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范文10篇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1

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主要体现在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共有330多封，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向来治家极严，曾氏家族。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2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3

勉励同侪，转移风气

曾国藩不仅注意自己做道德建设的表率，还十分注意利用树立其他人做榜样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社会风气不是恒常不变的，而是“随人事而变迁”。要改变社会风气，就必须“用一方之贤土，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7]强调良好风气可以造就人才，而优秀人才又能以榜样的力量正社会风气。然而，道德建设和风气的培养并非易事，曾国藩认为须从有一职之权的官吏做起，“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8]在这方面曾国藩是下了许多功夫的。在清人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有一则“陈右铭服膺曾文正”的记载，对于曾国藩的此种做法有生动地描述：“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咎。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沈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传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9]陈氏一门三代皆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良有以也。故尔，陈氏父子于一般政事外，不忘曾氏之言，特重开启民智，转移士习，其效卓著，影响深远。

重视家教，鞭策后辈

清人家庭承担着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职业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都主要由家庭完成。在这里，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就责无旁贷了。为父者都重视子女的品质教育，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平江人叶祥珍订的家训五条，概括了家庭伦理教育的内容：第一条是忠君，所谓“家训莫大于人伦，人伦莫先于君父”，要求子弟懂得政府法令，完纳赋税，不犯律条；第二是孝顺父母，第三是和睦兄弟；第四是夫妇和合；末一条是善交朋友。他说人伦是人人每天所不能离开的，也是人人日日见到的，但是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勤于教育。由此可见清人是很重视三纲五常的家庭教育[10]。有的家庭在家庭教育方法上甚为讲求，曾国藩就是个中的典型代表。曾国藩一生不仅在上述的家庭教育内容上倾尽其毕生精力，还有自己独到的创新之处。不仅时时以“君子”严格要求自己以范于家人，而且还时时要求家人也做“明世理的君子”。曾国藩一生写过大量的家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教育儿子及家人做“君子”的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众所周知，曾氏家书的影响之大是空前的。他的家书量大，内容又杂，不能一一说列，这里仅举两例说明之。曾国藩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曰：“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功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馀俟续布。”[11]这里，曾国藩通过书信的方式，劝说其弟们要时时刻刻行勤、敬，并认为此点至关重要。又如，他在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谕纪泽》中曰：“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11]这里，曾国藩在信中教育子女的重点之一就是强调要勤俭持家。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我们并不想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评判，而只是想说，既然同一段话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一种思想也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好比小孩子看《红楼梦》里面尽是吃喝玩乐，青年人看《红楼梦》里面尽是谈情说爱，中青人看《红楼梦》里面是钩心斗角一样。要研究儒家思想对于传统科技的影响，关键应该看被影响的对象是如何做出反映的。正如儒家思想在不断变化一样，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农业的态度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本文的主人公曾国藩（1811—1872）对于农业的认识可能就与孔孟有所不同。

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来他做了大官，无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怀稼圃，戎马倥偬之余，他也采用家书的方式一再教导子弟重视农业生产。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日给纪泽（1839—1890，长子）的信中提到：

昔吾祖星冈（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与其弟澄侯（曾国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

余与沅弟（曾国荃1824——1890，四弟，行九）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以后“八字诀”多次出现在曾国藩的家书之中。

有时，曾国藩也会把其中与农业有关的几件事单独提出来，叮嘱再三。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给纪泽、纪鸿的信中提到：

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

同年九月十七日又向纪泽、纪鸿（1848—1881，次子）再度重申：

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此谕。

对自己的兄弟也是如此要求。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于在给澄、季（曾国葆，1828——1863，五弟）两弟信中写道：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写道：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风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再次提到：

押韵之‘书蔬鱼猪’，不押韵之‘竹’，千万留心一一培养。……县城菜园之人，似尚须请来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事情就出在花钱请人种菜上面。尽管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自己的子弟要种蔬、养鱼、养猪，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兄弟之间却存在分歧。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日字谕纪泽，提议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他说：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从营中寄回，此嘱。

不料他的建议却遭到了一直在家料理家务的澄弟的反对。澄弟的意见如何不知，但从曾国藩的反映来看，兄弟间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澄弟家书写道：

省城雇一种菜之工，此极小之事，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砌一个大拦头坝。向使余在外寄数万金银，娶几个美妾，起几栋大屋，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

曾国藩何以要如此坚决地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呢？城乡之间的蔬菜种植水平的差异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他在与弟书继续写道：

乡间种菜全无讲究，比之省中好菜园，何止霄壤！余欲学些好样，添些好种，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两个月后，曾国藩再写信给澄侯四弟，问：

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

曾国藩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乡间务农，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和实践，使他对于某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将之运用于生产之中。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给澄侯、季洪两弟的信中提到：

押韵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细塘上之横墙不筑尽可，下首须雄过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颇主此说。且有菜无淤，亦是罔济，淤亦押韵字也。

这是曾国藩就菜园周边环境和施肥所提出的见解。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给纪泽的信中又提出了一个菜园布置之法：

省城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耘者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士，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曾国藩对于竹木的种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提到：

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

他自己对于农业生产深有体会，并能把这种体会，来用解释读书时所遇到的问题。古文中有“涵泳”二字，左思《吴都赋》：“#鼊鲭鳄，涵泳乎其中。”唐韩昌黎集十四禘祫议：“卧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朱子语类》五‘性理二’：“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陆象山语录》：“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涵泳二字对多数读书人来说，也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写给纪泽的一封家书中提到：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大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又如“穜種”二字，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给纪泽的信中提到：

尔问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辩论甚晰。穜为艺也（犹吾乡言栽也、点也，插也），種为后熟之禾。诗之‘黍稷重稑’，《说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与稑，异同字也。隶书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穜，概用種字矣。

从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农业是有相当了解的。

曾国藩原本是个读书人，尽管他出自农家，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读书的目的便是“跳农门”，所谓“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做官，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而农业则一般被视为小人之事。最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子鄙樊须的故事。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可见当时人们鄙农的思想并未消除。而诗文更受人们的欢迎，读书人热衷于“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

宋朝的情况较之唐代要好些，但士大夫们仍然是“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宋代虽然出了不少花谱一类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无论是作者本人，或是当时的人都不把它当作农书，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至于“农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正如陆游有诗云：“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只是后来有了曾安止爷孙俩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为谱录类著作中增添了《禾谱》和《农器图谱》两书。

当然，鄙视农业，看不起农民，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但我们在承认传统中国“农者不学，学者不农”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也必须看到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科举制度的形成有关。科举制度形成之后，使得一些读书人不得不面临考场失利之后，自身的生计成了问题。于是唐时便有人说：“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农业成为人生的第二志愿。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科场失意之后，便选择了躬耕垂钓的生存方式，宋人陈旉也以“种药治圃以治生”。可以说，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士人务农的例子多了起来，但这并非是自觉自愿。

士人对于农业的态度随着理学的兴起而发生变化。理学标榜“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关注的是社会问题，但他们提出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口号，并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当中。农业生产也就成为格物穷理的一个方面，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并研究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如朱熹在任南康军（今江西省星子县）地方官时，针对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了劝农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措施。宋学家陆九渊（1139-1193）就对自家水稻增产的经验做过总结。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继承人陆世仪在谈到自己涉猎农事的心路历程说：“自甲申、乙酉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都，佃甚贫，不能俱种。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则古人省耕、省敛之方；一则稍欲涉猎其事，以验农田水利之学也。”从中可以看出，象陆世仪这样的理学家涉猎农事，有不得已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愿。这也就是他们在农学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原因。陆世仪著作多种，《思辨录》为其代表作，书中“修齐篇”的一部分讲述了区田种法，亦算是有所发明，其中尤以对农业中的三才理论阐述最为值得称道。清初张履祥作《补农书》也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张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他的弟子陈克鉴在“《补农书》引”提到：“农书之补，何为而作也？昔吴康斋先生讲濂、洛、关、闽之学，而隐于农，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读书馆课之余，凡田家纤悉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谆谆以耕读二字教后人者，于《初学备忘》、《训子语》中载之备矣。”著有《豳风广义》、《修齐直指》、《知本提纲》等的农学家杨屾也曾受到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的李颙（二曲）的影响。

理学虽然部分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农业的态度，但整个社会对于农业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从事农业是一项不体面的职业。曾国藩时代就是如此。道光四年（1824）吴邦庆在为农书《泽农要录》所作序中指出：“古无不学之农，……亦少不农之士。后世农勤耒耜，而士习章句，判若二途。故农习其业而不能笔之于书，士鄙其事而末由详究其理。”一般读书人对于农业还是不屑一顾的。

曾国藩是个大人物，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世，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曾国藩这样的大人，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原因有三：

一是家教。曾家从其祖父曾星冈开始便以耕读为治家之法。曾星冈年少时虽然也沾染过不少“游惰”习气，引起一些人的讥笑，但自35岁起立志自责，苦心致力于农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见到“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觉得不便耕作，便领着耕夫“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与此同时，他又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术及管理方法。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饲豕，出而养鱼”，一年四季，“彼此杂职”，无有空闲。他曾对曾国藩等孙辈说：“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这种亲耕劳作的观点，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从曾国藩给子弟的家书中即可以看出这点。

二是理学。曾国藩重视农业虽然出自家传，也是受理学的影响所致。曾国藩在京中时，追随唐鉴、倭仁等人讲习理学。唐鉴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他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朱子等理学大师对农业的认识与重视，肯定会对曾国藩产生影响。是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

三是认识。曾国藩在继承前人的思想之上，也有所发展。如果说，唐宋士人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宋明理学认为是格物所需，曾国藩则将农业看作是持家之道，他是从家族的兴衰来看待农业问题的。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咸丰四年四月十四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提到：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

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嘱咐：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同年早些时候，曾国藩曾手写过一副由其父曾麟书亲自撰写的一幅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5

关键词：曾国藩；民生观；评价

曾国藩推尊儒家学说，深受孔孟程朱之学影响，生前被人称赞为“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1]。对于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仁”和“礼”，曾国藩说道：“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2]。这里所提到的“内仁外礼”，换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的立论基础和具体表现。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始终强调“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3]，即是在爱民的基础上要以保护普通百姓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仁民爱物”思想是曾国藩对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一种传承与扬播。

咸丰元年（1851）年底，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为分内之事的曾国藩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四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4]。他陈述民间疾苦，主要列举了“三难”：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三个问题涉及到赋税、治安和司法，如果处理不善，百姓“真有日不聊生之势”。所谓“国以民为本”，如果百姓的颠连困苦，一丝一毫都没能上达的话，都是属臣的咎失。曾国藩因此进一步指出，改革这三个方面的弊政是当前之急务。解决银价太昂的问题，他在随后的《平银价疏》中提出“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京外兵饷，皆宜放钱”、“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地丁正项，分县收钱”、“外省用项，分别放钱”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等变通平价的方法，希望“以挽积重之势”，解除“民生切害之痛”。可以说，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曾国藩尽可能地以“民生”为怀，把“爱民”思想付诸实践并逐步延伸和扩展。

一、“禁骚扰以安民”

作为湘军的统领，为了提高其战斗力与凝聚力，曾国藩非常重视“爱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曾国藩积极宣扬官兵亲如一家，“爱兵如子”。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过：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这样的话，“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5]。在他写的一系列表彰阵亡将士的“昭忠祠记”，如《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以及为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所写的碑文中，均饱含着对湘军将士的一腔挚爱与殷切之情。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极力提倡“不扰民为本”。他认为：“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6]，只有将“爱民”作为第一要义，才能称为“仁义之师”。这里的“爱民”主要是指“不扰民”，也即是他的“八本”格言所说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为此，他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里面说道：“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是“爱苗”，打蛇杀虎是“爱人”，募兵剿贼是“爱百姓”，所以“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7]。不仅如此，他还特意为湘军撰写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8]。如果将《爱民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9]。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又写道：因为贼匪“淫掳焚杀，扰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恶乎贼匪”而“贵乎官兵”，“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因此他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10]、“禁骚扰以安民”。不可否认的是，湘军在实际中也确有扰民之举。但是湘军基本上赏罚分明，宽严互济，“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11]，所以这些营规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军纪、赢取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曾国藩后来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12]。其弟子李元度也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13]，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同治三年（186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面对灾情遍野、民生凋敝的局面，曾国藩对社情民生的关切之情更为急迫。他想方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救灾恤患，减租召垦，努力恢复固有的生产力；整饬盐务，疏通商运，甚至连秦淮河的画舫都繁荣起来了。在剿捻期间，战火连年，动乱频仍，全国政治形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曾国藩对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深感愧疚，明确表示“以剿贼为第二着，爱民为第一着”[14]。捻军起义失败后，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15]，“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16]。曾国藩“目击心伤，喟然私叹”：乱世之际，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实属人生的不幸。因此，他在家书中屡次提醒诸弟：“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禁止扰民以寓止暴之意[17]。

二、“重农事以厚生”

曾国藩的“民生”观，其一不准和老百姓“稍有口角”，其次“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18]，其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赈济百姓，救民水火，“尽心于民事”。在实际中，他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维护平民百姓的日常生计，其民生观体现得更为明确具体。“足民之政，积谷为先”，清代的京仓、义仓、社仓等皆有减灾备荒的功能。曾国藩在京任职期间了解到，有段时期乡谷价格高涨，致使贫民无以聊生，于是便打算为曾氏和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以及“二十四都”贫民。由于处境并不宽裕，俸禄也很有限，所以设置义田的想法难以如愿以偿。但他明确表示，一旦“稍有赢余”，则坚决“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咸丰元年（1851）四月，面对家乡的饥谨连年，曾国藩又表示愿效仿朱熹，在家乡推行“社仓之法”，这样“既可以及于远，又可以贞于久；施者不甚伤惠，取者又不伤廉”[19]。这些足以窥见曾国藩心系百姓、体恤民瘼的襟怀。

总督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而厘治军民的根本在于使人民“仓廪实”、“衣食足”。曾国藩后期在两江、直吏总督任上，对百姓的疾苦冷暖感同身受，经常为雨泽、旱情等伤稼而痛心疾首。像他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恐多雨伤稼，麦收不登，忧灼无已”[20]，同治五年（1866）六月十三日又写道：“雨如倾盆，冷如深秋，北之梁菽，南之稻田，俱恐伤稼，深为焦虑”[21]，字里行间的焦虑之情跃然纸上。更有甚者，他还曾经“因苦雨伤麦”，接连数日“至城隍庙步祷求晴”[22]。同治八年（1869）直隶亢旱非常严重，曾国藩担心百姓“麦稼已失，稷粱不能下种，将成非常之灾”[23]，于是决定“查明极贫下户，按口给钱，俾免饿殍”，除发钱之外，“开仓赈籴，庶次贫之户不致遽生觖望”[24]。当然，曾国藩之所以为民事农情而焦灼不已，客观上说是因为农民的收成好坏关系到军队的饷源，但从主观上看，更主要的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起着心理导向和道德牵引的作用，儒学教育确实使曾国藩具有爱民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正如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他所说的：“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所以他要求“尊官厚禄，高居人上”者，必须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25]。不仅如此，对一些遭遇兵乱、水灾、旱情的州、县、卫等地，曾国藩又屡次奏请朝廷筹款赈济或减缓蠲免。同治八年（1869）直隶东明县由于黄河涨流，粮地被淹十余年，曾国藩于十一月初一日奏请：从咸丰十年起至同治六年止，“缓带征地粮正耗银两，一律豁免，以苏积困”[26]。同年十一月，直隶开州、东明、长恒等州县秋禾被水成灾，收成歉薄，他又奏请“分别蠲缓带征，改赈为抚，以纾民力”[27]。这种“仁民爱物”的思想在《劝诫浅语十六条》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是农业社会，重农厚生可谓是尽到养民之道。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之家，懂得“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28]。在《劝诫州县四条》一文中他写道：“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这种苦况必然酿成祸乱，“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因此他强调“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重农事以厚生”，具体措施包括“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以及“有水之田，设法疏消”[29]等。总之，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除了清理狱讼、治理河道，还大力整顿吏治，减轻民众负担，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告诫各级官员要“视民事须如家事”，为民众“休养生息”创造了一些条件，并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赈济灾荒。据说曾国藩在两江、直隶总督任内的口碑还是不错的。根据薛福成的评价，曾国藩在两江任内“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宜惠及民”[30]。可以说这些都是曾国藩以民生观为主要内容的经世思想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

总的说来，曾国藩认为，不论是为官还是作战，都要珍惜民力，不能暴殓天物。设官是为“养民”，用兵是为“卫民”，“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名有位，也是罪孽”[31]。他后来自己总结说，他“之所以颇得民心”，只在于“此心真实爱之”[32]。章太炎对此曾褒扬说：“民之得伸，自曾左始”[33]。

三、“民生”观的批判与启示

从根本上说，曾国藩所谓的“民生”观，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主观意志的体现。在封建社会，“仁政”或“民本”并不具有近代民主的意义，君是主体和本位，“民”只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为争取民心而实行的“仁政”，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作为根本出发点，理所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成为“驭民”之术。曾国藩同样无法摆脱既定的窠臼，他的“民生”观便体现了这种性质。曾国藩把“民”分为“良民”、“莠民”或“刁民”，认为“分别良莠，为正本清源之道”[34]、“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35]。他所谓的“民”，受到宗法等级、血缘关系的圈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指不犯上作乱、尊礼守纲的“民”，这就使得“爱民”思想无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同。因此他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士人讲“道之以德”，而对“作奸犯科”的农民起义者则“齐之以刑”。在“非礼无法”、“出礼入刑”的礼治原则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无数“以礼杀人”的人间惨剧。清人戴震曾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36]理与礼是一以贯之的。曾国藩将“礼治”作为挽救时局、收拾人心的治本之方，将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完全消融于超越一切的“礼”之中，非常适合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他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贯彻“严刑峻法”、“以杀人为业”的理论基础。正如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37]。曾国藩的阶级地位以及所决定的道德观念表明他只能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成为封建统治的拥护者。

不容否认，曾国藩的民生观是朴素而直观的。他认为不论是为官还是作战，既要爱护兵士，又要保护百姓，尤其是要以百姓的利益为主。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普通民众对于维持政局稳定、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作用。由于受制于自身既定的阶级属性，他对“民”的认识存在着截然反差，所以其“爱民”的“民生”观也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得以真正实现。从这点上说，这也表现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曾国藩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关于自身的幻想”。曾国藩这种有限度、“不完整”的“民生”观，不符合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意愿，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维护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从提出的理论主张还是取得的实践成效来看，其“民生”观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执政为民理念仍具有合理与可取的借鉴意义。

现阶段，我们党提出的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源泉；强调人民群众是最高价值主体，人民利益是最高价值取向，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价值理想。“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国以民为本，民以生为先”，这都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基本价值原则和精神内核。在曾国藩的“民生”观里，他把“民”人为地对立区分，因此其“禁骚扰”、“重农事”等主张并不是目的，主要还是手段。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主体的时候，才谈得上真正的爱民。由此可以看出，解决民生问题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得出的必然结论，以人为本的民生观也是具有永恒主题价值的执政理念。

在现代社会，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惟其如此，所以“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做好增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38]只有从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真正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亲民而体察民情，爱民而关注民生，恤民而珍惜民力”，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得到最大的实惠，实现最大的利益，也才能认同和拥护党和政府。曾国藩在为官理政期间，对于与百姓日常生计密切相关的米价、田亩、庄稼等就十分留意，并且在职责范围内，想方设法以保障百姓的生活，争取民众的支持，效果也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然要求始终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这个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13]成晓军主编：《名人评曾国藩》，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72、34页。

[2][7][8][10][29]《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8、466、429～430、437、436～437页。

[3][5][9][18][34]《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5、198、157、21、372页。

[4][2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11页。

[6]《曾国藩全集·书信四》，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660页。

[1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126页。

[12][17][19][32][3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40、638、210、369、369页。

[14]《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699页。

[15][25]《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26、1394页。

[16][22][23]《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353、1514、1631页。

[20][21]《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02、1274页。

[24]《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009页。

[26][27]《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616、6624页。

[30]薛福成：《薛叔耘代李少荃拟陈督臣忠勋事宜疏》，转引自沈宗元《曾文正公学案》，民国八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

[31]《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514～6515页。

[33]刘凌、孔繁荣编校：《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36]《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6

关键词：传统家训文化;青少年;家庭教育

家训是指历代父母为子女教育所写的戒律，如家庭戒律、家规、家书等。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自我修养和自律原则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古代父母教育子女的最基本形式。我们知道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们不仅在中国传统教育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而且形成了《颜氏家训》《温公家范》《朱子家训》《弟子规》等经典家庭教育的“典范”。这些传统的家庭教育文化，是古代家庭教育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梳理它们，有助于我们厘清传统家庭教育对当代家庭教育的有益影响，让优秀传统家训文化在当代青少年家庭教育中闪烁智慧之光。

一、优秀家训文化对青少年家庭教育内容的影响

1.强调修养身心，走好人生“第一步”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受到传统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影响，尤其注重对子女的修身教育。所谓修身，即修养身心、学会做人、塑造良好的品格。在很多传统家训典籍中，都将修身放在重要位置，将其作为走好人生路的第一步，并从立志、读书等方面对修身的内容进行具体阐述。立志乃修身之基，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中国传统家训中，关于立志的表述众多。曾国藩认为人人都可立志、人人都要立志，“虽懦夫亦有立志”，并强调要从立志做起，效仿贤良，塑造自己的品格和气质。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中，指出“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如何实现自己所立之志向呢？读书是一条“捷径”。王阳明认为，通过读书和学习来获得自己的良知，并按照良知行事，就是圣人或君子，“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曾国藩也强调读书，他说：“读书：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二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读书是实现自己仕途和志向的途径，读书要做到“博”与“专”。读书不应该有功利性，读书并非一定要求仕，读书最重要的是可以从知识中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和品格。在《颜氏家训》“勉学篇”就明确指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朱子家训》也说：“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在当前青少年家庭教育中，也应该将青少年修身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以修身立基，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打好基础。

2.注重美德培养，健全人生品格

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明礼诚信、勇敢正义、勤俭持家，不仅是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青少年素质培养中也有一席之地。首先是孝悌之义。《弟子规》开篇就提“入则孝”“出则悌”，并对孝悌作了详细规定。而《曾国藩家书》中作为兄长的曾国藩在京为官，不能与父母诸弟相伴左右，却在一封封家书中，时刻关注家人生活，表现出浓浓的亲情，是以“孝悌”。在《致诸弟•劝述孝悌之道》一文中，曾国藩更是劝诸弟在“孝悌”二字上多下工夫，“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的“孝悌”精神从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从爱家人到爱整个社会，这是君子的品格，也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心。其次是诚实守信。在古代家庭教育中，一直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如何做到诚信呢？《弟子规》在“信”篇作了详细规定“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再就是勤劳节约，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重要性。中国的长城、都江堰、大运河都是中国人勤劳的见证。勤劳节约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就是要“勤俭持家”，在家训典籍中也有较多的叙述，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强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骄奢习气是绝对要不得的。

3.倡导仁爱情怀，培育博爱胸怀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也十分注重“仁爱”之心的培养，仁爱即仁者爱人，爱一切人，这是儒家追求的君子人格。在家庭教育中，也要培养这种博爱的胸怀，从对家庭的小爱延伸到对社会、对自然的大爱。我们要发扬《弟子规》中“泛爱众”篇所表达的博爱精神：“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具有仁爱之心就是要“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施惠勿念，受恩莫忘”“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要做到时时关心他人，处处关心他人。在青少年家庭教育中，要培养他们的君子人格和博爱情怀，让他们谱写人生更加美好的篇章。除此之外，在众多的优秀家训典籍中，对待人接物礼仪、爱国情怀培养、恭敬谦卑态度养成等方面也都作了具体的论述。

二、优秀家训文化对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法的影响

1.注重青少年的早期教育

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非常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认为越早越好，并主张做好胎教，他指出：“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孩子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尘垢未染，先入为主，对孩子进行正确胎教，可以使他们在生命缔造之初就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所以在怀胎三个月之后，就要注意所见、所行，要合乎礼仪。在孩子出生后，就开始“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当他长成小孩“识人颜色，知人喜怒”时加以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在孩子早期的时候就要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使之成为具有高品质的人。

2.父母要做到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

在人的一生中，家是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在家中我们每天与父母相处，父母的言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家长的言传身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要首先做好示范和榜样，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三、优秀家训文化对青少年家庭教育影响的对策和建议

1.社会：政府积极鼓励、媒体正面宣传，多方面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

从社会角度而言，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提倡市民对家庭典籍的学习，并与媒体一道为形成良好的家风，实现家庭发展、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第一，政府可以出资印制《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优秀家训典籍，让市民们免费阅读。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开展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家庭教育观。经典家训典籍多为文言文的形式，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部分家长而言，阅读能力较低，对文章内涵的把握比较困难，文化部门可以组织编排相关的话剧、家庭教育小品等，向家长介绍青少年发展各个阶段的规律和特点，帮助家长树立适合自身家庭所需的教育观。

第二，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新型媒体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几乎都在使用微信、QQ等网络工具。除了搭建传统家训文化网站平台以及在电视、广播上做一些关于家训文化的节目外，还要充分利用这些新媒体的快速传播功能，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话题讨论等形式，宣传和营造良好家风。

2.家庭：父母与子女同阅经典家训，共同推动良好家风文化建设

良好的家风和家训的传承，不仅传承的是一个准则、规矩、风尚，更是家风文化背后所承载的一个家族的历史和文化，它似一坛味道浓厚的老酒，散发着沁人而又浓厚的清香。一个家庭的家风如何，主要体现在下一代的家庭教养上。而作为家庭教育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家长，更应该熟知和了解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家训文化典籍，只有家长足够重视传统家训文化，和孩子一起阅读典籍、学习典籍、实践典籍，并把典籍当中优秀的家训文化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落实到位，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对孩子的成长起到有效的影响作用。

3.学校：大力开展“三进”活动，多渠道提高学生对家训文化的认识

以笔者学校为例，为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家训文化的学习，提高学生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开展了优秀家训文化“三进”活动，以期为更多院校加强传统家训文化教育提供更多的借鉴。

第一进是“进校园”。学校海源书院每年多次邀请国内知名传统文化专家进学校做讲座，不少内容涉及中国传统家训文化。校园各二级学院多次开展传统家训文化专题活动，如“家庭教育之一封家书”“经典家训典籍诵读”等，学生在阅读经典、学习家训文化的同时，通过书信的形式，与父母探讨家庭教育的内涵与方式。

第二进是“进社团”。成立了多个传统文化的学习社团悦读社、国学社等，在这些社团中，不定期举办传统家训文化的社团活动，通过组织“家访”“进敬老院”等，了解“孝”、实践“孝”，做中华家训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第三进是“进课堂”。开设了多个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观、修身九讲、经典诵读等，在课程中都包含着对经典家训典籍的相关学习，通过任务引导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在学习中认识中国优秀家训文化的魅力，让经典不断传承。当前，我们要以家风建设为重要抓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落地生根，培养出有高尚品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余秉颐.家训金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

[3]颜之推.颜氏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7

1、转移风气

曾国藩在京十年，他目睹了“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愉修袂而养殉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吏治腐败和社会风气败坏的程度已很严重，对此“痛恨次骨”[1]。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以转移腐败颓靡的政治风气和衰萎苟安的社会风气。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历数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泄沓的通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要咸丰皇帝以自己的行为取向，转移习俗，陶熔人才。他称道康熙盛世开设经筵，名士进讲，圣主垂范，世风转移。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2]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3]

2、强国兴邦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4]曾国藩将人才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早期的文章奏议、家书日记中以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人才问题。在同太平军对垒的残酷战斗中，更重视人才的作用。他力避书生治军不能亲临前敌指挥作战之短处，充分发挥他“知人善任”的长处，前期主要是识拔和依靠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等人，后期主要依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这既表现了曾国藩善于网罗识拔人才的胆略，也进一步说明了重视人才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铜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多得……此其可浩叹者也。”[5]曾国藩最终以自己多年驰骋政坛沙场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得出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6]的结论。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晌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

3、寻找事业之替手与培养事业延续的种子

曾国藩曾告诫其弟“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咸丰十年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曾氏由此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认为，“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思想还体现在为事业的继承，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而培养一些“好种子”。他极力提倡引用一班“正人”，做事业的薪火传人。这些“正人”和“种子”在曾国藩死后，成为其事业的传人。青年时代的对曾国藩这点非常佩服，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兼传教之人”，即指曾国藩的事业有传人，有继承者。还例举了王安石、张居正等历史上的改革家，死后都是人亡政息，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曾国藩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改革，如军制的改革、洋务运动、整顿吏治等，这些改革在他死后，因为后继有人，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的一些思想更是被后继的人，如李鸿章等发扬光大，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二、曾国藩人力资源教育性开发思想

1、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

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士人的学风和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人才的成长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他所说的“转移之道”，一个好的人才形成的氛围“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候二十七日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助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韵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愤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7]这是他对育人环境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一个十分详备的育人环境实施纲领。

曾国藩认为良好的育人环境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一、统治者最高层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垂范于天下。二、自上而下要有切实可行的学习规章制度，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三、奖励优学者，戒懒惰者。由此而“潜移默化”则数十年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则“群英鼓舞于天下”。

2、育人三原则：勤教、严绳、宏奖

曾国藩常言：“以人事与人争衡，莫大于忠勤二字”。[8]这两个字用在育人上就是悉心指教、淳淳告诫、孜孜不倦育人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需要从各个方面促进教育对象的发展，事无巨细都要关注，以期受教者一能“改过迁善，长迁不返”。曾国藩长年对部属，或以书信训饰，或当面教导，“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9]无论处于何时、身处何地，曾国藩从不放松任何施教的机会。从教育内容来看，小至个人治心、治身、治学，大至治军、治国，无所不包，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内容之庞杂、关注之全面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曾国藩“清慎诚勤’，在育人方面的体现。育人时曾国藩把自己的信条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他人，如其所言“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饰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海人不倦’也。”[10]他再三强调对有品格缺陷者一，不要轻言放弃，对策赘贪诈、反复无常之徒，只要有一节可用，也应勤加讽勉，奖其长而责其过，劝其痛改前非而不轻易弃绝不用。

严绳，即严师管束。曾国藩一生标榜“诚敬”,他认为能恪守“笃行”、“诚敬”两字，就能负巨艰、当大难。养成诚敬，就要从基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入手。他认为，能够做到不晏起、不说谎便是做到诚敬的工夫。曾国藩认为这两件事是修身任事之根本,要求子弟、部属人人都必须做到。同时他遵循教师无小节的育人原理,极力以自身为榜样熏陶感化他人，显然这也是湖湘学人不违小节遵循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在曾国藩育人法中的反映。

宏奖，就是借奖勉引人向善。从人性论的角度对教育对象进行分类是古代教育家的一贯传统也是实施教育的依据。曾国藩在吸取先贤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依据人的心理特征把人才分为高明者、卑琐者两大类。并根据这两类人心理特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材施教。曾国藩提倡尊重受教者的人格，以欣赏式的教育来激励受教者向曾国藩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以褒扬、奖掖等方式增强人才为忠守廉的心理需求，利用高明者好顾体面，耻言人后的心理特征，尊重其人格多用奖励少用批评使之更好地发挥其长处；利用卑琐者胸无大志、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心理，要实行严格教育，这些人就会产生畏惧心理，如果管得松，容易导致其懒散堕落，如果用奖励而不用苛责，把他们放在高明而好体面者之列，就可以激发他们的自尊心，提高他们的潜能。由此曾国藩指出人才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人才欣赏、褒奖就如甘雨兴苗，相反则如严霜凋物。

三、曾国藩人力资源使用性开发思想

1、量才器使，用其所长

曾国藩曾指出：“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奏神奇之效……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材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从他对幕府人才的适用中可以看出，他对量材适用，用其所长的原则非常重视。据容闳回忆，当时各处人才汇聚于曾大营者，不下200人（实际人数超400人）。总督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结集、人才之盛，实为清代所独有。曾国藩又将这些人分为八大类：即谋略人才、如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等；作战人才，如彭玉麟、李元度等；军需人才，如甘晋、丁日昌等；文书人才，如罗萱、孙衣言等；吏治人才，如李宗羲、赵烈文等；文教人才，吴敏树、唐仁寿等；制造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等；外交人才，如郭嵩焘、薛福成等。由于曾郭国藩的量材适用，用人所长，这些人不少在当时就颇有成就，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

2、注重才识，不计恩怨

曾国藩用人，非常重视才识，他曾劝勉曾国荃说：因“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瞻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对于与自己常常闹别扭的左宗堂的才能，他深为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其“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清廷果然于同年着左宗堂“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又上奏，恳请：“将左宗堂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在用人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3、明责授权，用人不疑

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孙子兵法》中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就是讲的是用人不疑，充分授权才能致胜的道理。曾国藩用人，深明此理。咸丰十一年四月二日与沅弟书中说：“润帅与春霆信，劝其持重缓战，云开仗宜在四月中旬。弟信又欲急战，余则送鲍公渡江之后，一概不管，缓急听其自主可矣”。几天后他又在信中说，对鲍超的一切调度，“此间不遥制矣。弟处与鲍信，亦不宜多主意”。曾国藩鼓励左宗堂、李鸿章二人独立发展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氏认为左、李二人有大才，可以独挡一面，咸丰十年四月，他让左宗堂回乡募得5800多人，建立了楚军，随后转战于江西、浙江。同治元年三月让李鸿章在安徽创立了淮军，当月三十日淮军6500人抵达上海作战。从此，湘军及其旁系楚军和淮军形成夹击之势，从三面指向金陵，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三大敌人。

四、曾国藩人力资源政策性开发思想

1、人事政策思想

人事政策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力资源的开发。曾国藩作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对清政府的人事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在《应召陈言疏》中提出人才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法，考察之方。对时局尤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臣观之，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这些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的论断，在朝野中，京师内外不胫而走。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天国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出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他在体制外去寻找。另外，在《议汰兵疏》中等曾国藩都提出要求清政府改革人事政策的主张。

2、教育政策思想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自身教育、国民教育及留学教育思想，是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财富。他潜心钻研经世之学，主张学以致用，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世教育思想”。当太平天国兴起时，曾受命在家乡办团练。1854年3月，他《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纲常理教。1864年5月8日，曾在安庆设书局，刊印“四书”、“五经”。9月21日，曾奏请重修江宁贡院，补行乡试。1865年2-3月，在南京修建钟山书院、尊经书院，并重修安庆文庙。1867年，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本局)。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同李鸿章一起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1872年11月，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由容闳等带领赴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11]曾国藩不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书札》、《家书》、《文集》以及门人幕僚的回忆录中却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教育思想，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当时以及今后国家的教育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借鉴。

3、劳动报酬政策思想

曾国藩非常注意报酬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曾国藩练兵诀窍有两点，就是银子加上思想训练。曾国藩曾经对清廷的直属军队——绿营兵做分析，他认为，绿营不堪一战，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薪给偏低。绿营兵的薪每大约是一两五钱，以当时的物价水准只能勉强糊口，迫使很多绿营兵不得不另外经营小本生意，“以资生计”，因而荒废了训练导致战斗力低下。曾国藩训练湘军一开始就采取高薪制，平均月俸比绿营兵高出三倍以上，使兵士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集训。另外，曾国藩非常重视优恤政策的应用。按曾氏之奏折解释：凡拼死“杀贼”、“奋勇捐躯”的湘军死难战士，即可照拟保“升衔赐恤”。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曾国藩在《请恤储玟躬等奏折》中，要求清政府为在湖南宁乡同太平军作战中死难的湘军战士储玟躬、喻西林、杨华贡请恤。[12]除以上三位湘军战士得到升衔赐恤外，在其他战斗中死难湘军战士也获得升衔赐恤。如广东提标水师右营游击沙镇邦、大鹏协标右营署千总何岳沣、候选府经历唐奋勇等。[13]曾国藩的优恤政策除对阵亡湘军战士给予“升衔赐恤”外，还对那些“勇猛向前”、“奋力击杀”、生还的湘军战士给予择优保升。为“慰忠魂”、“褒节劝忠”、“旌忠表烈”、“激励人心，维持风化”，曾国藩还为死难的湘军主将建专祠。

五、结语

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人才思想以及灵活运用，也是中华文化中人才思想的集成和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以及相应的体系。曾国藩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其关于治国治军的一些思想，而其中的核心又是人才思想。人才使用的首先靠开发，在一百多年前，曾国藩已经深谙其重要意义，并结合其政治实践进行了阐发，虽然他没有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语言系统来表述，但是主要观点是相通的。从今天的视角分析，曾国藩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富有真知灼见，我们应当好好发掘、整理、借鉴。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版，卷四。

[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2卷，第2页。

[3]《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70页。

[4][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四）：复左季高（卷一），复彭丽生。

[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版，第232页.

[7]《曾文正公全集(奏疏)》：光绪二年湖南传忠书局刊本。

[8]《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9]转引自章继光：《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张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11]刘孙贤、向校宏：《曾国藩的“耕读”教育思想》，《泸州教育》，2005年第9期。

[12]《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5页。

[13]《曾国藩全集·奏稿》第2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4页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8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将发现，他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坚守并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的典型代表，而他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政治建树又是以他在“修身、齐家”方面的努力为基础的。可以说，曾国藩早期所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及传统家训的影响直接地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内在的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曾国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三大显学”钻研极深。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精神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道家的全身保生，避让退守之道；墨家的勤劳节约之学，都深深地濡染并引导着曾国藩的人生，并进而成为曾国藩家训思想的重要精神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儒墨道”之思想在其家训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他既要子弟立志清远、自强不息、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忧国忧民之心，又虑及儒家的入世精神，既有进取方向、建功立业、利于民生的方面，也有追名逐利的成分，后者往往使人因紧张而压抑、使人际关系竞争而紧张，特别是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封建官场更有可能招致祸咎。故他又以道家的避让退守之道警戒子弟：“吾人在自修处求强人可，在胜人处求强人则不可”，要“从风平浪静处入手，勿从掀天揭地处存想”，这样才能刚柔并济，进退两宜。又如“日课”四条中的“慎独”、“主敬”、“求仁”是曾国藩以孔孟荀程朱陆王之义理教育子弟不断进德修身，完善人格；“习劳”一条则是以墨家之理教育子弟热爱劳动，养成勤劳的品德。曾国藩把这些深刻的哲理运用于家训教化，说理详尽，分析透彻，为其家训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二）中国传统家训的海纳

中国传统的家训，始于先秦之时，定型于两汉之际，成熟于晋唐之间，繁荣于宋元之期，由盛转衰于明清时期。传统家训在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动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方面；在维系家庭与家族的团结与稳定方面；在将儒家伦理贯彻到一般家庭、改善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在培养一批忠君爱国、清正廉洁的治国人才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自五帝以来的中国家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家训思想中某些带有全民性的内容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由于人类家庭生活的共同性，家训思想中带有全民性的内容历久而弥新。这些传统家训的精华引起了曾国藩的高度重视，他把前人家训中的“孝亲敬长”、“睦亲齐家”、“励志勉学”等内容，“严慈相济”、“爱教结合”等方法，“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等原则继承下来，并保留和光大了传统家训在功能和作用上的积极方面，使其家训伦理思想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中国的传统家训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的，其主要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进而强调敬老爱幼、敬上爱下等观念，将家庭伦理放大，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社会化。作为晚清一代通儒的曾国藩，他自然懂得家训的社会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受传统家训的影响。他曾写信给弟弟中提到：“张文瑞公家训一本，寄交纪渠侄省览……将来后辈人人，每人给一本，又给沅弟所刊《家训格言》一本……教之。”他认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和张文瑞的《聪训斋语》都是“教家者极精”的教材，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道：“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因而，传统家训也成为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之一。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个人生存和生活的人文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命运曲折的历史人物时，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相关。因此研究湖湘文化，对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和把握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大有裨益。

（一）湖湘文化性格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历史，就能不无惊异地发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受民族性格和地域影响颇大。张朋园先生在研究区域性民族性格时，发现“湖南人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格，且由来已久。”对于地域性颇为鲜明的湖湘性格，史书上有过不少记载，如《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称其“劲悍决烈”。而在湖南地方志中，湖湘性格多被描述为“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民好斗讼”、“率多劲悍”、“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尚文”、“好勇尚俭”等等。近人对湖湘性格也有不少评说。19世纪60年代布政使李榕说湘人“气太强”；19世纪90年代巡抚陈宝箴说湘人“好胜尚气”；“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曾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兵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民国22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访湘后提出的报告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强……然同时亦气量褊狭……吵嘴打架，贻属常事，民风剽悍贻即如此。”

张朋园先生把湖南人的性格概括为：“综合言之，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此种性格，由来已久，稳定而少变化。”细观近代湖湘风云人物辈出，而敏锐、倔强、劲悍、俭朴则是他们共同的鲜明的性格特征。纵观曾国藩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股蛮劲，争强好胜的儒将，充分体现了湖南文化性格。

（二）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

湖湘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形成了理学与经世相结合的传统。湖湘学人往往是既推崇理学，长于研讨义理和修身养性；同时又重视经世，热衷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

湖湘理学传统源于两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均是理学造诣极深的学者，同时又倡导经世致用，表现出理学经世派的文化特征。如胡宏深入探讨“性与天道”的理学主题，被清代学者全祖望评价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王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张栻是胡宏的弟子，他在理学研究方面比老师更有造诣，他构建了一个以太极、性、理和心为基本范畴的本体论逻辑结构，提出了“心理合一”的认识论思想体系，突出研究人性二重说，先察识后涵养的道德修养论等伦理思想，并将湖湘学派发展到最盛。因此后人将他和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

湖湘学派在宋学学派中，表现出重视经世致用的特色。胡安国毕生研制《春秋》，他认为：“《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胡宏主张为学应该“有体有用”，所谓“用”即是经世之用。张及其弟子们更重视经世致用，正如《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所谓“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故而成就一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作为的经世之才。

元明时期，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已被确立，并通过湖南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书院延续办学而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至明清之际，王夫之深受湖湘传统影响，继承发扬了宋代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经学、论史学以及经世致用等方面更直接弘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先于曾国藩出生的魏源、欧阳厚均等虽各有特色，但治学上都倡导“有体有用之学”。魏源等人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就成为当时流行的经世巨著。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上，曾国藩很自然地受到了湖湘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具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尽管曾国藩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多元性和多变性，但湖湘文化性格这一基本特质是一以贯之的。同时他也接受了湖湘文化经世传统的熏陶，并且在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中对其弘扬和发展。

三、良好家风的继承

一个人生活生长的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曾家良好的家风是曾国藩思想品德的渊源。曾国藩在继承了曾家重视耕读家风的基础上并发扬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耕读家庭的规范崇尚

清末，曾家家风无论在以封建儒学为中心的书香门第中，还是以勤俭为根本的耕读家庭中，都是堪称楷模的。曾国藩的高祖应贞（字元吉）终生以勤劳致富，常常告诫子孙：“勤俭立身”，“耕读保家”。其曾祖父竞希一生克勤克俭。祖父玉屏（字星冈）“少耽游惰”但却能“立起身责”，“幡然悔悟”，“自是终身未明而起”，“讲求农事”。由于他本人“早年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决心让其子孙读书，猎取功名，因而对子弟督责甚严。曾玉屏治家极严，他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例“男子耕读，女必纺织”。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和做客赖着不走的。他还经常教训自己的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可以说曾玉屏的为人，治家都给青年时期的曾国藩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曾国藩对其祖父非常崇拜。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困苦于学，转而发愤教督诸子，把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

出生于耕读世家的曾国藩，良好的家风不仅成为他发愤读书，追求名利的动力，而且成为他思想品德的渊源。可以说少时的家风造就了他一生的品行秉性。他也继承和发扬了家庭传统。他把家训归结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扫，就是早起和扫除；考就是祭祀，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意；宝就是睦邻，要做到邻里之间“患难相顾”；书，指读书明理；蔬、鱼、猪也就是种菜、养鱼、养猪。他把此作为家训的内容之一，教育诸弟子侄，并希望世世代代守之。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给自己订出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也要求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晏起”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他严格要求子弟，主要是防止子弟们好逸恶劳，染上纨绔习气。他强调“家中养鱼、养猪、栽竹、种菜四事，皆不可忽”。这样一来“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处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曾国藩后来虽为高官，但他仍然把其祖父星冈公“犹亲自种菜收粪”那种农民质朴的思想传给自己的子侄，坚持“书蔬鱼猪”的传统教育。

（二）耕读家风的传承发扬

在继承先人的基础上，曾国藩根据时代及家族生活方式、实践活动内容的变化，构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家训体系，从而将中国传统家训特别是仕宦家训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新发展有：

1.耕读为本，耕读优于仕。传统仕宦家训的内容主要是道德教化，“治生”、“制用”方面的训诫很少，对田耕农作更是持鄙夷态度，如中国仕宦家训的典范《颜氏家训》要子弟潜心读书，立志入仕，为的是不至沦为耕田养马的“贱民”。曾国藩虽亦鼓励子弟博取功名，但在耕读与功名之间，他更强调前者，“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的这种价值取向，既是对曾氏家族重视耕读家风的继承，也是对国势衰微、世事混乱的现实状况的反映，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不失为仕宦家训史上带有先进性和革命意义的变革。

2.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经世济用之学。励志勉学是传统仕宦家训的重要内容之一。曾国藩认为先哲圣贤之言行皆可学皆学，但地、命、僧巫、祈祷则不能学，教导子弟要谨守“六恼”祖训，拒斥封建迷信。他还强调学以致用的重要，反对夜郎自大，提倡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他致书儿子要他们认真研习天文数学，洗刷自己不懂天文数学之“耻”。在给儿子的信中称赞李鸿章办洋务是“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之伟”，并表示自己要着手建立翻译馆，以有利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在家书中强调反对封建迷信，热情倡导科学技术和洋务运动，这在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不甚昌明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契合了时代的要求，符合历史的节拍，也给传统仕宦家训注入了一股新风。

3.勤政廉政，惠民利民。“俭以养廉，勤政为民”的思想在传统仕宦家训中也有所见，但一般都停留于操作层面。曾国藩则从职业责任层面上来论述这个问题。他说：“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有“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渴。一夫不获，引为余辜”。之心，因而要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看成“我份内事”。他还用“墨子摩顶放踵”、“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周公一沐而三握发，一饭而三吐哺”等勤政榜样教导子弟，这使其家训教化生动而具体，纲常名教的内容有所淡化。继承和弘扬儒家“仁民爱物、勤政廉政”的政治道德理念，并将之渗透到家庭道德教化实践中，这是曾国藩家训的一大特色。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承继传统精华、突显时代特征是“与《颜氏家训》相媲美的仕宦家训的成熟著作，是中国传统家训史上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又一丰碑”。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对湖湘文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青年时代对曾国藩关于治学、理事要有恒而专的思想非常赞赏，并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对很多人、家庭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可以说《曾国藩家书》是与《颜氏家训》相比美的仕宦家训的成熟著作，是中国传统家训史上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又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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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朋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860.

[8].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9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名号；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代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特别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为后世所传颂。历朝官宦贵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尽，由于教育不当，其子孙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家势因而衰败。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那套独特的集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不同于传统，有着开拓品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这种治学态度便是他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实务精神的体现，更是他教育后代为人处世、治学为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四是“治国、平天下”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自觉，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大丈夫”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气”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曾国藩。他是很富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当时之旧中国，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种主张在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将会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打击，而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在这方面，他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典范，为收复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

曾国藩的博学源于他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习惯。曾氏自幼励志学习，广泛阅读，且勤作笔记，就是到他宫运亨通、地位显赫时也未曾停止过，读书是他每日必作的功课，如此勤奋研读古代书籍，如此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他能博览群书，遨游于书海之中，并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之精髓，获取历代圣贤之灵气，融合自己颇有见地的思考，从而化为具有他自己独立人格品位的人文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融汇众家之精要的传统文化便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头。

二、曾氏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对其子孙后代的教育可谓是“诲人不倦”，从为人、为官到为学全方位地加以教导，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一封封家书中，家书是他对家人进行教育的有效手段，从中折射出他颇有独特之处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揉合儒、墨两家的德教思想

儒家历来就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道德教育传统。作为近代有名的儒家硕学，曾国藩也十分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一向主张德才兼备，甚而他更为注重的还是德这方面，认为“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

1，“孝友”为德教之首

“孝”被奉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数千年来，遵守孝道就是中国传统家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孝敬父母更是儒家思想所一贯倡导的传统风尚。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又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把“孝悌之义”作为德教的基础内容是为了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教育目标和“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社会理想。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这个“孝”字，他在家训中写道：“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他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因为孝敬父母是博爱的起点，而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不仅是一个人培养善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的内在要求，更是他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品格前提。

2，修身以达“天德”

历来人们对“天德”这一概念的阐释颇多：“天德”者即“性也”，这源自《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的“性之”二字。而荀子在《劝学》中云：“变化代兴，谓之天德。”认为“天德”乃天体运转生生相息之特性。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认为“天德”意为自然宇宙之规律，只有对自己处事谨慎、严格要求即“言慎求之”的人才是圣人，才能达到顺乎天地宇宙万物之内在规律的至高境界。明代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说：“刚健中正纯粹，天德也。”两者的阐释着眼予以“天”为本体，强调人之一切行为要顺应天性；而后两者的阐释着眼于以“人”为本体，强调要达到“刚健中正纯粹”的理想境界之人性。后学多将以上两者的阐释合二为一，追求那种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而达到这种至高境界是要经过严格的修身养性的，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修养手段。

曾国藩非常注重修身养性，并以此来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他在同治十年三月初十的《日记》中写道：“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盂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他建议学习古代圣哲贤人，他们通过修身养性而使胸怀宽广，消除物我之见，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之品德。

关于修身之道，曾氏有很多具体的做法：他向子女们提出了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他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日课第三条就是要告诉儿子们要有爱心，做到“仁者爱人”。曾氏是固守儒学“仁”的基本理念的，“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仁”又是主体内在意识，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所以孔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内在的仁具有伟大而崇高的道德价值，因此在儒学范畴内，“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这是儒家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起点和基石。“仁”在曾氏的家教思想体系中被转化为：对父母的爱，即为“孝”；对兄长的爱，即为“悌”；对他人的爱，即为善；对社会对国家的爱，即为“忠”。那么“习劳则神钦”则是来自墨家“节俭、节用”的教育思想了，在曾氏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以此来告诫儿子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他还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二)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

在教育儿子做学问方面，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导师。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自古以来，谦虚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本色，曾氏也如此，他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㈣这是曾氏最想要告诉儿子的治学之道。曾氏虽满腹经纶，但他非常谦虚，每每在教育子弟如何治学时，从无吹嘘自夸之辞，总是说到自己的不足。如一封家书所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钞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克己的苛刻，当其弟弟来信向他请教有关读书事项时，他回信说：“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如此谦虚谨慎，这不正是后辈们学习的榜样吗?

(三)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

曾国藩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与我们现在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同义语，原本说的是一种处世办事的态度，曾氏认为也是养生之道，抱这种态度对待生老病死，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和忧虑，顺其自然，心境平和，就可以健康长寿，这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还告示儿子可借山水花竹来怡养身心，看重自然景物对人的身心的陶冶培植作用，这与他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即追求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能达到一种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境界，这样就可以使心灵免受来自外界的一切痛苦和烦恼的煎熬和折磨，人自然就会身心舒畅，延年益寿。

三、曾氏家教思想的现代意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曾氏家教思想还以其开放性的品质给当代教育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曾氏德教思想启迪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

曾氏家教思想非常重视指向“德”的人才培养，他认为首先应教会子女如何做人，中国有句古话：“先成人，后成才”，说的就是这一道理。教育的终极关怀是“人”，教育必须高度关注人的发展、人的完善，这应该成为教育始终如一的信仰，要立足于它的本体价值和本体功能，要将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人”是教育这一庞大系统工程要研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这里“人”的意义指向应是“人本思想”中的“人”，教育思想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那么教育的首要目标应是指向“德”这一教育内容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指向“才”，把“德”忽视了，这就本末倒置了。因而造成很多负面效果。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整体滑坡，高校内出现很多道德沦丧的事件，如作为生命工程科学系的学生马加爵竟如此漠视生命，真是令人震撼，又令人深思。

曾氏家教还重视培养子女的社会责任感，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虽然在当时来说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时代局限性，但我们只要剔除这一在当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吸取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就能把这种跨越任何时代跨越任何阶级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宝贵传统精神元素融入到家庭教育中，使其发扬光大。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过分溺爱，造成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取向，他们的为人处事、思维方式都是“个人主义”色彩的，心胸狭隘自私，看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容不得半点批评，可想而知，这类孩子长大后是不会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什么贡献的。因此我们要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成份，这有助于纠正现代家庭教育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

其二，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

建设文明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要文明，必然要求组成社会的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是文明的，社会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达到文明的程度?这就离不开一个文明的家庭氛围的塑造和培养，因为人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中，家庭是每个人的人生启蒙之所，也是每个人终生接受教育的地方。在文明社会、文明人与文明家庭这三种处于不同层次的“文明生态圈”中，家庭文明应是社会文明的本源。因此家庭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要解析的一个“源代码”，而家庭文明的建设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从而家庭教育便是社会文明进程中要编译的“源程序”，因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曾氏家教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以他自己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超人的智慧对其子女们进行谆谆教诲。这种严格的家教又造就了一个兴盛不已的曾氏家族，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它给我们当代教育以很大的启发。现代很多人都忽视或是忽略了家庭教育，总认为学校才是孩子受教育的唯一场所，无形中人为地缩小了“教育”这一名词的概念内涵，学校成为培育人才的一个“孤岛”。其实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作用下，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迅速成才。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家庭教育，因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家庭。因此我们当代教育应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使良好的家庭教育成为教育这一系统工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中国教育质量迅速提升。

曾国藩家书范文篇10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名号；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代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特别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为后世所传颂。历朝官宦贵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尽，由于教育不当，其子孙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家势因而衰败。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那套独特的集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不同于传统，有着开拓品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这种治学态度便是他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实务精神的体现，更是他教育后代为人处世、治学为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四是“治国、平天下”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自觉，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大丈夫”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气”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曾国藩。他是很富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当时之旧中国，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种主张在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将会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打击，而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在这方面，他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典范，为收复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

曾国藩的博学源于他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习惯。曾氏自幼励志学习，广泛阅读，且勤作笔记，就是到他宫运亨通、地位显赫时也未曾停止过，读书是他每日必作的功课，如此勤奋研读古代书籍，如此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他能博览群书，遨游于书海之中，并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之精髓，获取历代圣贤之灵气，融合自己颇有见地的思考，从而化为具有他自己独立人格品位的人文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融汇众家之精要的传统文化便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头。

二、曾氏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对其子孙后代的教育可谓是“诲人不倦”，从为人、为官到为学全方位地加以教导，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一封封家书中，家书是他对家人进行教育的有效手段，从中折射出他颇有独特之处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揉合儒、墨两家的德教思想

儒家历来就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道德教育传统。作为近代有名的儒家硕学，曾国藩也十分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一向主张德才兼备，甚而他更为注重的还是德这方面，认为“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

1，“孝友”为德教之首

“孝”被奉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数千年来，遵守孝道就是中国传统家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孝敬父母更是儒家思想所一贯倡导的传统风尚。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又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把“孝悌之义”作为德教的基础内容是为了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教育目标和“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社会理想。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这个“孝”字，他在家训中写道：“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他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因为孝敬父母是博爱的起点，而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不仅是一个人培养善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的内在要求，更是他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品格前提。

2，修身以达“天德”

历来人们对“天德”这一概念的阐释颇多：“天德”者即“性也”，这源自《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的“性之”二字。而荀子在《劝学》中云：“变化代兴，谓之天德。”认为“天德”乃天体运转生生相息之特性。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认为“天德”意为自然宇宙之规律，只有对自己处事谨慎、严格要求即“言慎求之”的人才是圣人，才能达到顺乎天地宇宙万物之内在规律的至高境界。明代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说：“刚健中正纯粹，天德也。”两者的阐释着眼予以“天”为本体，强调人之一切行为要顺应天性；而后两者的阐释着眼于以“人”为本体，强调要达到“刚健中正纯粹”的理想境界之人性。后学多将以上两者的阐释合二为一，追求那种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而达到这种至高境界是要经过严格的修身养性的，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修养手段。曾国藩非常注重修身养性，并以此来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他在同治十年三月初十的《日记》中写道：“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盂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他建议学习古代圣哲贤人，他们通过修身养性而使胸怀宽广，消除物我之见，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之品德。

关于修身之道，曾氏有很多具体的做法：他向子女们提出了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他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日课第三条就是要告诉儿子们要有爱心，做到“仁者爱人”。曾氏是固守儒学“仁”的基本理念的，“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仁”又是主体内在意识，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所以孔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内在的仁具有伟大而崇高的道德价值，因此在儒学范畴内，“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这是儒家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起点和基石。“仁”在曾氏的家教思想体系中被转化为：对父母的爱，即为“孝”；对兄长的爱，即为“悌”；对他人的爱，即为善；对社会对国家的爱，即为“忠”。那么“习劳则神钦”则是来自墨家“节俭、节用”的教育思想了，在曾氏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以此来告诫儿子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他还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二)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

在教育儿子做学问方面，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导师。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自古以来，谦虚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本色，曾氏也如此，他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㈣这是曾氏最想要告诉儿子的治学之道。曾氏虽满腹经纶，但他非常谦虚，每每在教育子弟如何治学时，从无吹嘘自夸之辞，总是说到自己的不足。如一封家书所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钞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克己的苛刻，当其弟弟来信向他请教有关读书事项时，他回信说：“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如此谦虚谨慎，这不正是后辈们学习的榜样吗?

(三)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

曾国藩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与我们现在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同义语，原本说的是一种处世办事的态度，曾氏认为也是养生之道，抱这种态度对待生老病死，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和忧虑，顺其自然，心境平和，就可以健康长寿，这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还告示儿子可借山水花竹来怡养身心，看重自然景物对人的身心的陶冶培植作用，这与他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即追求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能达到一种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境界，这样就可以使心灵免受来自外界的一切痛苦和烦恼的煎熬和折磨，人自然就会身心舒畅，延年益寿。

三、曾氏家教思想的现代意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曾氏家教思想还以其开放性的品质给当代教育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曾氏德教思想启迪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

曾氏家教思想非常重视指向“德”的人才培养，他认为首先应教会子女如何做人，中国有句古话：“先成人，后成才”，说的就是这一道理。教育的终极关怀是“人”，教育必须高度关注人的发展、人的完善，这应该成为教育始终如一的信仰，要立足于它的本体价值和本体功能，要将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人”是教育这一庞大系统工程要研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这里“人”的意义指向应是“人本思想”中的“人”，教育思想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那么教育的首要目标应是指向“德”这一教育内容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指向“才”，把“德”忽视了，这就本末倒置了。因而造成很多负面效果。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整体滑坡，高校内出现很多道德沦丧的事件，如作为生命工程科学系的学生马加爵竟如此漠视生命，真是令人震撼，又令人深思。

曾氏家教还重视培养子女的社会责任感，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虽然在当时来说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时代局限性，但我们只要剔除这一在当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吸取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就能把这种跨越任何时代跨越任何阶级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宝贵传统精神元素融入到家庭教育中，使其发扬光大。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过分溺爱，造成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取向，他们的为人处事、思维方式都是“个人主义”色彩的，心胸狭隘自私，看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容不得半点批评，可想而知，这类孩子长大后是不会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什么贡献的。因此我们要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成份，这有助于纠正现代家庭教育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

其二，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

建设文明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要文明，必然要求组成社会的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是文明的，社会成员即个体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达到文明的程度?这就离不开一个文明的家庭氛围的塑造和培养，因为人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中，家庭是每个人的人生启蒙之所，也是每个人终生接受教育的地方。在文明社会、文明人与文明家庭这三种处于不同层次的“文明生态圈”中，家庭文明应是社会文明的本源。因此家庭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要解析的一个“源代码”，而家庭文明的建设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从而家庭教育便是社会文明进程中要编译的“源程序”，因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曾氏家教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以他自己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超人的智慧对其子女们进行谆谆教诲。这种严格的家教又造就了一个兴盛不已的曾氏家族，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它给我们当代教育以很大的启发。现代很多人都忽视或是忽略了家庭教育，总认为学校才是孩子受教育的唯一场所，无形中人为地缩小了“教育”这一名词的概念内涵，学校成为培育人才的一个“孤岛”。其实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作用下，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迅速成才。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中首当其冲的还是家庭教育，因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家庭。因此我们当代教育应从曾氏家教思想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使良好的家庭教育成为教育这一系统工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中国教育质量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