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范文10篇

约束范文篇1

关键词：财政分权；软预算约束；成因；后果

一、财政分权

在财政分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职能划分的研究备受重视。美国经济学家夏普(Sharp)认为，不同级次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互相之间不能替代。从国家的经济职能来看，实现调控的职能要由中央政府来实施，社会福利分配的职能也应由中央政府来执行。而地方政府能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马斯格雷夫(Musgrave)则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所以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但是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美国学者埃克斯坦(Echesten)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因此，那些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另有一些公共产品虽然只惠及某一阶层或某些人，但因对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为了维护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应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财力。夏普(Sharp)、马斯格雷夫(Musgrave)、埃克斯坦(Echesten)等人的研究阐明了财政职能分配的基本框架。

二、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

长期以来，关于财政分权对预算约束的影响的研究在财政分权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大批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从财政分权对政府预算约束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怀尔德森(D.E.Wildasin)认为联邦的转移支付给大地方比给小地方可能会使预算约束更软一些。钱颖一和罗兰（Roland）也从竞争的角度认为，在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下，官员倾向于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者浪费公共消费支出。在联邦制下，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增加了地方政府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浪费公共支出的机会成本，财政支出总是低效率的地方不可能吸引流动资源流到该地区。因此，竞争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近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硬化，部分是因为地方政府花费其资源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进行竞争。而Bardhan则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足以解释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的硬化。因为地方政府很难忽视政治压力，所以政治压力将会促进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进行兜底。国内学者姚洋也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并未导致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硬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深了软预算约束问题。Fornasari，Webb和Zou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提出，地方税收收入与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在长期内会存在正相关关系，此时在中央政府控制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硬的。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腐败的角度研究了财政分权对软预算约束的影响。Hunther和Shah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财政分权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Arikan也用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Tanzi则认为财政分权与腐败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容易发生腐败行为，因为中央政府官员通常比地方政府官员理性，而且比地方政府官员有好的前途。

三、软预算约束的成因

科尔奈在讨论有关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存在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解释(科尔奈,1998)。其中外生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而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性现象起因于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讨论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其它学者用它进一步解释了短缺经济的形成、政府官员的监督、多个投资者及“联邦制”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等问题。a.外生性解释：经济理论所指的外生性是指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某一经济变量在一定的时期中不随模型内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科尔奈(1980)用父爱主义来概括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提出预算软约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认为“父爱主义是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而国家之所以会拯救即将破产的企业，是因为它不愿承担由于企业倒闭所带来的后果。

继科尔奈之后，不少学者采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这一类预算软约束的现象。Hillman等人(1987)从政府无法承受企业破产后引起的政治代价来分析，指出政府不能承受企业大批解雇工人所带来的政治代价非常昂贵是软预算约束形成的直接原因。Shleifer和Vishny(1994)、博尔考（Boycko，1996）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Goldfeld和Quandt(1988,1990)建立了一套预算软约束模型，利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等软预算约束问题，指出亏损企业所获补贴的多少取决于企业花费多少资源进行游说。斯卡福（Schaffer，1989）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第一次以模型的形式把软预算约束与动态承诺问题联系起来，从政府对企业作出承诺的可置信性程度论述了软约束的形成。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产生是因为有父爱主义倾向的政府不能够向企业作出可置信承诺(ACreditableCommitment)，即当企业破产时，它不会设法拯救。但斯卡福（Schaffer，1989）的模型相对显得简单，遗留下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除内在作用机理有待完善外，斯卡福（Schaffer）没有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或转型国家比市场经济国家更容易患上软预算约束综合症。而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于1995年发表的论文通过最简单的跨期(两期)模型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国学者林毅夫和谭国富(1999)试图从政府或国家的责任归属角度来解释社会主义和转轨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盛行的原因。他们认为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是为建立某种战略性的国有企业而设计的，而这类国有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中不具备自生能力。而且，转轨经济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政策性负担，因此企业亏损时，政府同样有责任给予补贴，预算软约束就这样继续存在下去。总之，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是一种外生性变量引起的经济后果。b.内生性解释：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探讨预算软约束成因问题时，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系统内部，从不同经济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探讨预算软约束发生的机制。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1990,1995)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在政治性等非经济因素之外，预算软约束的发生可能与经济因素相关，并把其归因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即对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的投资项目追加投资，其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由于信贷市场中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一方的逆向选择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运用于解释其他与软约束有关系的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成果。钱颖一(Qian，1994)从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的分析获得启发，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资短缺归因于时间非一致性产生的预算软约束，认为当银行无法对不赢利的项目实施取消追加贷款的行动时，预算软约束便产生了。黄海洲和许成钢(Huang&Xu，1998a)从投资者数量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多个投资者参与投资，有助于硬化项目的预算约束。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质上仅有一个投资者，所以形成预算软约束的可能性很大。钱颖一和罗兰（Roland，1998）构造了一个三层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国改革过程中财政分权与货币集权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的改革有利于加强对预算的约束程度，而金融的分权则会降低对预算的约束程度。此外，米切尔（2000）分析了银行中存在的消极性或软性现象，指出银行预期政府将事后干预并解救亏损银行是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原因之一。

四、软预算约束的后果

科尔奈（1980）把短缺现象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导致的最重要后果，钱颖一（1994）则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把短缺当作一种手段，通过有意识地制造经济中的短缺来减少坏项目再融资的收益，从而达到消除或缓解经济中广为存在的软预算约束现象。钱颖一在德瓦特里庞——马斯金（Dewatripont-Maskin）模型的基础上，用一个相似的模型解释了它的起因。考察一个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中央计划经济，假定消费者和厂商(生产需要)对某些商品都有需求，而卖方没有(或不能)将厂商、企业家与居民区分开来这样，将商品价格定在市场出清水平以下以造成短缺，是克服部分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手段：如果不能用借款买到所需商品，则项目上马对企业家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企业家一开始就不愿意让差项目上马。这意味着虽然消费者会因短缺而遭到损失，但软预算约束将会消失。黄海洲和许成钢(1999)在预算约束的制度框架内研究了金融危机的成因。他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当地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的软预算约束所造成的，这种软预算约束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更扭曲了市场信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银行间贷款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长期来看，软预算约束将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对于软预算约束的后果，钱颖一和许成钢（1998）还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下普遍缺乏创新的问题。他们认为市场能够在事后作到有效率地挑选项目，而中央计划经济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不能做到在事后对项目进行有效率地挑选。

参考文献

[1]杨灿明，赵福军.关于财政分权后果的理论述评[J].财贸经济，2004，(7)：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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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灿明，赵福军.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4)：3-11.

[4]方晓利，周业安.财政分权理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1，(3)：53-57.

约束范文篇2

1研究假设

1.1成本与企业R&D投资。（1）大股东控制与企业R&D投资集中股权结构的治理作用体现在激励和侵占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股权下的大股东控制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的经营行为，缓解其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企业R&D投资的实施[1]；另一方面，大股东控制增强了其谋取私利的能力，其优势地位为其进行资源转移和利益侵占提供了便利，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创新行为存在被挤出的可能[2]。因为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度较大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可以以较少的现金流控制企业，得到远多于研发投入所能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3]。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度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控制权显著体现出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增值效应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有关；侵占效应与两权分离度有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考虑两权分离度的影响下，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与企业的R&D投资呈倒“U”型关系。假设2：考虑现金流权的影响下，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的R&D投资呈倒“U”型关系。（2）高管参与治理的企业R&D投资现代企业经营机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便利。相关激励理论的研究认为高管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减少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成本[4]，高管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企业的R&D投资。Jensen和Meckling[5]从另一个角度的研究认为，企业的R&D投资随高管持股比例的降低而减少。但是随着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增强，原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逐渐转变为两权合一，高管的地位逐渐由管理层转变为企业的所有者，其持股比例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将类同大股东控制与企业R&D投资的研究结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大股东控制下，高管激励与企业的R&D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3）股权制衡模式下企业的R&D投资股权制衡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与联盟集体的现金流权有关：一方面，联盟的形成为其他股东监督控股股东提供了动力，控股股东需要承担比非制衡模式下更高的侵占成本，因而挤占R&D投资的行为就会减弱；另一方面，当联盟集体形成相对控制时，较低的现金流权为联盟成员形成合谋、谋取私利、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条件，企业的R&D资金存在被挤占的可能[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4：制衡模式下，股权制衡与企业的R&D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2融资约束与企业的R&D投资。企业的R&D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供应，充沛的内部现金流会促使企业加大R&D投资强度。但很多企业由于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内部资金无法满足R&D投资需求，因而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支持。但是，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内外部融资难以完全替代。债务融资中，债权人会在借款合同中严格规定资金的安全使用条例，包括限制企业将资金投放到风险性极高的R&D投资活动中，企业以债务融资的方式难以筹集足额的研发资金[7]，融资约束越严重，企业的R&D支出越低[8]。同时，研发投资项目成功的高度不确定性，难以对R&D投资项目进行估价，抵押融资难以进行。相对而言，股权融资是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9]。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5：企业内部现金流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不利影响。假设6：债务融资不利于企业的R&D投资。假设7：股权融资有利于企业的R&D投资。

2研究设计

2.1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企业的R&D投资是关系和融资约束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应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10]检验两者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RDi=x' i×δ+εi，εi=νi+wi-ui（1）其中，RDi为企业实际的R&D投入，x'i×δ为最优R&D投入水平，εi为复合残差，由νi、 wi和ui三部分组成，满足εi=νi+wi-ui，νi为R&D投入最优时，随机扰动的作用，假定其服从正态分布，即νii.i.d.N(0σ)2ν。 wi为关系下R&D投入与最优R&D投入的偏离程度，用于测度过度R&D投资，设定wi³0；ui为融资约束下R&D投入与最优R&D投入的偏离程度，用于测度R&D投资不足，ui³0，假定 wi和ui均服从指数分布，即wii.i.d.Exp(σ)wσ2w，uii.i.d.Exp(σ)uσ2u。νi、 wi和ui相互独立，且与xi不相关。εi的分布密度函数为：f(ε)i=exp(a)iσu+σwΦ(c)i+exp(b)iσu+σw-di¥φ(z)dz=exp(a)iσu+σwΦ(c)i+exp(b)iσu+σwφ(d)i（2）其中，Φ(×)和φ(×)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参数设定为：ai=σ2v2σ2u+εiσu，bi=σ2v2σ2w-εiσw，ci=-εiσv-σvσu，di=εiσv-σvσw样本观测值的极大似然估计函数为：lnL(x)iθ=-nln(σ)u-σw+åi=1nln[exp(a)]iΦ(c)i+exp(b)iΦ(d)i（3）其中，θ=[δ，σ]vσuσw′，参数的估计值可通过最大化上述对数似然函数得到。每家企业的成本和融资约束对R&D投入影响的大小，可通过对ui和wi做点估计得到，具体ui和wi的条件分布为：f(u)i|εi=λexp(-λu)iΦæèçöø÷uiσv+diΦ(d)i+exp(a)i-biΦ(c)i（4）f(w)i|εi=λexp(-λw)iΦæèçöø÷wiσv+ciexp(b)i-ai[Φ(d)]i+exp(a)i-biΦ(c)i（5）其中，λ=1σu+1σw。由式（4）和式（5）可推导出ui和wi的条件期望为：E(u)i|εi=1λ+exp(a)i-biσv[φ(-c)]i+ciΦ(c)iΦ(d)i+exp(a)i-biΦ(c)i（6）E(w)i|εi=1λ+σv[φ(-d)]i+diΦ(d)iΦ(d)i+exp(a)i-biΦ(c)i（7）式（6）和式（7）是用来估计企业的实际R&D投入与最优R&D投入水平之间的绝对偏离程度。将绝对偏离程度进行相对化处理，即可获得因融资约束和成本的影响，实际R&D投资低于（或高于）最优R&D投资水平的相对偏离程度。此时，需要将 wi和ui的点估计用1-e-u和1-e-w替代表达，具体如下：Eæèöø1-e-ui|εi=1-λ1+λéëêêùûúúΦ(d)i+exp(a)i-biexpæèçöø÷σ2v2-σvciΦ(c)i-σvΦ(d)i+exp(a)i-biΦ(c)i（8）Eæèöø1-e-wi|εi=1-λ1+λéëêêùûúúΦ(c)i+exp(b)i-aiexpæèçöø÷σ2v2-σvdiΦ(d)i-σvexp(b)i-ai[Φ(d)]i+exp(a)i-biΦ(c)i（9）式（6）和式（7）可作为融资约束指标和成本指标的替代变量；式（8）和式（9）即为融资约束和成本的相对大小。那么，企业R&D投资净效果为：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构建企业R&D投资的双边随机边界模型：RDit=β0+β1´Constraintit-1+β2´Agentit-1+β3´Controlit-1+νit+wit-μit（11）其中，Constraint描述的是融资约束类指标，Agent描述的是成本类指标，Control描述控制类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vit是R&D最优时的扰动项，uit和wit是指实际R&D投资因融资约束和成本偏离最优水平的程度。具体设定如下：σu=exp(δ)u和σw=exp(δ)w其中：δu=α0+α1Debtfinanceit-1+α2Equityfinanceit-1+α3Opcashit-1+α4cashit-1δw=β0+β1Ownershipit-1+β2Deviateit-1+β3Equitybalance+β4Mshareit-12.2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07—2015年窗口期内有R&D数据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针对如下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②剔除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③剔除被ST、PT的上市公司；④为了满足滞后一期计算的需求，剔除了时间上未连续两年及以上的观测值；⑤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00%的观测值；⑥剔除数据缺少的观察值。最终所得6961个样本观察值。研究数据来源于WIND和CSMAR数据库。

3实证分析

约束范文篇3

1.1模型的假设

博弈参与人包括银行和申请贷款的企业，由于我们假定双方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博弈，故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申请贷款的企业有两种类型：“诚实守信”的企业和“做假骗贷”的企业。“诚实守信”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能够按期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做假骗贷”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欺骗银行投资失败，试图骗取贷款。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资金为K+L，其中，K为企业的权益资金，L为企业的债务资金，为突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贷款分析，我们假设企业的债务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并假设企业的贷款成本为IL，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银行的贷款成本为UL。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收益为A（K+L）。A（K+L）>K+［1+r（T）］L，企业应按时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1+r（T）］L；失败时，银企双方收益均为零，因此当企业投资成功时存在道德风险。银行向“诚实守信”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1+r（T）］L，银行向“做假骗贷”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将无法收回本金和利息。

我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不知道企业究竟属于哪一类，银行只知道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平均成功率为P。“做假骗贷”的企业通过做假欺骗银行投资失败，欺骗成本为WL；“诚实守信”的企业则向银行提供真实的类型。银行核查的成本是VL，贷后“核查”的效率是100％，即贷后“核查”可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类型。若银行核查到企业在做假骗贷，企业必须承担事发后的惩罚成本R，R同时是银行的收益，［1+r（T）］L1.2银行与企业双方的收益分析

而我们知道，当企业成功时，企业方为：{［1+r（T）］-VL-UL，A（K+L）-［1+r（T）］L-IL}；我们则从表2可以看出，在企业欺骗银行的情况下，如果银行采取“核查”策略，那么银行的得益为P（R-VL）-（1-P）VL-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R-WL］-IL。如果银行采取“不查”策略，银行的得益为-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WL］-IL。

1.3银行与企业的进化博弈分析

假设X为银行对企业申请的贷款项目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那么“不查”的比例是1-X，Y为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那么1-Y为采取“诚实”策略的企业比例。这样银行位置的“核查”、“不查”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11，μ12，则通过计算的出整个银行群体的平均得益M为：

M=Xμ11-（1-X）μ12，（1）

企业位置的“欺骗”、“诚实”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21，μ22，整个企业群体的平均得益为：

N=Yμ21-（1-Y）μ22，（2）

而d（X/t）=X［μ21-M］，（3）

我们再把（1）和μ11带入（3）中则推出：

d（X/t）=X（1-X）（μ11-μ12）=X（1-X）［YP（R-VL）-（1-P）UL］；（4）

同理可以得到企业群中，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Y的基因复制动态方程为：

d（X/t）=Y（1-Y）（μ21-μ22）=Y（1-Y）［P（1+r（T）L-WL-XR］；（5）

我们联系以上5组方程式能得出，当企业群体中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为（1-P）VL/P（R-VL）时，银行采取“核查”、“不查”两类策略是无差异的。当Y≠（1-P）VL/P（R-VL），X=0或者1，d（X/t）=0，则将X=0或者1列为定点。如果Y<（1-P）VL/P（R-VL），μ11-M<0。选择“核查”策略的银行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X=0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因为在X=1的稳定状态中，一旦有银行一次采取“不查”策略，银行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查”的策略。而X=0对少量错误具有稳健性，即能“抵御”变异的入侵，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如果Y>（1-P）VL/P（R-VL），X=1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成功率P越大，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银行“核查”的动力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意味着银行为“核查”付出的代价小，银行自然也要加大“核查”力度。另外，从（4）还可知贷款成本UL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这可以从贷款成本对银行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UL虽然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但他会降低银行的收益，所以应当努力降低贷款成本。

同理我们可以推得：当X={［1+r（T）］L-WL}/R时，d（Y/t）=0对于所有的Y值都是稳定状态。当银行群体中对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为{［1+r（T）］L-WL}/R时，采取“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数是随机的。当X≠{［1+r（T）］L-WL}/R时，Y=0和Y=1是Y的两个稳定状态。如果X>{［1+r（T）］L-WL}/R时，μ21-N<0，选择“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Y=1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当银行的核查比例X（可以理解成企业对欺骗银行后受到惩罚的预测）的值超过时，企业的策略会发生偏离，如同发生生物进化一样，企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诚实守信”的策略，而不会因少量企业的行为偏差发生偏离，如果X<{［1+r（T）］L-WL}/R时，Y=0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这些影响因素从现实世界中也不难理解：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和“欺骗”的成本WL越大，意味着企业为“欺骗”付出的代价越大，自然“欺骗”的动力就小。贷款利率r越小，贷款期限T越短，企业偿还给银行的就越少，自己得到的就越多，所以企业的“欺骗”动力变小。同样，从基因复制动态方程（5）也可知贷款成本尼对企业“欺骗”的动力没有影响，这也可以从贷款成本IL对企业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IL虽然对企业的“欺骗”动力没有影响，但它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所以应当努力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

2银企贷款难问题的解决途径2.1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

日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中劣质企业相对较多，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劣质企业粉饰成优质企业的成本很低（远远小于其非投资收益），另外银行的甄别能力太差，从而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信贷约束；信贷历史较短或没有信贷历史的优质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的原因是，银行试图促使企业注重自己的借贷声誉。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主要是加快信息流动，减少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关键是要加快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2.2完善政府立法和信用制度

我国相关立法起步较晚且其内容多为指导性意见，较为笼统，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无法妥善解决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具体操作间题完备规范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司法程序是企业自觉守信的制度保障，优化法律环境，可以提高企业还款的意愿，降低银行核查的成本开支，直接驱动银企动态博弈过程向最优均衡解发展，呈现双赢局面，各有所获，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2.3推动适合中小企业的机制创新和担保创新

在贷款方式上，建立适应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特征的授信体系，增加基层行的贷款自主权和积极性。实行限时服务制度，中小企业贷款最多实行两级贷款审批制度。加快机构整合步伐，尽快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职部门，或者选择几家分支机构作为专司中小企业服务的特色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在银行内部应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经营和管理特点，重新构建区别于传统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制定中小企业客户信贷人员的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建立和完善信贷人员的评定、考核、激励和约束等制度，将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收入与其业务量、效益和贷款质量等综合指标挂钩；在担保方式上，要探索创新灵活的担保方式，如可采取合同质押担保、原材料及库存物资担保、由企业法人代表和主要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借以分散贷款风险。还可以进一步发挥社会担保体系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担保基金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但不管是哪类担保机构，都应按照市场化、股份制原则进行运作，不能把担保公司办成政府行为的担保公司，不能走政府指令、银行办事的老路。担保公司要独立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对担保公司加强监督管理，严禁超范围经营和变相经营金融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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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约束范文篇4

近年来,随着高校经费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校预算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预算编制方法来看,零基预算法正逐步替代“基数+因素”法,预算编制渐趋合理。从预算内容看,收入预算由重视拨款转向同时关注自筹收入。支出预算由宽打宽用变为精打细算,控制的目标更具体。从预算控制上看,各级财务活动由不重视预算到月、季、年对照预算分析执行进度等。但当前,许多高校也存在着约束软化现象,这是造成大学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一、预算约束软化及主体构成

20世纪70年代末,匈牙利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著作《短缺经济学》中首次提出“预算约束软化”(SoftBudgetConstraint,SBC)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匈牙利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其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及其绩效。科尔奈指出:由于总是受到财政补贴或政府追加投资、减税等其他形式的救助,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并不会被市场所淘汰,国企的经营者通常情况下也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从而严重削弱市场机制,造成对整个市场肌体的腐蚀。上述现象,科尔奈称之为“预算约束软化”。

预算通常存在两个主体:一个是预算约束体(budgetconstraintor-ganization),即当实际支出超过政府预算确定的支出数时,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支持就无法继续存续的组织;另一个是预算支持体(budgetsup-portingorganization),即当预算约束体入不敷出、出现赤字时,给予资金支持的机构和组织。

据我国审计署最近几年就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所展开的审计结果分析,预算约束软化并非国有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独有的现象,在我国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如高校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只要存在控制联系,组织之间都可能会有预算约束软化现象产生。

二、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现状

预算约束软化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而且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在我国,高等教育被视为准公共产品。高校在生产和提供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资源消耗,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即准公共产品成本。高校准公共产品成本,是指高校生产和提供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准公共产品所消耗的以货币表现的全部实有资源的总和。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成本其中一部分由国家承担,集团经济研究2007·7月中旬刊(总第236期)原则上说,高等学校不管负债多少,政府(国家)都不会容忍该校破产。另外,政府的拨款与学校上一年度的资金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挂钩的。如果一个学校精打细算有余额,则这个学校就有可能在下一年度中获得较少的拨款,而支出大于收入的学校可能反而会获得较多的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倾向于追求办学成本最大化,而不是最小化,造成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低。具体而言,高校预算的软化现象表现为:

第一;许多高校重视预算资金分配,而忽视预算资金管理,在资金的合理使用方面无法做出统筹安排,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偏离预算计划轨道的现象常有发生,导致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由于预算编制存在不科学、不实际等问题,单位将精力多用于凑预算,应付预算的调整和追加,而较少关注预算的执行情况,资金投向是否正确。资金使用效益如何,有无超预算支出等等问题得不到足够重视,为预算而预算。预算应有的作用被削弱,浪费现象屡见不鲜。

第二;预算管理财务措施不到位。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财务预算只有收支预算。同时部分高校由于财务措施的不到位,使预算内外资金不能完全融合,甚至人为地将预算外资金不纳入预算。虽然有些院校对自主办学增加创收有所认识,但由于受本位主义的影响,没能把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学校的预算之中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仍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遗漏、隐匿现象。尤其是个别下属学院、下属部门仍存在着截留创收项目收入、另立“小金库”、搞资金体外循环的违规行为,这就造成资金统筹安排程度低,不同部门的经费水平也存在调节不均,削弱了预算管理的完整性,整体性。

第三;在缺乏举债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突破预算约束,以举债方式应付增加的预算支出项目。忽视有关政府预算约束,举借债务缺乏调查论证,当债务导致其无以为继时,上级主管部门为维持其日常运转,只能提供资金支持,以专项补助、补贴等方式来消化这些历史包袱。

三、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原因

预算约束软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JanosKornal,EricMaskin和GerardRoland(2002)认为,预算约束体的生存动机是预算软约束的主要诱因。预算约束体的领导总是把自己的机构看得特别重要。而且,他们的职位不仅为其提供了物质条件,还带来特权、声望和权利。所以,多数机构的领导都会为本机构的生存而顽强努力。他们认为,预算支持体之所以愿意提供资金支持,可能出于以下原因:政治安定、温情主义驱使它援助预算约束体,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挽救发生财政危机的组织。另外,机构间的裙带关系、政治压力和贿赂等对预算支持体的不良影响软化了政府预算约束。就我国高校而言,预算软约束现象严重的原因或多或少与上述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笔者认为,高校预算软约束的主要原因有五方面:

第一;预算约束体管理意识薄弱。一部分高校在自主办学方面缺乏法人意识,对预算管理的宣传力度不够,没能把各方面的理财意识和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部分高校尚未意识到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预算管理体系,包括预算组织、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及考核具体办法的必要性。预算管理工作松散,预算编制粗糙,预算执行随意性大,随意追加支出或更改预算清单现象仍有存在。

第二;预算支持体父爱情结严重。科尔奈指出:国家或政府同高校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类比,父爱情结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最直接原因(Kornai,1980)。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和高校之间存在着长期隐含合约关系,即国家有责任维持高校的长期生存,而高校对国家则负有服从其指令的义务。这种隐含式合约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尔奈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即指令———服从的关系,而非平等合约关系。在这种隐性合约中,国家或政府作为合约方不能“退出”,也不能中止合约关系,从而对合约承担无限责任,面对一些高校不切实际的大幅扩张,办学效率极其低下,国家却只能以高额财政拨款为代价来维持这些低效高校的生存。另外,政府除了有经济目标之外还有非经济目标。当政府官员可以对高校进行有效控制时,高校的某些预算方面的管理和运行能力,就可能由于要适应政府的非经济性目的的需要(例如增加就业率和保持稳定等)而有所降低了。

第三;预算执行缺乏控制机制。一些高校的财务预算在实施过程中,约束力偏弱。预算制定后没有设定分层控制制度,预算管理责任也没能做到层层落实,,因此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支出很少受到预算的约束。开支前不计划,开支后审批不严的现象仍有存在。有时费用开支标准遇到某些“具体情况”时,强行打破预算,从而费用得不到及时控制,预算约束力降低。

第四;预算约束缺乏有效的事后评估与审计制度。由于单位性质决定,高校往往以社会整体效益为重,较少关注经营效益,故一般未建立一套完善的预算执行的分析、考核、审计制度。在编制支出预算的过程中缺乏充分的量化分析和科学论证,无法做到以收定支。考核监督意识不强,指标不明确,预算执行结果未能与经济责任人的经济责任挂钩,未能与职工的激励机制挂钩。预算执行没有约束力,致使高校整体管理水平得不到提高。

第五;高校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及其准公共产品本身的难计量性。高校所提供的高等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的质量本身具有难以计量的特性。教育服务质量,教学水平高低以及科学研究的价值很难精确确定,因此我们在确定高校的投入和产出关系时也不可能有精确标准,这必然造成事前无法准确制定研究项目的预算。且由于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的交易没有价格信号的标识,会计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使某些研究者可以此为借口要求追加经费。信息不对称也使高校的预算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使其预算约束软化。

四、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的改进建议

高校应当改进预算约束软化的现状,使其预算制定可信可行,具有操作性,预算管理规范、合理、有效。

第一;强化预算主体管理意识。无论高校还是有关政府主管部门都应转变观念,提高对高校预算管理的认识,广泛宣传加强财务预算管理的深远意义,树立正确的高校财务预算管理意识。作为预算约束体的高校应当认识到:

(一)实行财务预算管理是高校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的有效办法,能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单位管理,提高高校行政办事效益。

(二)增强财务预算法制观念,强化预算约束,实现预算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是全面贯彻《预算法》的要求。作为预算支持体的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也应当摒弃父爱意识,认识到:财务预算管理不仅仅是高校的工作,而是整个社会各项资源的优化整合,它的战略性和系统性要求社会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共同监督,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第二;提高高校预算组织体系的完整性。建立健全高校财务预算管理组织体系,包括组织机构、制度建设等。第一,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财务预算管理委员会。财务预算管理委员会是财务预算管理中的领导性组织,在财务预算的编制执行与控制、调整分析与考核中起着不可或缺的“舵手”作用。第二,高校要建立健全各种预算管理制度及相关实施细则(包括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分析考核各阶段),使高校财务预算工作既有法可依,又有规可循。

第三;健全高校财务预算硬约束监督和控制。硬约束是相对于软约束而言的,其目标是建立让收入制约支出的机制。健全高校财务预算的硬约束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建立预算执行岗位责任制,以制度定责任。

(二)完善高校内控机制,利用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会计系统控制,风险控制等方法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自我检查、制约和调整,保障预算良好实施。

(三)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作用,利用内审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内审不仅要对财务状况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绩效性进行监督鉴证评价,还要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监督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查明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四)建立担保的制度,以借贷者本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作为担保,提高借贷风险。

(五)健全外部会计监督制度,高校可聘请专业的注册会计师,严格监督高校会计制度的执行。注册会计师的作用在于监督和信息沟通,其职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负责将学校资金流转情况制成报表,定期呈送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将根据报表对资金使用效益作出评估,将评估结果纳入对高校经营者的评价中,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为高校偿还债务。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负责及时向学校经营者汇报本校各部门的资金使用情况,以避免出现各部门财务支出不合理的情况。

笔者认为,高校预算软约束的主要原因有五方面:

第一;预算约束体管理意识薄弱。一部分高校在自主办学方面缺乏法人意识,对预算管理的宣传力度不够,没能把各方面的理财意识和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部分高校尚未意识到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预算管理体系,包括预算组织、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及考核具体办法的必要性。预算管理工作松散,预算编制粗糙,预算执行随意性大,随意追加支出或更改预算清单现象仍有存在。

第二;预算支持体父爱情结严重。科尔奈指出:国家或政府同高校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类比,父爱情结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最直接原因(Kornai,1980)。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和高校之间存在着长期隐含合约关系,即国家有责任维持高校的长期生存,而高校对国家则负有服从其指令的义务。当政府官员可以对高校进行有效控制时,高校的某些预算方面的管理和运行能力,就可能由于要适应政府的非经济性目的的需要(例如增加就业率和保持稳定等)而有所降低了。

第三;预算执行缺乏控制机制。一些高校的财务预算在实施过程中,约束力偏弱。预算制定后没有设定分层控制制度,预算管理责任也没能做到层层落实,,因此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支出很少受到预算的约束。开支前不计划,开支后审批不严的现象仍有存在。有时费用开支标准遇到某些“具体情况”时,强行打破预算,从而费用得不到及时控制,预算约束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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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寻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各种原因，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有效的软预算约束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一、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的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内部人控制意味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大部分控制权，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说明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做出决策，同传统经济相比，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由于控制权与企业经理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李稻葵（1998）认为，由于掌握企业控制权，可以给控制人带来极大的个人利益，所以控制人往往非常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而，由于内部人对自己手中控制权的重视，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就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寻求帮助，以维持企业的存在。其实，维持企业的生存，也就是维持了自己的权力，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由于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软预算约束，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即一个由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得到救助，其他由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也会产生被救助的预期，当所有企业都形成这种预期时，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就发生了扭曲，更多的资源被用于在职消费等内部人控制行为上，更少的资源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低效率的产生也就不令人奇怪了。而当所有的企业都是低效率时，救助这些企业就成了政府事后有效率的选择。

控制权对内部人的重要性引起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当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时，对内部人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企业破产倒闭，自己冒失去权力、甚至失业的风险；另一种就是寻求保护，解救企业，这样自己可以保住地位，也就保住了权力和利益。那么，对于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员来说，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经理会想尽办法寻找外部救助了。而当企业所有者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时候，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

二、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的“硬化”治理机制———经营者激励硬化预算约束不能只依靠产权改革，特别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所有权重要，但不是产权改革这一个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硬化预算约束的过程。国家试图运用各种方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改革经营者激励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现代公司制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复杂程度高，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两权分离，必然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问题，委托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就不可避免。国有企业重组，不仅包括权力的重组、资本结构的重组、生产的重组，还包括治理结构的重组，而形成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使经营者能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行事，保障委托人的利益，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企业的项目投资中，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从项目中获得收益，而经营者的目的是获得个人收益。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委托人，而企业经营者则是人。作为理性经济人，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缺乏信息，只能从一些外部信号上加以判断，而且随着专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委托人对生产过程、经营决策具有不完全信息，这样经营者往往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如果经营者付出努力，即使是差项目，也可以获得与好项目同样的收益，但由于经营者存在委托人软预算约束的预期，当预期会得到救助的时候，经营者会选择不努力。可见，软预算约束降低了经营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硬化预算约束就要对经营者形成激励，使其有按照委托人目标努力工作的动力，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则是在下文要分析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

（一）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手段主要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还可细分为政治晋升、荣誉激励、经济激励等内容。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激励、荣誉激励是主要的激励方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经营者激励方式趋于灵活和多样化，经济报酬激励的作用逐渐提高，奖金、年薪、股权、期权、期股、退休保障等多种多样的经济激励方式得到大力推广。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正在由精神激励为主向物质激励为主转变。

（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考核机制。经营者激励是委托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原因在于，在委托关系下，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人拥有对自己努力程度的私人信息，由于人努力程度的不可观察性，为了减少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指标间接地观察人的努力程度。这些间接指标反映了人的努力程度，因而与人的报酬水平直接相联系。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准确评价经营者的业绩，才会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这种考核指标是订立激励合同的关键因素。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经营者市场的发育都比较成熟，依据这些市场所提供的信号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企业经营者的业绩。比如，股价的高低变化就反映了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可以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产品市场上的销售情况说明了企业的利润高低，也可以作为判断标准；经营者市场上企业经营者的价值大小反映了经营者的才能和过往业绩，还可以据此判断经营者的能力。但在我国的转轨过程中，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几种市场还都不够完善，无法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者的能力和经营状况。首先，在股票市场上，由于我国企业股本的特殊结构，也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不完善，存在机构坐庄的情况，所以无法用价值投资的眼光去衡量企业的发展前景，更无法依据股价的高低判断企业的经营业绩好坏，所以无法通过股价的变化反映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其次，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发达，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政府任命而不是通过市场进行选择，所以本身就不完善的经营者市场更无法反映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水平，也无法依据经营者以往的业绩进行判断；第三，我国的产品市场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三种市场中可以说是发展最好的，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其在市场中的份额大小、利润高低并不完全是由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水平）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政策的结果。所以，产品市场的经营指标也无法准确反映企业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因此，如何为国有企业找到一个客观明了的业绩评价标准，成为激励合同制定中的一个难题。

（三）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效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构造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机制，是提高经营者努力程度，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一种方法。经济学家在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股权激励是建立人长期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实践已证明，年薪制是各种短期激励方式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所以将年薪制与股权激励结合起来，构建以年薪制和股权激励为主的经营者激励机制，对解决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会有较强的积极作用。年薪制是一种基本的经营者短期激励方式，但容易造成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所以还需要研究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股权激励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者长期激励方式，它从报酬水平和报酬结构两方面提高了激励效应。经营者股权激励是指公司制企业通过经营者享有公司股票期权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方法，把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联系在一起，以激发经营者通过提升公司的长期价值来增加自己财富的一种激励方式。在西方，股权激励制度近20年来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不仅解决了长期激励问题，实现了经营者利益、股东利益与企业价值的整合，而且还有利于企业持续地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所以受到了企业的极大青睐，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仅如此，在过去的10多年中，由于股权激励的迅猛增长，也使得公司高管薪酬中股权薪酬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两位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和凯文·墨菲长期跟踪研究各种激励手段对经营者的激励效果，从薪金和股票期权的激励对比和研究中得出结论：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最大。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这种形式赋予了企业的经营者以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其所得不是一般的报酬而是特质资本的产权，而产权的激励作用一般来讲是绝对高于其他物质资本的激励作用的；第二，股票持有本身所具的市场不确定性和投机性对企业绩效和其价值提高有更好的刺激作用，而对经营者则更有吸引力；第三，经营持有股权的方式也有利于解决“内部人”问题，通过持有股权使企业的经营者和非经营者自动减少非生产性消费，从而有利于企业的绩效提高。但目前我国的年薪制和股权激励这两种激励方式还处于发展初期，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所以如何将年薪制与股权激励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科学、客观的经营者激励机制，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

（四）约束机制。我们不仅强调经营者激励机制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关注对经营者的约束。其实，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种激励方式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越强，对其约束作用也就越强。对待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要有丰厚的物质激励，而且要有严格的约束机制。

而目前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激励不足，约束也不足。所以，在强调经营者激励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对经营者的约束，否则，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将难以计算。

在英、美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体系的建立已经非常完善，所起到的监督约束作用也比较明显。饶育蕾、李蕊（2008）论述到，英国的证券市场已经从高度分散的个人持股演变为相对集中的机构化持股，这种转变使机构监督成为英国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英国的机构投资者可以私下采取行动组成监控联盟，在不引起公众关注的情况下控制管理层的过度行为，他们没有义务公开整个控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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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信贷;信贷约束;金融服务

在市场经济时期，农户消费已在较大程度上货币化、社会化。一方面，农民消费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像城镇居民那样，以货币为媒介去交换所需商品；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和支出的很强的不确性。这样，农户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常常会出现不平衡，形成生产性和消费性的融资需求。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农村的信贷约束，中国农村金融基础薄弱，信贷市场不完善，大量农村居民存在信贷约束，农业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率很低，这也成为抑制农民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我国农村居民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十个省的两万个农户进行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有46%的农户具有借款需求，但仅有26%左右有借款需求的农户能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网点覆盖不足。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尚有2945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有8000多个乡镇仅有一个银行网点，在全国所有乡镇中，金融服务严重不足要占1/3。

二、农村信贷约束产生的原因

1.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农村金融体系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正规农村金融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单一，仅限于粮棉贷款的发放。作为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却极为有限，而且随着我国粮棉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同时，国家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还未涉及到农村。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的定位是商业银行，其经营的目的自然是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经营方针下，当然不愿意将资金投向风险和效益较低的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包袱沉重，能用于支持农村经济的资金本身也是有限的，而且也正在倾向于转为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不愿提供风险大，利润低的农民信贷业务。并且，目前的信贷管理制度不适应农村信贷的需求。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在贷款审批、发放权上高度集中，下属基层银行对农民提供贷款时没有灵活性和时效性，这样，制度上也抑制了农民贷款需求，产生了农村信贷约束。2.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提高农民贷款门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对农民进行放贷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金融机构无法了解农村借款人的准确信息，例如：农民的信用程度和还款能力，其贷款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具体会有什么风险等等。在农村，很多农民在贷款发放后，常常将贷款改作他用，从事一些回报率较低或是风险较高的业务，造成贷款到期无法归还，给金融机构带来风险和损失，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意将贷款发放给农村居民。3.农村金融机构普遍要求抵押担保。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为了降低自身风险，一般要求贷款人进行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是正规金融机构放发个人信贷的主要方式，也是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主要方式。但农村居民拥有的主要财产是只有使用权的土地和缺乏流动性的房产，而这些财产在现有的金融法规中是不能用作银行贷款的抵押物，农民所拥有其他财产主要是牲畜和生产资料等，这些也不能作为贷款的抵押物。而且这些财产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要素，是基本生活的保障，即便是银行愿意接收其作为抵押物，农民也不能将这些财产用作抵押。此外，联保模式的小额信贷也无法满足农户商业性行为的借贷，农村担保机构规模小、数量少，担保体系也不完善，无法满足农户的抵押担保需求。4.金融机构发放的信贷产品不适合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农村居民的贷款行为的重要特征就是广大农民的数量巨大、分散度高、经营规模小、并且缺乏担保和抵押品。这样，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贷款产生了较高的交易费用。在缺乏财产抵押借贷的情况下，为执行国家农户信贷政策，满足农村居民的信贷需求，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贷款一般单笔资金在5000元以下，借款期限为一年期及一年期以内，主要用于农户小额生产资料购买，进行季节性生产。调查显示，在获得借款的农户中，近 75%只能得到小于或等于5000元的借款，低于农民希望获得的额度，而且近 75%的借款期限为一年期及一年期以内。这说明，大多数农民取得的贷款都是用于季节性生产的短期，小金额借款，既不能用于长期的扩大性生产经营，也无法满足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村居民所提供的信贷服务，主要是用作生产性的贷款，且是短期，小额度的。既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经营的需要。也没有提供针对农民消费的信贷品种。很明显，这种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性也是造成农民信贷约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服务体系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了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建设和服务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以求更好地满足农村多层次的金融需求，在金融服务上支持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缓解农村信贷约束。1.建立一个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政府应引导建立一个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民间金融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农业信贷组织结构。目前我国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政府应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建立与农村信贷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让各种金融机构相互竞争，优势互补，建立一个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网络。2.创新农村信贷品种。创新农村信贷品种，让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能更加适应农民的实际需要，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金融服务，解决农村信贷约束的问题。在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中，提出了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民消费信贷的投放，对农村居民提供建房，购买家电等耐用品等消费信贷服务。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村消费需求的特点，开发适应农村消费的和不同层次要求的消费信贷产品，能在实际上为农村居民提供贷款服务。此外，还要针对外出务工农民的信贷需求，开创相应的信贷产品。据统计，2016 年全国有近16799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因此，这一部分农村人群对贷款同样具有一定的需求，其特征是有别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该针对这一部分农民的需求特点，开发一些例如打工创业贷款、农民外出务工小额贷款、农民工创业培训贷款，等信贷产品，以适应外出务工农民打工创业和教育等多方面的融资需求。3.优化农村金融环境。优化农村金融环境，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缓解农村信贷约束的重要内容。（1）建立农村贷款的政策保障机制。政府应对农村贷款提供政策性保障。从财政政策上对积极提供农村信贷服务，但是利润受损的商业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补偿，平衡金融机构的收益。（2）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居民信用档案的信用体系，为基层金融机构对农村贷款人的信用评价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提供参考依据。降低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时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困境。（3）健全和创新担保方式和抵押机制。缺乏有效贷款抵押品是农民无法取得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创新担保方式和抵押机制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从而进一步解决正规金融部门在对农民提供信贷服务时产生的高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政府应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农村有效抵押和担保制度，扩大抵押物范围和抵押担保方式。例如可以将土地承包权抵押、农民住房抵押等纳入抵押物范围，或是允许存货抵(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订(仓)单质押贷款等多种新的抵押担保方式。

参考文献

[1]蔡平.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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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面临着特定的环境，而且经营规模小，数量多，随之而来的是融资渠道存在诸多方面制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其融资中的“弱势”表现得尤为明显。且这种融资约束并未随其地位提高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善，表现出其特有的僵硬性。这种刚性约束，使得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得不到其在成长过程中所需的资金，从而错失发展良机。

1.信用短缺的刚性。企业信用是指企业能够履行与客户、社会约定的职责而取得的信任。中小企业信用短缺表现出的硬性约束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中小企业出于自身目的向社会(如银行、工商与税务等)披露的财务信息失真，往往是多套报表来应付不同部门与单位。这样的虚假财务信息直接损害了中小企业群体的信用；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信用意识差，有赖账、转移资产和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因相对较短的企业生命周期和较小的经营成本与投资，中小企业逃废债务的机会成本比大企业相对小得多，当其财务状况不佳，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信用观念不强时，也会逃废银行债务，或公开欠债不还，这些都会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的整体信用形象，大大挫伤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的积极性。由此引起的信用短缺加大了资金供需双方交易的信息成本，并且这种信用短缺是刚性的，易引起资金供方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堵塞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2.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的刚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本来就不多，现行的制度更加硬化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不是为其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从内源融资渠道而言，我国《物权法》刚刚颁布，其实施及人们对其认可的程度还需一个过程，创业者及其亲友并不能放开地将自有资金投入到企业中；从直接融资渠道而言，较为苛刻的准入门槛阻止了大多数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目前，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二板市场还极不完善，创投基金和风险投资的发展也十分缓慢。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政策、制度、管理办法主要是为国有和大型企业服务，并没有为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作适当而充分地调整，国有商业银行充当政府政策性银行的金融制度环境并没发生很大的改变，突出表现为：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业务及市场定位都趋向于向大型客户贷款，而忽视了优质的中小规模的企业。因而，在我国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相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大型企业往往更易从政府控制的银行得到扶持。

3.商业信用的刚性。已有理论(如Ng与Smith，1999；Summers与Wilson，2002)表明，在转型经济国家，商业信用已经成为企业从外部市场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之一。与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规模相比，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的融资手段仍具有一定优势，因为企业在提供商业信用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商业信用却不是银行信贷的重要替代方式。从获得商业信用的条件上，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样，商业信用也存在融资的“规模歧视”。提供信用的企业认为，一旦企业经营存在风险，规模较大的公司更易通过其他途径解除困境，即便经营失败，规模较大的企业也比小企业具有更多资产抵债。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通过商业信用获得资金，用应付账款作为商业信用的替代变量。有关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获得商业信用，与企业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规模较大公司能够较易地获得商业信用融资。

4.融资成长周期的刚性。中小企业其鲜明特点是自身的风险高、资产规模小、资金需求量大，以及盈利能力不明确。并且，在它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资金需求和风险、融资渠道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中小企业呈现出融资成长周期的特点。相对于大企业而言，表现出不可逆转性。越小的、越年轻的企业，越是信息不透明，它们越要依赖内源性融资、贸易信贷和天使资本；当企业成长时，才会获得进一步发展。并且，信息也逐渐公开透明化，这时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选择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当进一步成长时，它们会寻求金融中介的支持，如私募性质的风险资本、银行及财务公司的融资；如果企业仍然生存并继续发展，就会获得公众股权和公开性债务市场的融资安排和支持。

5.担保设计体系的刚性。目前，为中小企业而设计的信用担保体系具有很强的僵硬性，极大地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表现为：(1)补偿机制的刚性。担保机构所获得的资金是政府财政资金一次下拨，并没有定期的损失补偿机制，这决定了其资金来源的一次性，导致后续资金短缺。(2)行政干预的刚性。由政府出资建立的政府担保机构，在运作体制上依然是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成分，市场运营的灵活性和企业化经营的弹性较差，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适时设计担保品种及期限结构，调整担保手续和程序。(3)担保份额设计上的刚性。在担保金额的份额上，政府担保的份额过高，民间资本型担保(包括互助担保和商业担保)的比重严重不足。这些结构上的刚性决定了担保功能上的僵硬性，既限制资金的扩充，使民间资本无法进入，又限制担保贷款的市场需求，使市场化的产物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运行不畅，进而影响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

二、融资刚性约束的理论分析：逆向选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资金的提供者不能区分贷款人质量的高低，所有的贷款人都支付了相同的均衡利率，这就意味质量较好的公司向质量较低的公司支付了补贴。这种信贷市场中的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外部融资与内部融资具有了不完全替代性，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这就产生了“融资约束”问题。

并且，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成为刚性。在信贷市场上，资金提供者的收益取决于利率和资金需求者还款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资金供方而言，由于中小企业没有较完善的财务和信息披露制度，使其不能够掌握充分的信息，因而为了降低损失而愿意提高利率水平。这样，就产生了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行为。一方面，低风险的借款者对于相对较高的利率越来越不愿借款，而高风险借款者则选择高利率借款；另一方面，即使低风险的借款者获得借款，为了承担高利率负担，也必须将其投放到风险更高的项目中去，进而使得整个信贷市场的平均风险提高。然而，对于资金的提供者而言，信贷市场上利率的上升，降低了而不是提高其期望收益，他宁愿选择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上选择货款人而不是相反。这样，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就将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变成刚性，从而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境。

从图1可以看出，由于逆向选择行为，资金供给不一定是价格(利率)的单调增函数；相反，供给曲线是一条右凸的曲线。当资金价格(利率)增加时，风险小的借款者依次退出。当价格超过P0时，资金供方蒙受的损失超过价格(利率)的提高而得到的收益。所以，在价格(利率)为P0时，供给曲线与资金需求曲线相交，在信贷市场上达得竞争性均衡。需求曲线D1、D2与D3是一条左凸的曲线。融资的刚性约束使得资金的需求放大，需求曲线右移。D2与D3表示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贷款需求曲线，利率水平取决于银行预期收益最大化时的利率P0，此时的均衡为配给均衡。在利率为P0时，信贷资金供给为Q0，而市场资金需求为Q2和Q3，许多借款者想在现行价格下取得贷款却不能如愿以偿。这样产生的刚性融资缺口，分别为：Q2-Q0，Q3-Q0。因而，中小企业融资刚性约束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金融市场逆向选择而做出的一种拒绝放款或限额放款的融资性制度安排。

三、对策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涉及到各个层面，因而要解决或有效地缓解其困境的路径应是多角度、多层次的。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以，本文也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小企业信用的建立，以及如何在制度、技术及操作层面上消除信息的不对称，进而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减小融资刚性约束。其中，政府政策支持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关键。

1.建立中小企业信息查询系统。中小企业信息查询系统可以使信用的提供方之间就企业的贷款及其他财务信息进行有效的交换，获取所关注企业的信用等信息，进而有效甄别“守信”和“失信”企业，消除中小企业融资刚性约束。首先，信息系统提供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和企业违约记录，增加企业的透明度，降低了信贷市场对其信息收集和甄别成本。其次，查询系统能起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使企业在同行乃至业界建立其透明“声誉”，失信将面临着严重的“声誉威胁”，提高了“不偿还”策略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由于道德风险产生的威胁。再次，金融市场通过它可以大致了解企业所处的融资成长周期。操作层面上，可以借助业已建立的银行信贷登记系统基本数据库，由政府或中介机构出面协调相关部门(如税务、企业界、工商部门等)来动态实时地收集中小企业信息，并佐以个人信用信息作为补充，由此形成的信息查询系统可为中小企业及信贷市场提供决策依据。

2.推进区域内中小企业集群模式融资。单个孤立的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内在的缺陷性，决定了其先天并不具备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条件。区域内中小企业集群模式则有其独特的减少资金供需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功能。一方面，区域内中小企业集聚形成的企业集群，其本身就具有消除融资刚性约束的作用。如同区域相类似的产业环境，相互依存的产业生态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促使企业维持其在此特定区域下的信用。并且，产业集群模式融资使企业信贷产生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使融资获得了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进而减少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一定区域空间集聚的中小企业群，即使不处于同一产业内，但其天然形成集聚使得它们相互间交易对象相对稳定，有助于减少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或复杂性，使企业间的信用相互融合，如在产品、材料上有着业务上往来，它们之间的信用互相熟悉，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形成合作型信用，破解单个企业形成的融资刚性约束。

约束范文篇8

当前我国潜在保险需求巨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风险和保险意识不断增强，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保险需求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就保费收入而言，2005年我国GDP世界排名第4位，但保费收入排名仅第11位，还不及GDP规模和人口数量都小于我国的韩国。就保险深度而言，世界平均为8%，我国为2.7%，世界排名第42位。就保险密度而言，世界平均为512美元，我国为47美元，世界排名第72位。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最近有研究预测，未来5年我国保险业会保持年均16.2%的增长速度。我国保险市场的巨大潜力为中外保险公司所普遍看好，巨大的潜在保险需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与巨大的潜在保险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保险业的供给能力较弱，无法满足保险市场上的巨大需求，呈现出供给约束型特征。其突出表现是保险业资产规模较小，偿付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我国保险公司总资产才达到1.53万亿元，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例仅为3.8%，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20%左右，甚至更高。就偿付能力状况而言，多家公司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偿付能力问题，甚至有的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已经触到了被接管的底线。有研究显示，如果将偿付能力充足率选定在100%，到2010年底，我国人身保险供给能力缺口约为33亿元。如果将偿付能力充足率选定在120%，供给能力缺口预测值约为235亿元；选定在150%，供给能力缺口约为540亿元。巨大的供给能力缺口大大限制了保险需求的实现。此外，我国保险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较弱，不能有效推动和引导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需求的转化。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居高不下，而且呈现出快速增加趋势，2005年末高达147054亿元，年增加额达到近1.6万亿元，这与4928亿元的总保费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中以预防养老、教育、防病、失业等不确定事件发生的预防性储蓄居多，而这与保险所应发挥的保障功能是类似的。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难以转化为对保险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保险不信任、保险服务质量低、保险产品创新能力缺乏等保险供给方面因素制约。

2我国保险市场供给约束的具体表现

2.1保险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当前保险产品开发上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数量和品种的多少，而在于不能适应和满足保险需求，保险产品供给结构问题较为突出。据统计，目前正在市场上运行的险种有400多种，但真正具有生命力、适销对路的险种并不多。如中年人对保险需求最为强烈，而很多产品恰恰越过了这个年龄段；大多数产品只适合高薪阶层，而没有关注中等收入阶层，而且针对团体的保险多，针对个人的险种少；寿险产品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差，产险市场提供的险种十分有限；综合各种风险责任的综合型险种多，消费者急需的单纯的医疗保险、老年护理保险等过于单一。各保险公司险种雷同，个别险种“克隆”现象严重。这样，一方面是某些保险产品的过度开发和供给，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保险需求得不到满足，保险公司忙于出售开发的产品，而不是针对市场需求开发能售出的产品，保险产品供给结构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保险需求的实现。

2.2保险服务质量较低

保险商品具有无形性，而且是以消费者现在的货币支出换取未来一定时期内一旦发生保险事故由保险人进行赔偿或给付的服务性承诺，这种承诺具有非及时性。保险服务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保险的信任度，而且一些人和企业之所以购买保险，就是为了享受保险公司专业的风险管理服务及其效率，因而，服务是保险业的生命，服务质量的高低对保险需求有着重要影响。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服务意识，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没有意识到服务对于保险这一无形商品的重要性；二是保险公司管理不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没有将维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三是保险服务的手段和方式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消费者难以从保险公司享受到高效、专业的风险管理及其延伸服务。此外，保险业务手续繁杂，消费者获取相应的信息以及保险索赔较为困难等都是保险服务质量低的表现，较低的保险服务质量制约了保险需求的增加。

2.3保险定价机制不灵活，价格与保险责任之间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

保险定价机制上存在问题，价格缺乏与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的对应关系，甚至有些险种仍然是实行严格的费率监管体制，保险费率难以适应不同风险和经营成本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这就导致保险费率与保险责任相比存在畸高畸低的现象，如一些险种赔付率长期仅为30%以下，个别险种甚至多年来不到10%；而另一些险种却严重亏损，难以为继。价格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定价的不合理无疑阻碍了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需求的转化。

2.4保险销售过程中问题较多

目前我国保险消费过程中的误导行为较为严重，营销员整体素质较差，行业形象受到影响。据调查显示，在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涉及到大众的分散性业务，如个人寿险、机动车辆险、家财险等方面，由于宣传不到位或宣传不当，甚至是误导等原因引起的投诉纠纷正呈上升趋势，行业整体信誉也面临考验。一些保险公司在保险销售过程中，过分注重保险功能和好处的宣传，甚至产生误导行为，目的是怎样把保险产品推销出去，从而忽视了保险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其根源在于保险公司缺乏真正的市场意识，只从自身的市场规模和保费收入而不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存在着“营销近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在风险处理方式上对“保险”的选择。

3提高保险供给能力，实现保险供求的良性互动

3.1以消费者需求为着眼点，加强产品创新，调整销售策略

“市场需求胜过十所大学”。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对消费者市场需求的调查研究，明确目标市场，并开发相应的产品来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只有着眼于需求的销售策略，才能真正抓住消费者的心理，才能形成“有效供给”。结合我国目前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诸多不确定性事件所导致的人们大量安全保障的需要，保险产品创新应该以保障型产品为核心，真正满足人们的安全保障需要，从而解决保险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

同时，也要加强对保险销售过程的管理和引导，提高保险营销人员的素质，真正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介绍保险理财知识，使客户能够根据自己的保障需求和经济能力，选择最适合自己保障需要的保险商品和适量的保险金额。同时，也要详尽介绍客户所购买的保险商品的基本功能、属性特点及其对消费者的保障作用，认真讲解保险责任和免责条款，使消费者明确自己有了什么保障，能得到什么服务，买保险后自己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保险业才能真正赢得人们的信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约束的问题。

3.2增加保险业资本总量，提高保险承保能力

保险业资本总量的大小对于保险供给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由于保险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存在着更为严格的监管，特别是偿付能力监管对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性十分重视，因而，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保险业的供给能力更容易受到其资本的限制。我国保险业目前巨大的供给能力缺口主要是由于资本不足造成的。因而，增加保险业的资本就显得尤为必要。可以采取上市、增资扩股和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募集资本。除此之外，增加我国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式。目前我国保险市场集中度较高，不仅限制了有限的保险供给资源的合理流动，也限制了保险创新能力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对保险供给能力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增加保险市场主体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还可以将巨大的社会资本引入保险业，不断充实、提高保险业的承保能力。

3.3不断提高保险服务水平，激发和引导保险需求

首先，是要调整服务策略，真正将消费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如对消费者进行市场细分，实行客户分级管理制度，根据不同层级客户的特点和需要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服务策略。再如，根据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化、广泛性服务的原则，在营销渠道上加强与相关交通部门以及银行、邮政等部门的合作，在最大程度上方便消费者；在营销方式上，除在公司成立集咨询、投保、核保、理赔、出纳等服务为一体的客户服务中心，为全体客户提供专业化、系统化、高效率的“一站式”服务外，还应当积极发展网上保险、电话保险等消费者易于接受的新型营销方式，提高自动化服务水平和效率；在理赔服务上，应顺应消费者的需求，简化理赔手续，加快理赔速度等。

其次，提高保险服务的技术水平是提高保险服务质量的核心。一是要强化保险公司在防灾防损、保险理财等风险管理领域的专业化和技术优势，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优质的风险管理和理财服务，营造专业化、可信赖的形象。二是要提高保险精算技术水平，在细分保险责任、降低经营成本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保险费率畸高畸低的现象，使之与承担的风险责任对应成比例。三是要提高保险服务的信息化技术水平，促进保险服务的规范化和便利化。

3.4进行保险制度创新，促进有效保险供给的增加

制度创新可以为保险供给能力的增加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要加强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建设，营造公平的保险消费环境。保险业属于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的一个行业，特别是普通消费者与专业化的保险公司相比处于明显的信息劣势。这就要求加强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特别是保险监管机关要从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不仅要披露有关保险产品和定价的信息，还要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信息；不仅要扩大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范围，还要扩大信息披露的公布渠道。此外，还要注重对保险投诉的监管，将保险企业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

同时，也要加强保险评级制度建设，通过保险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功能，将普通客户难以理解的财务信息等复杂指标转化为易于理解、一目了然的指标，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在高透明度下高效稳健经营，而且可使保险消费者及时了解各家保险公司的有关情况，在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之后，做出理性选择。保险评级机构还能为监管机构提供资料和政策建议，为其客户提供保险咨询和顾问服务，起着信息传递的媒介作用。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保险法律法规，为保险需求和消费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我国的保险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还不能为人们的保险消费提供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法律保障，还不能提供人们放心消费、甚至敢于超前消费的完善的法律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保险需求。因而，应该加大以《保险法》为核心的系列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并适应新的法律的颁布实施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修订原有规章的同时制定新的规章，充分发挥完善的法律环境对保险需求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华林.中国保险需求到底有多大[N].中国保险报，2005-04-08

2蔡秋杰.美国保险供求互动关系的一般特征及其启示[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5(2)

约束范文篇9

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因素分析

影响中小企业借贷难问题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一些共有特性决定的。（一）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外部环境也可以分为贷币供应量，所在产业及地区，本地银行竞争情况。货币供应量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银根紧缩的时期，银行通常也将贷款放给风险相对比较小，贷款成本比较低的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在这个时期很难贷到款。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易程度，往往受其所处产业及所在地区的影响。政府与银行关系紧密，政府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干预银行的贷款活动。因此银行倾向于政府扶持的产业投放更多的贷款。一般情况下，这些处于政策扶持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处于其他产业的中小企业更加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不同地区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易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中小银行往往与中小企业有着比较良好的银企关系。相对于国有银行，中小银行更有意愿向中小企业贷款。随着中小银行的发展，区域范围内银行之间竞争不断加剧，这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二）中小企业自身因素中小企业由于对财务报表不透明、固定资产投入偏低、可抵押担保品不足、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高度合一等因素，都使得中小企业风险升高，降低了银行对其放贷的意愿。1、企业基本特征因素：企业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大小，所有权性质。（1）企业成立年限往往决定了企业与银行关系紧密程度。而银企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消除两者信息不对称对信贷融资的影响。（2）银行偏向于向资产规模大的企业贷款。因此企业规模越大，受到的信贷约束通常也越小。（3）国有控股或者大股东背景良好的企业通常比较容易得到银行贷款。而这个因素通常与地区的金融发达程度和法制水平有关。2、企业经营特征因素：企业经营特征决定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偿债能力。而在实际情况中，银行比较重视主营业务收入、长短期借款数量，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财务指标。

政策意见

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的问题，还是需要从中小企业自身治理、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三个方面去解决。（一）中小企业自身治理方面公司财务状况是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的重要考量因素。建议企业完善自己的管理水平，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竞争力，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同时注意财务风险，提高自身财务信息的可信度和透明性。（二）金融体系方面1、完善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创新信贷产品。中小企业有着广泛、直接接触的是市县级的商业银行，而这一级的授权授信额度有限。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基层银行的授信额度，使基层银行有一定的信贷经营决策权。满足符合信贷要求、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同时结合中小企业特点提供金融服务支持。2、发展中小商业银行，促进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同中小企业一样，中小型银行一般也具有地方背景的特点，其发展往往依赖地方经济。因此更能与当地中小企业有密切的联系。基于这个特性，中小银行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更加偏好于向中小企业放贷。因此应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加深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便捷的金融服务。（三）宏观政策方面1、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实行多种类、多形式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首先需要制定有利于担保机构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促进信用担保机构有序健康发展。其次还需要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加大资金投入，规范担保机构行为。再次强化风险管理，推进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平等合作，建立风险共担制度。通过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使中小企业走出只能用固定资产担保的限制，提供更多的担保贷款的形式。2、健全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保证其有良好的融资环境。主要涉及《中小企业促进法》、《财税法》、《担保法》、《破产法》，特别《中小企业促进法》是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文件。但是由于其制定过于原则，而措施不大具体，所以在具体实施中不尽如人意。应当对其进一步深化，继续推出税收优惠、金融政策以及技术扶持等多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本文作者：黄昀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约束范文篇10

摘要：约束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行为和互动模式产生影响，进而形成迥异的市场发展结果。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政府约束制度对市场约束制度的替代。为了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积极推进政府约束制度向市场约束制度转换，以修正企业债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从而形成良性的市场互动机制。

关键词：企业债券，制度，政府约束，市场约束

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市场的制度约束特征非常明显，无论是最初的迅猛发展，还是急转直下的快速萎缩，直至最近出现的可喜抬升势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强势干预，才造成了企业债券市场自身的约束性制度无法形成，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互动模式表现出极大扭曲。深入研究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行为选择，是我们认识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对市场构成不同影响的关键。本文正是试图在博弈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的，并基于分析得出结论：只有从约束制度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政府约束制度向市场约束制度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企业债券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模式，从而推动企业债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导论

本文的约束性制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内涵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即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密切相关的规范体系。本文所谓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在制度抽象内涵基础上的具体化，是为了研究特定问题而做的有目的性的概念框定。所谓约束性制度，是指针对特定的目标和约束对象，由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参与人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的制度均衡。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明确约束性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特定的约束目标和约束对象(即被约束的客体)、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或个人(即实施约束的主体)以及制度实施机制。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会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引起市场运行效率的差异。就企业债券市场来说，约束性制度安排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从而对企业的发债行为实施必要的制度约束，以减少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约束性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实施机制，就是能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很好的鉴别，从而保证市场债务契约的有效执行，既要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同时又不能因噎废食把信用良好的企业拒之于市场之外，阻碍企业债券市场的正常发展。

本文依据约束性制度安排的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博弈参与人及其策略行为选择的不同，进而形成的不同制度实施机制，将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性制度分为两类，即政府约束制度和市场约束制度。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本文不做深入探讨。同时，本文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假设前提：(1)假设对债权人保护的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发债主体的债务责任存在法律的硬约束，即如果出现逾期不能偿债付息，发债企业将面临法定的破产清算；(2)假设两种约束制度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这一假设是为了消除政府多元目标对模型研究的可能影响。

二、企业债券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

企业债券市场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的前提是，假设政府具有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动机，以实现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充分有效。为实现此目标，政府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运用政府管理手段对发债企业的发债资格、债券发行价格以及发行数量实施严格限制，从而对可能的高违约风险企业构成市场进入限制，以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由此，政府的行政法规，以及由政府、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构成的动态博弈过程，就形成了政府约束制度的实施机制。市场参与主体依据各自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来选择最优的策略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化收益。

自1987年《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制度约束一直是典型的政府约束性制度安排。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严格的政府审批制和年度发行额度计划。同时，对发债主体的资格进行严格限定，非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几乎没有资格发行企业债券，并且从1994年开始，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也受到限制。在这些限制措施的基础上，对企业债券的发行价格和数量也做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债券的发行价格不得高于相同期限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40%，企业一次性发行的债券数量必须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并指定用途。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行政性规则约束，对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最优策略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一般的财务理论，影响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是融资成本，企业根据不同的融资成本对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进行排序，进而选择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已证明，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债券的融资成本低于股票融资成本。因此，在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债券的年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的3—10倍。但是在我国，由于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发债的非财务成本，比如时间成本和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产生的风险成本。虽然政府对债券发行价格的管制，降低了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但由于非财务成本的大幅增加，使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与非财务成本之和大大高于股票融资的成本。这就使得大部分企业尽管对债券融资有内在的强烈需求，但是在过高的融资成本面前不得不退缩去寻求新的融资途径。

政府通过严格的行政审批，对发债申请企业实行严格的筛选，而其筛选的标准却是选择那些国有独资或具有市场垄断背景的特殊企业，从而实现了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目标，即降低了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资本的运用效率为代价的。企业债券市场的价格管制，使这些特殊企业获得了相当廉价的资本，从而造成对资本的过度需求。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具有“准政府”的信用背景，因此其自身并不存在硬性的信用约束压力。它们相信，即使出现企业信用危机，国家也会承担最后的还债责任。这两方面的原因必然导致资本的低效率运用，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政府对企业的发债资格实施严格的审批，而且被获准发债的企业事实上也都具有“准政府”的特殊性质，这也就向投资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投资于这些企业债券是没有违约风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政府对企业发债资格的审批，其实是承担了对债券的隐性担保责任，企业如果出现违约行为，投资者必然认为是政府的审批环节出现问题，因此必须由政府承担还债义务。在实践当中，政府也确实没有让投资者失望过，许多发债企业无法到期归还的债息，最后都由政府承担了下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本该由投资者承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责任却被审批制下的政府取代了，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信息需求不足，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能力低下，对证券市场缺乏风险意识。由此，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畸形依赖的恶性循环，投资者越是不成熟，政府迫于追求社会稳定的压力就越是要出面保护，政府越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投资者，投资者就越是成熟不起来。投资者群体的不成熟必然导致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当前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由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行为扭曲，直接导致对信用评级信息的市场需求不足，严重限制了信用评级机构的健康发展。一个行业的发展必须有持久广泛的需求者作为支撑，而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信用信息产品的提供者，其真正的需求者是投资者，而不是发债企业。如果一个行业不服务于它的真正需求群体，那么它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而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作为信用信息产品供给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只能服务于发债企业，而不可能以它的真正需求群体即投资者为服务对象。因为，通过行政审批的发债企业，获取信用评级机构的债券信用评级仅仅是为了履行债券发行的法律程序而已，这样的信用评级信息对投资者到底有多大价值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投资者也不会根据信用评级信息去判断某一企业债券的潜在市场风险。更何况，政府还对债券的发行价格实施管制，信用评级信息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债券的定价。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本应服务于投资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却转变为以服务于发债企业为导向，从而造成本应作为第三方监督者而存在的信用评级机构，现在却完全成为发债企业的附庸，其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职能根本无法得到发挥。政府约束制度扭曲了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运行机制，使信用评级机构不可能在债券市场中内生地成长起来，从而导致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企业债券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

在企业债券市场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中，本文假设市场机制内生地存在与政府约束制度相同的目标，即最大化地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之所以作如此假设，是因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债券市场存在的前提，如果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导致企业债券市场的萎缩乃至最终消失，而这一结果就使研究失去了意义。但是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政府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约束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作为保证契约执行的仲裁者。在此种情况下，对发债主体的行为约束就不是由单一的市场主体来完成，而是由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三者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来实现。市场约束制度本身所构成的激励与约束环境，将使博弈参与人选择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下的最优策略行为。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对发债企业的资格审批将不复存在，而这一企业筛选过程将由市场各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来完成。企业能否进入债券市场，能不能按照既定价格顺利地发行债券，完全是由投资者根据所披露的信息判断之后的购买行为决定。市场化的筛选机制对试图发行债券的企业不会构成不合理的人为歧视，而是以企业所能提供的市场收益和风险为标准，所有的企业都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在这种筛选机制下，进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由于没有了“准政府”性质的信用担保，也就必然面临更多的信用约束。因为低效率的资本运行只会增加其破产清算的风险，硬预算约束机制可以有效激励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这也是企业能够持续经营的必然选择。

市场约束制度不仅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证券市场融资结构。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债券的发行价格是由市场根据企业的信用状况决定的，因此，企业只是根据不同融资方式的财务成本差异来选择债券融资还是股票融资，或者是其他可选择的融资方式。也就是说，企业所面对的融资成本一般都是显性的，很少存在由于不确定性的人为因素所引起的隐含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融资市场都不可能过度膨胀，金融市场内在的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单一市场泡沫的产生。证券市场的融资结构由市场自身的规律决定，而不是由某种人为的主观意志决定，这样的市场结果必然是遵循效率原则的。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必须自己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责任，从而有利于促进成熟投资者和成熟证券市场的形成。分析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任何债券市场都必然存在投资风险，并不是没有违约存在的企业债券市场才是健康的市场，重要的是风险和收益的最终承担主体是谁。在政府约束制度下，政府实质上承担了最终的市场风险，因此，投资者只能获得低风险收益。而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不再承担市场的筛选责任，债券价格也由市场来决定，这时的投资者就必须自己承担债券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获得与风险相对应的收益。在此种情况下，投资者在进行企业债券投资时，就必然时刻关注企业的动态信用评级信息，搜集、分析并鉴别不断变化的有关企业的各种相关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样一个理性的投资决策过程，不仅可以让投资者深刻认识债券市场的风险属性，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而且还可以不断提高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能力，促进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趋于成熟，进而促进整个证券市场走向成熟。

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信用评级机构，必然是以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的，并由此能够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步获得内生性成长。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过程中，评级机构将深知市场信誉对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评级机构只有向投资者提供独立、客观、准确的信用评级信息，才可以在投资者群体当中不断积累信誉资本，获得更多投资者的信任，进而增加对其信用信息产品的需求。而如果只是一味地满足发债企业的筹资要求，那么，在市场重复博弈过程中就可能根本无法生存。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必然会形成这样的逻辑，即发债企业只有选择拥有雄厚信誉资本，得到投资者认可的评级机构，才有可能顺利进入债券市场，而这本身就构成对发债企业强有力的约束。虽然，这种约束机制完全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但是，这样的约束机制会促使信用评级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用评级信息，而且投资者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信用信息产品，从而促使信用评级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和成熟。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