国藩长年对部属，或以书信训饰，或当面教导，“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9]无论处于何时、身处何地，曾国藩从不放松任何施教的机会。从教育内容来看，小至个人治心、治身、治学，大至治军、治国，无所不包，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内容之庞杂、关注之全面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曾国藩“清慎诚勤’，在育人方面的体现。育人时曾国藩把自己的信条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他人，如其所言“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饰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海人不倦’也。”[10]他再三强调对有品格缺陷者一，不要轻言放弃，对策赘贪诈、反复无常之徒，只要有一节可用，也应勤加讽勉，奖其长而责其过，劝其痛改前非而不轻易弃绝不用。

严绳，即严师管束。曾国藩一生标榜“诚敬”,他认为能恪守“笃行”、“诚敬”两字，就能负巨艰、当大难。养成诚敬，就要从基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入手。他认为，能够做到不晏起、不说谎便是做到诚敬的工夫。曾国藩认为这两件事是修身任事之根本,要求子弟、部属人人都必须做到。同时他遵循教师无小节的育人原理,极力以自身为榜样熏陶感化他人，显然这也是湖湘学人不违小节遵循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在曾国藩育人法中的反映。

宏奖，就是借奖勉引人向善。从人性论的角度对教育对象进行分类是古代教育家的一贯传统也是实施教育的依据。曾国藩在吸取先贤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依据人的心理特征把人才分为高明者、卑琐者两大类。并根据这两类人心理特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材施教。曾国藩提倡尊重受教者的人格，以欣赏式的教育来激励受教者向曾国藩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以褒扬、奖掖等方式增强人才为忠守廉的心理需求，利用高明者好顾体面，耻言人后的心理特征，尊重其人格多用奖励少用批评使之更好地发挥其长处；利用卑琐者胸无大志、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心理，要实行严格教育，这些人就会产生畏惧心理，如果管得松，容易导致其懒散堕落，如果用奖励而不用苛责，把他们放在高明而好体面者之列，就可以激发他们的自尊心，提高他们的潜能。由此曾国藩指出人才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人才欣赏、褒奖就如甘雨兴苗，相反则如严霜凋物。

三、曾国藩人力资源使用性开发思想

1、量才器使，用其所长

曾国藩曾指出：“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奏神奇之效……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材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从他对幕府人才的适用中可以看出，他对量材适用，用其所长的原则非常重视。据容闳回忆，当时各处人才汇聚于曾大营者，不下200人（实际人数超400人）。总督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结集、人才之盛，实为清代所独有。曾国藩又将这些人分为八大类：即谋略人才、如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等；作战人才，如彭玉麟、李元度等；军需人才，如甘晋、丁日昌等；文书人才，如罗萱、孙衣言等；吏治人才，如李宗羲、赵烈文等；文教人才，吴敏树、唐仁寿等；制造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等；外交人才，如郭嵩焘、薛福成等。由于曾郭国藩的量材适用，用人所长，这些人不少在当时就颇有成就，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

2、注重才识，不计恩怨

曾国藩用人，非常重视才识，他曾劝勉曾国荃说：因“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瞻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对于与自己常常闹别扭的左宗堂的才能，他深为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其“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清廷果然于同年着左宗堂“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又上奏，恳请：“将左宗堂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在用人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3、明责授权，用人不疑

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孙子兵法》中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就是讲的是用人不疑，充分授权才能致胜的道理。曾国藩用人，深明此理。咸丰十一年四月二日与沅弟书中说：“润帅与春霆信，劝其持重缓战，云开仗宜在四月中旬。弟信又欲急战，余则送鲍公渡江之后，一概不管，缓急听其自主可矣”。几天后他又在信中说，对鲍超的一切调度，“此间不遥制矣。弟处与鲍信，亦不宜多主意”。曾国藩鼓励左宗堂、李鸿章二人独立发展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氏认为左、李二人有大才，可以独挡一面，咸丰十年四月，他让左宗堂回乡募得5800多人，建立了楚军，随后转战于江西、浙江。同治元年三月让李鸿章在安徽创立了淮军，当月三十日淮军6500人抵达上海作战。从此，湘军及其旁系楚军和淮军形成夹击之势，从三面指向金陵，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三大敌人。

四、曾国藩人力资源政策性开发思想

1、人事政策思想

人事政策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力资源的开发。曾国藩作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对清政府的人事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在《应召陈言疏》中提出人才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法，考察之方。对时局尤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臣观之，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这些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的论断，在朝野中，京师内外不胫而走。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天国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出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他在体制外去寻找。另外，在《议汰兵疏》中等曾国藩都提出要求清政府改革人事政策的主张。

2、教育政策思想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自身教育、国民教育及留学教育思想，是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财富。他潜心钻研经世之学，主张学以致用，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世教育思想”。当太平天国兴起时，曾受命在家乡办团练。1854年3月，他《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纲常理教。1864年5月8日，曾在安庆设书局，刊印“四书”、“五经”。9月21日，曾奏请重修江宁贡院，补行乡试。1865年2-3月，在南京修建钟山书院、尊经书院，并重修安庆文庙。1867年，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本局)。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同李鸿章一起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1872年11月，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由容闳等带领赴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11]曾国藩不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书札》、《家书》、《文集》以及门人幕僚的回忆录中却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教育思想，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当时以及今后国家的教育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借鉴。

3、劳动报酬政策思想

曾国藩非常注意报酬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曾国藩练兵诀窍有两点，就是银子加上思想训练。曾国藩曾经对清廷的直属军队——绿营兵做分析，他认为，绿营不堪一战，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薪给偏低。绿营兵的薪每大约是一两五钱，以当时的物价水准只能勉强糊口，迫使很多绿营兵不得不另外经营小本生意，“以资生计”，因而荒废了训练导致战斗力低下。曾国藩训练湘军一开始就采取高薪制，平均月俸比绿营兵高出三倍以上，使兵士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集训。另外，曾国藩非常重视优恤政策的应用。按曾氏之奏折解释：凡拼死“杀贼”、“奋勇捐躯”的湘军死难战士，即可照拟保“升衔赐恤”。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曾国藩在《请恤储玟躬等奏折》中，要求清政府为在湖南宁乡同太平军作战中死难的湘军战士储玟躬、喻西林、杨华贡请恤。[12]除以上三位湘军战士得到升衔赐恤外，在其他战斗中死难湘军战士也获得升衔赐恤。如广东提标水师右营游击沙镇邦、大鹏协标右营署千总何岳沣、候选府经历唐奋勇等。[13]曾国藩的优恤政策除对阵亡湘军战士给予“升衔赐恤”外，还对那些“勇猛向前”、“奋力击杀”、生还的湘军战士给予择优保升。为“慰忠魂”、“褒节劝忠”、“旌忠表烈”、“激励人心，维持风化”，曾国藩还为死难的湘军主将建专祠。

五、结语

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人才思想以及灵活运用，也是中华文化中人才思想的集成和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以及相应的体系。曾国藩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其关于治国治军的一些思想，而其中的核心又是人才思想。人才使用的首先靠开发，在一百多年前，曾国藩已经深谙其重要意义，并结合其政治实践进行了阐发，虽然他没有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语言系统来表述，但是主要观点是相通的。从今天的视角分析，曾国藩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富有真知灼见，我们应当好好发掘、整理、借鉴。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版，卷四。

[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2卷，第2页。

[3]《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70页。

[4][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四）：复左季高（卷一），复彭丽生。

[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版，第232页.

[7]《曾文正公全集(奏疏)》：光绪二年湖南传忠书局刊本。

[8]《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9]转引自章继光：《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张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11]刘孙贤、向校宏：《曾国藩的“耕读”教育思想》，《泸州教育》，2005年第9期。

[12]《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5页。

[13]《曾国藩全集·奏稿》第2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4页

曾国藩范文篇2

关键词：曾国藩；湘军；道德践履；人格魅力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关后八旗兵逐渐腐败，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编的汉人部队即绿营。绿营在乾隆年间也和八旗兵一样腐败。到嘉庆年问，历时九年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就是依靠团练才镇压下去。咸丰初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王朝也只有继续依靠地方武装，任命团练大臣办团练。曾国藩就是咸丰帝任命的在湖南办团练的大臣之一。后来湖南的团练由曾国藩统帅出省作战，发展成为湘军。

曾国藩对绿营的腐败有深刻认识，他说：“以今日绿营之习气，与今日调遗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一心一气，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曾国藩全集》第21卷第186页，岳麓书杜，1994年版)曾国藩彻底否定了绿营。按照新的建军机制组建湘军：由统帅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勇丁。曾国藩把这种方式组建的湘军比作“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叶，皆一气贯通。”(《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由于层层招募，组成“这棵树”的是利害相关、思想相通、地域相同、社会关系相近的人。维系“这棵树”生存的不是普通军队的组织纪律。而是家族、亲朋、师生关系。湘军的招募制，使“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么惠。”(《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湘军还有另一条原则，如果统领、分统、营官去位，其统部队一般要解散。由新统领或新营官去重新组建。这就使得湘军各护其长。心怕头头去位后在重新组建中地位降落影响前程，甚至被斥退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湘军的这种建制，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恶弊，但也因层层招募、层层隶属，造成只听命于直接长官而难以统一指挥的困难。

然而，湘军的这种建制，并没有影响曾国藩作为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如果不是这样，湘军就不能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也就不会对曾国藩既恨且忌。李鸿章在《曾国藩神道碑》说：“公治军，谋定而后动，折而不挠，重如山岳。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话并非溢美。曾国藩不仅在军时将士听从他的指挥，即使守制离开了军队，清廷的命令他们可以不听，但曾国藩“一纸千里赴急”。(引自朱安东《曾国藩传》第3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湘军将士之所以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如他见识远大、高人一等的战备眼光使人折服，如他的政治地位具有领衔奏事保举官员的权力而使人随从，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道德践履，是他的以德感人。对此不论是曾国藩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人，都有颇为一致的评论。如作为曾国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闳。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评论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世界上对人征服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外力控制，威逼加利诱，它凭藉的是权势；一旦权势衰退，这种征服便化为乌有。另一种是内心征服，使人心悦诚服，它凭藉的是高尚人格，是道德感动。曾国藩以他的道德践履和高尚人格去感动湘军将士，使他们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指挥。湘军将士特别是那些学养深厚的将士，无论心腹与否，无不奉曾国藩为道德圭臬。李鸿章、容闳、薛福成、黎昌庶这些心腹知己自不必说，即使与他有隙甚至交恶的李元度、左宗棠也莫不如此。曾国藩逝世，与之交恶的左宗棠挽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勿负平生。”李元度数次为曾国藩所参，曾国藩逝世，他长歌当哭，撰文祭曰：“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如我。地拓海容。”郭松林的一首挽联则更具体地表现了曾国藩以德感佩湘军：“伟业冠古今，满而不溢，高而不危，统求国计民生，先忧后乐；荐贤遍天下，功则归人，过则归己，若论感恩知己，异口同声。”

以德感人，这种征服是情感的征服，是内心的诚服，这种征服后来被生于韶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伟人称为“大本大源”。正因为它是“大本大源”。所以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曾国藩“德业文章，炳耀环宇”，不仅在当时“虽妇孺亦感佩其为人”；(龙梦孙《曾文正公学案序》，《曾文正公学案》)即使在今天，其高尚人格也使人感动至深。曾国藩以德御军。其高尚人格的道德践履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述之，主要是“忠、恕、廉”。

忠是理学最高的道德准则。理学认为。道德伦理是理的体现。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刘元承编《二和遗书》卷十六)曾国藩发挥说：“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则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曾国藩全集》第14卷第13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无疑是他践履的最高道德准则。早在京官时期。严格深厚的理学修养就使他从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升华到了谋求国家发展挽救清朝倾堕的境界，冒死上“三疏”，为国忘身忘家就是明证。太平天国爆发，清帝国风雨飘摇，是忠使他以一介书生投入血与火之中，组建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对清帝国的忠集中体现在“三个不顾”。

不顾性命。曾国藩墨从戎，从荷叶塘踏上赴团练大臣任的第一步，就下定了效命疆场的决心。就任长沙，曾国藩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就发表就职宣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以后，曾国藩曾多次表白誓死效忠的心迹。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不仅表现在疆场视死如归，更表现在他为朝廷的根本利益而不顾性命屡屡对抗旨意。咸丰三年，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就催迫出师，曾国藩几次抗旨。即使在咸丰帝震怒的情况下仍冒死上疏陈述不能立即出师庐州的五条理由。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墨从戎，为坚持“重扼上流”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又一次抗旨。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曾国藩屡屡抗旨，或者是羽毛未丰就从衡阳贸然出兵，或者是放弃“重扼上流”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后的清朝历史或许就要重写了。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在这里，王安定只讲了原因的一部分，曾国藩的成功不仅在学力，还在忠心。没有忠心，没有把国事看作家事的精神，曾国藩是断不会屡屡抗旨的。

不顾名声。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理学家，名声的重要不亚于生命甚至高于生命：为捍卫名誉而放弃生命的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比比皆是。曾国藩就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841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然而曾国藩为挽救清朝危亡。往往置个人名声于不顾。为镇压湖南农民起义，他杀人如麻，落了个“曾剃头”的恶称。针对官场优容苟安、不白不黑、置国事不顾的情况。曾国藩不惜落侵官越权之恶名。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命他出兵拯救安徽，曾国藩抗旨，致使座师、湖广总督吴文死事。这更要负忘恩负义的骂名。后来曾国藩办天津教案。他谋国安危不顾讥议纷起，不顾损害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的隆誉，不顾卖国贼的骂名。正是为履行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而不顾个人名声的继续和集中体现。

不顾疑忌。清王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实行严密防范的既定政策，从来不轻易授汉人以实权。对曾国藩也是如此。清王朝对曾国藩是既利用又疑忌。咸丰四年。曾国藩克武昌，咸丰帝在屡闻败奏的情况下闻此捷报十分兴奋，一喜之下赏给曾国藩一个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当时一军机大臣对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数万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王将相闻此言“默然变色者久之”，(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下卷第7页)终于收回成命，曾国藩因此客位虚悬。处在既要筹措军费又无实权的尴尬境地。后来曾国藩欲以守制挟请地方实权。然清廷在局势好转的情形下竟顺水推舟，允准曾国藩守制。直到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击溃，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才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清廷虽然授给了曾国藩实权，但对他既利用又防范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用各种方法加以抑制。或者利用湘军派系。如在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而袒左抑曾；或者利用督抚矛盾。如在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而袒沈抑曾。攻克天京时，更是借天京金库和幼天王逃走事对浴血奋战的曾国荃严厉呵斥。以通过抑荃以抑藩。曾国藩本人对清廷对他的这种防范抑制态度自然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当他听到湘军攻克天京的消息后，绕室彷徨，彻夜不眠。自己效忠的政权竟对自己百般猜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与悲剧。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未改其初衷，他对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的践履仍是那样的沉溺与执着。

矢忠君国本是湘军的群体意识，特别是高级将领的群体意识。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他对忠这一最高准则的践履。无疑会使湘军将领乃至整个湘军将士的矢忠意识得到强化。感动和激励他们为拯救面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而效命。胡林翼为曾国藩的忠心所感动，他开府湖北握有地方实权。对曾国藩有求必应。无所顾惜。郭嵩焘感叹：“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亡本朝，此老必不死。”(引自孟易醇《曾国藩传》第1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曾国藩效忠君国不仅感动着湘军将士，也感动着湘军以外的许多官僚，如广东花县人骆秉章。靖港之战，湖南臬台商量，请骆秉章劾奏曾国藩，骆秉章回答说：“不可，国藩谋国甚忠，当静待之。”(印章鸾《清鉴》下册第64，7页)后来湖南成为湘军后方和军需基地，骆秉章发挥了重要作用。

恕是儒家最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国藩作为一个理学家。不但继承了儒学恕的思想，而且从理学高度对恕进行了更深刻的阐述，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1394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在这里把设身处地的待人原则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一原则是他终身恪守的。在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就是通过践履这一道德原则来处理与同僚与部属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把他们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曾国藩这一时期对恕这一道德原则的践履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宽容。最能体现曾国藩宽以待人的，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恃才傲物，自称“今亮”；但屡试不中，居乡里，四十一岁才人佐湖南巡抚张基亮。锋芒毕露而又科场失意的左宗棠对为人拙诚、科场得意、官运畅通的曾国藩很是轻视。他们那时虽非同僚却是同乡，见面时常有龃龌。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妾洗脚，笑日：“为如夫人洗足”。左宗棠反唇相讥：“同进士出身”。有一次。曾国藩出一上联：“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左宗棠对下联：“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虽是传言，却也反映了二人的早期的不谐关系。但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左宗棠的大器晚成，终于出将入相，离不开曾国藩的保荐之功。

左宗棠曾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私役兵弁、挪用公款的樊燮撤职查办。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为劣幕，咸丰帝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咸丰十年，左宗棠被迫离开骆秉章抚幕。后来因胡林翼、骆秉章上疏又得肃顺进言，案子才得以了结。这时左宗棠只得投向驻军宿松的曾国藩，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久，奏准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帮办军务。曾国藩又让左宗棠回乡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让他掌握军事实权。几个月后，曾国藩上奏左宗棠战功，使他晋升为三品京堂；成丰十一年，又奏准改襄办军务为帮办军务。第二年，又奏请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不久，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要知道，三年之中曾国藩对左宗棠四次举荐，使他从一个被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是在二人存在嫌怨的情况下进行的。二是自省。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就狠下了一番功夫。与人有隙，不管是友人、仆人还是家人，他都是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是反省自己。到了统帅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更是把反省精神推及治国平天下。对于处理湘军与地方的关系，曾国藩总是告诫部下。军队要主动。如他告诫蒋学凝说：“地方官挟嫌构衅。在所不免，然军营每至各县，其初须力禁骚扰，其继须奖借官民。若既不禁骚扰，又不能奖借，而反苛责之，怨詈之，则官民之责我骂我。百倍于军中之责彼骂彼。”(《曾国藩全集》第13卷第300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而最能体现曾国藩自责精神的。还是他处理江西巡抚与他争厘金的事。

湘军是一支自筹军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部队，曾国藩曾几次言及。湘军不难及筹兵而难在筹饷。曾国藩客位虚悬的艰难主要也是难在筹饷。他与地方的矛盾主要也是因为筹饷引起的。咸丰十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客位虚悬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由于长年战争，满目疮痍，军饷的筹措仍十分困难。到同治元年围攻天京时，曾国藩所统湘军已达12万，每月食米需5万多石，而这时米价昂贵，每石米银价已在白银3万两之外。曾国藩筹措军饷十分焦急。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江西巡抚沈葆桢与他争厘金的事。

同治元年十月，沈葆桢奏准截留江西漕折银5万两，又将九江的关洋税截留。而这时湘军已发生因无饷溃逃的事。同治二年，沈葆桢再次截留江西厘金，而这时正是攻破金陵前两个月的关键时刻。而“营中竟有食粥度日者”(《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13页)曾国藩担心因缺饷哗变而功亏一篑，万不得已才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饷摺》，在摺中列举了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不当的三条理由：

1、江西军饷状况优于湘军，江西发八成，湘军只发四成；江西欠饷五个月。湘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

2、按权属，巡抚应由总督节制；按事属，厘金应由总督直接主持。

3、按情状，在军事危急之际，同寅应患难相恤，有无相济。

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完全是沈葆桢不顾情理、恃才做上引起的，曾国藩没有过错。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反省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急躁。在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日记中他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后内省道：“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下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三是自悔。曾国藩被湘人称为“乡圣”，但它到底不是圣贤。他虽然待人宽厚。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有过头的时候，如他几次参奏李元度。人非圣贤，敦能无过?一个道德修养高深、道德践履踏实的人与一般人的区别。不在于有无过错，而在于对于过错的态度。曾国藩对于参奏李元度之悔，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的道德原则的践履。

曾国藩曾三次参奏李元度。第一次是咸丰十年的徽州之失，因曾国藩的参奏，李元度被革职微宁地太广道之职。革职后，李元度不经请示，径自回乡招募了一支千多人的队伍。取名叫“安越军”。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鄂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赏还按察使原衔；旋入江西有功，经巡抚敏科奏请加赏布政使衔；这年九月，因浙江巡抚王有龄许诺官升藩司，李元度不顾胡林翼劝阻，改换门庭，投向王有龄，同治元年正月得补浙江盐运使兼布政使。二月又擢升浙江按察使。就在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谕发出后的第十九天即二月二日，曾国藩第二次参奏李元度虚报战功、援浙不力，结果使从厄运中解脱、苏复的李元度再罹恶运。被革除新授的官职交左宗棠差遣。这年的五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参奏“私行远扬”的陈由立和贪生怕死、扰乱地方的总兵郑魁士的同时，参奏李元度和郑魁士一样。都是薄有时名、轻于去就。

曾国藩参奏李元度失之过严，有违恕道。首先，李元度并非一个朝秦暮楚、背信弃义之人，他之所以投向王有龄，是因为他急于走出厄运。不是对曾国藩情感上的背叛，这从后来他与曾国藩交往以及为曾国藩所作的挽联可以看出。其次，李元度有功于曾国藩和湘军，这正如曾国藩在“三不忘”中所育，在曾国藩的几次困境中。李元度都给了他可贵的支持。再次，带兵非李元度所长，但咸丰十年强之带勇的正是曾国藩自己，徽州失守曾国藩也难辞其咎。第四，李元度虽然措军不当，但守徽州身先士卒，“身卧城头，竭力堵御”，绝非贪生怕死、弃城逃命的郑魁士之流。

对于那样严厉参奏李元度特别是把他与陈由立、郑魁士一同参奏。曾国藩后来十分后悔。随着地位的越来越显赫，这种后悔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同治四年曾国藩在《加李翰章片》中写道：“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近岁事机大顺，悔之无及。”曾国藩的自悔，从史料看始于同治元年。这年正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二月又交部从优议叙，这时被他严参的李元度仍寄来情真意切的贺禀，曾国藩看后悔意无穷，三月二日在日记中写道：“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言及前此参奏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此后。曾国藩在书信、日记中多次表现了自悔之意并采取了补救措施。如同治元年六月。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余平生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同治三年，曾国藩给清廷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摺》，摺中有“三疚”之说。其中“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官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臣对之有愧，不得不略陈一二，上干圣听”的话，确为真诚悔过之言。十一月，曾国藩将上奏的事写信给李元度：“往者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于今己无多人，而事会乘除。乖违素志，尤觉钦钦抱歉，不能自己。”(《曾国藩全集》第27卷第4829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向李元度表示了道歉。

廉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就把廉作为做官的根本。从那时起曾国藩就立志做一个清官。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他在写给弟们的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无失言。”(《曾国藩全集》第19卷第18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立下的这一志向，他恪守奉行终身。做京官的时候，他从不轻易受人钱财；任圃练大臣组建湘军，他提出“不要钱，不怕死”；后来统率湘军出省作战。经他的钱粮无数。他不妄取一丝一毫。他在湘军将士面前塑造的廉洁人格形象，形成了巨大凝聚力。这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和把廉作为做官的根本一样。曾国藩把廉作为治军的根本，他以廉自律，以廉律下。曾国藩统兵在外，给家里寄钱很少，他在成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家书中写道：“余寄一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金济亲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钱粮。余不敢妄取丝毫……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

“惟俭可以养廉”(《曾国藩全集》第13卷第290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总是把俭与廉连在一起来说。曾国藩虽然是湘军最高统帅。官居要职，权倾天下。但他生活十分俭朴。食，他粗茶淡饭，每餐仅一荤，即使做了大学士也是如此，被人称为“一品宰相”。穿，他身为宰相，而衣服不足三百金。穿的是布衣布鞋。都是家人做的。30岁生日，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舍不得穿，只是在有喜事庆贺或过年时才穿。到逝世时，这件马褂还和新的一样。住。他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恶习。他曾委托弟们在家为他侈理旧宅作养老之用。但他弟弟曾国茎、曾国潢却违背他的意愿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富厚堂。曾国藩对此大为恼怒，他写信谴责曾国荃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易孟醇《曾国藩传》第47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后来曾国藩果真终于任所，未踏进新屋一步。曾国藩住所中的摆设也十分俭朴，摆在书房中的书箱每箱不过数百文。曾国藩的一生是俭朴的一生。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生活安定了，他仍为打了一把银壶而自责，为买一部《十三经注疏》而反复权衡书价贵贱，为家中入不敷出而焦心。

对于曾国藩的廉洁俭朴。他的幕僚和湘军将士无不钦佩。容闳在《东学西渐记》中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学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个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皆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若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权威，财政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自肥其亲属。以视后来彼所举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私产四千万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肃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曾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曾国藩范文篇3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国藩范文篇4

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主要体现在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共有330多封，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向来治家极严，曾氏家族。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国藩范文篇5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名号；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代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特别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为后世所传颂。历朝官宦贵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尽，由于教育不当，其子孙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家势因而衰败。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那套独特的集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不同于传统，有着开拓品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这种治学态度便是他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实务精神的体现，更是他教育后代为人处世、治学为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四是“治国、平天下”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自觉，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大丈夫”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气”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曾国藩。他是很富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当时之旧中国，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种主张在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将会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打击，而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在这方面，他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典范，为收复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

曾国藩的博学源于他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习惯。曾氏自幼励志学习，广泛阅读，且勤作笔记，就是到他宫运亨通、地位显赫时也未曾停止过，读书是他每日必作的功课，如此勤奋研读古代书籍，如此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他能博览群书，遨游于书海之中，并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之精髓，获取历代圣贤之灵气，融合自己颇有见地的思考，从而化为具有他自己独立人格品位的人文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融汇众家之精要的传统文化便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头。

二、曾氏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对其子孙后代的教育可谓是“诲人不倦”，从为人、为官到为学全方位地加以教导，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一封封家书中，家书是他对家人进行教育的有效手段，从中折射出他颇有独特之处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揉合儒、墨两家的德教思想

儒家历来就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道德教育传统。作为近代有名的儒家硕学，曾国藩也十分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一向主张德才兼备，甚而他更为注重的还是德这方面，认为“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

1，“孝友”为德教之首

“孝”被奉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数千年来，遵守孝道就是中国传统家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孝敬父母更是儒家思想所一贯倡导的传统风尚。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又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把“孝悌之义”作为德教的基础内容是为了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教育目标和“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社会理想。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这个“孝”字，他在家训中写道：“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他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因为孝敬父母是博爱的起点，而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不仅是一个人培养善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的内在要求，更是他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品格前提。

2，修身以达“天德”

历来人们对“天德”这一概念的阐释颇多：“天德”者即“性也”，这源自《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的“性之”二字。而荀子在《劝学》中云：“变化代兴，谓之天德。”认为“天德”乃天体运转生生相息之特性。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认为“天德”意为自然宇宙之规律，只有对自己处事谨慎、严格要求即“言慎求之”的人才是圣人，才能达到顺乎天地宇宙万物之内在规律的至高境界。明代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说：“刚健中正纯粹，天德也。”两者的阐释着眼予以“天”为本体，强调人之一切行为要顺应天性；而后两者的阐释着眼于以“人”为本体，强调要达到“刚健中正纯粹”的理想境界之人性。后学多将以上两者的阐释合二为一，追求那种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而达到这种至高境界是要经过严格的修身养性的，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修养手段。曾国藩非常注重修身养性，并以此来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他在同治十年三月初十的《日记》中写道：“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盂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他建议学习古代圣哲贤人，他们通过修身养性而使胸怀宽广，消除物我之见，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之品德。

关于修身之道，曾氏有很多具体的做法：他向子女们提出了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他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日课第三条就是要告诉儿子们要有爱心，做到“仁者爱人”。曾氏是固守儒学“仁”的基本理念的，“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仁”又是主体内在意识，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所以孔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内在的仁具有伟大而崇高的道德价值，因此在儒学范畴内，“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这是儒家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起点和基石。“仁”在曾氏的家教思想体系中被转化为：对父母的爱，即为“孝”；对兄长的爱，即为“悌”；对他人的爱，即为善；对社会对国家的爱，即为“忠”。那么“习劳则神钦”则是来自墨家“节俭、节用”的教育思想了，在曾氏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以此来告诫儿子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他还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二)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

在教育儿子做学问方面，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导师。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自古以来，谦虚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本色，曾氏也如此，他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㈣这是曾氏最想要告诉儿子的治学之道。曾氏虽满腹经纶，但他非常谦虚，每每在教育子弟如何治学时，从无吹嘘自夸之辞，总是说到自己的不足。如一封家书所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钞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克己的苛刻，当其弟弟来信向他请教有关读书事项时，他回信说：“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如此谦虚谨慎，这不正是后辈们学习的榜样吗?

(三)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

曾国藩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与我们现在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同义语，原本说的是一种处世办事的态度，曾氏认为也是养生之道，抱这种态度对待生老病死，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和忧虑，顺其自然，心境平和，就可以健康长寿，这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还告示儿子可借山水花竹来怡养身心，看重自然景物对人的身心的陶冶培植作用，这与他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即追求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能达到一种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境界，这样就可以使心灵免受来自外界的一切痛苦和烦恼的煎熬和折磨，人自然就会身心舒畅，延年益寿。

三、曾氏家教思想的现代意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曾氏家教思想还以其开放性的品质给当代教育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曾氏德教思想启迪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

曾氏家教思想非常重视指向“德”的人才培养，他认为首先应教会子女如何做人，中国有句古话：“先成人，后成才”，说的就是这一道理。教育的终极关怀是“人”，教育必须高度关注人的发展、人的完善，这应该成为教育始终如一的信仰，要立足于它的本体价值和本体功能，要将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人”是教育这一庞大系统工程要研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这里“人”的意义指向应是“人本思想”中的“人”，教育思想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那么教育的首要目标应是指向“德”这一教育内容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指向“才”，把“德”忽视了，这就本末倒置了。因而造成很多负面效果。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整体滑坡，高校内出现很多道德沦丧的事件，如作为生命工程科学系的学生马加爵竟如此漠视生命，真是令人震撼，又令人深思。

曾氏家教还重视培养子女的社会责任感，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虽然在当时来说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时代局限性，但我们只要剔除这一在当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吸取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就能把这种跨越任何时代跨越任何阶级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宝贵传统精神元素融入到家庭教育中，使其发扬光大。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过分溺爱，造成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取向，他们的为人处事、思维方式都是“个人主义”色彩的，心胸狭隘自私，看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容不得半点批评，可想而知，这类孩子长大后是不会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什么贡献的。因此我们要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成份，这有助于纠正现代家庭教育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

其二，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

建设文明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要文明，必然要求组成社会的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是文明的，社会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达到文明的程度?这就离不开一个文明的家庭氛围的塑造和培养，因为人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中，家庭是每个人的人生启蒙之所，也是每个人终生接受教育的地方。在文明社会、文明人与文明家庭这三种处于不同层次的“文明生态圈”中，家庭文明应是社会文明的本源。因此家庭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要解析的一个“源代码”，而家庭文明的建设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从而家庭教育便是社会文明进程中要编译的“源程序”，因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曾氏家教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以他自己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超人的智慧对其子女们进行谆谆教诲。这种严格的家教又造就了一个兴盛不已的曾氏家族，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它给我们当代教育以很大的启发。现代很多人都忽视或是忽略了家庭教育，总认为学校才是孩子受教育的唯一场所，无形中人为地缩小了“教育”这一名词的概念内涵，学校成为培育人才的一个“孤岛”。其实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作用下，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迅速成才。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家庭教育，因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家庭。因此我们当代教育应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使良好的家庭教育成为教育这一系统工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中国教育质量迅速提升。

曾国藩范文篇6

勉励同侪，转移风气

曾国藩不仅注意自己做道德建设的表率，还十分注意利用树立其他人做榜样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社会风气不是恒常不变的，而是“随人事而变迁”。要改变社会风气，就必须“用一方之贤土，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7]强调良好风气可以造就人才，而优秀人才又能以榜样的力量正社会风气。然而，道德建设和风气的培养并非易事，曾国藩认为须从有一职之权的官吏做起，“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8]在这方面曾国藩是下了许多功夫的。在清人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有一则“陈右铭服膺曾文正”的记载，对于曾国藩的此种做法有生动地描述：“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咎。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沈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传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9]陈氏一门三代皆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良有以也。故尔，陈氏父子于一般政事外，不忘曾氏之言，特重开启民智，转移士习，其效卓著，影响深远。

重视家教，鞭策后辈

清人家庭承担着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职业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都主要由家庭完成。在这里，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就责无旁贷了。为父者都重视子女的品质教育，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平江人叶祥珍订的家训五条，概括了家庭伦理教育的内容：第一条是忠君，所谓“家训莫大于人伦，人伦莫先于君父”，要求子弟懂得政府法令，完纳赋税，不犯律条；第二是孝顺父母，第三是和睦兄弟；第四是夫妇和合；末一条是善交朋友。他说人伦是人人每天所不能离开的，也是人人日日见到的，但是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勤于教育。由此可见清人是很重视三纲五常的家庭教育[10]。有的家庭在家庭教育方法上甚为讲求，曾国藩就是个中的典型代表。曾国藩一生不仅在上述的家庭教育内容上倾尽其毕生精力，还有自己独到的创新之处。不仅时时以“君子”严格要求自己以范于家人，而且还时时要求家人也做“明世理的君子”。曾国藩一生写过大量的家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教育儿子及家人做“君子”的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众所周知，曾氏家书的影响之大是空前的。他的家书量大，内容又杂，不能一一说列，这里仅举两例说明之。曾国藩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曰：“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功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馀俟续布。”[11]这里，曾国藩通过书信的方式，劝说其弟们要时时刻刻行勤、敬，并认为此点至关重要。又如，他在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谕纪泽》中曰：“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11]这里，曾国藩在信中教育子女的重点之一就是强调要勤俭持家。

曾国藩范文篇7

关键词：曾国藩；民生观；评价

曾国藩推尊儒家学说，深受孔孟程朱之学影响，生前被人称赞为“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1]。对于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仁”和“礼”，曾国藩说道：“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2]。这里所提到的“内仁外礼”，换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的立论基础和具体表现。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始终强调“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3]，即是在爱民的基础上要以保护普通百姓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仁民爱物”思想是曾国藩对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一种传承与扬播。

咸丰元年（1851）年底，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为分内之事的曾国藩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四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4]。他陈述民间疾苦，主要列举了“三难”：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三个问题涉及到赋税、治安和司法，如果处理不善，百姓“真有日不聊生之势”。所谓“国以民为本”，如果百姓的颠连困苦，一丝一毫都没能上达的话，都是属臣的咎失。曾国藩因此进一步指出，改革这三个方面的弊政是当前之急务。解决银价太昂的问题，他在随后的《平银价疏》中提出“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京外兵饷，皆宜放钱”、“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地丁正项，分县收钱”、“外省用项，分别放钱”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等变通平价的方法，希望“以挽积重之势”，解除“民生切害之痛”。可以说，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曾国藩尽可能地以“民生”为怀，把“爱民”思想付诸实践并逐步延伸和扩展。

一、“禁骚扰以安民”

作为湘军的统领，为了提高其战斗力与凝聚力，曾国藩非常重视“爱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曾国藩积极宣扬官兵亲如一家，“爱兵如子”。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过：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这样的话，“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5]。在他写的一系列表彰阵亡将士的“昭忠祠记”，如《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以及为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所写的碑文中，均饱含着对湘军将士的一腔挚爱与殷切之情。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极力提倡“不扰民为本”。他认为：“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6]，只有将“爱民”作为第一要义，才能称为“仁义之师”。这里的“爱民”主要是指“不扰民”，也即是他的“八本”格言所说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为此，他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里面说道：“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是“爱苗”，打蛇杀虎是“爱人”，募兵剿贼是“爱百姓”，所以“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7]。不仅如此，他还特意为湘军撰写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8]。如果将《爱民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9]。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又写道：因为贼匪“淫掳焚杀，扰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恶乎贼匪”而“贵乎官兵”，“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因此他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10]、“禁骚扰以安民”。不可否认的是，湘军在实际中也确有扰民之举。但是湘军基本上赏罚分明，宽严互济，“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11]，所以这些营规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军纪、赢取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曾国藩后来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12]。其弟子李元度也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13]，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同治三年（186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面对灾情遍野、民生凋敝的局面，曾国藩对社情民生的关切之情更为急迫。他想方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救灾恤患，减租召垦，努力恢复固有的生产力；整饬盐务，疏通商运，甚至连秦淮河的画舫都繁荣起来了。在剿捻期间，战火连年，动乱频仍，全国政治形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曾国藩对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深感愧疚，明确表示“以剿贼为第二着，爱民为第一着”[14]。捻军起义失败后，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15]，“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16]。曾国藩“目击心伤，喟然私叹”：乱世之际，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实属人生的不幸。因此，他在家书中屡次提醒诸弟：“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禁止扰民以寓止暴之意[17]。

二、“重农事以厚生”

曾国藩的“民生”观，其一不准和老百姓“稍有口角”，其次“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18]，其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赈济百姓，救民水火，“尽心于民事”。在实际中，他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维护平民百姓的日常生计，其民生观体现得更为明确具体。“足民之政，积谷为先”，清代的京仓、义仓、社仓等皆有减灾备荒的功能。曾国藩在京任职期间了解到，有段时期乡谷价格高涨，致使贫民无以聊生，于是便打算为曾氏和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以及“二十四都”贫民。由于处境并不宽裕，俸禄也很有限，所以设置义田的想法难以如愿以偿。但他明确表示，一旦“稍有赢余”，则坚决“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咸丰元年（1851）四月，面对家乡的饥谨连年，曾国藩又表示愿效仿朱熹，在家乡推行“社仓之法”，这样“既可以及于远，又可以贞于久；施者不甚伤惠，取者又不伤廉”[19]。这些足以窥见曾国藩心系百姓、体恤民瘼的襟怀。

总督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而厘治军民的根本在于使人民“仓廪实”、“衣食足”。曾国藩后期在两江、直吏总督任上，对百姓的疾苦冷暖感同身受，经常为雨泽、旱情等伤稼而痛心疾首。像他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恐多雨伤稼，麦收不登，忧灼无已”[20]，同治五年（1866）六月十三日又写道：“雨如倾盆，冷如深秋，北之梁菽，南之稻田，俱恐伤稼，深为焦虑”[21]，字里行间的焦虑之情跃然纸上。更有甚者，他还曾经“因苦雨伤麦”，接连数日“至城隍庙步祷求晴”[22]。同治八年（1869）直隶亢旱非常严重，曾国藩担心百姓“麦稼已失，稷粱不能下种，将成非常之灾”[23]，于是决定“查明极贫下户，按口给钱，俾免饿殍”，除发钱之外，“开仓赈籴，庶次贫之户不致遽生觖望”[24]。当然，曾国藩之所以为民事农情而焦灼不已，客观上说是因为农民的收成好坏关系到军队的饷源，但从主观上看，更主要的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起着心理导向和道德牵引的作用，儒学教育确实使曾国藩具有爱民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正如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他所说的：“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所以他要求“尊官厚禄，高居人上”者，必须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25]。不仅如此，对一些遭遇兵乱、水灾、旱情的州、县、卫等地，曾国藩又屡次奏请朝廷筹款赈济或减缓蠲免。同治八年（1869）直隶东明县由于黄河涨流，粮地被淹十余年，曾国藩于十一月初一日奏请：从咸丰十年起至同治六年止，“缓带征地粮正耗银两，一律豁免，以苏积困”[26]。同年十一月，直隶开州、东明、长恒等州县秋禾被水成灾，收成歉薄，他又奏请“分别蠲缓带征，改赈为抚，以纾民力”[27]。这种“仁民爱物”的思想在《劝诫浅语十六条》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是农业社会，重农厚生可谓是尽到养民之道。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之家，懂得“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28]。在《劝诫州县四条》一文中他写道：“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这种苦况必然酿成祸乱，“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因此他强调“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重农事以厚生”，具体措施包括“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以及“有水之田，设法疏消”[29]等。总之，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除了清理狱讼、治理河道，还大力整顿吏治，减轻民众负担，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告诫各级官员要“视民事须如家事”，为民众“休养生息”创造了一些条件，并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赈济灾荒。据说曾国藩在两江、直隶总督任内的口碑还是不错的。根据薛福成的评价，曾国藩在两江任内“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宜惠及民”[30]。可以说这些都是曾国藩以民生观为主要内容的经世思想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

总的说来，曾国藩认为，不论是为官还是作战，都要珍惜民力，不能暴殓天物。设官是为“养民”，用兵是为“卫民”，“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名有位，也是罪孽”[31]。他后来自己总结说，他“之所以颇得民心”，只在于“此心真实爱之”[32]。章太炎对此曾褒扬说：“民之得伸，自曾左始”[33]。

三、“民生”观的批判与启示

从根本上说，曾国藩所谓的“民生”观，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主观意志的体现。在封建社会，“仁政”或“民本”并不具有近代民主的意义，君是主体和本位，“民”只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为争取民心而实行的“仁政”，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作为根本出发点，理所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成为“驭民”之术。曾国藩同样无法摆脱既定的窠臼，他的“民生”观便体现了这种性质。曾国藩把“民”分为“良民”、“莠民”或“刁民”，认为“分别良莠，为正本清源之道”[34]、“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35]。他所谓的“民”，受到宗法等级、血缘关系的圈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指不犯上作乱、尊礼守纲的“民”，这就使得“爱民”思想无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同。因此他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士人讲“道之以德”，而对“作奸犯科”的农民起义者则“齐之以刑”。在“非礼无法”、“出礼入刑”的礼治原则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无数“以礼杀人”的人间惨剧。清人戴震曾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36]理与礼是一以贯之的。曾国藩将“礼治”作为挽救时局、收拾人心的治本之方，将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完全消融于超越一切的“礼”之中，非常适合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他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贯彻“严刑峻法”、“以杀人为业”的理论基础。正如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37]。曾国藩的阶级地位以及所决定的道德观念表明他只能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成为封建统治的拥护者。

不容否认，曾国藩的民生观是朴素而直观的。他认为不论是为官还是作战，既要爱护兵士，又要保护百姓，尤其是要以百姓的利益为主。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普通民众对于维持政局稳定、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作用。由于受制于自身既定的阶级属性，他对“民”的认识存在着截然反差，所以其“爱民”的“民生”观也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得以真正实现。从这点上说，这也表现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曾国藩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关于自身的幻想”。曾国藩这种有限度、“不完整”的“民生”观，不符合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意愿，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维护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从提出的理论主张还是取得的实践成效来看，其“民生”观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执政为民理念仍具有合理与可取的借鉴意义。

现阶段，我们党提出的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源泉；强调人民群众是最高价值主体，人民利益是最高价值取向，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价值理想。“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国以民为本，民以生为先”，这都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基本价值原则和精神内核。在曾国藩的“民生”观里，他把“民”人为地对立区分，因此其“禁骚扰”、“重农事”等主张并不是目的，主要还是手段。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主体的时候，才谈得上真正的爱民。由此可以看出，解决民生问题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得出的必然结论，以人为本的民生观也是具有永恒主题价值的执政理念。

在现代社会，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惟其如此，所以“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做好增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38]只有从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真正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亲民而体察民情，爱民而关注民生，恤民而珍惜民力”，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得到最大的实惠，实现最大的利益，也才能认同和拥护党和政府。曾国藩在为官理政期间，对于与百姓日常生计密切相关的米价、田亩、庄稼等就十分留意，并且在职责范围内，想方设法以保障百姓的生活，争取民众的支持，效果也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然要求始终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这个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13]成晓军主编：《名人评曾国藩》，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72、34页。

[2][7][8][10][29]《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8、466、429～430、437、436～437页。

[3][5][9][18][34]《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5、198、157、21、372页。

[4][2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11页。

[6]《曾国藩全集·书信四》，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660页。

[1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126页。

[12][17][19][32][3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40、638、210、369、369页。

[14]《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699页。

[15][25]《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26、1394页。

[16][22][23]《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353、1514、1631页。

[20][21]《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02、1274页。

[24]《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009页。

[26][27]《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616、6624页。

[30]薛福成：《薛叔耘代李少荃拟陈督臣忠勋事宜疏》，转引自沈宗元《曾文正公学案》，民国八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

[31]《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514～6515页。

[33]刘凌、孔繁荣编校：《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36]《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

曾国藩范文篇8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将发现，他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坚守并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的典型代表，而他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政治建树又是以他在“修身、齐家”方面的努力为基础的。可以说，曾国藩早期所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及传统家训的影响直接地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内在的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曾国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三大显学”钻研极深。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精神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道家的全身保生，避让退守之道；墨家的勤劳节约之学，都深深地濡染并引导着曾国藩的人生，并进而成为曾国藩家训思想的重要精神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儒墨道”之思想在其家训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他既要子弟立志清远、自强不息、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忧国忧民之心，又虑及儒家的入世精神，既有进取方向、建功立业、利于民生的方面，也有追名逐利的成分，后者往往使人因紧张而压抑、使人际关系竞争而紧张，特别是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封建官场更有可能招致祸咎。故他又以道家的避让退守之道警戒子弟：“吾人在自修处求强人可，在胜人处求强人则不可”，要“从风平浪静处入手，勿从掀天揭地处存想”，这样才能刚柔并济，进退两宜。又如“日课”四条中的“慎独”、“主敬”、“求仁”是曾国藩以孔孟荀程朱陆王之义理教育子弟不断进德修身，完善人格；“习劳”一条则是以墨家之理教育子弟热爱劳动，养成勤劳的品德。曾国藩把这些深刻的哲理运用于家训教化，说理详尽，分析透彻，为其家训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二）中国传统家训的海纳

中国传统的家训，始于先秦之时，定型于两汉之际，成熟于晋唐之间，繁荣于宋元之期，由盛转衰于明清时期。传统家训在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动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方面；在维系家庭与家族的团结与稳定方面；在将儒家伦理贯彻到一般家庭、改善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在培养一批忠君爱国、清正廉洁的治国人才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自五帝以来的中国家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家训思想中某些带有全民性的内容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由于人类家庭生活的共同性，家训思想中带有全民性的内容历久而弥新。这些传统家训的精华引起了曾国藩的高度重视，他把前人家训中的“孝亲敬长”、“睦亲齐家”、“励志勉学”等内容，“严慈相济”、“爱教结合”等方法，“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等原则继承下来，并保留和光大了传统家训在功能和作用上的积极方面，使其家训伦理思想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中国的传统家训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的，其主要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进而强调敬老爱幼、敬上爱下等观念，将家庭伦理放大，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社会化。作为晚清一代通儒的曾国藩，他自然懂得家训的社会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受传统家训的影响。他曾写信给弟弟中提到：“张文瑞公家训一本，寄交纪渠侄省览……将来后辈人人，每人给一本，又给沅弟所刊《家训格言》一本……教之。”他认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和张文瑞的《聪训斋语》都是“教家者极精”的教材，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道：“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因而，传统家训也成为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之一。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个人生存和生活的人文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命运曲折的历史人物时，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相关。因此研究湖湘文化，对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和把握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大有裨益。

（一）湖湘文化性格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历史，就能不无惊异地发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受民族性格和地域影响颇大。张朋园先生在研究区域性民族性格时，发现“湖南人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格，且由来已久。”对于地域性颇为鲜明的湖湘性格，史书上有过不少记载，如《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称其“劲悍决烈”。而在湖南地方志中，湖湘性格多被描述为“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民好斗讼”、“率多劲悍”、“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尚文”、“好勇尚俭”等等。近人对湖湘性格也有不少评说。19世纪60年代布政使李榕说湘人“气太强”；19世纪90年代巡抚陈宝箴说湘人“好胜尚气”；“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曾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兵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民国22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访湘后提出的报告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强……然同时亦气量褊狭……吵嘴打架，贻属常事，民风剽悍贻即如此。”

张朋园先生把湖南人的性格概括为：“综合言之，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此种性格，由来已久，稳定而少变化。”细观近代湖湘风云人物辈出，而敏锐、倔强、劲悍、俭朴则是他们共同的鲜明的性格特征。纵观曾国藩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股蛮劲，争强好胜的儒将，充分体现了湖南文化性格。

（二）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

湖湘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形成了理学与经世相结合的传统。湖湘学人往往是既推崇理学，长于研讨义理和修身养性；同时又重视经世，热衷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

湖湘理学传统源于两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均是理学造诣极深的学者，同时又倡导经世致用，表现出理学经世派的文化特征。如胡宏深入探讨“性与天道”的理学主题，被清代学者全祖望评价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王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张栻是胡宏的弟子，他在理学研究方面比老师更有造诣，他构建了一个以太极、性、理和心为基本范畴的本体论逻辑结构，提出了“心理合一”的认识论思想体系，突出研究人性二重说，先察识后涵养的道德修养论等伦理思想，并将湖湘学派发展到最盛。因此后人将他和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

湖湘学派在宋学学派中，表现出重视经世致用的特色。胡安国毕生研制《春秋》，他认为：“《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胡宏主张为学应该“有体有用”，所谓“用”即是经世之用。张及其弟子们更重视经世致用，正如《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所谓“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故而成就一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作为的经世之才。

元明时期，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已被确立，并通过湖南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书院延续办学而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至明清之际，王夫之深受湖湘传统影响，继承发扬了宋代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经学、论史学以及经世致用等方面更直接弘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先于曾国藩出生的魏源、欧阳厚均等虽各有特色，但治学上都倡导“有体有用之学”。魏源等人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就成为当时流行的经世巨著。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上，曾国藩很自然地受到了湖湘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具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尽管曾国藩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多元性和多变性，但湖湘文化性格这一基本特质是一以贯之的。同时他也接受了湖湘文化经世传统的熏陶，并且在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中对其弘扬和发展。

三、良好家风的继承

一个人生活生长的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曾家良好的家风是曾国藩思想品德的渊源。曾国藩在继承了曾家重视耕读家风的基础上并发扬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耕读家庭的规范崇尚

清末，曾家家风无论在以封建儒学为中心的书香门第中，还是以勤俭为根本的耕读家庭中，都是堪称楷模的。曾国藩的高祖应贞（字元吉）终生以勤劳致富，常常告诫子孙：“勤俭立身”，“耕读保家”。其曾祖父竞希一生克勤克俭。祖父玉屏（字星冈）“少耽游惰”但却能“立起身责”，“幡然悔悟”，“自是终身未明而起”，“讲求农事”。由于他本人“早年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决心让其子孙读书，猎取功名，因而对子弟督责甚严。曾玉屏治家极严，他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例“男子耕读，女必纺织”。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和做客赖着不走的。他还经常教训自己的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可以说曾玉屏的为人，治家都给青年时期的曾国藩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曾国藩对其祖父非常崇拜。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困苦于学，转而发愤教督诸子，把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

出生于耕读世家的曾国藩，良好的家风不仅成为他发愤读书，追求名利的动力，而且成为他思想品德的渊源。可以说少时的家风造就了他一生的品行秉性。他也继承和发扬了家庭传统。他把家训归结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扫，就是早起和扫除；考就是祭祀，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意；宝就是睦邻，要做到邻里之间“患难相顾”；书，指读书明理；蔬、鱼、猪也就是种菜、养鱼、养猪。他把此作为家训的内容之一，教育诸弟子侄，并希望世世代代守之。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给自己订出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也要求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晏起”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他严格要求子弟，主要是防止子弟们好逸恶劳，染上纨绔习气。他强调“家中养鱼、养猪、栽竹、种菜四事，皆不可忽”。这样一来“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处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曾国藩后来虽为高官，但他仍然把其祖父星冈公“犹亲自种菜收粪”那种农民质朴的思想传给自己的子侄，坚持“书蔬鱼猪”的传统教育。

（二）耕读家风的传承发扬

在继承先人的基础上，曾国藩根据时代及家族生活方式、实践活动内容的变化，构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家训体系，从而将中国传统家训特别是仕宦家训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新发展有：

1.耕读为本，耕读优于仕。传统仕宦家训的内容主要是道德教化，“治生”、“制用”方面的训诫很少，对田耕农作更是持鄙夷态度，如中国仕宦家训的典范《颜氏家训》要子弟潜心读书，立志入仕，为的是不至沦为耕田养马的“贱民”。曾国藩虽亦鼓励子弟博取功名，但在耕读与功名之间，他更强调前者，“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的这种价值取向，既是对曾氏家族重视耕读家风的继承，也是对国势衰微、世事混乱的现实状况的反映，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不失为仕宦家训史上带有先进性和革命意义的变革。

2.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经世济用之学。励志勉学是传统仕宦家训的重要内容之一。曾国藩认为先哲圣贤之言行皆可学皆学，但地、命、僧巫、祈祷则不能学，教导子弟要谨守“六恼”祖训，拒斥封建迷信。他还强调学以致用的重要，反对夜郎自大，提倡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他致书儿子要他们认真研习天文数学，洗刷自己不懂天文数学之“耻”。在给儿子的信中称赞李鸿章办洋务是“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之伟”，并表示自己要着手建立翻译馆，以有利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在家书中强调反对封建迷信，热情倡导科学技术和洋务运动，这在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不甚昌明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契合了时代的要求，符合历史的节拍，也给传统仕宦家训注入了一股新风。

3.勤政廉政，惠民利民。“俭以养廉，勤政为民”的思想在传统仕宦家训中也有所见，但一般都停留于操作层面。曾国藩则从职业责任层面上来论述这个问题。他说：“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有“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渴。一夫不获，引为余辜”。之心，因而要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看成“我份内事”。他还用“墨子摩顶放踵”、“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周公一沐而三握发，一饭而三吐哺”等勤政榜样教导子弟，这使其家训教化生动而具体，纲常名教的内容有所淡化。继承和弘扬儒家“仁民爱物、勤政廉政”的政治道德理念，并将之渗透到家庭道德教化实践中，这是曾国藩家训的一大特色。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承继传统精华、突显时代特征是“与《颜氏家训》相媲美的仕宦家训的成熟著作，是中国传统家训史上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又一丰碑”。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对湖湘文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青年时代对曾国藩关于治学、理事要有恒而专的思想非常赞赏，并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对很多人、家庭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可以说《曾国藩家书》是与《颜氏家训》相比美的仕宦家训的成熟著作，是中国传统家训史上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又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徐少锦，陈延彬.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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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曾国藩范文篇9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名号；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代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特别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为后世所传颂。历朝官宦贵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尽，由于教育不当，其子孙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家势因而衰败。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那套独特的集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不同于传统，有着开拓品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这种治学态度便是他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实务精神的体现，更是他教育后代为人处世、治学为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四是“治国、平天下”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自觉，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大丈夫”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气”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曾国藩。他是很富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当时之旧中国，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种主张在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将会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打击，而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在这方面，他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典范，为收复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

曾国藩的博学源于他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习惯。曾氏自幼励志学习，广泛阅读，且勤作笔记，就是到他宫运亨通、地位显赫时也未曾停止过，读书是他每日必作的功课，如此勤奋研读古代书籍，如此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他能博览群书，遨游于书海之中，并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之精髓，获取历代圣贤之灵气，融合自己颇有见地的思考，从而化为具有他自己独立人格品位的人文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融汇众家之精要的传统文化便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头。

二、曾氏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对其子孙后代的教育可谓是“诲人不倦”，从为人、为官到为学全方位地加以教导，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一封封家书中，家书是他对家人进行教育的有效手段，从中折射出他颇有独特之处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揉合儒、墨两家的德教思想

儒家历来就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道德教育传统。作为近代有名的儒家硕学，曾国藩也十分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一向主张德才兼备，甚而他更为注重的还是德这方面，认为“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

1，“孝友”为德教之首

“孝”被奉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数千年来，遵守孝道就是中国传统家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孝敬父母更是儒家思想所一贯倡导的传统风尚。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又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把“孝悌之义”作为德教的基础内容是为了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教育目标和“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社会理想。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这个“孝”字，他在家训中写道：“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他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因为孝敬父母是博爱的起点，而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不仅是一个人培养善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的内在要求，更是他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品格前提。

2，修身以达“天德”

历来人们对“天德”这一概念的阐释颇多：“天德”者即“性也”，这源自《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的“性之”二字。而荀子在《劝学》中云：“变化代兴，谓之天德。”认为“天德”乃天体运转生生相息之特性。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认为“天德”意为自然宇宙之规律，只有对自己处事谨慎、严格要求即“言慎求之”的人才是圣人，才能达到顺乎天地宇宙万物之内在规律的至高境界。明代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说：“刚健中正纯粹，天德也。”两者的阐释着眼予以“天”为本体，强调人之一切行为要顺应天性；而后两者的阐释着眼于以“人”为本体，强调要达到“刚健中正纯粹”的理想境界之人性。后学多将以上两者的阐释合二为一，追求那种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而达到这种至高境界是要经过严格的修身养性的，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修养手段。

曾国藩非常注重修身养性，并以此来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他在同治十年三月初十的《日记》中写道：“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盂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他建议学习古代圣哲贤人，他们通过修身养性而使胸怀宽广，消除物我之见，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之品德。

关于修身之道，曾氏有很多具体的做法：他向子女们提出了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他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日课第三条就是要告诉儿子们要有爱心，做到“仁者爱人”。曾氏是固守儒学“仁”的基本理念的，“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仁”又是主体内在意识，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所以孔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内在的仁具有伟大而崇高的道德价值，因此在儒学范畴内，“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这是儒家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起点和基石。“仁”在曾氏的家教思想体系中被转化为：对父母的爱，即为“孝”；对兄长的爱，即为“悌”；对他人的爱，即为善；对社会对国家的爱，即为“忠”。那么“习劳则神钦”则是来自墨家“节俭、节用”的教育思想了，在曾氏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以此来告诫儿子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他还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二)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

在教育儿子做学问方面，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导师。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自古以来，谦虚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本色，曾氏也如此，他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㈣这是曾氏最想要告诉儿子的治学之道。曾氏虽满腹经纶，但他非常谦虚，每每在教育子弟如何治学时，从无吹嘘自夸之辞，总是说到自己的不足。如一封家书所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钞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克己的苛刻，当其弟弟来信向他请教有关读书事项时，他回信说：“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如此谦虚谨慎，这不正是后辈们学习的榜样吗?

(三)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

曾国藩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与我们现在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同义语，原本说的是一种处世办事的态度，曾氏认为也是养生之道，抱这种态度对待生老病死，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和忧虑，顺其自然，心境平和，就可以健康长寿，这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还告示儿子可借山水花竹来怡养身心，看重自然景物对人的身心的陶冶培植作用，这与他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即追求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能达到一种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境界，这样就可以使心灵免受来自外界的一切痛苦和烦恼的煎熬和折磨，人自然就会身心舒畅，延年益寿。

三、曾氏家教思想的现代意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曾氏家教思想还以其开放性的品质给当代教育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曾氏德教思想启迪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

曾氏家教思想非常重视指向“德”的人才培养，他认为首先应教会子女如何做人，中国有句古话：“先成人，后成才”，说的就是这一道理。教育的终极关怀是“人”，教育必须高度关注人的发展、人的完善，这应该成为教育始终如一的信仰，要立足于它的本体价值和本体功能，要将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人”是教育这一庞大系统工程要研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这里“人”的意义指向应是“人本思想”中的“人”，教育思想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那么教育的首要目标应是指向“德”这一教育内容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指向“才”，把“德”忽视了，这就本末倒置了。因而造成很多负面效果。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整体滑坡，高校内出现很多道德沦丧的事件，如作为生命工程科学系的学生马加爵竟如此漠视生命，真是令人震撼，又令人深思。

曾氏家教还重视培养子女的社会责任感，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虽然在当时来说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时代局限性，但我们只要剔除这一在当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吸取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就能把这种跨越任何时代跨越任何阶级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宝贵传统精神元素融入到家庭教育中，使其发扬光大。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过分溺爱，造成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取向，他们的为人处事、思维方式都是“个人主义”色彩的，心胸狭隘自私，看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容不得半点批评，可想而知，这类孩子长大后是不会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什么贡献的。因此我们要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成份，这有助于纠正现代家庭教育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

其二，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

建设文明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要文明，必然要求组成社会的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是文明的，社会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达到文明的程度?这就离不开一个文明的家庭氛围的塑造和培养，因为人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中，家庭是每个人的人生启蒙之所，也是每个人终生接受教育的地方。在文明社会、文明人与文明家庭这三种处于不同层次的“文明生态圈”中，家庭文明应是社会文明的本源。因此家庭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要解析的一个“源代码”，而家庭文明的建设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从而家庭教育便是社会文明进程中要编译的“源程序”，因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曾氏家教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以他自己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超人的智慧对其子女们进行谆谆教诲。这种严格的家教又造就了一个兴盛不已的曾氏家族，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它给我们当代教育以很大的启发。现代很多人都忽视或是忽略了家庭教育，总认为学校才是孩子受教育的唯一场所，无形中人为地缩小了“教育”这一名词的概念内涵，学校成为培育人才的一个“孤岛”。其实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作用下，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迅速成才。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家庭教育，因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家庭。因此我们当代教育应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使良好的家庭教育成为教育这一系统工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中国教育质量迅速提升。

曾国藩范文篇10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这种治学态度便是他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实务精神的体现，更是他教育后代为人处世、治学为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四是“治国、平天下”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自觉，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大丈夫”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气”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曾国藩。他是很富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当时之旧中国，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种主张在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将会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打击，而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在这方面，他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典范，为收复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

曾国藩的博学源于他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习惯。曾氏自幼励志学习，广泛阅读，且勤作笔记，就是到他宫运亨通、地位显赫时也未曾停止过，读书是他每日必作的功课，如此勤奋研读古代书籍，如此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他能博览群书，遨游于书海之中，并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之精髓，获取历代圣贤之灵气，融合自己颇有见地的思考，从而化为具有他自己独立人格品位的人文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融汇众家之精要的传统文化便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头。

二、曾氏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对其子孙后代的教育可谓是“诲人不倦”，从为人、为官到为学全方位地加以教导，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一封封家书中，家书是他对家人进行教育的有效手段，从中折射出他颇有独特之处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揉合儒、墨两家的德教思想

儒家历来就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道德教育传统。作为近代有名的儒家硕学，曾国藩也十分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一向主张德才兼备，甚而他更为注重的还是德这方面，认为“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

1，“孝友”为德教之首

“孝”被奉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数千年来，遵守孝道就是中国传统家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孝敬父母更是儒家思想所一贯倡导的传统风尚。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又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把“孝悌之义”作为德教的基础内容是为了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教育目标和“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社会理想。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这个“孝”字，他在家训中写道：“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他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因为孝敬父母是博爱的起点，而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不仅是一个人培养善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的内在要求，更是他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品格前提。

2，修身以达“天德”

历来人们对“天德”这一概念的阐释颇多：“天德”者即“性也”，这源自《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的“性之”二字。而荀子在《劝学》中云：“变化代兴，谓之天德。”认为“天德”乃天体运转生生相息之特性。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认为“天德”意为自然宇宙之规律，只有对自己处事谨慎、严格要求即“言慎求之”的人才是圣人，才能达到顺乎天地宇宙万物之内在规律的至高境界。明代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说：“刚健中正纯粹，天德也。”两者的阐释着眼予以“天”为本体，强调人之一切行为要顺应天性；而后两者的阐释着眼于以“人”为本体，强调要达到“刚健中正纯粹”的理想境界之人性。后学多将以上两者的阐释合二为一，追求那种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而达到这种至高境界是要经过严格的修身养性的，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修养手段。

曾国藩非常注重修身养性，并以此来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他在同治十年三月初十的《日记》中写道：“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盂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他建议学习古代圣哲贤人，他们通过修身养性而使胸怀宽广，消除物我之见，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之品德。

关于修身之道，曾氏有很多具体的做法：他向子女们提出了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他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日课第三条就是要告诉儿子们要有爱心，做到“仁者爱人”。曾氏是固守儒学“仁”的基本理念的，“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仁”又是主体内在意识，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所以孔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内在的仁具有伟大而崇高的道德价值，因此在儒学范畴内，“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这是儒家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起点和基石。“仁”在曾氏的家教思想体系中被转化为：对父母的爱，即为“孝”；对兄长的爱，即为“悌”；对他人的爱，即为善；对社会对国家的爱，即为“忠”。那么“习劳则神钦”则是来自墨家“节俭、节用”的教育思想了，在曾氏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以此来告诫儿子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他还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二)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

在教育儿子做学问方面，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导师。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自古以来，谦虚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本色，曾氏也如此，他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㈣这是曾氏最想要告诉儿子的治学之道。曾氏虽满腹经纶，但他非常谦虚，每每在教育子弟如何治学时，从无吹嘘自夸之辞，总是说到自己的不足。如一封家书所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钞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克己的苛刻，当其弟弟来信向他请教有关读书事项时，他回信说：“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如此谦虚谨慎，这不正是后辈们学习的榜样吗?

(三)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

曾国藩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与我们现在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同义语，原本说的是一种处世办事的态度，曾氏认为也是养生之道，抱这种态度对待生老病死，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和忧虑，顺其自然，心境平和，就可以健康长寿，这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还告示儿子可借山水花竹来怡养身心，看重自然景物对人的身心的陶冶培植作用，这与他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即追求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能达到一种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境界，这样就可以使心灵免受来自外界的一切痛苦和烦恼的煎熬和折磨，人自然就会身心舒畅，延年益寿。

三、曾氏家教思想的现代意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曾氏家教思想还以其开放性的品质给当代教育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曾氏德教思想启迪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

曾氏家教思想非常重视指向“德”的人才培养，他认为首先应教会子女如何做人，中国有句古话：“先成人，后成才”，说的就是这一道理。教育的终极关怀是“人”，教育必须高度关注人的发展、人的完善，这应该成为教育始终如一的信仰，要立足于它的本体价值和本体功能，要将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人”是教育这一庞大系统工程要研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这里“人”的意义指向应是“人本思想”中的“人”，教育思想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那么教育的首要目标应是指向“德”这一教育内容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指向“才”，把“德”忽视了，这就本末倒置了。因而造成很多负面效果。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整体滑坡，高校内出现很多道德沦丧的事件，如作为生命工程科学系的学生马加爵竟如此漠视生命，真是令人震撼，又令人深思。

曾氏家教还重视培养子女的社会责任感，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虽然在当时来说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时代局限性，但我们只要剔除这一在当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吸取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就能把这种跨越任何时代跨越任何阶级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宝贵传统精神元素融入到家庭教育中，使其发扬光大。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过分溺爱，造成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取向，他们的为人处事、思维方式都是“个人主义”色彩的，心胸狭隘自私，看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容不得半点批评，可想而知，这类孩子长大后是不会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什么贡献的。因此我们要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成份，这有助于纠正现代家庭教育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

其二，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

建设文明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要文明，必然要求组成社会的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是文明的，社会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达到文明的程度?这就离不开一个文明的家庭氛围的塑造和培养，因为人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中，家庭是每个人的人生启蒙之所，也是每个人终生接受教育的地方。在文明社会、文明人与文明家庭这三种处于不同层次的“文明生态圈”中，家庭文明应是社会文明的本源。因此家庭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要解析的一个“源代码”，而家庭文明的建设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从而家庭教育便是社会文明进程中要编译的“源程序”，因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曾氏家教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以他自己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超人的智慧对其子女们进行谆谆教诲。这种严格的家教又造就了一个兴盛不已的曾氏家族，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它给我们当代教育以很大的启发。现代很多人都忽视或是忽略了家庭教育，总认为学校才是孩子受教育的唯一场所，无形中人为地缩小了“教育”这一名词的概念内涵，学校成为培育人才的一个“孤岛”。其实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作用下，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迅速成才。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家庭教育，因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家庭。因此我们当代教育应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使良好的家庭教育成为教育这一系统工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中国教育质量迅速提升。

其三，曾氏家教思想启示当代教育实现其育人功能的“培养基”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自然万物的生长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教育也需要得到丰富“养料”的滋养，那么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便是当代教育得以健康发展的营养丰富的“培养基”。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书本与人生联系起来思考的人，而且他特别善于从中抽取出可以指导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这些信条与经验无不反映出他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它是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曾氏对社会人生独特思索的结晶，于是他就用这些承载着传统文化思想的信条和经验来教育其子女，曾家世代处于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曾氏家教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这也给当代教育以很大的启示。时下校园里的学生，特别是高校的大学生非常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缺少良好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熏陶和浸染，在当今校园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传统文化思想土壤很贫瘠，学生自我心理调控能力很脆弱，因此在疯狂追求物质效益的现代社会，极易造成人的心理失衡，校园自杀、他杀事件屡屡发生，学生整体道德水平下降，一些与大学生身份极不相称的言行，随时可闻，随处可见，尊师之风每况愈下，难怪不少有识之士在强烈呼吁“传统人文思想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