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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3:02:22

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范文篇1

黑格尔曾经讲过：“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黑格尔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要通过媒介，如色彩、线条、音响、动作、文字等来表现，通过整体的艺术形象，来“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

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还有很多艺术家、美学家有着类似的观点。“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个在世界美学界广为流传的观点，是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当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的理论代言人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贝尔认为：美术时空“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呢?……可做解释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强调，这种“形式”是指艺术作品中的线条、色彩等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意味”就是被激起的人们的审美情感。在中国美学史上，历代的艺术家、美学家对意蕴这一概念也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很多中国画论、书论都对艺术作品中“形”与“神”的关系作过全面的阐述。“以形写神”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画思想的精髓与核心。南朝宋画家宗炳主张“神畅”之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南朝齐梁间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这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鉴赏家们所遵循的原则。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提出“神采”论，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唐代书法家张怀璀把书法艺术分为“神”、“妙”、“能”三品，认为“风骨神气者居上”。中国的文论、诗论中对意蕴这一概念也有许多论述。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注重含蓄蕴藉的韵味与清远醇美的意境，提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讲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他的《二十四诗品》是唐诗艺术高度发展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诗论家严羽立足于诗“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进行探讨，主张诗有别才、别趣之说，这也可以说是对司空图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文学家陈子昂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俯仰今古，瞻望未来，深刻地体会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厄境遇中激愤不平的感情。这首短诗中既没有描写人物形象，也没有描绘生活场景，但却能够千古传诵，赢得无数读者的共鸣，主要是由于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意蕴。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意蕴有时是含蓄和模糊的，不同的欣赏者解读的含义各不相同。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的四件大理石雕刻《晨》、《暮》、《昼》、《夜》，被保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美蒂奇教堂内。关于这四件雕刻作品的真正含义有许多种说法，各种说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相比之下，或许米开朗基罗的学生、著名美术史家瓦萨里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瓦萨里认为，这四件雕刻作品寓意深刻，雕塑构图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感，人物辗转反侧，显得忧心忡忡，似乎是为世事所扰，既象征着光阴的流逝，也代表着受时辰支配的生与死的命运。雕塑体现出的正是米开朗基罗心灵深处真实写照，蕴含着米开朗基罗对人生、对历史、对社会的深刻思索。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现代诗人艾略特于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描写了西方现代社会极度的精神危机，被视为象征主义诗歌的里程碑。这首诗以“一位少年英雄寻找圣杯”的宗教传说及大量典故为纬，以“荒原”、“水”、“火”等一系列鲜明的意象为经，编织了一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生活的画面，表达了西方传统文明遭遇的危机和人们普遍存在的失望情绪。全诗始终采用象征主义表现手法，既没有对客观事物的描绘，甚至也没有主观感情的抒发，只是把诗人的所有感觉和情绪化成意象来贯穿全诗。在诗中，失去宗教信仰的欧洲成了“荒原”，无节制的情绪成了燃烧的“火”，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成了“对弈”，社会的丑恶和腐败成了“尸首”，等等。而且，诗中许多意象是被扭曲了的，以此来表现诗人在荒诞社会里的荒诞情绪。这首诗实际上包含着好几个层次，从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否定，发展到对人类文化和文明价值的怀疑，直到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诘难。该诗因大量采用典故和象征，而非常晦涩难读。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意蕴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境界，只有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完整领悟和体味才能把握其内在意蕴。人们可以诠释它，却无法穷尽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是德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不朽的名著，作者花费近6O年时间才将其最终完成。故事取材于德国中世纪的民间传说，以德国和欧洲18世纪到19世纪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剧本通过书斋、爱情、宫廷、梦幻等方面的场景，展示了浮士德在学业、感情、仕途、艺术多方面追求不息的历程。这部作品具有非常复杂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意蕴，l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曾经对它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上百部专著和无数篇论文，不断探索和发掘深藏在这部作品中的艺术意蕴。有的从时代特征出发，认为这部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为美好理想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有的从作者出发，认为浮士德性格上的深刻矛盾恰恰是歌德本人性格矛盾的深刻体现；有的从结构出发，认为浮士德与魔鬼靡菲斯特的形象对比，体现出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统一和尖锐斗争；有的从哲学高度来探讨，认为这是一部探索人类前途命运的史诗，在浮士德身上寄托着作者探求人生真谛，探求崇高理想的执著精神。

总之，我们从《浮士德》这部著作可以看到，艺术意蕴往往超越作品自身特定的历史内容，具有更加深刻的精神内涵，需要欣赏者全身心地探究和领悟，它也是作品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相对于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艺术意蕴并不是在所有的艺术作品中都存在，某些偏重于纪实性或娱乐性的作品，常常就不存在意蕴。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蕴构成了艺术作品的层次，其中每一层次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和自身的审美价值，或者是艺术作品中突出表现的、生动的艺术语言，或者是鲜明的艺术形象，或者是深邃的艺术意蕴。但是，在艺术创作中，只有这三个层次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才有可能产生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范文篇2

海德格尔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本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件东西的本源乃是这东西的本质之源”；并提出，既然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互为本源，那就必须为双方寻求一个“第三者”，即“艺术”，作为两者的共同本源，“艺术以另一种方式确凿无疑地成为艺术家和作品的本源”（第1页）。但由于“艺术”这个词太抽象，它的意思“恐怕也只能在作品和艺术家的现实性的基础上存在”（同上），他又许诺说，他将“在艺术无可置疑地起现实作用的地方寻找艺术的本质”（第2页）。由此观之，读者一定会以为他将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两个方面来讨论艺术本身的本质问题。然而接下来，他一直讲的只是艺术作品是什么的问题，而对艺术家如何体现艺术这个本源的问题置之不顾。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是一独立自存的“纯然物”，作为“物”（Ding），它“物着”（dingt，或译“物起来”）；固然，“作品要通过艺术家进入自身而纯粹自立”，但“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本文只谈论这种艺术），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作品的产生，他就像一条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第24页）。这种“没有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的观点对后来的现象学美学和解释学美学的影响巨大，但实际上混淆了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即对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评价问题和这种艺术价值的来源问题。评价作品时我们可以把艺术家撇在一边，但被评价的作品（及其价值）是如何造成的，即所谓“被创作存在”（Ggschaffensein，亦可译作“被创作”），毕竟也是一个撇不开的重要问题。海德格尔此后也勉强承认：“甚至看来几乎是，在我们追求尽可能纯粹地把握作品自身的自立时，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即作品始终是作品——宁可说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第40页），“无论我们多么热诚地追问作品的自立，如果我们不领会艺术作品是一个制成品，就不会找到它的现实性……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的由艺术家所赋予的被创作存在之中”，“在这一事实的强迫下，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以便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已证明是行不通的”（第41—42页）。

显然，当海德格尔为了把自己和人本主义（及与此相连的“存在主义”、“浪漫主义”）区别开来，而从现象学的立场上把艺术家和主体都放到“括号”里去时，他已经堵塞了回答上述问题的道路。艺术的标准（包括艺术和非艺术的标准及好艺术和差艺术的标准）只能是人性的标准，离开人来谈艺术（艺术品）必然会落入空谈。海德格尔当然也没有完全抛开人，他也谈到在他的艺术的本质定义“艺术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谁”或者以何种方式“设置”是一个“始终未曾规定但可规定的”问题，因而其中“隐含着存在和人之本质的关联”（第70页）；但他把人（艺术家）仅仅看作艺术品本身实现自己的“作品性”的工具（正如“此在”仅仅是窥视那个绝对“存在”的“窗口”）；艺术作品的存在虽然是借助于艺术家而“被创作存在”，但根本说来却并不在艺术家身上，也不在别的人身上，而是独立地另有所在。这是一种超于人的“存在”、超于人的“真理”和超于人的“历史”：“艺术乃是根本性意义上的历史”（第61页），即“真理”本身的“历史”。把握这一点，是从总体上领会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入口。

不难发现，海德格尔这种立场与黑格尔的立场是何其相似！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学派的话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海德格尔：“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的确，海德格尔的“艺术”和“艺术作品”、“存在”、“历史”（“历史性民族”）和“真理”，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都已经是“人格化”了的；不同的只是，它们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引向纯粹抽象的逻辑理念，而是被归属于“大地”（Erd），即某种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海德格尔把“大地”称为“人在其上和其中赖以筑居的东西”、“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和“庇护者”，它“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第26页），在它之上，世界建立起来，就像一场戏剧在舞台上演出一样。但把世界建立为世界、使世界（Welt）“世界着”（weltet，中译本作“世界化”）的是作品（第28页），也就是艺术。所以，“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由于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制造（herstellen）大地”，即“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让大地成为大地”（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与黑格尔的这一区别倒是恰好使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接近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当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大地］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为异己的对象创立出来时，这种创立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作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那么它就不能对象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创立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创立活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很明显，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在立足于“大地”即“自然界”（海德格尔把“自然”按其古希腊的含义称之为“涌现”，见第26页）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作品的“创立”只不过是大地的“涌现”。但有两点是很不相同的，即：1）在马克思这里，现实的、有形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历史性的人类”）是一个枢纽，这种“人”不是与大地对立的，而正是大地本身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体现，并且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所创立的对象）才是植根于大地的，大地对于人来说本来就敞开着，也就是通过人的作品而“涌现”着；反之，海德格尔的大地对于人来说却是“自行锁闭着”的，只有作品才“把作为自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第31页），换言之，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人”还是与大地（自然）尖锐对立的“主体”，难怪他要“反人道主义”了（注：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对人的本质的一切最高度的人道主义的规定都还不知人的本真的尊严”，因为人的更高的尊严仅仅在于“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参看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74页）；但他同时也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的思也可以称作“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中，不是人，而是人的历史性的本质在其出自存在的真理的出身中在演这场戏”（同上，第386页），“人的本质是为存在的真理而有重要意义的，所以，事情因此恰恰不是视仅仅是人的人而定”（同上，第388页）。）。马克思则早已把这种与客体对立的“主体”转化成了“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即人和自然的本然的统一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所以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同时也就是自然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活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拒绝“对象性的存在物”，甚至不拒绝把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为异己的力量创造出来，哪怕这导致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即世俗生活）与“大地”（自然）的“争执”。异化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共同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们都深刻地看出了异化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命运”）。然而他们对待异化的态度却根本不同。马克思把“工业”及其“对象性的存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0—81页。），并主张通过这种异化本身的彻底发展而自行扬弃异化，最终达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7页。）；反之，海德格尔把异化归结为人们对存在的“遗忘”（尽管在历史上这种遗忘也是必然的），“这种先入之见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之存在的沉思”，所以关键就在于改变思维方式，“让物在其物的存在中不受干扰，在自身中憩息”（第15页）。为此，海德格尔提出艺术作品其实就是能揭示存在自身、使“冲突中的世界和大地进入无蔽状态之中”（第39页）的一种根本的方式，即真理的发生方式，因为艺术就是让万物与大地的本源关系在冲突中敞开来，它既是创造性的“诗”，也是真正的“思”。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与大地的冲突，现代技术与自然或存在本身的冲突，以及“座架”、“裂隙”、“固定”等等异化现象，都是无法消除或扬弃的，但却可以去掉它们的遮蔽和伪装，使之显露出自己的根基（大地）。因此，对待异化，马克思的根本立场是实践性的，即“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海德格尔的根本立场则是认识性的，而投身于实践、创造在他那里不过是认识真理（或让真理现身）的一种方式而已，他甚至认为希腊人的技术、艺术一词（τεχυη）的本意也“从来不是指某种实践活动”，它“更确切地说是知道（Wissen）的一种方式”（第43页）。可见他骨子里并没有超出他所鄙视的传统认识论美学和反映论美学的基点（注：对此我们只消看看他这句颇带“古典”气息的话：“艺术作品决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在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第20页）。像不像黑格尔的语言？），他并不想通过艺术和历史的创造去改变什么，而只想以此来“回忆”起既存事物中被遮蔽了的“真理”，以便人可以将它“守护”。

所以海德格尔不可能从艺术本身的真相来解答“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因为他一开始就把艺术问题形而上学化、认识论化了，人的感性的活动、实践、生产和器具的制造在他的美学中只具有次要的、往往还是否定性的意义，而不是用来解决“艺术之谜”的钥匙。二

海德格尔在艺术问题上把现实的“人”的问题放在“括号”中所带来的另一个糟糕的后果，就是把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也置于“括号”中了。如果说，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基础本体论”的论述还把“此在”的“在世”（In—der—Welt—sein）视为“此在的基本机制”（注：见《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65页以下。）的话，那么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在世”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便完全消失不见了，只有孤独的艺术作品（它是孤独的艺术家的“创作品”）与“大地”及“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以前的）传统的关于作品与“物”的关系的思路，认为不言而喻，“作品就是自然现存的东西”，即“物”，问题只在于“艺术作品远不只是物因素，它还是某种别的什么”（第3页），因而必须把这些“物因素”看作这种“别的东西”的“比喻”和“符号（象征）”（第4页）。那么，究竟什么是作品所要表达的“别的东西”呢？

海德格尔通过梵高的一幅“农鞋”的画说明，这种“别的东西”，这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使思想惊讶不已”的东西，就是物或器具的“存在”，是它的“真相”（第19页）。我们从梵高的农鞋中看出的是“劳动步履的艰辛”，“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馈赠”、“冬眠”，“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第17页），一句话，从对物或器具的描绘中看到的是人对物的诗意的联想。这就等于说，一件艺术品（广义的“诗”）所表达的就是“诗”。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不用海德格尔提醒，我们也早已知道这一点。新鲜的是，他把这种诗意称作“器具的器具存在”，是对器具中的大地之根源的“去蔽”和“保持原样”。所谓“保持原样”或“保存”，当然是对于人或主体的误解、扰乱和习惯性眼光而言的，人必须排除这些主观陈见，对物即客体或“对象”（尽管海德格尔很不喜欢用这个词）采取“泰然任之”的客观态度，才能让“真理”“接受我们”（第23页）。可见，海德格尔仍然是在主体和客体、人和对象的相对关系中来看待艺术作品的本质的：艺术品所“反映”的无非是那个作为对象被观看的“存在”的“真相”；只不过这个对象被说成是并不和主体真正对立、而是主客体未分化之前的共同根源（类似于谢林的“绝对”）罢了。这并没有从传统的观点中前进多少，从根本点上说，他甚至退回到康德以前的莱布尼茨派的美学观去了。但康德已经指出，一个孤独的人在一个荒岛上不会有任何装饰和艺术的兴趣，只有在社会中他才会为了把他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需要艺术（注：参看《判断力批判》第41节。）；黑格尔在其《美学》中也是处处着眼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艺术“理想”的内容方面他考察的是作为“伦理实体”的“神性的东西”，及“一般世界情况”、“情境”、“动作”和“情节”，在艺术的形式方面则是人对自然的“人化”关系、人对他人的“精神关系”和人对“听众”、读者的影响关系，他认为“每件艺术作品也都是和观众中每一个人所进行的对话”（注：《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5页。）。在他们看来，艺术决不是离开人与人的关系的某种“真理”的“生成”或“置入作品”。

这就把海德格尔百思不得其解的艺术与生产的关系打通了。海德格尔问道：“创作的生产又如何与制作方式的生产区别开来呢？”（第42页）他的回答是：艺术创作的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第44页），而手工艺的制品（器具）却不是。当然，器具本身也有它的“器具存在”，但这种器具存在在使用中被逐渐磨损消耗，成为了“枯燥无味的有用性”（第18页）；而在艺术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在才专门露出了真相”（第19页），并得到了“保存”。但我们要问：谁之真理？向何人“露出真相”？“保存”在何处？我们不能回答说：器具的制造者（工匠）。因为虽然人人都可能是制造者，但决不可能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我们也不能回答说：艺术家。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家在作品中并未确证自己的本质，勿宁说，“他就像一条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这种说法，必然会使我们觉得仿佛是有一只彼岸世界神秘而高超的眼睛自上而下地把深陷沉沦的“器具存在”拯救出来了似的。而在马克思这里，事情就变得很明白：不是艺术从天而降地揭示了一切器具和“物”的存在，而是器具的生产和制造本身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程度的艺术性（和自我揭示性），因而人在其中不仅“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页。）。所以，器具的制造并不一开始就是单纯的枯燥的“有用性”，正相反，它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8页。）。只是随着生产劳动中分工的发展和异化的产生，器具制造中的艺术性因素才逐渐脱离生产过程，而独立为一种专门用来表现“自由的生命”的特殊生产活动，即艺术，而生产劳动本身则被抽空了，丧失了它的丰富的感性内容，才越来越变成了赤裸裸的“有用性”（注：可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五章第一节：“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所以，海德格尔所谓“存在的遗忘”并不是人类认识上的迷误，而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自我异化的必然，它的克服也只能通过这种生存方式本身的改变、即在生产中以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来完成，而不是通过认识上的“去蔽”来完成。

艺术作品范文篇3

如英国的博物馆内旅游纪念品的销售是博物馆收入来源之一。而这些商店内出售的旅游纪念品种类十分丰富，很多商品都被设计成了带有景区元素的艺术旅游纪念品。

二、手绘作品商品化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桂林有壮、瑶、回、苗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有浩瀚苍翠的原始森林、雄奇险峻的峰峦幽谷、激流奔腾的溪泉瀑布、天下奇绝的高山田梯，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总有着旅客不太常去、没有发现的地方。而我们就可以充当文化传播使者，去深入发现它，用艺术的表现手法把它们描绘出来。这时，手绘艺术就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具有桂林特色的景物用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把它们印在服饰、明信片上传播出去，一定会给桂林的旅游业增添民族色彩，推动桂林旅游业向前发展。

三、手绘作品在商品中的应用

桂林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桂林山水甲天下，“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这是桂林“四绝”，这些自然风景就成为了手绘作品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因素。我们将桂林景点用景观速写的方式进行写生创作，所描绘的风景应用于明信片、书签、记事本等旅游纪念品上，轻巧便捷，给旅游者带来便利，更具实用性，使艺术作品有了经济价值。由于艺术作品的应用性较强，还可将色彩构成作品转化为图案，应用到服装和手提包上，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运用熟练的手绘技巧和方法，把想要表达的意境表现出来，这是艺术品质和价值的体现，更是对生活的追求。手绘作品在商品中的应用数不胜数，而我们艺术作品的创新实践，是把写生创新的手绘作品应用到一些较小的商品和常用的商品中，把静态的作品变成动态的商品，从点到线再到面，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作品，当然也使手绘商品更轻巧便捷，具有实用性和美观性。

四、手绘在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手绘在设计中，不仅仅是对设计对象外观特征进行简单描写，而是创作者对作品进行形式美感的追寻，通过这种艺术加工形式，给人们传达一种新的视觉体验，让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得到满足和享受。手绘运用十分广泛，它并不是人们往常所了解的黑白灰关系、浓与密的关系。社会在不断进步，手绘也不例外。它以水彩、油画、丙烯、水分等材料相结合，表现出不同物体的质感与形式，也可以将水墨画、国画等，表现在设计作品中，使作品既有新鲜感，又将文化底蕴充分表现出来。

五、结语

艺术作品范文篇4

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探讨艺术问题，通常我们首先从分析艺术作品入手。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艺术品与非艺术品，我们在聆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小说、观看舞蹈等艺术活动中，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都是艺术品，而且我们会有意识地去评判它们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但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我们凭什么说它是艺术品或是非艺术品，如果作为艺术品，它们的水平高下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判断的基准在于什么，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在含义也就是，在我们所面对的众多物品面前，如何判断哪个是艺术品，艺术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艺术品，我们怎样确定艺术品的水准的高低。显然，我们通常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作为艺术品的基本构成的涵义的理解上，这种判断在我们当下的话语系统中是有效的，比如在特定的时限或氛围中，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问题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究其实，我们对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追问，回到根本上也就是对艺术问题的追问。因为我们在划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时，我们已经存有了艺术的观念在指导着我们这样做，不管这种观念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支配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对艺术品本身的追问，也就隐含着对艺术问题的追问。所以，探讨何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艺术探讨的奠基性问题。但这一探究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问题遍布。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艺术“模仿说”是雄霸西方千年的艺术理论，模仿说被作为经典的艺术理论在东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直接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作为艺术的艺术品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后来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也继承了艺术模仿说，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家们还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虽然，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崛起，在各种全新观念的冲击下，这一理论遭受严重的挑战而变得如此不堪，但在我国当代的一些僵化和陈旧的艺术理论中还有极大的市场，以一种变形了的“反映论”艺术观的面目出现。这一理论探讨的是艺术的本质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从艺术作品的问题开始的，分析了艺术作品和自然、理念、事物的关系。模仿说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艺术作品产生的源泉来把握艺术本质。然而，其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把艺术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根本的问题也就在于把对艺术的探讨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这样自然就把艺术的问题置换为艺术作品的问题。显然，严格地讲，艺术和艺术作品是有差别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含混了起来。

因此，从艺术作品作为逻辑出发点来探讨艺术的本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探讨首先就预设了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认为艺术品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理念等的存在物，然后去探讨它和世界的特殊的联系。但在这其中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艺术之所以成立的预设中也就包含着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主义假定，反过来正因为有了这种预设和前提，艺术作品才得以成立和显现。显而易见，这自然就导致了对艺术的真实意义问题的掩盖，其所探讨的出发点即逻辑起点是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艺术作品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样从世界中剥离出来的？我们怎样认定这些悲剧、史诗、雕塑等就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其他？这样，艺术的意义的真正问题就掩盖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中了，艺术的问题就变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其二，既然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现实存在物，它是对世界的模仿，它所体现的是艺术作品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家作为这种活动的直接介入者，他的意义又何在呢？艺术家在这种模仿世界或理念的活动中，不介入自己的任何理解而机械、本真地模仿自然或再现理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恰恰是艺术家的活动，使得本真从遮蔽中绽出，使得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气，这样，艺术家的活动正是决定艺术作品水准高低的主导因素。所以，单方面地从艺术作品出发来探求艺术问题，显然就掩盖和遮蔽了艺术的最基准的问题。也就是艺术的意义的真实问题。

艺术模仿说以艺术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为其探讨的主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这种无限多样的自由创造性，因为它一味地强调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完全的符合。但事实情况是，艺术就是艺术，它和现实就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颜色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见不到，小说总归是一种编造的故事，但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使人神情激荡，思绪飞扬。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显而易见，用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生硬的关系来说明这些问题，已显得极为力不从心了。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又向前迈进一步，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现实来源，也就是艺术的制作者，即艺术家。

二、艺术和艺术家

艺术家，通常认为，就是艺术的制作者。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制作出来的物品，自然地，是艺术家使艺术成为艺术，没有艺术家，艺术似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及他的艺术制作活动是艺术的主导因素。逻辑地看，艺术活动首先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艺术作品也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最后结果。

随着西方近性主义的高扬，人的价值，个性自由，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浪漫主义艺术潮流也随之勃兴，艺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展现，自由、创造、天才等概念成了这种潮流的主导性范畴，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应的是艺术“表现说”对传统的“模仿说”的反叛。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表现说批评模仿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提出天才是和模仿精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主体性问题被强调到了极致，人是目的的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他就是从艺术家的活动出发，肯定了天才和创造在艺术制作中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天赋因素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这样艺术家在艺术制作中的作用被康德充分地加以肯定了。德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人即使练习作画，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德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诗意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意大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更是干脆宣称艺术即直觉，即抒情的表现。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中国的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致上是与表现说相类似的观点。较之模仿说，表现说不是从艺术作品而是从艺术家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来说，就是把艺术家的情感作为艺术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但同样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的情感为主导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中，照样包含着对艺术更为极端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

首先，艺术活动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活动，我们绝对不否认艺术家对艺术制作活动的意义，正因为艺术家的存在以及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水准的高低，就自然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水准的高低，否则那些非凡、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把问题拓展开来看，如果说，艺术家的制作的结果是艺术作品，推而广之，就是艺术。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家的制作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成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是他赋予的他的制作品的风格，还是情感，还是其他？这些都无法说明这一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再一次陷入到循环论证中而无法自拔。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在艺术家的制作活动开始之前或进行中，他是否明确或已意识到他正进行着艺术活动，是否明确他的制作的结果将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就是按照艺术的模式和规则来进行艺术产生，那么，艺术的创造性又怎样灌注其中，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艺术家出发去探究。显然，从艺术家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的立法者，艺术家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观点，同样使得问题简单化了。不难发现，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因此，需要有另一种线索来研究艺术家是如何赋予艺术品的艺术性或者艺术质量以及艺术规则的艺术质量。

其次，艺术是一种以情感为主的活动，情感的激荡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基本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承认只有艺术家具备情感的表现能力，只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力才能超越事物的表面，捕捉到那最为动人的情感，那么，问题是这种情感能表现出来吗？即使能够表现，我们又如何体验到这种表现呢？这里问题还是不少。正如我们前面已否定的，艺术本来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要试图给艺术负载什么文化、情感等的因素在其中，但情感表现主义却把模仿说中的再现自然或理念暗换为表现情感，这种情感中心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反而以一种模糊的情感来惑乱视听，使艺术被一种不知所云的神秘主义面纱所笼罩，或是成为肤浅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某种阴暗、病态心理的暗示，把崇高的艺术变成了类似原始巫术一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本来情感使艺术充满活力，但情感表现主义所要求的情感的意味和表现，实际上是对情感的一种贬低和严重的曲解。

从艺术家出发探讨艺术的基本思路是，因为存在艺术家，艺术才成为可能，不管来自于理念还是自然，还是表现历史、情感等，它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制作。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这些有意识地向自然或理念模仿或是表现情感的活动，艺术才赖以成立，艺术品才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样，艺术家成了艺术制作的主体，相应地，艺术家之外的与之对立的自然、理念或情感则成了艺术的源泉和来源，是为客体。这是一种表面化的探求和本质主义的预设，因为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自然可以推出，在艺术之前，已经存在着所谓的艺术之为艺术的实体，不管它是在自然或是理念、历史、甚至情感之中，只不过是艺术家把它抽取出来而已，艺术家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抽取的角色。这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因素：艺术的本体和艺术的诸现象，即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作品等，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自然地隐藏在事物背后，艺术家将它开掘出来，艺术家就成了艺术的代言人。

以艺术家为逻辑起点出发对艺术的意义的追问，使得艺术的意义探寻问题向本质主义更深地推进了一步，沿着这一思路下去，艺术欣赏或艺术接受就成了二次开掘的工作，作为艺术接受者的活动就是猜谜式的或是破译密码式的工作，我们面对艺术，就要愁眉难展、费尽心力地再次去找寻艺术家植入到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意义，但是，是否存在这种永恒的意义呢？这种寻找意义的活动是否构成了艺术活动呢？这种寻求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从艺术接受方面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三、艺术和艺术接受

当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出发对艺术的探讨充满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以往的理论中关注甚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艺术接受问题上来。艺术接受包括艺术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体验、感悟和评价；在这种接受活动中，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我们可能会和艺术作品一起构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体悟和评价。显然，这不单纯是个体当下的评价、接受的行为，同时也是在文化和文明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因为这种接受、评价、体验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和易变性，就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把握，所以，因其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不予关注。但它确实是艺术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发生者。20世纪以来的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读解艺术、艺术作品。

解释学艺术理论把艺术接受作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其基本观点在于强调从艺术接受者出发的对“文本”阐释和读解的多样性，肯定了艺术接受中“前结构”和接受中的误读和解释的合法性，由此达到对传统的艺术理论所认为的艺术的中心意义的消解。解释学艺术理论从艺术接受出发探讨艺术，是针对传统的艺术表现论而言的，这一理论首先要询问的是艺术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恒定不变的意义中心，作为艺术接受活动的实质究竟是不是对这种恒定的中心意义的寻找。在这一前提下，他们认为，在艺术接受活动中，这种“前结构”，也即“历史视阈”是影响接受的基本因素，它构成一种“合法的偏见”，所以，对于接受来说，不存在所谓的与文本符合或发现中心意义的问题，而是由文本和接受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文本向接受者敞开，接受者也向文本敞开；故而，艺术接受中对艺术的理解，不是要指向那意义，进入艺术之中，绝对占有艺术所构成的世界，而是将自己是“非现实化”，将自己“暴露”给文本；在艺术接受中，是力图和自我构筑的“他者”不断地对话，形成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新的视野。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接受对艺术的意义，不但主张艺术接受者对艺术意义的占有，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占有对接受者自己的创造和激发。这样，传统的艺术的永恒、普遍的中心意义消解了，艺术不再是反映现实或表现情感的东西，它没有普遍的标准，永恒的意义，一切都在解释和对话中不断地展现，不断地开启着新的世界。在这一理论中，他们提出“读者中心主义”的口号，力图解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在艺术中的意义，这样，艺术作品的范围大大扩展，艺术家的创造不再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甚至作者彻底地从接受视野中消失了。

但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果真像他们所描述的，任何文本，在认识视界中是真理，而在审美视界中是艺术，全由接受者的读解来决定，那么，艺术的意义的规定性几乎等于零。这样，艺术创造、艺术家甚至纯粹的艺术作品都会从人们的视阈中消失，我们可能面对的一切都会成为艺术的世界，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会成为艺术化的活动，在我们随意性的指称中，艺术就诞生了，那么，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和规定性而言呢？所以，这又不得不迫使我们把问题引向纵深。

从艺术接受出发来探讨艺术的意义，对艺术的本质和中心意义的消解，强调艺术接受的意义，从而强调艺术阐释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是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艺术理论中的体现。这样，在艺术接受的误读和敞开中，“我”和“艺术”构筑着世界，艺术活动成了艺术的意义探究的核心，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则是艺术中主要强调的因素，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就直接指向了人的心灵的意义的探讨。在这里，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或理念等事物，或不再是情感的不断表现，艺术没有这个必要，艺术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构筑着“别样”世界的活动，艺术的意义在于将自己“暴露”在世界中，世界向自己的一种展开和敞亮，正是在这种沉沦和上升中，艺术的意义开启了。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将艺术的意义的探讨最终指向了艺术活动，指向了人的心灵。

四、艺术和艺术活动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不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不管是从艺术作品还是从艺术家出发来探讨艺术，都包含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都企图从让艺术来负载一些什么东西在里边，不论是作品中对世界的反映，或是艺术家感情的宣泄，都试图把理念或情感的内质强加给艺术，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对艺术的否定，它在给艺术赋予一定的本质的时候，恰恰就将艺术彻底背离了。所以，我们认为，对艺术的意义的阐释的最大的问题是极端的知识化。人的任何活动都有相应的知识，归纳性的、解释性的或是反思性的等等，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也被限制在知识的规范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美学理论。作为艺术的规范性理论，美学理论已严重地背离了艺术，由于它过分的和极端的知识化倾向，使艺术被淹没在空洞的理论中。而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除了摆脱这种空洞理论的束缚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溯本逐源，从艺术活动的本初谈起。而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努力则扭转了这个方向，它更重视艺术是一种活动，在这种阐释的行动中，艺术和接受对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构筑和开启。因此，我们强调，艺术什么也不表现，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所以，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从艺术作品、艺术家或是艺术接受出发，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人的艺术活动的探讨中去。

艺术活动的根本所在就是构筑另一个世界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提出艺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的极端的观点，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遁词，而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对艺术是什么的概念化和知识化的思考，艺术开启的本来是一个非凡别样而不同平常的世界，而我们的理论总是试图将它纳入到我们正常的世界中来思考，这就从根本上将艺术背离了。所以，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因此，问题最后会变为艺术可能的意义，艺术能够给予什么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只能再回到艺术活动中去探究，因为艺术活动是艺术的基本的和原初的起点。

如果我们以艺术活动作为艺术的意义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描述艺术活动呢？人的活动纷繁复杂，究竟那些属于艺术活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会变得困惑。但是，我们先验地认为人就是一个活动的主体的话，那么艺术活动也就是人的所有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

首先，人的活动的特殊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活动本身是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人的活动不仅仅体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活动，人也不仅仅是使自然向着他自己，他的活动的内涵应该更广阔，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创造“第二自然”的观点却为我们提供了思路。由此可见，人的活动具有某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就体现为人对另一世界的探视的努力，在这种探视中，他不是还原现存世界，而是力图去开启和敞亮可能的世界，这种可能的世界只能是艺术世界。不管是艺术制作还是艺术接受活动，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不管怎样，艺术活动是一个使我们的世界“陌生化”的活动，这是一个极为朴素的事实，但这正是我们思考艺术的真正出发点。正是在这种制造陌生事物的活动中，我们在不断地超越，超越现存世界有和无的隔离，在心灵中出现了另一世界，这就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是心灵不断地展示自己的运动，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接受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心灵的运动之中。艺术活动的本意就是心灵自我改造的意义，面对一件非凡的艺术作品，我们感悟到的东西，绝对不是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的，或是艺术理论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什么的东西，而是对我们心灵的改造；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常规的现实存在的物，它绝对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一个开启我们的世界面向心灵的物，艺术作品的本意是激荡起我们的感受，是艺术作品驱使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审视艺术；所以，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应该就是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感觉，使我们进入到“我—艺术”的世界中，使之在思考中感受，在感受中思考，艺术就是着力于激发塑造新的心情，新的感受方式，是艺术的方式在制造着我们感觉的方式，而不是我们在不断地规定着艺术的方式。

艺术作品范文篇5

对于艺术传播的方式和类型有很多不同的概括角度。从历史形态发展角度看，传播方式可分为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等；从横向逻辑角度看，传播又可以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在传播学里，常将传播者称之为“控制分析”，这体现了传播者在艺术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艺术创作者既是艺术信息的组织者又是艺术信息的传播者。但传播者的外延又要大于此，它包括非创作性的传播参与者。他们共同构成艺术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传播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他们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审美经验和社会需求等，创造和传送信息。在大众传播时代的今天，艺术创作与传播之间的分工愈来愈明显，而且传播者不单是个体角色与个人行为，更包括群体化的组织与机构。在当代大众传播方式中，传播者呈显出社会组织模式，具有构成上的整体性、分工上的复杂性和技术上的专业性等主要特征。正是在艺术传播的视野中，非直接艺术创作者的传播才在艺术活动中的隐性存在及潜在作用下得以揭示。传播手段的进步对艺术发展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在积极方面，它拓宽了艺术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催生出新的艺术符号诞生。艺术所达到的传播效果是使传播出去的信息受到关注、留下记忆，甚至影响，从而改变受众者的态度，达到公共化和社会化的目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艺术传播相对于其他信息的传播是有一定限制的，这主要表现在受众者是否是有一定艺术素养的人。然而随着传播手段的发展，如电视、网络的不断进步，艺术信息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传播媒体广泛的影响力使得艺术更加普及，艺术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引起艺术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它作为极具影响力的一种艺术传播形式，不仅带来了艺术传播的模式，也加剧了艺术传播的扩张，使艺术信息的传播、理解、阅读呈现出全新的世界，为艺术的传播环境提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在消极方面，网络作为大众传媒的当代领军人物，是近十年来兴起的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对艺术的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居功至伟的媒介，艺术对网络的心态却是忧喜参半的。越发火热的网络速食文化将传统艺术理念大规模颠覆，这使得艺术的地位不断地在下降。传统理念与现代观念的冲击，使得艺术魅力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神秘光环，在大众像探照灯光一样的注视下不断“贬值”。

艺术作品为什么需要展示，因为艺术作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需要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才有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某个很好的艺术灵感，如果不经过艺术家创作出来，那就只能是无意义的“空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艺术作品的展示环境不理想或者是和艺术作品不相称，那么也会对观众在理解和感悟艺术作品上造成影响。所以艺术作品存在的价值首先应该表现在作品的有效展示上。艺术作品的传播架设了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使艺术作品得以与观众相见，从而使艺术活动完整顺畅地进行。当代艺术作品的价值更是不仅仅在于艺术水平的高低，而且与传播状况息息相关。有效的传播方式能扩大作品的影响力，使其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帮助艺术家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对艺术作品的传播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回馈功能”。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曾就二十世纪以来艺术文化发展做出过概括和预测。艺术问题方面，第一个阶段不仅强调艺术的独立价值，也强调所体现的特质对共同生活的重要性；随之而来的是反抗的放逐者成分进人第二个阶段，重点在于强调艺术自身的价值，甚至提供把这种价值从共同生活中分离出来；第三个阶段在我们这个时代，“考虑的重点是试图把艺术与共同的社会生活重新结合起来：这种努力以‘传播’这个词为中心。”这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和大规模组织的普遍成长而出现的新问题。”这表明正是大众传播这一信息组织传递方式从深层意义上扭转了艺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走向。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人们在对艺术品的看法和理解力上各不相同，是因为各个时期在艺术品的展示和传播方式上有所不同。我们之前对整个艺术史的分析和总结，针对传播的目的和动机，分析了艺术传播的效果。得出展示是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传播是展示的目的和结果及艺术作品的展示与传播应协同发展的结论。从而使我们今后的艺术创作过程变得更有章法、条理和计划。

本文作者：张弦工作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艺术作品范文篇6

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载《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中，提出了一个既是美学的、在他看来根本上又是哲学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即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本源？然而，经过绕圈子的一场讨论，他在文末的“后记”中却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艺术之谜”，“这里绝没有想要解开这个谜。我们的任务在于认识这个谜”（第63页）；而在“附录”中也谈到：“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是本文中没有给出答案的诸种问题之一。其中仿佛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而其实乃是对追问的指示”（第69页）。在这里，我试图通过将海德格尔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作一个比较，来说明海德格尔为什么最终未能解开这个艺术之谜，并对海德格尔的一般美学的思路作出一个初步的分析和评价。

海德格尔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本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件东西的本源乃是这东西的本质之源”；并提出，既然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互为本源，那就必须为双方寻求一个“第三者”，即“艺术”，作为两者的共同本源，“艺术以另一种方式确凿无疑地成为艺术家和作品的本源”（第1页）。但由于“艺术”这个词太抽象，它的意思“恐怕也只能在作品和艺术家的现实性的基础上存在”（同上），他又许诺说，他将“在艺术无可置疑地起现实作用的地方寻找艺术的本质”（第2页）。由此观之，读者一定会以为他将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两个方面来讨论艺术本身的本质问题。然而接下来，他一直讲的只是艺术作品是什么的问题，而对艺术家如何体现艺术这个本源的问题置之不顾。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是一独立自存的“纯然物”，作为“物”（Ding），它“物着”（dingt，或译“物起来”）；固然，“作品要通过艺术家进入自身而纯粹自立”，但“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本文只谈论这种艺术)，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作品的产生，他就像一条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第24页）。这种“没有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的观点对后来的现象学美学和解释学美学的?跋炀薮螅导噬匣煜肆礁霾煌愦紊系奈侍猓炊宰髌返囊帐跫壑档钠兰畚侍夂驼庵忠帐跫壑档睦丛次侍狻F兰圩髌肥蔽颐强梢园岩帐跫移苍谝槐撸黄兰鄣淖髌罚捌浼壑担┦侨绾卧斐傻模此健氨淮醋鞔嬖凇保℅eschaffensein,亦可译作“被创作”），毕竟也是一个撇不开的重要问题。海德格尔此后也勉强承认：“甚至看来几乎是，在我们追求尽可能纯粹地把握作品自身的自立时，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即作品始终是作品——宁可说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第40页），“无论我们多么热诚地追问作品的自立，如果我们不领会艺术作品是一个制成品，就不会找到它的现实性……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的由艺术家所赋予的被创作存在之中”，“在这一事实的强迫下，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以便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已证明是行不通的”（第41—42页）。

但海德格尔的一切论证都说明，他仍然是立足于艺术作品的立场来附带地讨论艺术家的问题。“创作的本质却是由作品的本质决定的”（第44页）。他不是问：谁创作了艺术品？而只是以被动态的方式问：艺术品是如何被创作的？他轻描淡写地说：“从作品中浮现出来的被创作存在并不能表明这作品一定出自名家大师之手。创作品是否能被当作大师的杰作，其创作者是否因此而为众目所望，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并非要查清姓名不详的作者。……正是在艺术家和这作品问世的过程、条件都尚无人知晓的时候，这一冲力，被创作存在的这件‘事’（即Daβ，中译本作“此一”，意思不明确，似可译为“事”或“情况”）就已在作品中最纯粹地出现了”（第49页）。似乎问题只涉及作者的“名声”这种不重要的小事。但其实，艺术家之成为艺术家，并不在于他是否有名，而在于他凭什么及如何创作出他的作品来。归根结底，即使艺术家并不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甚至是“匿名”的，我们在作品中所看到的不是艺术家本人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在文章中通篇致力于一方面把艺术品与“器具”的制作区分开来，另方面把作品中所生发的真理（“解蔽”或“去蔽”）与通常的“真理”概念（“符合”）区分开来。但什么是“好”的（伟大的）艺术品与“拙劣的”艺术品的区别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好”的艺术品中的“器具”因素更少，或是“真理”因素更多？如果是前者，那就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越是真诚地（不带器具性地）创作就越能出好作品，而一个儿童的信手涂鸦无疑就是最真诚（最“好”）的作品了；如果是后者，那就更加使人连态度也无所适从了，因为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出衡量真理“多少”的标准。试问，何谓“去蔽”？如何才叫“敞开”？是否只要有决心和勇气（里尔克所谓“秉气勇毅”而不“贪营私利”，见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载《林中路》第281页）就能生发真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包括海德格尔自己）曾为建立纳粹的“国家”而作出“本质性的牺牲”（第45页），后来不是都发现自己受了奥斯威辛最大的“蒙蔽”吗？谁能担保艺术中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他选中梵高和荷尔德林作他的“伟大艺术家”的例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名气的缘故？梵高的“农鞋”和任何别人画的一双鞋、甚至和一双鞋的照片到底有什么区别？

不难发现，海德格尔这种立场与黑格尔的立场是何其相似！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学派的话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海德格尔：“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的确，海德格尔的“艺术”和“艺术作品”、“存在”、“历史”（“历史性民族”）和“真理”，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都已经是“人格化”了的；不同的只是，它们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引向纯粹抽象的逻辑理念，而是被归属于“大地”（Erd），即某种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海德格尔把“大地”称为“人在其上和其中赖以筑居的东西”、“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和“庇护者”，它“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第26页），在它之上，世界建立起来，就像一场戏剧在舞台上演出一样。但把世界建立为世界、使世界（Welt）“世界着”（weltet，中译本作““世界化”）的是作品（第28页），也就是艺术。所以，“立于大地之?喜⒃诖蟮刂校沸缘娜死嘟⒘怂窃谑澜缰械钠芫印S捎诮⒁桓鍪澜纾髌分圃欤╤erstellen）大地”，即“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让大地成为大地”（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与黑格尔的这一区别倒是恰好使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接近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当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大地］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为异己的对象创立出来时，这种创立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作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那么它就不能对象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创立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创立活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很明显，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在立足于“大地”即“自然界”（海德格尔把“自然”按其古希腊的含义称之为“涌现”，见第26页）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作品的“创立”只不过是大地的“涌现”。但有两点是很不相同的，即：1)在马克思这里，现实的、有形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历史性的人类”）是一个枢纽，这种“人”不是与大地对立的，而正是大地本身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体现，并且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所创立的对象）才是植根于大地的，大地对于人来说本来就敞开着，也就是通过人的作品而“涌现”着；反之，海德格尔的大地对于人来说却是“自行锁闭着”的，只有作品才“把作为自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第31页），换言之，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人”还是与大地（自然）尖锐对立的“主体”，难怪他要“反人道主义”了。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对人的本质的一切最高度的人道主义的规定都还不知人的本真的尊严”，因为人的更高的尊严仅仅在于“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参看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74页）；但他同时也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的思也可以称作“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中，不是人，而是人的历史性的本质在其出自存在?恼胬淼某錾碇性谘菡獬∠贰保ㄍ希?86页），“人的本质是为存在的真理而有重要意义的，所以，事情因此恰恰不是视仅仅是人的人而定”（同上，第388页）。马克思则早已把这种与客体对立的“主体”转化成了“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即人和自然的本然的统一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所以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同时也就是自然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0页。）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拒绝“对象性的存在物”，甚至不拒绝把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为异己的力量创造出来，哪怕这导致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即世俗生活）与“大地”（自然）的“争执”。异化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共同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们都深刻地看出了异化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命运”）。然而他们对待异化的态度却根本不同。马克思把“工业”及其“对象性的存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上，第80—81页）?⒅髡磐ü庵忠旎旧淼某沟追⒄苟孕醒锲旎钪沾锏健叭艘砸恢秩娴姆绞剑簿褪撬担魑桓鐾暾娜耍炎约旱娜娴谋局示菸河小保ㄍ希?7页）。顺便说说，尽管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极为尊重，他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理解却是完全流俗的和肤浅的，他认为“马克思主张要认识并承认‘合人性的人’。他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在‘社会’里，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说‘自然需要’（食、衣、繁殖、经济生活）的整体都同样地得到保证”（《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64页），并将其归入“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之列。他似乎根本没有读到过1932年已经以德文发表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中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发展的思想。反之，海德格尔把异化归结为人们对存在的“遗忘”（尽管在历史上这种遗忘也是必然的），“这种先入之见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之存在的沉思”，所以关键就在于改变思维方式，“让物在其物的存在中不受干扰，在自身中憩息”（第15页）。为此，海德格尔提出艺术作品其实就是能揭示存在自身、使“冲突中的世界和大地进入无蔽状态之中”（第39页）的一种根本的方式，即真理的发生方式?蛭帐蹙褪侨猛蛭镉氪蟮氐谋驹垂叵翟诔逋恢谐矗仁谴丛煨缘摹笆保彩钦嬲摹八肌薄T诤5赂穸蠢矗澜缬氪蟮氐某逋唬执际跤胱匀换虼嬖诒旧淼某逋唬约啊白堋薄ⅰ傲严丁薄ⅰ肮潭ā钡鹊纫旎窒螅际鞘俏薹ㄏ蜓锲模纯梢匀サ羲堑恼诒魏臀弊啊⑹怪月冻鲎约旱母ù蟮兀R虼耍源旎砜怂嫉母玖⒊∈鞘导缘模础案脑焓澜纭倍唤鼋鍪恰敖馐褪澜纭保缓5赂穸母玖⒊≡蚴侨鲜缎缘模渡碛谑导⒋丛煸谒抢锊还侨鲜墩胬恚ɑ蛉谜胬硐稚恚┑囊恢址绞蕉眩踔寥衔＠叭说募际酢⒁帐跻淮剩é应纽枝挺牵┑谋疽庖病按永床皇侵改持质导疃保案非械厮凳侵溃╓issen）的一种方式”（第43页）。可见他骨子里并没有超出他所鄙视的传统认识论美学和反映论美学的基点对此我们只消看看他这句颇带“古典”气息的话：“艺术作品决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在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第20页）。像不像黑格尔的语言？他并不想通过艺术和历史的创造去改变什么，而只想以此来“回忆”起既存事物中被遮蔽了的“真理”，以便人可以将它“守护”。

所以海德格尔不可能从艺术本身的真相来解答“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因为他一开始就把艺术问题形而上学化、认识论化了，人的感性的活动、实践、生产和器具的制造在他的美学中只具有次要的、往往还是否定性的意义，而不是用来解决“艺术之谜”的钥匙。

(二)

海德格尔在艺术问题上把现实的“人”的问题放在“括号”中所带来的另一个糟糕的后果，就是把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也置于“括号”中了。如果说，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基础本体论”的论述还把“此在”的“在世”（In-der-Welt-sein）视为“此在的基本机制”（见《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65页以下）。的话，那么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在世”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便完全消失不见了，只有孤独的艺术作品（它是孤独的艺术家的“创作品”）与“大地”及“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以前的）传统的关于作品与“物”的关系的思路，认为不言而喻，“作品就是自然现存的东西”，即“物”，问题只在于“艺术作品远不只是物因素，它还是某种别的什么”（第3页），因而必须把这些“物因素”看作这种“别的东西”的“比喻”和“符号（象征）”（第4页）。那么，究竟什么是作品所要表达的“别的东西”呢？

海德格尔通过梵高的一幅“农鞋”的画说明，这种“别的东西”，这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使思想惊讶不已”的东西，就是物或器具的“存在”，是它的“真相”（第19页）。我们从梵高的农鞋中看出的是“劳动步履的艰辛”，“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馈赠”、“冬眠”，“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第17页），一句话，从对物或器具的描绘中看到的是人对物的诗意的联想。这就等于说，一件艺术品（广义的“诗”）所表达的就是“诗”。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不用海德格尔提醒，我们也早已知道这一点。新鲜的是，他把这种诗意称作“器具的器具存在”，是对器具中的大地之根源的“去蔽”和“保持原样”。所谓“保持原样”或“保存”，当然是对于人或主体的误解、扰乱和习惯性眼光而言的，人必须排除这些主观陈见，对物即客体或“对象”（尽管海德格尔很不喜欢用这个词）采取“泰然任之”的客观态度，才能让“真理”“接近我们”（第23页）。可见，海德格尔仍然是在主体和客体、人和对象的相对关系中来看待艺术作品的本质的：艺术品所“反映”的无非是那个作为对象被观看的“存在”的“真相”；只不过这个对象被说成是并不和主体真正对立、而是主客体未分化之前的共同根源（类似于谢林的“绝对”）罢了。这并没有从传统的观点中前进多少，从根本点上说，他甚至退回到康德以前的莱布尼茨派的美学观去了。但康德已经指出，一个孤独的人在一个荒岛上不会有任何装饰和艺术的兴趣，只有在社会中他才会为了把他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需要艺术（参看《判断力批判》第41节）；黑格尔在其《美学》中也是处处着眼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艺术“理想”的内容方面他考察的是作为“伦理实体”的“神性的东西”，及“一般世界情况”、“情境”、“动作”和“情节”，在艺术的形式方面则是人对自然的“人化”关系、人对他人的“精神关系”和人对“听众”、读者的影响关系，他认为“每件艺术作品也都是和观众中每一个人所进行的对话”（《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5页）。在他们看来，艺术决不是离开人与人的关系的某种“真理”的“生成”或“置入作品”。

现在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首先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一般说来是从把“物”理解为“关系”开始的。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页），这就从经济学方面说明了马克思的上述立场。在一般科学、艺术等等方面也是如此。如马克思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在这些活动中，“物本身”成了“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因为“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凳保也拍茉谑导弦院虾跞说谋拘缘奶榷源铩保ㄍ希?8页）。“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同上，第79页）。在马克思看来，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因而在作品身上感性地凝聚着人的本质即“类”或社会关系（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人在作品身上看到的不是什么孤立的、抽象的“真理自行设置”或“真理的发生”，而是作为“类”的人的建立和发生，是我和“另一个人”本质上相互同一的证据。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本来意义上（而非异化意义上）的一般生产，包括海德格尔所谓的“器具制造”，因为在这种生产和制造中，“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这就把海德格尔百思不得其解的艺术与生产的关系打通了。海德格尔问道：“创作的生产又如何与制作方式的生产区别开来呢？”（第42页）他的回答是：艺术创作的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第44页），而手工艺的制品（器具）却不是。当然，器具本身也有它的“器具存在”，但这种器具存在在使用中被逐渐磨损消耗，成为了“枯燥无味的有用性”（第18页）；而在艺术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在才专门露出了真相”（第19页），并得到了“保存”。但我们要问：谁之真理？向何人“露出真相”？“保存”在何处？我们不能回答说：器具的制造者（工匠）。因为虽然人人都可能是制造者，但决不可能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我们也不能回答说：艺术家。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家在作品中并未确证自己的本质，勿宁说，“他就像一条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这种说法，必然会使我们觉得仿佛是有一只彼岸世界神秘而高超的眼睛自上而下地把深陷沉沦的“器具存在”拯救出来了似的。而在马克思这里，事情就变得很明白：不是艺术从天而降地揭示了一切器具和“物”的存在，而是器具的生产和制造本身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程度的艺术性（和自我揭示性），因而人在其中不仅“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所以，器具的制造并不一开始就是单纯的枯燥的“有用性”，正相反，它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8页）。只是随着生产劳动中分工的发展和异化的产生，器具制造中的艺术性因素才逐渐脱离生产过程，而独立为一种专门用来表现“自由的生命”的特殊生产活动，即艺术，而生产劳动本身则被抽空了，丧失了它的丰富的感性内容，才越来越变成了赤裸裸的“有用性”（可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五章、第一节：“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所以，海德格尔所谓“存在的遗忘”并不是人类认识上的迷误，而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自我异化的必然，它的克服也只能通过这种生存方式本身的改变、即在生产中以人与物的关系体出来现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来完成，而不是通过认识上的“去蔽”来完成。

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上帝）的设定就成为必要的。海德格尔后期提出“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不可分的思想，在这里，“天”意味着“精神的敞开领域”，“地”是栖居之本源（自然），“诸神”是“神性的暗示着的使者”，“人”则是以他的“赴死”而“守护”着这一切的“有死者”（《筑·居·思》，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92页以下；又参看《泰然任之》，载同上第1234页）。在他死后发表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的谈话中，“诸神”已经由复数变成了单数，而“人”这个“有死者”也不再能够沉着宁静地“守护”什么，他所能做的就只是“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同上，第1306页）。至于艺术，那么它也似乎不再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相反，“艺术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不见现代艺术的指路者”（同上，第1316—1317页）。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马克思的一段话似乎可用作海德格尔这一转变的注脚：“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是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而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基。所以，造物这个概念是很难从人们的意识中排除的。人们的意识不能理解自然界和人的依靠自身的存在，因为这种依靠自身的存在是跟实际生活中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3页）。凡是想把实际生活中的“明摆着的事实”放进“括号”中的人，只能被这个事实本身拖进“括号”里面去。在现代技术对象奴役人的这一明摆着的事实上，海德格尔竟然幻想一方面顺应它和“利用”它，另方面却“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质的东西”，对它采取一种“泰然任之”的态度（《泰然任之》，见《海德格尔选集》第1239页），似乎只要我们不去想它，它就可以不对我们发生影响。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脆弱和虚假性是很明显的。

(三)

海德格尔不仅对传统美学表示轻蔑，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所谈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他讨论的是存在问题和真理问题。不过，既然他通过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展开这些问题，他的讨论当然也触及到了传统美学的问题阈；或者不如说，他实际上是把传统美学的问题都转化成了他自己的基础本体论问题。例如在上述对艺术和艺术品的分析中，他就把传统所讨论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转化为艺术（和艺术作品）本身直接的现实性的问题（见第4页）了。他甚至也按照传统的方式给艺术下了一个“定义”：“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就是美”（第65页），“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第40页）。这只不过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翻版。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美学几乎处处都在模仿和重复黑格尔。“黑格尔的《美学》是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因为那是根据形而上学而做的沉思”（第63页）。海德格尔所做的改进只是对“真理”的解释不同：不再是传统的“已经发生了的存在者之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第64—65页），艺术则是真理本身的涌现。在这种意义上，真就是美，美也就是真，艺术永远也不会“衰亡?保涝墩季菔贝屠返闹行摹5庋斫獾囊帐鹾兔朗窃跹哪?

首先，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海德格尔从艺术和美中排除了人或主体的感觉和体验，即排除了审美欣赏和美感，认为艺术享受和体验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第63页）。由感性的立场来看待美和艺术在他看来完全是一个错误，这错误来自一个传统观点：“物是αισθητον，即，在感性的感官中通过感觉可以感知的东西”（第9页）。该希腊文意思是“感性物”，后来鲍姆加通从中引出“美学”（Asthetik）一词，意即“感性学”。不过海德格尔在这里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由感性立场来看待“物”和由感性立场来看待艺术（艺术品）及美并不是一回事。特别是近代以来，洛克的“第二性的质”和哈奇生的“内感官”学说盛行，休谟进一步把感性局限于与外在的“物”无关的主观心理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鉴赏力的学说”并不把艺术和美看作对“物”的“感知”，而是看作与人的道德情感和人性有关。甚至鲍姆加通本人对美的理解最终也不是“感性所认识到的完善”，而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至于海德格尔对传统实体主义和亚里士多德“质料和形式”学说的批评（参看第7—14页），同样也只是切中了对“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没有切中美学问题。当然，他立足于现象学而对传统的“物”的本体论作了很大的改造：他把本体论变成了美学或“诗化哲学”；但正因此使美学不再是美学，而成了地道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作为美学，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除感性，所排除的只是感性的人或人的感性。如他说，艺术作品所敞开的是“金属闪烁，颜色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所有这一切得以出现，都是由于作品把自身置回到石头的硕大和沉重、木头的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色的明暗、声音的音调和词语的命名力量之中”（第30页）。但这一切都只是世界的“质料”，是世界“世界着”的显现。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已经“返朴归真”到古代最朴素的感受方式上去了，但刻意把人的体验从中抽掉却无疑是现代人的一种做作。难道非要把人的感性隐去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吗？这只说明海德格尔眼中的“人”已经是完全丧失了感性的人，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被异化了的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中；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80页）。但只有马克思，才提出了人和自然通过感性而真正达到的本源的内在同一，这就是在扬弃了异化的情况下，“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柿α孔魑恢种魈迥芰Χ晕卮嬖谧拍茄晕宜道创嬖谧牛蛭晕宜道慈魏我桓龆韵蟮囊庖澹ㄋ皇嵌阅歉鲇胨嗍视Φ母芯跛道床庞幸庖澹┒家晕业母芯跛芨兄某潭任蕖保ㄍ希?9页）。所以，“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对象；因为对人说来，直接的感性的自然界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另一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作为人的感性存在着”（同上，第82页）。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同上，第75页）。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意味着人就是整个自然，而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同上，第82页）。在人类以前的全部自然史都是人类形成的准备和“质料”，在人类之外的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不仅仅是万物和人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界本身就是大写的“人”，人的主体性就是自然界（或“大地”）本身的主体性。所以，只有通过实践和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上，第81页）。离开了人，自然界如何能够“闪烁发光”、“朗朗可听”？显然，“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同上，第79页）。

其次，正因为上述理由，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是独立于人的鉴赏的，作品的保存并不在于鉴赏和艺术享受，而在于“保持着意愿的知道”，这种知道“没有剥夺作品的自立性，并没有把作品强行拉入纯然体验的领域，并不把作品贬低为一个体验的激发者的角色……在保存意义上的知道与那种鉴赏家对作品的形式、品质和魅力的鉴赏力相去甚远”（第52页）。虽然艺术行业通过鉴赏家也能把真正的艺术作品流传下来，但“作品的保存作为知道，乃是冷静地置身于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阴森惊人的东西中”（第51页），它是拒斥美感的。应当说，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的唯一性、孤独性及其中所包含的“阴森”与“亲切”、遮蔽与敞开的矛盾的揭示（如见第47、50页等处）是很深刻的，特别对于现代艺术来说，传统的艺术趣味已成为平庸的标志，大量具有冲击力的作品都是借助于阴森的拒斥和遮蔽（如布莱希特所谓“陌生化”）来敞开存在者最本己存在的真理的，而且一般说来，只有某种遮蔽才使得敞开澄明成为可能。海德格尔举例说：“色彩闪烁发光而且唯求闪烁。要是我们自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第31页）。所以对人的艺术感受和体验来说，作品必须表现出大地的“自行锁闭”，必须有所不言、意在言外，才真正是对大地神秘性的敞开。作品或作品中的真理无非就是这种遮蔽和敞开的矛盾的实现。不过，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无疑走过头了。他竟认为“真理在本质上即是非真理”，“这种以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澄明的无蔽”，而且在此轻蔑地排除了“辩证”意义上的理解（第38页），似乎我们只要一味地去寻求那隐秘、晦涩、迷乱的东西，就是在寻求真理了。其实，艺术作品中的遮蔽、沉默、隐忍、“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非是艺术家内心澄明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体会到了，却说不出，或说出即不是（禅宗所谓“才说一物便不是”）；但即使不可言传，毕竟可以“意会”，所以艺术家、作品和读者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有可能是互相通透和透明的、“澄明无蔽”的，这时作品中的“不说”就是艺术家和读者内心中的“说”，作品中的“反说”倒是内心中的“正说”。此外，艺术家也并不是刻意追求隐晦的，他努力追求的是淋漓尽致的表达，只是在表达的极限上，他只能用沉默和隐忍来加以暗示和隐喻罢了。海德格尔故意将艺术家和读者、将现实地创造和?郎鸵帐踝髌返摹叭恕敝糜谒奶致鄯段е猓匀豢床煌敢帐踝髌飞砩纤逑值恼庵帜谠诘恼帕Γ佣斐闪硕砸帐醯恼婢竦恼嬲摹罢诒巍薄S牒5赂穸喾矗诼砜怂伎蠢矗匀唤缫埠茫俗约旱淖髌泛筒芬埠茫蛏隙疾淮嬖谌魏我跎薜亩鳎蛭邯?/P>

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辨驳的证明。既然人和自然界的本质性，亦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此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此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本质、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本质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本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页，译文据KleineokonomischeSchriften,in:BuchereidesMarxismus-Leninismus.Band42.DietzVerlagGmbH，Berlin.1.Auflage1955.S.139.有改动。）

这就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感性的透明性。而自然界的异己性和陌生性是人自己造成的，也一定会随着人自身的进一步的实践活动而被扬弃，这将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同上，第85页）。人的“此在”（Dasein）在与自然界相同一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入的过程，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人自身本质的无限涌现：这就是以艺术为代表的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真精神。

最后，海德格尔利用德文dichten兼有的一般的“创作”和特殊的“作诗”这两重含义，而力图把艺术创作归结为诗，把诗归结为语言，把语言引向诗与思（denken）的对话（参看《诗人何为？》，载《林中路》第278、281等页），最终达到美与真的同一。他也承认，不能把一切艺术都归结为狭义的诗歌（Poesie），但毕竟认为后者“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是占有突出地位的”（第57页），“狭义上的诗，在根本意义上才是最原始的诗……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第58页）。在这里，他举了建筑、绘画、音乐来作比较，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到舞蹈。舞蹈至少应当和诗歌同样地原始。对艺术的这样一种看法并不仅仅表明他受到德国美学传统的影响（如康德、黑格尔都把诗看作最高艺术，但叔本华和尼采则推崇音乐），而是表明他试图将艺术驱赶上形而上学哲学之途的苦心。他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而不是什么人们交往的“工具”；因此存在是在语言中“在起来”、“道说（sagen）”出来的。真正的道说是诗意的道说，即创造性的道说，这同时也就是真正的“运思”。所以，“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这一命名指派存在者，使之源于其存在而达于其存在”（第57页）。在这里，海德格尔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对其更深刻的内在含义作了创造性的挖掘。他认为，通常把“逻各斯”（Logos）理解为“言说”是不够的，从其希腊文的本义来说，它首先意味着“让看见”；为了让人看见，必须“展示”、“显示”（因而与“现象学”有内在联系）（参看《存在与时间》，第7节）；而展示就是“聚集”、“综合”。所以逻各斯意味着把各种成分（语词）“聚集”起来，就像博物馆把各种事物收集在一起展览一样。我们看到，对逻各斯的这种理解正是他对艺术作品的理解的形而上学根据，因为正如艺术家在艺术作品背后隐而不显一样，逻各斯的言说者也被置于括号之中了；正如艺术作品只是“被创造”一样，逻各斯也是“被展示”、“被聚集”。这样，人的主动性变成了人的作品的被动性，而人的作品的被动性则“悬欠”着更高层次上的主动性：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艺术作品范文篇7

二

艺术作品范文篇8

关键词：钢琴艺术；审美；分析

钢琴自传入我国开始，受到众多钢琴家、艺术家的追捧。最初，所有热爱钢琴艺术作品的音乐爱好者、艺术家，欣赏西方的钢琴艺术作品展现的审美特征，享受音乐艺术魅力。近代开始，经过钢琴家、作曲家的创新研究。基于西方钢琴演奏方法，加入中国的传统音乐。将钢琴艺术作品的展现形式，变得更为丰富。使人们既可欣赏纯西方钢琴作品的立体恢弘艺术特征，还可享受具有中国独特韵味的钢琴艺术作品带来的审美特征。

一、我国钢琴艺术发展概述

我国钢琴艺术的发展起源于国外，世界上第一架钢琴由意大利人创造。自世界上诞生第一架钢琴开始，钢琴艺术迅速风靡世界。钢琴因具有其他乐器无法相媲美的音乐表现力等特色，被誉为乐器之王。钢琴具有广博音域，被众多音乐家及音乐爱好者钟爱，并创造出海量音乐作品。在我国，钢琴进入较晚。钢琴首次出现在我国是明朝明神宗时期，真正在我国得以发展是清末时期。当时清政府兴办洋式学堂，学堂乐歌由此发展而来，使钢琴作为辅助乐器演奏学堂乐歌。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创立公立音乐学院，我国开始正规式音乐教育。带动许多热爱音乐的人们，系统化、专业化进入音乐学习中。并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钢琴演奏家，如周广仁、傅聪等，标志着钢琴艺术在我国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自80年代起我国学钢琴的人迅速增长，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刻苦学习钢琴知识。其中部分人在世界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我国的钢琴演奏家郎朗等。

二、结合我国本土文化分析钢琴艺术作品的审美艺术特征

钢琴艺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我国钢琴艺术水平才被世界瞩目、认可。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我们刻苦研究学习西洋钢琴演奏技术，一方面因为我国作曲家们结合本土文化特色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艺术作品。如《十面埋伏》、《阳关三叠》、《梅花三弄》等。若想更完美展现钢琴作品的艺术内涵、魅力与审美特征，使人们产生共鸣，感受钢琴艺术作品带来的艺术享受。除遵守钢琴演奏技巧基础上，应深度挖掘我国古典钢琴作品中所蕴含的审美特征。只有演奏好具有民族特色的钢琴艺术作品，才能使我国钢琴艺术发展注入动力。令我国钢琴艺术演奏水准及钢琴艺术作品，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走向世界，引领世界观众瞩目中国。（一）钢琴艺术作品展现的意境之美审美特征。我国古典钢琴音乐虽然作品蕴含中国韵味，但演奏时会出现单薄之感。而西方钢琴相较中国古典钢琴更立体化，能弥补我国古典钢琴不足之处。两者相结合创作出的作品，听觉上更饱满，钢琴音乐作品的审美特征可得到更好的彰显。例如，根据我国古典经典作品《梅花引》改变的钢琴曲《梅花三弄》。这首钢琴艺术作品，就是结合我国古典音乐与钢琴演奏创造出的全新艺术作品。作品中保留我国传统文化中梅花美好的音乐形象，兼具古典的典雅意境。作品利用钢琴中左手低声部模仿古琴音响特色，营造出凝重、典雅的艺术特征。高声部的强音和旋融进琵琶音则传达生动的艺术形象。同时在原有旋律基础上，创作者加入和声编配等更为丰富的音乐编织。古曲中的音乐精华与钢琴融合，令古曲中梅花的品格、形象得以提升。钢琴曲中融进中国古典乐，令钢琴音乐作品更别有韵味，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审美特征。（二）钢琴艺术作品展现的情感之美审美特征一支乐曲审美特征的展现，都是利用多种乐器的演奏实现的。西方表达情感较东方人更直接，东方人习惯含蓄的表达情感。无论东方人、西方人，对于美的目标是一样的。我国古典音乐蕴藏细腻温婉的情感美，结合钢琴演奏方法，东西方情感交融产生更独特的审美特质。音乐表现形式更丰富，人们更容易将情感注入音乐作品中。东方人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部分传统音乐作品逐渐被年轻人忽视。在欣赏西方钢琴乐器演奏作品时，融入中国传统音乐创作出新的艺术作品，展现不同的审美特征。不仅使人们享受新的音乐艺术魅力，还可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例如，《阳关三叠》就是透过对古曲改编的同名钢琴曲。在钢琴音乐结构充分拓展下加入原曲的精髓部分。音乐作品在基于原曲音响特色，加入钢琴这一乐器的演奏优势。而钢琴演奏变化不但没有影响原曲韵味，经过作曲家的重新编曲使这首乐曲更细腻和丰富。钢琴中融入古曲的音响色彩，又利用钢琴特有的表现力，令这首作品听觉上更立体、更饱满。使听众更能身临其境般的感受音乐作品中丰富的情感，令听众与创作者产生情感共鸣。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作曲家们透过不断钻研、学习和创新，创作出大量优秀音乐作品。将钢琴这个西方乐器之王融进中国的音乐精华，使钢琴艺术在我国开花、结果。使人们在欣赏钢琴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身心愉悦，陶冶情操，并提升了人们的音乐审美价值。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音乐爱好者，特别是更年轻的一代。继续努力钻研学习音乐知识，为世界上的所有人创造出更优秀的钢琴艺术作品。使人们的生活，因为有了音乐进而变得更多姿多彩。

[参考文献]

[1]孔德文.我国当代钢琴艺术作品审美特征分析[J].黑河学院学报,2018,10:158-159.

[2]杨阳.基于接受美学背景下的中国钢琴发展策略[J].大众文艺,2018,05:144.

艺术作品范文篇9

关键词：乡村振兴；公共艺术；义皋村；创新设计溇

港是太湖流域重要的水利工程，集水利、经济、生态、文化于一体，具有排涝、灌溉、通航等综合功能。湖州义皋村为太湖溇港地区的一个特色村落，近年来当地文旅发展迅速，助力乡村振兴。但是和多数村落一样，该村目前的公共艺术作品缺乏特色，不能很好地向游人展现溇港的特色文化。因此，笔者以溇港历史和村落特色为基础，通过资料整理与调研分析，总结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艺术设计存在的问题及村民、游客真正的需求，以提升义皋村公共艺术作品设计的文化性、互动性，充分展示其地域文化。

一、乡村公共艺术的类型与设计现状

（一）公共艺术的概念与类型

公共艺术泛指公共空间中具有公共性质的艺术形态及艺术活动，是创造性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独特艺术形式，核心价值表现为地方公众参与的具有在地性的艺术，是公众共同享有的文化艺术。中华文化艺术的根脉在乡村，五千年农耕文明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乡村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1]。乡村公共艺术包括传统艺术、地景艺术和装置艺术。传统艺术是将文化与设计结合，展现先民的生活实践，使人更好地了解过去人民的生产生活[2]。地景艺术是将艺术创作和大自然相结合，以大地为创作背景，水、风、土等为设计资源，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设计者想要的画面，传达出设计者的设计理念[3]。装置艺术是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已消费或未消费过的物质文化实体，进行艺术性有效选择、利用、改造、组合，以互动的方式，让参观者切身进入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空间中，切身感受装置艺术的魅力[4]。本文的设计结合了传统艺术与装置艺术，兼具文化内涵与趣味性。

（二）设计现状

1.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注重对乡村中的公共艺术进行研究，将公共艺术放置在乡村空间规划设计中，以激活乡村空间活力，这对我国公共艺术在乡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位于日本本州岛中北部靠近日本海的越后妻有地区每三年开展的“大地艺术节”，对乡村旧物进行改造，增添公共艺术品，对乡村进行重塑，已形成地方特色，创造了乡村发展的新图景[5]。2.国内目前，我国的乡村建设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的公共艺术起步较晚，在乡村空间中运用经验较匮乏。近些年，随着国家不断推出乡村振兴政策，国内大多数乡村面临转型态势，在进行公共艺术设计创作时需要充分考虑村落原有的生态资源、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等。

二、太湖溇港的历史发展与义皋村的特色

（一）溇港的历史发展

溇港是自然冲刷成的河沟和人工开挖相结合的而形成的河网水道。据史料记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自然资源，巧用“竹木围篱透水”技术，使太湖地区呈现“山水入湖，侵地成沟，湖滩造田，沿沟为溇”之景。随着农田开垦需求的增长和航运的发展，滩地不断外扩，溇港也随之不断加长，形成五里或七里一纵浦、七里或十里一横塘的塘浦圩田系统，促进杭嘉湖地区经济不断发展。

（二）义皋村的特色

1.村落形态方面《嘉泰吴兴志》记载，“兴善院在县东北二十七里湖上义高邨，钱氏建，号善庆院”[6]。可知南宋时义皋村就初具雏形。义皋村位于太湖义皋溇西侧，一条南北向义皋溇和两条东西向运粮河穿村而过，将义皋村分为繁华的义皋集市、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和朱家庙自然村三部分，所以义皋村是因水而兴、依水而建的村落形态[7]。2.生产生活方面义皋村是溇港文化、运河文化、生态文化的重要载体。义皋村作为鱼米之乡，对稻米进行精细生产，是全国重要的淡水鱼产地。3.社会习俗方面社会习俗不仅是千百年文化的沉淀与传承，也蕴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义皋村的青苗会、兄弟结拜等习俗流传至今仍然盛行。三道茶、龙头糕等传统饮食，助力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发展。舞狮、剪纸、刺绣、划菱桶等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也让传统古村落焕发新生[8]。

三、义皋村公共艺术作品的创新设计

（一）设计理念

1.传承地域文化公共艺术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将当地的历史文化融入设计中。因溇而兴的义皋村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讲义气、遵道义的风土人情和民风民俗，设计师运用当地资源，将义文化总结提炼，遵循人性化理念，将历史文化与公共艺术作品创作相结合，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2.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公共艺术作品的创新设计应立足自然，设计师将设计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在合适的场地运用低碳环保的材料或当地已有的材料，对公共艺术作品进行可持续设计，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公共艺术作品设计的理念，使作品更好地融入空间环境，助推当地特色艺术作品创新。3.注重作品互动性互动性作品是指人能对眼前所见的东西产生肢体的接触、精神上的交流，与该作品的设计者产生情感共鸣。有较强互动性的公共艺术设计强调沟通交流，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作品之间以及作品与景之间的沟通交流，设计者通过对人的行为、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人与作品间的互动。

（二）设计思路

文章立足于溇港的发展演变、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进行创新设计，融入现代化创新设计手法，以加强年轻人对传统水利工程的了解。整个设计作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艺术性，笔者主要基于溇港水域文化、义皋村历史文化和当地的生活习俗文化进行创新设计，根据溇港独特的水系特征，抽象提炼水系和圩田的形态，以江南地区民居建筑为特征性建筑符号，以当地饮食文化为设计元素。在设计作品中，将黄色作为主色调，并用白色代表当地传统的蚕桑文化，将各个颜色相结合，形成地域特征鲜明、整体和谐的设计作品。

（三）设计呈现

1.公共休憩设施设计休憩设施———“蚕茧”：灵感来源于蚕茧造型，通过对蚕茧的形象进行放大、提炼，并赋予其座椅功能，形成一个可以停留休憩的公共设施。坐凳的高低错落满足了成人和儿童不同的需求。人们坐在“蚕茧”内，通过稀疏交错的外框，欣赏到不同角度的风景，别有一番韵味。休憩设施———“圩田”：以方形为基本形状，通过排列组合成圩田的形态。坐凳表面有一些起伏，将水元素提炼出来并在设计中进行运用。顶部采用不锈钢骨架和钢化玻璃，坐凳表面采用不锈钢材料，使其更加现代简约。2.照明设施设计运用义皋村传统糕点上的图案，将义皋村的传统文化融入路灯的设计中，并将路灯放置在广场的入口。采用“鱼”和“花”等元素，将其设计在灯罩上，呼应“年年有鱼”和“花开富贵”主题，寓意吉祥如意。3.互动雕塑设计根据义皋村当地的生产习俗和生活特色，提炼出鱼米蚕桑元素，构造合适的景观小品。景观小品可以展现当地的风景，将小品放置在溇港的草地区域，以增加游客与小品的互动，增强场地与小品的融合性以及游客与小品的互动性（图1）。

四、结语

优秀公共艺术作品的设计创新对乡村振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湖州公共艺术作品设计坚持乡村历史文化传承，在基于人性化角度考虑中，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促进设计作品的不断创新，进一步推动当地的乡村振兴发展。

参考文献：

[1]潘鲁生.中国乡村的公共艺术[EB/OL].(2019-10-28)[2021-06-22].f7c.html.

[2]蔡昀.湖州人用这项技艺探寻千年记忆[EB/OL].(2019-10-21)[2021-06-22].

[3]黄璞.浅谈大地艺术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J].农技服务,2017(18):37.

[4]高豫晋川.中国当代装置艺术中的传统视觉元素的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19.

[5]潘力.传统：转型与创造:日本美术的战后崛起之路[J].文艺研究,2016(5):134-148.

[6]谈钥.嘉泰吴兴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6793.

[7]陆学先,陈子凤.湖州义皋古村落[EB/OL].(2014-09-25)[2021-06-22].

艺术作品范文篇10

关键词：当代艺术；艺术市场；线上交易

2011年以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整体一直都处于低潮态势，今年的疫情更使其雪上加霜。由于疫情影响，许多业内人士将目光转向线上，并在其中探索艺术品市场新的可能性。本文着重分析艺术品线上交易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方式、结果等，探究中国艺术品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领域线上交易的未来前景。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比对，自2011年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低迷状态持续至今。究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受众所具备的美学意识和审美水平良莠不齐，更多则是因为中国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固有化，即国内的大部分画廊基本遵循一个模式：看展—拍卖。但是由于疫情的到来，使得买家无法亲临其境、去品味画作的艺术魅力，因此画作的主人就需要联合画廊主办者共同推进线上宣传画作的能力，这意味着“电子画廊”的应运而生。尽管“电子画廊”只是一种手段，从实质上来说，实体画廊的地位依然稳固，而“线上”画廊模式却为艺术品市场整体带来了疫情时代的全新经济渠道。

一、疫情之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应对策略

2019年至2020年的疫情期间，国内外近六成的画廊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上海知名画廊——ARTMENGSPACE孟空间相关负责人孟祥俐就表示，疫情时期经营画廊绝非易事。孟祥俐指出：“人们的足不出户导致了一整年的辛苦筹备全部化为泡影，这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许多同行的心痛所在。因为画廊负责人都知道，画廊的生意全在于受众的身临其境，去和这些不同画家、不同流派的画作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走近一幅画，从而萌生成为其主人的想法。虽然线上画廊的成效不错，但其实我们整体的销售额度还是较之往年有所亏损。”全国的艺术博览会在疫情影响下的举办频次骤减；而艺博会是艺术市场中重要的信息集合、作品展示、交易流通的平台；因此，其数量的减少对艺术市场造成的冲击显而易见。但正如诸多其他行业所做的那样，中国的艺术市场也在积极寻求新的可能性。于是，人们不可避免地把目光转向线上，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运作体系，还期望长久地发展下去。其实在互联网时代，疫情的到来不过是对艺术品的线上交易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而线上画廊的构想早已出现，只是还未普及，只是在疫情的风口浪尖上，画廊的生存其实已和线上模式的推行息息相关。因为线上画廊可以有效地规避人流量大、画廊现场承载受众数量有限的客观局限，也能够站在画廊视角为受众普及画廊的展览主题，而受众则可以快速地从各个角度欣赏到平时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够得以欣赏的名画。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下，绝大多数画廊主选择入驻已有的互联网大平台，而非再自建平台。因为大型平台的集合力量是垄断性的，它可以提供数量庞大的客户群体。据南京“逸空间”画廊负责人提供数据显示：“我们仅在线上的半年试运营期就已经达到了500万元的营业额，而且这只是在顺便兼顾的情况下，如果专注于线上运营，营业额可以达到3000万元到5000万元。”虽然上述营业额中还没有减去各种成本，也是不完全统计，只是一家画廊的数据，但从2020年的大量媒体报道和行业研究数据不难发现，艺术市场各级主体对于线上交易的前景是普遍看好的。另外，还有部分画廊主并没有直接表示对线上经营的积极态度，但是他们大多承认，互联网在未来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重要角色，艺术品的线上交易会成为艺术市场的另一条腿，与线下的艺术品经营保持互助、互补发展的、并行共强的关系。

二、画廊线下经营的成本分析

艺术品线上交易态势繁盛，线下经营成本的高昂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线上艺术品交易模式日臻成熟，不断完善，但线下交易模式依旧为主体。又因传统的艺术品交易模式确实存在成本较大的问题，这便决定了疫情期间画廊艺术会受到重创。一般情况下，线下画廊最主要的成本花费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场地租金是首要的，一间画廊的实体店对所处地段的要求通常很高，处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郊区没有顾客流量，而在城市中心或艺术产业集中区——如艺术区、文化产业园等，这又会极大地增加租金成本。第二，定期举办展览是每家画廊在宣传推广过程中的重心活动，通常它的耗资较大，但收效也非常显著。而在疫情影响下，许多画廊停止了展览计划，原因也非常简单——所消耗的财力没有太多的降低，而所获得的收益却大打折扣。在艺术市场这么一个需要公开性和流动性的领域内，停止展览、宣传和推广相当于自断生计，画廊由此失去的不只有金钱利益，还有更多在业内发声的机会，这些机会对于画廊的连续性运作来说至关重要。第三，画廊要为艺术家制作画册或进行线下沙龙以及其他宣传活动。基本上，一场完整的画廊交流艺术展需要具备充足的前期准备工作：知名画家的出席、沙龙对话活动的举办以及买家与卖家的商讨与议价，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有画廊相关负责人认为，一场成功的画廊交易活动，需要数十万元的艺术经费。当然，由于画廊与画廊之间的定位不同，这一指标仅为参考。总而言之，在少有交易达成的情况下，画廊的运作举步维艰。运营问题实质上就是费用问题，而线上的运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画廊业以上的几点困境。事实上，大多数画廊并不会在人气萧疏的时期直接撤走实体店内的作品以节省租金费用，因为租金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会相应降低，但是画廊会暂时关闭实体店，以节约水电费等的杂项支出。

三、当代艺术作品线上交易的可能性

许多画廊将重心转向线上，开办自己的线上店面，以及寻找各种可以入驻的线上平台，尽可能地增加画廊的曝光度和浏览量。许多画廊还对人员数量进行了裁减，以减少薪资成本。大部分画廊主认为，顾客在线下与艺术作品的面对面交流是很重要的，画廊内的装潢、灯光和色调和作品总是浑然一体，以加强观者的亲身体验，尤其是一些带有立体性的作品，单纯的平面图片无法完全体现它们的质感。但在疫情的重压下，许多画廊主还是无法拒绝线上低廉的宣传成本和巨大的客源量的诱惑。在线上举办展览也容易得多，画廊不仅可以免去雇佣策展人的佣金，同时将复杂的店内装饰工作转换为图片的排版与文案的构思，这省去了繁重的财力和劳力支出。相应地，顾客群体浏览起来也更加便捷。但是有些艺术品商人指出，线上艺术作品的被浏览次数很多，但真正能达成交易的数量相比之前线下要更少，这可能与画廊主所推崇的“线下体验感”有关，也与一级、二级市场原有的线上业务占比有关——已经比较成熟的拍卖公司可以很容易地建立线上交易系统，而一级市场中的画廊更多的仅是利用互联网的高速流动性进行展示和推广。价格较高的艺术品起初很少能顺利地在线上达成交易，因为大多数藏家还是深受“眼见为实”的传统影响，而且线上的图片确实不如线下展览那样容易触动人心。但是随着线上交易趋势不可阻挡的发展，这一上限已经逐渐升高——一般来说，5万元左右的艺术品在线上达成交易不成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目前国内当代艺术的画家均为青壮年，他们由于还处在艺术创作初期的探索阶段，其作品质量还不是很稳定，因此，画作的成交均价较低也是常理之中。

四、结语

当代艺术作品的创作者、经营者和受众普遍较为年轻，更容易接受和融入线上交易这一潮流。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作品的线上交易未来可期。尤其在疫情的推动下，线上交易模式的推行能够很好地与线下艺术交易模式形成互补，而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也将由此逐步发展完善，并形成一个成熟、开放、透明、国际化的新体系。

参考文献：

[1][荷兰]奥拉夫•维尔苏斯,何卿.艺术品如何定价:价格在当代艺术市场中的象征意义[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7:1-297.

[2]何建华,陈志强.艺术市场大趋势[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