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范文10篇

舆论监督范文篇1

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中央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十六大报告中已有明确的表述。把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写进统一全党意志的纲领性文件中，体现了中央对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又体现在两届政府的两个《政府工作报告》中，上届政府在**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支持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本届政府在**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同时，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

与此同时，中央将舆论监督上升到制度层面加以规定，列入了《党内监督条例》，这被视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他认为，在新历史时期，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和环境较之以往要复杂得多，所承担的改革发展的重任也繁重得多，因此，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风险较之以往也大得多。运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运用舆论监督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实施党内监督，是降低这种风险，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舆论监督不是新闻媒体和记者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媒体进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其来有自。说过，党报要发挥“组织、鼓励、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邓小平也说过，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个方面监督的有效途径，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舆论监督。”而十六大以来，“舆论监督”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和政府的重要会议、决定和文件中的热点词汇之一。

**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

**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年4月26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再度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把舆论监督作为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建设内容，确保“权为民所用”，将舆论监督作为依法行政、从严治政的重要保障，作为建立市场监管体系、金融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在说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舆论监督的认识之深刻，关注之强烈。

**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看望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全体人员时指出，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党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人民群众欢迎舆论监督，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

今年7月，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修改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完成第四稿。草案将新闻记者在宣传和报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依法享有知情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人员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等内容纳入其中。该《条例》分六章三十五条，其中第二十条规定：“新闻记者在宣传和报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依法享有知情权、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都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对其宣传报道负责。对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问题，主管部门应当在七日内进行全面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对违反《条例》规定的，第二十六条也作出了相关的处理规定，其中包括“不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尹韵公说，我们的舆论监督与西方的舆论监督不同，西方的所谓舆论监督就是出丑，是哗众取宠，我们的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实际工作。在信息时代，我们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公职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以适应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时代潮流，是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的新观念。

根据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新闻舆论监督中的地位，《党内监督条例》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要“重视和支持”，二要“听取意见”，三要“推动和改进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党政领导机关及其负责同志切实体会到了正确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对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改善和加强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教育和帮助党员、干部改进自己的工作，促进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少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主动请新闻媒体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批评，进行监督，并且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对自己所领导和管辖部门的工作“说三道四”。当然，也有一些党政机关及某些负责干部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过于担心新闻舆论监督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总是左顾右盼，顾虑重重，怕这怕那，缺乏勇气。他们怕新闻舆论监督会“影响团结”、“伤害同志”；怕揭露问题、批评缺点会“给党抹黑”、“给国家添乱”。有的则因为自身有短处、有疮疤而惧怕批评。抱有这样一些认识，自然不会主动拿起新闻批评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自觉运用舆论监督这一有效的民主形式。对此，尹韵公说，共产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应该惧怕舆论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政治人物的胸怀和度量，不要怕舆论的批评，而应深刻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若确有不正确的地方，就要切实纠正和改进。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干部考核制度考的是政绩，一些干部一遇到媒体批评自己，就似乎是断了自己的升迁之路。自己干了99件好事，就这一件事没有干好，媒体恰恰就报道这事件，似乎自己一下子就给毁了。事实上，我们党一贯强调要全面、公正地评价干部，不会如此片面。

实施舆论监督的十条主流意见

实施舆论监督的意图，就是既要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把舆论监督作为监督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手段，作为联系党和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桥梁，又要把握正确导向，注重社会效果。难点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对此，《党内监督条例》第八节只作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如何进一步细化为更具操作性的规范，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据悉，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当前的主流意见主要有这么10条：

一、舆论监督一定要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全局，有利于稳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舆论监督报道要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结合，积极配合中心工作；要考虑到发展、改革、稳定的全局；要着眼于中央正在解决的重大问题；要自觉维护社会的稳定；要促进各方面工作的改进。舆论监督不是为了监督而监督，而是要从新闻的重要性和工作的指导性出发，选择监督报道的案例和报道角度；不要把领导同志的批示多少作为评价舆论监督工作的标准，不要认为领导同志批示得越多，舆论监督工作的成绩就越大。

二、舆论监督报道要真实、准确、客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导向是新闻的灵魂。对于曝光的事件，从发生的环境、时间到事情的经过等，都不能夸大，不能增添水分，不能刻意炒作。有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要客观全面地看问题，防止简单化、片面性；要选择涉及全局性的、对改进工作有着普遍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进行舆论监督，不要“猎奇”，不要“出奇”。要维护舆论监督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来自准确性和公正性。

三、注意时效性。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不要把已经处理过的问题再拿出来报道曝光。已经发生和处理过的事，拿出来报道，又不报道处理结果，这样不全面，容易引起报道对象的意见。舆论监督报道要使报道对象信服。

四、舆论监督要把握好信息来源渠道。群众举报是消息来源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多与有关政府部门沟通，要从党和政府关注的工作中去寻找报道线索。要特别注意：不能根据互联网、小报小刊和境外媒体的信息来寻找舆论监督的线索；不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线索”来进行舆论监督性报道。

五、舆论监督要出于公心，以理服人，千万不能掺杂个人的私心杂念。舆论监督性报道要与经营广告分开，不能掺杂任何与经营和其他部门和个人利益有关的因素。

六、要用可靠的队伍、自己的队伍。中央主要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性报道时，不能用社会招聘的临时人员，不能随便使用媒体通讯员的稿件，对于通讯员发来的稿件，要派记者去采访核实。

七、中央媒体的批评性报道要有所侧重，有所选择。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拿到中央媒体去曝光，对于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件，可由中央媒体进行报道，而一般性的可在地方媒体进行报道。

八、加大舆论监督反馈报道的力度。在重大事件曝光后，要注意报道地方政府所做的工作，报道他们如何去整改和解决问题，报道问题处理的结果。通过反馈报道，稳定干部群众的情绪，推动工作的改进。

舆论监督范文篇2

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

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曾有人把舆论监督难概括为“四难”：一是采访难，二是取材难，三是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四是解决问题难。[3]当然，千难万难，主要难在被监督者往往从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殴打记者，非法拘禁记者。2008年初的“西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其中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三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记者，令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呢？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并且领导我国新闻媒体在50年代初开展过有声有色的舆论监督。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没有成为新闻媒体的内在需求。相反，长期以来奉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政策，不仅弱化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内在冲动，而且为不少人压制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新闻宣传的一种“常态”，“捂盖子”成了不少人对付舆论监督的家常便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5]。试想，90%都能“捂住”，这难道不正是最生动的注解吗？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体把被监督对象的情况传递给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与评价，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形成舆论压力，达到监督目的。由此可见，舆论监督要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时、客观地提供各种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谈得上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的意义上，要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

知情权（TheRighttoKnow）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情权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公民有了解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

就舆论监督而言，保障知情权是顺利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舆论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舆论监督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而舆论的形成，则是公民自由表达的结果。厦门PX项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离不开公民的自由表达。因此，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就成为舆论监督的内在要求。

所谓表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参政议政，而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权利。[6]在宪政意义上，表达权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因此，表达权也就是表达自由。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

从权利内容和特点上看，知情权与表达权具有明显的差异：知情权本质上表现为公民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诉求，而表达权本质上则表现为公民对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诉求。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种信息来源”（即知情权）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即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两项必要条件。[7]事实上，知情权与表达权何尝又不是舆论监督的两项必要条件呢？对于舆论监督来说，知情权与表达权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才能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

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已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表达权，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视，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整个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8]。好在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党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十七大前后党和国家的几个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一种政治性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这种政治性重视必将逐渐转化为法制性规范。

事实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已经落实为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经过数年努力，一部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理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专门法律删除了2006年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即：“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将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归其统一管理。”这一删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畅通、透明和准确，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确立。这样，舆论监督也就获得了一种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记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访，因涉及对当地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批评，市委宣传部一名领导横加阻拦，甚至辱骂、威胁记者。对此，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时评严正指出，“阻挠舆论监督是蔑视人民知情权”[9]。这一评论表明，保障知情权已成为开展舆论监督的法制依据。

在确立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过程中，舆论监督也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与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解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动，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私下”谈话，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的话，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强调各级政府“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民监督”。2008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毫无疑问，“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并且“创造条件”加以推进，已经成为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们欣喜地看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倡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的自觉追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感慨，“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11]2008年1月，新一届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12]。尽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实这两项舆论监督新规还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视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省长的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我”。

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制度保障下，舆论监督必将达到一个前所未的广度与深度，也必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关键词：舆论监督知情权表达权法制保障

舆论监督范文篇3

[论文内容提要]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

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和社会民主素质的全面提高，大众媒介已经成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制度，人民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及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样，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表达自己的参政议政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监督国家事务和选举的人民代表，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自由地、充分地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不仅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公民关心国家建设、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义务。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批评，对国家事物和社会生活中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缺点、错误乃至渎职、贪污受贿、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抨击和谴责，达到监视和矫正社会秩序的目的。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广大受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代表民意的新闻舆论监督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促使问题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的“渤海二号”事件，到最近几年的“南丹矿难”、“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构成因素，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在民主社会里又不能越位，特别是不能包打天下，去代替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那样的话，非但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反而会破坏社会监督体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

一、放弃监督，放弃批评，就是放弃新闻媒体的职责，放弃了广大受众的重托。媒体工作者似乎可以决定报道什么事件，不报道什么事件，可以批评某些不良社会现象，也可以对这些现象置若罔闻，但是，媒体的监督最终决定于受众的意志、观点、态度。媒体如果不关心民众疾苦，不直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它必将被受众抛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受众授权新闻工作者监督社会问题，提出批评，提出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登载《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首次披露孙志刚事件真相，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著名网站先后介入孙志刚事件，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促使有关部门查清事件真相，把不法之徒绳之以法，其实，推动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真正动因是广大民众不满意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以及要求社会平等对待城市困难群体的诉求。所以，当孙志刚事件出现后，媒体如果依然保持沉默，不能及时倾诉广大老百姓的心声，那么，就意味着媒体对广大受众意愿的漠视，也违背了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会得到受众的认可。

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认为，舆论是双重意义上的“我们的皮肤”：个人通过舆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同时，舆论又像“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社会意见过分分裂而导致社会解体，所以，它具有整合和调节社会的作用。社会监督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系统，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都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监督方式，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新闻舆论监督与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制监督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监督方式和意见渠道。一般来说，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属于社会硬性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制止和彻底纠正，但是，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又各有分工，各自侧重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开展监督。分工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它意味着社会各个部门按照某种协议，相互协作，共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分工也意味着局限性，对社会监督来说，分工越细越容易在各种监督权限的结合部出现监督盲区。从我国情况来看，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分别适用和侧重一定的范围，任何一种监督都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施监督，比如，党内监督的对象只能是党员，对非党员就不发挥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属于软监督，可以有效地弥补社会硬性监督的不足，因为它扎根于广大受众的信息互动之中，舆论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够对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预先式、全程式监督，把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可能存在的监督盲区暴露在阳光下，发挥社会硬性监督难以发挥的监督作用。所以，决不能因为健全和加强了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就漠视和排斥新闻舆论监督。社会硬性监督和软监督的发生机制和社会作用具有明显区别：一是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被媒体首先披露，然后才引起相关责任部门的注意和重视的，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问题解决流程：媒体披露—社会舆论—政府部门注意和重视—解决问题。问题之所以首先被媒体发现和披露，并不代表政府的失职和不作为，而是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使然。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联系千家万户，千万受众又联系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大众传播的互动机制，又使广大受众的意见能够及时反馈到媒体，这样，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特别是发现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因为，新闻舆论监督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监督。二是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硬性监督的作用机制不同。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全程监督防患于未然，发现问题越早，监督越充分，问题和矛盾越容易化解，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越小；社会硬性监督主要采用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进行事后矫正和纠偏，达到惩一戒百的目的，它更强调维护法律法纪的尊严。最近几年，出现了几起引起争议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如2000年湖南经济电视台拍摄嘉禾县高考舞弊事件，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南京冠生园使用陈年霉变的冷藏馅做月饼等，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和业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质疑这两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根本原因不是记者和媒体是否拥有隐性采访权问题，更不是这些事件该不该曝光的问题，而是新闻舆论监督是否应该如同社会硬性监督那样，实施事后监督。具体地说，嘉禾县仅仅有高考舞弊苗头，暂时还没有出现舞弊事实时，南京冠生园仅仅把用剩的变质的月饼馅仍进行冷藏，暂时还没有用它做月饼时，如果媒体通过调查后及时曝光，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也许不像后来已成事实那么大，但是，媒体的曝光及时地防止事件性质发生变化，纠正了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肯定会得到全社会的赞同，因为这样的监督是防患于未然，较好地履行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

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不缺位，还要讲究监督的方式方法。新闻报道强调预见性和前瞻性，新闻舆论监督也同样强调对所监督事件发展及其结局的预见和前瞻，但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根据所监督事件的性质、发展程度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对那些触犯法律、危及社会安全的事件，新闻媒体主要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充分报道，让受众自己做出合乎事件发展规律的判断，期待社会和政府按照法律法规为事件定性；对那些属于法律法规“盲区”问题或者社会和政府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做出处理的事件，新闻舆论监督可以更为直接、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无论是哪种情形，新闻舆论监督切忌利用手里的话语权，主观地、武断地为事件定性，以免混淆黑白，扰乱视听。

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是基于对事实的把握，以及对事件可能的发展结局的判断而采用的相应的传播手段，在成功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中，媒体主要发挥大众传播的功能与特点，采用设置议程方式引导社会舆论，促使或推动社会、政府关注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后，一些网络和报纸发贴、发文，质疑辽宁省高院的判决。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介入，可以认为是媒体为受众设置了议题，把大家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这一事件上。在新闻舆论监督中，媒体虽然表达了鲜明的观点，但它们的观点只有在得到受众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变成全社会的态度和意见。从这个角度说，媒体把受众的眼光和注意力吸引到议题上面来，新闻媒体就完成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就事论事。要防止越位监督。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复杂多样的，决不能采用统一的尺度、模式和方法监督所有的事件，比如，灾难事件中既有人玩忽职守，也有人恪尽职守；一个沦为人民罪人的人，有令人唾弃的方面，也有人格权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方面。所以，在新闻舆论监督中，一定要围绕欲监督事件的基本事实展开舆论引导与交锋，切勿扩大监督范围，旁及当事人的其他权利。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看，传统媒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比较少，网络媒体因为没有传统意义的“把关人”，比较容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经常从对当事人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监督延伸到个人私生活领域，把很严肃的新闻舆论监督变成了八卦新闻展览。比如，2003年哈尔滨发生宝马车撞人案后，网民发出的贴子中有些情绪化色彩非常浓厚，硬把当事人说成是黑龙江省某领导人的亲属，造成了不好的社会传播效果。正如《新民晚报》所评述的那样：“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来都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尤其在少数富豪为富不仁、权钱交易而形成民怨、少数干部子女和亲威给中国百姓心里投下阴影的时候；大量讨伐声就顺着‘宝马车撞人案’这一决口喷薄而出，而夹杂其中的，还有种种难以描摹的不平衡心理。流传甚广的网上谣言已伤害到案件中许多无辜的人，已给司法独立造成了巨大压力，它的冲动和盲目使它背离了理性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在这个事件中，新闻舆论监督在讨伐富豪和对“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的质疑情绪推动下，变成了对当事者的审判和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审判，远远超越了新闻舆论作为社会软监督的职责和监督范围。事实证明，这样的监督不但不利于公正地解决问题，反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舆论生态，给彻底弄清事件真相和解决问题设置了障碍。

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不是来自新闻报道本身，它来自新闻舆论背后的民众声音和力量。所以，新闻媒体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人民负责；必须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2002年8月18日，延安宝塔区万花村某诊所主人张某夫妇在家里播放黄碟，被警方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8月20日开始，《华商报》连续报道事件的进展情况，引起了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后来在回顾报道过程时说：“在张某被捕后，为了避免给检察院办案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我们暂停报道。直到11月4日，传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捕的决定的消息，我们才将结果报道出来。”《华商报》在监督“黄碟”事件中，既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又比较好地处理了与法律监督的关系。“黄碟”事件刚刚发生时，法律监督还没有介入这个事件，《华商报》通过系列报道，引起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关注，推动司法介入；当司法介入“黄碟”事件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转入了对司法是否公正的监督，而不是对事件进行越位审判。这说明，媒体只有恪守媒体角色，谨守自己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裁量权的界限，才能真正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防止越位监督，还要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不是对所有应该监督的事件都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予以曝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新闻媒体尤其要处理好对涉及到国防、外交和司法等特殊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

(一)媒体对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主要以内参等形式开展舆论监督，不宜采用公开的新闻舆论监督。国家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情况立法保护国家秘密，所以，有些涉及到国防、外交和经济建设机密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严守这些信息的秘密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此以来，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性与保守国家秘密，岂不是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吗?诚然，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知晓欲望，把全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舆论上来，但是，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问题和矛盾，让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国家更加繁荣强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舆论监督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内参等形式开展对涉及国家秘密问题的新闻舆论监督，同样能够起到沟通民意与政府的联系，反映人民意见、态度的目的。如果对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事件公开曝光，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声望，非但不是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反而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

舆论监督范文篇4

新闻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断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加大反腐倡廉力度的当前，更加不可低估。

曝光是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的威力在于通过媒体的曝光将问题公诸于世，以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使一些久拖不决的事件得到解决，从而显示出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增加受众对媒体的信任。而有问题的单位怕曝光，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体现舆论监督的威力不仅在于通过媒体曝光将问题公诸于世，更在于对所报道问题紧抓不放，力求水落石出。舆论监督报道通过这种连续式、追踪式的报道，才能使报道事件结果的方式由静态变为动态，同时增强媒体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事实上，舆论监督并不是简单的批评报道，它应是正面报道的另一种形式。新闻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不仅表现在一个具体问题有了结果，更重要的是教育一大片。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选择工作阻力较大、群众反应强烈、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选择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进行监督。

必须认识到，舆论监督具有舆论的影响力，其首要的功能是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因此，舆论监督要服从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服从服务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政策，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此外，还要注意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类性质和形式的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舆论监督范文篇5

新闻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断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加大反腐倡廉力度的当前，更加不可低估。

曝光是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的威力在于通过媒体的曝光将问题公诸于世，以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使一些久拖不决的事件得到解决，从而显示出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增加受众对媒体的信任。而有问题的单位怕曝光，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体现舆论监督的威力不仅在于通过媒体曝光将问题公诸于世，更在于对所报道问题紧抓不放，力求水落石出。舆论监督报道通过这种连续式、追踪式的报道，才能使报道事件结果的方式由静态变为动态，同时增强媒体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事实上，舆论监督并不是简单的批评报道，它应是正面报道的另一种形式。新闻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不仅表现在一个具体问题有了结果，更重要的是教育一大片。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选择工作阻力较大、群众反应强烈、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选择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进行监督。

必须认识到，舆论监督具有舆论的影响力，其首要的功能是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因此，舆论监督要服从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服从服务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政策，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此外，还要注意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类性质和形式的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舆论监督范文篇6

正常发挥新闻媒体监督不可替代的功能,关键在于从法律上对舆论监督对象的名誉权保护限制事项在已有的立法精神基础上作进一步补充规定,使得/名誉权0的保护不足以在更多场合下都能成为妨碍舆论监督的借口或手段。仅仅一般地在法律文本上笼统地承认公民或法人享有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所有这些被承认的权利在某些特定时刻可能与其他同样也是合法的权利发生冲突。公民或法人名誉不被新闻报道施与消极影响的前提条件是名誉权主体确保自身行为没有理由成为媒体监督批评的对象。对被监督对象的名誉权受法律相对保护的范围、内容及方式作适当限制,不失为一种谋求批评建议权同名誉权两者平衡的有效途径。其实,寻求平衡的法律精神在1998年的5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6部分条款中已得到初步体现。但联系名誉侵权案审理的实际,优先保护舆论监督的司法精神还需进一步补充。新闻舆论监督侵权纠纷的本质是权利如何合理配置问题。从理性上说,没有一例新闻侵权判决结果是绝对公平的。一方利益的保护,必然以不同程度限制另一方的权利为代价,因为权利的交叉重叠现象在侵权纠纷中的表现尤其明显,即媒体表达自由权或批评权与名誉权之间无法找到一条互不侵犯的界限。具体地说,对舆论监督中名誉权保护予以限制,应进一步确立两点司法原则:一是权利主体的适当限制,二是涉及名誉受损的报道题材或内容属性的适当限制。

一、受保护的权利主体资格的限制

关于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主体问题,除民法条款明确规定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组织外,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是否可以成为名誉权主体,仍有争议。理论探讨中意见的不一致也同样反映到司法实践中。涉及新闻侵权纠纷的有些审判案例,如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诉5民主与法制6侵害名誉权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诉香港5壹周刊6诽谤案,司法机构就确认了组织机构可以成为名誉权的主体,法律理应保护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的名誉权。对于名誉权主体资格理解上的分歧,还表现在不同身份或社会地位的公民个体间的区别上。如对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力度与对政府官员名誉权保护力度是否应该存在差别。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真正对名誉权主体资格区别对待,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舆论监督优先权裁决新闻侵权纠纷的实例还极为少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0的原则绝对地、笼统地支配着因批评监督所引起的所有名誉侵权案件的审判活动,借口名誉权保护进入诉讼程序的少数公民(主要是政府官员)的不当或非法得益也同样得到了法律维护。从我国政治、经济、民主生活的实际状况和水准出发,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将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主体资格予以分解,并确立相应的限制原则,已成为当前我国舆论监督立法不可缺少的内容。首先,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不应轻易成为名誉权诉讼主体。公共组织体在社会评价所导致的结果方面与自然人、企业法人不同。对自然人来说,名誉得不到维护,做人的尊严和资格就失去保障;企业法人的名誉则和立足社会的信誉资本及物质基础休戚相关。而公共组织体一般不存在这种后果。虽然它也有社会形象问题,并且形象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该组织体的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会危及到/生存0的资格。因为这种资格的确认更多是政府批准或许可的行政行为,社会评价的高低只是组织体存在的外在因素。此外,无论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构,还是服务于社会或特定群体的社会团体,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无条件接受公众批评,由此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客观地说,批评性报道由于获取材料困难,报道多少都有一点失实的成分,并对组织机构产生消极影响。此时,被监督对象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它所遭受的不良舆论影响如何消除;二是对失实报道的媒体及责任人,其责任怎样才能落实。这也是不主张公共机构特别是政府机关享有名誉权情况下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考虑到良好的政府形象应当通过高效、廉洁、为公众服务的行为而不是靠一概反对外界批评来树立,如果报道存在基本失实甚至完全失实,政府机关应当通过行政途径或通过新闻的方式澄清事实,此时媒体有义务进行更正。违反规定的,责任人理应接受报刊行政管理规章中所规定的相应行政处罚。对于政府公务机关,如果名誉权保护无原则地被确认,任何缺点或错误都可以借口名誉受保护而拒绝改正,那么这样的机关就太专权了。新闻单位与组织机构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根本利益冲突,新闻单位除了批评监督那些不能令公众满意的组织机构外,也宣传表扬那些令公众满意的政府机构,无论表扬还是批评,选择的依据不是新闻机构的情感好恶,而是建立在公众意见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科学的求实精神与侵权的主观动机有本质差别。其次,为确保国家权力行使的公正、可靠、有效,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名誉权保护内涵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权力的行使是否正确、公平,是否符合公众意愿,最终还是看由权力引起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个人职业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体名誉问题,必然受到利益关切者的评说。公共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政府政策,是一种有待于执行者使之具体化的强制能力,如果行使权力的人不受监督,很难保证权力在被执行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理性的权力宗旨。这样的实例生活中已出现太多。制定舆论监督法律条款,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有关限制条款必须导入法律。这有四点原因:一是权力行使者有关个人名誉的某些内涵如能力、水平、道德水准、生活价值取向等,在普通公民被视为名誉的实体内容,但对于公共权力被行使过程中的权力拥有者来说,它直接关系到权力的行使效果,此时,名誉的部分内容在错误行为中受到贬斥应属当然,只要批评方式坚持对事(行为)不对人(人格)。二是公共权力行使者较一般公民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新闻媒体)对自己行为进行解释、澄清,因为他们更能受到社会多方面包括媒体的关注,这也是对等原则的体现。三是公共权力行使者中的主体人物政府官员作为相对的社会公众人物,其地位、风范、行为举止对社会风气影响极大,甚至会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四是政府官员以群众利益代表的身份自愿活动于政治、经济等生活舞台,其政绩如何,少不了服务对象的评定意见,新闻媒体只是以意见收集者和评说声音放大器身份出现。

舆论监督范文篇7

【关键词】电视；舆论监督；综述

一、新世纪电视与舆论监督的关系讨论

（一）电视与舆论监督

笔者这里所讲的舆论监督，是其狭义上的界定，即新闻舆论监督，指公众通过作为舆论载体的新闻传媒对社会生活施行的监督。电视舆论监督性报道的兴起，是新时期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必然要求，这就决定电视与舆论监督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电视媒体进行报道，都不是随意为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因为影响力巨大的电视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时，总是希望获得最好的社会效益，通过个别指导一般，是一个基本原则。批评揭露一个典型，警醒教育一大片，这正是电视舆论监督的真谛。可以说，电视报道是实现舆论监督较好的报道形式，而舆论监督是电视报道的一项重要功能。电视报道不仅契合了舆论监督的内在价值取向，其媒体特性还有利于增强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电视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

借助电视的媒介特性和报道的优势，电视报道在舆论监督的阵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为政府决策提供事实依据，促进同类问题的解决。政府制定政策需要依靠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需要决策者对事实本身及全局意义了然于胸。电视报道正是建立在大量的事实调查基础之上，形象直观的事实不仅经得起推敲，经过电视语言的生动展示，还能形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这种舆论监督还可以产生对接效应，每一次舆论监督，都是上级精神与下面情况的对接，有利于政府改进工作，促进同类问题的解决。

2．遏制腐败，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建设。现代政治机制有一个基本理念，即必须建立起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根据这一理念形成的内部监督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往往显得乏力。内部监督的决策过程总是难以脱离少数领导的个人意志，监督的视角难免狭小。因此，内部监督往往难于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而舆论监督的特殊性和有用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外部的、公开的监督机制。近几年，政府加大力度惩治腐败。我国的电视节目也积极做了选题上的调整，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反腐题材的报道。由于电视的强势舆论作用，这些反腐报道为有效遏制腐败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电视舆论监督的意义还在于，公众在有说服力的画面和报道的事实展开中，获得了“知情权”，其后就必然要行使“评论权”，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观点，这种舆论氛围对促进我国的民主建设，无疑有积极的作用。电视报道运用事实和舆论的力量，还可以对社会的失范行为进行监督，促使它们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运行。电视进行舆论监督所形成的强大社会影响力，有时甚至会产生轰动效应，这是其他的舆论监督形式难以比拟和不可以替代的。

3．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舆论既是经过意见机构（媒体或官方）筛选并加以概括的公众意见，就应该体现媒介的良心和责任感，言百姓之所欲言，言百姓之不敢言。只有疏而导之，而不是堵而塞之，民众的偏激情绪才会有个适度的“渲泄阀”，情绪和顺了，才有利于矛盾的解决。电视报道的选题注重以国情为宏观参照系，不仅积极揭露和抨击腐败，更注意以平民化的视角，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如下岗、住房困难、教育高收费等，分析各种客观制约因素，揭示出在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和有限资源的尖锐矛盾面前，党和政府只能集中力量首先解决最紧迫、关键的问题。报道自身的多角度切入、背景分析、前景预测等，在释疑解惑方面本来就有着天然优势，再依托电视画面的形象化评论，以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意见信息启发民众思考，使受众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得到缓解，从而增加社会的稳定因素。

二、新世纪电视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的优势评价

报道的传播理念和电视媒体特性的有机融合，形成了电视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真相

电视是按顺序线形传播，其画面表现为在时间上的展开，特别适合表现这种“不断深入”的调查状态，满足受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心理需要。例如《焦点访谈》在开播六周年的纪念日，加上了栏目的定位语：“用事实说话”。这种贯穿于对事实的求证过程，最大限度地接近了事实真相。

现场纪实性特征，还可以通过电视画面对“新闻现场”的直接再现来完成。大量的现场信息在屏幕上构成了一种信息环境，受众通过对信息环境的把握，不仅在理解力上最接近原生态的新闻事实，还通过镜头对事实有最直接的知觉认识。镜头语言所体现的正是用事实说话的力量。形象直观的画面使论证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和可操作。

（二）形象化评论的思辨优势

舆论监督报道通过对五个“W”和一个“H”的深入挖掘，达到事与理的思辨。电视的声画传播在理

性思辨上有其独到之处。电视充分利用了“用现场说话”、“用画面说话”的特质，形象的画面提供了思辨的事实素材，声音的张力作用则拓宽了思辨的现实空间。

对意见信息的重视，促使表达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电视评论员的个性化语言，以及采访对象鲜活的平民化语言，令人耳目一新。电视报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既针对某个社会热点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又允许存在不同的声音，反映舆论形成过程中公众的独立思考和理智的成分。这样的监督和导向更显真实，因而也更为有效。

（三）注意力资源优势

电视是一个强势媒体，其画面和声音的双管道传播，使得传播内容更容易被大家接收，富有“亲和力”。电视报道由于重在阐释“为什么”和“怎么样”，具有很多的潜在信息，受众可以结合自己的体验和理解，最大限度地把声画形象的潜能挖掘出来，由此而形成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电视使人们的感官极大地延伸，借助这种方便的媒介来获取信息，是许多受众的首选。当电视有了相当可观的固定收视期待，“电视生产的已不仅仅是电视节目，而是用节目交换来的社会注意力资源”。因此，在三大主流媒介中，电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社会注意力资源，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时，往往更容易引起轰动效应。再加上报道的选题切中时弊，经传播后很快就会形成社会舆论，这无疑有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三、新世纪电视在实现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挖掘

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未完全成型的过渡时期，社会现状对舆论监督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同时，舆论监督的内外配套机制都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的要求，激烈的碰撞和摩擦时有出现。

（一）电视媒介报道环境恶劣

随着电视媒介的影响日益扩大，其在舆论监督方面有所作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一些单位和地方因为害怕被曝光，己经出现暴力对抗电视台记者采访的事件。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委、政府的有关部门，也千方百计阻挠记者的正常报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环境，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对开展舆论监督的难度心里有数。“难”是舆论监督的工作性质和宣传效应所决定的。舆论监督的工作和性质是批评，不是表扬；舆论监督具有引人注目、令人气愤的宣传效应。

舆论监督无法可依，是当前舆论监督难以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方面造成记者处在被动的地位，容易引发新闻诉讼。另一方面，舆论监督的操作目前还不规范，经常因人、因地、因传媒的级别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监督力度和效果，这实际上还是人治的表现。舆论监督要树立自身的权威，取信于民，还需进一步规范化，并纳入法治的轨道，使其能够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无懈可击。

（二）电视媒介自身存在的问题

电视开展舆论监督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但由于受篇幅和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它所能达到的已到了极限。电视节目往往只有几十分钟，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节目的活动空间变得相对狭小。同时，由于电视节目虽然有足够的容量，但因为时效性不强，很难完成“短平快”的任务。此外，舆论监督类节目的数量不稳定，有的年份相对集中，有的年份又显得监督力度不够。任何质的形成都是建立在一定数量基础之上，没有了量的保证，就会影响质的规定性。

四、新世纪电视舆论监督作用的强化与完善建议

中国的改革进程与舆论监督的发展休戚相关，前景辉煌的改革开放预示着舆论监督广阔的前景，舆论监督在新世纪会有更大的作为。要在新世纪里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增强电视画面意识，发挥电视媒介优势

画面是电视最具特色的事实表现手段，电视画面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事实载体，“眼见为实”的收视惯性，使受众对画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增强电视从业者的画面意识，尽量做到事实的形象化展示，发挥电视媒介在舆论监督时本应有的声画结合优势。实践也证明，形象化的揭示在舆论监督中往往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二）加强策划意识，提升电视节目质量

重视策划是当前电视报道的新走向。新闻策划的目的是更好地配置与运用新闻资源。舆论监督报道策划是新闻策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科学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环节。策划不仅可以保证舆论监督内容的典型性和针对性，还能对舆论监督进行必要和有效的控制，使节目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极致。

（三）突破思维定势，扩展选题空间

选题对于电视报道进行舆论监督具有重要意义。电视报道能达到多深的思想维度，能给观众以多大的思维空间，从而具有多强的舆论监督力度，这与选题的新闻价值、开合程度和回合感等密切相关，一个容易开掘的选题是节目成功的前提条件。

（四）运用系统思维，吃透报道对象

电视进行舆论监督的优势，即它能将新闻事实置于一种系统的、有深度和广度的背景中，从而立体地揭示出该事实的社会意义和社会联系。因此，电视要很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就必须对社会转型期各阶层的现状特点进行分析，对采访对象详加考察，进行立体化的揭示。

参考文献

[1]朱羽君.在“面向21世纪电视新闻评

论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J].现代传播，1999，（4）．

[2]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

[3]杨伟光.中国电视论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4]景跃进.扩大舆论监督空间——“焦点访谈”的成功实践[J].开放时代，2000，（5）．

舆论监督范文篇8

关键词：舆论监督栏目民主政治

一、舆论监督相关概念解析

（一）舆论监督的概念

一般而言，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的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从广义上看，舆论监督是指公民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行使法律

赋予的监督权，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民主的必要环节，实行舆论监督是一个制度化进程。舆论监督制度应保证社会舆论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转化为行动措施。

从狭义上看，它是指新闻舆论监督。公民享有依法运用新闻传媒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和呼声，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新闻舆论监督源于舆论学和大众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党和人民群众通过新闻舆论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及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对社会事务实行监督。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家健全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舆论监督的作用

舆论监督目前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吸引广大群众参政议政，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我们的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们的一切决策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对于事关其根本利益的决策当然有权发表意见。人民群众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的渠道很多，但通过新闻媒介进行是最便捷的、最有效的方式。如果没有新闻舆论监督，那么人民群众就缺少一个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他们的许多意见将得不到发表，他们的很多建议将得不到采纳。这样，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因此，新闻媒介通过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党和政府的决策进行监督。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都借助于舆论工具完善了决策。这说明了我国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己经开始发挥作用。

第二，有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它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理应听取广泛的意见来制定和执行。市场经济对党和政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摸索前进。这就要求不断的舆论监督，把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出来，使贯彻不力者受到有效批评，使发生偏差的得到及时纠正。离开了新闻媒介及时的监督和广泛的信息反馈，党就失去了对执政情况的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就会困难得多，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很难有效地进行。因此，必要的舆论监督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三，有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加强立法、执法工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民主和依法治国。舆论监督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依法治国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完善、健全各种法律、法规；二是对各种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第一项任务中，新闻媒介可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引导群众公开讨论，反映群众愿望、呼声，以保证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正确性、全面性。我国很多法律的制定都是在舆论监督的促进或参与下进行的。如对“包二奶”这一社会现象的披露，催生了新的婚姻法，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第二项任务中，仅靠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威力，调动广泛的群众来参与。在反腐倡廉中，对重大案件不应是在处理后才作报道，那样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这实际上变成一种信息；而是应该主动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或在问题发现之初，新闻媒介就应积极参与，有意识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样才能使腐败者有所顾忌，起到惩一儆百的功效。

第四，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舆论监督对于不少属于道德范畴的是非问题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措施。诸如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范围内存在的问题，既不违法，也不违纪，法律管不了，行政处分也够不上。这时就要发挥舆论的作用。因为舆论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了一种约束、规范的作用。社会对行为人形成舆论压力，对公众造成了一种舆论氛围，久而久之，就会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的进步。当前，社会的诚信陷入危机，虚假浮夸成风，封建迷信盛行，职业道德水平下降，拜金主义和社会不正之风猖獗。新闻媒介应该和这些腐朽思想、行为和道德观念作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二、我国舆论监督栏目发展的现状

1978年以来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我国的新闻事业在经历了拨乱反正和对以往工作中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之后，得益于指导思想和路线的正确，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伴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到今天的锋芒犀利，从最初的星星点点，到今日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1988年4月中央办公厅下发了《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要“正确开展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实行公开批评，是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所必需的。”“各级领导机关要负起指导与支持新闻单位开展批评的责任”。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上的批评报道也开始恢复并逐渐增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共同揭露了晋江假药案，《人民日报》报道了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的报道，《工人日报》批评进口货无人认领，一些单位浪费国家资财、管理无序的报道等，促进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新闻媒介还充分报道了社会各界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意见，对这一法律的制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进一步加强。许多新闻媒体纷纷开辟“新闻聚焦”、“新闻热点”、“新闻热线”等具有舆论监督味道的专栏；新华社播发的问题性、批评性、揭露性报道，被众多报刊广泛采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极高的收视率成为我国舆论监督市场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1992年首都十几家新闻媒介参加的“中国质量万里行”，1993年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组织的“93质量万里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华社记者对国家几个部委工作人员上班迟到现象严重的报道，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理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舆论监督产生了更强烈的内在要求，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重视传播媒介的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要加强热点问题引导和舆论监督，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同志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舆论监督应着眼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这些重要论述，都阐明了舆论监督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以及舆论监督对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也对传媒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提出了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舆论监督在新闻工作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对舆论监督的认识从作为对权力体系的一种制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上升到作为国家权力系统运行机制中的制衡系统的高度来考察舆论监督的地位与作用。社会焦点问题被新闻传媒普遍关注，热点追踪，焦点访谈，疑点思辨等栏目广泛受到人们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广东电视台的《新闻纵横》在全国、当地都是收视率名列前茅的电视新闻舆论监督节目。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央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视台，除青海台、西藏台外，共开办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节目60个；全国31家省级党报都设有热点、焦点类栏目，有30家报纸的这类专栏是每周一期，不定期的有28个专栏。舆论监督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深刻，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我国舆论监督栏目的发展趋势

新世纪初年，我国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出台的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将使舆论监督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舆论监督的成就也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呈上升趋势的最好注解。如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发展迅猛，揭开了新闻传播史上的新篇章。网络的开放性与信息的无限性使得信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舆论监督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参与力量和信息来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把关人”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世纪初全球化浪潮奔涌而来，“全球化”、“国际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随着中国加入WTO协议的签署，中国融入世界脚步的逐步加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开放势在必然。这些变化也将对舆论监督产生积极影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自1994年4月1日开播，至今已历时10年有余。作为我国电视界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以典型的电视深度报道风格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被称为“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旗舰”。朱容基同志的16字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准确地概括了《焦点访谈》的传播定位，其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国舆论监督栏目的发展趋势。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和重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舆论监督逐渐走上正常化、现代化、理性化的轨道，新闻舆论监督被称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得到政府和高层领导的支持。1996年同志视察《人民日报》时曾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对于闻名全国的电视新闻舆论监督栏目《焦点访谈》，1998年朱铭基总理赠言曰：“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003年，也赠言：“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前《焦点访谈》主持人方宏进就曾说过：“为什么我们这个栏目能够这么火，70%的分应该打给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反映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具体操作只能占30分。不看到这一点，以为这个栏目就靠几个出头露面能干的记者闯出来的，是极大的误解。”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对新闻舆论监督做出如此高度的评价，表明了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对当前舆论监督工作的肯定。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舆论监督真正蓬勃发展的土壤。近年来，尤其是电视媒体涌现出不少以舆论监督闻名的栏目并颇受欢迎。以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见长的《南方周末》更是风靡数年，可见，当前我国舆论监督在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地位和重要性也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公众的承认和重视。

（二）舆论监督栏目监督内容与现代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舆论监督栏目的题材已经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焦点访谈》的选题来看，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事，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焦点访谈》记者周墨在武汉街头看到有几个马路求援者，都自称是贵州民族学院的大学生，因家乡遭灾，无力继续求学，请好心人援助，并附有学校介绍信、身份证。这引起周墨的怀疑：为什么所有的原因、目的如出一辙?于是他请“大学生”念“求援信”，“大学生”竟然把“求援信”念成了“求爱信”，露出了马脚。随后周墨又给贵州民族学院打电话，证明他们不是该校学生，经警方对“求援者”的收容审查得知，原来是一群骗子。根据这种情况，记者赶制了一期《马路求援者真相》，节目播出后，许多人擦亮了眼睛，受到了教育；《焦点访谈》2000年1月21日播出的《开学开吃》就给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人情观念”进行了曝光，记者对河北真城一个农村小学建成后，开学典礼就是大吃大喝一事进行报道。通过采访村民，老师、学生等，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思想上的原因，指出这种旧风气的危害性。

纵观当前舆论监督栏目不难发现，栏目内容中国事、家事、烦心事都可以见到。两会报道视角慢慢平民化，小村里的村官选举上了电视，物业收费不再让居民头疼，以至街头的无意行为均走入了舆论监督的视野，成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这使得公众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距离在慢慢缩小，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每当发生重大新闻或者重要事件，公众就会特别关注媒体的报道，不仅期待在媒体上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而且期待媒体能够运用自身的监督职能对事件的发展和解决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会有受众希望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一切都表明，新闻舆论监督在现代社会，离人们越来越近了，它和人们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004年4月初，《焦点访谈》总制片梁建增表示，将重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大旗，把相关内容提高到50%，特别是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将成为重中之重。

（三）舆论监督栏目监督的空间不断扩大

中国社会承受力的大大增强，是电视舆论监督健康、顺利发展的社会基础。梳理《焦点访谈》的选题，涉及农民负担、形式主义、地方保护、药品造假、国储粮造假、挪用贪污、公路三乱、环境破坏等诸多方面，都是从揭露问题开始，最后经行政和法律手段得以解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列1998年五项改革之首。中央决定余粮敞开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粮食顺价销售。《焦点访谈》可以根据下达的正式文件，直扑政策，这样节目就会做得轻巧，但他们认为，中央希望看到的是执行政策的真实情况；因此，他们把真实的事实报道出来，从中发现问题。1998年6月18日《焦点访谈》播出《私售国储粮亏空挂国帐》，报道了安徽省肥东县粮食局违规擅自私售国储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一严重事件。随着后来8集粮改节目的播出，一个个粮耗子暴露出来；1998年11月12日《焦点访谈》播出的《粮食“满仓”的真相》，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国家领导人的事件。在采访中，记者克服了许多困难，采访了众多当事人，最后，事实确凿，这种欺骗行为被揭露。但记者更多的是通过这一事件，暴露了欺骗总理背后所隐藏的粮食收购中的严重问题，得出“当前要想搞好粮食流通领域的改革，就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能从局部的利益出发，也不能按照个别人的意愿行事，而是要认认真真地把中央的有关规定变成一种实在的行动”的结论。朱铸基总理在与《焦点访谈》记者座谈时高度评价了《焦点访谈》关于粮改的系列节目，他认为：“在很短的十几分钟的报道里，把国家政策融化在里面，从感性到理性，所以我说它政策性很强、感染力很大。”

以获得2001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一等奖的报道《河道里建起商品楼》为例，节目利用记者采访的大量事实，对湖北武汉市一座商品楼公然建在长江干堤河道上一事进行了曝光。之后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焦点访谈》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直至当地政府爆破拆除了这座商品楼，节目才完整实现了舆论监督职能。在2006年当年，《焦点访谈》报道的事件中，有41起被纳入国务院督察反馈机制。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新闻舆论监督的关键在于“从决策和执行的环节”上“加强对权利的监督”，重点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可见我国舆论监督栏目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监督空间不断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每一个角度。

（四）新闻舆论监督对社会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法治进程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

舆论监督的荣辱兴衰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的，舆论监督的淡化和强化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晴雨表。2006年11月8日，《焦点访谈》播出《阳光工程的阴影》，报道了安徽省歙县在实施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阳光工程”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现象。节目播出后引起农业部和财政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农业部、财政部立即派人到歙县与当地政府部门共同展开调查，并追回了被套取的项目资金，相关责任人正在处理当中。农业部和财政部将下发通知，对全国“阳光工程”的实施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将进一步加强项目监管、进一步加强对各级“阳光工程”办公室人员的教育培训。

2006年12月22号《焦点访谈》播出《新车保险的疑惑》，报道了湖北省武汉市新车保险服务中心存在着违规捆绑销售保险等问题。中国保监会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湖北保监局认真梳理分析新车保险服务中心的一些情况。经过这几天认真细致地研究协调，提出了初步整改措施：立即取消新车保险市场份额的划定，各公司险种对客户全面开放，依法落实对客户的车险价格优惠政策，确保投保人得到实惠，尽快增设新车保险服务网点，提升现有网点的服务能力，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客户依法投保等多项具体措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收容制度改革，重大事件处理进一步透明，这些改革和进步都离不开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2001年至2003年，媒体上频频出现的话题之一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媒体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这一大城市的弱势群体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报道了大城市外来人员的生存状态，以及其子女入学难、学费高，甚至民工子弟学校校址被迫频繁迁移的现象。媒体的频繁报道，给教育家敲响了警钟，也促使各地政府不得不重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并相继出台政策，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顺利入学，且与当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目前北京、青岛、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都对此出台了保障措施和政策。同样，媒体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和讨论，可以说直接促成了孙志刚案的解决，以及国家收容制度的人性化改革。2003年初媒体对非典疫情的报道，促使政府方面坚持并实施了重大事件处理透明制以及对医疗卫生体制的重大改革。每一次的改革和进步，都能看到媒体舆论监督的身影。

（五）舆论监督体现的人文关怀意识增强

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应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等。每年春运，往返探亲的农民工和学生都是客流的主体，绿皮车由于票价便宜，很受农民工们的欢迎，2007年，全国各地铁路部门出台措施，积极协调运力，一辆辆整修一新的绿皮车满载着辛苦一年的农民工兄弟回家过年。《焦点访谈》就农民工返乡过春节的春运问题进行了跟踪报道，记者登上了从福州开往贵阳的1022次列车，亲身体验“绿皮车”上的服务。就乘车安全、环境、服务都做了详细报道，关注弱势群体。对于唤起人们的人文关怀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

《焦点访谈》曾播出的《追踪矿难瞒报真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闻舆论监督中的人文关怀意识。山西阳泉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难矿工数目被故意瞒报。而记者在采访中不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一张没有完全被烧毁的死难矿工的身份证碎片，现场打扫时没有被扔掉的死难矿工的通讯录等等。无论从媒体介入后事态的变化和相关执法机关态度的转变看，还是从此案引起的社会对矿难事故关注，人们对“黑心”矿主憎恨来看，山西阳泉沟煤矿关停引发的人们对矿工工作环境的担忧，安监部门对安全生产的重视，让人们又一次接受人文关怀意识的洗礼，意义己经超出了事件本身如何解决。

参考文献：

[1]马怀平：《监督学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2]王雄：《新闻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3]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杨明品：《舆论监督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5]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6]蒋安：《新闻监督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7]郭赫男,解天滋：《新闻舆论监督必须把握的几个原则》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8]赵笑：《正确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载《记者摇篮》，2007年第2期。

[9]刘世伟：《舆论监督与“三贴近”原则》载《记者摇篮》，2004年第4期。

[10]谷鹏：《论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载《城市党报研究》，2004年第4期。

[11]许永逊：《强化新闻舆论监督之我见》载《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12]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载《新闻知识》，2003年第11期。

[13]熊婷，庄毅敏：《做好公众舆论的助推器——浅析〈焦点访谈〉的栏目特色及其对新闻舆论监督操作的启发》载《科技创业月刊》，2005年第1期。

舆论监督范文篇9

关键词：舆论监督栏目民主政治

一、舆论监督相关概念解析

（一）舆论监督的概念

一般而言，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的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从广义上看，舆论监督是指公民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行使法律

赋予的监督权，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民主的必要环节，实行舆论监督是一个制度化进程。舆论监督制度应保证社会舆论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转化为行动措施。

从狭义上看，它是指新闻舆论监督。公民享有依法运用新闻传媒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和呼声，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新闻舆论监督源于舆论学和大众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党和人民群众通过新闻舆论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及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对社会事务实行监督。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家健全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舆论监督的作用

舆论监督目前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吸引广大群众参政议政，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我们的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们的一切决策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对于事关其根本利益的决策当然有权发表意见。人民群众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的渠道很多，但通过新闻媒介进行是最便捷的、最有效的方式。如果没有新闻舆论监督，那么人民群众就缺少一个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他们的许多意见将得不到发表，他们的很多建议将得不到采纳。这样，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因此，新闻媒介通过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党和政府的决策进行监督。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都借助于舆论工具完善了决策。这说明了我国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己经开始发挥作用。

第二，有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它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理应听取广泛的意见来制定和执行。市场经济对党和政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摸索前进。这就要求不断的舆论监督，把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出来，使贯彻不力者受到有效批评，使发生偏差的得到及时纠正。离开了新闻媒介及时的监督和广泛的信息反馈，党就失去了对执政情况的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就会困难得多，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很难有效地进行。因此，必要的舆论监督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三，有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加强立法、执法工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民主和依法治国。舆论监督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依法治国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完善、健全各种法律、法规；二是对各种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第一项任务中，新闻媒介可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引导群众公开讨论，反映群众愿望、呼声，以保证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正确性、全面性。我国很多法律的制定都是在舆论监督的促进或参与下进行的。如对“包二奶”这一社会现象的披露，催生了新的婚姻法，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第二项任务中，仅靠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威力，调动广泛的群众来参与。在反腐倡廉中，对重大案件不应是在处理后才作报道，那样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这实际上变成一种信息；而是应该主动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或在问题发现之初，新闻媒介就应积极参与，有意识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样才能使腐败者有所顾忌，起到惩一儆百的功效。

第四，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舆论监督对于不少属于道德范畴的是非问题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措施。诸如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范围内存在的问题，既不违法，也不违纪，法律管不了，行政处分也够不上。这时就要发挥舆论的作用。因为舆论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了一种约束、规范的作用。社会对行为人形成舆论压力，对公众造成了一种舆论氛围，久而久之，就会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的进步。当前，社会的诚信陷入危机，虚假浮夸成风，封建迷信盛行，职业道德水平下降，拜金主义和社会不正之风猖獗。新闻媒介应该和这些腐朽思想、行为和道德观念作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二、我国舆论监督栏目发展的现状

1978年以来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我国的新闻事业在经历了拨乱反正和对以往工作中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之后，得益于指导思想和路线的正确，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伴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到今天的锋芒犀利，从最初的星星点点，到今日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1988年4月中央办公厅下发了《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要“正确开展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实行公开批评，是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所必需的。”“各级领导机关要负起指导与支持新闻单位开展批评的责任”。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上的批评报道也开始恢复并逐渐增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共同揭露了晋江假药案，《人民日报》报道了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的报道，《工人日报》批评进口货无人认领，一些单位浪费国家资财、管理无序的报道等，促进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新闻媒介还充分报道了社会各界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意见，对这一法律的制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进一步加强。许多新闻媒体纷纷开辟“新闻聚焦”、“新闻热点”、“新闻热线”等具有舆论监督味道的专栏；新华社播发的问题性、批评性、揭露性报道，被众多报刊广泛采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极高的收视率成为我国舆论监督市场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1992年首都十几家新闻媒介参加的“中国质量万里行”，1993年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组织的“93质量万里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华社记者对国家几个部委工作人员上班迟到现象严重的报道，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理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舆论监督产生了更强烈的内在要求，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重视传播媒介的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要加强热点问题引导和舆论监督，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同志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舆论监督应着眼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这些重要论述，都阐明了舆论监督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以及舆论监督对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也对传媒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提出了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舆论监督在新闻工作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对舆论监督的认识从作为对权力体系的一种制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上升到作为国家权力系统运行机制中的制衡系统的高度来考察舆论监督的地位与作用。社会焦点问题被新闻传媒普遍关注，热点追踪，焦点访谈，疑点思辨等栏目广泛受到人们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广东电视台的《新闻纵横》在全国、当地都是收视率名列前茅的电视新闻舆论监督节目。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央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视台，除青海台、西藏台外，共开办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节目60个；全国31家省级党报都设有热点、焦点类栏目，有30家报纸的这类专栏是每周一期，不定期的有28个专栏。舆论监督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深刻，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我国舆论监督栏目的发展趋势

新世纪初年，我国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出台的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将使舆论监督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舆论监督的成就也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呈上升趋势的最好注解。如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发展迅猛，揭开了新闻传播史上的新篇章。网络的开放性与信息的无限性使得信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舆论监督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参与力量和信息来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把关人”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世纪初全球化浪潮奔涌而来，“全球化”、“国际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随着中国加入WTO协议的签署，中国融入世界脚步的逐步加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开放势在必然。这些变化也将对舆论监督产生积极影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自1994年4月1日开播，至今已历时10年有余。作为我国电视界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以典型的电视深度报道风格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被称为“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旗舰”。朱容基同志的16字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准确地概括了《焦点访谈》的传播定位，其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国舆论监督栏目的发展趋势。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和重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舆论监督逐渐走上正常化、现代化、理性化的轨道，新闻舆论监督被称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得到政府和高层领导的支持。1996年同志视察《人民日报》时曾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对于闻名全国的电视新闻舆论监督栏目《焦点访谈》，1998年朱铭基总理赠言曰：“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003年，也赠言：“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前《焦点访谈》主持人方宏进就曾说过：“为什么我们这个栏目能够这么火，70%的分应该打给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反映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具体操作只能占30分。不看到这一点，以为这个栏目就靠几个出头露面能干的记者闯出来的，是极大的误解。”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对新闻舆论监督做出如此高度的评价，表明了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对当前舆论监督工作的肯定。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舆论监督真正蓬勃发展的土壤。近年来，尤其是电视媒体涌现出不少以舆论监督闻名的栏目并颇受欢迎。以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见长的《南方周末》更是风靡数年，可见，当前我国舆论监督在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地位和重要性也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公众的承认和重视。（二）舆论监督栏目监督内容与现代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舆论监督栏目的题材已经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焦点访谈》的选题来看，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事，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焦点访谈》记者周墨在武汉街头看到有几个马路求援者，都自称是贵州民族学院的大学生，因家乡遭灾，无力继续求学，请好心人援助，并附有学校介绍信、身份证。这引起周墨的怀疑：为什么所有的原因、目的如出一辙?于是他请“大学生”念“求援信”，“大学生”竟然把“求援信”念成了“求爱信”，露出了马脚。随后周墨又给贵州民族学院打电话，证明他们不是该校学生，经警方对“求援者”的收容审查得知，原来是一群骗子。根据这种情况，记者赶制了一期《马路求援者真相》，节目播出后，许多人擦亮了眼睛，受到了教育；《焦点访谈》2000年1月21日播出的《开学开吃》就给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人情观念”进行了曝光，记者对河北真城一个农村小学建成后，开学典礼就是大吃大喝一事进行报道。通过采访村民，老师、学生等，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思想上的原因，指出这种旧风气的危害性。

纵观当前舆论监督栏目不难发现，栏目内容中国事、家事、烦心事都可以见到。两会报道视角慢慢平民化，小村里的村官选举上了电视，物业收费不再让居民头疼，以至街头的无意行为均走入了舆论监督的视野，成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这使得公众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距离在慢慢缩小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每当发生重大新闻或者重要事件，公众就会特别关注媒体的报道，不仅期待在媒体上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而且期待媒体能够运用自身的监督职能对事件的发展和解决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会有受众希望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一切都表明，新闻舆论监督在现代社会，离人们越来越近了，它和人们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004年4月初，《焦点访谈》总制片梁建增表示，将重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大旗，把相关内容提高到50%，特别是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将成为重中之重。

（三）舆论监督栏目监督的空间不断扩大

中国社会承受力的大大增强，是电视舆论监督健康、顺利发展的社会基础。梳理《焦点访谈》的选题，涉及农民负担、形式主义、地方保护、药品造假、国储粮造假、挪用贪污、公路三乱、环境破坏等诸多方面，都是从揭露问题开始，最后经行政和法律手段得以解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列1998年五项改革之首。中央决定余粮敞开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粮食顺价销售。《焦点访谈》可以根据下达的正式文件，直扑政策，这样节目就会做得轻巧，但他们认为，中央希望看到的是执行政策的真实情况；因此，他们把真实的事实报道出来，从中发现问题。1998年6月18日《焦点访谈》播出《私售国储粮亏空挂国帐》，报道了安徽省肥东县粮食局违规擅自私售国储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一严重事件。随着后来8集粮改节目的播出，一个个粮耗子暴露出来；1998年11月12日《焦点访谈》播出的《粮食“满仓”的真相》，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国家领导人的事件。在采访中，记者克服了许多困难，采访了众多当事人，最后，事实确凿，这种欺骗行为被揭露。但记者更多的是通过这一事件，暴露了欺骗总理背后所隐藏的粮食收购中的严重问题，得出“当前要想搞好粮食流通领域的改革，就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能从局部的利益出发，也不能按照个别人的意愿行事，而是要认认真真地把中央的有关规定变成一种实在的行动”的结论。朱铸基总理在与《焦点访谈》记者座谈时高度评价了《焦点访谈》关于粮改的系列节目，他认为：“在很短的十几分钟的报道里，把国家政策融化在里面，从感性到理性，所以我说它政策性很强、感染力很大。”

以获得2001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一等奖的报道《河道里建起商品楼》为例，节目利用记者采访的大量事实，对湖北武汉市一座商品楼公然建在长江干堤河道上一事进行了曝光。之后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焦点访谈》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直至当地政府爆破拆除了这座商品楼，节目才完整实现了舆论监督职能。在2006年当年，《焦点访谈》报道的事件中，有41起被纳入国务院督察反馈机制。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新闻舆论监督的关键在于“从决策和执行的环节”上“加强对权利的监督”，重点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可见我国舆论监督栏目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监督空间不断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每一个角度。

（四）新闻舆论监督对社会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法治进程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

舆论监督的荣辱兴衰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的，舆论监督的淡化和强化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晴雨表。2006年11月8日，《焦点访谈》播出《阳光工程的阴影》，报道了安徽省歙县在实施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阳光工程”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现象。节目播出后引起农业部和财政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农业部、财政部立即派人到歙县与当地政府部门共同展开调查，并追回了被套取的项目资金，相关责任人正在处理当中。农业部和财政部将下发通知，对全国“阳光工程”的实施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将进一步加强项目监管、进一步加强对各级“阳光工程”办公室人员的教育培训。

2006年12月22号《焦点访谈》播出《新车保险的疑惑》，报道了湖北省武汉市新车保险服务中心存在着违规捆绑销售保险等问题。中国保监会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湖北保监局认真梳理分析新车保险服务中心的一些情况。经过这几天认真细致地研究协调，提出了初步整改措施：立即取消新车保险市场份额的划定，各公司险种对客户全面开放，依法落实对客户的车险价格优惠政策，确保投保人得到实惠，尽快增设新车保险服务网点，提升现有网点的服务能力，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客户依法投保等多项具体措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收容制度改革，重大事件处理进一步透明，这些改革和进步都离不开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2001年至2003年，媒体上频频出现的话题之一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媒体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这一大城市的弱势群体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报道了大城市外来人员的生存状态，以及其子女入学难、学费高，甚至民工子弟学校校址被迫频繁迁移的现象。媒体的频繁报道，给教育家敲响了警钟，也促使各地政府不得不重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并相继出台政策，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顺利入学，且与当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目前北京、青岛、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都对此出台了保障措施和政策。同样，媒体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和讨论，可以说直接促成了孙志刚案的解决，以及国家收容制度的人性化改革。2003年初媒体对非典疫情的报道，促使政府方面坚持并实施了重大事件处理透明制以及对医疗卫生体制的重大改革。每一次的改革和进步，都能看到媒体舆论监督的身影。

（五）舆论监督体现的人文关怀意识增强

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应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等。每年春运，往返探亲的农民工和学生都是客流的主体，绿皮车由于票价便宜，很受农民工们的欢迎，2007年，全国各地铁路部门出台措施，积极协调运力，一辆辆整修一新的绿皮车满载着辛苦一年的农民工兄弟回家过年。《焦点访谈》就农民工返乡过春节的春运问题进行了跟踪报道，记者登上了从福州开往贵阳的1022次列车，亲身体验“绿皮车”上的服务。就乘车安全、环境、服务都做了详细报道，关注弱势群体。对于唤起人们的人文关怀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

《焦点访谈》曾播出的《追踪矿难瞒报真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闻舆论监督中的人文关怀意识。山西阳泉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难矿工数目被故意瞒报。而记者在采访中不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一张没有完全被烧毁的死难矿工的身份证碎片，现场打扫时没有被扔掉的死难矿工的通讯录等等。无论从媒体介入后事态的变化和相关执法机关态度的转变看，还是从此案引起的社会对矿难事故关注，人们对“黑心”矿主憎恨来看，山西阳泉沟煤矿关停引发的人们对矿工工作环境的担忧，安监部门对安全生产的重视，让人们又一次接受人文关怀意识的洗礼，意义己经超出了事件本身如何解决。论文网

参考文献：

[1]马怀平：《监督学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2]王雄：《新闻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3]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杨明品：《舆论监督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5]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6]蒋安：《新闻监督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7]郭赫男,解天滋：《新闻舆论监督必须把握的几个原则》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8]赵笑：《正确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载《记者摇篮》，2007年第2期。

[9]刘世伟：《舆论监督与“三贴近”原则》载《记者摇篮》，2004年第4期。

[10]谷鹏：《论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载《城市党报研究》，2004年第4期。

[11]许永逊：《强化新闻舆论监督之我见》载《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12]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载《新闻知识》，2003年第11期。

舆论监督范文篇10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用这一法则去分析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可以说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是新闻宣传工作的两种主要手段和主要功能。两者相互区别，相互依赖，相互映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把二者结合好，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又加强舆论监督，才能把握好舆论导向。

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积极、正确地引导社会，使新闻宣传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发挥更好的作用。把正面宣传同舆论监督对立起来，认为舆论监督会影响正面宣传，这是错误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一些落后的、错误的东西，通过新闻媒体曝光、批评、引导而变为先进的、正面的事例已不鲜见。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同样具有积极引导的作用。有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宣传的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比做越野汽车的“前加力”和“后加力”，是非常形象和切合实际的。因此，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的相互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又要理直气壮地抓好舆论监督。

二、坚持实事求是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舆论监督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其真实性。在当前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整体和个人各方面的利益正在进行大调整和再分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大量出现，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采访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有着相互联系的人和事，真正掌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出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抓准事物的本质。把采访的过程变成对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采写出不仅内容真实而且用语准确、提法恰当的稿子。为确保舆论监督的绝对真实，对批评性的稿件应慎之又慎，必要时稿子写好后不妨征求一下被批评者的意见。只要把工作做细了，把稿子写实了，我们的舆论监督就能经得起检验，发挥积极作用。

三、抓住主要矛盾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如果事无巨细，都去反映，那就显得杂乱无章。新闻的生命是真实，但并非真实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新闻。现在，有的新闻媒体以“猎奇心理”去搞舆论监督，结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里，有必要探索舆论监督监督什么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热点问题不时的出现。所谓热点问题，就是在一个时期内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些也是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热点问题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区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时期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集中表现，问题不解决就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要敢于触及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抓住事关大局的问题实行舆论监督，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强调舆论监督要抓大事，并非是对所有的小事不管不问。如对“米袋子”、“菜篮子”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些看似小事，实际上关乎着大局，我们也必须热情关注，帮助解决。但是，如果不从大局出发，不抓西瓜抓芝麻，光就鸡毛蒜皮问题进行舆论监督，那么，对出现或发现的问题就会堵不胜堵，似乎发稿不少，就是不解决多大问题。因此，我们在实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一定要对遇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认真进行分析，千方百计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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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掌握适度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限度、幅度、范围，是质与量的统一。古人所说的“过犹不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舆论监督必须掌握适度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要适宜。舆论监督不同于正面宣传，在具体内容上，舆论监督批评性报道较多，读者对批评报道非常敏感。当今社会问题很复杂，什么问题应该监督，什么问题不应该监督；什么问题该批评，什么问题不该批评，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同时，在报道形式上也应当有所选择，不一定只是批评、曝光，也可以采取群众参与、专家访谈、平等讨论、自我教育等报道形式，适宜哪种方式就用哪种方式。总之，要做到既有创新又不过度。其次，要适量。舆论监督报道数量一定要适当。可是，有些记者却不是这样，抓起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来，总觉得多多益善，想过把瘾，这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应当懂得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个道理。舆论监督也是如此，量太少了无济于事，过多过滥了也会适得其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好舆论监督报道的密度，哪些该连篇累牍，哪些应点到为止；哪些该公开播发，哪些该用内参反映，要周密策划，不能盲目从事。其三，要适时。舆论监督的效果与报道展开的时机紧密相关。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同其他新闻一样，应当讲究时效性。但是，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的时效性主要体现在对切入问题的时机把握上，而并非都是当日新闻。因为在矛盾正处在激化状态、是非还不清楚的时候，你就马上进行报道，这样不但不能促使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因介入过早给解决问题带来麻烦；相反，如果群众对问题关注的热情和舆论高峰已经过去了，我们才迟迟进行报道，那么监督效果也就会大大减弱。据了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专题报道，有的观察准备时间长达半年后才在适当时机播出，从而取得了最佳效果。因此，对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的播发，一定要审时度势，掌握火候，捕捉良机。从这一点上说，时机就是效果。其四，要合法。新闻媒体在监督社会的同时，也在接受社会监督。从已发生过的新闻官司看，有的新闻媒体及其记者之所以败诉，除报道内容失实外，不少报道是因为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所造成的。法度是舆论监督需要认真把握的极为重要的度。因此，每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增强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实行舆论监督。这样，就会有效地防止新闻纠纷的出现。

五、分析因果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出有因，但因果关系既有普遍性，又有多样性。存在着一因多果、同因异果，一果多因、同果异因，多因多果这样复杂的因果链条。对此，我们切不可简单化。舆论监督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用心去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

在舆论监督中，既要报道问题的现状和处理的效果，又要分析其出现的原因，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在对复杂的事物进行监督中，更要注意分析其多方面的原因，主观的、客观的，内部的、外部的，直接的、间接的，等等。只有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深分析透，舆论监督才能真正以理服人，产生较强的震撼力，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取得更好的监督效果。

六、注重社会效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动机和效果是辩证统一的。有些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之所以产生不良的社会反响，是因为有些从事这些报道的记者对待动机与效果存有片面性。他们一遇到社会上出现的问题不加冷静的思考，脑子一热就捅出去，只求一时轰动，不看最终社会效果。抱着这样的主观愿望从事舆论监督，不仅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弄不好还可能捅出娄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