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制度范文10篇

约束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企业债券，制度，政府约束，市场约束

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市场的制度约束特征非常明显，无论是最初的迅猛发展，还是急转直下的快速萎缩，直至最近出现的可喜抬升势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强势干预，才造成了企业债券市场自身的约束性制度无法形成，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互动模式表现出极大扭曲。

深入研究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行为选择，是我们认识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对市场构成不同影响的关键。本文正是试图在博弈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的，并基于分析得出结论：只有从约束制度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政府约束制度向市场约束制度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企业债券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模式，从而推动企业债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导论

本文的约束性制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内涵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即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密切相关的规范体系。本文所谓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在制度抽象内涵基础上的具体化，是为了研究特定问题而做的有目的性的概念框定。所谓约束性制度，是指针对特定的目标和约束对象，由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参与人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的制度均衡。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明确约束性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特定的约束目标和约束对象(即被约束的客体)、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或个人(即实施约束的主体)以及制度实施机制。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会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引起市场运行效率的差异。就企业债券市场来说，约束性制度安排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从而对企业的发债行为实施必要的制度约束，以减少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约束性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实施机制，就是能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很好的鉴别，从而保证市场债务契约的有效执行，既要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同时又不能因噎废食把信用良好的企业拒之于市场之外，阻碍企业债券市场的正常发展。

本文依据约束性制度安排的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博弈参与人及其策略行为选择的不同，进而形成的不同制度实施机制，将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性制度分为两类，即政府约束制度和市场约束制度。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本文不做深入探讨。同时，本文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假设前提：(1)假设对债权人保护的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发债主体的债务责任存在法律的硬约束，即如果出现逾期不能偿债付息，发债企业将面临法定的破产清算；(2)假设两种约束制度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这一假设是为了消除政府多元目标对模型研究的可能影响。

二、企业债券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

企业债券市场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的前提是，假设政府具有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动机，以实现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充分有效。为实现此目标，政府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运用政府管理手段对发债企业的发债资格、债券发行价格以及发行数量实施严格限制，从而对可能的高违约风险企业构成市场进入限制，以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由此，政府的行政法规，以及由政府、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构成的动态博弈过程，就形成了政府约束制度的实施机制。市场参与主体依据各自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来选择最优的策略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化收益。

自1987年《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制度约束一直是典型的政府约束性制度安排。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严格的政府审批制和年度发行额度计划。同时，对发债主体的资格进行严格限定，非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几乎没有资格发行企业债券，并且从1994年开始，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也受到限制。在这些限制措施的基础上，对企业债券的发行价格和数量也做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债券的发行价格不得高于相同期限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40%，企业一次性发行的债券数量必须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并指定用途。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行政性规则约束，对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最优策略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一般的财务理论，影响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是融资成本，企业根据不同的融资成本对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进行排序，进而选择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已证明，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债券的融资成本低于股票融资成本。因此，在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债券的年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的3—10倍。但是在我国，由于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发债的非财务成本，比如时间成本和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产生的风险成本。虽然政府对债券发行价格的管制，降低了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但由于非财务成本的大幅增加，使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与非财务成本之和大大高于股票融资的成本。这就使得大部分企业尽管对债券融资有内在的强烈需求，但是在过高的融资成本面前不得不退缩去寻求新的融资途径。

政府通过严格的行政审批，对发债申请企业实行严格的筛选，而其筛选的标准却是选择那些国有独资或具有市场垄断背景的特殊企业，从而实现了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目标，即降低了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资本的运用效率为代价的。企业债券市场的价格管制，使这些特殊企业获得了相当廉价的资本，从而造成对资本的过度需求。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具有“准政府”的信用背景，因此其自身并不存在硬性的信用约束压力。它们相信，即使出现企业信用危机，国家也会承担最后的还债责任。这两方面的原因必然导致资本的低效率运用，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政府对企业的发债资格实施严格的审批，而且被获准发债的企业事实上也都具有“准政府”的特殊性质，这也就向投资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投资于这些企业债券是没有违约风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政府对企业发债资格的审批，其实是承担了对债券的隐性担保责任，企业如果出现违约行为，投资者必然认为是政府的审批环节出现问题，因此必须由政府承担还债义务。在实践当中，政府也确实没有让投资者失望过，许多发债企业无法到期归还的债息，最后都由政府承担了下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本该由投资者承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责任却被审批制下的政府取代了，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信息需求不足，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能力低下，对证券市场缺乏风险意识。由此，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畸形依赖的恶性循环，投资者越是不成熟，政府迫于追求社会稳定的压力就越是要出面保护，政府越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投资者，投资者就越是成熟不起来。投资者群体的不成熟必然导致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当前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

由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行为扭曲，直接导致对信用评级信息的市场需求不足，严重限制了信用评级机构的健康发展。一个行业的发展必须有持久广泛的需求者作为支撑，而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信用信息产品的提供者，其真正的需求者是投资者，而不是发债企业。如果一个行业不服务于它的真正需求群体，那么它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而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作为信用信息产品供给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只能服务于发债企业，而不可能以它的真正需求群体即投资者为服务对象。因为，通过行政审批的发债企业，获取信用评级机构的债券信用评级仅仅是为了履行债券发行的法律程序而已，这样的信用评级信息对投资者到底有多大价值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投资者也不会根据信用评级信息去判断某一企业债券的潜在市场风险。更何况，政府还对债券的发行价格实施管制，信用评级信息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债券的定价。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本应服务于投资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却转变为以服务于发债企业为导向，从而造成本应作为第三方监督者而存在的信用评级机构，现在却完全成为发债企业的附庸，其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职能根本无法得到发挥。政府约束制度扭曲了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运行机制，使信用评级机构不可能在债券市场中内生地成长起来，从而导致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企业债券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

在企业债券市场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中，本文假设市场机制内生地存在与政府约束制度相同的目标，即最大化地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之所以作如此假设，是因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债券市场存在的前提，如果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导致企业债券市场的萎缩乃至最终消失，而这一结果就使研究失去了意义。但是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政府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约束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作为保证契约执行的仲裁者。在此种情况下，对发债主体的行为约束就不是由单一的市场主体来完成，而是由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三者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来实现。市场约束制度本身所构成的激励与约束环境，将使博弈参与人选择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下的最优策略行为。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对发债企业的资格审批将不复存在，而这一企业筛选过程将由市场各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来完成。企业能否进入债券市场，能不能按照既定价格顺利地发行债券，完全是由投资者根据所披露的信息判断之后的购买行为决定。市场化的筛选机制对试图发行债券的企业不会构成不合理的人为歧视，而是以企业所能提供的市场收益和风险为标准，所有的企业都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在这种筛选机制下，进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由于没有了“准政府”性质的信用担保，也就必然面临更多的信用约束。因为低效率的资本运行只会增加其破产清算的风险，硬预算约束机制可以有效激励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这也是企业能够持续经营的必然选择。

市场约束制度不仅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证券市场融资结构。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债券的发行价格是由市场根据企业的信用状况决定的，因此，企业只是根据不同融资方式的财务成本差异来选择债券融资还是股票融资，或者是其他可选择的融资方式。也就是说，企业所面对的融资成本一般都是显性的，很少存在由于不确定性的人为因素所引起的隐含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融资市场都不可能过度膨胀，金融市场内在的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单一市场泡沫的产生。证券市场的融资结构由市场自身的规律决定，而不是由某种人为的主观意志决定，这样的市场结果必然是遵循效率原则的。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必须自己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责任，从而有利于促进成熟投资者和成熟证券市场的形成。分析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任何债券市场都必然存在投资风险，并不是没有违约存在的企业债券市场才是健康的市场，重要的是风险和收益的最终承担主体是谁。在政府约束制度下，政府实质上承担了最终的市场风险，因此，投资者只能获得低风险收益。而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不再承担市场的筛选责任，债券价格也由市场来决定，这时的投资者就必须自己承担债券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获得与风险相对应的收益。在此种情况下，投资者在进行企业债券投资时，就必然时刻关注企业的动态信用评级信息，搜集、分析并鉴别不断变化的有关企业的各种相关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样一个理性的投资决策过程，不仅可以让投资者深刻认识债券市场的风险属性，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而且还可以不断提高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能力，促进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趋于成熟，进而促进整个证券市场走向成熟。

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信用评级机构，必然是以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的，并由此能够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步获得内生性成长。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过程中，评级机构将深知市场信誉对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评级机构只有向投资者提供独立、客观、准确的信用评级信息，才可以在投资者群体当中不断积累信誉资本，获得更多投资者的信任，进而增加对其信用信息产品的需求。而如果只是一味地满足发债企业的筹资要求，那么，在市场重复博弈过程中就可能根本无法生存。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必然会形成这样的逻辑，即发债企业只有选择拥有雄厚信誉资本，得到投资者认可的评级机构，才有可能顺利进入债券市场，而这本身就构成对发债企业强有力的约束。虽然，这种约束机制完全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但是，这样的约束机制会促使信用评级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用评级信息，而且投资者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信用信息产品，从而促使信用评级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和成熟。

四、结论

约束制度范文篇2

一、食品安全规制的发展趋势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食品安全的规制产生了一些新发展,归纳起来,食品安全规制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食品安全规制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公众的健康和消费者的权益过去,食品安全机构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往往有几个相关的目的,如保证食品质量,促进食品工业发展,保护动物的健康等,而近年来,食品安全规制的目的更加明确,就是确保公众的健康和消费者的权益。为此,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成立了专门的食品安全机构。如欧盟在“疯牛病危机”后于2002年成立了新的食品安全局(EFSA),对食品安全进行严格监管,保证欧盟人民的身体健康。

(二)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进行评估在食品生产的整个链条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可能会在食品生产的每个环节出现,因此对食品生产的整个过程都要进行监管,对每个环节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要进行评估,从而最大可能的减少这些风险,保证食品的安全。如美国早在1997年就推行了“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国家行动计划,进行危险性评估。

(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HACCP体系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HACCP是“HazardAnalysisCriticalControlPoint”英文缩写,即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主要是用来对食品中微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的安全进行控制。近年来,政府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的普遍关注和食品传染病的持续发生使得HACCP体系得到广泛的应用。如欧盟对于食品供应的所有层面都强制实行HACCP,而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也都在推广和采纳HACCP体系,并分别颁发了相应的法规,针对不同种类的食品分别提出了HACCP模式。

(四)食品安全的标准更加严格,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近些年来,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趋于严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严格规定致病病菌的限量指标;(2)标准的范围扩大。如日本于2006年5月29日起执行的“肯定列表制度”,对所有农业化学品(个别豁免物质除外)在所有食品中的残留均制定了严格的限量要求:对于日本认为有科学依据的则制定限量要求,对无科学依据的物质则采用0.01mg/kg的一律标准。

(五)各国政府更注重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安全的信息,以完善市场行为这其中包括政府主动提供食品安全的指南、标准、第三方证明和标签,以及确立食品安全的合法责任等。这些行为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食品安全信息,使消费者能选择更安全的食品,而对于信息的提供者———食品生产厂商来说也能得到利益,因为消费者更易于选择他们的产品,从而完善食品市场行为。

二、食品安全规制的发展趋势对食品贸易的双重影响

(一)积极影响

1.日益提高的食品安全标准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安全的食品食品安全标准日益提高,各国食品安全规制趋于严格,使得真正安全的食品才能进入国际食品市场,从而使食品贸易为各国的消费者提供真正安全的食品,消费者的健康和权益得到保护,同时,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上的安全成本也降低了,使消费者增强了消费愿望和对于食品贸易的信心。

2.促进高新技术在食品工业的应用,有利于国际食品贸易的发展随着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和国际食品安全规制的迅速发展,各国的食品工业为了突破由于食品安全带来的出口限制,纷纷加强各种高新技术在食品工业上的应用。电子技术、生物技术、超高压处理、超临界提取等技术在食品生产和研发创新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高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保证食品的营养和安全,还有利于提高各国食品生产的科技含量,有利于国际食品贸易的发展。

(二)消极影响

1.对世界食品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国际食品贸易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出口国的食品只有在符合目标国的法律法规、标准以及食品的卫生、营养等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规制的日益严格,世界食品贸易受到巨大阻碍,因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食品贸易中断现象越来越多。如2001年以来,由于蔬菜水果存留农药,海鲜、家禽上的氯霉素和其他抗生素残留过多等问题,使许多亚洲国家的食品出口遭到巨大困难。

2.容易引起食品贸易的纠纷,引发贸易双方关系的紧张由于各国的食品生产方式和消费者消费观念的不同,世界各国对食品安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而易引起食品贸易纠纷。如美国和欧盟之间长期的“转基因食品”之争,美国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而欧盟则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对转基因食品的进口采取了限制和禁止措施,这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并在加拿大和阿根廷的支持下于2003年5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3.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成为食品安全新规制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薄弱,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落后等原因使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体系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从而在国际食品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高标准。如日本新颁布的“肯定列表制度”对所有农业化学品在食品中的残留都做出了规定,其中,15种农药、兽药禁止使用;68种豁免物质;对797种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设计了总计53862个残留限量标准;对没有设定限量标准的,将执行“一律标准”,即含量不得超过0.01毫克/千克。0.01毫克/千克的限量几乎为现有仪器的最低检出限。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检测技术和标准很难达到,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出口面临巨大的困难。

三、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应对食品安全规制的发展趋势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出,食品安全规制日益严格和广泛,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出口带来了巨大困难。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约束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约束制度和谐耦合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约机制还存在着结构缺陷,主要体现为内部约束制度系统和外部约束制度系统的不健全和要素缺失,由此需要对商业银行约束制度体系的构成要素加以分析,并从内部约束系统和外部约束系统的和谐耦合管理角度加以研究。

商业银行约束制度体系的内部要素

商业银行的约束体系,即股东大会约束、董事会与监事会约束、管理者人格化约束和员工工会约束等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约束制度系统。

(一)股东大会的约束要素

股东大会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我国商业银行的国家股东处于控股地位,但正是由于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其出资人处于缺位状态,导致了股东大会的约束机制处于结构性缺失的状态,从而导致了股东大会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力虚拟化。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产权改革改制过程中,要通过进一步明确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运作程序等措施,充分发挥股东大会作为商业银行最高权力机构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真正在规范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和选聘程序、确保专家治理和适当规模等方面起到最高权力的作用。同时在明确董事会职责、设立执行董事、建立独立评价机制等方面切实履行股东大会的权限。股东大会可以授权监事会聘请管理咨询公司对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进行绩效评估,要求董事会对银行经营管理层的监督和激励形成定期评估的机制,并由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报告并向董事会反馈结果,真正建立起有效运行的股东大会约束机制。

(二)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约束要素

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分开的,监事会对董事会的经营决策行为负责监督并有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但我国商业银行的监事会约束机制并没有建立在有效运作的基础之上。按照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独立董事,从国际惯例和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约束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独立董事的数量显然不够。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逐步增加独立董事的数量,并提高质量,通过独立董事的公正监督以达到防止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相互勾结,保证股东利益的目标。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增加独立董事,成本不高,但成效明显(顾功耘,2003)。

(三)管理者人格化的约束要素

商业银行的运行载体和执行主题,最终都必然要表现为人,因而商业银行是人格化的企业,企业制度也是人格化的企业制度,也就是说对经营决策和经理人的监督管理要转化为管理者人格化的激励约束和自我约束行为。为协调所有权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可以采取两大类措施:第一类措施是通过外部力量约束经营者行为或提高企业家的素质;第二类措施也是治本措施,是采用利润分享式的激励机制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趋同。

由于银行高级经营管理层事实上拥有对商业银行资源的投票权、支配权和决策权,他们是否运用“企业家人格”为银行创造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银行或者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因此,必须以适当的激励方式形式给予这些高级经营管理人员以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同时加大对经营结果的监控、考察和评估,促使这些拥有事实上投票权的人员对投票后果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

(四)员工工会的约束要素

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是决策管理层和员工层之间的剩余索取权共享的分配问题,员工代表大会或是员工工会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主体部分,所以加强员工代表大会或员工工会在权利范围内对决策管理层的约束,是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的必由之路。为激活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可以在合理的薪酬制度基础上,采取选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的模式,鼓励员工参与并监督银行的决策和管理;另外可以使员工持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定数量的股份,使内部员工在持股期内获取的利益与所有者、经营者的利益趋同,以此来激发员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约束作用。

商业银行约束制度体系的外部要素

商业银行外部约束系统体系,即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约束要素、审计制度约束要素、市场法制约束要素、经营合同约束要素和顾客选择约束要素等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约束制度系统。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约束要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2000年针对商业银行上市而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要求,上市的商业银行必须按照财政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制度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对资产的质量、内部控制制度和敏感性会计科目进行披露,而且所披露的财务信息,加强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建设。

信息披露制度是衡量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要逐步扩大信息披露的数量,主要包括财务会计信息、审计信息和非财务会计信息;要逐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所披露的信息应该真实、完整、及时,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等。关于信息披露规则方面,除了应增加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外,还有必要为会计信息披露制订更为具体的编报指南。

(二)审计制度的约束要素

对商业银行的审计约束要加强针对舞弊的审计制度建设。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多起上市公司重大会计舞弊案件,为了弥合注册会计师审计与社会公众的期望差距,在独立审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舞弊审计,强调注册会计师对相关奉献的提示,并对以颁布的某些独立审计准则进行修改和完善;

加强审计独立性建设。从近期国内外证券市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案件来看,我们需要更加迫切的强调审计的独立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现有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中深入研究并制定执业道德准则,尤其要强调审计独立性方面的规范指南;加强审计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建设。拓展审计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要突破仅仅规范会计报表审计业务的准则体系,建立和完善规范会计报表业务和相关服务的准则体系;另一方面,这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变化,在修订完善现行准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特殊方法、特殊领域的企业资本和资产以及企业经营的审计。

(三)市场法制的约束要素

在加强商业银行经营合同约束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通过市场法制化建设来约束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治理。国家及各职能主管部门、行业自律协会和相关的法律部门要加强法律约束制度建设,通过良好的法制市场环境约束,以促使商业银行在一个更好的法制市场环境中依法进行公平竞争和经营。

(四)经营合同的约束要素

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更表现为一种契约的信用行为,而契约信用行为已把都是通过各类合同以及对合同的遵守来完成的。商业银行外部治理结构的经营合同约束制度,除了企业自身之外,还包括对各类合同行业标准的法律界定以及法律执行等。因此,加强经营合同的约束制度建设,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重要的外部治理方式。

(五)顾客选择的约束要素

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顾客的竞争,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顾客的选择权利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尊重。可以说通过消费者协会、新闻舆论监督、国家和各种组织的顾客满意度评价系统以及各种顾客团体的影响,确保顾客成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为重要的外部约束力量。

顾客约束制度的构建问题,其核心是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创造自己的金融品牌,从而以品牌金融带动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如要实现这一层面的跃升,则必须为顾客提供优质化的产品和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围,构建战略性的客户关系,长期保持顾客的满意度,从而以品牌金融赢得竞争效益。世界上的著名银行无一不是这样的经营之路,例如美国的花旗银行、香港的汇丰银行,等等。

内外部约束制度体系的和谐耦合

我国商业银行既面临着内外部制度安排的问题,又面临着外部市场的竞争问题;商业银行内外部约束制度体系与商业银行外部市场竞争既有内在的关联,又各有其独立的内在机理,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为此我们运用席酉民的和谐管理思想和基本原理,提出商业银行内外部约束制度体系在外部市场竞争中的和谐耦合的对策,即:优先设计外部治理效率,自然演化外部市场环境;优先设计内部控制机制,自然演化风险管理机制。

优先设计外部治理效率,自然演化外部市场环境:

以商业银行外部存在的核心问题为导向,优先设计外部治理效率的同时,也要协调商业银行本身所不能独自改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使得优先设计外部治理效率与自然演化外部市场环境和谐耦合地发展。为此要重点注意:大力发展竞争性的服务产品市场,通过银行间的市场竞争提升外部治理效率的,来促使商业银行自觉改善内部治理;加大商业银行的开放程度,鼓励银行间的兼并重组,通过增加商业银行生存压力来促进治理结构优化,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加大商业银行上市的推进力度,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治理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加强与国际接轨的监管要求,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评级、并大力推行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引导公众和存款人关注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强化债权人约束,进而促进商业银行自觉优化治理结构。大力培育银行家市场,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层的人员流动创造条件;遵守外部市场环境,不违背市场发展的自身调节规律,洞悉市场发展和市场环境变化的趋势,加大市场需求的预测与营销竞争的力度。

优先设计内部约束机制,客观调控风险管理机制: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专业机构,治理结构的优化与完善只是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要真正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还需要商业银行配套进行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的改革。因此,以商业银行内部存在的核心问题为导向,优先设计内部约束机制的同时,也要协调商业银行本身所不能完全独自控制的风险管理机制,使得优先设计内部约束机制与客观调控风险管理机制和谐耦合地发展。为此要重点注意:商业银行内部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对董事会经营决策的约束机制,协同董事会建立清晰的发展战略目标和具有指导性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使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能够得到有效地开展;对商业银行组织结构进行系统改造,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架构的改造,提高对市场的反映能力和对风险的识别能力;建立更加市场化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独立评估信贷风险,并建立直属董事会与监事会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全面评估、监测、计量与控制,防止风险管理失控。

参考文献:

1.顾功耘.制度设计与国际经验.亚洲企业法制论坛上的总结发言,2003

约束制度范文篇4

论文摘要：分权化的财政体制的形成和行政上的放权使地方政府逐渐拥有选择本地区发展式、发展路径、自主处理地方性公共事务等权利。和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模式重心偏向经济取向，经济发展、GDP增长和就业率成为衡量地方政府的激励标准，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演绎激烈的利益之争，并由此衍生出非理性竞争行为。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回归理性的行为在于运用制度激励和约束。

论文关键词：非理性竞争地方政府制度激励和约束

布莱克指出了美国的政府间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州和地方政府为企业人驻本辖区，相互之间进行的日益激烈的竞争有时产生了很多新问题。……积极的税收竞争通常削弱了州和地方的税收努力，也使得州和地方税收结构带有强烈的累退因素。卡姆伯兰德把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现象称为“破坏性地方竞争”。在转型经济中，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也呈现明显的破坏性和无序状态，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和政绩显示的偏好，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行为的基本目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导致本来应由市场机制引导的资源被变异配置，使得参和竞争的地方政府都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正走向非理性。影响

一、地方政府非理性竞争行为的表现和

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竞争”行为有三层意义，一层是特指在地方官员主导的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公正、不合理，包括违反法律、违反经济规律、违反行政伦理，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行为；另一层是由于目标函数不同，地方政府间存在行为上的博弈，但这种博弈关系更像经济人那样基于经济利益从事经济和经营活动，从而更轻易造成“公用地的灾难”和“囚徒困境”；最后一层则是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导致地方经济的短期、不连贯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逐利行为的有限理性构成对整体经济发展的非理性行为。当前，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分散决策下的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经济矛盾的序曲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表现在于各城市之间生产布局重复，产业结构同化、特征同化、职能同化现象较为突出。这使得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越来越高，严重抑制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并且地区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下，丧失了地区分工利益，造成全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下降；造成地区之间资源分配的冲突矛盾，一方面各地区围绕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化；另一方面造成资源和生产能力的浪费闲置。

第二，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管理者”，为保护自身利益通常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保护本地市场，使本地利益最大化。有些地方政府对市场横加干预，实行地区封锁和经济割据，使得行政壁垒林立，或采用不正当手段对外倾销，甚至保护、纵容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其危害在于加强了地方政府间相互分离的趋向；片面追求地方利益，影响了市场在全国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功能的发挥，严重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阻碍了地方产业结构转换，降低了当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竞争力，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导致经济运行机制扭曲，市场信号失真，干扰宏观经济平衡，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

第三，地方政府间引资的“囚徒困境”。源于利益的需要，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遵循着“积极行动”的策略原则。所谓地方政府利用外资博弈，是指一个地方政府对其他地方政府引资行为和引资政策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猜测和反应。这种引资博弈主要表现为各个地方政府为降低外商企业的商务成本，竞相采取各种优惠策略，对引进国外或境外资金展开激烈的竞争，如减免税收、优惠贷款、地价和服务等。以税收返还主要方式而言，即先行对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再以财政奖励或补贴的名义返还给企业。有的甚至通过低估、少估土地使用价格办法，向外商让利。优惠策略是一种囚徒困境博弈，将导致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的下降，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积极行动策略及其相互影响的结果是我国GDP高增长背后的高投资和高投资背后的低效益事实，从而使我国整体利益受损。

第四，地区间公共物品的“公用地的灾难”和公共事物的治理失灵。地方政府是作为地方的经济发展的管理者和引导者，在市场中忙于担当“准市场主体”的角色，过多地参和和干预了“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交换，从而造成管理职能的越位和错位，使得一些跨地区的公共资源面临“共用地的灾难”。有的观点认为政府行为企业化，过多地介人经济建设领域，妨碍了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在治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企业负外部性行为方面演绎着“囚徒困境”；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新问题，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则是能放手则放手，甚至把一些公共服务交给了市场，造成公共事物的治理失灵。并且对微观市场的过度干预反而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二、地方政府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成因

第一，制度变迁带来的负外部效应：新的制度产生将会带来怎样的政策产品和政策行为，不是这项制度本身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执行者的理解和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布置和产生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制度供给的垄断性、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偏好以及监督机制的缺陷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功能往往会对新制度规则作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从而在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逐利冲动，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实施新规则。我国行政分权制的实行，也就是财政权的下放和分税制的实行，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获得了发展区域经济、谋取地区经济利益的权力和能力。在这样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使得地方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有了实现的制度环境和保证，从而更加强了它们的逐利动机，做出辖区利益最优而不是社会总福利最优的行为选择。因此，许多获得决策权的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往往有极力寻找利益独立化和最大化的冲动，一些地区利益最大化但非理性化的发展目标得以空前扩张，对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竞争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功能。它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寻求能加快地方经济增长、促进本地区经济规模总量扩张的有效方式，通过致力于采用“零和博弈”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资等短期行为来实现利益扩张，从而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损失。

第二，行政委托关系中的官员激励扭曲：根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由基本激励和非基本激励两者构成。基本激励包括工薪、各种劳保和福利等，它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级别成正相关；非基本激励则是在基本激励基础上的延伸，包括物质奖励、加薪、授予荣誉和职务升迁等。假如把这两类激励纳人双因素理论来讲，基本激励就是保健因素，而非基本激励则是激励因素。然而在这种激励制度下，在政治过程中地方官员具有双重特征：一是“经济人”，即像任何经济主体一样关注经济利益；二是“政治人”，他们关注政治晋升和政治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视政治利益远远高于经济利益。在中心和地方的行政委托关系中，上级政府完全控制了下级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升迁，而本级政府的主要行政领导人又把握了本级其他官员的政治升迁，其统一的考核指标在于经济发展、GDP的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的提升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正比，从而在政治晋升博弈中才能获胜，即所谓的“政绩合法性”。行政层级的上升不仅有着基本激励的提高，不仅增加了轻易度量的货币形态的收益，而且增加了难以度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收益，层级越高，他所享受的政治控制权收益越大。很显然，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总是追求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推动GDP的增长，一方面可为自己赢得上层的肯定；另一方面通过为辖区内的人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又可获得地方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而引起相互抵制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引资博弈等非理性行为。

第三，地方政府间利益的非均衡：我国的中西部地区，非凡是其中的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一直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我国渐进式改革采取的是东部优先发展战略，最后带动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倾斜战略，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马太效应”。东部沿海很多地方政府不但获得了大量中西部地区无法相比的资源配置的基础制度和产权制度优势，也获得了各种非凡的权力，如决策权、行政审批权、立法权。同时国家投资也向东部地区倾斜，这种区域倾斜发展战略促使国外和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入东部地区，使得中西部地方政府无法获得和东部地方政府平等的竞争前提条件，结果是地区差异迅速拉大，形成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其实，我国这种东部优先发展战略取向下的分权让利改革导致的东西部地方政府利益的非均衡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中西部地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东部地区或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利益的增加。西部地区所获得的权利上的失衡使得地方政府间市场化取向的博弈行为具有“零和”性质，在理性的成本一收益的考虑下，其必然的行为就是拒绝或尽量减少参和这种不公平的市场化竞争，而采取反市场化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分权让利的改革中，中西部地方政府和东部地方政府存在着很大的相对利益差距，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会采取办法巩固本地已经获取的经济利益，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中保全自己，也会采用一些方法保护本地方利益。其结果就是人为地分割市场，阻碍经济资源的正常流动，导致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削弱地方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地区竞争力，减慢市场化进程。地区经济的非均衡性特征实际上意味着各种利益的差别，地区经济差距必然扩大地区之间的政治影响力，地方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否影响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话瑁干义。

三、制度激励和约束下地方政府行为的理性回归

第一，运用制度管制促进地区间经济合作：由于各个地方的资源差异和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客观需求，各地区之间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使得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求。为了促进地方间的经济合作，关键要解决各地区在合作中的利益双赢和利益的协调，从而避免因为利益之争而引起的非理性行为。在保证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政策和制度规范，实现组织体系内的超行政区的协调和管理。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人手来进行合作制度布置：一是激励合作原则，即为合作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促进合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制约惩罚原则，提倡对违反“共同规则”者和采取机会主义者予以惩罚，以使违规者望而生畏；三是设立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监管区际贸易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监管机构。这样一种框架性制度结构必须建立在相关地区自愿合作的基础之上，并对各级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构成有效约束，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在一个合理的、法制化的框架内充分、积极地发挥功能。

约束制度范文篇5

［论文摘要]当今整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信用经济时代”，建设一个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然而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是现在的社会诚信度普遍偏低，这一被大家普遍认同的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却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诚信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诚信又如何构建呢？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诚信缺失构建经济学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近5855亿元。由于市场交易主体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竞争，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诚信缺失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加强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诚信的经济学含义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诚信已被人们公认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更多地应用于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业内外竞争的秩序化。诚信不仅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现代意义的诚信是在中国传统信义原则的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经验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保证社会活动的顺畅进行，各方在诚信原则的协调下都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态势。世界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人类制度”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它遵循投资、收益、支出、回报等经济学的规律，可以用货币曲线来描绘。“诚信”的观念原本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诚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级的诚信后还要付出维护诚信的成本和扩大诚信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和源源不断的收益。诚信的投资与收益关系为正比关系，投资越大收益越高。但是这种比例关系还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因素，比如社会信用环境等。

二、诚信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在这里，笔者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理论来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

“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基本含义：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者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利，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经济人要追求金钱或物质利益，而诚信是获得这些的手段之一。对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个人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主体是诚实和守信用的，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进行交易，最终获取利润。此时，人是一个经济人，诚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维持诚信也是有代价的。在交易中，必须要守诺，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难，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也必须要守信，以维持信誉。

市场主体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如果维护信用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诚信的动机会降低。如果不诚信会给市场主体带来巨大的损害，诚信的动机就加强。事实上，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约定，则互惠的交易不能实现。其实每个人本质上都还是认同诚信的，而且诚信也能增进所有人的福利。那么为什么诚信又会缺失呢？诚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实现的，问题也就出现在交易对象之间的博弈中。我们可以从这种博弈当中来分析市场交易主体的机会成本。交易实际上是一个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诺、诚实交易，对双方来说会形成双赢；如果一方守诺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就能得到比双方都守信还要高得多的收益，而守信者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当对方遵守承诺时，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则更是暴利；而当对方不守约定时，守信就损失惨重，背信则可避免损失。这样一来，无论对方守信与否，背信都是最佳选择，因此双方都会选择背信。由于不守诚信，交易就无法开展，因此结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时的状况，此即囚犯困境，因此双方的机会成本都是相当大的。

在市场主体的交易中，不同情况决定了其机会成本的大小，也决定了其是否诚信。情况一，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结果诚信缺失的概率就非常大。不过，如果反复交往，结果会有所变化。因为一次性交易中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要小得多，而获利更多，而在反复的交易中，如果一方失信，则会导致对方的不信任，因此对方就会加强防范风险的措施，甚至会取消交易，机会成本就会大得多，自己获利的概率就要小得多甚至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无限连续交易博弈，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现为双方都遵守规则、坚守诚信，因而是最优结局。情况二，和不同的人交易，每个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数，但与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时间上错开，而且其交易对象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信息，这也等同于与同一个人连续交易，其结果是双方也会选择守信。情况三，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数，但其交易对象也在时间上错开，但并不共享信息，或信息共享的范围是区域性的。由于信息传递的阻塞导致信息不对称，因此结果跟第一种情况是一致的，欺骗的动机会强化，而诚实的心理会减弱。

正如亚当·期密所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和别人有生意上的来往，他就不盼望从一次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而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宁愿牺牲一点应得的权利，而不愿启人疑窦。”

三、诚信构建的理性思考

1.建立以强制性建设为主的诚信制度

上述市场主体在交易博弈当中诚信缺失的分析是建立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而外界的约束最好的方式便是制度。有效率的制度不仅会减少直接监督、法律制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消除损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动机。制度的设计应该在承认个人利已动机的前提下，设计一套约束规则，使经济主体在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能服从制度制定者的意图。

制度的形成有诱致性方式也有强制性方式。诚信的诱致性的制度变革，内涵着市场主体在博弈中自己教育自己，制度安排所需时间相对太长，故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诚信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在构造有关诚信的制度安排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强制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构造诚信的制度安排的总体判断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统一。但是，因为诚信的诱致性建设所需时间太长，所以，从总体上讲，应当是强制性推动为主的。

2.诚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

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博弈当中是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而决定是否守信的。而在现实当中，之所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会选择不诚信，是因为不诚信的低成本和维持诚信的高成本。我们在制度设置中就必须针对“经济人”的自利目的，加大对不诚信的打击力度，增大其不诚信的成本。只要在制度中适当设计规则，使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不诚信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在社会上出现那么多不诚信现象主要原因就是现阶段我国诚信制度不健全，不诚信获益，而诚信相比会“吃亏”，在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之下,作为“经济人”必然会选择不诚信。因此，在诚信制度建设中，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让“经济人”为其不诚信付出应有的代价。

3.诚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诚信体系的建设

我们在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时得知，不诚信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共享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就应通过诚信体系的建设构建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对个人信誉的记录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警察局对个人违法犯罪等污点的记录也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这些机制足以保证一个人的交易信用为其他人获知，从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无限连续的性质。诚信体系在我国虽然已经受到重视并着手开始建设，但是以诱致性为主，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具有制度约束力的统一的诚信体系。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信用记录体系，也缺乏其他传递和共享个人信用的机制。因此，应该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体系，让个人的诚信记录成为共享的信息。信息的共享可以将交易或交往变成无限连续的博弈，从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

总之，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交易博弈中追求功利最大化是诚信缺失的经济根源。而要扼制“经济人”的不诚信就要强制性建设有效的制度进行外在约束。在制度设计中一是要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旨在信息共享的诚信体系。

参考文献：

[1]程国慧:《失信损失触目惊心》[N].《京华时报》,2002年3月13日

约束制度范文篇6

本文的约束性制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内涵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即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密切相关的规范体系。本文所谓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在制度抽象内涵基础上的具体化，是为了研究特定问题而做的有目的性的概念框定。所谓约束性制度，是指针对特定的目标和约束对象，由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参与人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的制度均衡。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明确约束性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特定的约束目标和约束对象(即被约束的客体)、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或个人(即实施约束的主体)以及制度实施机制。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会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引起市场运行效率的差异。就企业债券市场来说，约束性制度安排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从而对企业的发债行为实施必要的制度约束，以减少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约束性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实施机制，就是能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很好的鉴别，从而保证市场债务契约的有效执行，既要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同时又不能因噎废食把信用良好的企业拒之于市场之外，阻碍企业债券市场的正常发展。

本文依据约束性制度安排的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博弈参与人及其策略行为选择的不同，进而形成的不同制度实施机制，将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性制度分为两类，即政府约束制度和市场约束制度。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本文不做深入探讨。同时，本文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假设前提：(1)假设对债权人保护的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发债主体的债务责任存在法律的硬约束，即如果出现逾期不能偿债付息，发债企业将面临法定的破产清算；(2)假设两种约束制度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这一假设是为了消除政府多元目标对模型研究的可能影响。

二、企业债券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

企业债券市场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的前提是，假设政府具有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动机，以实现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充分有效。为实现此目标，政府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运用政府管理手段对发债企业的发债资格、债券发行价格以及发行数量实施严格限制，从而对可能的高违约风险企业构成市场进入限制，以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由此，政府的行政法规，以及由政府、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构成的动态博弈过程，就形成了政府约束制度的实施机制。市场参与主体依据各自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来选择最优的策略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化收益。

自1987年《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制度约束一直是典型的政府约束性制度安排。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严格的政府审批制和年度发行额度计划。同时，对发债主体的资格进行严格限定，非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几乎没有资格发行企业债券，并且从1994年开始，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也受到限制。在这些限制措施的基础上，对企业债券的发行价格和数量也做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债券的发行价格不得高于相同期限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40%，企业一次性发行的债券数量必须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并指定用途。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行政性规则约束，对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最优策略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一般的财务理论，影响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是融资成本，企业根据不同的融资成本对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进行排序，进而选择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已证明，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债券的融资成本低于股票融资成本。因此，在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债券的年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的3—10倍。但是在我国，由于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发债的非财务成本，比如时间成本和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产生的风险成本。虽然政府对债券发行价格的管制，降低了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但由于非财务成本的大幅增加，使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与非财务成本之和大大高于股票融资的成本。这就使得大部分企业尽管对债券融资有内在的强烈需求，但是在过高的融资成本面前不得不退缩去寻求新的融资途径。

政府通过严格的行政审批，对发债申请企业实行严格的筛选，而其筛选的标准却是选择那些国有独资或具有市场垄断背景的特殊企业，从而实现了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目标，即降低了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资本的运用效率为代价的。企业债券市场的价格管制，使这些特殊企业获得了相当廉价的资本，从而造成对资本的过度需求。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具有“准政府”的信用背景，因此其自身并不存在硬性的信用约束压力。它们相信，即使出现企业信用危机，国家也会承担最后的还债责任。这两方面的原因必然导致资本的低效率运用，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政府对企业的发债资格实施严格的审批，而且被获准发债的企业事实上也都具有“准政府”的特殊性质，这也就向投资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投资于这些企业债券是没有违约风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政府对企业发债资格的审批，其实是承担了对债券的隐性担保责任，企业如果出现违约行为，投资者必然认为是政府的审批环节出现问题，因此必须由政府承担还债义务。在实践当中，政府也确实没有让投资者失望过，许多发债企业无法到期归还的债息，最后都由政府承担了下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本该由投资者承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责任却被审批制下的政府取代了，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信息需求不足，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能力低下，对证券市场缺乏风险意识。由此，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畸形依赖的恶性循环，投资者越是不成熟，政府迫于追求社会稳定的压力就越是要出面保护，政府越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投资者，投资者就越是成熟不起来。投资者群体的不成熟必然导致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当前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

由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行为扭曲，直接导致对信用评级信息的市场需求不足，严重限制了信用评级机构的健康发展。一个行业的发展必须有持久广泛的需求者作为支撑，而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信用信息产品的提供者，其真正的需求者是投资者，而不是发债企业。如果一个行业不服务于它的真正需求群体，那么它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而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作为信用信息产品供给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只能服务于发债企业，而不可能以它的真正需求群体即投资者为服务对象。因为，通过行政审批的发债企业，获取信用评级机构的债券信用评级仅仅是为了履行债券发行的法律程序而已，这样的信用评级信息对投资者到底有多大价值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投资者也不会根据信用评级信息去判断某一企业债券的潜在市场风险。更何况，政府还对债券的发行价格实施管制，信用评级信息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债券的定价。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本应服务于投资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却转变为以服务于发债企业为导向，从而造成本应作为第三方监督者而存在的信用评级机构，现在却完全成为发债企业的附庸，其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职能根本无法得到发挥。政府约束制度扭曲了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运行机制，使信用评级机构不可能在债券市场中内生地成长起来，从而导致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三、企业债券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

在企业债券市场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中，本文假设市场机制内生地存在与政府约束制度相同的目标，即最大化地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之所以作如此假设，是因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债券市场存在的前提，如果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导致企业债券市场的萎缩乃至最终消失，而这一结果就使研究失去了意义。但是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政府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约束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作为保证契约执行的仲裁者。在此种情况下，对发债主体的行为约束就不是由单一的市场主体来完成，而是由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三者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来实现。市场约束制度本身所构成的激励与约束环境，将使博弈参与人选择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下的最优策略行为。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对发债企业的资格审批将不复存在，而这一企业筛选过程将由市场各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来完成。企业能否进入债券市场，能不能按照既定价格顺利地发行债券，完全是由投资者根据所披露的信息判断之后的购买行为决定。市场化的筛选机制对试图发行债券的企业不会构成不合理的人为歧视，而是以企业所能提供的市场收益和风险为标准，所有的企业都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在这种筛选机制下，进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由于没有了“准政府”性质的信用担保，也就必然面临更多的信用约束。因为低效率的资本运行只会增加其破产清算的风险，硬预算约束机制可以有效激励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这也是企业能够持续经营的必然选择。

市场约束制度不仅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证券市场融资结构。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债券的发行价格是由市场根据企业的信用状况决定的，因此，企业只是根据不同融资方式的财务成本差异来选择债券融资还是股票融资，或者是其他可选择的融资方式。也就是说，企业所面对的融资成本一般都是显性的，很少存在由于不确定性的人为因素所引起的隐含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融资市场都不可能过度膨胀，金融市场内在的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单一市场泡沫的产生。证券市场的融资结构由市场自身的规律决定，而不是由某种人为的主观意志决定，这样的市场结果必然是遵循效率原则的。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必须自己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责任，从而有利于促进成熟投资者和成熟证券市场的形成。分析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任何债券市场都必然存在投资风险，并不是没有违约存在的企业债券市场才是健康的市场，重要的是风险和收益的最终承担主体是谁。在政府约束制度下，政府实质上承担了最终的市场风险，因此，投资者只能获得低风险收益。而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不再承担市场的筛选责任，债券价格也由市场来决定，这时的投资者就必须自己承担债券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获得与风险相对应的收益。在此种情况下，投资者在进行企业债券投资时，就必然时刻关注企业的动态信用评级信息，搜集、分析并鉴别不断变化的有关企业的各种相关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样一个理性的投资决策过程，不仅可以让投资者深刻认识债券市场的风险属性，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而且还可以不断提高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能力，促进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趋于成熟，进而促进整个证券市场走向成熟。

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信用评级机构，必然是以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的，并由此能够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步获得内生性成长。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过程中，评级机构将深知市场信誉对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评级机构只有向投资者提供独立、客观、准确的信用评级信息，才可以在投资者群体当中不断积累信誉资本，获得更多投资者的信任，进而增加对其信用信息产品的需求。而如果只是一味地满足发债企业的筹资要求，那么，在市场重复博弈过程中就可能根本无法生存。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必然会形成这样的逻辑，即发债企业只有选择拥有雄厚信誉资本，得到投资者认可的评级机构，才有可能顺利进入债券市场，而这本身就构成对发债企业强有力的约束。虽然，这种约束机制完全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但是，这样的约束机制会促使信用评级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用评级信息，而且投资者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信用信息产品，从而促使信用评级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和成熟。

四、结论

尽管企业债券市场在我国的出现早于股票市场，而且发行企业债券的优势也相当明显，但企业债券在我国的发展却并不顺利，其根源就在于政府约束制度的长期存在。政府约束性制度造成了国家信用的过度倾斜，除了国债之外，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企业债券、重点建设债券、国家建设债券等均直接或间接地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国家信用过度倾斜的信用制度，使风险收益机制下的市场约束乏力，从而给债券市场的参与主体带来一系列的行为扭曲。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性制度安排，已经严重破坏了该市场的内在属性，致使其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使企业债券市场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为了消除政府约束制度缺陷给证券市场发展带来的扭曲，向市场约束制度转变就成为一种必然。但是，市场约束制度也不是让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放任不管，因为在本事的分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前提：市场约束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债权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而这需要政府作为契约执行的仲裁者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在逐步取消企业债券政府约束措施的同时，国家还必须严格实施法律，切实保护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如果没有较完善的法制作为保障，市场约束制度将很难有效发挥作用，企业债券市场也很难有持久健康的发展。

约束制度范文篇7

普遍性伦理原则是指在法治社会中，一切法律规则必须对所有主体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深刻寓意乃在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就意味着普遍性原则在本质上就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认可的概念，但是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普遍性原则这样一个概念则更多是体现在个人伦理的问题上，具体到立法的过程中就是理想治国，即认为国家是一个完美的实体，它以最理想的状态来为其每一个公民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而公民也以最理想的状态来面对国家。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社会法治以及立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给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和概念来对这一问题给出具体而翔实的说明，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本质上的解释和说明来对我们所希望解释的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的立法普遍性伦理制约进行一个透彻的认识。

（一）真理判断性

对于真理判断性，至少在立法过程之中，我们是对其存批判性态度的，这就要从真理判断性的内涵和本质说起。真理判断性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说教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真善美”等价值取向，也就是政治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寄希望于人们自身的认识和思想境界，这在立法过程中是不现实的，主要是因为两个明显的缺陷使得这一概念难以发挥出我们所希望其发挥出的功能：一是这一概念中没有涉及任何整体社会成员之间财产分配的逻辑关系以及其相应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概念中同样没有涉及任何在立法过程中都必然需要深入涉及到的公平公正性质，而这一点对于立法而言，基本上是致命的。这样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就很容易暴露并导致更为严重的立法障碍，下文中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还将继续展开讨论。

（二）契约主义

契约主义所表现的和真理判断性则刚好呈对立状态，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理解，也就是认为契约主义就是人们自由的选择约束，在现实立法过程中则表现为人们通过自由的讨论和协商来共同制定出一套大家都愿意自行遵守的规则来，本质上就是为了自由而约束。从这样一种本质上的揭示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契约注意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限制所带来的自由和利益是远大于其所剥夺的自由的，且由于本身就建立在公平民主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概念是符合普遍性原则的，在立法过程中同样适用，这是因为，在这样两个过程中的一致性的达成都是由自由的选择实现的。下文中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问题的阐述来表达一个贯穿全文的观点：从地方主义保护政策法规来看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进行制约的最合理方式就是普遍性原则的渗透和应用。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制约主要包括两点，即平等性和地方与中央、个体与大众的关系两方面。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政权的地方机构及其成员，以违背中央的政策法规的方式去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权力、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的倾向，是一种以地方利益为本位的社会现象。这样一种现象在我们国家相当普遍，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最初在进行建设时因为其自身的发展特色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状的存在，但是随着经济、技术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样一种状态和模式都已经不适宜于现代中国的正常发展，我们必须要找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对这一问题予以解决。在我国很多地区、部门所制定的各项带有浓厚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法规都严重违背了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原则，造成地区间或部门间的巨大差异。这种现象缺失道德伦理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不利影响，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则不利影响更为严重，既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动摇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性和号召力，更进一步的说，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状况结合考虑就会发现，长期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对普遍性伦理原则中平等性的违背体现在多个方面，尤其是发展到现在，社会本身就有往城市里涌的趋势，遮掩一种大的趋势下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就体现的更为明显和坚决，基本上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中都会有所体现，在这里我们仅就户籍问题进行简单的说明。所谓户籍歧视，主要指一些大城市针对外地人员所采取的一些不公平政策和待遇，经常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某些行业和工作岗位限制聘用外地人；二是同工不同酬；三是某些企事业单位不对外地员工提供社保和其他福利。这样一种现实状况所导致的现实问题极多，我们在这里只对最极端的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就在国家快速发展的这几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勤恳恳的奋斗了一辈子也没能给自己在城市挣得一席之地的大有人在，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现实状况给其他人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和理想消磨是非常之明显和严重的，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对户口的严格限制对其他地区的不平等显而易见。与此基本上有着相同本质的还有高考，高考时考试与录取的巨大差异使很多外地考生哪怕学习成绩很好、能力很优秀也很难得到这些地区一般学生所能获得的教育；外地人在这些地方买车买房都被禁止或严格限制等。这些无不是大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款昭示了我们在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的创制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准则，我们的各项政治制度应与宪法保持一致而不能违背。

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的强调和注意，在我们国家宪法的制定中就明确的提出过，任何一种法律与宪法发生冲突时就必须以宪法为准，但在现实中却完全相反，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户籍歧视等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严重违背了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原则，这一现象是形式上的权利与机会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们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都是不利的。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地方为了自救，纷纷出台政策，鼓励购买本省市产品，保护地方企业。杭州规定，“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在指定直销点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4类本地产品可按面值享受18%优惠，其中由财政补贴企业13%”。北方汽车重镇长春市出台鼓励购买本地产品的规定，“鼓励政府采购及各县(市)、区、开发区在购车和报废更新车辆时，按规定的标准首选一汽集团产品。对新购一汽集团产品并在长春市内落籍的用户，免收新购汽车检验费、验证费。鼓励企业新购、更新设备时，优先选购地方产品。”

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

地方与中央、个体与大众的关系应是地方利益服从中央利益，个体利益服从大众利益，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常常从本地区本部门的一己私利出发进行立法，对地区间人员、钱财、物品的相互流通造成严重阻碍，侵害了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权，破坏了市场的统一，也使得市场不能合理进行资源配置，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与市场经济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的特点背道而驰。从这些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中我们可以看出，违背普遍性伦理原则的现象依然泛滥并对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制约还有待完善和加强。在立法过程中，要切实保障立法的普遍性伦理原则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解决：

（一）立法制度

按照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享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地方立法权事实上又为地方政府各个部门所掌握。导致立法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参与不够，上级立法监督滞后与软弱，立法容易掺杂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利益要求，地方利益对立法内容会产生负面影响，使法律不仅未能成为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反而在某些方面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违背了普遍性伦理原则。①因此在立法制度方面应完善地方立法权的制约机制，增加立法的透明度、公众参与度与科学性，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的角度创制政策法规。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是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的，而且根据其性质和内容应该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的，现实中却并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下文中所讨论的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下的执行问题。

（二）监督制度

在实践中，必须要有有效的制约监督机构。而我国的制度和程序建设依然不够完善，各级人大或政府在立法或订立政策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为地方保护主义这种非正式规则的生长和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只有建立与完善不受地方政府随意干涉的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管理体制，这样才能保证制定行政法规及某些部门法时，普遍性原理真正得到体现，地方保护主义不会因无人监管而肆无忌惮。

（三）思想观念

约束制度范文篇8

一、军事采购监督机制的现状

目前我军军事采购监督已经初步形成了机构设置上的相互制约机制。其特点是：

1.业务主管的多级性。就全军而言，军事采购工作的业务管理已经建立了总部、军区级单位和部队三级管理体制。军事采购的第一级主管部门是总后勤部的物资油料部和基建营房部，分别负责全军物资采购和工程采购的业务管理，分别汇总、报批物资综合采购机构集中采购计划和工程采购计划，审定采购方式等。第二级主管部门是军兵种后勤部、军区联勤部物资油料部和工程管理部门。分别负责本系统、本区物资和工程采购的业务管理。第三级主管部门是军级以下部队和相当等级单位的物资和工程采购管理部门。军以下部队的采购，按照逐级负责、集中需要、集中采购、集中支付的原则，由各大单位结合实际做出具体规定。

2.采购经费管理的独立性。事业部门（即提出采购需求的部门）只负责编制采购预算和采购需求计划，审核招标文件和合同草案，指导采购机构做好本部门招标等工作。而对采购从预算的“源头”上到结算的“末端”上的全程的财务监督，对招标文件和合同草案的有关经费条款的审查，以及采购资金支付和结算的办理统一由各级后勤（联勤）财务部门负责，基本上实现了采购中的业务管理和财务监督的分头负责。

3.审计监督的全程性。军队各单位和各部门组织采购活动，必须依法接受军队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审计监督贯穿于采购活动的各个环节。

二、军事采购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上述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军队内部层级管理体制的体现，是依据职能分工进行机构分置的一种硬性的架构安排。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制度监督不健全。制度监督就是一种软约束。法律是首要的制度。最近几年尽管军队出台了一些军事采购的规章制度，然而到目前为止，军事采购的基本法律——《军事采购法》还未出台。现有的制度约束仅仅是在总部出台的一些军事规章的层面上。由于法律层次不高，立法技术存在问题，所以很难对军事采购活动产生较好的制度约束和监督作用。

2.采购活动的内部监督不力。一是内部监督没有独立性。实践中，内部监督主体隶属采购部门或“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内部监督失去了独立性。二是采购程序的不规范，导致制度性监督不到位。在采购的具体实施中，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执行不严，有的单位计划性差，往往以部门预算代替采购计划，先采购后立项，无预算采购和超预算采购现象比较多见。

3.军外监督缺位。无论是财务管理部门还是审计监督部门均是军事机构，他们作为采购的监督主体与军事采购部门同属军方。在采购活动中，相对于供应商，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因此军队监督部门在进行（主动）监督执法时，很难真正的体现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这种对立以及对待被监督的采购双方当事人的超脱与公正。

4.缺乏对供应商的救济机制。目前政府采购活动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质疑和投诉的救济机制。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在附则里专门做了“军事采购法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的规定，因此，这些救济的规定对军事采购活动并不适用。另外，尽管军队招标采购过程中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可以根据《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分别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并受理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诉。但这些监督主管部门都是国家行政机关。实践中国家行政机关对军队招标采购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且多是事前的审批管理，因此非工程的招标采购的供应商就成了行政救济的盲区，而且工程采购过程中的监督执法也很难奏效。更何况《意见》根本不涉及非招标方式采购的监督执法。

三、完善军事采购监督机制的思考

1.建立供应商的救济制度。借鉴政府采购法的立法模式，可以考虑尽快加紧制定《军事采购法》，在《军事采购法》这一层次立法中专设质疑与投诉、监督检查这两章。目前，在军事采购中建立质疑和投诉这种救济机制，困难主要集中在向谁投诉的问题上。参照《政府采购法》，要使投诉能够得到公正、及时的处理，投诉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受理投诉的主体应有法律赋予的监督执法权；二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对投诉的事项进行最终的救济，即如果受理投诉的主体怠于履行职责或错误履行职责还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然而目前军事采购的监督主体尽管有军事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督执法权，但是由于这些军事监督主体不是行政法所指的行政主体，因此当他们不作为或为而不恰当时，供应商不可能再通过行政诉讼这种最终的司法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军队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武装团体，其有不同于国家行政机关的自身的结构特征和军事审判体制，鉴于此，可以考虑将军事采购领域中与军事行政救济纠纷有关的军事行政诉讼纳入军事法院审判受案范围。目前最高法院已就军事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作了批复，肯定了军事法院对军内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因此，将军事采购的监督主管部门受理投诉但不作为或为而不恰当而引起的纠纷归入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纳入军事审判的管辖，既有必要也是可能的。

2.强化内部监督的制度约束，建立外部监督机构。监督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军事采购内部监督的机构设置如前所述形式上已基本建立，其完善应着重在制度层面。具体包括:(1)确立采购结果的连带责任制。(2)确立采购结果公示制度。(3)确立采购人员岗位定期轮换制度。(4)明确并落实各项规则，即对采购机构各部门的岗位设置和操作流程，采购业务人员的资质要求，集中采购、分散采购和追加采购的基本工作程序，采购监督检查等做出明确规定并加强末端的执行力和责任意识。(5)采购部门应重视供应商提出的异议和申诉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约束制度范文篇9

[论文摘要]从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特点及现实证券市场的制度环境看，现阶段我国推出的开敲式基金应做以下三方面的翻度剖新：融资制度创新、金融衍生品创新和基金评级体系的创新。

随着2000年l0月《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颁布．有荚开放式基金的话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荚注．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无疑是我国证券市场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又一重大举措，但在众人一片叫好之中，我们仍应保持一份持尊，仔细分析开放式基金的正常运作需要哪些制度环境，我国现阶段的证券市场是否具备开放式基金正常运作的制度条件．为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我们还要做哪些制度刨新，这些都是在开放式基金推出之前必须处理好的现实问愿。

一、开放式基金的特点夏其潜在运作风险

对比封闭式基金而言，开放式基金的最明显特点在于基金单位无发行限额规定，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水平高．经营业绩好，则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就舍不断增强．基金规模也就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增长．基金管理公司可收取更多的管理壹．基金持有人也可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实现双方的共赢．也正缘于此．开放式基金的推出能较好地发挥储蓄——投赘的转化功能，比较好地解决证券市场资金供给方面的问愿但另一方面，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差．投资运作时不以基金持有人利益量大化为原则，甚至损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剐其在广大投资者问就会丧失赣以生存的基础——信誉，其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就可能面临被不断赎回、清盘的危险．

正是出于开放式基金具有可随时挂基金持有人购买和赎回的特点，使得开放式基金的运作风险要远大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量主要的风险其过于随时要应付基金持有人赎回要求的流动性风险。我国股市经过效十年的发展．上市公司巳经超过1100家，通市懂占GDP的比重也达蓟5O左右，但我国股市仍是一个新市场．投机性矗，指散被动幅度太是其主要特征．当遇到突发性事件或调控政策出台时，指散大跌，开放式基金所投资的股票也注定难进厄运．在大多效投资者抛售狂潮的冲击下．开鼓式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也势必下降．而基金持有人为了避免所持有的基金单位进一步眨值，也势必要求尽早尽可能高价地赎回基金单位，如果基金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流动性资产不足以满足偿付基金持有人赎回需求、而又无其他融资逢径可供选择的话，势必撼售手中段票来满足偿付需求，这样注定会进一步加剧指效的下跌．进而又进一步加尉投资者的恐慌情鳍，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更有甚者不捧腺有形成股灾、金融危机的可能．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均受到损害因此．在开放式基金推出之际，必须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环境进行客观分析，并相应的进行一些制度剖新来满足开放式基金的运作要求．

二、我国现阶段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约束

从理论上而言．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是与开放程度较高、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强的证券市场系在一起的，证券市场的规模太小、品种单调，而且质量低劣(映乏投资价值)．其显然不适宜投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结合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环境，在现阶段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与投资基金有关的法律体系还未建立．投资基金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无明确规定。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制度设计的重要功能在于合理界定权利边界．只有权利界限清楚，责任才能明确、才能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减少外部效应。但目前，投资基金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还仅是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来加以界定．并且该《暂行办法》主要是针对封闭式基金而言的，没有充分考虑开放式基金的具体特点，这样．权利和义务界定的不明确、规章制度的前瞻性不强．在实际运作中就会加大制度运行成本，造成额外的效率损失．不利于证券投资基金业的长期规范发展。

(二)我国现在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利于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首先从市场规模来看．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共有上市公司l100多家．流通市值两万多亿元封闭式基金规模BOO亿元左右，在这种状况下就已经出现基金大规模交叉持股的现象．那么如果再推出总额为200—300亿元左右的开放式基金．在可供投资品种有限的情况下．开放式基金问不交叉持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基金大规模的交叉持股势必降低所持股票的流动性．在开放式基金遇到基金持有人大规模赎回基金单位时，很易产生流动性危机。其次从市场结构而言。目前我国的投资基金仅能投资于A股和国债．投资品种有限从美国和香港的情况来看．投资品种非常多．有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市政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并且其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对比之下．使得事实上我们管理的基金面对的是单一市场风险．如果国内沪、深指数大幅爆趺．势必给开放式基金带来相当大的运作压力(三)有关金融制度设计，主要是融资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不利于开放式基金发展的规定。由于开放式基金随时面粘着基金单位的赎回要求．在出现巨额赎回、基金资产又难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变现的话，就会对jl缶时性流动资金产生一定的需求。对此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由托管银行向基金提供短期信贷．该种信贷属于“过桥贷款”的性质．主要是为了给基金一个调整资产结构的机会。但目前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却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资金拆借业务l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从事基金投资。这些规定的本意是限制基金进行信用交易和超出自身的能力进行投资．主要是针对封闭式基金而言的．但对于在开放式基金的情况下．上述规定却存在较大的限制。

(四)金融衍生品方面缺乏开放式基金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交易工具。开放式基金的发展特别需要有做空机制．而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仅有做多机制。任何一个投资者想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必须由最初买人股票开始l而实现最终盈利．也只能由卖出股票结束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属于新兴市场的特点，使得事实上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很大的．这样?开放式基金虽能通过投资组合来肪范个股间的非系统性风险．但仍要承担较高的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交易的缺乏可以说是开放式基金正常运作的一大瓶颈。

(五)缺乏合理的基金评级体系和权威的基金评级机掏。目前三大报是以基金净值来对基金运作能力进行排名的，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就会诱使基金管理人采取片面提升净值的捷径——对个股进行控盘式操作来提升所管理基金的单位净值．而不是在风险和收益的结合中，寻找最佳平衡点。运作开放式基金如果沿用旧的封闭式基金的思路，势必引起开放式基金所持有股票的流动性大为降低，易引发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危机。况且，在基金发起设立时，其投资目标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有明确规定的，有的是成长型基金．有的是优化指数型基金．不同投资目标的基金其运作思路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如果单一用净值作为评价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水平的硬性指标的话．明显带有不合理性，也易引发基金管理公司间的恶性竞争。另外．从基金评估机构而言．美国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与基金评圾机构的配套发展也密不可分．当前美国基金评级机构与股票评级机构、债券评级机构一起成为资本市场信用评级的三大支拄．并以严格、客观、公正保持投资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我国目前却缺乏此类公正独立的基金评级机构

三、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创新工作

(一)在融资制度创新方而．可考虑在即将出台的《投资基金法》中允许托管银行向基金提供短期信贷。这是现实制度环境下的最优选择。同时，为肪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信用贷款投资．可考虑对借款的用途和比例进行限制。如规定基金借贷的最高限额为基金净资产的，并且仅限于用于支付赎回申请的要求。由托管银行对基金提供信贷支持。主要考虑到基金资产规模的大小和托管银行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基金的稳定经营对基金托管人也是有利的．并且托管银行对基金资产状况最为了解．可以有效地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保证借贷资金按规定用逢使用。

约束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开放式基金制度约柬融资制度创新

随着2000年l0月《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颁布．有荚开放式基金的话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荚注．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无疑是我国证券市场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又一重大举措，但在众人一片叫好之中，我们仍应保持一份持尊，仔细分析开放式基金的正常运作需要哪些制度环境，我国现阶段的证券市场是否具备开放式基金正常运作的制度条件．为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我们还要做哪些制度刨新，这些都是在开放式基金推出之前必须处理好的现实问愿。

一、开放式基金的特点夏其潜在运作风险

对比封闭式基金而言，开放式基金的最明显特点在于基金单位无发行限额规定，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水平高．经营业绩好，则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就舍不断增强．基金规模也就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增长．基金管理公司可收取更多的管理壹．基金持有人也可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实现双方的共赢．也正缘于此．开放式基金的推出能较好地发挥储蓄——投赘的转化功能，比较好地解决证券市场资金供给方面的问愿但另一方面，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差．投资运作时不以基金持有人利益量大化为原则，甚至损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剐其在广大投资者问就会丧失赣以生存的基础——信誉，其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就可能面临被不断赎回、清盘的危险．

正是出于开放式基金具有可随时挂基金持有人购买和赎回的特点，使得开放式基金的运作风险要远大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量主要的风险其过于随时要应付基金持有人赎回要求的流动性风险。我国股市经过效十年的发展．上市公司巳经超过1100家，通市懂占GDP的比重也达蓟5O左右，但我国股市仍是一个新市场．投机性矗，指散被动幅度太是其主要特征．当遇到突发性事件或调控政策出台时，指散大跌，开放式基金所投资的股票也注定难进厄运．在大多效投资者抛售狂潮的冲击下．开鼓式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也势必下降．而基金持有人为了避免所持有的基金单位进一步眨值，也势必要求尽早尽可能高价地赎回基金单位，如果基金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流动性资产不足以满足偿付基金持有人赎回需求、而又无其他融资逢径可供选择的话，势必撼售手中段票来满足偿付需求，这样注定会进一步加剧指效的下跌．进而又进一步加尉投资者的恐慌情鳍，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更有甚者不捧腺有形成股灾、金融危机的可能．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均受到损害因此．在开放式基金推出之际，必须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环境进行客观分析，并相应的进行一些制度剖新来满足开放式基金的运作要求．

二、我国现阶段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约束

从理论上而言．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是与开放程度较高、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强的证券市场系在一起的，证券市场的规模太小、品种单调，而且质量低劣(映乏投资价值)．其显然不适宜投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结合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环境，在现阶段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与投资基金有关的法律体系还未建立．投资基金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无明确规定。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制度设计的重要功能在于合理界定权利边界．只有权利界限清楚，责任才能明确、才能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减少外部效应。但目前，投资基金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还仅是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来加以界定．并且该《暂行办法》主要是针对封闭式基金而言的，没有充分考虑开放式基金的具体特点，这样．权利和义务界定的不明确、规章制度的前瞻性不强．在实际运作中就会加大制度运行成本，造成额外的效率损失．不利于证券投资基金业的长期规范发展。

(二)我国现在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利于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首先从市场规模来看．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共有上市公司l100多家．流通市值两万多亿元封闭式基金规模BOO亿元左右，在这种状况下就已经出现基金大规模交叉持股的现象．那么如果再推出总额为200—300亿元左右的开放式基金．在可供投资品种有限的情况下．开放式基金问不交叉持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基金大规模的交叉持股势必降低所持股票的流动性．在开放式基金遇到基金持有人大规模赎回基金单位时，很易产生流动性危机。其次从市场结构而言。目前我国的投资基金仅能投资于A股和国债．投资品种有限从美国和香港的情况来看．投资品种非常多．有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市政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并且其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对比之下．使得事实上我们管理的基金面对的是单一市场风险．如果国内沪、深指数大幅爆趺．势必给开放式基金带来相当大的运作压力

(三)有关金融制度设计，主要是融资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不利于开放式基金发展的规定。由于开放式基金随时面粘着基金单位的赎回要求．在出现巨额赎回、基金资产又难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变现的话，就会对jl缶时性流动资金产生一定的需求。对此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由托管银行向基金提供短期信贷．该种信贷属于“过桥贷款”的性质．主要是为了给基金一个调整资产结构的机会。但目前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却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资金拆借业务l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从事基金投资。这些规定的本意是限制基金进行信用交易和超出自身的能力进行投资．主要是针对封闭式基金而言的．但对于在开放式基金的情况下．上述规定却存在较大的限制。

(四)金融衍生品方面缺乏开放式基金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交易工具。开放式基金的发展特别需要有做空机制．而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仅有做多机制。任何一个投资者想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必须由最初买人股票开始l而实现最终盈利．也只能由卖出股票结束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属于新兴市场的特点，使得事实上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很大的．这样·开放式基金虽能通过投资组合来肪范个股间的非系统性风险．但仍要承担较高的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交易的缺乏可以说是开放式基金正常运作的一大瓶颈。

(五)缺乏合理的基金评级体系和权威的基金评级机掏。目前三大报是以基金净值来对基金运作能力进行排名的，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就会诱使基金管理人采取片面提升净值的捷径——对个股进行控盘式操作来提升所管理基金的单位净值．而不是在风险和收益的结合中，寻找最佳平衡点。运作开放式基金如果沿用旧的封闭式基金的思路，势必引起开放式基金所持有股票的流动性大为降低，易引发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危机。况且，在基金发起设立时，其投资目标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有明确规定的，有的是成长型基金．有的是优化指数型基金．不同投资目标的基金其运作思路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如果单一用净值作为评价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水平的硬性指标的话．明显带有不合理性，也易引发基金管理公司间的恶性竞争。另外．从基金评估机构而言．美国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与基金评圾机构的配套发展也密不可分．当前美国基金评级机构与股票评级机构、债券评级机构一起成为资本市场信用评级的三大支拄．并以严格、客观、公正保持投资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我国目前却缺乏此类公正独立的基金评级机构

三、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创新工作

(一)在融资制度创新方而．可考虑在即将出台的《投资基金法》中允许托管银行向基金提供短期信贷。这是现实制度环境下的最优选择。同时，为肪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信用贷款投资．可考虑对借款的用途和比例进行限制。如规定基金借贷的最高限额为基金净资产的，并且仅限于用于支付赎回申请的要求。由托管银行对基金提供信贷支持。主要考虑到基金资产规模的大小和托管银行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基金的稳定经营对基金托管人也是有利的．并且托管银行对基金资产状况最为了解．可以有效地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保证借贷资金按规定用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