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范文10篇

舆论范文篇1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所属范畴来说,国家权力位于自上而下贯彻执行的上层建筑层面,社会权利位于平等而广泛的社会主体层面。从内涵和特征来说,国家权力是法律明确授予的管理力量,具有非执行不可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而社会权利则不一定非得法律明确授予,只要法律不明确禁止,其作为与不作为都可视为公民享有的权利,内容通常是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权利,是公民各种正当利益、需求和兴趣的法律保障。从主体来说,国家权力的主体主要指国家各级经济、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社会权利的主体则是基层的、平等享有各项民主权利的全体公民。

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计划经济时代乃至其后的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媒介的舆论传播始终贯穿着国家权力(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集中体现为由媒介向公众自上而下大力宣传国家意志,强化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的权威性、指导性。媒介舆论传播的功利倾向主要适于国家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需要,媒介主要是从政治权力的利益出发确定舆论传播的内容和角度,公众一般的、正当的社会权利诉求则被媒介忽略甚至排斥。如果在公众权利方面有所涉及,那也是站在自上而下的权力管理角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经典角度,它充分体现了媒介舆论的指导性。

20世纪90年代,舆论传播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开始向各个领域不断分化,国家和社会开始分离,市民社会兴起,社会意识日益活跃。进一步而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群体”,其所思、所需、所言,逐渐登上“民意”的殿堂。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舆论传播视角产生了积极的变化:既继承国家权力诉求的传统视角,又开拓公众权利诉求的新视角,注重从维护社会公众的民主权利层面来进行舆论传播,媒介舆论传播开始拓展为对社会权利意见的有机表达。CCTV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栏目的宣传语“新闻因人而生动”,就是这一角度的具体写照。

这时,媒介往往从公众正当的利益、兴趣、需求和心态等角度来发现舆论线索,确立舆论选题,匡正舆论向度。近期,媒介在对一系列事件和事务的报道上,其舆论传播效果非常显著。无论是对突发性的灾难事件、重大的喜庆事件,还是对一般性的公共事务,都表现出以上视角变化的共同特点。

这一视角的变化,具有积极的民意表达意义:由于公众的社会权利被尊重和表达,媒介的舆论传播不仅满足了公共权力的“工具性需要”,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表意性需要”,即大量贴近公众利益、兴趣、目的的舆论内容进入媒介,从而满足了各阶层社会成员在利益、情感、兴趣等方面的自我表现和相互支持的需要。于是,媒介舆论传播的利益主体更加宽泛,媒介舆论与其利益主体——社会公众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加强,媒介舆论的民主程度得到提高。由此,媒介的舆论传播结构也随之产生相应变化,由单一的国家权力诉求转变为国家权力诉求和公众社会权利诉求同生共长的局面。

这种社会化的视角在舆论传播中遵循的是有益和无害的双重尺度,比起单一的、具有刚性特征的国家权力视角,它具有更大的舆论容量和弹性特征,因而能更好地疏通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舆论,疏缓国家意识形态推行过程中的舆论压力。因此,只要运用得当,这一崭新视角并不妨碍形成共同利益和态度基础上的单一的舆论,这种单一的舆论是事件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的一种自发的、共同的反响,是媒介完成“喉舌”使命、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途径。

2.专业性:由单一的上层建筑领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各个专业领域。这是指媒介舆论传播在视野、内容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媒介开始克服单向度性,在新闻报道与舆论传播中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政治、文化、思想和道德等上层建筑领域,而是逐渐拓展到以经济领域为代表的、社会结构的各个专业领域,呈现出不断增强的专业性。

首先,经济舆论突起。近年来,媒介日益增多的经济报道、经济专版(栏)、经济观察、财经评论等传播内容和形式便是其表征。

另外,一批专门性的体育类媒体、IT类媒体、教育类媒体、法制类媒体等也不断产生,它们除了进行体育、IT、教育、法制等方面的资讯传播外,同时也进行相应领域的专业性舆论传播。这样,除了党报外,舆论传播又多了一片天地,即各类专业性媒体各自承载起相应专业领域的舆论传播,如法制报的增长,必定伴随着法制舆论的增长,教育电视频道的出现,使教育方面的舆论传播开始专门化,IT杂志的出现,使IT产业的舆论传播此起彼伏……这说明,媒介的舆论传播开始尊重各个领域的舆论特点和规律,自觉建起立体化的舆论传播构架。

这一变化有其内在力量,它是由深层的社会结构发展变化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一种扁平化的状况,而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一社会变化与媒介的舆论传播活动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知道,社会舆论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反映方式,在任何历史时期,媒介的舆论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总是相对接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素材和源泉。因此,社会舆论具有历史性,它是社会生活的意识系统和观念形态。而媒介舆论,则是媒介从业人员通过新闻媒体这一介质对社会舆论自觉而集中的反映,从表层来看,媒介舆论传播的视域取决于传播主体——媒介从业人员对社会舆论的主观认知和具体把握。而从深层来看,它取决于深层的社会结构发展状况。媒介舆论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主流生活具有同构性,它是社会主流生活的观念形态。它的内容既可以取之于社会舆论,又可以直接取之于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中提炼,但归根结底,它终究是社会生活结构的反映。媒介的社会舆论机关角色的实现,首先就在于其舆论传播视域对于社会生活结构的与时俱进。

所以,在社会深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媒介要真正成为时代的舆论机关,为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及时提供当下的舆论信息和舆论信号,在舆论传播上就必须突破过去那种单一化、扁平化的状态,从多领域、多角度、多层面来构建媒介舆论的框架,构建起一种与社会生活同声同息、与社会成员的舆论预期相适应的立体化舆论视野。

于是,当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生活主流呈现出一种“经济化”的趋势,媒介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舆论传播视野调转过来,自觉地担负起反映这一变化的舆论使命。于是,当代媒介开始考察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声息,自觉地、直接地将舆论传播领域由过去单一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经济基础领域。尤其是当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加强,社会的“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种种市场信息和舆论因子不断增长,滴水成河,这些市场信息和相关舆论因子不断汇聚,直至成为一股强大的市场舆论的河流,汇入社会舆论的大海中,使社会舆论的特质和形态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市场舆论成为社会舆论中一种重要的构成要素,并且成为新时期社会舆论新的增长点。对此,媒介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开始进入以市场舆论为代表的经济舆论领域,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从市场生产、市场交换到市场消费,无不加以关注,以全新的视野,实现与社会生活的对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诸如资本、信贷、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源中介服务等要素市场开放后,有关的市场舆论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框架下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加强,我国媒介舆论传播的这种专业性特征将进一步深化。

3.个性化:从“千人一面”走向个性彰显。“千人一面少特色,上传下达少新闻,舆论一律少监督,高调自赏少知音”,这句话形象概括了在过去单一视角、单一领域的情况下,我国媒介在新闻传播和舆论传播过程中毫无个性和特色可言的面貌特征。当今,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媒介的舆论传播因媒介的市场定位不同而呈现出相应的个性化特点,而不再是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具体来说,媒介的舆论传播随着媒介定位的细分化而具有相应的个性化特征,其具体视角、领域、对象和风格各有不同,丰富多彩。这是当代媒介舆论传播又一发展态势。

媒介定位的细分化也叫分众化策略,是媒介产品顺应受众市场分流的结果。它借鉴现代企业的STP营销,以受众媒介需求差异为变量对市场进行细分,再分而治之。分众化策略的意义在于重视对读者需求特性的准确把握,根据不同受众群体在媒介消费需求上的层次差异准确进行媒介定位,然后用“量身定做”的特色产品占领自己锁定的那部分细分受众市场,使媒介的产品生产有可能在最大阀值上与受众发生“整合”效益。这是现代媒介市场营销的基本要求。舆论传播是打造媒介产品内容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受众分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我国媒介开始重视通过舆论传播彰显自己的产品特色,打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应对受众市场。

不少媒体作出了这样的尝试。不同种类的媒体,比如党报和都市报之间,其舆论传播特色明显不同,前者注重权威性、引导性,后者强调平民性、服务性,分别满足不同的受众市场需求。这种舆论传播的个性分化现象在各类媒体之间非常普遍,过去那种简单的同化现象正在消除。同类媒体之间的情况就有些复杂了,这里难以简单地条分缕析,但有两点现在是可以确定的:其一,同类媒体之间的受众细分和产品特色越来越深化,它们之间的舆论传播个性必然随之加强;其二,目前各种专业媒体、尤其是各类专业报纸之间在打造自己的舆论传播特色方面较为成功和突出。

舆论范文篇2

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中央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十六大报告中已有明确的表述。把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写进统一全党意志的纲领性文件中，体现了中央对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又体现在两届政府的两个《政府工作报告》中，上届政府在**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支持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本届政府在**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同时，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

与此同时，中央将舆论监督上升到制度层面加以规定，列入了《党内监督条例》，这被视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他认为，在新历史时期，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和环境较之以往要复杂得多，所承担的改革发展的重任也繁重得多，因此，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风险较之以往也大得多。运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运用舆论监督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实施党内监督，是降低这种风险，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舆论监督不是新闻媒体和记者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媒体进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其来有自。说过，党报要发挥“组织、鼓励、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邓小平也说过，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个方面监督的有效途径，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舆论监督。”而十六大以来，“舆论监督”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和政府的重要会议、决定和文件中的热点词汇之一。

**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

**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年4月26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再度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把舆论监督作为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建设内容，确保“权为民所用”，将舆论监督作为依法行政、从严治政的重要保障，作为建立市场监管体系、金融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在说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舆论监督的认识之深刻，关注之强烈。

**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看望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全体人员时指出，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党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人民群众欢迎舆论监督，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

今年7月，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修改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完成第四稿。草案将新闻记者在宣传和报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依法享有知情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人员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等内容纳入其中。该《条例》分六章三十五条，其中第二十条规定：“新闻记者在宣传和报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依法享有知情权、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都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对其宣传报道负责。对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问题，主管部门应当在七日内进行全面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对违反《条例》规定的，第二十六条也作出了相关的处理规定，其中包括“不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尹韵公说，我们的舆论监督与西方的舆论监督不同，西方的所谓舆论监督就是出丑，是哗众取宠，我们的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实际工作。在信息时代，我们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公职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以适应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时代潮流，是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的新观念。

根据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新闻舆论监督中的地位，《党内监督条例》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要“重视和支持”，二要“听取意见”，三要“推动和改进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党政领导机关及其负责同志切实体会到了正确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对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改善和加强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教育和帮助党员、干部改进自己的工作，促进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少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主动请新闻媒体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批评，进行监督，并且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对自己所领导和管辖部门的工作“说三道四”。当然，也有一些党政机关及某些负责干部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过于担心新闻舆论监督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总是左顾右盼，顾虑重重，怕这怕那，缺乏勇气。他们怕新闻舆论监督会“影响团结”、“伤害同志”；怕揭露问题、批评缺点会“给党抹黑”、“给国家添乱”。有的则因为自身有短处、有疮疤而惧怕批评。抱有这样一些认识，自然不会主动拿起新闻批评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自觉运用舆论监督这一有效的民主形式。对此，尹韵公说，共产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应该惧怕舆论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政治人物的胸怀和度量，不要怕舆论的批评，而应深刻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若确有不正确的地方，就要切实纠正和改进。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干部考核制度考的是政绩，一些干部一遇到媒体批评自己，就似乎是断了自己的升迁之路。自己干了99件好事，就这一件事没有干好，媒体恰恰就报道这事件，似乎自己一下子就给毁了。事实上，我们党一贯强调要全面、公正地评价干部，不会如此片面。

实施舆论监督的十条主流意见

实施舆论监督的意图，就是既要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把舆论监督作为监督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手段，作为联系党和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桥梁，又要把握正确导向，注重社会效果。难点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对此，《党内监督条例》第八节只作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如何进一步细化为更具操作性的规范，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据悉，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当前的主流意见主要有这么10条：

一、舆论监督一定要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全局，有利于稳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舆论监督报道要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结合，积极配合中心工作；要考虑到发展、改革、稳定的全局；要着眼于中央正在解决的重大问题；要自觉维护社会的稳定；要促进各方面工作的改进。舆论监督不是为了监督而监督，而是要从新闻的重要性和工作的指导性出发，选择监督报道的案例和报道角度；不要把领导同志的批示多少作为评价舆论监督工作的标准，不要认为领导同志批示得越多，舆论监督工作的成绩就越大。

二、舆论监督报道要真实、准确、客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导向是新闻的灵魂。对于曝光的事件，从发生的环境、时间到事情的经过等，都不能夸大，不能增添水分，不能刻意炒作。有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要客观全面地看问题，防止简单化、片面性；要选择涉及全局性的、对改进工作有着普遍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进行舆论监督，不要“猎奇”，不要“出奇”。要维护舆论监督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来自准确性和公正性。

三、注意时效性。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不要把已经处理过的问题再拿出来报道曝光。已经发生和处理过的事，拿出来报道，又不报道处理结果，这样不全面，容易引起报道对象的意见。舆论监督报道要使报道对象信服。

四、舆论监督要把握好信息来源渠道。群众举报是消息来源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多与有关政府部门沟通，要从党和政府关注的工作中去寻找报道线索。要特别注意：不能根据互联网、小报小刊和境外媒体的信息来寻找舆论监督的线索；不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线索”来进行舆论监督性报道。

五、舆论监督要出于公心，以理服人，千万不能掺杂个人的私心杂念。舆论监督性报道要与经营广告分开，不能掺杂任何与经营和其他部门和个人利益有关的因素。

六、要用可靠的队伍、自己的队伍。中央主要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性报道时，不能用社会招聘的临时人员，不能随便使用媒体通讯员的稿件，对于通讯员发来的稿件，要派记者去采访核实。

七、中央媒体的批评性报道要有所侧重，有所选择。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拿到中央媒体去曝光，对于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件，可由中央媒体进行报道，而一般性的可在地方媒体进行报道。

八、加大舆论监督反馈报道的力度。在重大事件曝光后，要注意报道地方政府所做的工作，报道他们如何去整改和解决问题，报道问题处理的结果。通过反馈报道，稳定干部群众的情绪，推动工作的改进。

舆论范文篇3

舆论宣传是架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各项管理工作的催化剂和润滑油，是推进养殖用海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养殖用海管理是海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中，养殖用海所占的海域面积最大、涉及的社会面最广。从目前管理的情况看，养殖用海者素质参差不齐，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加上有一部分渔民刚从捕捞转产转业，对“依法用海”认识不够，《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认知不足，对管理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因此，养殖用海海域管理是各项海域管理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而养殖用海海域管理是直接面对广大沿海渔民群众，要确保养殖用海管理的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有效地完成各项管理目标。要推进养殖用海管理可从加强舆论宣传着手，循循引导，持续渐进，增强养殖用海者遵守《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的自觉性和“依法用海”的意识，树立新的用海理念，扭转养殖渔民受传统“祖宗海”影响的陈旧观念。在舆论宣传中要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具体是：

一是制定周详的宣传计划，确保舆论宣传人员、时间、效果三落实。计划的制定是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科学周详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在制定前，要深入调查，如舆论宣传的环境；管理的重点乡镇、村，重点的养殖用海区域、养殖户；被宣传对象的阅历、接受程度等情况，进行认真排查梳理，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制定计划打下扎实的基础。制定时要充分考虑管理内部可挖掘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和社会可利用的新闻媒体资源，充分考虑宣传的最佳的时机、最佳的地点和最佳的方式，运用筛选法和择优法，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符合本地实际的舆论宣传计划。制定后要加强指导、检查、监督，确保计划有效落实。切忌闭门造车，敷衍了事。

二是突出重点，围绕中心，有力推进养殖用海海域管理。在实施舆论宣传时，要重点突出《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的普及和运用，紧紧围绕海洋开发“健康、稳定、持续”，养殖用海海域管理“有序、有度、有偿”这个中心。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集中宣传教育与上门宣传讲解，专题报告与接待咨询，有奖问卷调查与知识竞赛，领导讲话与宣传典型相结合的办法。采取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图片、标语、宣传栏，电视广告等形式，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扩大《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同时，在宣传过程中讲究方法和策略，学会“弹钢琴”。对管理的“钉子户”、“困难户”发扬愚公精神，不以其烦，耐心说服疏导，各个击破；对养殖用海海域管理的重点乡镇、村，要紧紧依靠当地的领导干部力量，充分发挥他们在当地的号召力、影响力和纽带桥梁作用，从而使《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营造“依法用海、管海”良好的氛围。对管理人员要组织培训班、研讨会，进行集中学习、探讨《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落实执行情况，分析商洽管理中的难点、热点及对策，逐步建立完善养殖用海海域管理的新体制。使管理者扎扎实实地学懂、弄懂《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不断增强自身的政策观念、法制观念，提高秉公执法的自觉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是持之以恒，坚持舆论宣传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切实保障和维护养殖渔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海洋经济持续发展。养殖用海海域管理工作既没有现成办法模式可借鉴，又有许多全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扭转几代人留下不利于海域管理顺利进行，阻碍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的陈旧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因此，养殖用海宣传教育工作不是一劳永逸，要求在宣传教育工作中建立长效的宣传机制，制定长期和短期的宣传计划。坚持经常性与突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开展经常的指导、检查、总结、讲评，及时纠正和弥补工作中的不足。把宣传教育工作与个人考核挂钩，与评先评奖挂钩。实行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鼓励先进，充分调动人员的工作热情和主观能动性。确保舆论宣传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在养殖用海海域管理中主导地位作用。开创养殖用海海域管理新局面。

舆论范文篇4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古展到现今已涌现出多种理论派别，包括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提出的古典现实主义、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最近发展而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初，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占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主流理论地位，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都会为了实现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而斗争。而不管现实主义有多少理论派别，但其核心思想被继承下来，即都没有否认权力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核心变量。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所总结的，“世界政治仍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①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无知而非理性的，因而采取精英主义的立场。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末期的三十多年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公共舆论的性质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了“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Consensus），即认为民意是无知、轻率、非理性的，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影响有限。由于现实主义（包括各种理论派别）一直占据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因此，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国家政治精英和政权机构对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不够，只是在民主选举时（基于西方国家语境）才处于获得选票的需要而暂时重视公众的声音，以及从国际舆论中获得国际威望而显得重视国内和国际舆论。

2、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权力因素是国际结构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发国际局势的动荡，甚至是冲突。就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看，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正确命题。有鉴于此，软实力较之于硬实力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还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后盾。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软实力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关系中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营造的、可资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也说明只要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制约因素始终存在，国际舆论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怀疑等负面倾向的认知就难以消除。

3.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国际舆论/世界舆论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持有权力或为了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有否认国际舆论存在性的倾向。对此，汉斯·摩根索认为，也许（在国际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情感”，但它并不能制约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他论述到：“对于一个主要从舆论调查来获取大部分信息的科学文明来说，世界舆论成为一种神话中的裁判者/公断人，而正如其他人一样，这个裁判者/公断人则会通过世界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支持自己的行动。对于大多数倾向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历史的审判’（judgementofhistory)具有类似的功能。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它就是‘上帝的意志’（thewillofGod）。”③因此，国际舆论是一个危险的神话怪物，因为有时它会对那些本来因普遍的反对而被阻止的富有野心的权力给予鼓励，有时它又会为强权和自私提供伪造的合法性——正如当今国际社会在某些时候所做的那样。④

二、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乐观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以及20世纪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到冷战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形成了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互论战、彼此争鸣的理论格局。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思想也相当久远。意大利学者但丁（DanteAlighieri）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正当的工作应是发展知识和文化，一个和平的世界是这种工作的基本条件。许多法国人也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和推进和平的计划。他们相信，依赖外交、仲裁和判决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例如，埃默里克·克鲁塞（EmericCruce）相信多数人安于和平，强调以合作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主张提高贸易商的地位，使其高于打仗作战的骑士（他们在和平年代用处不大，但危险不小）。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为根据实践的结果，他认识到这种做法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大于得。英国教友派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Penn）希望消除他所说的“鱼类逻辑”，即国家之间相互吞并的现象，提议欧洲各国君主摆脱自然状态，服从于有效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体系。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那些主张强权、战争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公众中失去很多市场。很多国际精英人士开始支持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的理想主义国际主张，即通过国际联盟实现国际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以及道德和舆论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并确信世界公众舆论在建立和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他们并不否认权力的作用，只不过使权力服从于拥有权威的国际组织。）⑥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既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欧盟的成立和运作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作用，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国际关系问题。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认为国家间存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强调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对解决国际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

总体来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理性的，较为尊重和重视国际公众的意见。国际法院或国际议会的建立将依赖于公开的外交、舆论的力量和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能够支持合理的实际决策。⑦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设立国际联盟，认为：“在此世界组织的监督之下，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如果大众能获知正确的信息，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发生。”⑧他在巴黎和会上曾指出：“整个条约（《国际联盟条约》）主要依恃的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即全世界的舆论的道德力量——众目睽睽所产生的消除、澄清及强制的影响力……好让见不得阳光的事物，可经由世界人普遍加以谴责的万丈光芒予以适当的摧毁。”⑨

2、自由主义舆论观重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重要意义，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良好的国际制度运作实现国际和平。从合作各方的相互关系来看，存在三种情形：①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稳定论”也可以提供某些霸权国家治下的和平，如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和20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霸权国家维护整个国际机制的基本运转，小国、弱国通过接受现有国际机制而享受霸权国家提供的安全和经济福利，即可以“搭便车”（freerider）。这是一种非平等合作关系的国际合作。②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这类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合作空间和合作层级，上升到了彼此相依、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较高阶段。③面对全球重大挑战而展开的国际合作，如反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卫生、饥荒、网络犯罪以及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等问题而产生的国际合作。这些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国际政治色彩相对较淡，可以借助于具体的需要或功能，通过加强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建构主义舆论观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当然，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也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一）。但与此同时，非主流学派也开始迅速发展，批判理论、后现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纷纷向主流理论范式发起挑战。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也就是在这种争鸣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要理论派别之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对于国家行动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来说，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实践中观念认知的结果，即不同的观念产生对国家身份的不同认知，而这种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则导致对国家利益不同的认知和界定。一言以蔽之：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因而观念建构利益。由此，我们就可以得知，观念成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是建构主义利益观的核心要素，发挥着“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观念？建构主义的观念是个集体性概念，即是共有观念（sharedideas），而不是个体中存在的各不相同的观年，这种观念是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understandings），是共有的文化、共有的知识、共有的期望、共有的理解等。而身份的确定是由社会/群体的文化以及自身的观念建构而成的，并形成一种集体认同，从而最终影响自身作出的决定及行为。温特认为，集体身份（collectiveidentity）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集体身份则是角色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而“角色身份（又）依赖于文化”，“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上述这种关系若用一个图线谱来表示就是：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思想的认识视角，从社会性因素出发，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互动结构中来研判国际舆论的本质。

1.从建构主义的结构层面来看，国际舆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思想认知系统。首先是共有知识（sharedknowledge），这也是最根本的因素。这里的“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识建构而成的。⑩

就国际舆论对国际安全困境的认知来说，存在两种潜在的舆论倾向：一是，当国家间相互猜疑时，一方军事实力的增强就会令对方感到威胁，从而使对方也通过加强军备来应对这种危险。反之亦然。由此，国际舆论的认知结果就是国际安全困境的产生。二是，当国家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时，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国际舆论认为也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的舆论倾向性认知。同时，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也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可以建构一种观念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观念结构，并建立一种新的观念结构与现实适应。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舆论支持美苏合作并组成反法西斯联盟，而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美苏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猜疑和矛盾促使战时的同盟分裂为两个新的对立集团：北约和华约。

2.从观念的建构作用来看，国际舆论作为对国际事务、对各种国际行为主体等的态度、意见等，是国际公众、国际传媒等观念结构的外化，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方面，观念有时是在相互交往与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例如，在各种公共外交中（孔子学院就是一例），双方的交流就可以让彼此陌生、没有共享观念的状态走向彼此有所了解、享有某些共识等。随着当前传媒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对外传播的强化，国际公众间的交流、了解日益增多，他们之间具有的共有知识也在随之增加，“虽然不是全部，但确实是一大部分”。?輥?輯?訛另一方面，观念又是人们深层次思想中的信念、态度和情绪的综合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改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其中，信念，是指先在于人们将要接触的外在世界而在头脑中已经存在关于它的图像、信条、价值观等，是“共同享有的思维模式”。“它唤起每个人对于某种景色、某种家具和某些面貌的感情，……不需要追忆那些原始的形象就能唤起这些信念。”?輥?輰?訛虽然李普曼有时将其称之为“固定成见”，但信息对舆论产生的重大影响确实客观存在的。态度的表现则多种多样，“以言语形式的表达，构成显舆论；以情绪形式的表达，构成潜舆论；以规模行为来表达，构成行为舆论。这里容易忽视的是潜舆论……潜舆论不是一般的纯粹个人的情绪表现，而是指有着规模公众、既定舆论客体的情绪型意见，它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显舆论。”?輥?輱?訛

3.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际舆论隐含着深层的文化向度问题。国际舆论的观念性、思想性、情感倾向性等特征说明，文化建构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机制。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輥?輲?訛它“不仅仅是个体成员大脑中共有观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体支撑’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也是公共现象。正是因为如此，文化形态才具有多元实现性质。”15在媒介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因素的作用在逐步的凸现，特别是西方文化在国际舆论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话语系统，成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重要尺度，如西方文化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成为西方社会衡量“他者”是否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是西方国际舆论中文化因素的内核。

以上探讨的三种主要国际舆论研究进路为我们认识国际舆论生成动因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三者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本质区别，又相互补充。因此，在对现实存在的国际舆论形态进行研究时，要综合运用，不可偏废。

注释

①See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pp.60-67.

②严格地说，国际（国家间的）舆论主要是指向国家作为舆论主体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舆论形态，而世界舆论的内涵和外延要宽泛的多，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等。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舆论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或基本意见，其主体主要是世界上大民族国家的抽象概念，一般不涉及政治影响，所以需要对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加以区分。但一方面，这种区分在现实中难以准确划定，二者有很多的边际重叠，另一方有鉴于国家仍然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同时目前的国际舆论主要指向的是有关他国的事务，即国际舆论客体具有较强的民族国家属性，所以本文将两者视为通用概念，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③ChristopherHill,“WorldOpinionandtheEmpireofCircumstance”,InternationalAffairs,Vol.72,No.1,Jan.1996,pp.112-113.

④Ibid,p.113.

⑤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家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2页。

⑥同上，第16、70页。

⑦同上，第10页。

⑧[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⑨同上，第34页。

⑩[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1同上，第200页。

12[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1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1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5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舆论范文篇5

一、思想一律的指导精神

寻求言论一律，是一切专制政治的必然取向，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始终如一的舆论指导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强调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走出贫穷积弱状况的必要性，并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作为国民党首脑的更是大肆宣扬专制集权的政治思想。循着一种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政治混乱状态，归结为是“思想的纷杂”致使中国人无所适从，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体制最适合中国国情。据此，认为统一全国的思想是当务之急。他提出：“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情都要紧。”“要确定总理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国民党也把三民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甚至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理论为反动与腐朽思想标准。”作为这种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1928年10月由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公然将一党主义的思想禁锢强加于亿万民众。193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这种“思想统治”的意识，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思想箝制的根本精神。

抗战爆发后，在全国舆论界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曾在舆论控制上有所松动。然而，这显然是权宜之计。1938年以后，在“战时需要”、“齐一思想”的借口下，国民党又重新强调了对于舆论箝制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其中认识正确、动机纯洁者固多，而言论幼稚，主张怪诞者，亦不为少。若而刊物，率多我对日作战掩护之下，或则抨击政府、妄作主张；或则厚诬本党以十年来均未一行主义；光怪陆离，不一而足。”“横流所及，遂使民众的无所适从之感，敌人得施其挑拨离间之谋，既以破坏民族之阵线，复以影响抗战之前途。而此种幼稚危险之宣传，倘令蔓延，不加纠正，尤足使一般青年政治斗争之意识超于民族斗争的意识之上，是其为害，宁不甚烈。”再一次呼吁，“行动应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1939年3月12日公布的《国民精神动员总纲领》中，国民党老调重谈，认为“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纷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纷歧，贻战事以不利”，并将“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列为对国民“精神之改造”的重要方面。1940年3月23日，在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毕业生讲演时提出，新闻界必须“善尽宣扬国策之一责任。一切言论记载，悉以促进我国民独立自尊心，养成我国民奋斗向上心为旨归，处处遵守抗战建国纲领，时时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显然，强求言论一律的精神是不言自明的。

1943年3月，在授意下，由署名、陶希圣捉刀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从理论上完备了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思想体系。在书中公开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越出了“法定的界限”。所以，“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象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因此，他提出的“建国方略”的最主要工作首先是搞好“心理建设”，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目的是要使民众在心理的潜意识上完全接受政治专制、容纳思想统制。

由此可见，强调思想禁锢，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专制政治的必然要求，思想禁锢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实行言论一律的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在言论一律的精神指导下，国民党及其政府为国统区的舆论管理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党化”色彩。

二、“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

言论一律的指导精神必然随之产生文化专制主义。在尚未跳出政治专制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高于一切的原则，就必然将国民党“”的意志高悬于传播意识形态的舆论界。于是，颇具文化专制特征的“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出台，伴随了国民党在大陆22年的统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及对红军的作战，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控制舆论方面尚无系统政策，只是临时制定了一些单行条例。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中，第一次明确地明确了“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三民主义理论及国民党政纲是舆论界的最高原则。该《条例》认定的审查标准是：“一、总理遗教；二、本党主义；三、本党政纲政策；四、本党决议案；五、本党现行法令；六、其他一切经中央认可之党务政治记载。这些标准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国民党“党化”舆论的企图。而其所认定和“反动宣传品”则是：“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二、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者；三、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者；四、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五、妄造谣言以淆乱视听者。”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法律推行一个政党的理论、而把其他所有的政党及思想视为非法的新闻法规。

国民党认为，当时全国报刊“言论正确的约占25％，失常的约占15％，其中以共党刊物最多。”其他刊物，如国家主义派占总数约5％，第三党、社会约占3％，国家社会党和无政府党各占3％。为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出台了大量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法规。从1927年到抗战前夕，这类法令法规主要有《检查新闻条规》(1928年)、《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1929年6月22日)、《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8月23日)、《出版法》(1930年3月17日)、《出版法施行细则》(1930年5月)、《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24日)、《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9月25日)、《党报及与党有关报纸审查标准》、《查禁反动刊物令》、《新闻检查标准》(1933年1月19日)、《新闻禁载标准》(1933年10月5日)、《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1933年10月25日)、《查禁普罗文艺密令》(1933年10月30日)、《新闻报纸在检查期间不服检查之处分办法》(1934年2月21日)、《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6月9日)、《检查新闻办法大纲》(1934年8月9日)、《审查取缔大小日报标准》(1935年5月27日)、《取缔刊登军事新闻及广告暂行办法》(1935年6月10日)、《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取缔印刷业规则》、《关于法院制裁新闻纸杂志社编辑人及发行人》、《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等等。这些法令法规有如一张铺天巨网，遮盖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舆论界。

1937年到1945年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又相继出台了《修正出版法》(1937年7月8日)、《修正出版法施行细则》(1937年7月28日)、《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8年7月)、《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1938年11月2日)、《修正新闻检查标准》、《战时新闻检查办法》(1939年5月26日)、《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39年12月9日)、《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40年9月6日)、《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43年10月4日)、《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1943年10月4日)、《战时书刊审查规则》(1944年6月20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1944年6月22日)等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舆论界的控制更加严格，先后又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1945年9月)、《戡乱时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1947年12月)、《惩治叛乱条例》(1949年6月21日)、等涉及控制舆论的法令。

显然，这些法令、法规的基本精神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强求舆论一律，把三民主义思想和国民党的政治原则奉为舆论的圭臬。

当然，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舆论的管理方针并非绝对地严厉，在一些特定的时期也曾表现出“舆论自由”的姿态，力求为“”涂上些许开明、民主的色彩。如30年代初期，国民党曾几次宣布停止新闻检查、保障舆论。抗战初期，为顺应抗战形势和政治民主化潮流，国民党政权也曾部分开放对新闻出版业的管制；1944年至抗战结束，为获得战后政治上的主动，国民党当局再次作出在舆论控制上的民主和改良姿态。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又通过了《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办法》，甚至于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开幕式讲话中，作出了保证民主自由的4项诺言。

随着国内民主势力的高涨，中共领导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影响以及某些特定时期政治上的需要，国民党政权在舆论管理上出现的这种松动与当时中国多元的政治格局相对应，使得国民党“”的集权体制下却出现了多元化的新闻舆论结构这一奇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当时，除了国民党的党报、党刊、党台外，中共的舆论工具、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化的各种报刊和电台、外国租界内出版的各种报刊纷纭复杂、相互影响地交织在一起。国民党也曾想压制租界内和中共出版的报刊的民主化要求，将“党化”舆论的方针强加于彼，但收效甚微。舆论工具与政治势力的结合，是这一时期舆论界在言论一律的不断打击下依然具有多元化结构的关键条件。

但是，那些短暂而有限的“舆论自由”，并不能改变南京民国政府时期国民党政权对于舆论管理政策的基本精神。许多有关放松舆论管制的讲话、规定、命令，常常话音甫落，墨汁未干，就被更为严格的舆论限制法令和实际政治行为所代替。这种舆论管理方针，以宣扬三民主义、宣传国民党政纲及政治行为为宗旨，希冀将国统区的新闻舆论演变为千刊一声、万报一音的传声筒和喉舌。这种表层与现实的差异，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全部历史。

三、审查、追惩的箝制方式

与“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对应的，必然是一套体现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箝制方式，其根本精神就是以言治罪。

对于舆论工具及从业人员的资格认定与采访，国民政府也曾有若干规定，如《新闻记者登记条例》(1928年)等。但是，国民党政权对此的要求显然并不严格，其舆论管理方针的重点也不在此。

对于新闻出版业实行审查制度，是国民党舆论管理机构的舆论管理重心之一。

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时期出台了大量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些法规的不断出台与完善，使得国民党政权的新闻检查达到了密如天网的地步。1930年12月，国民党制订的《出版法》对于出版限制主要是申请登记和出版品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它属于注册登记制。但随后的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该《标准》宣称：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便是“危害民国”；对其统治不满则是“反动”；这些文稿一律禁止出版。这一《标准》的颁布，预示着注册登记制向审查制的发展倾向。

1934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删掉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这两个法规，实际上将由原《出版法》规定的注册登记制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这一改动一直延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

为了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审查体制建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凡是报纸使用的电讯和稿件，均由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来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处共同处理。这些机构都属于国民党，在各省市都有分处或分会。1939年春天，国民党中央成立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统一新闻检查大权。“军检局”成立后，首先对新闻检查机构升级和调整。在全国设立了重庆、成都、西安、桂林、昆明五大特级新闻检查处，升各省新闻检查所为新闻处，其负责人为少将或上校级别。省以下都设立新闻检查室，各普通县市亦由各县市政府设立专科管理新闻报纸的检查。这样，一个立体的新闻检查网络就形成了。

战争时期实施新闻检查，是国际惯例，目的在于防止虚假消息动摇人心，同时也防止重要政治和军事信息外泄以资敌。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根本上实施言论限制。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却以此为借口，实施对舆论更加严格和激烈的箝制。1938年11月2日，国民党中央作出《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藉口“战时需要”、和“齐一思想”，要求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从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同月，亲下手谕给国民党和军事委员会，布置加强新闻的审查工作。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间，有关临时性指示就达200余种。而《修正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这两个法规中规定的禁载事项就达70余项。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财政、文化、社会事务等都有限定；从不准批评国民党党纲、党义和总裁个人到不许鼓吹所谓“过激思想”，禁载内容可说是无所不包。除此之外，国民党于1943年8月还了《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表中规定：“边区政府”、“抗日政府”等词不许用；“两面派”、“亲日派”、“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词为“谬误名词”；“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要改为“三民主义”；“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必须改为“拥护领袖”，甚至“妇女解放”要改为“妇女复兴”。这个《正误表》可说是近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

抗战胜利后，近于压力，国民党宣布废除出版检查制度，但又把“收复区”视为军事戒严区并依然施行新闻检查。各级新闻检查机构也纷纷移师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目的在于维持国民党在东南中国于舆论管理上的垄断地位。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特种营业限制办法》、《白报纸配给标准》等一系列具体法规，对纸张、印刷、发行实施统制。国民政府竟然把书店业、印刷业与理发业、洗澡业、乐户业（娼妓）等混为一谈，统称为“特种营业”，以这些行业易“窝藏歹徒”为名加强管理。对于舆论的箝制，随着政治、军事上的节节失败而愈加疯狂。1948年12月10日，重庆的国民党新闻官员举行招待会。会上，新闻官员发下书面谈话共计13条。其中有：不得诋毁政府及元首；不得刊载动摇民心、降低士气的消息言论；不得刊载刺激物价之消息等等。这在重庆被称作“新闻自由十三条”。此外，他们还给新闻界出了16个题目，如《我们为什么而战？》、《剿匪战争就是反侵略战争》、《为国家民主自由而战》、《为民族独立生存而战》等等，要求各报围绕着这些题目配合政府的宣传。当时的新闻媒介愤然指出：“在这13条里，哪儿会看到新闻自由，每一条都是一条锁链，每一条新闻都会触犯了13条里的任何一条。在统治新闻的历史上，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的最严格统治。”

对于层次不一的国民党各级新闻官员们,依据多如牛毛的法令进行审查。“上至言论，下至广告，无事不检，无字不查。”凡是认为对国民党“有不利影响之消息”、不符合标准的新闻、社评、书稿等，都加以删改或扣留，甚至“任意禁载而无法律根据”。被删改的文稿还不得留下空白，“业经审查之原稿，出版时不得更改，尤不应将未经审查之稿件排入”；“各杂志免登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并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辑者言内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被删改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者其它任何足以表示已被删改之符号”，也不许“开天窗”、“打××”。“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于作者身上了。”有时，新闻官员们还自作主张，违反作者原意，大量修改原稿件，并加入“党化”言论，强迫报刊照登。鲁迅先生曾不无感叹地说：“出版界也真难，别国的检查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出于对审查制的抗议，许多报刊都以保留被扣稿件题名、“开天窗”、或将事先预备好的“本报欢迎直接订阅”一类广告补上等方式，间接地向国内外控诉国民党对于新闻出版的审查制度。

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及所属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除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之无关国防者”之外的一切稿件。审查合格的稿件或清样上加盖“审讫”图章发还。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仅4个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500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对许可出版的图书杂志，“一律发给审查证,各图书杂志出版时，应将审查证号码用五号铅字排列在封面上角，以备查考。”那飘着墨香的刊物、书籍封面上“已领得审查证×字×××号”或“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的字样，记载着现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耻辱。

然而，不管是繁多苛刻的审查法令，抑或是层层设卡的审查机构，毕竟无法穷尽浩若烟海的各种报纸、杂志、图书、广播新闻稿件。于是，在实行审查制度的同时，国民党政权也实行了一套对新闻舆论的追惩制度。

由于国民党政权对于新闻出版的追惩法令繁多，机构重叠，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和政治形势的

不断变化，不仅影响到追惩标准的宽严程度，也使得舆论追惩混乱不堪。“无确定标准，悉凭审查机关之主观判断。一旦实施，流弊孔多，主管者可任意比附条文，滥施职权，而操觚者，有动辄得咎之虞。”上月通过审查的稿件，这个月也许就要查禁；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新闻审查机构通过的稿件，也许国民党就认定其“反动”；再加上从由中共领导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各种方式进入国统区的大量报刊、图书均被视为“反动宣传品”。所以，国民党政权各新闻审查机构对于报刊书籍及广播电台的追惩行为极为频繁和严厉。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了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国民党长沙市党务整理委员会于1931年9月查禁了228种报纸、刊物和书籍。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由于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反动刊物、报纸”即达7280种。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社会科学书籍历来为查禁重点，仅依国民党文件统计，1929年至1931年间，共查禁364种，1932年共查禁65种，1933年共查禁和通令查扣52种，1934年共查禁101种，1935年共查禁和查扣70种。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国民政府查禁的报刊也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这些刊物被查禁后，均被焚毁。据称，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10年间，被国民党政权各检查机构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到1028种、进步文艺书刊458种。这些被查禁、扣留的报刊、书籍的罪名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针对这种强求舆论一律的文化专制主义行径，鲁迅先生曾愤慨地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

抗战时期，这种状况未得到丝毫改变，国民党政权各级新闻机关反而在抗战的藉口之下变本加厉地摧残着舆论界。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仅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家通令查禁的书刊就达656种。1941年4月28日，查封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救亡日报》、《全民抗战》等5种报刊、生活书店及在各地的48个分店、读书生活社、新知书店等新闻出版发行单位。随后，《学习生活》、《新闻记者》、《国民公议》等几十种报刊被查封。国际新闻社总社被缴销营业证，工作人员被迫由桂林去香港。全民通讯社亦遭查封。1942年，又封闭了《世界知识》等500余种报刊。这种对于报社、出版社的追惩制，使全国报刊数量锐减下去。1939年，全国有报刊1031家，而1940年11月在大后方获准发行报刊只有273家，这其中绝大多数报纸又是亲国民党的和消谴、娱乐性的刊物。

抗战结束后，在战争中煎熬8年的中国人渴望着和平与民主的建国道路，中共政治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舆论界，“亲共的昂首天外，气概不可一世；反共的报纸反而深感荒漠呼声，得不到回声的孤寂。”而许多报纸则“以悲观灰色为超然，以无所是非为公正”，导致国民政府“内外交谪”，民心渐失。这种状况使国民党极为苦恼与恐慌。随着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节节败退，其对舆论的控制也愈来愈严厉，愈来愈苛刻。不但在北平出版的中共三日刊《解放》被查禁，1945年9月至1946年8月，被国民政府查封及遭迫害的报刊达724家。从1946年1月到8月，仅北平、天津、上海、昆明、广州就有249家报纸、刊物、民营电台被封。1947年2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发出密电，指示各级机关“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之流行及散布。”随后，民盟机关报《民主报》（重庆）和《民主星期刊》（桂林）被加以“中共的传声筒”罪名宣布停刊。2月28日，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台湾“二.二八”起义后，封闭台湾报刊54家。5月24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闻》、《新民报晚刊》等被勒令停刊。7月，国民政府以“为匪张目”、“反对勘乱”等罪名，继续查封民营报刊。连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观察》周刊，也被加以“违反动员勘乱政策”的罪名而查封。1948年，全国有19家报刊被查封，12家报社、通讯社受到警告或停刊处分。

审查制加追惩制的舆论箝制，对于本就嬴弱的中国舆论界来说，无疑是一道致命的枷锁。它严重摧残了新闻舆论工具，扭曲了公正的舆论导向，强化了舆论环境的“党化”色彩，造成了全国各大报纸“社论千篇一律，新闻由中央社统一，都‘大同小异’”的千报一声，万刊一音的舆论表象一律的局面。对重大信息资源的长期单向取舍，严重阻碍着国民党政权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有效审视。但从短期效应看，这种舆论环境对于国民党的“”统治是有利的。于是，为完善对舆论的箝制程序，使所有的舆论机构彻底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和传声筒，在对舆论工具实施审查、追惩手法之外，国民党政权还将以践踏法律为特征的特务手段也引进了舆论管理，致使国统区舆论界不仅遭受到野蛮摧残，而且还被渗入了现代法西斯主义的血腥味道。

四、超越法律的特务行径

以特务手段作为舆论管理的程序之一，这种思路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相伴而生的。对于继承了传统专制政治文化和吸纳法西斯主义政治文化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暴力统治是其一切统治的根本与基石。文化专制是政治专制的一种必然反映。所以，当以党释的法律仍然无法彻底解决舆论一律问题时，诉诸于特务手段、以暴力和血腥阻碍真理的传播，就是文化专制逻辑演绎的必然。

用来对付舆论界最常见的特务手段就是捣毁报馆、书店、出版社。1929年6月15日，上海国民通讯社被以通讯稿件“造谣挑拨，肆行反动”的名义责成停办。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南国月刊》被强行封闭。1933年11月12日，特务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随后，各大影院都收到了“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恐吓信，要求对于“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对付。”11月13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被砸，随后神州国光社遇劫。1941年1月16日，湖南衡阳《开明日报》遭到特务打入破坏。2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馆营业部被特务捣毁门窗。1942年9月16日，福建省南平《南方日报》被暴徒40余人所毁。1945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馆两次被特务纵火，均未造成巨灾。成都《华西日报》在1月份内竟先后被“政治性偷窃”达5次，损失50余万元，后又迭次发生火警和流弹射入编辑部等事件。4月，《华西日报》馆被特务两次捣毁。1946年2月22日，特务再次冲砸《民主报》和《新华日报》，演成震动全国的“二.二二”血案。3月1日，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砸，27日又遭特务纵火焚毁。从1946年2月至7月，国统区就先后发生特务捣毁报馆及戏院事件17起，共有21家报馆、报纸销售处和两家戏院被捣毁。

派遣特务打入舆论界，从内部控制、分化、瓦解新闻工作者，是特务使用的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手段。

抗战之前，国民党及其政权处于上升阶段，对于新闻舆论界的箝制不像以后那样赤裸裸。国民党政权启用一批熟知舆论界的内行人，如潘公展、陈布雷、叶楚伧、董显光等。这批人老于新闻界世故，对付舆论界办法较多，由他们主笔的新闻出版方面的法律，使得国民党的舆论箝制较之以前更严密、更苛细，但又同时披着“民主”的外衣。

国民党人此时期曾组织不少文人，自办书店、出版刊物，以壮“党化”舆论之声势，在上海就有至少10种刊物在为国民党摇旗呐喊。特务们还以假造的进步团体名义给各报刊投递恐吓信。如1931年8月24日出版的《文艺新闻》，报道《东方杂志》、《中学生》杂志都收到了署名“左联”的恐吓信。1932年，由国民党当局把持的《社会新闻》周刊，经常刊载由特务炮制的“内幕消息”，对中共和文化界进行造谣中伤。与此同时，这些“御用文人”还大肆攻击“左联”的旗帜鲁迅，目的也无非是分化、瓦解舆论界和文化界。鲁迅先生曾愤慨地说“近来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是直欲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我有生以来，未尝见此黑暗的。”

抗战爆发后，面对着积极要求抗战，呼吁民主政治的舆论界，国民党政权一方面采取更为严苛的审查追惩制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迫使报刊就范。不仅采取收买报刊，派总编辑、编辑“帮助”工作，甚至派人强行“接办”进步报刊。如CC系曾以13万元收买了进步的上海《立报》，然后移至香港出版，原在该报工作的进步记者被迫相继离去。重庆《新蜀报》、《国民公报》就是被迫“改组”的。《新疆日报》是于1943年春天被重庆国民党当局派人“接办”的。南洋、印度、南美等地10多种华侨报纸，也被国民党当局派去的总编辑所把持。到抗战结束时，由CC系和复兴社操纵的报纸有近200家，占了大后方报纸的多数。

抗战以后，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的箝制政策已公开由“合法”向血腥镇压发展。对于一些公开查禁影响太大的报刊，仍采取特务从内部破坏的手法。1947年2月，打入由民盟创办的《民主报》内部的特务，以增加工资为名煽动闹事，借机捣毁全部印刷设备，致使《民主报》被迫停刊。影响颇大的上海《文汇报》，成为国民党当局收买的重点对象。先是由陈立夫、潘公展、吴国祯等出面，拉拢担任总编辑的徐铸成为国民党服务被拒绝。以后，陈布雷托人转交《文汇报》一张中央银行空白支票任其填写，企图以金钱收买《文汇报》再遭拒绝。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上海当局勒令《文汇报》于1947年5月永远停刊。从1944年12月至1945年3月上旬，仅重庆《新华日报》报纸被没收、报丁被打事件就发生了232起之多。至于对出版的报刊、书籍，采取强行撕毁、没收、威吓民众不许购买等手段，就更是举不胜举了。

事实上，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血腥就始终迷漫在舆论界上空。1929年8月，无锡《新民报》记者朱冰蝶被以“侮辱党部”罪名非法逮捕，引起舆论界的抗议声一片。1930年2月，《时事新报》记者陈荇荪被以“宣传国家主义”罪名判刑6个月。1931年2月7日，“左联”五作家被秘密处死。1933年1月，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因其负责的副刊发表了4篇小说中，有如“地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铁的纪律”等词句，就被指责其有“激动阶级斗争之嫌疑”。刘在非法监禁5个月后，竟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处决。几天后，《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枪杀。1934年，《申报》主编史量才被特务乱枪杀于沪杭公路。1936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鲁迅先生也被特务列入暗杀的黑名单，只是其名声太大才未敢下手。1939年3月14日，成都《时事新刊》记者李亚凡被刺杀；同年12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王良、金戈被阎锡山部所杀。1940年3月，《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经理洪宗希被杀；同年，《大声周刊》总编辑车耀先喋血报馆。1941年，衡阳《开明日报》被特务冲砸，总编辑等11人被逮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以特务手段镇压舆论界人士的作法，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从1946年1月12日至8月8日，冯平、上海、广州、西安、昆明、重庆几大城市先后有20名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遭特务毒打，47人被捕。1946年1月13日，著名记者羊枣（杨潮）惨死杭州监狱。3月28日，《国民日报》记者孙平天被逮捕后，特务将其头部用铅丝扭入股内，惨杀后尸沉河中。4月10日，衡阳《大华晚报》记者李某，被特务用棉絮塞口装入麻袋，乱刀砍死。4月25日，西安《秦风工商日报》义务律师王任，被诬以“烟犯”罪名枪决。5月1日，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特务绑架至咸阳郊外枪击，幸未殒命。1947年6月1日，重庆《新民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等报20余人，在临时戒严中以“中共特嫌分子”的名义被捕。1948年，全国有26名记者被捕、6名记者被绑架或失踪。1949年，上海《文萃丛刊》的陈子焘、骆何民、吴承烈、《新华日报》的何天泉、胡南、《新民报》重庆版记者胡作霖、编辑陈丹墀、胡其芳、校对张朗生、《贵阳力报》总编辑顾希均、上海《学生报》严庚初告示先后惨遭杀害。

国民党当局在舆论界留下的血腥纪录表明，为了禁锢舆论、闭智塞聪、愚昧民众，国民党已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只想把新闻舆论变成自己意志的传声筒和喉舌，一时间国民统区内道路侧目、恐怖森然。但只知舆论箝制的国民党当局从未想到，正是被血腥压抑下来的社会思潮，最终汇成了盈岸拍堤的怒涛，摧毁了舆论一律的堤防。血腥的特务手段，也使更多的人认清了国民党的真正本质，这是导致国民党最终众叛亲离的重要因素。五、结语

综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统制的精神、方针、手法，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舆论箝制是政治专制的必然反映。在南京国民政权统治大陆的22年中，为了实现其“”的政治体制，就只有首先从统制精神开始。对舆论的箝制正是为了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的目的，可以说这是国民党人始终不渝的目标。尽管在某些时期，由于特殊和政治需求，国民党当局曾部分开放对舆论的箝制，但历史证明，这种“开放”不是为了给自己的政权涂上一层“民主”的色调，就是为了应付时局，减少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因言治罪之风盛极时，甚至连要求抗战的舆论呼声都遭到压制。与此同时，的言论、著作和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报刊却充斥城乡。一方面是多彩的思想遭到禁锢，另一方面是官定的言论无处不在。对舆论管理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手段，追根溯源，起源于国民党的极权政体本身，是政治、经济一元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直接表现。

二、令出多门与管理体制的混乱不堪。为使舆论管理进行的彻底而有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先后出台的有关舆论管理的决议、条例、法规、准则、标准近百种之多。仅隶属于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和其它机构的中央级审查机构就有8家，各省市的类似机构就更多了。然而，舆论管理的实际效果却混乱不堪。有关管理方针的制定由于部门不同，侧重点不同，认识不同，造成一些条例、法规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甚至互相矛盾。各个舆论审查机构内，由于人员素质不同，水平不同，导致审查的宽严不一，彼方放行却遭此方查禁的事情屡有发生。这种令出多门与管理体制上的混乱状况，对于在以因言治罪的舆论环境谋求生存的舆论界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形成了舆论界、文化界的极度蒌缩，同时还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压力和刺激力，使其自身活力下降、机制僵死、无法知晓自身弊端何在，为最终的覆亡埋下了伏笔。

三、标榜民主与特务活动的飞扬跋扈。1931年颁行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1937年5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政府都参照了世界上民主国家的宪章，声言中华民国的人民具有言论、刊行著作、结社集会、请愿、非依法律不得搜索与逮捕的种种权利。然而，也正是在这些漂亮言词背后，言论自由的最基本权利却遭到了粗暴的践踏。以德国法西斯政治为楷模，国民党当局曾组织了一个人员众多、机构庞大、运行精密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由“军统”、“中统”两体系组成，在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管理的运作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砸报馆、抄书店、打报童、捕记者、杀编辑，无所不用其极，使得国统区的舆论界一片白色恐怖。特务们之所以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就是因为他们隶属于解释所有法律的国民党当局。标榜民主实行特务政治，是国民党当局舆论管理的一大特色。

舆论范文篇6

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

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曾有人把舆论监督难概括为“四难”：一是采访难，二是取材难，三是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四是解决问题难。[3]当然，千难万难，主要难在被监督者往往从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殴打记者，非法拘禁记者。2008年初的“西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其中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三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记者，令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呢？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并且领导我国新闻媒体在50年代初开展过有声有色的舆论监督。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没有成为新闻媒体的内在需求。相反，长期以来奉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政策，不仅弱化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内在冲动，而且为不少人压制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新闻宣传的一种“常态”，“捂盖子”成了不少人对付舆论监督的家常便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5]。试想，90%都能“捂住”，这难道不正是最生动的注解吗？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体把被监督对象的情况传递给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与评价，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形成舆论压力，达到监督目的。由此可见，舆论监督要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时、客观地提供各种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谈得上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的意义上，要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

知情权（TheRighttoKnow）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情权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公民有了解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

就舆论监督而言，保障知情权是顺利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舆论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舆论监督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而舆论的形成，则是公民自由表达的结果。厦门PX项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离不开公民的自由表达。因此，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就成为舆论监督的内在要求。

所谓表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参政议政，而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权利。[6]在宪政意义上，表达权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因此，表达权也就是表达自由。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

从权利内容和特点上看，知情权与表达权具有明显的差异：知情权本质上表现为公民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诉求，而表达权本质上则表现为公民对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诉求。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种信息来源”（即知情权）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即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两项必要条件。[7]事实上，知情权与表达权何尝又不是舆论监督的两项必要条件呢？对于舆论监督来说，知情权与表达权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才能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

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已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表达权，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视，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整个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8]。好在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党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十七大前后党和国家的几个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一种政治性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这种政治性重视必将逐渐转化为法制性规范。

事实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已经落实为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经过数年努力，一部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理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专门法律删除了2006年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即：“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将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归其统一管理。”这一删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畅通、透明和准确，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确立。这样，舆论监督也就获得了一种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记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访，因涉及对当地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批评，市委宣传部一名领导横加阻拦，甚至辱骂、威胁记者。对此，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时评严正指出，“阻挠舆论监督是蔑视人民知情权”[9]。这一评论表明，保障知情权已成为开展舆论监督的法制依据。

在确立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过程中，舆论监督也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与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解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动，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私下”谈话，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的话，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强调各级政府“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民监督”。2008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毫无疑问，“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并且“创造条件”加以推进，已经成为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们欣喜地看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倡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的自觉追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感慨，“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11]2008年1月，新一届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12]。尽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实这两项舆论监督新规还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视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省长的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我”。

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制度保障下，舆论监督必将达到一个前所未的广度与深度，也必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关键词：舆论监督知情权表达权法制保障

舆论范文篇7

[论文内容提要]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

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和社会民主素质的全面提高，大众媒介已经成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制度，人民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及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样，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表达自己的参政议政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监督国家事务和选举的人民代表，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自由地、充分地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不仅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公民关心国家建设、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义务。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批评，对国家事物和社会生活中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缺点、错误乃至渎职、贪污受贿、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抨击和谴责，达到监视和矫正社会秩序的目的。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广大受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代表民意的新闻舆论监督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促使问题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的“渤海二号”事件，到最近几年的“南丹矿难”、“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构成因素，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在民主社会里又不能越位，特别是不能包打天下，去代替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那样的话，非但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反而会破坏社会监督体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

一、放弃监督，放弃批评，就是放弃新闻媒体的职责，放弃了广大受众的重托。媒体工作者似乎可以决定报道什么事件，不报道什么事件，可以批评某些不良社会现象，也可以对这些现象置若罔闻，但是，媒体的监督最终决定于受众的意志、观点、态度。媒体如果不关心民众疾苦，不直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它必将被受众抛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受众授权新闻工作者监督社会问题，提出批评，提出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登载《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首次披露孙志刚事件真相，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著名网站先后介入孙志刚事件，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促使有关部门查清事件真相，把不法之徒绳之以法，其实，推动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真正动因是广大民众不满意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以及要求社会平等对待城市困难群体的诉求。所以，当孙志刚事件出现后，媒体如果依然保持沉默，不能及时倾诉广大老百姓的心声，那么，就意味着媒体对广大受众意愿的漠视，也违背了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会得到受众的认可。

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认为，舆论是双重意义上的“我们的皮肤”：个人通过舆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同时，舆论又像“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社会意见过分分裂而导致社会解体，所以，它具有整合和调节社会的作用。社会监督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系统，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都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监督方式，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新闻舆论监督与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制监督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监督方式和意见渠道。一般来说，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属于社会硬性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制止和彻底纠正，但是，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又各有分工，各自侧重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开展监督。分工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它意味着社会各个部门按照某种协议，相互协作，共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分工也意味着局限性，对社会监督来说，分工越细越容易在各种监督权限的结合部出现监督盲区。从我国情况来看，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分别适用和侧重一定的范围，任何一种监督都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施监督，比如，党内监督的对象只能是党员，对非党员就不发挥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属于软监督，可以有效地弥补社会硬性监督的不足，因为它扎根于广大受众的信息互动之中，舆论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够对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预先式、全程式监督，把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可能存在的监督盲区暴露在阳光下，发挥社会硬性监督难以发挥的监督作用。所以，决不能因为健全和加强了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就漠视和排斥新闻舆论监督。社会硬性监督和软监督的发生机制和社会作用具有明显区别：一是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被媒体首先披露，然后才引起相关责任部门的注意和重视的，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问题解决流程：媒体披露—社会舆论—政府部门注意和重视—解决问题。问题之所以首先被媒体发现和披露，并不代表政府的失职和不作为，而是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使然。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联系千家万户，千万受众又联系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大众传播的互动机制，又使广大受众的意见能够及时反馈到媒体，这样，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特别是发现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因为，新闻舆论监督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监督。二是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硬性监督的作用机制不同。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全程监督防患于未然，发现问题越早，监督越充分，问题和矛盾越容易化解，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越小；社会硬性监督主要采用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进行事后矫正和纠偏，达到惩一戒百的目的，它更强调维护法律法纪的尊严。最近几年，出现了几起引起争议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如2000年湖南经济电视台拍摄嘉禾县高考舞弊事件，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南京冠生园使用陈年霉变的冷藏馅做月饼等，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和业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质疑这两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根本原因不是记者和媒体是否拥有隐性采访权问题，更不是这些事件该不该曝光的问题，而是新闻舆论监督是否应该如同社会硬性监督那样，实施事后监督。具体地说，嘉禾县仅仅有高考舞弊苗头，暂时还没有出现舞弊事实时，南京冠生园仅仅把用剩的变质的月饼馅仍进行冷藏，暂时还没有用它做月饼时，如果媒体通过调查后及时曝光，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也许不像后来已成事实那么大，但是，媒体的曝光及时地防止事件性质发生变化，纠正了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肯定会得到全社会的赞同，因为这样的监督是防患于未然，较好地履行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

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不缺位，还要讲究监督的方式方法。新闻报道强调预见性和前瞻性，新闻舆论监督也同样强调对所监督事件发展及其结局的预见和前瞻，但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根据所监督事件的性质、发展程度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对那些触犯法律、危及社会安全的事件，新闻媒体主要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充分报道，让受众自己做出合乎事件发展规律的判断，期待社会和政府按照法律法规为事件定性；对那些属于法律法规“盲区”问题或者社会和政府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做出处理的事件，新闻舆论监督可以更为直接、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无论是哪种情形，新闻舆论监督切忌利用手里的话语权，主观地、武断地为事件定性，以免混淆黑白，扰乱视听。

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是基于对事实的把握，以及对事件可能的发展结局的判断而采用的相应的传播手段，在成功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中，媒体主要发挥大众传播的功能与特点，采用设置议程方式引导社会舆论，促使或推动社会、政府关注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后，一些网络和报纸发贴、发文，质疑辽宁省高院的判决。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介入，可以认为是媒体为受众设置了议题，把大家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这一事件上。在新闻舆论监督中，媒体虽然表达了鲜明的观点，但它们的观点只有在得到受众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变成全社会的态度和意见。从这个角度说，媒体把受众的眼光和注意力吸引到议题上面来，新闻媒体就完成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就事论事。要防止越位监督。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复杂多样的，决不能采用统一的尺度、模式和方法监督所有的事件，比如，灾难事件中既有人玩忽职守，也有人恪尽职守；一个沦为人民罪人的人，有令人唾弃的方面，也有人格权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方面。所以，在新闻舆论监督中，一定要围绕欲监督事件的基本事实展开舆论引导与交锋，切勿扩大监督范围，旁及当事人的其他权利。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看，传统媒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比较少，网络媒体因为没有传统意义的“把关人”，比较容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经常从对当事人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监督延伸到个人私生活领域，把很严肃的新闻舆论监督变成了八卦新闻展览。比如，2003年哈尔滨发生宝马车撞人案后，网民发出的贴子中有些情绪化色彩非常浓厚，硬把当事人说成是黑龙江省某领导人的亲属，造成了不好的社会传播效果。正如《新民晚报》所评述的那样：“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来都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尤其在少数富豪为富不仁、权钱交易而形成民怨、少数干部子女和亲威给中国百姓心里投下阴影的时候；大量讨伐声就顺着‘宝马车撞人案’这一决口喷薄而出，而夹杂其中的，还有种种难以描摹的不平衡心理。流传甚广的网上谣言已伤害到案件中许多无辜的人，已给司法独立造成了巨大压力，它的冲动和盲目使它背离了理性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在这个事件中，新闻舆论监督在讨伐富豪和对“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的质疑情绪推动下，变成了对当事者的审判和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审判，远远超越了新闻舆论作为社会软监督的职责和监督范围。事实证明，这样的监督不但不利于公正地解决问题，反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舆论生态，给彻底弄清事件真相和解决问题设置了障碍。

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不是来自新闻报道本身，它来自新闻舆论背后的民众声音和力量。所以，新闻媒体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人民负责；必须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2002年8月18日，延安宝塔区万花村某诊所主人张某夫妇在家里播放黄碟，被警方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8月20日开始，《华商报》连续报道事件的进展情况，引起了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后来在回顾报道过程时说：“在张某被捕后，为了避免给检察院办案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我们暂停报道。直到11月4日，传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捕的决定的消息，我们才将结果报道出来。”《华商报》在监督“黄碟”事件中，既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又比较好地处理了与法律监督的关系。“黄碟”事件刚刚发生时，法律监督还没有介入这个事件，《华商报》通过系列报道，引起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关注，推动司法介入；当司法介入“黄碟”事件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转入了对司法是否公正的监督，而不是对事件进行越位审判。这说明，媒体只有恪守媒体角色，谨守自己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裁量权的界限，才能真正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防止越位监督，还要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不是对所有应该监督的事件都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予以曝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新闻媒体尤其要处理好对涉及到国防、外交和司法等特殊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

(一)媒体对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主要以内参等形式开展舆论监督，不宜采用公开的新闻舆论监督。国家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情况立法保护国家秘密，所以，有些涉及到国防、外交和经济建设机密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严守这些信息的秘密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此以来，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性与保守国家秘密，岂不是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吗?诚然，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知晓欲望，把全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舆论上来，但是，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问题和矛盾，让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国家更加繁荣强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舆论监督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内参等形式开展对涉及国家秘密问题的新闻舆论监督，同样能够起到沟通民意与政府的联系，反映人民意见、态度的目的。如果对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事件公开曝光，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声望，非但不是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反而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

舆论范文篇8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代表党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主流媒体与代表先进科技和商业化利益的网络和手机短信，使媒介舆论营造的“媒介现实”空间越发拓展，涉及当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在人们周围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社会的正面、侧面、负面的事态和问题，都成为媒介舆论所论及的对象。可以说，媒介舆论的触角，近及周围事态的发展，远涉海外发生的重要事件；能触及事态发展的细微末节，广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主流媒介舆论和第二舆论场都争相为更多的受众提供信息，逐步引导受众进入其营造的“媒介现实”，从而促使媒介舆论对受众生活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

媒介舆论的穿透能力越来越强大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有个经典的论述：“媒介：人的延伸”，意思是说任何媒介都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历史已经说明，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的加强与扩展，是通过人际的变化来实现舆论自身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舆论只能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它的变化就会受到人际交往程度的制约而通常只能实现词句上的细微改变，其深层结构的变化极少；反之，则瞬间变化无穷，且会触及舆论深层次的结构转化。而媒介正是为舆论提供了一个瞬间变化的广大空间，进而推动了舆论深层次的结构变化。当前，对环境变化的不适应使人们产生的各种困惑、迷惘、不安、焦虑、烦躁等情绪都在增加，由此带给人们的是分裂、浮躁的心态和矛盾的、情绪型的舆论取向，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加上地区、产业结构等的不平衡，社会流动人口的增长，又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分化和舆论的分散化。

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交际中，从而直接成为大众传媒的关注对象，通过媒介的不同传播方式，将这些心态与舆论的变化进行总结，给予现实的、理论上的诠释，同时借助新闻报道、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电视剧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将新闻舆论反馈给社会，从而形成舆论导向，实现从社会舆论——新闻舆论——公众舆论的循环再现。这种循环真正实现了舆论的交往功效，对社会、对个人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媒介舆论真正反映出社会变革的现实氛围，增强了自身在人际交往中揭示事实表征的穿透能力。

媒介舆论的两极化倾向越来越突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度的把握直接导致了正与负两方面的不同。目前，虽然媒介舆论关注领域众多，但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可以归纳为宣传加揭露。宣传一直是媒介舆论的中心话题，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对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报道，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近些年来，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在不断加强。前者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宣传——官方新闻，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反映——群众诉求。宣传与揭露的两极化趋势十分鲜明。从上述的特征可以发现，媒介舆论是宏观社会控制的杠杆，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地抑制社会的不良因素，刺激效能因素，使庞大、复杂的社会生活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当今社会发展的迅猛、社会活动方式的日趋复杂化和普通群众智能的提高以及对人类精神成果占有量的大幅度增加，社会管理者必须在广泛倾听人民的声音，征集人民的意见，集中整个社会智能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巨大的生命力的决策。媒介舆论就必然成为社会决策的自然反馈系统，成为抑扬社会效能的有效手段，激发群众议政，扩大民主。既然媒介舆论话语对人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浪潮中的官兵的呢？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兼有社会性和特殊性，在这个群体中占绝大多数比重且成为军队人力基础的是年轻人。面对社会变革，新世纪的官兵由于知识含量和道德素养的普遍提高而一改过去完全受教育的被动客体地位，成为军队现代化发展的生力军，其主体地位日益受到关注。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与不平衡：理想与现实、依赖与独立、封闭与开放的矛盾在现代军人身上的表现非常突出，作为军人整体，他们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官兵个体，他们又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需求。加上作为军队基础人力的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矛盾和心理失衡现象尤其明显。在大众媒介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官兵们，特别是年轻官兵汲取外界变化的主要渠道越来越倾向于媒介，其心理变化不同程度都受到了媒介舆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官兵的价值观受影响：民族文化熏陶。

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介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媒介向官兵提供的“媒介现实”并非外部客观世界的简单映像，而是经过生产者仔细选择与判断并精心建构的产品，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并将这些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思维形式的产品通过媒介选择不断地向外传递。批判学派学者提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众传媒信息产品中，都会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系统。就如西方的媒介产品总是极力夸大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民主和自由，灌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以求取受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心力。因此，通过媒介的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进入到官兵的头脑，使之更好地认识、了解我国的文化与传统，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捍卫民族文化的责任感。

2、官兵的是非观受影响：媒介榜样示范。

如今，英雄人物、榜样人物的宣传已成为媒介舆论的重要内容，大众媒介宣传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往往习惯于借助典型报道、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形式来弘扬榜样人物和优秀事迹，或直接通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节目对丑恶人物和事件进行揭露批判以形成自己的舆论观点。媒介的榜样传播对官兵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和改进有着重大影响。好的人物形象、人物事迹能涤荡官兵的心灵，而对诸多社会腐败、道德沦丧等事件的批判，则又为官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敲响了警钟。大众传播社会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人们会从接触媒介信息中模仿新的行为方式。作为社会特殊组成群体———军人，尤其是作为其人力基础———青年官兵，处于第二次心理成长期，可塑性强，好的舆论导向，好的榜样的力量，会直接通过官兵的认知层面进入行为层面，有助于官兵健康人格的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与处事态度的养成。这就启示有志于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传播工作者在进行舆论宣传、关注社会整体的同时，应主动树立官兵观念，考虑到官兵的特点，为官兵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官兵的现代观受影响：生活方式指导。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军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能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共同的理想和浓厚的爱国主义激情；能站在集体价值基础上追求个人价值，积极向上，务实进取；能接受世界军事变革浪潮现实，自觉培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能在训练之余追求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学习热情高涨，视野更加开阔。虽然不能说这些特点的形成都是媒介舆论的作用，但确实与媒介舆论的导向分不开。

舆论范文篇9

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善于通过新闻宣传推动实际工作，热情支持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习今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也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当前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的六个方面的能力之一。当今时代，舆论形势、舆论格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媒体的种类和形式越来越多，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即时化、多样化、便捷化、国际化。快速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正确有效引导舆论是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本文结合近几年来同媒体打交道的一些经验，谈以下八点体会。

(一)重视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

自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和政府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在中央外宣办的直接推动下，目前，有7个党中央部门、70多个国务院部门、31个省(区、市)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高法、高检和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建立了这一制度，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式的制度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党和政府以及重要国际组织相比，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虽然起步晚，但速度快，很有声势，也很有成效，但在努力实现制度到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形成一个专业的平台和窗口，专门负责政府同媒体打交道的日常事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建立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及时了解舆论关注点。

党和政府的特殊地位使其身处新闻信息和社情民意的海洋中，受关注度高，涉及党和政府的舆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对于各种社会舆论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做到心中有数、了然于心，诚心诚意听民声、实心实意察民意。这样才能在及时掌握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把潜在的矛盾尽早化解，以免最后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应该说，作为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民声民意是工作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符合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从狭隘的同媒体打交道的角度讲，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记者在采访你时究竟会提问些什么，便于充分做好答问的准备。

(三)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把情况和业务烂熟于心。

有些领导干部所谓的怕跟媒体打交道、怕记者，实际上是真怕自己，怕自己不会说、不能说、不敢说。这就要求平时对所主管的地区和部门工作的基本情况，包括基本事实、基本数据、基本法律法规、基本政策，历史、现状和未来，进展、成就、难点和措施，事件、人物和故事，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等等，都要把握透彻、了然于心，对记者可能问及的问题的回答都要尽可能做到成竹在胸，这就是内知“国情”。同时，还要吃透中央和上级的精神与要求，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掌握兄弟部门和地区的通常的与独特的做法与经验，把握住方方面面、纵向横向可能遇到的问题，这就是外知“世界”。这样，面对记者介绍情况、回答问题时，就会沉着自如、得心应手。

(四)采取多种形式，打立体式舆论战。

当前，要充分满足公众和媒体的知情权，争取和赢得舆论上的主动，仅仅采取一种同媒体打交道的形式已远远不够。由于媒体的充分发展和发达，不仅要及时向媒体发出声音，还要采取多种方式广而告之，让大大小小境内境外的媒体和一般公众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党和政府的声音，了解事件的进展。从目前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通用的一些同媒体打交道的形式看，主要有以下六种：举行新闻会：召开背景吹风会；组织记者集体采访、单独采访；新闻公报、声明、谈话(含新闻通稿)；答复记者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问询；通过政府网站和有关新闻网站新闻信息。这六种形式也是最为常用的形式，只要有利于满足公众知情权、有利于传播政府权威信息、有利于事情本身的处置、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声誉，就可根据的主题、内容、时间、紧急程度等自身特点，公众与媒体的关注程度以及实际效果。加以灵活组合运用。

(五)加强议程设置，主导为一，引导为二。

以前党和政府往往在舆论判决基本形成时，再去引导舆论。此时对舆论进行引导，非常困难和吃力，效果也不好。因此，党和政府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学会在新闻上进行议程设置，即设置议题、话题，把党和政府日常工作中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及时地出去。吸引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吸引公众的关注和议论，用党和政府的议程去影响媒体报道议程，再影响公众关注议程，最后达到主导舆论而不仅仅是引导舆论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提高议程设置的有效性，在的主题和内容设置上，要努力把政府要说的、媒体感兴趣的、公众关心的结合起来，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

(六)策划安排好人、地点、方式，重实效。

为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实效，无论采取上述六种中哪一种形式，都要注重权威性、时效性、准确性、接受性。在策划选择人时，既要考虑选择政府或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出场，更要考虑是否由政府或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出场效果更好。原则上凡是政府或政府部门负责人可以出场的就不要由新闻发言人出场，特别是遇到重要或重大新闻信息要以及在重要场合进行时更要注意选择由负责人出场，以增强权威性。对于日常的一般的新闻信息，原则上则由新闻发言人常规性的新闻就可以了。但无论由谁、由谁出面同媒体打交道，一定要注意时效性、准确性，原则上越快越好，的信息要准确无误，不能遮掩，更不能有模糊的、虚假的信息。此外，向媒体信息时还要注意公众的接受程度，可考虑通过文字、图片、图表、视频等方式提供信息，尽可能让媒体准确地掌握并全面客观地报道出去，最终让公众能看得明，听得懂。

(七)客观分析、正面回应，不要漠视、不能回避。

对于媒体报道所谓的负面信息，要正确看待、客观分析、正面回应，区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对待。从经验看，对于媒体已报道的或提出采访申请和问询的信息。大致可分三类进行回应：一是片面的不实的信息，对此要快速回应，提供全面的真实的信息。二是攻击的污蔑的信息，对此可视舆论环境即受关注度的大小来应对。如果受到普遍关注，就要及时广泛地予以澄清驳斥；如果仅是在一定范围内受关注，就在这个特定范围内进行回应，不扩大，以防止跟进炒热：如果只是受个别媒体关注，可一对一地做其工作。三是客观的监督的信息，经查核后，确实属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就要采取闻过则喜、有过则改的正确态度，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做到以舆论为镜，及时去调查处理，及时向媒体通报调查处理的进展情况，形成媒体监督与自身工作的同向效应。总之，各级领导干部要同境内外媒体加深了解、加强合作，对于媒体的问询和采访申请，努力做到“零拒绝、零投诉”，并抓住媒体报道方的采访需求，把政府方想说的话说出去，既要“借船出海”，又要防止出现媒体疯狂炒作而政府无人说话的“空椅子现象”。

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舆论控制；传播策略；受众；传播途径

信息的传播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控制过程,既包括传播者对关键传播环节的控制,即内在控制机制,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对传播的定向影响、约束或管理,即外在控制机制。对传播的控制,最主要的表现有利用政治霸权、文化霸权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对传播体制、传播内容的控制,某种信息是否可以传播,怎样传播由施控者决定,议题设置也由施控者操纵。掌握控制信息传播,不仅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的利用,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渠道的垄断,即统治者保证自己绝对的言论自由,而被统治者的言论权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剥夺。商鞅传播思想的核心是控制舆论，使信息传播为统治者利益服务。他强调“以言去言”，“壹教”，统一舆论，禁私学，私议等都是卖力倡导这一思想的表现。

一、传播的内容控制

1、法律的推广传播

商鞅特别强调以法治国，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富强。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就是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防止人们作恶的工具。“一断于法”，强调的是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上性和神圣性。

为使全国上下都能依法行事，做到令行禁止。他认为：⑴“法者,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继承了子产公布成文法的思想,主张法律应作为传播的内容,向百姓公开。明确提出要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商君书•定分》)。⑵“为法,必使明白易知”。“行令，令明白易知”在商鞅看来,传播的内容应通俗易懂,明白易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传播对象准确无误地理解传播内容,接受传播信息。他说:“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难也..故夫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智;贤者而后知之,小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社会成员存在着受教育程度、个人阅历、资质、认识水平的差异性,因此要想使传播内容为最大多数的受众所接受,必须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尽量使传播的信息浅显易懂。⑶“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商鞅抛弃了重视教化传播的思想,他反对儒家“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的传播功能观,认为“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商君书•开塞》)他更多地强调法律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在他看来通过向全社会传播法律规范,可使百姓知道何种行为将遭严惩,何种行为会受到鼓励,从而将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一个统一有序的社会体系中,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知自治也”(《商君书•修权》),最终建立理想的“天下大治”的法治社会。

2、禁止思想、学术、文化的传播。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

⑴去礼乐，尚法治。

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

⑵禁《诗》《书》，贱学问。

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商君书•靳令》）。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二、从体制上保障控制的有效

1、“燔诗书而明法令”。

法家一方面大力推崇法律的传播,另一方面对法律之外的其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这在《商君书》中多有体现。如“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商君书•去强》)“奚谓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三者不塞,则民不战而事失矣。

2、“为法令置官吏”。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要建立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整套法律传播的体制,使法律在全社会得以有效地推行。《商君书•定分》中记载了秦孝公与商鞅关于建立法律传播体制的一段对话,秦孝公提出了如何让天下吏民尽快统一地理解法令并一致遵从法令的问题,商鞅明确回答是“为法令置官吏”。他主张各级法官和法吏都要学习法令。这些官吏精通法令之后便是法律的传播者。通过建立法官责任制,从制度层面上保障法律的广泛传播,不失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商鞅甚至还考虑了法律传播的可持续发展。他说:“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商鞅还指出,法律在吏民之中广泛传播开来,可以促使吏民彼此相互监督,共同遵纪守法。

3、“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为使法律得以普遍传播,商鞅主张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播政策。商鞅指出:“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商君书•定分》在肯定了教育传播的功用之后,他反复强调:“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也…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

三、传播的受众控制

“受众作为构成了传播过程的两极中的一极,它在传播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①,对受众的控制同样是商鞅传播控制思想中的重要方面。受众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两种特征,对于传播活动的施控者来说,就必须引导其受动性、控制其能动性,才能更好地达到传播效果。商鞅提倡通过功赏来引导受众的能动性,通过愚民和强制办法来控制受众的受动性。为从思想上箝制民众,使其顺从地为统治者服务,商鞅提出了愚民的传播控制政策。愚民之举，即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禁除游学言谈，使民众思虑单一，使思想与君主保持一致。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商君书》认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农战篇》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1、“壹言”、“壹教”统一思想，压制异端。

所谓“壹言”，就是“下辩说“、”贱学问“，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商君书•农战》）。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不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商鞅认为国家应统一言论，统一教化，要形成一种舆论趋势，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

2、按功而赏，引导民众归心于农

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商君书•垦令》）。因此商鞅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使民众出路尽归于农战之一途，除此别无他法。这样民众思虑单一，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统一的意志，服从君主的安排。

四，对传播途径的控制

日本传播学者竹内郁郎指出,“在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结构中,同上下统治关系和水平分工关系相对应,信息传播的路线可分成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两种。”②从《商君书》中可以看出，商鞅所强调的社会传播行为，实际上就是上对于下的垂直传导。这种垂直传播方式是社会唯一合法的正规渠道。而横间传播，民间独立私议则被轻视弃绝，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垂直传播以达到社会的有效治理，商鞅说：“壹教则下听上”（《商君书•赏刑》）。在商鞅看来，社会传播行为应当支持和促进国家的政策，以便国家能够实现它的目的。。

1、政策上保证君主独大，社会完全一体化

在这种强调上下一致的思路下，必然形成专制、威权的政治结构。《修权篇》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君主所有的举措，都是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考虑；而百姓的兴作，也不得不依违于其间。另外，为了更有效的限制民众，维护君主的权威，商鞅还注重用政策加以引导的办法。“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商君书•靳令》），这样民众就会自觉把自己交由君主，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于上。而且，在社会组织上，还为此思想创制了相当的制度措施。《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从制度上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凡事皆赖于听命于上层之官吏的举办，民众没有自由，只有对君主惟命是从。

2、禁止民间独立私议，阻断横向传播

商鞅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商君书•垦令》）为此，他提出“以言去言”，也就是用国家统一的舆论去排斥、消弥异端的言论。他还分析了“高言危议”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他说“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饿。”（《商君书•靳令》），他还认为如果允许私议，有些人会打着横向信息交流的旗号，聚集同伙，结成帮派，在国内传播他们的观点，蛊惑人心。《商君书•农战》中：“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游说，高言危议，民之教也。”

商鞅的舆论控制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综合考虑了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民族传统、国家安全强盛等方面的因素利用了控制传播权的一个特殊因素——行政干预，来保证他的舆论控制思想有效实行。但商鞅的这种舆论高度统一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是以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所实行的愚民政策，钳制了人民的思想，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的《商君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反对诗书，反对言谈，反对私教，反对游学，甚至提出“燔诗书”的主张，都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