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名言十篇

曾国藩名言篇1

1、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物极则反，害将及矣。

2、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则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宽厚，宽厚则福亦厚矣。

3、贫贱时眼中不著富贵，他日得志必不骄。富贵时意中不忘贫贱，一旦退休必不怨。

4、静坐自我妄为，读书即是立德。

5、俭以养廉，誉洽乡党；直而能忍，庆流子孙。

7、溺爱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己于富贵。大丈夫见善明，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死生如鸿毛。

8、衣冠之族，以清白遗世为本，务要恬穆省事，凡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与之相接。

9、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笑，乃有进步也。

10、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存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

11、吾不知所谓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谓恶，但使人恨者即恶也。

12、毕竟先知后行，至于纯熟，乃能合一。

13、人皆有爱生恶死之心，人皆为舍生取死之道。何也？见善不明耳。

14、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过思者迷正应。

15、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为愚也。

16、定静安虑得，此五字时时有，事事有。离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17、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纷，此亦不必过为退避也，但因以为利，则市道矣。

18、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19、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则不屈于物，忍剧则不扰于事，忍挠则不折于势，忍穷则不苟于进，故曰，必有忍乃有济。

20、食能止饥，饮能止渴，畏能止祸，足能止贪。

21、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二者皆从不忠不恕生出。

22、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

23、以忠沽名者讦，以信沽名者诈，以廉沽名者贪，以洁沽名者污。忠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有一于此，乡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24、闻善言则拜，告有过则喜，有圣贤之气象。坐密室如通衢，驭寸心如六马，可以免过。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

25、女相妒于室，士相妒于朝，古今通患也。若无贪荣擅宠之心，何嫉妒之有？

26、以德遗后者昌，以祸遗后者亡。谦柔卑退者，德之余，强暴奸诈者，祸之始。

27、人生至愚是恶闻己过。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

28、好誉者，常谤人；市恩者，常夺人。其倾危一也。

29、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感。君子不轻受人恩，受则难忘。

30、仁言不如仁心之诚，利近不如利远之博，仁言或失于口惠，利近或失于姑息。

31、倚富者贫，倚贵者贱，倚强者弱，倚巧者拙。倚仁义不贫不贱不弱不拙。

32、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律己则寡过，绳人则寡和。寡合则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责己，小人责人。德有余而为不足者谦，财有余而为不足者鄙。

33、高才能文章，善居之，足以成名，不善居之，足以致祸。

曾国藩名言篇2

曾左二人都为湖南同乡，自从咸丰二年，曾国藩和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住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弟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然而两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曾国藩名言篇3

曾国藩何以取得如此成就？答案很简单：善于识人用人。

同治七年，左宗棠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皇帝下诏书，让全国封疆大吏，都向曾国藩学习识人用人之道。

曾国藩是怎么识别堪当大任之人的呢？

第一：有操守

操守就是为人，这是做官的一条底线。

操守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含义是“要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气？第二层含义是有节操，有一种临事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

曾国藩说，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做领导要有操守。

第二：无官气

曾国藩说，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局限，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

“官气”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前顾后，首先考虑乌纱帽。艰难的事情来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

湘军招人原则非常奇特，市井油滑之人一个也不招，招募的都是山里的农夫，绿营兵、八旗兵也不招，因为曾国藩担心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曾国藩说，用人以质朴为尚，不应专取才华。

第三：多条理

曾国藩“相人口诀”当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他打了一个比喻说，解牛，在外行人看来非常复杂，但庖丁能解得很清楚、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两句话就够了。一本书也好，古人流传下来的典籍也好，概括起来，可能就是几句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

做事“多条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能力。

第四：少大言

大言就是放空话、说大话。经常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说话没谱。曾国藩说，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为教育手下人，写了著名的“教令”，要求必须遵守，后来命名为“劝诫浅语”。在劝诫本省乡绅、外省客游等四条中，第三条就是“禁大言以务实”。

第五：才堪用

一个人要治理他的辖地，首先要才堪治民，就是能不能让下属、让这个团队的所有人心服口服，由衷地钦佩你。

才堪治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不外乎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人肯定不服气，不勤则业务必然荒疏。

第六：敢担当

敢担当就是身先士卒、勇于探索，不畏风险、敢想敢为、敢破敢立。

第七：不急名

为名利而逐的人提拔稍迟则生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员工争毫厘。这样的人用之必生祸端、必成大患。

第八：耐辛苦

身体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的人久用则散，因此作为第八个条件。

第九：忠义血性

以上八条标准只是一般性识人标准，要担当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仅有这八条标准是不够的。曾国藩为此提出一个衡量人才的最高标准，用他的话叫“上上之选”。

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曾国藩用四个字概括――“忠义血性”。就是要公忠体国，心中有党，心中有民，赤胆忠心。

曾国藩说，最好的人才必须具备“忠义血性”这个标准。

曾国藩名言篇4

关于曾国藩精于相人的故事很多。俞樾《春在堂笔记》曾说：“湘乡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劳之盛，一时无两，而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曾国藩“相士”的口诀，除了前面引的八句以外，另有十二个字，即：“长方昂，稳谨称，村昏庸，动忿 （同‘遁’）”十二个字。“长”是体格魁梧的表现；“方”是形态端方的表现；“昂”是精神奕奕器宇轩昂的表现。三者皆伟男子的表征，自是第一等人物的表征。“稳”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立得稳，走得稳，坐得稳；“谨”是顾虑周到，小心翼翼，说话不乱，做事不乱；“称”是恰如其人，恰如其分，恰如其位，恰如其事。三者皆固守岗位，负责安分的表征，亦即中坚人物的表征。村头村脑，昏昏庸庸，碌碌无所短长，所谓因人成事之人也，这是普通人的表征。最下等人物的表征，便是“动忿 ”，“动”是心无主宰，见异思迁，今日朝三，明日暮四；“忿”是严于责人，薄于责己，不问是非，动辄发怒；“ ”是逃避责任，诿过他人，见义不前，见利恐后。三者即不负责任，不守纪律，二三其德之人。

淮军初立时，李鸿章曾带三个人往见曾国藩，听候派遣。适值曾国藩饭后三千步之时，李鸿章入内，令三人鹄候于外。及三千步毕，曾国藩入内休息，李鸿章即请传三人。曾国藩说：“不必传见。”李鸿章惊问其故。曾国藩答道：“一人俯首不敢仰视，此谨厚之人也，可任保管之责；一人值余面则正视不苟，背予面则左右探视，乃阳奉阴违之人，不可任事；另一怒目注视，始终挺立不懈，此人功名事业，将来不在你我之下，可寄以重任。”后三人果如曾国藩所言，而那位可以寄予重任的人，就是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此事一出，海内之士，无不佩服曾国藩善于“观人”。

曾国藩名言篇5

关键词： 曾国藩 古文 历时性研究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原名子城，湖南湘乡人，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内有文集三卷，共146篇。曾国藩的古文符合韩愈创立的“古文”传统，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讲求文统和道统，“道统”指的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政治理想，“文统”指的是由六经、孟子、司马迁、扬雄等相承下来的古文传承谱系。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醴华先生点校的《曾国藩诗文集》，这部作品，被视为研究曾国藩诗文最为真实可靠的资料。

一、前期经历与古文创作

年轻时的曾国藩家学不厚，三十岁以前忙于科举，学识浅陋[1]。三十岁以后备官翰林苑，才真正开始治学。曾国藩前期的生活与普通士大夫并无二致：穷则独善其身，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与拜客；达则兼济天下，身列卿贰时积极谏言，用心政务。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任职于翰林院与文渊阁。翰林院是养才储望之所，文渊阁是皇家藏书重地。在此期间，曾国藩主要任务是读书。读书的同时，曾国藩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友圈子，曾国藩的交往圈子主要有三个：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号为“穆党”的圈子，二是以唐鉴为首的理学团体，三是文学圈子。

穆彰阿（1782-1856），满人，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以来，典乡试三，会识五，凡履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犊、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2]。穆彰阿、季芝昌都是曾国藩的会师座师，门生之谊历来为文人所重视，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写道“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阙，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3]

唐鉴（1778-1861），字翁泽，号镜海，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江宁布政史，入为太常寺卿后成为京师理学家的领袖。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从唐鉴问理学，后又在唐鉴的推荐下，师从倭仁记日课，在此期间，曾国藩的气性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的本性是好物、好名、好色、好安逸，曾国藩也不例外。身处翰林清闲之地，曾国藩虽立志读书，但奈何本谐谑、好交游，所以每日的生活充斥着饮酒作诗、下棋聊天、四处玩乐。检索曾国藩的日记，未习理学时只是就事论事，也没有什么自省之言；研习理学的前一两年，日记中多克己痛责之语；两年以后，曾国藩终于能做到读书有恒、见善迁过。王醴华先生认为“其立身之基，自此始耳。”本文认同王先生的观点。在此期间，曾国藩创作了一些阐述性理的古文作品，如《顺性命之理论》、《五箴》、《召悔》、《求阙斋记》、《纪氏嘉言序》等。

文人雅士之间自然少不了谈诗论文。身处翰林以后，曾国藩与何绍基往来颇多，何绍基，字子贞，湖南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宋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曾国藩颇多奖掖，曾以自己最喜爱的梅花图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4]以翩翩词臣处翰林养望之地，又得前辈青眼相看，曾国藩前期对诗歌用力多于古文，但于古文亦颇为用心。嘉道年间，桐城派是宋学重镇，曾国藩从唐鉴问理学时，唐鉴已告知桐城义法，而且时梅曾亮在京城，跟随问学之人颇多，包括与曾国藩相交的龙翰城、邵蕙西等，曾国藩不可能不向其讨教。梅曾亮，字伯言，道光二年进士，姚鼐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在京二十余年，传播桐城义法，问鼎桐城。曾国藩诗集中有《赠梅伯言二首》末尾有“上池我亦识源头，可奈频过风日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我也知道桐城派的渊源，但怎么比得过我频频去拜访先生呢？由此可知，曾国藩经常向梅曾亮请教作文之道。曾国藩的好友中不乏汉学中人，如何子贞、刘传莹等，这些好友让曾国藩有机会识得汉学门径，为以后沟通汉宋打下基础。

经过六年的努力，曾国藩以理学新秀和文坛精英的面貌崛起于政坛，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二年，六年时间曾国藩遍任五部侍郎，期间于经世之务非常用心。“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槽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5]、“公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益无虚日。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6]。仕途得意的同时，曾国藩内心却很苦闷，与京城中哪些雍容养望之人不同，他来自社会底层，对国家窳败带来的民生多艰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当他有发言权的时候，他显得急切而又憨直。从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除去必要的谢恩折子，曾国藩上了五道奏章，分别是《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陈三圣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这五道奏章分别对应着人才、军事、君主、民生和经济，将晚清时局囊括殆尽，其中《敬陈三圣预防流弊疏》更直指咸丰皇帝“性琐碎”、“好文饰”、“用人不当”。由此我们可知曾国藩视野广阔，经济、军事、上至帝王，下至小吏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中。其次他感情真挚，敢于承担责任，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在他那里得到了彻底的落实。然而在现实面前曾国藩碰得头破血流，“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他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甚至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多次在家书、日记以及与友人的信出吐露归隐的打算。

曾国藩前期的生活主要是读书、交游和做官，所以古文作品中多赠序之作。此类文体的目的都在于表现人物、作品之美，难免有阿谀之词，但曾国藩却不入流俗，在作品中别有怀抱地抒发自己的想法，或倡扬美德、或勉励友人、或考据源流。如其道光二十五年所作的《送郭筠仙南归序》，郭嵩焘，字筠仙，才华斐然但仕途不顺，曾国藩在文中论器之大小与才之优劣，在肯定筠仙才华的同时巧妙予以针砭，劝其当力去扞格。前期以理学修身，所以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中较为偏重德业，“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是传统士大夫的奋斗目标，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信仰坚定，所以在理想遭受现实打击之时显得急切而又憨直，这直接造成了他前期的文风激切凌厉，有悍然不顾之风，如《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陈岱云病重之时，他的妻子割臂入药以进，曾国藩在文中发出这样的感慨“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7]曾国藩对崇尚中庸之人大声怒喝，肯定“激烈之行”，这与其前期以理学为信仰、激切憨直的行事风格是一致的。

二、后期经历与古文创作

他后期的经历与前期不同，前期主学问，后期则是将学问转化为事功，险恶万分的局势容不得他一味方刚，他的学问与事功紧密联系在一起，尽取一切可用之学，打破门户之见，致力于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建设和维持。后期比前期多一份博见之识与躬行之实，而做事手段也变得十分周全。

曾国藩后期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剿捻、处理天津教案。咸丰二年十一月奉上谕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从此立身战场，历时十四年，转战半中国，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杀，历史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悲壮雄廓的画面。从《讨粤匪檄》开始，曾国藩的古文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惨烈的战争场面的描写。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期间，曾国藩失去了两个弟弟，牺牲了自己的老师，战死沙场的不乏生死至交。所以曾国藩后期的古文作品中哀祭类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

曾国藩后期处乱世，掌高位，饱尝忧患，最致命的是统治者不信任不给实权和地方官僚的掣肘。曾国藩的门生赵烈文曾说过“（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官场龃龉表现最激烈的时候是在江西，时江西巡抚陈启迈寸权必争，且朝令夕改，视军事如儿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陈启迈的带领下，通省官员都与曾国藩作对，连曾国藩的兵勇都被人毒打。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拒绝再出，因为无权无以谈治军、筹饷，可咸丰皇帝气量狭小，又同时发生了天京内讧，咸丰皇帝顺势解除了他的兵权。经年苦战换来这样一个结果。这时他的政敌们大骂曾国藩假道学，假忠义，要挟君主。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这只是其后期艰难生活的一个片段。

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覆灭，清廷先是给曾氏兄弟封官晋爵，旋即下旨严责天京窖金及幼天王下落。曾国藩看穿清廷意图，杀羽自保，裁撤兵勇，请停军饷，急流勇退。

太平天国运动的颠覆并未能让曾国藩卸下千斤重担，次年五月，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山东剿捻。僧格林沁战死后，朝廷下令由曾国藩节制三省，其一再请辞，他在奏章中将世态人情说得十分清楚“臣博览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位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灾祸”[8]，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五十五岁了，精力不济、病痛缠身，所带领的湘军早已是暮气沉沉，剿捻最终无功而返，退而即遭到御史弹劾，但朝廷并未追究。

同治九年，天津出现传染病，法国传教士兴办的育婴堂内大批儿童死亡，简单埋葬于教堂墓地，引起天津市民怀疑。一时哄传天主教遣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作药引。愤怒的民众焚毁教堂，并杀死法国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事发之后，法、英、美、俄、德、比利时、西班牙七个国家，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派出军舰在天津海面示威。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手天津教案的。最后以议和结案。错不在曾国藩，而举国大骂其为“卖国贼”，理学家向来视名誉高于性命，曾国藩的精神受到了极大打击。

前期他秉持的理想人格是儒家的方刚，但这样的气性与官场格格不入，所以事多不能成。后期当乱世，处高位，曾国藩要做的是“立功”，在现实面前他逐渐认识到以雷霆手段未必能迅速达到目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后期的曾国藩学会了改变自己，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胜己者强”，胡林翼评价他“无复刚方之气”，欧阳兆熊认为他从此一宗“黄老”之学，但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却是以大力成大事业。他自己也形容过这种力量“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9]。曾国藩的后期生活侧重于“立功”，古文的内容中加入了许多战争场面的描写。体裁上多墓志之作，他要表彰死去的将士、鼓励生者继续战斗，这使他更加偏爱雄奇之文。饱经世事后语言风格不像前期那样凌厉激切，而是着眼于大局，循循善诱，文风转向朴素深雄。如《湘乡县宾兴堂记》，湘军一起，湘勇之民天下闻，但咸丰五年，礼部会试，湘乡竟无一人参加，曾国藩这篇文章旨在劝学于士子，但全篇并无“劝学”二字，开头以自古开国之主以武功定天下，恒以文德治太平总领全文，中段赞扬县令唐逢辰筹建县学，使士子无求学之难，旅费之困，末段展望大难荡平，湘中子弟之忠义之气发而为文必能震耀寰区，文章架构宏肆，滴水不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非襟、大作为、大手笔之人不可为。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12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记载：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

[2]赵尔翼.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415.

[3]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42.

[4]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40.

[5]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84.

[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4：86.

[7]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0.

曾国藩名言篇6

关键词：曾国藩；湘军；道德践履；人格魅力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关后八旗兵逐渐腐败，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编的汉人部队即绿营。绿营在乾隆年间也和八旗兵一样腐败。到嘉庆年问，历时九年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就是依靠团练才镇压下去。咸丰初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王朝也只有继续依靠地方武装，任命团练大臣办团练。曾国藩就是咸丰帝任命的在湖南办团练的大臣之一。后来湖南的团练由曾国藩统帅出省作战，发展成为湘军。

曾国藩对绿营的腐败有深刻认识，他说：“以今日绿营之习气，与今日调遗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一心一气，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曾国藩全集》第21卷第186页，岳麓书杜，1994年版)曾国藩彻底否定了绿营。按照新的建军机制组建湘军：由统帅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勇丁。曾国藩把这种方式组建的湘军比作“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叶，皆一气贯通。”(《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由于层层招募，组成“这棵树”的是利害相关、思想相通、地域相同、社会关系相近的人。维系“这棵树”生存的不是普通军队的组织纪律。而是家族、亲朋、师生关系。湘军的招募制，使“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么惠。”(《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湘军还有另一条原则，如果统领、分统、营官去位，其统部队一般要解散。由新统领或新营官去重新组建。这就使得湘军各护其长。心怕头头去位后在重新组建中地位降落影响前程，甚至被斥退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湘军的这种建制，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恶弊，但也因层层招募、层层隶属，造成只听命于直接长官而难以统一指挥的困难。

然而，湘军的这种建制，并没有影响曾国藩作为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如果不是这样，湘军就不能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也就不会对曾国藩既恨且忌。李鸿章在《曾国藩神道碑》说：“公治军，谋定而后动，折而不挠，重如山岳。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话并非溢美。曾国藩不仅在军时将士听从他的指挥，即使守制离开了军队，清廷的命令他们可以不听，但曾国藩“一纸千里赴急”。(引自朱安东《曾国藩传》第3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湘军将士之所以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如他见识远大、高人一等的战备眼光使人折服，如他的政治地位具有领衔奏事保举官员的权力而使人随从，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道德践履，是他的以德感人。对此不论是曾国藩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人，都有颇为一致的评论。如作为曾国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闳。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评论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世界上对人征服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外力控制，威逼加利诱，它凭藉的是权势；一旦权势衰退，这种征服便化为乌有。另一种是内心征服，使人心悦诚服，它凭藉的是高尚人格，是道德感动。曾国藩以他的道德践履和高尚人格去感动湘军将士，使他们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指挥。湘军将士特别是那些学养深厚的将士，无论心腹与否，无不奉曾国藩为道德圭臬。李鸿章、容闳、薛福成、黎昌庶这些心腹知己自不必说，即使与他有隙甚至交恶的李元度、左宗棠也莫不如此。曾国藩逝世，与之交恶的左宗棠挽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勿负平生。”李元度数次为曾国藩所参，曾国藩逝世，他长歌当哭，撰文祭曰：“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如我。地拓海容。”郭松林的一首挽联则更具体地表现了曾国藩以德感佩湘军：“伟业冠古今，满而不溢，高而不危，统求国计民生，先忧后乐；荐贤遍天下，功则归人，过则归己，若论感恩知己，异口同声。”

以德感人，这种征服是情感的征服，是内心的诚服，这种征服后来被生于韶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伟人毛泽东称为“大本大源”。正因为它是“大本大源”。所以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曾国藩“德业文章，炳耀环宇”，不仅在当时“虽妇孺亦感佩其为人”；(龙梦孙《曾文正公学案序》，《曾文正公学案》)即使在今天，其高尚人格也使人感动至深。曾国藩以德御军。其高尚人格的道德践履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述之，主要是“忠、恕、廉”。

忠是理学最高的道德准则。理学认为。道德伦理是理的体现。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刘元承编《二和遗书》卷十六)曾国藩发挥说：“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则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曾国藩全集》第14卷第13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无疑是他践履的最高道德准则。早在京官时期。严格深厚的理学修养就使他从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升华到了谋求国家发展挽救清朝倾堕的境界，冒死上“三疏”，为国忘身忘家就是明证。太平天国爆发，清帝国风雨飘摇，是忠使他以一介书生投入血与火之中，组建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对清帝国的忠集中体现在“三个不顾”。

不顾性命。曾国藩墨从戎，从荷叶塘踏上赴团练大臣任的第一步，就下定了效命疆场的决心。就任长沙，曾国藩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就发表就职宣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以后，曾国藩曾多次表白誓死效忠的心迹。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不仅表现在疆场视死如归，更表现在他为朝廷的根本利益而不顾性命屡屡对抗旨意。咸丰三年，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就催迫出师，曾国藩几次抗旨。即使在咸丰帝震怒的情况下仍冒死上疏陈述不能立即出师庐州的五条理由。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墨从戎，为坚持“重扼上流”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又一次抗旨。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曾国藩屡屡抗旨，或者是羽毛未丰就从衡阳贸然出兵，或者是放弃“重扼上流”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后的清朝历史或许就要重写了。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在这里，王安定只讲了原因的一部分，曾国藩的成功不仅在学力，还在忠心。没有忠心，没有把国事看作家事的精神，曾国藩是断不会屡屡抗旨的。

不顾名声。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理学家，名声的重要不亚于生命甚至高于生命：为捍卫名誉而放弃生命的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比比皆是。曾国藩就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841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然而曾国藩为挽救清朝危亡。往往置个人名声于不顾。为镇压湖南农民起义，他杀人如麻，落了个“曾剃头”的恶称。针对官场优容苟安、不白不黑、置国事不顾的情况。曾国藩不惜落侵官越权之恶名。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命他出兵拯救安徽，曾国藩抗旨，致使座师、湖广总督吴文死事。这更要负忘恩负义的骂名。后来曾国藩办天津教案。他谋国安危不顾讥议纷起，不顾损害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的隆誉，不顾卖国贼的骂名。正是为履行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而不顾个人名声的继续和集中体现。

不顾疑忌。清王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实行严密防范的既定政策，从来不轻易授汉人以实权。对曾国藩也是如此。清王朝对曾国藩是既利用又疑忌。咸丰四年。曾国藩克武昌，咸丰帝在屡闻败奏的情况下闻此捷报十分兴奋，一喜之下赏给曾国藩一个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当时一军机大臣对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数万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王将相闻此言“默然变色者久之”，(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下卷第7页)终于收回成命，曾国藩因此客位虚悬。处在既要筹措军费又无实权的尴尬境地。后来曾国藩欲以守制挟请地方实权。然清廷在局势好转的情形下竟顺水推舟，允准曾国藩守制。直到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击溃，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才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清廷虽然授给了曾国藩实权，但对他既利用又防范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用各种方法加以抑制。或者利用湘军派系。如在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而袒左抑曾；或者利用督抚矛盾。如在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而袒沈抑曾。攻克天京时，更是借天京金库和幼天王逃走事对浴血奋战的曾国荃严厉呵斥。以通过抑荃以抑藩。曾国藩本人对清廷对他的这种防范抑制态度自然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当他听到湘军攻克天京的消息后，绕室彷徨，彻夜不眠。自己效忠的政权竟对自己百般猜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与悲剧。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未改其初衷，他对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的践履仍是那样的沉溺与执着。

矢忠君国本是湘军的群体意识，特别是高级将领的群体意识。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他对忠这一最高准则的践履。无疑会使湘军将领乃至整个湘军将士的矢忠意识得到强化。感动和激励他们为拯救面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而效命。胡林翼为曾国藩的忠心所感动，他开府湖北握有地方实权。对曾国藩有求必应。无所顾惜。郭嵩焘感叹：“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亡本朝，此老必不死。”(引自孟易醇《曾国藩传》第1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曾国藩效忠君国不仅感动着湘军将士，也感动着湘军以外的许多官僚，如广东花县人骆秉章。靖港之战，湖南臬台商量，请骆秉章劾奏曾国藩，骆秉章回答说：“不可，国藩谋国甚忠，当静待之。”(印章鸾《清鉴》下册第64，7页)后来湖南成为湘军后方和军需基地，骆秉章发挥了重要作用。

恕是儒家最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国藩作为一个理学家。不但继承了儒学恕的思想，而且从理学高度对恕进行了更深刻的阐述，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1394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在这里把设身处地的待人原则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一原则是他终身恪守的。在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就是通过践履这一道德原则来处理与同僚与部属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把他们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曾国藩这一时期对恕这一道德原则的践履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宽容。最能体现曾国藩宽以待人的，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恃才傲物，自称“今亮”；但屡试不中，居乡里，四十一岁才人佐湖南巡抚张基亮。锋芒毕露而又科场失意的左宗棠对为人拙诚、科场得意、官运畅通的曾国藩很是轻视。他们那时虽非同僚却是同乡，见面时常有龃龌。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妾洗脚，笑日：“为如夫人洗足”。左宗棠反唇相讥：“同进士出身”。有一次。曾国藩出一上联：“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左宗棠对下联：“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虽是传言，却也反映了二人的早期的不谐关系。但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左宗棠的大器晚成，终于出将入相，离不开曾国藩的保荐之功。

左宗棠曾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私役兵弁、挪用公款的樊燮撤职查办。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为劣幕，咸丰帝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咸丰十年，左宗棠被迫离开骆秉章抚幕。后来因胡林翼、骆秉章上疏又得肃顺进言，案子才得以了结。这时左宗棠只得投向驻军宿松的曾国藩，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久，奏准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帮办军务。曾国藩又让左宗棠回乡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让他掌握军事实权。几个月后，曾国藩上奏左宗棠战功，使他晋升为三品京堂；成丰十一年，又奏准改襄办军务为帮办军务。第二年，又奏请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不久，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要知道，三年之中曾国藩对左宗棠四次举荐，使他从一个被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是在二人存在嫌怨的情况下进行的。

二是自省。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就狠下了一番功夫。与人有隙，不管是友人、仆人还是家人，他都是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是反省自己。到了统帅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更是把反省精神推及治国平天下。对于处理湘军与地方的关系，曾国藩总是告诫部下。军队要主动。如他告诫蒋学凝说：“地方官挟嫌构衅。在所不免，然军营每至各县，其初须力禁骚扰，其继须奖借官民。若既不禁骚扰，又不能奖借，而反苛责之，怨詈之，则官民之责我骂我。百倍于军中之责彼骂彼。”(《曾国藩全集》第13卷第300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而最能体现曾国藩自责精神的。还是他处理江西巡抚与他争厘金的事。

湘军是一支自筹军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部队，曾国藩曾几次言及。湘军不难及筹兵而难在筹饷。曾国藩客位虚悬的艰难主要也是难在筹饷。他与地方的矛盾主要也是因为筹饷引起的。咸丰十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客位虚悬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由于长年战争，满目疮痍，军饷的筹措仍十分困难。到同治元年围攻天京时，曾国藩所统湘军已达12万，每月食米需5万多石，而这时米价昂贵，每石米银价已在白银3万两之外。曾国藩筹措军饷十分焦急。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江西巡抚沈葆桢与他争厘金的事。

同治元年十月，沈葆桢奏准截留江西漕折银5万两，又将九江的关洋税截留。而这时湘军已发生因无饷溃逃的事。同治二年，沈葆桢再次截留江西厘金，而这时正是攻破金陵前两个月的关键时刻。而“营中竟有食粥度日者”(《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13页)曾国藩担心因缺饷哗变而功亏一篑，万不得已才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饷摺》，在摺中列举了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不当的三条理由：

1、江西军饷状况优于湘军，江西发八成，湘军只发四成；江西欠饷五个月。湘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

2、按权属，巡抚应由总督节制；按事属，厘金应由总督直接主持。

3、按情状，在军事危急之际，同寅应患难相恤，有无相济。

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完全是沈葆桢不顾情理、恃才做上引起的，曾国藩没有过错。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反省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急躁。在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日记中他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后内省道：“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下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三是自悔。曾国藩被湘人称为“乡圣”，但它到底不是圣贤。他虽然待人宽厚。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有过头的时候，如他几次参奏李元度。人非圣贤，敦能无过?一个道德修养高深、道德践履踏实的人与一般人的区别。不在于有无过错，而在于对于过错的态度。曾国藩对于参奏李元度之悔，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的道德原则的践履。

曾国藩曾三次参奏李元度。第一次是咸丰十年的徽州之失，因曾国藩的参奏，李元度被革职微宁地太广道之职。革职后，李元度不经请示，径自回乡招募了一支千多人的队伍。取名叫“安越军”。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鄂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赏还按察使原衔；旋入江西有功，经巡抚敏科奏请加赏布政使衔；这年九月，因浙江巡抚王有龄许诺官升藩司，李元度不顾胡林翼劝阻，改换门庭，投向王有龄，同治元年正月得补浙江盐运使兼布政使。二月又擢升浙江按察使。就在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谕发出后的第十九天即二月二日，曾国藩第二次参奏李元度虚报战功、援浙不力，结果使从厄运中解脱、苏复的李元度再罹恶运。被革除新授的官职交左宗棠差遣。这年的五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参奏“私行远扬”的陈由立和贪生怕死、扰乱地方的总兵郑魁士的同时，参奏李元度和郑魁士一样。都是薄有时名、轻于去就。

曾国藩参奏李元度失之过严，有违恕道。首先，李元度并非一个朝秦暮楚、背信弃义之人，他之所以投向王有龄，是因为他急于走出厄运。不是对曾国藩情感上的背叛，这从后来他与曾国藩交往以及为曾国藩所作的挽联可以看出。其次，李元度有功于曾国藩和湘军，这正如曾国藩在“三不忘”中所育，在曾国藩的几次困境中。李元度都给了他可贵的支持。再次，带兵非李元度所长，但咸丰十年强之带勇的正是曾国藩自己，徽州失守曾国藩也难辞其咎。第四，李元度虽然措军不当，但守徽州身先士卒，“身卧城头，竭力堵御”，绝非贪生怕死、弃城逃命的郑魁士之流。

对于那样严厉参奏李元度特别是把他与陈由立、郑魁士一同参奏。曾国藩后来十分后悔。随着地位的越来越显赫，这种后悔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同治四年曾国藩在《加李翰章片》中写道：“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近岁事机大顺，悔之无及。”曾国藩的自悔，从史料看始于同治元年。这年正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二月又交部从优议叙，这时被他严参的李元度仍寄来情真意切的贺禀，曾国藩看后悔意无穷，三月二日在日记中写道：“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言及前此参奏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此后。曾国藩在书信、日记中多次表现了自悔之意并采取了补救措施。如同治元年六月。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余平生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同治三年，曾国藩给清廷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摺》，摺中有“三疚”之说。其中“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官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臣对之有愧，不得不略陈一二，上干圣听”的话，确为真诚悔过之言。十一月，曾国藩将上奏的事写信给李元度：“往者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于今己无多人，而事会乘除。乖违素志，尤觉钦钦抱歉，不能自己。”(《曾国藩全集》第27卷第4829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向李元度表示了道歉。

廉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就把廉作为做官的根本。从那时起曾国藩就立志做一个清官。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他在写给弟们的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无失言。”(《曾国藩全集》第19卷第18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立下的这一志向，他恪守奉行终身。做京官的时候，他从不轻易受人钱财；任圃练大臣组建湘军，他提出“不要钱，不怕死”；后来统率湘军出省作战。经他的钱粮无数。他不妄取一丝一毫。他在湘军将士面前塑造的廉洁人格形象，形成了巨大凝聚力。这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和把廉作为做官的根本一样。曾国藩把廉作为治军的根本，他以廉自律，以廉律下。曾国藩统兵在外，给家里寄钱很少，他在成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家书中写道：“余寄一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金济亲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钱粮。余不敢妄取丝毫……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

“惟俭可以养廉”(《曾国藩全集》第13卷第290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总是把俭与廉连在一起来说。曾国藩虽然是湘军最高统帅。官居要职，权倾天下。但他生活十分俭朴。食，他粗茶淡饭，每餐仅一荤，即使做了大学士也是如此，被人称为“一品宰相”。穿，他身为宰相，而衣服不足三百金。穿的是布衣布鞋。都是家人做的。30岁生日，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舍不得穿，只是在有喜事庆贺或过年时才穿。到逝世时，这件马褂还和新的一样。住。他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恶习。他曾委托弟们在家为他侈理旧宅作养老之用。但他弟弟曾国茎、曾国潢却违背他的意愿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富厚堂。曾国藩对此大为恼怒，他写信谴责曾国荃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易孟醇《曾国藩传》第47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后来曾国藩果真终于任所，未踏进新屋一步。曾国藩住所中的摆设也十分俭朴，摆在书房中的书箱每箱不过数百文。曾国藩的一生是俭朴的一生。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生活安定了，他仍为打了一把银壶而自责，为买一部《十三经注疏》而反复权衡书价贵贱，为家中入不敷出而焦心。

对于曾国藩的廉洁俭朴。他的幕僚和湘军将士无不钦佩。容闳在《东学西渐记》中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学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个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皆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若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权威，财政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自肥其亲属。以视后来彼所举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私产四千万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肃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曾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曾国藩名言篇7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少即有才名，自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后，在京十年，凡历七迁，官衔连跃十级，仕途不可不谓之通达。母丧回籍守制期间，适值洪杨祸起粤桂，连克州县，清军八旗、绿营节节溃退，朝野震动。风雨飘摇中的清廷亟需一位力拯危局的强者。古人云：“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而发。”此时的曾国藩，乘历史之机扶摇直上，以一介儒生之力，揽募乡勇，力督团练，亲创水师，拉开了十余载“成就整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基业的序幕。

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青年在致友人书中写下了此句“独服曾文正”之言。的确，曾氏以草芥书生封侯，以汉人血统终成满清中兴柱石，以乡练兵起而功成善终，不可不言其至伟。曾国藩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力主效仿西洋军械，首开洋务督办之风。人生不过六十余载，但却做到了为官刚毅严明、选贤举能；为将睿智沉稳、步步为营；为父为兄以礼治家、严于律亲；为儒则著书立说、厚德内敛。时至今日，当我们翻开《曾国藩家书》，翻开《冰鉴》时，这位晚晴“功勋柱石”、一等勇毅侯对子女诚挚、隽永的说教，语重心长的关怀，仍能以一派慈和睦人之象动人。无怪乎曾氏家族自曾文正身后仍能延绵百年而不衰，门风凛然而不灭，族裔后人得到了“无一废人”之称誉。清时人颂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今天看来仍无甚誉溢之嫌。

二、“办终生在指逆之中”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出“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的确，因天性狷介刚直，在湘初办团练期间，与腐化的地方官场格格不入，多方掣肘，饱受倾轧。因秉持着“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以铁腕手段镇压太平匪患，屠刀之下不乏枉死之人，民怨沸腾，湘人谓之“杀人如剃头”，以致“曾剃头”的耻辱名号伴其终生。靖港与石达开一役，初生的湘军水师几近覆灭，郁结难平、羞愧难当之下，曾国藩投江自尽未遂。此时的曾氏，境遇之艰，意气之挫，可谓困厄至极。然而，曾国藩虽“办终生在指逆之中”，却能“历百千险阻而挫屈”，事业功绩超脱时人之外，卓然镂于千秋而不朽，其奥秘也许从他而授其得意高足李鸿章的一言中可窥一斑：“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当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可见，欲为世之英雄，其勤其勉且艰若此。

曾国藩名言篇8

一、为官之道――隐忍克制,适度谦退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直到晚年,仍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一直以隐忍克制的心态在官场中立足,他的为官之道正可谓是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短,恰到好处。

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认为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

他非常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他31岁时,从十月初一那天起,坚持从灵魂深处检醒自己,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天天在上面写。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遥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几个谦退把曾国藩一生的中庸哲学思想心态全然现出。

二、治家之道――慎独自修,改过自新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他把教育子弟的着眼点放在修“心”、修“身”、修“行”上,并格外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耕”与“读”,也特别重视“三修”必成的首要条件――“志”、“恒”、“勤”、“劳”。

道光年间,曾国藩身处社稷,却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曾国藩认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在他眼里,官宦之家只能延续一二代,商贾之家不过三四代,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而孝友之家能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

三、处世之道――忠恕宽容,以德报怨

功与名,是曾国藩毕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认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在同太平天国的征战中,曾国藩率领湘勇攻克武昌、汉阳,立下赫赫战功,咸丰帝一道圣旨,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接旨后,心里还不太满意,觉得与他的赫赫战功不相符,但毕竟还是一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心里也还能平衡。但是,咸丰帝最后连这点小小的平衡也没给曾国藩。10天后,曾国藩又接到咸丰帝的第二道圣旨。用现代的话说,第二道圣旨免去了曾国藩的湖北巡抚职务,赏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咸丰帝的两道圣旨,对曾国藩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一道比一道不公平。

于是曾国藩派心腹康福秘密进京探听消息。康福进京后才知道曾国藩的赫赫战功,获得的不是赞扬,不是奖赏,而是猜疑和不信任。

面对这种不公,曾国藩的恩师、前任军机大臣穆彰阿送给曾国藩一张条幅,上书“好汉打脱牙和血吞”8个大字。曾国藩看后,倒抽了一口冷气。曾国藩心领神会,不把一时的荣辱放在心上,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气概和胸怀承纳了这个不公。

四、修身之道――至诚尽性,谨慎谦忍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更是稳重处事,常诵的格言仍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请将自身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消除隐忧,显示了其过人的清醒与才能。同治六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国荃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目的是常怀谨慎谦忍心态,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曾国藩名言篇9

1、转移风气

曾国藩在京十年，他目睹了“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愉修袂而养殉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吏治腐败和社会风气败坏的程度已很严重，对此“痛恨次骨”[1]。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以转移腐败颓靡的政治风气和衰萎苟安的社会风气。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历数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泄沓的通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要咸丰皇帝以自己的行为取向，转移习俗，陶熔人才。他称道康熙盛世开设经筵，名士进讲，圣主垂范，世风转移。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2]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3]

2、强国兴邦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4]曾国藩将人才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早期的文章奏议、家书日记中以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人才问题。在同太平军对垒的残酷战斗中，更重视人才的作用。他力避书生治军不能亲临前敌指挥作战之短处，充分发挥他“知人善任”的长处，前期主要是识拔和依靠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等人，后期主要依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这既表现了曾国藩善于网罗识拔人才的胆略，也进一步说明了重视人才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铜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多得……此其可浩叹者也。”[5]曾国藩最终以自己多年驰骋政坛沙场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得出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6]的结论。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晌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

3、寻找事业之替手与培养事业延续的种子

曾国藩曾告诫其弟“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咸丰十年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曾氏由此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认为，“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思想还体现在为事业的继承，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而培养一些“好种子”。他极力提倡引用一班“正人”，做事业的薪火传人。这些“正人”和“种子”在曾国藩死后，成为其事业的传人。青年时代的对曾国藩这点非常佩服，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兼传教之人”，即指曾国藩的事业有传人，有继承者。还例举了王安石、张居正等历史上的改革家，死后都是人亡政息，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曾国藩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改革，如军制的改革、洋务运动、整顿吏治等，这些改革在他死后，因为后继有人，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的一些思想更是被后继的人，如李鸿章等发扬光大，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二、曾国藩人力资源教育性开发思想

1、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

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士人的学风和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人才的成长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他所说的“转移之道”，一个好的人才形成的氛围“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候二十七日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助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韵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愤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7]这是他对育人环境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一个十分详备的育人环境实施纲领。

曾国藩认为良好的育人环境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一、统治者最高层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垂范于天下。二、自上而下要有切实可行的学习规章制度，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三、奖励优学者，戒懒惰者。由此而“潜移默化”则数十年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则“群英鼓舞于天下”。

2、育人三原则：勤教、严绳、宏奖

曾国藩常言：“以人事与人争衡，莫大于忠勤二字”。[8]这两个字用在育人上就是悉心指教、淳淳告诫、孜孜不倦育人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需要从各个方面促进教育对象的发展，事无巨细都要关注，以期受教者一能“改过迁善，长迁不返”。曾国藩长年对部属，或以书信训饰，或当面教导，“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9]无论处于何时、身处何地，曾国藩从不放松任何施教的机会。从教育内容来看，小至个人治心、治身、治学，大至治军、治国，无所不包，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内容之庞杂、关注之全面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曾国藩“清慎诚勤’，在育人方面的体现。育人时曾国藩把自己的信条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他人，如其所言“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饰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海人不倦’也。”[10]他再三强调对有品格缺陷者一，不要轻言放弃，对策赘贪诈、反复无常之徒，只要有一节可用，也应勤加讽勉，奖其长而责其过，劝其痛改前非而不轻易弃绝不用。

严绳，即严师管束。曾国藩一生标榜“诚敬”,他认为能恪守“笃行”、“诚敬”两字，就能负巨艰、当大难。养成诚敬，就要从基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入手。他认为，能够做到不晏起、不说谎便是做到诚敬的工夫。曾国藩认为这两件事是修身任事之根本,要求子弟、部属人人都必须做到。同时他遵循教师无小节的育人原理,极力以自身为榜样熏陶感化他人，显然这也是湖湘学人不违小节遵循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在曾国藩育人法中的反映。

宏奖，就是借奖勉引人向善。从人性论的角度对教育对象进行分类是古代教育家的一贯传统也是实施教育的依据。曾国藩在吸取先贤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依据人的心理特征把人才分为高明者、卑琐者两大类。并根据这两类人心理特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材施教。曾国藩提倡尊重受教者的人格，以欣赏式的教育来激励受教者向曾国藩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以褒扬、奖掖等方式增强人才为忠守廉的心理需求，利用高明者好顾体面，耻言人后的心理特征，尊重其人格多用奖励少用批评使之更好地发挥其长处；利用卑琐者胸无大志、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心理，要实行严格教育，这些人就会产生畏惧心理，如果管得松，容易导致其懒散堕落，如果用奖励而不用苛责，把他们放在高明而好体面者之列，就可以激发他们的自尊心，提高他们的潜能。由此曾国藩指出人才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人才欣赏、褒奖就如甘雨兴苗，相反则如严霜凋物。

三、曾国藩人力资源使用性开发思想

1、量才器使，用其所长

曾国藩曾指出：“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奏神奇之效……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材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从他对幕府人才的适用中可以看出，他对量材适用，用其所长的原则非常重视。据容闳回忆，当时各处人才汇聚于曾大营者，不下200人（实际人数超400人）。总督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结集、人才之盛，实为清代所独有。曾国藩又将这些人分为类：即谋略人才、如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等；作战人才，如彭玉麟、李元度等；军需人才，如甘晋、丁日昌等；文书人才，如罗萱、孙衣言等；吏治人才，如李宗羲、赵烈文等；文教人才，吴敏树、唐仁寿等；制造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等；外交人才，如郭嵩焘、薛福成等。由于曾郭国藩的量材适用，用人所长，这些人不少在当时就颇有成就，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

2、注重才识，不计恩怨

曾国藩用人，非常重视才识，他曾劝勉曾国荃说：因“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瞻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对于与自己常常闹别扭的左宗堂的才能，他深为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其“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清廷果然于同年着左宗堂“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又上奏，恳请：“将左宗堂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在用人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3、明责授权，用人不疑

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孙子兵法》中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就是讲的是用人不疑，充分授权才能致胜的道理。曾国藩用人，深明此理。咸丰十一年四月二日与沅弟书中说：“润帅与春霆信，劝其持重缓战，云开仗宜在四月中旬。弟信又欲急战，余则送鲍公渡江之后，一概不管，缓急听其自主可矣”。几天后他又在信中说，对鲍超的一切调度，“此间不遥制矣。弟处与鲍信，亦不宜多主意”。曾国藩鼓励左宗堂、李鸿章二人独立发展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氏认为左、李二人有大才，可以独挡一面，咸丰十年四月，他让左宗堂回乡募得5800多人，建立了楚军，随后转战于江西、浙江。同治元年三月让李鸿章在安徽创立了淮军，当月三十日淮军6500人抵达上海作战。从此，湘军及其旁系楚军和淮军形成夹击之势，从三面指向金陵，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三大敌人。

四、曾国藩人力资源政策性开发思想

1、人事政策思想

人事政策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力资源的开发。曾国藩作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对清政府的人事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在《陈言疏》中提出人才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法，考察之方。对时局尤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臣观之，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这些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的论断，在朝野中，京师内外不胫而走。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天国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出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他在体制外去寻找。另外，在《议汰兵疏》中等曾国藩都提出要求清政府改革人事政策的主张。

2、教育政策思想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自身教育、国民教育及留学教育思想，是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财富。他潜心钻研经世之学，主张学以致用，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世教育思想”。当太平天国兴起时，曾受命在家乡办团练。1854年3月，他《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纲常理教。1864年5月8日，曾在安庆设书局，刊印“四书”、“五经”。9月21日，曾奏请重修江宁贡院，补行乡试。1865年2-3月，在南京修建钟山书院、尊经书院，并重修安庆文庙。1867年，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本局)。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同李鸿章一起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1872年11月，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由容闳等带领赴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11]曾国藩不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书札》、《家书》、《文集》以及门人幕僚的回忆录中却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教育思想，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当时以及今后国家的教育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借鉴。

3、劳动报酬政策思想

曾国藩非常注意报酬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曾国藩练兵诀窍有两点，就是银子加上思想训练。曾国藩曾经对清廷的直属军队——绿营兵做分析，他认为，绿营不堪一战，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薪给偏低。绿营兵的薪每大约是一两五钱，以当时的物价水准只能勉强糊口，迫使很多绿营兵不得不另外经营小本生意，“以资生计”，因而荒废了训练导致战斗力低下。曾国藩训练湘军一开始就采取高薪制，平均月俸比绿营兵高出三倍以上，使兵士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集训。另外，曾国藩非常重视优恤政策的应用。按曾氏之奏折解释：凡拼死“杀贼”、“奋勇捐躯”的湘军死难战士，即可照拟保“升衔赐恤”。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曾国藩在《请恤储玟躬等奏折》中，要求清政府为在湖南宁乡同太平军作战中死难的湘军战士储玟躬、喻西林、杨华贡请恤。[12]除以上三位湘军战士得到升衔赐恤外，在其他战斗中死难湘军战士也获得升衔赐恤。如广东提标水师右营游击沙镇邦、大鹏协标右营署千总何岳沣、候选府经历唐奋勇等。[13]曾国藩的优恤政策除对阵亡湘军战士给予“升衔赐恤”外，还对那些“勇猛向前”、“奋力击杀”、生还的湘军战士给予择优保升。为“慰忠魂”、“褒节劝忠”、“旌忠表烈”、“激励人心，维持风化”，曾国藩还为死难的湘军主将建专祠。

五、结语

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人才思想以及灵活运用，也是中华文化中人才思想的集成和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以及相应的体系。曾国藩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其关于治国治军的一些思想，而其中的核心又是人才思想。人才使用的首先靠开发，在一百多年前，曾国藩已经深谙其重要意义，并结合其政治实践进行了阐发，虽然他没有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语言系统来表述，但是主要观点是相通的。从今天的视角分析，曾国藩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富有真知灼见，我们应当好好发掘、整理、借鉴。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版，卷四。

[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2卷，第2页。

[3]《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70页。

[4][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四）：复左季高（卷一），复彭丽生。

[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版，第232页.

[7]《曾文正公全集(奏疏)》：光绪二年湖南传忠书局刊本。

[8]《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9]转引自章继光：《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张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11]刘孙贤、向校宏：《曾国藩的“耕读”教育思想》，《泸州教育》，2005年第9期。

[12]《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5页。

[13]《曾国藩全集·奏稿》第2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4页

曾国藩名言篇10

去丹霞山旅游，住在山脚下的瑶塘村，傍晚无事，一家人沿着锦江散步。我正被两岸的奇山异石吸引，恨不得飞上山巅高喊几声。妻子突然说：“你看，好园！”我将梦游的目光收回来，注目左侧的园子，一扇木门敞开着，任凭游人进入，不收门票。园内有假山、大型鱼池、盆景、椰子树、榕树、芭蕉以及大量的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人在园里游，就像是站在一幅美不胜收的画里。

我有些纳闷，这园子到底是谁的？依我的经验，倘是旅游公司的，肯定要门票；若是私人的，应该不会向游客开放。吃晚饭时，我问饭店的老板，老板说：“园子是私人的，主人在广州开工厂赚了钱，就在丹霞山下建了这么一座园子，一方面自赏，一方面免费向游人开放。”我不认识这位可爱的园主，但我欣赏他的共享之心，他与他人共赏的是园林之美。

画家陈师曾也懂得与人共享，他与人共享的是个人的名望。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齐白石，他画的虾几乎无人能敌。然而，一些人可能不知道，齐白石早年出身木匠，并没读过多少书，年近六十岁去北京，依然没有大的画名，最贫困时吃饭都成问题。一次，他偶遇陈师曾，陈师曾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应邀去日本参加中日绘画联系展览会时，特地携带齐白石数幅画作，供展览出售。出乎意料的是，齐白石的画刚刚挂出来，就销售一空。法国人也不甘落后，他们拿着齐白石与陈师曾的画，准备参加巴黎展览会，齐白石的名气自此一飞千丈。

曾国藩是我老家的牛人，我年幼的时候，父亲常用他的故事教育我，希望我像曾国藩一样做人处世。然而，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乡人眼中的“完人”，与别人愿意跟他“共享”人生经验是分不开的。曾国藩在北京做侍郎时，脾气火暴，说话不留余地，因此很容易与人发生冲突。他的知交陈岱云专门为此事批评过他。曾国藩在日记中载：“岱云……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曾国藩的另一个朋友倭仁更有意思，他经常批点曾国藩的日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一次，曾国藩在日记里说自己“无恒”，倭仁这样批道：“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正因为这些朋友愿意让曾国藩“共享自己”的人生经验，曾国藩才一步一步克服自己性格的弱点，成为皇权时代一个从政典范。

共享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它的实质是一种无须舍己的为人。与人共享某种东西确实不难，但我们决不应忽视共享的意义。舍己的分享永远建立在无须舍己的共享的基础之上。一个人具有与人共享的条件，却偏偏对别人的渴望无动于衷，他绝对不可能与人分享什么。只有那些平时就具有善意，一向关注别人生存、生活的人，当别人有了难处，才愿意跳下泥坑拉人一把，由共享走到分享。共享与分享有着同一个母亲，它的名字叫“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