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问题范文10篇

约束问题范文篇1

关键词：农村信贷;信贷约束;金融服务

在市场经济时期，农户消费已在较大程度上货币化、社会化。一方面，农民消费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像城镇居民那样，以货币为媒介去交换所需商品；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和支出的很强的不确性。这样，农户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常常会出现不平衡，形成生产性和消费性的融资需求。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农村的信贷约束，中国农村金融基础薄弱，信贷市场不完善，大量农村居民存在信贷约束，农业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率很低，这也成为抑制农民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我国农村居民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十个省的两万个农户进行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有46%的农户具有借款需求，但仅有26%左右有借款需求的农户能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网点覆盖不足。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尚有2945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有8000多个乡镇仅有一个银行网点，在全国所有乡镇中，金融服务严重不足要占1/3。

二、农村信贷约束产生的原因

1.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农村金融体系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正规农村金融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单一，仅限于粮棉贷款的发放。作为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却极为有限，而且随着我国粮棉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同时，国家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还未涉及到农村。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的定位是商业银行，其经营的目的自然是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经营方针下，当然不愿意将资金投向风险和效益较低的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包袱沉重，能用于支持农村经济的资金本身也是有限的，而且也正在倾向于转为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不愿提供风险大，利润低的农民信贷业务。并且，目前的信贷管理制度不适应农村信贷的需求。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在贷款审批、发放权上高度集中，下属基层银行对农民提供贷款时没有灵活性和时效性，这样，制度上也抑制了农民贷款需求，产生了农村信贷约束。2.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提高农民贷款门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对农民进行放贷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金融机构无法了解农村借款人的准确信息，例如：农民的信用程度和还款能力，其贷款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具体会有什么风险等等。在农村，很多农民在贷款发放后，常常将贷款改作他用，从事一些回报率较低或是风险较高的业务，造成贷款到期无法归还，给金融机构带来风险和损失，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意将贷款发放给农村居民。3.农村金融机构普遍要求抵押担保。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为了降低自身风险，一般要求贷款人进行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是正规金融机构放发个人信贷的主要方式，也是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主要方式。但农村居民拥有的主要财产是只有使用权的土地和缺乏流动性的房产，而这些财产在现有的金融法规中是不能用作银行贷款的抵押物，农民所拥有其他财产主要是牲畜和生产资料等，这些也不能作为贷款的抵押物。而且这些财产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要素，是基本生活的保障，即便是银行愿意接收其作为抵押物，农民也不能将这些财产用作抵押。此外，联保模式的小额信贷也无法满足农户商业性行为的借贷，农村担保机构规模小、数量少，担保体系也不完善，无法满足农户的抵押担保需求。4.金融机构发放的信贷产品不适合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农村居民的贷款行为的重要特征就是广大农民的数量巨大、分散度高、经营规模小、并且缺乏担保和抵押品。这样，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贷款产生了较高的交易费用。在缺乏财产抵押借贷的情况下，为执行国家农户信贷政策，满足农村居民的信贷需求，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贷款一般单笔资金在5000元以下，借款期限为一年期及一年期以内，主要用于农户小额生产资料购买，进行季节性生产。调查显示，在获得借款的农户中，近 75%只能得到小于或等于5000元的借款，低于农民希望获得的额度，而且近 75%的借款期限为一年期及一年期以内。这说明，大多数农民取得的贷款都是用于季节性生产的短期，小金额借款，既不能用于长期的扩大性生产经营，也无法满足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村居民所提供的信贷服务，主要是用作生产性的贷款，且是短期，小额度的。既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经营的需要。也没有提供针对农民消费的信贷品种。很明显，这种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性也是造成农民信贷约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服务体系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了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建设和服务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以求更好地满足农村多层次的金融需求，在金融服务上支持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缓解农村信贷约束。1.建立一个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政府应引导建立一个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民间金融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农业信贷组织结构。目前我国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政府应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建立与农村信贷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让各种金融机构相互竞争，优势互补，建立一个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网络。2.创新农村信贷品种。创新农村信贷品种，让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能更加适应农民的实际需要，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金融服务，解决农村信贷约束的问题。在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中，提出了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民消费信贷的投放，对农村居民提供建房，购买家电等耐用品等消费信贷服务。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村消费需求的特点，开发适应农村消费的和不同层次要求的消费信贷产品，能在实际上为农村居民提供贷款服务。此外，还要针对外出务工农民的信贷需求，开创相应的信贷产品。据统计，2016 年全国有近16799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因此，这一部分农村人群对贷款同样具有一定的需求，其特征是有别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该针对这一部分农民的需求特点，开发一些例如打工创业贷款、农民外出务工小额贷款、农民工创业培训贷款，等信贷产品，以适应外出务工农民打工创业和教育等多方面的融资需求。3.优化农村金融环境。优化农村金融环境，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缓解农村信贷约束的重要内容。（1）建立农村贷款的政策保障机制。政府应对农村贷款提供政策性保障。从财政政策上对积极提供农村信贷服务，但是利润受损的商业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补偿，平衡金融机构的收益。（2）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居民信用档案的信用体系，为基层金融机构对农村贷款人的信用评价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提供参考依据。降低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时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困境。（3）健全和创新担保方式和抵押机制。缺乏有效贷款抵押品是农民无法取得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创新担保方式和抵押机制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从而进一步解决正规金融部门在对农民提供信贷服务时产生的高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政府应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农村有效抵押和担保制度，扩大抵押物范围和抵押担保方式。例如可以将土地承包权抵押、农民住房抵押等纳入抵押物范围，或是允许存货抵(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订(仓)单质押贷款等多种新的抵押担保方式。

参考文献

[1]蔡平.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0（4）

约束问题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科技；融资渠道；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金融为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方向，这是因为电子商务模式在企业运营发展中的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金供需双方在资金获取及应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而发挥帮助中小型企业替代担保资产和识别融资企业运作信息的作用。由此可见，金融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推动企业的融资发展，形成对企业融资的助力，为企业的运营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一、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产生原因

（一）受宏观经济环境限制和影响

一方面，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导致大部分企业难以通过发行证券的方式获取社会资本，极大程度地减低了企业通过外部融资渠道获取融资资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无法通过正常的融资渠道获得融资资金，很多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的方式，但较高的利息费用同样给企业增加了融资难度，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环境限制和影响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此外，虽然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但大部分企业对政策的解读能力和应用能力较弱，导致很多政策无法有效落实，并不能发挥其在融资推动中的实质作用，而且部分部门并没有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导致中小企业融资缺少专业的指导和监管[1]。

（二）企业融资管理能力不足

运营发展规模较小的企业普遍存在信息收集及分析不到位的情况，因此无法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预期效益形成清晰明确的判断，使得投资决策不准确和不科学，为后期的融资管理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可能会对企业的资信造成影响，使得银行的坏账率提高，从而导致银行普遍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增加了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由此可见，企业融资管理能力不足会导致融资约束问题。此外，如果企业没有聘请专门的审计单位开展审计核算业务，就会出现会计信息披露不到位情况，使得银行无法通过企业提供的资料对实际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进行调查，导致企业即使能够满足银行对贷款抵押物的需求，也难以获得较大数额的贷款[1]。

二、金融科技创新与企业融资的关系

（一）可以提高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程度

由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金额较小、融资周期较短、融资风险较大，使很多大型金融机构不愿意与中小企业开展融合合作，但随着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大量小型金融机构应运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融资难度，但仍然无法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而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提高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程度，一方面，金融机构能够开发出投资风险较低的金融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金，增加企业的社会融资金额；另一方面，各个金融机构能够完善金融服务，以此缩短对企业贷款审批的周期，不但能够提高企业融资的成功率，还能够减少金融机构运营发展的成本[2]。

（二）可以提高资金供需双方信任程度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讲，金融机构在没有充分掌握贷款企业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的情况下，只能够要求企业通过提供贷款担保的方式获取贷款，但中小企业能够用于贷款担保的资产较少，使得企业面临着获取银行贷款困难的局面[2]。而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极大程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金供需双方的信任程度，这是因为企业在运营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而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数据都能够从侧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及资产水平，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银行等金融机构便能够准确地掌握贷款企业的信用等级、经营状况、偿还能力等基本情况。此外，金融科技创新能够为企业获取更多金融机构相关信息提供平台，确保企业能够将产业链运行过程中的一应信息整合起来，从而构建企业产业经济链。

（三）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及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较高是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融资资金的主要原因，长此以往，形成了中小企业普遍贷款难度较大的局面，一旦难以通过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资金，便会出现企业融资成本较高的问题。而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及违约风险。具体来讲，金融机构能够建立健全的智能风险控制体系，基于大数据实现对贷款企业的资信调查，降低需要承担的违约风险，并且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及时披露违约企业，进而增加企业的违约成本。此外，通过构建供应链融资模式，使核心企业为供应链企业的贷款进行担保，一旦出现违约情况，核心企业负责承担违约责任。记账服务体系的构建，不但能够帮助企业积累客观财务数据，还能够引导企业形成融资风险规避体系，进而提高企业的合理融资效果[3]。

三、通过金融科技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意见

（一）强化对金融科技创新的认知

为突破中小型企业自身发展规模的限制，企业需要强化对金融科技创新的认知，通过先进的金融技术降低贷款回绝事件的发生概率，具体方式如下。第一，企业管理层需要意识到金融科技对于企业运营发展及融资问题解决的重要性，保持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并且在金融科技创新和融资问题解决过程中严格遵守市场规律，提高融资成功率。第二，企业需要结合运营发展实际资金需求、预期经济效益、资金回收周期及准确程度来确定融资数额、时间等基本信息，避免出现盲目投资的情况，否则不但会降低融资质量和效率，还会造成不必要的融资问题。第三，企业需要科学选择融资机构，现阶段的金融机构类型较多，选择不当便会增加融资风险。为此，企业需要认真评估金融机构的资信状况、真实程度、可靠程度，以此确保融资操作的安全性，同时可以联合同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共同建立金融机构资信系统，实现金融机构资信信息共享。

（二）不断扩展金融科技创新格局金融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整合会计信息的能力，弥补了传统融资模式信息整合不到位的不足之处。为此，企业需要就金融科技创新形成新的格局，具体方式如下。第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极大程度提高了信息的附加价值，为企业未来运营发展提供了诸多机会，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及时准确地提供资金信息和产品信息的方式，推动网络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与连接，帮助融资行业形成产业信息链，同时推动所在行业的产业链建设。第二，企业需要在开展金融科技创新及应用的同时提高财务信息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在行业内部的话语权，进而提高企业在产业信息链中的地位。第三，企业需要通过金融科技创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此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结合市场需求推出不同功能及性能的产品，提高企业的市场交易率和市场占有率，在解决融资问题的同时帮助企业应对逐渐激烈的市场竞争[4]。

（三）建立金融科技风险防范制度

考虑到金融科技应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企业需要建立风险防范制度，具体方式如下。第一，企业需要合理面对金融科技应用的安全风险，通过建立安全防护体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等方式，实现对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先进金融技术的科学应用，进而形成对金融科技风险及融资风险的有效预警，及时将潜在数据和信息安全隐患在源头上扼杀[3]。第二，企业需要建立金融科技风险防范标准，增强金融科技在企业融资中的应用效果，在应用科技发展便利性的同时规避科技应用的不足之处。第三，企业需要构建监管部门，通过安排专门的监管人员实现对金融科技应用及融资管理的科学监管，对融资操作进行合理约束及限制，确保各项技术应用及融资操作都能够在既定的标准下展开。此外，监管部门还需要规范金融科技市场的准入原则和标准，在企业开展金融科技创新业务之前，划分好各项工作内容和职责，实现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动态化监督管理。

（四）打造金融科技融资生态环境

企业需要充分应用金融科技优势及特点，形成科学健康的融资生态环境，具体方式如下。第一，企业需要通过金融科技实现对融资需求的科学分析，进而选择能够满足实际需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同时将财务数据和资信数据与合作企业联系在一起，不断丰富企业的财务信息和信用信息，便于金融机构和行业内企业了解企业的信用程度，不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还能够提高交易项目的成功率[4]。第二，企业需要通过金融科技加强融资风险的控制能力。降低不良融资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而充分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这需要管理者对金融科技应用及创新形成明确的认知，不断引导员工提高融资风险规避能力，带领员工学习先进的财务风险规避方法和技术。第三，企业需要对自身运营发展状况进行实际分析，对自身的财务管理能力形成明确认知，在此基础上顺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利用先进的金融技术解决企业融资问题的同时推动企业的长远建设发展。

（五）加强金融科技与融资操作的融合

企业要想实现对金融科技的最大化应用，需要不断推动金融科技与融资业务的融合，具体方式如下。第一，企业需要加大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循序渐进地构建区域规模经济体系，共同建立金融科技产业。这里的金融机构不但包括国内机构，也包括国外机构，从而推动企业进入国际化的金融科技创新环境中，充分学习国内外先进的金融科技和融资模式[5]。第二，企业需要不断提高融资管理能力和金融科技应用能力。例如，聘请专门的审计团队定期开展审计核算、制定完善的管理规划、做好会计信息披露工作、规范会计核算制度等，这些都能够为金融科技在融资业务中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外，企业还需要加强对投资回报率、效益、投资风险的分析，明确投资项目开展的风险性和必要性，真正实现谨慎投资，降低投资失败的概率，提高运营发展资金利用率。第三，企业需要充分应用电子商务平台发挥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应用优势，推动金融科技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形成“互联网+金融”的数字化金融体系[5]。

（六）加大对先进金融技术的研究力度

尽管我国近年来在金融科技方面获得了一定的创新成果，但金融技术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为此，企业还需要加大对先进金融技术的研究力度，具体方式如下。第一，企业需要加大对大数据可视化技术的研究力度，该技术不但能够实现对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和融资信息的可视化展示，还能够进一步分析融资约束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他相关价值信息，真正为企业融资提供大数据背后的信息。第二，企业需要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力度，该技术能够强化智能技术在理论和实践应用方面的连接，实现对融资信息更为深刻的“认知”和“感知”，这里的“认知”和“感知”功能主要由智能机器人承担，从而代替财务管理人员完成一些简单、基础的工作任务，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身完成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第三，企业需要加大对融合性技术的研究力度，金融科技创新涉及各个方面，包括多种先进技术，例如，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等，只有实现对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才能够有效地将融资业务中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构建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融资体系。

四、结语

在未来的经济市场中，金融科技在企业融资中的应用价值会不断提高，这表明要想科学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就必须要加大金融科技创新的应用力度，使企业能够通过建立金融科技风险防范制度、打造金融科技融资生态环境、扩展金融科技创新格局、加强金融科技与融资操作的融合等方式，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在融资业务中的优势，实现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1]张磊,吴晓明.数字化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困境与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2020(5):110-114.

[2]梁琦,林爱杰.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融资约束与杠杆率的影响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0(6):191-202.

[3]刘樱,张译方,王玺.智能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检验[J].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20,8(5):44-49.

[4]林文玲.金融科技发展对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的影响研究[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59-63.

约束问题范文篇3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动态

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属于特殊的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对资金的分配、产业的扩张以及其他非银行公司治理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与银行业发展的实践与重要性相比，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却明显滞后。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虽然认识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对银行公司治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思路和对策，但是大多从一般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去研究银行具体的公司治理机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目前对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正相关、负相关以及不确定。

1、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正相关。HongbinLiScottRozelle等对中国农村金融业的研究表明，激励契约对银行管理层吸收存款和减少发放不良贷款有正的影响效果，即激励程度越高越会促使人—银行管理层在吸收存款和减少发放不良贷款方面做出更大努力，更积极地吸收存款等增加银行业绩的活动。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金融全球化，政府对商业银行管制放松，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银行与非银行公司的区别逐渐减少，Crawford}EzzellandMiles}s]实证研究表明，针对国际上普遍出现的政府对商业银行管制放松的现象，应对商业银行管理层增加以激励为基础的薪酬。DavidA.BecherTerryL.Campell等通过对1990年代美国银行业研究表明，利用长期性激励报酬—权益薪酬导致银行绩效提高及银行增长，但是没有引起相关的风险增加。

2、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负相关。KoseJohnandYimingQian}’]从商业银行具有的独有行业特征出发认为，若高管与高杠杆公司—幸反行股东利益一致则高管有强烈动机去从事高风险投资，即使该投资没有正的净现值—即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因此经理层报酬应该是低的绩效敏感性，不应以纯粹绩效来考核管理人员。AdamsandMehran认为，由于银行持股公司资产的非透明性、管制严格等特征我们不能期望银行持股公司CEO薪酬结构与制造业(绩效敏感性报酬比例较高)相似。

3、管理层激励与绩效关系不确定。RolandBnabouandJeanTirole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表明，通过外部激励约束可能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可能部分或完全“挤出”个人内在的利他主义等“前社会”(prosocial)行为，即所谓的“激励挤出理论”，从而激励与绩效呈现负相关性;另一种可能效果是激励与约束能促使人采取对委托人有利的行为。这两种效果的出现依赖于是否外部存在荣耀与耻辱的、主导性的声誉机制，如果存在这种机制，由于人会注重“自我形象”，则绩效敏感性报酬会“挤出”利他主义行为。RauhandSeccia。将“焦虑”(anxiety)应用到传统的委托—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得出:激励与监督对人产生的“焦虑”(anxiety)心理可能提高或降低绩效，即所谓的“倒U型”假说，即如果通过努力取得成功的几率足够高时，焦虑会诱使人提高努力程度绩效;相反，如果成功的几率较低，焦虑会导致人较少甚至不努力。

二、商业银行治理的特殊性

1、高杠杆性。市场经济中，银行基于自身声誉发行一种对自身具有索取权的金融证券，通过集聚小额存款，向资金需求者发放大额贷款的方式来发挥信用中介作用，履行资产转换职能。根据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委员会颁发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只要至少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至少达到4%。与其他公司相比，银行资本是相当少的，主要是通过负债经营。

2、资产负债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短期存款和长期资产并存，大量可支取活期存款的存在使挤兑成为可能。在提供资产转换的过程中，为满足小额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收益偏好，银行为投资者提供了各种流动性较强的存款合同。而银行的资产往往是由各种期限较长、流动性较差的贷款构成。

3、资产组合的风险程度和透明度有别于一般企业。银行资产主要由期限不同的贷款构成，银行贷款采用的是非市场化的一对一的合同交易方式。针对不同借款对象的信用状况，银行每一笔贷款的交易条件(利率、期限和偿还方式等)均有所不同。因此，银行贷款资产的交易是非标准化的合同交易。由于资产交易的非市场化和非标准化，导致银行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

4、银行业存在着广泛的安全网和受到严格的外部监管，用来保护小额存款者的利益，并防范出现金融传染引起系统性金融危机。由于银行资产结构的特殊性和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使银行系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同时，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银行系统危机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正因为如此，银行业是市场经济中受到最为严格管制的行业之一。

三、提高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效率的对策

1、为兼顾股东和监管者双方的利益，商业银行适宜于选择低报酬—业绩敏感性的经理层报酬补偿激励机制。如果不存在激励约束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无法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甚至为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不惜牺牲所有者的利益。但是采取过低的固定报酬，过度给予业绩敏感性的长期股票期权激励等则可能会导致高“道德风险”的发生率，同样不利于银行的长期发展。

2、加快建立经理人市场。改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由国家委派的方式，由各方所有者组成一个董事会，然后有董事会来选择经营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选拔真正懂经营、善管理、素质高的经营人才出任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而一个高效的经营者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商业银行选拔经营者的要求。

约束问题范文篇4

一、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表现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在合理使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核心是保证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支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人均资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交互作用，使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为土地、水、能源、矿产等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

———土地资源约束。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所有经济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土地资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能否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但可利用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3，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36人，是世界平均49人的1.78倍；*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3004万公顷，按当年人口130756万人计算，人均耕地仅0.099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0.25公顷的39.6%，不及加拿大的1/15、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居世界第67位。在人均耕地不足的同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不断扩大，农村住房占地不断增加，加上生态退耕和灾害损毁，使耕地资源不断减少，如*～*年因建设占用、灾毁、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退耕，使耕地分别净减少96.24万公顷、62.73万公顷、168.62万公顷和253.74万公顷；*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灾毁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分别使耕地减少16.7万公顷、3.6万公顷、33.9万公顷和4万公顷。特别是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我国土地资源质量及其可利用性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土地沙化面积扩展高达2460平方公里，大量粮田、草地、林地被沙漠侵占，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中等县（市）的土地面积；*年草地可利用面积为31333万公顷，仅为其总面积的78.3%，且天然草地大部分分布在平均降水量小于400mm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其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已达13500万公顷，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年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5502.93万公顷，只占当年全部耕地面积的42.3%，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只有1%～2%，高产稳产田只占1/3，中低产田比重高达2/3，受工业“三废”和农药污染的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土地资源相对贫乏、耕地不断减少和土地资源质量下降，不仅会使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受到限制，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制约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在“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双重需要下，导致土地供给压力越来越大，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成为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如珠三角土地面积只有4.17万平方公里，目前可供开发的土地相当有限，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正面临无地可供大规模开发的局面。

———水资源的约束。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资源。虽然我国江河纵横、水网如织，水资源总量达255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1945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只是美国的1/5、俄罗斯的1/7、加拿大的1/50，居世界第121位，是联合国列出的13个严重贫水国家之一。随着非农产业用水和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数量急剧增加，大量农业灌溉用水已被转用于非农业用途，如北京密云水库转向以提供城市居民和工业用水为主，全国平均每年因缺水受旱耕地面积近2600万公顷。在全国660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维持运行。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同时，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年与*年相比，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增长21.25%，生活废水排放量增长22.17%。水污染已从河流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对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淮河、太湖、巢湖等江湖的断面监测结果表明，63.l%的河段失去了饮用水功能。一些城市把未经处理或简单处理后尚未达标的污水大量排放到天然河道，导致流经城市的河道90%受到污染、75%的湖泊富营养化、90%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且呈现由点向面的扩展趋势。我国属于水资源贫乏的国家，水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局面，导致资源型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使之对工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成为制约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要因素。缺水每年给我国工农业造成的损失高达3500亿元，这还不包括水资源被过度开采而导致的巨大间接损失。美国兰德公司甚至提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八大瓶颈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它们对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达到1.5%～1.9%，高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外商投资下降的影响。日益严重的水污染还吞蚀国计民生的根基，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我国城镇居民中的恶性肿瘤、畸形怪胎、新生儿缺陷、血管类病等疾病的快速蔓延，与饮用水安全直接相关。地下水资源严重超量开采、水位下降和水资源恶化直接影响到地下水资源持续利用和城市化发展进程，成为威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环境问题，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

———能源供应约束。能源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总量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全国年均GDP增长9.5%，同期能源消费年均增长9.8%。经济增长呈现依赖能源高投入、高消耗的特点，能源市场呈现需求远大于供给的基本格局。*～*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折算为标准煤）分别为128978万吨、137445万吨、143810万吨、163842万吨、187341万吨、206068万吨、221000万吨，而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138553万吨、143199万吨、151797万吨、174990万吨、203227万吨、223319万吨、246000万吨。能源生产增长赶不上消费增长，短缺问题日益凸显，“油荒”、“电荒”、“煤荒”已成为约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从1996年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于*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年分别进口石油17291.3万吨、17163.2万吨，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3.8%和52.8%。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我国原油产量18367.6万吨，居世界第5位，原油进口量14518.0万吨，出口原油633.7万吨，原油净进口量13884.3万吨，居世界第3位。*年全国缺电省份达19个，出现了1996年后首次大范围的电力短缺现象。*年尽管发电量比上年增长15.32%，达到22033.1亿千瓦时，仍然不能满足电力急速增长的需求，缺电省份增加到24个，当年全国电量缺口达到650多亿千瓦时。*年电力短缺情况有所缓解，但电力供需矛盾依然存在，仍有10多个省份出现电力短缺，华东、南方、华北等地夏季电力供需形势依然比较紧张。*年全国发电量达2834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3.4%，缺电范围和时段大为减少，但季节性、时段性缺电仍很明显。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煤炭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1/3，但随着煤炭消费需求的大幅度上升，自*年开始出现了“煤荒”，当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17.22亿吨，电煤缺口超过行业警戒线。*年全国煤炭可供量为21.45亿吨，消费量达21.66亿吨，供需缺口0.21亿吨。*～*年全国进口煤炭分别为1109.8万吨、1861.4万吨、2617.1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409.32%、67.72%、40.6%。石油、电力、煤炭供应全面紧张，对企业正常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专家估计，*年我国因电力短缺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低0.5个百分点。特别是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需要依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这不但涉及经济问题，而且也涉及政治与国家安全的问题。一方面国际市场能源价格飙升，局部地区能源供应不足和剧烈波动，给我国带来了额外的经济负担，降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使我国利用国际能源改善国内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能源进口的增加，国际上出现了中国“能源威胁论”，使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面临着很多不可预见和不确定性因素。

———矿产资源约束。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92%以上的一次能源、80%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自于矿产资源。从矿产资源总量看，我国属于矿产资源大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目前己经发现的矿种共有171种，已探明矿产资源总量的有158种，煤、稀土、钨、硅、铝、锑、石膏、芒硝、磷镁矿、银石、滑石和石墨等矿产资源，在世界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从人均矿产资源来看，我国又是一个矿产资源贫国，尤其是一些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全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关系国计民生且用量大的支柱性重要矿产如铁、锰、铝、铜、铅、锌、硫、磷等矿产，或贫矿多，或难选矿多，影响其开发利用。如铁矿石平均品位为33.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以上；铜矿品位Cu>1%的储量只占总量的35%左右，平均品位仅为0.87%，远低于智利、赞比亚等世界主要产铜国的铜矿品位。按照国民经济再翻两番对矿产资源的需求，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可以保证消费需求的矿产资源只有21种，到2020年可以保证需求的矿产资源只有9种。由于国内矿产资源供给难以满足需求，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年进口量达到20808万吨，是1991年进口量的11.2倍，进口量在国内总消费量中的比重高达40%，*年进口量达27526万吨，比上年增长32.29%；氧化铝需求已有1/3是靠进口来解决的，*～*年，进口量分别为335万吨、457万吨、561万吨、587万吨和702万吨，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41.7%、45.8%、48.3%、45.5%和46.8%，其中*年氧化铝进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37.6%。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素有“工业粮食”之称的矿产资源供需形势严峻，对经济发展的保障程度逐渐降低，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愈来愈紧张的矿产资源约束问题。重要矿产资源进口虽然弥补了国内资源的不足，支撑了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已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国际市场钢铁、铜、镍、铝、镁、锡、铅、铂、金等矿产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我国经济飞速增长致使需求量猛增造成的。

———生态环境约束。人类生产活动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循环交流，社会生产过程伴生着以液体、气体、固体形式的废弃物排放。当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有害物质排放成倍增加、环境自净能力难以维继时，生态环境恶化就不可避免。受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分别为433亿吨、439亿吨、459亿吨、482亿吨、525亿吨和537亿吨，废水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的82%，全国江河湖海普遍遭受污染，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五类劣质水占26%，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年全国排入水体的化学需氧量（COD）分别为1404.8万吨、1366.9万吨、1333.6万吨、1339.2万吨、1414.2万吨、1428.2万吨，超过环境容量的62%；单位GDP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别是美国的6.1倍、加拿大的5.7倍、澳大利亚的3倍、法国的11.9倍、德国的16.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7.9倍。*～*年工业废气排队放量分别为160863亿立方米、175257亿立方米、198906亿立方米、237696亿立方米、268988亿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为1947万吨、1927万吨、2159万吨、2255万吨、2549万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1%，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别是美国的8倍、加拿大的5倍、澳大利亚的2.8倍、丹麦的12.3倍、捷克的1.5倍、韩国的6.2倍、墨西哥的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9.3倍。大量的废气和二氧化硫排放导致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酸雨污染区面积已经占到国土面积1/3。*～*年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为88840万吨、94509万吨、100428万吨、1*0万吨、134449万吨②，目前固体废弃物堆存量已近60亿吨，不仅占地5万多平方公里，还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每年固体废弃物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可利用而又未利用的废物资源价值约300亿元。城市烟尘、酸雨、可吸入颗粒物等，经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和反应，形成复合型污染，严重污染了土地资源、空气资源和水资源，直接威胁到居民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农村水土流失、地力衰减、草地退化、土地沙化，越来越多的河水变得不适合农业灌溉和生活饮用，直接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和人们食品安全。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和以农村为中心的生态破坏相互交叉、影响，造成了我国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导致全国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2272.2万元、4640.9万元、3374.9万元、36365.7万元、10515万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还给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阻碍，使经济安全风险增大。

二、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产生的原因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只有将产生资源环境约束的主要原因梳理出来，才能找到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正确途径。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各种资源几乎应有尽有，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能源、矿产资源，其总量都比较丰富，可持续发展之所以面临资源环境约束，除了人口众多、资源禀赋较差、生态环境先天脆弱等客观因素外，无外乎资源环境需求、利用、配置、管理四大原因。

———需求原因。在资源环境存量一定的情况下，需求增长是导致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约束的首要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升级阶段，经济增长以资源浪费、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居民消费向住宅、汽车、家电升级以及经济结构重型化，会使其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快速增长，加剧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费总量的线性相关表明，经济增长越快、规模越大，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也越大。近几年受经济增长所致的需求扩张影响，资源消费增速超过了当年GDP的增速度。统计数据显示，*～*年电力消费增长分别比当年GDP高出1.5和1.1个百分点；*～*年能源消费增速分别比当年GDP增速高1.6和3.9个百分点；*年钢材消费增长17.2%，比当年GDP增速高6.5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仍会处于上升趋势。据有关专家预测，2010年我国石油总需求规模将达到3.5～3.8亿吨；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总需求量为40亿吨标准煤。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12～2014年我国将迎来2.4亿吨～2.6亿吨铁的年消费高峰；2019～2023年我国将迎来530万吨～680万吨铜的年消费高峰；2022～2028年我国将迎来1033万吨铝的年消费高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来支撑经济增长，在增加资源需求的同时，还会破坏环境，如经济增长过程中乱占耕地，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过度放牧，造成草地沙化，草原面积减少；过度采伐树木，造成森林面积下降，水土严重流；过度开发水资源，导致江河断流，地面沉降；过度排放污染物质，造成江河湖海污染，空气质量下降。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其对资源消费急剧增长，据统计，*～*年我国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中，生活消费量（标准煤）分别为达到17033万吨、19827万吨、21281万吨、23393万吨，分别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10.4%、11.33%、10.47%、10.48%。在石油消费量中，生活消费的比重由1990年的2.48%上升到*年的5.52%；电力生活消费比重由1990年的7.72%上升到*年的11.33%。家用电器的普及使用，使居民用电量大幅增加，*～*年全国居民生活用电分别比上年增长10.12%、14.62%，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为0.34辆，到*年已达到3.37辆，汽车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环保和能源问题。近几年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年城市化率为42.99%，新增城市人口不仅给城市经济发展增添劳动力，还将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从城市化对水资源的需求看，城市化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增加大约15亿吨。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消费的70%以上。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高耗能工业占比例较高，增加了对资源环境的需求。近年来钢铁、水泥、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导致煤炭、铁矿、铝土矿、水泥、石灰岩等矿产资源的消耗和需求急剧增加。这些行业的大规模、低水平扩张，加剧了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

———利用原因。尽管政府早已把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与当务之急，但习惯于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目标和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使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得以延续，重发展速度和数量，轻发展效益和质量，重外延扩大再生产，轻内涵扩大再生产，对资源重开发轻保护，加上节约资源的技术发展滞后，缺少节能新工艺和新技术，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管理角色差异而导致的利益博弈造成资源有效利用机制的缺失，使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普遍偏低，成为加剧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主要原因。从能源利用效率看，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与发达国家相差10个百分点；单位GDP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我国是世界上单位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千克标准煤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火电厂供电煤耗为每千瓦时404克标准煤，高出国际先进水平317克标准煤27.4%；工业锅炉平均能耗效率为60%，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年我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约5.5%，但为此消耗了占世界15%左右的能源、30%的钢和54%的水泥，经济成果与资源投入并不匹配。在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现阶段我国农业灌区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灌溉方式，每年农业灌溉用水量约3800多亿立方米，因水渠渗漏或蒸发严重、大水漫灌，平均每公顷用水7320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3，仅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有57%的农业灌溉用水被白白浪费了；每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l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全国城镇自来水管仅跑水、冒水、滴水、漏水损失率高达20%，每年“漏”水100亿立方米，高于南水北调中线的输水量。从矿产资源的利用来看，目前我国铁矿、有色金属的回收率分别30%和2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没有被回收利用；单位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倍、4.8倍、4.9倍、4．9倍和4.4倍。在农村土地利用中，由于不合理的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破坏了土地生态系统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一些地方的水土流失甚至沙化，致使区域土地资源不断退化，生产力显著下降。资源利用效率低，在加剧了资源供求矛盾，影响资源存量的同时，还会造成的巨大环境污染———大量资源在生产过程中未被有效使用，以废弃物的形式进入环境系统，破坏环境系统的稳定，从而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配置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合理配置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由价格扭曲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失灵是加剧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资源环境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随意使用或者低价使用的公共物品，其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为：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缺乏对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如土地、水、电、油等重要资源的价格一直由政府实行管制，而且出于维护低价格或低通货膨胀等考虑，长期对重要资源实行低价政策，严重扭曲了其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造成了这些重要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过度消费。资源市场价格机制完善，如*年初国务院发文件明确规定城市水价由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4部分构成，但在实际工作中尚有一大批城市没有建立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即使已经建立起污水收费制度的城市，其污水收费标准也偏低，不能满足污水处理厂的运营需要，由此导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年出现水行业全行业亏损；农用水几乎是免费的，而国外每立方米水价南非是0.47美元、美国是0.51美元、德国是1.45美元；我国的燃油税是美国的1/10、欧洲的3%～5%；矿产资源补偿费平均率为1.18%，而外国一般为2%～8%①。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健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但生态环境补偿法律保障不力、方式过于单一、标准不尽合理、征用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监管和范围狭窄等问题仍非常明显②，将污水、垃圾等作为废弃物进行处理，没有将其看作资源进行利用，从而无法形成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的产业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益事业，从投资建设到运行管理，在相当多的城市都由政府统管包办，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大大制约了城市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资源环境市场化配置不充分，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民，都缺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需求和过度浪费，导致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更加明显。以水资源为例，华北是我国严重缺水的地区，由于价格没有完全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在南水北调工程加紧实施的同时，北京人还在用自来水浇花，从大连蔓延到全国的高耗水大草坪，在北方城市也比比皆是。由于价格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仅不能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有效调节，还带来了随意截流引水、弃贫矿采富矿、乱砍滥伐林木等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不计资源消耗的现象，造成对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不仅威胁着当代人的利益，而且严重侵犯了后代人的生存权。

———管理原因。有效管理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资源环境管理不完善，成为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基本原因。尽管我国已颁布实施了《节约能源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但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特别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规建设仍然是薄弱环节，一些法律的内容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的形势要求，有些法律的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各经济主体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不明确，加之法律执行力度不够，检查监督不到位，使法律法规失去本身的严肃性，难以对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实施有效惩处，加剧了资源消耗和浪费。资源产权关系不明确，国有资源产权交易不畅，国家作为国有资源代表的产权被虚置或弱化，资源使用的零成本或低成本决定了资源使用权获得与转让代价是低廉的，地方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争取、瓜分、蚕食中央政府的资源使用权，妨碍了对国有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不利于实现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开发利用过程中“大手大脚”现象十分普遍。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的发展，而GDP对资源不计价，使资源的价值在GDP中得不到反映，无法确定经济增长背后付出多少资源；同时，现行干部考核制度把GDP增长、“物质生产领域”产值增长速度以及税收收入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导致各级政府为了政绩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代价谋求GDP和税收增长的高指标，使追求数量型扩张，依靠大量投入、大量消耗资源、不惜破坏环境的现象蔓延，进一步加剧资源环境约束。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每一级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都尽力将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建成一个产业和产品都尽可能齐全的经济体，都尽可能将各种“商”招来，将各种“资”引来，而不管是否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是否符合专业化分工原则，是否具有地区规模经济，因此出现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开发区遍地开花、各地区产业没有特色等局面，由此造成大量土地资源被低效占用、电力线路低效供给、许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没有规模经济、污染难以集中治理等后果。

三、缓解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对策

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要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必须以观念创新为前提、以产业创新为基础、以管理创新为保障、以市场创新为动力、以科技创新为出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观念创新。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缓解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必须以观念创新为前提，提高全民族的资源节约意识和环境忧患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风尚，营造全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环境。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做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①；树立科学消费观，改变高消费、奢靡型消费的愚昧行为，倡导适度消费和节俭、文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应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来认识，把它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以此为依据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的指标体系，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节约与永续使用，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倾向，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尽快形成以节地、节水、节能为中心的农业体系，重效益、节时、节能、节约原材料的工业体系，规划科学、设计优良、节地、省材、质量过硬的基本建设体系，节时、节能、重效益的运输体系，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服务体系和节约资源的消费方式，从战略上构建资源从生产、流通、分配到消费各个环节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有机节约整体。从树立科学消费观来说，应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杂志、报纸等媒体，在全社会广泛深人开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宣传教育活动，传播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弘扬“崇尚节俭，以俭养德”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反对盲目消费、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不断提高全民的节约资源意识和环境忧患意识，引导公众合理消费，使人们从过去那种铺张浪费、追求排场、损害自然、破坏环境的不可持续生活消费模式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热爱自然、追求健康、降低能耗、杜绝浪费的新型可持续消费模式，主动选择环境友好产品，自觉地珍惜和节约资源，有意识地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要自觉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表率，大力推进政府机关的节电、节水、节油、节材、垃圾回收等工作，加快公务用车的改革，尽可能精简会议并核减文件发放数量，杜绝重形式、比规模、讲排场等铺张浪费，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形成全社会文明、节约的行为模式。

———产业创新。要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产业创新为基础，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国民经济体系，使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系统由粗放经营的无序状态向集约经营的有序状态转变，使国民经济步入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要把调整产业结构放到突出位置，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式直线过程，转变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根据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力确定不同区域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来推动可持续发展；以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通过经济和法律等手段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盲目发展，限制和淘汰过度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能力，逐步降低高耗能重化工业比重，减轻资源需求压力和环境污染；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增加其科技含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降低资源消耗，重点支持节能、节水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继续推进煤炭、电力、化工、有色、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的产业升级，使优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鼓励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不断提高这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培育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降低资源消耗。走资源节约型城市化道路，优化城市产业布局，充分考虑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以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能源、淡水等重要资源为出发点，以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科学合理地制定与实施城市规划，不断优化城市结构与空间布局，鼓励节水、节地、节材型的城市生产与消费，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提高建筑节能效率，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节约型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相对紧凑的城市形态和产业发展格局，促进城市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推进生态农业工程建设，切实保护土地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积极开展植树种草，防止土地沙漠化的扩大和水土流失的加剧，并加强对乡镇企业合理规划、正确引导、严格管理，控制乡镇企业的污染。

———管理创新。要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管理创新为保障，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形成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褒扬、对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惩罚。从资源环境管理法制化出发，加快资源环境保护立法，将政府行使资源管理职能的活动及其有关主体的行为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正确处理资源环境开发利用者和监督管理者的法律关系，运用法律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资源环境管理领域的权限，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做到在立法目标上，以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资源环境保护立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在立法内容上，完善现行资源环境保护立法，对以往立法空白进行适当的修补，如补充制定自然资源保护立法及环保法律程序立法部分的内容；在法律制度上，应当逐步建立起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等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从资源环境管理规范化出发，建立完善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标准体系，制定风机、水泵、变压器、电动机等工业用能产品和家用电器、办公设备的强制性能效标准，不断完善主要耗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研究制定“轻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限值”标准及“轻型车燃料消耗量标识”，取消目前一些城市限制小排量汽车在某些道路上行驶的不合理规定；制定绿色建筑技术导则、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验收规范等可操作的标准，使建筑节能落到实处；修订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和雨水利用标准，完善重点用水行业取水定额标准，加大农业节水灌溉设备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和实施力度；制定和实施新的土地使用标准，建立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评价和考核体系，完善村镇规划标准；研究提出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行业标准，制定“矿山企业尾矿利用技术规范”。通过建立完善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标准体系，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贯穿到企业经营活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化出发，建立资源节约监督管理制度，加强执法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资源、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行为；建立废物回收和利用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完善社会回收、分类、加工利用体系；建立起“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奖惩分明、一级抓一级、一级考核一级”的责任制，依法对节水、节能、节约各种资源实行有效管理，逐步把建设节约型社会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轨道。

———市场创新。要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市场创新为动力，推进资源产业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运用经济杠杆推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环境效益。坚持市场配置资源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以市场形成价格为基础，辅之以必要的政府干预，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把促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资源价格政策的核心目标，着力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重点做好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价格改革工作，理顺资源之间、资源与资源性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消除制度性价格歧视，遵循价格面前人人平等的市场原则，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在生态环境领域，牢固树立生态环境资本意识，贯彻“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科学合理地确定生态环境补偿标准，使资源价格反映环境成本。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大力培育和规范资源环境市场，制定和完善资源环境的市场运行规则，逐步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资源环境市场环境，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资源环境市场，通过资源环境市场进行资源环境所有权和使用权交易，使资源环境转化为资本，实现其价值最大化，从而提高资源环境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缓解资源瓶颈，在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综合运用贸易、投资、对外援助等多种形式，提高利用境外资源的能力，加快制定境外资源利用战略。通过“走出去”的途径，鼓励我国的资源开发和使用企业在资源富集国家建立重要战略资源的海外供应基地，以保障及时、足量、持续地满足国内的资源需求。

———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最主要的因素，是“第一生产力”，缓解资源环境约，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出路，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实现从资源消耗型经济向资源节约型经济的转变，实现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增长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和循环利用、缓解资源短缺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坚持开发与应用相结合、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等原则，围绕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开展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开发大用量、高效益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强资源节约科研攻关和技术改造，建立并不断完善资源节约技术筛选评价体系，提高资源节约的整体技术水平，开发和利用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提高资源总回收率，扩大资源利用广度和深度，组织综合回收利用研究，以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抓紧组织关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示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挥拉技在节能、节水、降耗、“三废”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作用，促进资源节约潜力向节约能力和节约效益转化。

约束问题范文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信息不对称

随着外资银行全面进人中国，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人才的竞争。对于内资商业银行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以使内资商业银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商业银行管理层与其所有者—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出现委托—问题。如果委托—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委托人通过对人适当的激励，以及通过承担用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可以使其利益偏差有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取的激励手段主要有工资、奖金等物质手段。作为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弥补物质激励不足的非现金福利计划，如员工带薪休假、带薪进修、在职培训、医疗保障、住房保障、退休金计划等很不健全，而且物质激励的手段单一。现有精神激励仅限于“优秀共产党员”、“青年岗位能手”等一些荣誉称号，激励作用相当有限。此外，现有激励主要以短期激励为主，缺乏有效的期权等长期激励手段。2004年2月民生银行率先推出期权激励的长期激励计划，但从2004年年报看，其长期激励方案尚未具体实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层报酬形式明显缺乏应有的激励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动态

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属于特殊的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对资金的分配、产业的扩张以及其他非银行公司治理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与银行业发展的实践与重要性相比，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却明显滞后。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虽然认识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对银行公司治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思路和对策，但是大多从一般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去研究银行具体的公司治理机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目前对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正相关、负相关以及不确定。

1、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正相关。HongbinLiScottRozelle等对中国农村金融业的研究表明，激励契约对银行管理层吸收存款和减少发放不良贷款有正的影响效果，即激励程度越高越会促使人—银行管理层在吸收存款和减少发放不良贷款方面做出更大努力，更积极地吸收存款等增加银行业绩的活动。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金融全球化，政府对商业银行管制放松，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银行与非银行公司的区别逐渐减少，CrawfordEzzellandMiles实证研究表明，针对国际上普遍出现的政府对商业银行管制放松的现象，应对商业银行管理层增加以激励为基础的薪酬。DavidA.BecherTerryL.Campell等通过对1990年代美国银行业研究表明，利用长期性激励报酬—权益薪酬导致银行绩效提高及银行增长，但是没有引起相关的风险增加。

2、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负相关。KoseJohnandYimingQian从商业银行具有的独有行业特征出发认为，若高管与高杠杆公司—幸反行股东利益一致则高管有强烈动机去从事高风险投资，即使该投资没有正的净现值—即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因此经理层报酬应该是低的绩效敏感性，不应以纯粹绩效来考核管理人员。认为，由于银行持股公司资产的非透明性、管制严格等特征我们不能期望银行持股公司CEO薪酬结构与制造业(绩效敏感性报酬比例较高)相似。

3、管理层激励与绩效关系不确定。RolandBnabouandJeanTirole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表明，通过外部激励约束可能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可能部分或完全“挤出”个人内在的利他主义等“前社会”(prosocial)行为，即所谓的“激励挤出理论”，从而激励与绩效呈现负相关性;另一种可能效果是激励与约束能促使人采取对委托人有利的行为。这两种效果的出现依赖于是否外部存在荣耀与耻辱的、主导性的声誉机制，如果存在这种机制，由于人会注重“自我形象”，则绩效敏感性报酬会“挤出”利他主义行为。。将“焦虑”应用到传统的委托—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得出:激励与监督对人产生的“焦虑”心理可能提高或降低绩效，即所谓的“倒U型”假说，即如果通过努力取得成功的几率足够高时，焦虑会诱使人提高努力程度绩效;相反，如果成功的几率较低，焦虑会导致人较少甚至不努力。

二、商业银行治理的特殊性

1、高杠杆性。市场经济中，银行基于自身声誉发行一种对自身具有索取权的金融证券，通过集聚小额存款，向资金需求者发放大额贷款的方式来发挥信用中介作用，履行资产转换职能。根据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委员会颁发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只要至少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至少达到4%。与其他公司相比，银行资本是相当少的，主要是通过负债经营。

2、资产负债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短期存款和长期资产并存，大量可支取活期存款的存在使挤兑成为可能。在提供资产转换的过程中，为满足小额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收益偏好，银行为投资者提供了各种流动性较强的存款合同。而银行的资产往往是由各种期限较长、流动性较差的贷款构成。

3、资产组合的风险程度和透明度有别于一般企业。银行资产主要由期限不同的贷款构成，银行贷款采用的是非市场化的一对一的合同交易方式。针对不同借款对象的信用状况，银行每一笔贷款的交易条件(利率、期限和偿还方式等)均有所不同。因此，银行贷款资产的交易是非标准化的合同交易。由于资产交易的非市场化和非标准化，导致银行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

4、银行业存在着广泛的安全网和受到严格的外部监管，用来保护小额存款者的利益，并防范出现金融传染引起系统性金融危机。由于银行资产结构的特殊性和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使银行系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同时，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银行系统危机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正因为如此，银行业是市场经济中受到最为严格管制的行业之一。

三、提高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效率的对策

1、为兼顾股东和监管者双方的利益，商业银行适宜于选择低报酬—业绩敏感性的经理层报酬补偿激励机制。如果不存在激励约束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无法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甚至为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不惜牺牲所有者的利益。但是采取过低的固定报酬，过度给予业绩敏感性的长期股票期权激励等则可能会导致高“道德风险”的发生率，同样不利于银行的长期发展。

2、加快建立经理人市场。改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由国家委派的方式，由各方所有者组成一个董事会，然后有董事会来选择经营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选拔真正懂经营、善管理、素质高的经营人才出任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而一个高效的经营者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商业银行选拔经营者的要求。

约束问题范文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信息不对称

随着外资银行全面进人中国，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人才的竞争。对于内资商业银行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以使内资商业银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商业银行管理层与其所有者—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出现委托—问题。如果委托—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委托人通过对人适当的激励，以及通过承担用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可以使其利益偏差有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取的激励手段主要有工资、奖金等物质手段。作为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弥补物质激励不足的非现金福利计划，如员工带薪休假、带薪进修、在职培训、医疗保障、住房保障、退休金计划等很不健全，而且物质激励的手段单一。现有精神激励仅限于“优秀共产党员”、“青年岗位能手”等一些荣誉称号，激励作用相当有限。此外，现有激励主要以短期激励为主，缺乏有效的期权等长期激励手段。年2月民生银行率先推出期权激励的长期激励计划，但从年年报看，其长期激励方案尚未具体实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层报酬形式明显缺乏应有的激励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动态

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属于特殊的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对资金的分配、产业的扩张以及其他非银行公司治理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与银行业发展的实践与重要性相比，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却明显滞后。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虽然认识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对银行公司治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思路和对策，但是大多从一般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去研究银行具体的公司治理机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目前对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正相关、负相关以及不确定。

1、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正相关。HongbinLiScottRozelle等对中国农村金融业的研究表明，激励契约对银行管理层吸收存款和减少发放不良贷款有正的影响效果，即激励程度越高越会促使人—银行管理层在吸收存款和减少发放不良贷款方面做出更大努力，更积极地吸收存款等增加银行业绩的活动。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金融全球化，政府对商业银行管制放松，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银行与非银行公司的区别逐渐减少，Crawford}EzzellandMiles}s]实证研究表明，针对国际上普遍出现的政府对商业银行管制放松的现象，应对商业银行管理层增加以激励为基础的薪酬。DavidA.BecherTerryL.Campell等通过对1990年代美国银行业研究表明，利用长期性激励报酬—权益薪酬导致银行绩效提高及银行增长，但是没有引起相关的风险增加。

2、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银行绩效负相关。KoseJohnandYimingQian}’]从商业银行具有的独有行业特征出发认为，若高管与高杠杆公司—幸反行股东利益一致则高管有强烈动机去从事高风险投资，即使该投资没有正的净现值—即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因此经理层报酬应该是低的绩效敏感性，不应以纯粹绩效来考核管理人员。AdamsandMehran认为，由于银行持股公司资产的非透明性、管制严格等特征我们不能期望银行持股公司CEO薪酬结构与制造业(绩效敏感性报酬比例较高)相似。

3、管理层激励与绩效关系不确定。RolandBnabouandJeanTirole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表明，通过外部激励约束可能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可能部分或完全“挤出”个人内在的利他主义等“前社会”(prosocial)行为，即所谓的“激励挤出理论”，从而激励与绩效呈现负相关性;另一种可能效果是激励与约束能促使人采取对委托人有利的行为。这两种效果的出现依赖于是否外部存在荣耀与耻辱的、主导性的声誉机制，如果存在这种机制，由于人会注重“自我形象”，则绩效敏感性报酬会“挤出”利他主义行为。RauhandSeccia。将“焦虑”(anxiety)应用到传统的委托—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得出:激励与监督对人产生的“焦虑”(anxiety)心理可能提高或降低绩效，即所谓的“倒U型”假说，即如果通过努力取得成功的几率足够高时，焦虑会诱使人提高努力程度绩效;相反，如果成功的几率较低，焦虑会导致人较少甚至不努力。

二、商业银行治理的特殊性

1、高杠杆性。市场经济中，银行基于自身声誉发行一种对自身具有索取权的金融证券，通过集聚小额存款，向资金需求者发放大额贷款的方式来发挥信用中介作用，履行资产转换职能。根据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委员会颁发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只要至少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至少达到4%。与其他公司相比，银行资本是相当少的，主要是通过负债经营。

2、资产负债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短期存款和长期资产并存，大量可支取活期存款的存在使挤兑成为可能。在提供资产转换的过程中，为满足小额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收益偏好，银行为投资者提供了各种流动性较强的存款合同。而银行的资产往往是由各种期限较长、流动性较差的贷款构成。

3、资产组合的风险程度和透明度有别于一般企业。银行资产主要由期限不同的贷款构成，银行贷款采用的是非市场化的一对一的合同交易方式。针对不同借款对象的信用状况，银行每一笔贷款的交易条件(利率、期限和偿还方式等)均有所不同。因此，银行贷款资产的交易是非标准化的合同交易。由于资产交易的非市场化和非标准化，导致银行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

4、银行业存在着广泛的安全网和受到严格的外部监管，用来保护小额存款者的利益，并防范出现金融传染引起系统性金融危机。由于银行资产结构的特殊性和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使银行系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同时，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银行系统危机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正因为如此，银行业是市场经济中受到最为严格管制的行业之一。

三、提高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效率的对策

1、为兼顾股东和监管者双方的利益，商业银行适宜于选择低报酬—业绩敏感性的经理层报酬补偿激励机制。如果不存在激励约束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无法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甚至为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不惜牺牲所有者的利益。但是采取过低的固定报酬，过度给予业绩敏感性的长期股票期权激励等则可能会导致高“道德风险”的发生率，同样不利于银行的长期发展。

2、加快建立经理人市场。改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由国家委派的方式，由各方所有者组成一个董事会，然后有董事会来选择经营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选拔真正懂经营、善管理、素质高的经营人才出任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而一个高效的经营者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商业银行选拔经营者的要求。

约束问题范文篇7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十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除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大堆历史包袱太重，如富裕人员太多，负债率太高，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太重和退休职工的比例太大等等，一时很难解开、轻装上阵以外，其关键原因，经过长期反复实践，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最主要的还是在主观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很难转变。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国有企业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在经营范围上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在行政管理上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此，至今在全国各经济领域中，国有企业几乎仍然无所不在；政府对经营者几乎仍然实行着一种直接任免，奉命上岗，既无激励，又无约束的制度。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因为一种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就可以随意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经营者对企业经营好坏往往就既无动力，也无应有的压力，企业势必就可以用各种理由吃国家的“大锅饭”，效益效率肯定不高。改革要扭转这种局面，除了应当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将一些既不是必须由国家举办和控制，且效益又不好的企业，逐步转为非国家所有外，最有效的办法，是搞好两个方面的重要制度创新：一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包括产权所有制的创新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建立起一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制度，以解决国有企业就是全民企业，名义上人人都是所有者，实际上人人又都可以不负责任的问题；二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度的创新，包括对经营者的市场选聘制度和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解决国有企业由真正优秀的经营者来负责经营和国有资产的尽可能保值增值问题。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是紧密联系起来的，缺一不可。没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就谈不上经营制度的创新；只有产权制度的创新，没有经营者制度的创新，国有企业肯定还是搞不好的。但由于传统观念的障碍，长期以来我们就不可能用这两种制度创新的办法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采用种种政治风险不大、比较容易推进的办法。其效果当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如：

――调整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1957年和1970年我们曾经两度用这种办法进行改革，即把原来由中央各部管理的企业，绝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经济混乱。为了扭转经济的混乱局面，不久就只好又收回中央各部管理。也就是说，经过两次“团团转”的循环，即“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又管”，从那里开始，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了那里，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调整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即从原来的国有企业财务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交，改为多种形式的企业利润提留，包括利润分成、利改税和利润上交承包等。从1979年到1991年，搞了十几年，国有企业的盈亏状况不但没有改善，亏损企业的比例反而从不到20%上升到“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虚盈实亏，真正盈利的只剩三分之一。效果也很差。

――调整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力。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7年，搞了差不多五年，名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为扩大十四个方面的自主权。但因为观念没有转变，政府同企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照样存在，绝大多数企业的自主权并没有真正放下去。极少数企业放下去了，但往往又放过了头，把所有的制约监督权力也下放了，变成了内部人控制，导致类似于志安外逃、褚时建被判刑等种种严重的后果。在此期间，1993年中共中央在制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鉴于以上改革办法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曾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正确目标。但因为观念没有转变，认识没统一，在客观上又出现了长达几年的产权改革究竟是姓“公”姓“私”，现代企业制度究竟姓“社”姓“资”的争论。导致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不仅在面上不可能深入进行，即使在百户企业中的试点，也没有真正推开。

有鉴于此，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且重申，其基本标志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推进的重要方法：一是要采用多种形式，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这些论述，不但奠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对国企改革不能涉及产权改革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思想突破。前不久通过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仅继续坚持了十五大有关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而且对如何推进改革的方法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如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来解决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不仅进一步重申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而且对如何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也规定了一系列有效的办法。从而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此，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有关上述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需要做到的第一种制度创新即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有可能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和对国有企业职能的定位，基本按照以下四种不同分类，逐步得到落实与推进。即：1、属于国家需要继续独资的企业。基本包括决定中所讲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等三种企业基本上仍由国家独资经营。因为这类企业，同我国的国防、金融和财政安全密切相关，对保证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继续由国家独资经营，尽管由于其体制机制不太活，收费不能太高，效益效率不一定很好，但这是国家应有责任，可以更多地重视其社会效益，从全局上看，继续由国家独资经营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还是利大于弊的。

2、属于国家必须坚持控制的企业。基本上包括决定中所讲的支柱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要继续由国家控制。因为这类企业一般都是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先导性的企业，其供应和价格是否稳定，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支撑和导向作用。因此，国家一定要能够控制，但一般不一定要继续由国家独资，可以改为国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以既利于企业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补贴，提高效益，又大大降低过去用独资办法来控制这些企业给国家带来的高昂成本开支与经济损失。3、属于国家可以参股的企业。主要指不包括在上述两大类以外的其他行业中尚有较大发展前景和国家还不愿意很快退出的企业，但也不必继续由国家独资或者控股，而可以改为国家参股。至于对什么样的企业参股或不参股，是多参股还是少参股，应该根据两个条件来决定：一是国家财政有没有资金；二是能不能赚钱。财政有资金、能赚钱就参或者多参。反之就少参或不参，以既更好地促进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又有效维护国家应该而又可能得到的利益。

4、属于国家应该退出来的企业。主要指上述三大类以外的其他大量企业，即既不需要国家独资，也不必由国家控制，而且又不值得国家参股的企业，国家就应该逐步退出来。退出的方法可以有多种，或者破产、倒闭、兼并；或者采用各种方式，有偿转让为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外资、私人和个体。退出的时间，宜早不宜晚。因为，这类企业，一般都经营不好，效益不高甚至长期是亏损，净资产不多甚至已经资不抵债了。退出越晚，损失浪费越多，积累的包袱越重，最终需要国家兜底偿还的开支越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当然，在退出时，有三个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好：一是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或流失；二是不能造成职工的生活无保障；三是不能造成对银行的债务悬置甚至赖帐，从而导致大量的后遗症，增大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当前，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主要矛盾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制度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如绝大多数企业都逐步进行了公司制改组，但企业经营者的制度却仍然是老的一套，创新明显滞后，从而势必导致按照上述分类改革以后，仍然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由于经营者的选人不当，或者其本身素质不高，或者缺少必要的激励和制约，企业的经营管理与经济效益仍然不好，从而直接影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效果。因为，国内外许多企业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个企业要搞好，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的体制与制度比较合理；二是有一种或者几种在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三是有一个优秀的经营者或经营者集体。而且，在这三条当中，优秀的经营者和经营者集体往往又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在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因此，要真正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要认真搞好国企产权制度的创新以外，必须同时搞好企业经营者制度的创新及其相应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对于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和管理，一般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或比较成功的办法，如通过市场物色对象、双向选择、竞争应聘上岗；对搞得好的采用优厚的年薪制、奖励制和期股制等予以激励；对搞得不好的通过减薪、降级、停职、解聘，予以严格的制约等。这些办法，我们都可以参考借鉴，但也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因为我们的国情不一样。从我国当前现实出发，要真正搞好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度的创新，较快建立起一套对经营者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机制，我初步考虑急需做好的工作主要有：1、要尽快建立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经营者市场。经营者特别是优秀的经营者，即一般所说的企业家，在我国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包括经营者资源的配置，都有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因此，要搞好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度的创新，首先必须培育和建立起一个有利于经营者优化配置的市场。否则，不仅没有一个职业企业家队伍成长和企业所有者采取开放式办法选择经营者的环境，而且对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也缺乏一种有效的衡量标准。综观一些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标准，无论是年薪也好、奖励也好，还是期股、期权等，一般都有不是在上岗以后才定的，而是在市场选聘时通过谈判确定的。对经营者的约束最主要的也不是在上岗或者经营不好以后的事后约束，而是在选聘过程中的市场约束。因为，一个经营者只要过去的经营业绩好，其市场信誉就高，在市场上就有人或单位愿意以更好的职位和更优厚的待遇去聘请他，反之就可能做个一般成员也没有人要。这正如国外包括我们在香港的国企中一些非内地调去的优秀经营者所说的：我为什么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既不是为了政治抱负，也不是为了忘我奉献，而是一种经营者的自我价值观，也就是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得到更高的报酬在迫使我这样干。这就足以说明，尽快培育建立一个经营者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要实现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制度创新和建立起一套对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很困难的。

约束问题范文篇8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十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除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大堆历史包袱太重，如富裕人员太多，负债率太高，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太重和退休职工的比例太大等等，一时很难解开、轻装上阵以外，其关键原因，经过长期反复实践，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最主要的还是在主观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很难转变。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国有企业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在经营范围上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在行政管理上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此，至今在全国各经济领域中，国有企业几乎仍然无所不在；政府对经营者几乎仍然实行着一种直接任免，奉命上岗，既无激励，又无约束的制度。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因为一种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就可以随意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经营者对企业经营好坏往往就既无动力，也无应有的压力，企业势必就可以用各种理由吃国家的“大锅饭”，效益效率肯定不高。改革要扭转这种局面，除了应当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将一些既不是必须由国家举办和控制，且效益又不好的企业，逐步转为非国家所有外，最有效的办法，是搞好两个方面的重要制度创新：一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包括产权所有制的创新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建立起一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制度，以解决国有企业就是全民企业，名义上人人都是所有者，实际上人人又都可以不负责任的问题；二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度的创新，包括对经营者的市场选聘制度和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解决国有企业由真正优秀的经营者来负责经营和国有资产的尽可能保值增值问题。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是紧密联系起来的，缺一不可。没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就谈不上经营制度的创新；只有产权制度的创新，没有经营者制度的创新，国有企业肯定还是搞不好的。但由于传统观念的障碍，长期以来我们就不可能用这两种制度创新的办法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采用种种政治风险不大、比较容易推进的办法。其效果当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如：

——调整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1957年和1970年我们曾经两度用这种办法进行改革，即把原来由中央各部管理的企业，绝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经济混乱。为了扭转经济的混乱局面，不久就只好又收回中央各部管理。也就是说，经过两次“团团转”的循环，即“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又管”，从那里开始，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了那里，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调整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即从原来的国有企业财务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交，改为多种形式的企业利润提留，包括利润分成、利改税和利润上交承包等。从1979年到1991年，搞了十几年，国有企业的盈亏状况不但没有改善，亏损企业的比例反而从不到20%上升到“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虚盈实亏，真正盈利的只剩三分之一。效果也很差。

——调整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力。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7年，搞了差不多五年，名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为扩大十四个方面的自主权。但因为观念没有转变，政府同企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照样存在，绝大多数企业的自主权并没有真正放下去。极少数企业放下去了，但往往又放过了头，把所有的制约监督权力也下放了，变成了内部人控制，导致类似于志安外逃、褚时建被判刑等种种严重的后果。在此期间，1993年中共中央在制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鉴于以上改革办法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曾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正确目标。但因为观念没有转变，认识没统一，在客观上又出现了长达几年的产权改革究竟是姓“公”姓“私”，现代企业制度究竟姓“社”姓“资”的争论。导致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不仅在面上不可能深入进行，即使在百户企业中的试点，也没有真正推开。

有鉴于此，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且重申，其基本标志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推进的重要方法：一是要采用多种形式，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这些论述，不但奠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对国企改革不能涉及产权改革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思想突破。前不久通过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仅继续坚持了十五大有关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而且对如何推进改革的方法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如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来解决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不仅进一步重申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而且对如何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也规定了一系列有效的办法。从而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此，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有关上述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需要做到的第一种制度创新即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有可能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和对国有企业职能的定位，基本按照以下四种不同分类，逐步得到落实与推进。即：1、属于国家需要继续独资的企业。基本包括决定中所讲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等三种企业基本上仍由国家独资经营。因为这类企业，同我国的国防、金融和财政安全密切相关，对保证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继续由国家独资经营，尽管由于其体制机制不太活，收费不能太高，效益效率不一定很好，但这是国家应有责任，可以更多地重视其社会效益，从全局上看，继续由国家独资经营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还是利大于弊的。

2、属于国家必须坚持控制的企业。基本上包括决定中所讲的支柱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要继续由国家控制。因为这类企业一般都是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先导性的企业，其供应和价格是否稳定，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支撑和导向作用。因此，国家一定要能够控制，但一般不一定要继续由国家独资，可以改为国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以既利于企业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补贴，提高效益，又大大降低过去用独资办法来控制这些企业给国家带来的高昂成本开支与经济损失。3、属于国家可以参股的企业。主要指不包括在上述两大类以外的其他行业中尚有较大发展前景和国家还不愿意很快退出的企业，但也不必继续由国家独资或者控股，而可以改为国家参股。至于对什么样的企业参股或不参股，是多参股还是少参股，应该根据两个条件来决定：一是国家财政有没有资金；二是能不能赚钱。财政有资金、能赚钱就参或者多参。反之就少参或不参，以既更好地促进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又有效维护国家应该而又可能得到的利益。

4、属于国家应该退出来的企业。主要指上述三大类以外的其他大量企业，即既不需要国家独资，也不必由国家控制，而且又不值得国家参股的企业，国家就应该逐步退出来。退出的方法可以有多种，或者破产、倒闭、兼并；或者采用各种方式，有偿转让为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外资、私人和个体。退出的时间，宜早不宜晚。因为，这类企业，一般都经营不好，效益不高甚至长期是亏损，净资产不多甚至已经资不抵债了。退出越晚，损失浪费越多，积累的包袱越重，最终需要国家兜底偿还的开支越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当然，在退出时，有三个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好：一是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或流失；二是不能造成职工的生活无保障；三是不能造成对银行的债务悬置甚至赖帐，从而导致大量的后遗症，增大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当前，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主要矛盾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制度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如绝大多数企业都逐步进行了公司制改组，但企业经营者的制度却仍然是老的一套，创新明显滞后，从而势必导致按照上述分类改革以后，仍然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由于经营者的选人不当，或者其本身素质不高，或者缺少必要的激励和制约，企业的经营管理与经济效益仍然不好，从而直接影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效果。因为，国内外许多企业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个企业要搞好，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的体制与制度比较合理；二是有一种或者几种在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三是有一个优秀的经营者或经营者集体。而且，在这三条当中，优秀的经营者和经营者集体往往又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在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因此，要真正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要认真搞好国企产权制度的创新以外，必须同时搞好企业经营者制度的创新及其相应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对于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和管理，一般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或比较成功的办法，如通过市场物色对象、双向选择、竞争应聘上岗；对搞得好的采用优厚的年薪制、奖励制和期股制等予以激励；对搞得不好的通过减薪、降级、停职、解聘，予以严格的制约等。这些办法，我们都可以参考借鉴，但也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因为我们的国情不一样。从我国当前现实出发，要真正搞好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度的创新，较快建立起一套对经营者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机制，我初步考虑急需做好的工作主要有：1、要尽快建立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经营者市场。经营者特别是优秀的经营者，即一般所说的企业家，在我国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包括经营者资源的配置，都有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因此，要搞好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度的创新，首先必须培育和建立起一个有利于经营者优化配置的市场。否则，不仅没有一个职业企业家队伍成长和企业所有者采取开放式办法选择经营者的环境，而且对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也缺乏一种有效的衡量标准。综观一些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标准，无论是年薪也好、奖励也好，还是期股、期权等，一般都有不是在上岗以后才定的，而是在市场选聘时通过谈判确定的。对经营者的约束最主要的也不是在上岗或者经营不好以后的事后约束，而是在选聘过程中的市场约束。因为，一个经营者只要过去的经营业绩好，其市场信誉就高，在市场上就有人或单位愿意以更好的职位和更优厚的待遇去聘请他，反之就可能做个一般成员也没有人要。这正如国外包括我们在香港的国企中一些非内地调去的优秀经营者所说的：我为什么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既不是为了政治抱负，也不是为了忘我奉献，而是一种经营者的自我价值观，也就是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得到更高的报酬在迫使我这样干。这就足以说明，尽快培育建立一个经营者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要实现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制度创新和建立起一套对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很困难的。

约束问题范文篇9

【关键词】融资约束；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发展历程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融资约束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大量民营中小型企业。党的报告指出，未来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挥投资优势，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融资约束问题的产生主要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公司内部与外部的融资成本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外部资金的成本总是高于内部资金的成本[1]。这使得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削减现金的支出以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本文以“融资约束”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数据库中检索发现，2000—2018年间有关于融资约束的研究成果共有1504篇，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检索发现，关于融资约束的文献有1227篇，这说明融资约束问题受到学者高度关注。目前公开发表的有关“融资约束”主题的综述类研究论文有《厂商投资行为的融资约束理论研究综述及启示》[2]、《会计信息质量、市场化进程与融资约束的相关性研究综述》[3]、《融资约束与技术投资的相关性：一个综述》[4]、《国内外融资约束研究综述与展望》[5]，四篇论文都采用了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梳理了近年来国内融资约束研究的成果及历程，丰富了融资约束研究的理论成果，各具特色。受研究技术和方法的限制，融资约束问题研究脉络并不清晰，鉴于此，本文运用可视化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中2000—2018年以融资约束为关键词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辨析国内融资约束问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梳理“融资约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大数据平台的出现和云计算的应用使得各种信息获取方式更加便利，与数据分析相关软件的开发使用，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而使得实证化研究变成现实。本文运用的研究软件是CiteSpace，该软件是由陈超美教授团队研究开发，是一种基于文献数据分析原理，在文献数据中识别与可视化图谱分析的一种Java应用程序。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软件CiteSpace对选定的原始有效数据进行运算分析，依次得出融资约束高频关键词可视化知识图谱、主要关键词聚类图谱、高影响力作者可视化图谱、主流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图谱。（二）数据来源。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数据库中搜索与融资约束主题相关的论文，运用高级检索方式，检索条件设定关键词为“融资约束”，检索时间段为不限，可查阅到1546篇相关文献。为了保证数据的权威性，提升研究分析精度，本文对检索数据进行了筛选（研究年限起始年份为2000年，结束年份为2018年），将来源类别设定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文献（CSSCI），剔除会议论文后最终选取1504篇文献作为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分析的原始有效数据。

三、融资约束研究主题可视化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分析。本研究通过对融资约束高频关键词分析，将研究数据导入可视化图谱软件中，发现关键词频次由高到低分别为融资约束、金融发展、投资效率、现金持有、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货币政策、产权性质、投资不足、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关键词中心性由高到低分别为融资约束、内部资本市场、中小企业、现金持有、公司治理。这五个关键词不仅具有较高的频次而且具有较高的中心性。为了更好地呈现融资约束研究热点之间的关系，下面借助融资约束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清晰展现。借助CiteSpace软件将数据导入经过转换之后，具体参数设置如下：时间设定为2000—2018年；时间区间为1年；结点类型为关键词；链接强度的算法为“Cosine”，范围是“WithinSlices”；选择标准参数为50；裁剪类型为“PruningSlicedNetworks”。数据导入后得到关键词可视化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通过融资约束关键词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发现：研究的热点主要围绕融资约束、金融发展、投资效率、现金持有、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等主题。其他关键词虽然出现较少但紧密围绕在主要关键词周围。融资约束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中心性较大，和周围关键词连接线较为紧密，如过度投资、内部资本市场、投资效率、中小企业等，且具有一定的延伸性。融资约束、内部资本市场、中小企业、现金持有和公司治理具有较高的中心性，与其他相关研究热点链接紧密。整个知识图谱框架联系紧密呈现开放式研究结构。（二）融资约束关键词聚类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将关联度高的关键词和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聚合为某一类的研究主题。因此，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辨析和区别各类研究主题。本研究将样本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参数设置，在图1的基础上，根据聚类算法进行关键词自动聚类，共生成六个聚类，本研究将对这六个聚类进行分析整理，最后统计出各个聚类出现次数较多的关键词（见表1）。由表1可知，融资约束的主要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由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投资不足、现金持有、营运资本管理、货币政策、金融机构六个聚类组成。聚类#0最大的聚类，主要涉及中小企业方面的内容，包括利率市场化、银企关系、创新和社会资本等。众所周知，产业链位于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中小企业在信贷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道德风险问题，这就使得财务公司在授信中，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所以又间接地导致了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郭丽虹等[6]认为，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因素是企业的规模大小、企业是否公开上市、是否隶属于企业集团旗下。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在推进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缓解民众就业压力、改良经济结构体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以及保证中小企业稳步的成长具有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意义。聚类#1主要涉及全球价值链方面的内容，包括研发投入、民营企业、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的不断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日趋成熟，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都根据各自优势参与到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并从其中获利。吕越等[7]认为缓解融资约束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是嵌入全球价值链，随着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提高，融资约束问题的影响将会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小企业考虑价值链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最为突出。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寻求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或将成为解决问题的新角度。聚类#2主要涉及投资不足方面的内容，包括投资效率、过度投资、内部资本市场和企业价值等。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都会损害企业价值。张悦玫等[8]认为阻碍企业过度投资并且加剧企业投资不足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融资约束，融资约束这一因素加强了企业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投资过度的阻碍作用，这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协同的作用。但相关论文针对投资不足问题开展的研究分析却很少。我国正处在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投资不足现象对融资约束问题的影响将会是学界和金融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聚类#3主要涉及现金持有的问题，包括产权性质、政治关联、资本结构、经济周期和企业绩效等内容。查阅现有文献发现，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实现的竞争效应更强。王彦超[9]认为存在融资约束问题的企业都会持有更多的现金，企业缺乏来自外部市场的监督就是因为内部市场的过度发达，当一个企业持有超额的现金时，是最容易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的发生。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企业在生产经营的活动过程中，更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加强内部控制的管理，制定合适自身的治理条款，从源头上提高现金使用率，增加企业产品竞争优势，这样能大大弥补融资约束问题给企业带来的不好的影响。聚类#4主要涉及营运资本管理方面的内容，包括成本、企业投资、研发投资、商业信用和现金流等。营运资本管理是指对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管理，在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中，通常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营运资本管理是企业进行日常管理关注的重要工作内容。查阅现有的文献，公司因为面临融资约束问题、缓解现金流的压力，会采取降低存货的措施，缩短信用周期。袁卫秋[10]认为营运资本管理方面一旦出现一些问题，轻则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亏损，重则导致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因此，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和企业经营业绩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聚类#5主要涉及货币政策实施方面的内容，包括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现金流和金融危机等。全怡等[11]认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会抑制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加深了“紧缩型”货币政策对现金股利发放的抑制；出于企业再融资的考虑，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反而使得上市公司给股东发放了更多的现金股利。最后得出货币政策影响融资约束问题的三个途径：利率传导、资产负债表传导和银行信贷传导。由此可知，货币政策的类型和融资约束的程度密切相关。聚类#6主要涉及金融机构相关内容，包括信息不对称、投资、企业、企业管理、供应链金融和中小企业融资等。在相关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之前，金融机构无法全面了解企业的信息，因此企业总是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这就引出了信息不对称概念。张园园等[12]认为持股金融机构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和投资不足问题，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降低企业非效率的资本相关配置，进行高效率的投资，在所有样本中持股银行的企业投资效率显著降低。由此研究表明集团如果向公司提供担保，则可以缓解公司融资约束压力。（三）高影响力作者分析。从论文高产量作者方面对融资约束主题研究的高影响力作者可视化图谱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大体掌握融资约束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作者、篇数及主要研究的作者和机构。发文量能够反映作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影响力。束主题文献的高产量作者。这些作者2000—2018年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性融资约束论文篇数均在五篇以上，属于融资约束研究主题论文的高产作者。为了更为详细地研究融资约束主题的高影响力作者分布情况，本文在CiteSpace软件界面中，将样本数据输入软件中，结点类型选择作者（Author），得出更为直观的融资约束研究主题高影响力作者可视化知识图谱。从表2和图2中可以看出，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翟淑萍和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的顾群位于高产作者名单的并列首位。检索融资约束相关研究性论文发文量各11篇，科研成果丰厚；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杨兴全，发文量是9篇；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于博发文量为8篇；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刘星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陈明利发文量均为6篇；黄贤环和张文君发文量均为5篇，他们分别来自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表2共列出八位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作者，其中有四位均来自财经类院校，另外四位来自其他院校。（四）核心研究机构分析通过CiteSpace生成的机构可视化图谱可以了解不同机构对融资约束主题的研究分布情况。在CiteSpace软件中将节点类型设置为机构（Institution），经过数据分析后得出融资约束领域研究的活跃机构。由图3可以看出，融资约束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和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等（此处列举了活跃次数在18以上的机构）。从机构的分布情况来看，高校是融资约束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排名首位。

四、融资约束研究历史演进分析

（一）融资约束历史演进分析。本研究收集自2000—2018年19年间1504篇融资约束相关论文。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中统计融资约束研究数量的分布情况，绘制成折线图。从图4可以直观地看出，在2005年之前融资约束主题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2002年的论文数量是0。从2006年融资约束相关论文研究数量开始稳步上升，2010年后文献数量发生重大变化，2011—2018年，每年的论文数量呈急剧上升态势，融资约束相关主题成为研究热点。（二）融资约束研究热点迁移及突现词分析。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能够进一步展示融资约束研究趋势，在时间维度上展现关键词的演进过程，本文将利用时区视图进行研究分析。同时还针对融资约束文献进行突现词的筛选和分析，突现词在CiteSpace中的功能是通过它辨别研究前沿变动。本文将2000—2018年期间1504篇论文导入CiteSpace软件中，节点类型选为关键词，然后进行数据分析，利用时区（Timezone）视图得出融资约束关键词时区图（见图5）。由图5所示，第一阶段主要是2000—2005年，对融资约束的研究处于萌芽阶段，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研究主题也相对比较单一。2003年出现了“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两个突现词，突现度值相对较高，分别为5.6702、3.6668。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融资约束的分析研究更多关注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探讨，探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融资供给，解决融资难的政策建议主要从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内部资本市场等方面出发[13]。实证研究方面主要研究不确定性、现金流量、公司投资行为及股权结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14-16]，具体的案例研究较少。第二阶段是2006—2010年，融资约束研究成果数量稳步增加，实证研究成果数量比例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研究典型特征是借鉴西方金字塔结构理论、公司治理理论、效率投资理论，结合中国本土工业企业[17-18]、民营企业[19]、国有企业[20-21]样本研究企业存在的融资约束与冲突，揭示不同性质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异常的原因。高被引文献中出现了现金持有、过度投资、审计意见、财政管理、资本市场、民营企业等关键词，突现词有“金融发展”“成本”“过度投资”“信息不对称”，说明融资约束的研究方向较之前研究前沿有了较大变化。第三阶段是2011—2018年，融资约束研究成果数量迅猛增加。实证研究对象本土化特色鲜明，逐渐聚焦到企业研发[22]、盈余管理[23]、出口行为[24]、经济周期[25]、政治关联[26]、普惠金融[27]等方面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企业异质性、行业异质性、生命周期异质性等得到充分的考虑，研究设计趋于完善。在此阶段，“现金持有量”“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产权性质”“技术创新”等为突现度较高关键词，突现度值均在3以上，“内部资本市场”突现度值最高为5.745。这些突现词体现出这一时期的融资约束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和现金流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说明这一阶段学者们已经开始从市场全局多角度去考察融资约束问题，进而得出更加符合中国资本市场国情的能够促进各类型企业与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对策。

五、推进融资约束研究的建议

约束问题范文篇10

关键词：财政分权；软预算约束；成因；后果

一、财政分权

在财政分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职能划分的研究备受重视。美国经济学家夏普(Sharp)认为，不同级次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互相之间不能替代。从国家的经济职能来看，实现调控的职能要由中央政府来实施，社会福利分配的职能也应由中央政府来执行。而地方政府能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马斯格雷夫(Musgrave)则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所以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但是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美国学者埃克斯坦(Echesten)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因此，那些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另有一些公共产品虽然只惠及某一阶层或某些人，但因对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为了维护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应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财力。夏普(Sharp)、马斯格雷夫(Musgrave)、埃克斯坦(Echesten)等人的研究阐明了财政职能分配的基本框架。

二、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

长期以来，关于财政分权对预算约束的影响的研究在财政分权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大批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从财政分权对政府预算约束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怀尔德森(D.E.Wildasin)认为联邦的转移支付给大地方比给小地方可能会使预算约束更软一些。钱颖一和罗兰（Roland）也从竞争的角度认为，在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下，官员倾向于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者浪费公共消费支出。在联邦制下，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增加了地方政府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浪费公共支出的机会成本，财政支出总是低效率的地方不可能吸引流动资源流到该地区。因此，竞争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近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硬化，部分是因为地方政府花费其资源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进行竞争。而Bardhan则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足以解释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的硬化。因为地方政府很难忽视政治压力，所以政治压力将会促进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进行兜底。国内学者姚洋也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并未导致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硬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深了软预算约束问题。Fornasari，Webb和Zou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提出，地方税收收入与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在长期内会存在正相关关系，此时在中央政府控制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硬的。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腐败的角度研究了财政分权对软预算约束的影响。Hunther和Shah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财政分权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Arikan也用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Tanzi则认为财政分权与腐败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容易发生腐败行为，因为中央政府官员通常比地方政府官员理性，而且比地方政府官员有好的前途。

三、软预算约束的成因

科尔奈在讨论有关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存在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解释(科尔奈,1998)。其中外生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而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性现象起因于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讨论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其它学者用它进一步解释了短缺经济的形成、政府官员的监督、多个投资者及“联邦制”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等问题。a.外生性解释：经济理论所指的外生性是指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某一经济变量在一定的时期中不随模型内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科尔奈(1980)用父爱主义来概括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提出预算软约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认为“父爱主义是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而国家之所以会拯救即将破产的企业，是因为它不愿承担由于企业倒闭所带来的后果。

继科尔奈之后，不少学者采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这一类预算软约束的现象。Hillman等人(1987)从政府无法承受企业破产后引起的政治代价来分析，指出政府不能承受企业大批解雇工人所带来的政治代价非常昂贵是软预算约束形成的直接原因。Shleifer和Vishny(1994)、博尔考（Boycko，1996）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Goldfeld和Quandt(1988,1990)建立了一套预算软约束模型，利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等软预算约束问题，指出亏损企业所获补贴的多少取决于企业花费多少资源进行游说。斯卡福（Schaffer，1989）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第一次以模型的形式把软预算约束与动态承诺问题联系起来，从政府对企业作出承诺的可置信性程度论述了软约束的形成。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产生是因为有父爱主义倾向的政府不能够向企业作出可置信承诺(ACreditableCommitment)，即当企业破产时，它不会设法拯救。但斯卡福（Schaffer，1989）的模型相对显得简单，遗留下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除内在作用机理有待完善外，斯卡福（Schaffer）没有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或转型国家比市场经济国家更容易患上软预算约束综合症。而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于1995年发表的论文通过最简单的跨期(两期)模型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国学者林毅夫和谭国富(1999)试图从政府或国家的责任归属角度来解释社会主义和转轨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盛行的原因。他们认为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是为建立某种战略性的国有企业而设计的，而这类国有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中不具备自生能力。而且，转轨经济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政策性负担，因此企业亏损时，政府同样有责任给予补贴，预算软约束就这样继续存在下去。总之，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是一种外生性变量引起的经济后果。b.内生性解释：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探讨预算软约束成因问题时，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系统内部，从不同经济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探讨预算软约束发生的机制。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1990,1995)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在政治性等非经济因素之外，预算软约束的发生可能与经济因素相关，并把其归因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即对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的投资项目追加投资，其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由于信贷市场中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一方的逆向选择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运用于解释其他与软约束有关系的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成果。钱颖一(Qian，1994)从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的分析获得启发，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资短缺归因于时间非一致性产生的预算软约束，认为当银行无法对不赢利的项目实施取消追加贷款的行动时，预算软约束便产生了。黄海洲和许成钢(Huang&Xu，1998a)从投资者数量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多个投资者参与投资，有助于硬化项目的预算约束。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质上仅有一个投资者，所以形成预算软约束的可能性很大。钱颖一和罗兰（Roland，1998）构造了一个三层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国改革过程中财政分权与货币集权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的改革有利于加强对预算的约束程度，而金融的分权则会降低对预算的约束程度。此外，米切尔（2000）分析了银行中存在的消极性或软性现象，指出银行预期政府将事后干预并解救亏损银行是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原因之一。

四、软预算约束的后果

科尔奈（1980）把短缺现象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导致的最重要后果，钱颖一（1994）则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把短缺当作一种手段，通过有意识地制造经济中的短缺来减少坏项目再融资的收益，从而达到消除或缓解经济中广为存在的软预算约束现象。钱颖一在德瓦特里庞——马斯金（Dewatripont-Maskin）模型的基础上，用一个相似的模型解释了它的起因。考察一个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中央计划经济，假定消费者和厂商(生产需要)对某些商品都有需求，而卖方没有(或不能)将厂商、企业家与居民区分开来这样，将商品价格定在市场出清水平以下以造成短缺，是克服部分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手段：如果不能用借款买到所需商品，则项目上马对企业家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企业家一开始就不愿意让差项目上马。这意味着虽然消费者会因短缺而遭到损失，但软预算约束将会消失。黄海洲和许成钢(1999)在预算约束的制度框架内研究了金融危机的成因。他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当地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的软预算约束所造成的，这种软预算约束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更扭曲了市场信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银行间贷款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长期来看，软预算约束将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对于软预算约束的后果，钱颖一和许成钢（1998）还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下普遍缺乏创新的问题。他们认为市场能够在事后作到有效率地挑选项目，而中央计划经济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不能做到在事后对项目进行有效率地挑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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