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范文10篇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1

根河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12月18日成立，以新企业、新机制为标准，先后重组扩容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七家规模较大人造板厂，同时承租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图强板厂，实行了集团化管理，集约化经营。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管理优势、人才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近两年该公司实现利润近3000万元，职工工资兑现率达100%，增长率达13%。在自治区政府及中国证鉴会的积极支持下，正在进行融资上市前期工作，2005年2月已完成注册工作，进入了三年辅导期阶段，充足的资金将会给根河板业公司创造更多、更大的机遇。

公司拥有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地板基材生产线八条，年设计生产能力30.5万立方米。固定资产总额3.8亿元，生产线成套设备及配套设备分别来自德国、意大利、芬兰、挪威、瑞士和国内知名厂家，为生产合格优质产品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保障。

公司坚持走名牌之路，注重产品质量管理。2003年10月，通过了ISO9001-2000版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加强了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及产品质量控制。公司生产的“根河牌”产品为“内蒙古名牌产品”，主产品刨花板主要性能达到GB/T4897.1-4897.7-2003标准，具有容重低、强度高、超低游离甲醛、厚度膨胀低、板面颜色接近木质本色等特点；中密度纤维板具有密度分布均匀，表面光滑平整、强度高、握钉力强，可加工成各种异形、曲面等特点；地板基材密度高、强度高、含水率低、吸水厚度膨胀率低，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现以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哈尔滨、沈阳等地为主要销区，辐射全国各地，形成了有效的营销网络。产品在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受用户欢迎。

根河板业公司为谋求更大的发展，获取更大的收益，拓宽发展渠道，向深加工发展，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从初级产品向终端产品发展，2005年4月6日，由板业公司职工自愿集资近500万元入股形成的一个纯股份制企业，年产150万平方米的沈阳市根河板业公司地板厂，正式投入生产。入股职工将按20%红利分成。目前，在北京注册了品牌商标，已在沈阳市陆续推出了“摩尔森奥”、“绿草地”、“炎龙”等系列品牌的复合地板。并且在吉林长春市等地建立起销售网络。

在生产过程之中,根河板业有限责任公司还做出了非常大的既定目标,如下:

公司发展目标：根河板业走向世界

发展思路：实施“八大战略”将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实施低成本扩张战略，将企业做“大”

——实施科技兴企战略，将企业做“强”

——实施品牌强企战略，将企业做“优”

——实施延长产业链战略，将企业做“深”

——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将企业做“远”

——实施成本分析战略，将企业做“稳”

——实施上市战略，将企业做“活”

——实施建设企业文化战略，将企业做“新”

公司及产品所获奖项：

全国林业名、特、优、新产品博览会金奖

2004年经国家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及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行业专家评审，被评为“中国市场放心建材产品”2004年该公司进入“中国纤维板行业百强企业”。

内蒙古名牌产品

二十一世纪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科技成果博览会“优秀产品金棕奖”

国际建筑材料科技成果博览会“优秀产品金奖”

中国名牌商品协会命名为“创优质名牌经验先进企业”

产品类型：

E1级刨花板E2级刨花板、防潮刨花板、E1级中纤板、E2级中纤板、地板基材

产品用途：

E1级产品可直接用于家具制造，室内装璜，音响器材等

E2级产品可用来饰面、建材等

日前，中国纤维板行业百强企业调查评选结果揭晓，根河板业有限责任公司榜上有名。中国纤维板行业百强企业名单由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和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正式向社会公布。此次结果主要以国家统计部门的基础数据为基础，通过国家和省级行业组织及有关部门、单位的考评推荐，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主要依据企业的年度销售收入，遵循科学、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最后由专家委员会评审产生。

记者在“中国绿色时报”上获悉，据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会长介绍，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强劲地拉动了纤维板的需求。中密度纤维板作为家具制造、强化木地板基材、室内装修及其他产品制作的理想材料，被市场广泛接受，需求直线上升，行业发展迅猛。仅1998年至2003年的5年间，纤维板总产量就从219万立方米跃升到1128万立方米，增长了4倍多。2004年度又有72条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投入运行，合计增加产量495万立方米。目前，我国纤维板行业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产销规模和科学完整的产业体系。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2

一、申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并有不同字号的被选名称若干，公司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二、公司主要经营行业。公司住所拟设在市区路号楼（房）。

三、公司股东共个，其中自然人个，企业法人个，社会团体个，事业法人个，国家授权的部门个。分别为：

（），现住，身份证号码。

（）公司，住所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

（）学会（协会、联谊会等），住所在。

（）团体法人编号为。

（）研究所（中心等），住所在。

四、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各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方式为：

（）出资（）万元，其中以货币（或者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方式出资万元。

（）出资（）万元，其中以货币（或者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方式出资万元。

五、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后，应当在天内到银行开设公司临时帐户。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在公司临时帐户开设后天内，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临时帐户。

六、股东不按协议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承担办法为。

七、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八、全体股东同意指定（指股东）为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人（指具有业务的公司派员或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申请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的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并承担责任。

九、因各种原因导致申请设立公司已不能体现股东原本意愿时，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停止申请设立公司，所耗费用由各股东按办法承担。

股东签名、盖章：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3

股份有限公司是最典型的资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与股份公司相比，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这就决定了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相对自由，而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则比较严格。

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简单说，此规定明确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2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与之前的老《公司法》相比，该规定优点在于排除了拟转让股权股东的表决权，而且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时只需采取书面通知形式，无需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

但该规定亦有严重不足：“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此处的“过半数”是指股东人数的过半数(不包括半数)，而非持股数额的过半数，也就是以股东人数计算表决票数，而不是以股份数额计算表决票数。如前所述，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相比有较强的人合性，但单就有限公司而言，其人合性不及资合性，亦即有限公司更强调资合性，其次才是人合性。体现在股东表决权方面，应该是按照出资比例而不是人数行使表决权。《公司法》多处条款印证本观点，如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44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由此可见，《公司法》第72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之规定，表面上是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尊重，实质上忽略了其资合性，与《公司法》的一贯原则与理念相冲突。故建议将其修改或明确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二、股东违反法定程序转让股权的效力认定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公司法》规定了“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这两个基本条件。如果股东未按照此规定进行转让，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法律并没有明确。目前有四种观点：有效说、无效说、效力待定说、可撤销说。有效说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对股东内部有约束力，对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影响；无效说认为，该行为违背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效力待定说认为该合同经其他股东追认后才能有效；可撤销说认为转让合同有效，但其他股东可要求撤销。

笔者主张该类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因为若一味认定无效，其他股东甚至转让双方均可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利于交易稳定，甚至出现恶意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其他股东未必都会反对或主张优先购买权，此时认定合同无效不符合其他股东本意，也不利于股权流通和交易效率。效力待定说可能会使得该类转让处于长期不确定状态，应予摒弃。将该类合同界定为可撤销合同既能保护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又可以维护交易效率，建议公司法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可以参照《合同法》第55条，规定其他股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三、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限制性约定的效力分析

与之前的《公司法》相比，2006年新《公司法》更加强调公司自治。而公司自治方式往往是通过公司章程，如对于公司组织机构职权，新法加入“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等等。实务中公司章程对于股东转让股权进行限制的现象多有发生，相关纠纷层出不穷。但由于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解决方式比较混乱。笔者认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公司章程可以对包括股东转让股权在内的内部事务进行约定，一般情况下应认可该约定的效力。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践中经常发生争议的有两种情况：

(一)“人走股退”。有些公司尤其是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公司以及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经常在公司章程中有“股东因离职等原因离开本公司时，应当将其所持股份转让”这样的条款。现实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只要求离职股东转让其股权，但没有对受让人范围进行限制；二是不仅要求离职股东转让其股权，而且要求只能向其他股东转让。第一种情况只是要求转让人不再担任股东，并没有侵犯到其他权利，该约定效力应予认可。第二种情况相对复杂，实际上剥夺了离职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的权利。但鉴于有限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而且该股东之前也同意公司章程这种约定，故该约定效力也应予认可。

此时如果转让人、受让人对转让价格达不成一致，可以通过专业机构评估。若其他股东均不愿受让该股权，则视为对公司章程原有约定的变更，该股东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权，不算是违反约定。

(二)“原价转让”。有些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离职时必须依原价转让股权”。此处的“原价”是指股东认缴出资时该股份的价格，而且现实中往往要求该股东只能向其他股东转让该股权。笔者认为，虽然转让股东也签署了公司章程，但此种约定明显剥夺了该股东就其股权进行定价的机会，侵犯到其合法的财产权益，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也无视了股份财产性及其价格波动的客观事实，故该约定应认定无效，转让股东可以与受让人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四、实践中几种特殊的股权转让分析

(一)一股多卖

因股价具有变动性，有些股东可能将其同一股权转让给两个以上的受让人，此情况如何处理，法无明文规定。从合同法基本原理分析，只要是符合合同有效的基本要件，合同即为有效。因此，股东虽将同一股权转让给多人，但各转让合同均为有效，只是谁能取得股权尚不确定，也就是说应该区别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变动的效力，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最原始、最直接证明。因此，只要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认定其股东资格，除非有证据证明签发错误。但若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于通过受让股权成为股东的人，其股东资格也自其取得出资证明书之日取得。转让人多次转让其股权的，若工商登记的受让人与出资证明书持有人不一致，则应认定工商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均未登记的，出资证明书持有人取得股东资格；公司就同一股权转让给多个受让人签发出资证明书的，最先取得出资证明书的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其他不能取得股东资格的善意受让人可以追究转让人的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

(二)部分购买

如前所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若此时其他股东只愿意购买部分股权该如何处理?此时应该兼顾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和股东股份自由转让权。若将股权拆分后，其他股东仅购买一部分，股东以外的受让人愿意继续购买剩余部分，则转让股东不得拒绝其他股东的部分购买要求。反之，若因其他股东购买一部分股权导致股东以外的受让人不愿继续受让剩余股权，此时，应将欲行使部分优先购买权股东的态度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亦即同意转让人向第三人的转让行为。

(三)股权转让导致股东人数实质性变化

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为五十人以下，其中一人公司要求比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要求更加严格。股东转让股权导致公司股东人数实质性变化主要有两种情况：

1股东只有一人。这种情况发生于其他股东均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同一受让人，从而导致该公司由普通的有限公司转变成一人公司。因为一人公司在设立条件等方面比一般有限公司要求要高，此时应该具体分析：若股权转让后该公司符合一人公司的设立条件，则该公司继续存立，但需要变更工商登记，尤其要在营业执照中予以明示是自然人独资还是法人独资，对善意相对人尽到足够的提醒义务；若股权转让后公司只有一个股东而该公司不具备一人公司的基本条件，则给予一定的期限(如30日)要求其满足相关条件，期限届满后仍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则应将该公司予以解散。

2股东人数超过五十人。此种情形发生于某个或多个股东向股东以外的多人转让股权。因《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中股东人数上限为五十人，这种股权转让导致该公司不符合有限公司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公司法对于股东人数上限五十人的规定是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规范的是“设立”而不是“转让”，因此股权转让后导致股东人数超过五十人并不违背公司法的强制规定，应认可股权转让的效力。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公司法之所以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作出规定是对其人合性的高度尊重，而人合性也是有限公司的特点甚至是优点之一，股东人数过多必然会冲击甚至泯灭这种人合性。而且，对于股东人数的规定不仅应在设立时满足，在运行过程中也应同样满足，否则必然导致公司运营的不规范，增加股东会决策的难度，甚至导致有人利用公司来规避责任与风险，不利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股东对股权再次进行部分转让或采取信托方式，以达到法律对股东人数的要求，否则公司将予以解散。

(四)继承

从广义讲，被继承人的股权由继承人继承也属于股权转让的范畴。新《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实践中因继承导致的股东纠纷多有发生，学界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也有分歧。有观点认为，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要取得股东资格，仍应按照公司法关于“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规定执行。这种观点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只要是公司章程没有禁止性规定或附加条件，且继承人符合法律关于股东资格的一般规定，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其便可以当然取得股东资格。当然依公司自治原则，公司章程可以约定一些必要的程序和条件，但这些条件不应被视为当然剥夺继承人的股东资格。为稳妥起见，建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公司章程中进行这样的约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其股东资格需由其死亡时其他股东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这样既可以避免继承人直接继承股东资格破坏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又可以防止因绝对的禁止继承而错失良好的合作伙伴。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35

[2]邹海林，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行为辨析[N]，人民法院报，2003—06—20

[3]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J]，法学家，2007，(6)

[4]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91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4

论文摘要：我国《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公司僵局情况下的司法解散,完善了公司僵局出现后对股东的司法救济,如何适用该条原则性规定,需要树立积极慎用的理念,兼顾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平衡,保证股东投资公司目的实现,又要避免轻易解散公司引起的社会动荡。

一、公司僵局的内涵

公司僵局(CorporationDeadlock)是英美法上的一个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定义，公司僵局是指“公司的活动被一个或者多个股东或董事的派系所停滞的状态，因为他们反对公司政策的某个重大方面”。英美法系虽未对公司僵局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因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公司僵局，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故并不影响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或法学著作中，并没有与公司僵局相对应的概念。本文比较赞同赵旭东教授的解释，他将其定义为:“因股东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机制失灵，股东会或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1]本文作如下表述：公司僵局是指因股东之间或董事之间或者他们之间出现自身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运作机制失灵，股东会、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或虽能如期举行会议，因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也无法形成任何决议，公司运营陷于瘫痪，已经不能够为股东和债权人的最佳利益行事的一种僵持状态。公司僵局根源于公司内部存在的尖锐矛盾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也就是说“人合性”的丧失是公司僵局形成的根源。

二、公司僵局形成的法律症结

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何在?一是有限责任公司封闭的特性所致,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一旦少数股东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即可抛售股份“,用脚投票”。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转让出资必须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为维持公司的封闭性,许多公司甚至以合同的形式禁止向外部人员转让出资。“即使没有法定或约定的限制,由于缺乏公开交易的市场，价格不易确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也难有与股份一样的流动性。”[1]这样,股东的出资就被长期锁定。少数股东即使深受多数股东的压制、剥削也无退出的途径。二是在公司法的法定资本制和资本不变。原则之下,任何公司一经成立,资本实质上就被冻结,除非通过严格复杂的减资程序,股东的出资不能收回。法律虽然允许股东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公司,但在公司尖锐的矛盾冲突情况下,股权的转让存在严重的困难,因为公司内部中公司决策和管理所实行的是多数决制度。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任何决议都需至少半数以上的表决权或人数的同意,对于股东会增加资本、减少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以及修改章程的决议,则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同意,对于董事会的决议,有的公司章程甚至规定了更高的表决多数。这样大股东一旦控制了表决权的多数,小股东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股东会、董事会形同虚设;或者股东表决权和董事人数对等化,各方股东派任的董事人数基本相当或相同之情形下,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升级,甚至完全对抗,任何一方可能都无法形成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多数,决议的通过几无可能,公司的僵局状态由此形成。

三、一种合理化的干预主义——司法救济的介入

首先，关于诉讼主体、诉讼程序和管辖法院的确定有权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请求解散公司的适格原告，只能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但应以谁为被告?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原告股东或者董事可能会认为，与其发生利害冲突并侵害其权益最后导致公司僵局的是其他的股东或者董事，而非公司，故被告应该是其他股东。实践中许多案件原告人均是将对方股东或董事列为被告，而将公司列为第三人民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公司是实体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判司决的效力必将及于公司，因而公司应是司法救济诉讼的法被告。大陆法系各国都采用这种方式，即解散之诉应针对公司提出，其它股东或者事一般情况下应当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案件的判决结果与他们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参加诉讼便于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平的裁判。

其次，关于能否将强制股份收购作为打破公司僵局的替代方式强制股份收买是一种特别的股权退出机制。它是指由公司或发生争议一方的股东收买对方股东的股权，使其退出公司，以化解公司僵局。相对于解散公司的方式来讲，这种强制股份收买的方式是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目的在于在保全公司的前提下打破公司僵局，避免了因强制公司解散带来的不利后果。从国外的立法看，这种规定较为普墒。如在美国，现有一半、l''''l的法律规定了法院可以采用这一方法打破公司僵局在德国，则通过法院判例法的形式创立了两种与此相类似的替代救济方法：退出权和除名权，即让僵局中某方股东出让股份，退出公司并从公司的1I殳东名册中除名。新的公司法已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珐性，因此对于通过采用这种股份收买的方式来使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已经给予以法律上的承认，并且．新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四)项也规定，异议股东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从而为股东退出公司提供了法律途径因此，报据新公司法，法院可以通过强制股份转让作为打破公司僵局的替代方式。

最后，关于判决解散公司时的裁判范围。公司解散是指公司因发生法律或章程规定的事由而停止业务适动，并引起公司清算的法律行为。根据公司盛第一百八十一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公司被解散后．应在15日内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属于公司的强制解散，由于公司僵局的存在，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属性丧失．因股东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公司管理机构的瘫痪，被强制解散的公司在通常情况下是无法组织进行清算的。如果仅判令解散公司，而不对公司的清算作出裁判，将不可能顺利对公司进行清算，往往又会引发无休止的争讼，增加当事人的讼累，井可能导致公司财产流失，公司债权人和胜诉股东的利益将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因此．借鉴美国标准公司法的规定，法院在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时，应当一并作出特别清算的裁决和安排：确定解散生效日期．并判令清算义务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限期对公司进行清算。这是一种既有利于当事人又有利于社会的司法选择。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5

受让方：

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如下：

1转让方转让给受让方公司的%股份，受让方同意接受。

2受让方受让上述股份后，由新股东会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

3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公司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

4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公司出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之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5本协议一式三份，立约人各执一份，一份报工商机关。

转让方：年月日受让方：年月日

股东会决议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就股权转让一事，决议如下：

1完全同意转让方将其股份转让给受让方，转让股权的股份分别%。

2转让后，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由新股东会作相应的修改。公司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不变。

3同意转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公司开办以来至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合理的费用。

4受让方支付股款后，按其出资额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5本协议一式五份，一份报工商机关，有关各方各执一份。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6

1、澳门一人公司立法背景

澳门意义上的公司法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之后出现的。葡萄牙的商法，尤其是公司法是汲取了法国商法典的精髓，而更多地是受到德国商法典的。葡萄牙于1888年8月23日在政府公报上正式公布《葡萄牙商法典》,1894年6月20日，该商法典延伸到澳门适用，直至1999年新的商法典颁布。1901年4月13日葡萄牙在政府公报公布《有限公司法》，并于1906年将其延伸到澳门适用。该法取代了《商法典》中有关公司的部分内容，从概念、内容与结构诸方面讲，它都直接受到德国1892年4月20日颁布的《有限公司法》的影响。正如该法律的立法动议中所说的：将要提出的立法草案，参照已颁布的德国有限公司法律制订。实际上，“有限责任公司”这概念本身，就是葡萄牙（包括世界大部分国家）从德国那里接受而来。当然许多人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澳门公司法主要是指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和1901年《有限公司法》。

以后,除了一部分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外，澳门公司法没有多大的。葡萄牙1901年的旧公司法也已于1986年被新的《商业公司法典》所取代。但葡萄牙这个新的《商业公司法典》并没有延伸到澳门适用。以后葡萄牙还根据欧盟法指令及新形势作了很多修改。虽然自1987年以来，澳门法律的本地化已成为澳门过渡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中葡双方均为澳门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调整澳门公司的法律仍然是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和《有限公司法》。澳门公司法近一百年却没有多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澳门政府于1989年6月正式委托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商法学教授若赛·利贝罗（JoseAutonioPintoRibeiro）博士起草新的公司法。1990年1月完成初稿，1991年初开始收集意见，1992年利贝罗教授再次来澳征询意见。澳门公司法在结构上大体参照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和1986年《商业公司法典》的模式。葡萄牙《商法典》和《商业公司法典》受德国影响的痕迹仍然明显，同时还直接参照并借鉴了西班牙、法国、日本及香港与的现行公司法例。最后，在葡国专家（比如：Prof.AugustoTeixeiraCarcia）的支持与帮助下,不但出台了澳门的公司法还制定了澳门的商法典，澳门的公司法也被并入商法典。

实践上，公司法中的无限公司（澳门的独资商行Comercianteemnomeindividual与其相似）、两合公司（澳门的合资公司Sociedadeemcomandita与其相似）由于澳门的形态，往往并没有多少人使用到这种法律形式。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多。但是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SociedadeUnipessoalLimitada)却大量存在。

澳门一人公司的立法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澳门，一人股东持股的有限公司有90%以上。中小公司有着大公司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降低个人主的投资风险使其避免因一次经营失败而倾家荡产，是一人公司的出现的原因。其次，罗马法认为“三人是社团成立的要件，而不是存续要件，所以即使减少到一人，社团还是可以存在”。这表明，存续形态的一人公司在大陆法的发源地法中有他存在的法律上与经济上的理由。所以，澳门与大多数大陆法国家一样，在立法上采用了一人有限公司法，并在商法典的第390-392条及第12条、27条、213条规定了一人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2、形式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就澳门的一人公司的法定概念而言，实际上仅限于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范围，不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至少需要3名股东才能设立）。由于澳门对一人公司有了法律的规定，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也排除了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就学理而言，还是有必要结合澳门法律规定对形式上的一人公司与实质上的一人公司的概念先加以归纳：

一人公司(one-mancompanyorone-membercompany)德文称为Einmann-,Einpersonen-Gesellschaft,葡文称为SociedadeUnipessoalLimitada(葡文澳门商法典第390條)。系指公司成立以后，公司的出资或股份由股东一人所有，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的“一人”不但是指任何自然人，而且也指法人或多人共同持有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在澳门仅有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法人或多人共同持有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澳门商法典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规范了这种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任何自然人得設立有限公司，其公司資本以獨一股構成，且在公司設立時僅以其為唯一之權利人”。第二款规定：“本節之規定適用於仍維持一名股東之原為一人公司之有限公司，以及適用於在九十日內仍未重新設立多名股東而後來轉為一人公司之有限公司”。从澳门商法典第三百九十條上看，形式上的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或股份均仅为一个股东持有的状况，它并没有反对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由于对一人公司有了法律的规定，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也排除了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在形式上股东为复数，而实质上公司的真正股东只有一人，其余股东仅为持有最低股份的挂名股东。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在法律不允许一人公司设立或存在时，为了同时满足法律规定及设立人的需要而产生的。

比较有争议的，或是作为一人有限公司的特别情形的是“无人责任有限公司”（德文称谓“Keinmann-GmbH”）。对此在德国与葡国法学已有论及。但是澳门本地法学目前稀有论及。

二、一人公司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利弊

了解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背景与概念，不等于完全了解了一人公司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利弊，所以必须对一人公司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利弊做一扫描，以便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一人公司的立法目的及澳门一人公司法相应的立法建议：

1、一人公司在法律关系中产生缺陷的可能性

由于一人公司之“所有”与“经营”多数是不分离的，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分离难以考察，且一人公司通常都是股东直接经营公司，而股东同时又享有有限责任特权，这违背了一般公司股东享有有限责任所必须遵守的分离原则（“无支配即无责任”）。而且公司的唯一股东因可以直接控制公司，则不免任意以不当或不当目的将公司财产转移于自己或他人，公司的独立人格令人怀疑，这种公司形态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机会。一些法学家认为，法人制度会因此而导致破产。如果说公司股东以放弃其出资的所有权和公司的经营权换回债权人对其承担有限责任的容忍的话，那么除了事后的司法判例式的介入之外，法律如何能事前防止一人公司的股东能放弃其出资的所有权和公司的经营权呢？

实际上，一人公司往往为股东牟取法外利益提供了方便。比如1897年英国衡平法院对Salomonv.Salomon&Co.,Ltd.一案作出的判决。Salomon是一个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1892年他决定将他拥有的靴店卖给了有他本人组建的公司，以享有有限责任的优惠。靴店的转让价格为39000英镑。作为对价，公司发行了每股1英镑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其五个孩子各拥有1股外，Salomon本人拥有20001股（显然，Salomon的妻子和其五个孩子只是名义股东，目的是达到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东人数）。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作担保向Salomon发行了10000英镑的债券，其余差额用现金支付。但公司很快陷入困境，一年后公司进行清算，其资产若清偿Salomon有担保的债券，则公司的其他无担保债权人7000英镑的债权就一无所获。无担保债权人声称，Salomon和其公司实际上是同一人，因而公司不可能欠他10000英镑的债，公司资产应该用来偿还这些无担保债权人的债。

此外，复数的一人公司形式往往也被滥用。自然人会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或一人公司再行设立一人公司。我认为：如法律不禁止一人公司，那么对于使用“诚实股东”（BonaFideShareholder）和不“诚实股东”的手段来规避最低股东数法律的人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对于禁止自然人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或禁止一人公司再行设立一人公司的国家（比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6条第2款）而言，防止“非诚实一人公司”的产生在法律上仍有意义。但股份有限公司也可因股份自由转让而使公司全部股份集中于一人之手，并通过挂名股东方式来规避法律，因而按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2条与第28条，德国并不禁止一人的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一人公司会在无股东的情况下经营业务。由于无股东，即无公司表意机构，一人公司的存续是不可能了。而在此时，如无股东一人公司还以一人公司的外壳存在，对法律交往的明晰不利。

2、一人公司在法律关系中产生优势的迹象

对于投资者而言，享有有限责任特权来限制风险，从而鼓励他获得没有上限的利润，这是投资者投资前往往选择的公司形式。目前，中小公司与企业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他们也日益希望按公平竞争的理念享有有限责任特权来限制风险。市场的发展也显示了一人公司必然性与优点。虽然法律可以不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但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却无法禁止。因此，法律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采取主动。对此在一人公司法理论上比较有所说服力的是：认为公司是以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对债权人负责，有限责任已从股东有限责任转为物的有限责任，所以只要一人公司拥有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其就拥有独立的权利能力。但是，法人格具有那些内容，在何种情况下承认法人格是由立法政策决定的，从而部分（虽然有些无理）解释了为何独立财产不能使无限公司股东享有有限责任的。实际上，我推测为何独立财产不能使无限公司股东享有有限责任的问题是股东的选择权利，目的也是为了经营上的不同理念。法律必须给经营者自由选择经营上的理念与风险。

三、欧美主要国家在立法与司法上对一人公司的修正

了解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与立法背景以及一人公司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利弊，那么一人公司的立法与司法问题才可以揆情度理了，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作一下一人公司的立法与司法的比较，因为从比较法的角度去观察,并且假设排除对国内法典的注释的观点，那么世界上所有法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国境线的，是相似的。然而实际的法律问题却有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又有不同的价值基础，这些建立在不同价值基础以及不同的立法技术上的方法，均储存在世界各国的“法律答案库”中。在研究本国法的同时再观察并外国法，则能获得较为全面而适当的法律答案，尤其是能对本国法所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感往往能扩大解决问题的精神视野与相信本国法的相对性。由于欧盟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各有特点，所以分为欧盟及几国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的修正与英美美国在司法上对一人公司法的修订两点上加以阐述：

1、欧盟各国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的监督的主要措施

欧盟在公司法第12号指令规定：各成员国在协调与公司集团有关的成员国法律时，可以针对以下情况规定特别条款或者制裁：1）同一自然人是数家一人公司的惟一股东；2）一人公司或者其他法人是一家公司的惟一股东。此外，由于一家公司的全部股份转归一人单独持有而变成一人公司时，这一事实与惟一股东的身份必须在档案中载明，或者在《第68／151／EEC号指令》第三条第1项和第2项规定的登记簿中载明，或者在由公司保管、并接受公众查询的登记簿中载明。在一人公司的惟一股东行使股东大会权力时及作出相应决议时，应当载于股东会议记录中或者须以书面形式起草决议。一人公司的惟一股东在代表公司与自己订立合同时，应当载于记录中或者须以书面形式起草决议。各成员国不必把前项规定适用于在正常条件下开展的日常营业活动。如果成员国许可本指令第二十一条界定的一人公司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形，应当适用本指令。如果成员国的立法规定，个人企业家可以设立企业，而且该企业的债务责任限于其投人特定活动的某一数额，只要立法对这种企业规定的保护措施相当于本指令或者任何适用于本指令第一条所称公司的其他欧共体立法所规定的保护措施，那么，该成员国不必许可设立一人公司。

除了欧盟公司法指令外，在大陆法国家往往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既有立法规定，也有司法判例理论。欧盟各国对一人公司进行监督的主要措施有：

a)就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及在特定情况下承担个人责任而言，德国在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基本出资的缴纳）第4款规定：在公司登入商业登记簿之后3年内，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的，该名股东应在出资额集中后3个月内，缴足全部金钱出资，或对尚未支付的金额向公司提供担保，或将一部分出资额转让给第三人。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5条（董事代表）第4款规定：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并且该名股东同时为公司的单独董事的，对于其与公司实施的法律行为，适用《民法典》第181条（第181条规定：不经被人许可，人不得以被人的名义与自己或者作为第三人的人采取法律行为，但该法律行为系专为清偿债务的除外）的规定。该名股东与其所代表的公司之间实施的法律行为，即使其非为单独董事，仍应在法律行为实施后不迟延地列入笔录。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8条（股东大会）第3款规定：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的，该名股东应在决议后不迟延地作成笔录并签署。

b)就在特定情况下股东承担个人责任而言，德国有“直索”理伦（Durchgriff），“即在特别例外的情况下，法院可不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上的法人格，并因而径直向背后的一人股东追索”。这主要是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特别是基于股东的私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的混同的考虑。以往，德国往往将“稻草人”这个事实构成作为可“直索”的教学案例，但从公司法容许一人公司成立以后，仅在特别情况下可以使用“直索”理论。再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当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无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对公司在全部股票或股份为一人所有的期间内发生的债务，该一人股东承担无限责任。

c)就禁止滥设一人公司而言，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6条第2款（1985年7月11日第85—697号法律）规定：“一个自然人只得成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股东。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不得成为另一个由一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股东。违背前款规定的，一切有关的人可要求解散非法组成的公司。如该非法因素是因拥有一人以上股东的公司的全部股份归集于一人之手所造成的，则不得在股份汇集于一人之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提出解散公司的要求。在所有情况下，法庭可给予最长六个月的期限以依法纠正非法状态。如于法庭进行实质审理之日已依法进行纠正，法庭不得判决解散公司”。

2、美国（包括英国）在司法上对一人公司法的修正

由于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情况往往集中出现在一人公司、母子公司（适用于母子公司还有深石原则）与家族企业中，所以须在此对揭开法人面纱做一简述：在法人格只不过徒具形式或者为回避法律的适用而滥用时，对法人格的认可并不符合法人格的本来目的，因而就产生否定法人格的必要。”Sanborn法官这样说道：“就一般规则而言，公司应该被看作法人而具有独立的人格，除非有足够的相反的理由出现；然而公司的法人特征如被用于损害公共利益，证明违法行为合理，保护诈欺或者替犯罪辩护时，法律将视公司为多人的联合。”

那么滥用公司人格的情形有哪几种呢？主要以下几种：

1.法律形式的滥用或非法行为（illegality）;

2.公司的投资不足;

3.或工具（控制过严）或傀儡公司（dummycorporation）;

4.经济整体理论(EconomicUnitory)等等。

其中以为根据来揭开法人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在美国比较常见，即当某个法人实体表现为其主要股东的“工具”（instrumentality）或“化身”（alterego，shell）时，根据的概念而否认有限责任。美国法院通常使用“化身说”，但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权威的解释。

3、小结

欧盟各国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的修正是对一人公司的事前规定，而美国在司法上通过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而对一人公司法的修正属于事后规制。

但实际上，在德国也有事后司法规制的情况，也即“直索”理论（Durchgriff）。

四、对澳门一人公司法的立法与司法思考

1、立法上可以考虑增加的与理由

第一、一人公司法在将来可以考虑将公司法（包括一人公司法）从现有的商法典中分出来，独立成为《商业公司法典》

如前所述，自18世纪末和19世纪以来，在法国、德国的带领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商法法典化的热潮。但随着、技术的迅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商事法为适应这些新的发展要求，也不断地进行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一、是在法典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分别制定各种商事特别法的趋势。如不论是大陆法或英美法国家，差不多都分别制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与股份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票据法、破产法、担保法等众多的商事特别法。从而使商法出现了分专划细的新局面，有许多国家的商法典只具有象征性的商事通则。二、商法体系的这种变化还体现在更为专业化。如票据制度中的背书转让制度、票据的格式要求以及资金划拨的发展；再如公司股票上市制度中的复杂的程序，内容详尽的各种文件都体现了商事关系已经蕴含了更多的技术性、专业性的内容。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地区一部商法典已无法接纳众多的内容。因此，澳门将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将来（而不是马上）某个时候开始让作出前瞻性的决定。

第二、一人公司法规定可以出现在股份公司法中

，澳门中小公司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澳门，一人股东持股的有限公司有90%以上。市场的发展也显示了一人公司必然性与优点。由于一个人有可能会在不同行业之中进行投资，如只允许其设立一个一人有限公司，亦有可能抑制其向其他行业投资的意愿，徒增挂名股东而规避法律。因而，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或一人公司再行设立一人公司是禁止不了的。因为公司可因股份自由转让而使公司全部股份集中于一人之手，然后可用设立不“诚实股东”与“诚实股东”（BonaFideShareholder）的办法规避法律。与其对一人公司采取“封堵”的办法，不如对其循循善诱。此外，股份有限公司也可因股份自由转让而使公司全部股份集中于一人之手，并通过挂名股东方式来规避法律，因而按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2条与第28条，德国并不禁止一人的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澳门商法典可以加以考虑。

第三、对一人公司还需做下列法律上的限制

除了澳门商法典的390-392条和第12条、27条和213条的相关规定外，可以在讨论之后，按欧盟在公司法第12号指令与德国的相关规定考虑能否增加与修改一些规定：

可规定在公司登入商业登记簿之后3年内，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的，该名股东应在出资额集中后3个月内，缴足全部金钱出资，或对尚未支付的金额向公司提供担保，或将一部分出资额转让给第三人。如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并且该名股东同时为公司的单独董事的，对于其与公司实施的法律行为，适用《澳门民法典》第254，261，262条的规定。该名股东与其所代表的公司之间实施的法律行为，即使其非为单独董事，仍应在法律行为实施后不迟延地列入笔录。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的，该名股东应在决议后不迟延地作成笔录并签署。

但不必禁止一个自然人只得成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股东，不必禁止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不得成为另一个由一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股东。因为在实际上是无法禁止的。基于上述已经论述的理由，可以对此作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以上仅为初步建议，有待本人修改及同行进一步的批评与论证。

2、司法上可考虑引入的与实践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7

[论文摘要]从性质上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是一种特殊的出资转让,该出资转让既要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和资合性,又要实现继承人的继承权。继承人股权的继承是一项在公司实务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公司是由股东出资设立,并由法律赋予法人人格的有机体,具有人合性与资合性。为了确保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法律要求各投资主体将其出资的所有权让渡给公司,作为对价,投资者获得股权。〔1〕从行使目的来看,股权可分为财产性权利和公司事务参与权。〔2〕对于股东而言,财产性权利的获得是其终极目的,公司事务参与权只不过是股东实现财产性权利的手段和保障,公司的股权的财产性(对于“股权的性质”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于股权具备“财产性”基本形成了统一认识)决定其可以继承。从性质上看,出资转让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协议而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被继承人死亡后,有资格继承其股权的只能是死者的近亲属,死者近亲属以外的人依法只能作为死者的受遗赠人。因此,因继承行为导致的出资转让并非基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协议,而是因继承这种特定的事实行为发生的,〔3〕正是这一特殊的关系决定了股权继承既不同于公司内部的出资转让,也不同于外部的出资转让,它的核心价值追求应该是不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以及资本的流动性基础上,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

一、在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是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关于这一点,各国立法规定不一,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我国台湾和德国为代表,股东的继承人可以直接成为公司的股东,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股份可以出让和继承;另外一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股东的继承人取得股权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各国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转让的限制不一,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股东出资转让须经股东大会同意。如日本《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第2款规定,股东欲将其股份之全部或一部转让于非股东时,须经股东会承认。二是授权公司章程对出资转让的条件作出规定。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规定,公司股份通过继承方式或在夫妻之间清算共同财产时自由转移,并在夫妻之间以及直系尊亲属和直系卑亲属之间自由转让。但是,章程可以规定,配偶、继承人、直系尊亲属、直系卑亲属只有按章程规定的条件获得同意后,才可称为股东。我国新《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借鉴了法国的立法,在承认继承权的基础上,赋予了公司章程的特殊规定权,其蕴涵着深刻的含义。我们知道,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介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伙企业之间,兼有人合性与资合性,共同出资人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才有可能树立起公司良好的商业形象,进而才有可能成为人们信赖的从事交易活动的对象,“资本的联合和股东间良好的信赖关系是公司两个不可或缺的信用基础”〔4〕。作为出资转让形式之一,股权的继承仅仅是主体的变更,并不影响公司的资本信用,但继承人的加入极有可能破坏公司原有的信赖关系,从而使公司产生信用危机。因此,合理的股权继承制度应该是既能实现继承人的继承权,又能维护公司的人合性。所以,我们把公司章程引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目前,尽管就公司章程的性质说法不一,但不论是契约说还是自治说,都承认公司章程是股东真实意思的表示,如果公司章程就公司股权的继承问题作出了规定,则可以看作是被继承人对其股权继承所作的安排,作为继承人理应遵守。同时,公司章程是被继承人与其他股东的合意,在符合公司章程的情况下,股东的继承人成为公司的股东不会损害公司的人合性。因此,除非章程有相反约定,股东的继承人因继承股权可以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公司章程在限制继承权时应该在法律范围内,并且对继承股权的限制不能高于对第三人转让股权的限制。当继承人要成为股东时,如果其他股东既不同意又不购买该股权时,视为同意,继承人取得股权,成为该公司的股东。

二、被继承人的股东资格问题

继承人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继承权利,并且被继承人具备股东资格,便可行使继承权,这里需要讨论的就是被继承人股东资格获得问题。一般而言,要取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须具备下列特征:(1)向公司投入在章程中承诺投入的资本,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2)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3)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其中,实际出资属于实质要件,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属于形式要件。〔5〕股东资格的取得以形式要件是否具备为准。《公司法》修改后,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也就意味着股东在没有全部缴纳出资的情况下,就已经全部的拥有了作为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如果出资就等于资格,那么没有完全出资就获得全部资格显然是不合理的。其次,确认某种资格,在许多情况下只需某些事实状态的存在或满足形式上的要件就拥有资格,在法律上这种例子很多,例如在物权上,记载在登记机关的不动产,合同法上的表见。还有就是如果将股东出资作为必要条件,则难以处理公司中实际的问题,如隐名股东问题。①我们知道,隐名股东在出资时与挂名股东是委托关系,他们之间有委托协议,当被继承人是隐名股东时,继承人可以凭借协议与挂名股东再次形成关系,这并不影响继承人的权利。同时,挂名股东享有股东的形式要件,具有股东资格,可以更大的发挥自主性为继承人创造价值,如果继承人不希望继续下去,可以依据委托协议,解除关系,维护自己权利。当然,以形式条件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要件,并不意味着忽视出资人的出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通过追究股东的出资责任,可以使受损害的法律关系得到恢复。

三、继承人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我国《继承法》并不排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继承权,相反,在分割遗产时,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予以特别照顾。因此,除非公司章程有特别的约定,继承人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依《继承法》第6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人代为行使;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同意后行使。所以,股权转让的时候,应该不排除继承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

新的公司法只规定了自然人股权继承问题,而没有规定公司法人的继承问题;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没有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继承;还有类似股权继承的夫妻财产分割,我国公司法也没有相关规定。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如果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大难度,所以,尽快出台公司法解释或相关规定,是对我国公司法适用的一大推进,也是适应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江平.法人制度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3.

〔2〕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法律出版社,2006.233.

〔3〕董峻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3).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8

所报《关于组建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方案》（足计经文〔**〕87号）悉。经县政府研究，现就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年底完成担保公司的组建工作，在组建期间由重庆市乡镇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我县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

二、同意与重庆市渝创公司合作，按1:1的比例共同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组建担保公司。

三、担保公司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安全性、合法性为基本准则，为全县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按照“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原则，重点为科技型、就业型、资源综合利用型、农副产品加工型、出口创汇型和社区服务型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担保服务，承担被担保企业贷款到期不按时还本付息的代偿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9

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东凭借其自身的行为就可行使的权利称为自益权，如红利的分配权、公司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需和其他股东共同合作一起行使的权利称为共益权，如会议出席权、讨论权、意见发表权、提案权、财务帐目查阅权、特别股东会召集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股东的权利源自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并受公司法的直接保护。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股东在完成投资后以有限责任割断了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已明白其利益实现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以公司的资本为中心形成的公司的净资产。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十分注重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限制公司的股东权的行使可能对公司资本的任何损伤，股东的个人资产与公司的资产划定明确的法律界限，未经债权人的同意股东不可以将投入到公司中的资金撤出，因为它们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法律的设计者给公司的股东预留了两个通道以供完成投资的股东重新将股份转变成资金：一是公司减资，二是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先于公司的债权人而取得公司财产，公司资产的减少会使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负载上更大的风险，而这些资产本来是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期望所在。有鉴于此，公司法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确定在公司减资时应当经过债权人认可的法定程序，非经通知债权人并征询其意见的程序公司不得减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仍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尽管转让应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持股股东，并不损伤公司资本的完整性，当然无必要征求债权人之意见。股东通过股份的转让，将股份转换成资金，实现了其权利。然而，无论是减资，还是转让股份，往往是在公司运营中不存在大股东挤压小股东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旦公司中发生对小股东不公平妨碍的行为，大股东如果反对小股东转让其股份，则其他的人一般不敢接受转让，也就不可能产生公司法强制大股东购买该转让的股份的法律条件；而通过公司减资使小股东撤回投资需要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掌控公司大权的大股东是否同意减资当然存在疑问。此外，即使大股东同意通过减资让小股东撤出资金，但减资不仅仅面临债权人的质疑，而且还受到法定最低资本金和股东人数不得低于二人的限制。险关重重，小股东在公司内部倍受欺凌，“走为上计”，但是“走”又是何等的困难。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不公平妨碍诉讼制度尚未确立，英国公司法依据公司的合同属性对受害股东赋予了向法庭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保护手段，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的各种不公平挤压行为时可径直向法庭申请颁令解散公司，结束公司的生命并依据投资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这一方式是当时小股东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方式，如果股东间无法继续维持公平的合作，不失为一种温和的解决办法。但清盘的后果本身是公司的扼杀，因而法庭很不愿意简单采用，往往在诉讼进行中在法官的安排下大股东承诺消除不公平的行为并给受害股东一定的损失补偿后，小股东自动撤回申请,使案件得以了结。为了弥补公正合理清盘令的不足，不公平妨碍诉讼体制才得以引入。但是，公正合理清盘令的诉讼方式在英国仍是小股东维权的必要保留制度，并且取得了成文法的形式，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122条、124条规定,小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如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正当与公平的,便可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实践中，法官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的判断的事实依据有：（1）公司行为违反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所定之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英国公司法上的公正合理清盘令制度为其他国家后来的立法所效仿，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公司的司法解散，确认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请求，并且证明以下事实中的任一一项：（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2）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会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或欺诈的；（3）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它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之二分别规定，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股份的股东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当然包括不能容忍大股东滥权的情况，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司法解散未作规定，公司法第190条第二项规定的所谓“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解散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能解读为是出于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考虑。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主义色彩、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和严厉的法定资本制原则、未体现丝毫以人为本精神的我国公司法对小股东的保护几乎是空白的。在司法实践中，凡小股东在不能忍受大股东压制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法院或是不受理，或是以“诉请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起诉，概莫能外。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赋予小股东向法院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权利的方式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设计其他的维权方式诸如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公平妨碍诉讼权，表决权排除制度等以适应矫正大股东滥权行为的现实要求。但是，大股东对小股东侵权的行为及结果千差万别，小股东行使的权利如果过分单一，比如公司有数个股东的情况下，某一小股东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就不十分恰当。当小股东不堪继续忍受大股东的挤压，而公司仍有延续的价值，无法通过转让股份、减资的途径实现小股东退出投资关系的愿望时，让小股东向法院请求退股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退股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只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股东的滥权行为严重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其他的救济方式无法弥补小股东的损失，无法弥补大、小股东之间的信任裂痕,采取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的方式其后果又过于严苛；二是权利的行使须得经诉讼途径。退股权对小股东来讲，是一种救济权。

二、股东退股权的公司法理探讨

权力制衡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在20世纪，强者依赖于弱者而存在和发展，强者须承担关照弱者利益的责任的法律理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以制度形式得以体现，公司企业概莫能外。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被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接受，其所追求的公司管治目标是大股东在支配公司控制权时得维护公司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得将大股东的利益置于同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这是公司法的时代特色之一。贯彻这样的法律理念，仅有原则性的价值性规范是不够的，法律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上设计出若干运行规则以使小股东对大股东行权形成有效的监督，毕竟大股东对小股东所负的义务已经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没有监督和制约，仅靠大股东的自律是不能实现这种制度设计目的的。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小股东制约大股东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不断被创新和丰富，从早期的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到“不公平妨碍诉讼”，再到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大股东投票权回避行使制度、累计投票制度、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小股东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知情权、参与权被法官的判决不断地加以确认，日渐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法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诱导和影响。

英美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每每先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进行改革。在一百多年前，大陆法系国家坚守“资本三原则”时，英国《合股公司法》就已废除公司最低资本金制度和资本实缴制度，代之以授权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既然已大大地淡化了资本对债权人偿债的担保作用，就为在公司中受到压迫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以对抗大股东、保护其利益提供了不受债权人干涉的空间。当然，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和封闭式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受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可直接向公司请求退股，表现为公司暂时购回自己的股份，公司可将其作为库存股安排他用，也可择机另行发行；对于封闭式公司来讲，小股东请求行使退股权如果由公司直接退还资金，就会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小股东退股权的实现是以请求法院判令实施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购买小股东股份的方式完成的。从法理上说，股东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创办公司，一旦大股东把受其支配的公司当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就意味着对原已存在的信任的背弃，小股东当然有权选择退出投资关系；当小股东退股权得以实现时，对债权人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的预防责任直接转嫁给大股东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此，就能在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实现平衡，而且对大股东也并未增加任何负担。按照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之规定，公司的股份因各种原因集中于一位股东手中时，该股东有六个月的时间对此予以调整，该股东可以将价值一港币的一股转让与他人,公司的地位就不受任何影响。否则，该股东须对公司的负债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为受害的小股东申请将其持股强制卖给大股东架设了过渡的浮桥。

公司的股份应当是一种流动的资产，它的流动性不仅仅表现在转让方面，还表现在其对投资的撤回权方面。对投资者来讲在他认为撤出投资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时，法律不留出撤出的通道几乎就是不人道的做法，这样的法律就是恶法，更何况小股东撤出投资是要经过诉讼程序的。在我们已有的观念中，认为国家允许投资者以承担有限责任的形式投资，就已经给他们最好的甜饼了，投资者要是享有“退股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不是太随便了吗？债权人的利益又怎能保护？如果让立法者面对现实，去真正体会那些身陷“公司囹圄”的小股东的苦难经历，我国的公司法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事实上禁止股东撤出投资！一个不幸的家庭还可以起诉离婚，一个不适当的投资却不可以撤回，一定要让投资者为他们选择错误的合作伙伴负上血本无归的代价当然不是立法者的意图，但却成了一件接一件的现实。我国法院要么不受理小股东申请退回投资的案件，要么以“于法无据”为由驳回起诉了事。我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小股东利益未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已经对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公司法修订时应当转变观念，结合我国国情予以深究，细密斟酌，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三、体制冲突以及退股权的行权条件

如果我们囿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公司法的理念及其制度定规,我们根本就无法接受退股权的概念及其理论主张。的确，奉行资本法定原则、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的公司法基本体制，与股东的退股权请求存在着正面的冲突，但是细心的读者从这篇文章的论证中会注意到，作者所倡导的退股权仅仅是股东自益权的衍生权利。就有限公司的层面上讲，退股权的义务主体在实质上往往是压迫小股东的大股东，而非公司本身（同股份公司中的上市公司不同，上市公司中的小股东一旦行使退股权，其义务主体可以是上市公司本身，因为上市公司有足够的机会在收回自己的股份后再行发行出去，并不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对退股权与现行公司法的若干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冲突加以讨论,以正视听。

（一）退股权是投资者的一种固有权———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有限公司由于其封闭性和股东人数的有限性，公司的存在、发展与成功离不开股东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受到破坏，进而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保护下控制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就会对公司设立的根本基础造成损害，如果公司不能够解体的话对小股东就意味着无限期的灾难，法律原本出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维持公司资本完整性的要求对股东撤资的禁止性规定彻底异化为小股东头上的“紧箍咒”，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运行的必然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各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度，强化了小股东的权利，有条件地承认股东的退股权，使股东权的保护同债权的保护求得平衡。股东享有退股权体现了资本运动的属性,资本流动的制度阻碍越少，投资者投资的热情会越高。限制股东撤资，实际上助长了大股东的经济专制和非理性行为，破坏公司运行中的民主氛围并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的活力，小股东与大股东在公司内部的长期对抗无益于公司的稳定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项合理的判断必须为法律资源的提供者接受，那就是赋予股东以有限责任的保护机制并非以股东丧失退股权为代价，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并不必然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让股东具有退股权，本应是投资自由的题中之意，它既顺应全球公司管治制度改革的潮流，更能因应我国解决股东间投资纠纷的紧迫需求。

（二）退股权的行使与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整合———沙漠中的一点绿洲

中国公司法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其僵化的资本制度既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又妨碍着国人投资创办企业的行动。一步过渡到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是难以想象的，较为稳健的办法是实行德、日等国的附条件的授权资本制（又称折中资本制），即规定有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在公司创建时股东首先交付1/4的资本公司就可以成立并开业，其余的资本在公司营业中授权由董事会决定交付数额和时间，最晚在公司设立后4年内交清。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应当是公司法全面改革中的一项内容，需要假以时日才得完成，让股东享有退股权却是眼前所需,实在等不得。解决的出路有两方面的选择：第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补充规定；第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为回避对目前施行的过时的资本制度的正面冲击，作者建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股权得经由以下两种途径实现：1、通过公司减资程序。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减资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问题是在公司的大股东压迫小股东的事实成立，小股东提出通过减资程序退出投资关系的要求，但公司的董事会不予接受或受大股东控制的股东会不予作出决议，或大股东根本就不同意召集股东会。在此种情况下，我国公司法完全丧失了调控的能力。小股东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自行召集或责令公司董事会召集或授权由小股东召集特别股东会以讨论减资退股问题，这一问题也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完成。假定特别股东大会因为大股东的反对不能形成减资退股的决议，法院是不能够直接判令公司进行减资退股的，否则法院就干预了公司的决策事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股东可以直接起诉大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其购买小股东的股份,问题仍然存在解决的渠道。2、小股东备受大股东挤压的事实成立，大股东已明确表示反对通过减资的途径允小股东撤出投资，大股东又拒绝承诺自律其滥权行为和给小股东以某种补偿的，小股东可径行起诉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小股东之股份，使小股东的退股权得以实现。无论是采用哪一种途径实现小股东的退股权，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财务测算，以使所退股份的价金达到公平，特别是采用减资方式退股的还应履行更严格的法定清产核资程序。

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承继了大陆法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它与国家谋求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融合的，法定资本制提高了投资者进入公司的门槛，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小股东撤出投资设置了“禁行标志”。我们期望公司法的修订及早开始并完成，本着减轻投资人压力的方向前行，赋予小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更大的空间，让小股东在无法忍受大股东欺凌的情况下有多个途径进行自卫保护，其中之一便是行使退股权。

（三）退股权的行使与股东最低人数要求的冲突———黎明前的黑暗

传统的公司法律体制以公司构成的社团性的法理理念和享有有限责任保护的股东成员得有相互的监督为标准确立公司的构成成员不得低于二人。这种要求在上世纪中叶后，不能适应公司事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逐渐演变为公司创设和股份转让的阻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1%的股份的股东之间既谈不上合作，更谈不上监督。法律的规定仅仅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累赘，有限公司本来就是小公司，股东之间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合作，监督如果是为了自己股份上的利益还有可能，监督是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为不可能。这一体制运行的数十年间一再为投资人制造困难，逐渐为商人们厌烦。法律反映这种商业社会的正当要求，各国渐渐修改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成立。在我国，事实上一人公司已经是一种合法的存在。但是，我国公司法仍坚持有限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为二人的旧制，实践中又不能容忍持有99%的股份和持有另外1%的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一间公司，造成许多名义股东虚假出资的事实，同时也造成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大股东滥权欺压小股东的案件。在这种体制下，小股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一旦选择退股权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大股东购买其持股份额就有可能导致一人公司现象的发生，法院仍会面临与法不符的困境而无从伸张正义。在公司法全面修订取消有限公司最低股东人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变通的办法是在公司股东人数因各种原因变为一人时，可予以六个月的宽限期让继存股东改变现状，过期不变，唯一的股东须为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问题处理方式，仍需要解决一个法治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法律尽管规定了“二人以上”的最低股东人数标准，但并未规定每一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因此应当承认持有一个股份的股东和持有N个股份的股东共同组建有限公司是合法的，各地工商机关任意制定股东持股比例的做法才是违法的。既然我们劳师动众去完成这样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还不如直接承认一人公司，这才是最合理的方式，毕竟一人公司是公司法符合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改革趋势的，法律的改革更应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投资者设立有限公司，需与他人合作的当合作，不需合作的可成立一人公司，如此法律上的许多麻烦便可迎刃而解了。

许多人可能担心，一人公司会增加债权人的风险。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有限公司无股东人数的最低限制，债权人就应当更加注重对交易的对方公司信用的了解，包括对股东个人信用的了解，以防范风险；其次，对诚实的商人来说，一人独立拥有公司会加重其责任心，他会比二人或多人拥有一间公司时更用心，更注重公司的品牌建设；再次，股东如把公司仅仅当作个人敛财的“工具”，滥用有限责任制度掩护其实施侵犯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通过直索诉讼追究股东责任；第四，股东为二人的，如果股东存心损害债权人利益，所谓的监督是不会有效力的，反而会对债权人通过直索方式追偿债权平添障碍和口实。公司的股东人数应当依据投资人的资金实力、产品开发能力、合作意愿等因素由其决定，法律实在无必要保留这种害多益少的强制性规定。

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并且法律应当禁止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行使此种权利，因为退股权在本质上是小股东不堪忍受大股东的不公平挤压而采取的救济措施。作者设想的小股东行使退股权的条件有如下方面：第一，小股东在公司中的持股应当实满两年以上，从而有必要的时间在股东之间通过磨合期，尽量增进合作与理解，以协商或更柔软的方式处理纠纷；第二，大股东实施了严重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虽经小股东提出仍不停止，或不予纠正，或不对受害小股东予以补偿，如进行关联交易，如侵占公司财产，如董事报酬过高蚕食股东利益，如不向股东分配利益，如拒绝小股东查阅公司帐目等；第三，小股东已经采取了公司内部救济的方式而不能使其满意或不能达到目的，如建议大股东举行特别股东大会讨论争议事项不受采纳或虽召集会议，但决议仍对小股东不公平，如小股东企图转让股份，大股东既不放弃优先受让权又拒绝自己购买，又反对他人受让，造成转让不能等；第四，小股东行使退股权应当经过诉讼途径；第五，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退股股份的价格的确定应当经过资产评估,达至公平。在英国公司法上，把对小股东实施不公平对待行为的大股东称为“压迫者”,即“Oppressors”。这里是讲，许多的公司法专家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认为有限公司体制已经给投资者提供了“有限责任”的保护，如果再允许股东撤回投资将使公司的债权人负担上全部的商业风险,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法治理念当然成立，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应当给受挤压的小股东一个合理摆脱困境的机会，股东之间“感情确已破裂”时强制公司继续维持是非理性、非道德和不公平的。不能假定“股东之间因为有信任才组建公司，公司就应当持续维持，股东之间就不会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局面发生”，不能因为享受了有限责任就使投资者面对和忍受大股东的压迫而丧失获取彻底救济的权利。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制度设计原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后是不可以随意撤回投资的，这是处于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撤资意味着公司减资,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公司的股东会就个别股东的撤资不能作出决议时，小股东的出资又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容易转让出手，小股东的处境就会很困难，如果公司法允许其申请强制清盘令，他还有出路，恰恰是中国公司法的制定者完全把公司变成了受迫害者的迷魂阵，小股东左冲右突，始终不得解脱之要领，如此投资环境岂不让人脊梁发冷。公司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失去了平衡。200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楚斌诉郑德明股份合作纠纷案》即是一例。该案的案情是，原告朱楚斌与被告郑德明合资设立了长沙慧达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内容几经变更，注册资本为50万元，朱楚斌出资10万元,占20%，郑德明出资40万元，占80%，公司由郑德明控制。此后，郑德明单独作出了公司股东会决议，朱楚斌知悉后，持强烈反对意见。由于双方未能和解，朱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1条、第190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解散应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会的决议，由公司自己的意志决定。原告认为，其股东权益遭到侵犯，应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但原告直接对被告提起终止合作协议、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

1989年，美国宾州修正的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最多只能享有20%的表决权。按照这种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结构，我们就可以理解最近在美国连续发生的安龙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发生的欺诈事件是会计犯罪，而不是虚假注册资本的问题。

近期，香港政府已聘请若干专家组成了一个公司法修改委员会，开始研究修改香港公司条例，其中一个议题便是考虑让“一人公司”合法化。对此，我们静观其变，并以为借鉴。

有限责任公司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鼓励支持科技金融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科技投入资金参股，整合区域担保资源，吸收社会民间资本参与，逐步建立适合我市科技金融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科技担保机制，努力构建具有特色的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保障体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二）基本原则

1、政府参股、吸收民资

要在坚持政府资本相对控股的原则下，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带动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促进科技和金融的有效结合，满足科技型企业对科技投入多方面的要求。

2、市场运作、政策扶持

科技担保公司的运作要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依法依规经营。同时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扶持支持科技担保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确保公司良性运行，经营健康发展。

3、强化监管、规避风险

科技担保属于高风险投入行业。在这种背景下，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又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坚持决策的科学化，强化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有效防患风险，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保值增值。

二、组织架构及运作模式

（一）组织架构

1、成立“科技担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各方出资人按出资比例推荐董事及监事，董事会成员3～5人，设董事长1名；监事会由3人组成。

2、“科技担保公司”采取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公司经营及管理人员采取公开招聘。

3、“科技担保公司”下设办公室、业务部、监管部及财务室等4个部门，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责要求，分工合作，履行公司各项日常工作。

（二）运作模式

公司的经营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担保项目的开展实行“项目决策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和“监事会”参与下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一）注册资本规模

“科技担保公司”首期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之后，视发展需要，再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具体增资扩股事宜。

（二）股权结构

市政府出资2000万元（其中从年市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划拨1500万元，从历年偿还性项目回收资金中划拨500万元），占注册资本金的40%；

吸收民间资本3000万元，其中：事业有限公司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金的30%；广甸投资有限公司出资800万元，占注册资本金的16%；乐金工程有限公司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本金的14%。

四、公司性质和经营范围

（一）公司性质

“科技担保公司”属于政府相对控股的非金融性担保机构，作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试点单位，其主管部门为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

（二）经营范围

“科技担保公司”主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等相关业务服务。

五、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

（一）实施步骤

1）成立“科技担保公司”筹备机构（年2月）

2）编制组建方案，并按程序上报审批（年8月）

3）做好公司组建其他相关工作（年10月）

（二）保障措施

1、成立科技担保公司筹备工作小组

为保证“科技担保公司”组建工作的顺利进行，由市科技局牵头，科技担保公司股东单位参与成立“市科技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筹备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公司筹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