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资金范文10篇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1

【关键词】实体经济；经济增长；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一、引言

金融体系的功能一般是指金融体系的资金动员能力、资金配置能力、风险分散能力（Levine，1997；Merton，2000）。作为资金配置的关键问题，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重点。那么，如何评价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呢？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资金是否流向了那些竞争力强同时又有价值创造能力的行业（Levine，1991；King，1993）。很多学者对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张兵等（2007）研究了江苏省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发现江苏省农村信贷资金总体配置效率较低，农村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原飞等（2015）对东北地区部分银行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信贷投放增长乏力、结构不合理。胡士华等（2016）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农村信贷市场，发现金融联结机制下，贷款违约的惩罚力度将对信贷资金配置策略产生重要影响。胡国晖等（2016）研究认为，城市商业银行在中部和西部的资产配置效率相对较高，跨区域经营有助于大型城市商业银行提升盈利性和安全性。刘安学等（2015）的研究表明，县域农业贷款产值率与县域农村金融资金配置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县域涉农贷款规模与县域农村金融资金配置效率正相关。徐玉莲等（2015）研究发现，各省市间科技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公共科技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呈上升趋势，而市场科技金融资金与整体科技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在一定区间内的波动并无明显趋势。上述研究多是基于一省或者全国范围的研究，属于比较宏观的研究，缺乏对市县级信贷资金配置的分析。而对诸如鞍钢与鞍山、一汽与长春等大型企业主导型城市的资金信贷配置效率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本文以鞍山为例，研究大型企业主导型城市资金信贷配置效率问题。大型企业主导型城市的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一元是地方经济，另一元是大型企业经济，金融助推经济的模式始终是围绕这二元展开的。那么，作为大型企业主导型城市的代表，鞍山市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到底如何，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应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得出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旨在为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建言献策。

二、模型介绍

一般来说，对信贷资金行业配置效率问题的分析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计算信贷资金投入对各行业增长的贡献；另一种方法是研究信贷资金投入对行业增值变化的反映程度，也就是分析信贷资金投入是否能够随各行业增值能力的变化而有效调整，增值能力强的行业是否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来分析信贷资金行业配置效率问题。目前这种意义上的资金配置效率的研究由经济学家JeffreyWurgler（2000）给出，其基本模型表达式为lnIi,tIi-1,t-1=αi+βi×lnVi,tVi-1,t-1+ei,t（1）其中，I为固定资产存量；V为利润；t和i分别为年份与行业的编号；βi为弹性指标。受以上经典模型的启发，在其基础上，本文将该模型稍加变化，构造出一个简化的行业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模型，其表达式为lnYi,t=αi+βi×lnVi,t+ei,t（2）其中，t代表年份，i代表行业编号，Yi,t为各行业资金投入量，Vi,t为各行业年度利润增加值，用来反映各行业的盈利能力，αi其他因素的影响，系数βi为弹性指标，表示每个行业的信贷资金对行业盈利能力变化的影响程度。βi>0，说明第t年内，行业利润率上升时，投资增长率也上升，且后者上升的速度是前者的βi倍；βi<0，说明第t年内，行业利润率上升时，投资增长率却下降，即第t年内较多的投资追加到了盈利不佳的行业，而对于盈利良好的行业却资金投入不足；βi=0，说明第t年内，各行业盈利能力不同，资金流入量却基本相同，导致各行业吸引资金能力与各行业盈利能力不匹配。计算出不同行业的弹性指标βi之后，就可以衡量信贷资金的行业配置效率。βi越大则信贷投入对行业利润变化的反应越敏感，信贷资金向高回报行业投入越多，从而资金的配置效率也就越高。

三、实证分析

（一）行业选择与数据说明。在行业的选择上，本文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行业重要性，选择产值或增加值在鞍山市比重较高的行业；二是行业数据的可得性。结合鞍山市三次产业发展实际，本文最终选择建筑业、房地产业、采矿业、民营钢铁企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住宿业与鞍钢集团进行对比分析，数据选取的时间段为2009～2014年。为了避免由于量纲不同对结果产生影响，在进行运算之前，将原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2009～2014年鞍山市各行业银行资金余额和鞍钢资金总额、利润总额如表1、表2所示。（二）实证分析。利用（2）式，对鞍山市6个主要行业及鞍钢集团2009～2014年信贷资金投入与利润变化情况，使用SPSS18.0软件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计算得出6个行业以及鞍钢集团的不同敏感度系数（βi），即它们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结果如表3所示。

四、结论分析

由表3可见，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最高的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表明这两个行业是信贷资金重点投放领域；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最低的是采矿业和民营钢铁企业，表明这两个行业信贷资金要陆续退出；代表第三产业的餐饮住宿业、批发零售业的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较高，表现强劲，是未来信贷资金配置需要高度关注的行业。而鞍钢集团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偏低，反映出经济增速放缓后，大型央企的经营状况不佳，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下降。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比较高的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对这两个行业提高信贷资金支持，这是市场经济下商业银行的合理选择。而钢铁行业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较低，商业银行会减少向该行业的信贷资金投入。第三产业的餐饮住宿业、批发零售业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较高，成为商业银行投放信贷资金的热门行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行业相比，鞍钢集团的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非但不高，反而偏低，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五、提高银行信贷资金效率的建议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2

第一，它有利于增加信贷资金的运用渠道，可以为商业银行开辟新的盈利途径。

第二，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规范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渠道和方式，克服银行信贷资金向股市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在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问题上，我国一直存在着现实状况与法律规定悖逆的不正常现象。一方面，有关法律法规严禁将银行信贷资金用于炒股；另一方面，现实中却又有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流入股市。而且，由于信贷资金入市绝大部分属于暗箱操作，因此除了少量的券商股票质押贷款有据可查外，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流入股市的信贷资金数量。有人估计，2000年流入股市的银行贷款就达1000亿元左右。既然严格的法律规定亦难以堵死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暗道，而且各种暗道的存在使银行对信贷资金向股票市场的流动完全处于一种无法监控的状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固守原有的法律和政策限制，而应使信贷资金入市公开化和合法化，变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各种暗道为明道。这样对规范信贷资金向股市的流动，减少银行贷款向股市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减少银行资产业务风险。我国之所以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性的考虑。我们一直认为，股票市场风险很大，而银行信贷资金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各项存款，特别是来自居民的储蓄存款，如果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则一旦运用银行贷款进行的股票投资失败，不仅会使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而且也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应当说，上述看法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对商业银行而言信贷资金入市的风险有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允许信贷资金入市还有利于银行减少资产业务风险。一是因为过去信贷资金入市的风险主要源于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而如果允许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变银行贷款流入股市的各种暗道为明道，就可实现信贷资金向股票市场的规范和有序流动，并使银行可以对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时间、规模、途径和方式等进行有效监控，这相对于过去的那种信贷资金向股市的盲目流动而言，不是加大了银行的风险，而是减少了银行的风险。二是因为股票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即投资者可以将持有的股票随时在股票市场上卖掉，换取现金。既然如此，与工商企业的设备贷款相比，银行以股票为对象所发放的贷款也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换言之，银行对股票市场主体贷款的风险并不高于一般工商企业贷款。如果考虑到银行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股票作为质押品、而股票的流动性又远高于其他抵押物的情况，则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就更有利于增强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更有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三是因为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不加选择地对股票市场主体发放贷款，相反，如同对一般工商企业贷款一样，银行可以在贷款对象、贷款时机、贷款方式、贷款数量和贷款期限等方面进行严格论证和自主选择，从而把贷款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以内。可见，对信贷资金入市的风险应当辩证地看待。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实际上是减少银行风险的一种有效措施。

对我国证券市场而言，信贷资金入市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重要场所，其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交易的活跃程度，而要扩大市场的规模，并保持市场交易的活跃，其前提条件又是必须维持一定的市场资金存量和流量。允许信贷资金入市的意义正在于可以为我国证券市场提供增量资金来源，从而可以对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股市低迷、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削弱，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货币市场又资金过剩的情况下，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更可以改变两个市场的不均衡状况，从而对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发挥特殊作用。第二，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减轻股市波动，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规范运行。如前所述，在信贷资金流人股市问题上，我国一直存在着现实状况与法律规定悖逆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大量银行贷款暗中无序流入股市，监管部门又要依法对信贷资金入市予以查禁，因此，在这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博弈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股市的剧烈波动。当监管者放松监管或监管不力时，大量信贷资金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推动股票价格的猛烈上涨。而当监管部门加大对违规资金的查处力度时，原来流人股市的信贷资金又会大量从市场撒出，从而导致股价的剧烈下跌。这种现象已经为2000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运行的实践所证实。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后，银行贷款流人股市的渠道和方式得以透明化和规范化，信贷资金向股市的流动成为公开、合法、有序和可以由银行加以控制的流动，原来信贷资金向股市的非规范和无序性流动将不存在，这就可以避免由信贷资金的流出流人所引发的股市过度波动，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平稳运行。第三，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监管当局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依靠政策来调节，即当股市过度高涨时，有关部门就会推出“利空”政策，以此阻止股市的过度繁荣；而当股市长期低迷时，有关部门又会抛出“利好”政策或措施，以求刺激股票价格的回升。这种主要依靠政策进行调节的方法不仅不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且也使股市的宏观调节缺乏经常性和连续性。因此，笔者认为，为了保证我国股票市场的平稳运行，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经常性的、依靠经济手段对股票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机制，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在允许信贷资金入市的前提下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因为，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后，中央银行便拥有了调整保证金比率这一调控股市的有效手段，它可以根据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通过及时调高或调低保证金比率来有效控制银行贷款流入股票市场的数量，防止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这对股票市场的长期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信贷资金入市无论对商业银行还是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寻求信贷资金入市的合理而又安全的渠道，以便降低信贷资金入市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分业经营条件下，由于银行不能直接进行股票的买卖，因此信贷资金入市只能采取间接方式。具体说，可供选择的信贷资金入市途径有以下几种

1.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这为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间接入市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通道。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又相继批准了多家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通过交易主体的相互交叉，使两个市场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渗透。实践证明，这条通道的打开，不仅使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使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资金实力得以增强，各项业务的开展更加顺利。同时，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增强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同业拆借由于具有期限短的特点，因此这种方式只能解决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短期融资需求。

2.对券商实施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贷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信贷资金通过这种方式入市，无论对券商还是对商业银行都十分有益。对券商而言，股票质押贷款可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其相对长期的资金需求，适应了其资产结构调整的需要，增强了券商的经营灵活性与资产的流动性，使一批符合条件的综合类券商在竞争能力、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得到不断增强。对商业银行而言，在整个金融系统稳健运行的条件下，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的开展则可以推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和金融服务的创新，给商业银行相对充裕的资金找到新的运用渠道，从而增强银行资金的流动性，提高银行资金运用的效率。此外，由于证券公司的社会信誉一般要高于普通工商企业，作为抵押品的股票又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因此，商业银行通过这种方式将信贷资金间接投入股票市场，其风险比之一般工商企业贷款的风险要小得多。

3.推出除券商之外的股票质押贷款，即开办个人股票质押贷款和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如果个人和一般企业可以通过股票质押获得资金，则其一部分可用于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以及用于实业或不动产投资；另一部分资金将进入证券市场，这种乘数和放大效应将大大增加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量，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鼓舞新老投资者的信心，也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流入市场开辟新的途径。同时，由于能够用于质押的股票一般均业绩优良、成长性较好，因此，全面开放股票质押贷款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市场的理性投资。而券商通过为个人股票质押贷款提供中介服务，也可以获得新的利润来源；此外，如果能使在本公司开户的投资者用其所持股票进行质押获得贷款，也将大大增强券商对客户的吸引力。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对个人和企业开办股票质押贷款业务，可以为其资金提供更为宽阔的运用途径，从而可以更有效地缓解目前信贷资金运用效率低和大量闲置的问题，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与银行的其他信贷业务相比，股票质押贷款具有很强的变现性，这对于注重资产流动性的商业银行来讲，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银行将会由此进入新的领域，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成果，获取资本运作的收益。对中央银行来说，则可以通过对股票质押比率、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关键性指标的调整，来有效调控通过这个渠道流人股票市场的信贷资金数量，最终实现调节市场运行、分流储蓄、缓解通货紧缩的目的。

4.商业银行为券商提供除自营之外的其他业务贷款，如投资银行业务贷款等。就性质而言，证券公司是企业，而且属于资本密集型的金融企业。作为企业，证券公司与一般工商企业只有业务类型和经营范围的区别，而不存在企业本质的不同。所以，证券公司应该与一般工商企业一样成为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如券商开展企业重组并购等投行业务时需要大量资金，如果可以向商业银行申请专项贷款，就可以缓解券商资金实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券商业务的开展。

5.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开办股票信用交易。这也是实现信贷资金间接入市的可行方式。所谓股票信用交易又叫保证金交易或垫头交易，它是指股票交易者按照确定的比例，将一部分价款或一定数量的股票交付给经纪人，不足部分由该经纪人向银行贷款垫付而进行的一种股票交易方式。股票信用交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借钱买股票和借股票卖股票；二是存在经纪人与股票交易者以及经纪人与银行之间的双重信用；三是存在双重利息支付，即投资人要对经纪人的垫付款项（或代垫的股票）支付利息，经纪人也要对银行的贷款支付利息，前者高于后者的差额构成经纪人的收益；四是其交割方式仍以现货交易为原则；五是股票信用交易的保证金比例由中央银行制定，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通过调整保证金比例来调节银行资金流入股票市场的数量，从而起到调控股票市场运行，防止股票价格过度波动的作用。

我们认为，信贷资金通过股票信用交易方式入市，无论对投资者、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证券活动主体，还是对证券市场的完善与调控，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商业银行、证券经营机构的经营机制、风险控制机制等都还不太健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银行信贷资金集中涌入股市也容易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只要我们在允许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如努力促进上市公司在制度、管理、技术上的创新以增强获利能力；监管部门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规则和统计监测制度，及时调整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管理政策，加强对信贷资金入市的宏观调控；各金融监管部门统一政策，加强协调与配合等），我们认为，由信贷资金入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3

以担保为目的提存是指为保障一方当事人债权的实现，相对当事人将一定的货币、实物、证券等提存于公证机关，待各方约定的条件成就，由公证机构将提存物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制度。

在银行与企业签订信贷合同的同时，银行与企业另行签订一纸提存担保协议。在提存协议中，双方约定：（1）将企业的银行账户设定为一个提存账户；（2）银行将贷款划拨入该账户中；（3）企业必须按照信贷合同的约定正当使用贷款，其正当性由银行或者银行的委托人进行审定；（4）企业使用其银行账户内的其他超过一定数额的款项应当由银行或者银行的委托人进行审定。该提存协议经过公证机关公证之后，交由企业的开户银行备案。

要进行上述操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这种担保方式是否具有法律依据？（2）银行或者其委托人对企业使用资金正当性的审定是否是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3）企业的开户银行是否会协助监管？（4）银行应当委托什么人来进行监管？

第一，诚然，无论是《民法通则》、《担保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还是《合同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前述担保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担保方式就是无效的。担保行为是当事人在实践中选择的债权保障方法，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属于典型担保方式；法律没有规定的，属于非典型担保方式。以提存方式进行担保系由当事人自己以契约方式选择的保全债权的方式，由《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进行调整，并无无效之咎。第二，银行或其委托人对企业使用资金的正当性进行审定并非意味着银行可以任意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干涉。银行的监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监督贷款专款专用；（2）监督企业的重大交易行为。第三，对于银行之间在出现非典型担保方式时的协助义务，在《物权法》出台后，其中的浮动抵押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履行协助监管责任，金融监管当局也致力于加强信贷资金监管，那么在理性上大家很容易就协助监管问题达成一致；协助银行有贷款银行和企业的提存契约为依据，师出有名，另外协助监管也算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对协助银行不无益处。第四，由于在对企业资金流动的监管过程中，需要涉及对企业交易契约的审查，而且企业的银行账户作为提存账户在理论上由公证机关监控，所以企业委托公证机关对企业交易资金使用的正当性进行审核是适当的；另外，由于企业的交易行为涉及到财务和价格问题，所以辅之以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是必要的。银行通过委托公证机关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交易中属各自范围内的技术性问题进行审查，可以有效实现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监管。

不过这种监管方式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不能对抗第三人。如前所述，由于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是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不是担保物权，所以它不能产生物权的优先效力。如果企业还存在其他的债权人，那么其他债权人对其提存账户内的资金同样具有求偿权，而且这种求偿权与银行的求偿权是平行的。要解决这一瓶颈，我们可以求助于下面的账户抵押制度。

（二）账户抵押制度

我国目前在实务上已经存在账户抵押行为。账户之所以能够作为抵押物，是因为其中现在存有资金而且可望将来继续有资金存入，而且这些资金是可以支取的，因此在这里企业是以届时对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支取权为做抵押标的物的。业界公认，我国担保法以及司法实务是认可权利抵押的，例如业已存在的摊位抵押权、公路桥梁收费抵押权就是明证，所以用账户资金支取权作为抵押物不会遇到法律上的障碍，实际上我国司法实务也认可账户抵押。账户抵押有两种形态：一是银行与企业在企业银行账户之外另行设定一个专门以担保目的的银行账户，双方约定企业的某项经营资金收益（一般为某种特许收费）划入该账户，由银行对该账户内的资金行使支配权，这实际上是一种质押，对于普通的企业来说，这一做法不可取，因为不仅将资金交由银行控制不符合企业追求资金流动增值的目的，而且在技术上也难以保证企业会将该项经营资金收入划入该账户中；另一种形态就是企业用其专属的银行账户内的全部资金的支取权向银行提供抵押，账户内的资金除双方约定需要由银行进行审核的情况外，由企业自由支配，本文论及的就是这一形态的账户抵押。

账户资金支取权显然不属于担保法第34条第（1）—（5）项规定的抵押物的范畴，而且账户资金是不确定的，所以它也不属于存款凭证的质押，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抵押呢？对于账户抵押这样一种抵押标的物金额随时发生变化的抵押形式，在现行的抵押类型范围内的确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归类，但是账户抵押的客观存在性和适法性却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最终将其界定为浮动抵押还是一般权利抵押，立法部门或者司法机关最后一定会对其抵押登记问题做出规定，这是现实的需要。而无论如何被定性，它对保障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都是非常有效的。

银行在与企业签订的信贷合同的同时，签订一纸账户抵押合同，合同中约定企业以其银行账户对银行提供抵押担保，参照前述担保提存协议中的内容与企业约定监管内容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同样需要关注企业适用信贷资金的正当性并委托公证机关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银行可以及时阻止企业违规适用资金，防止企业逃匿资产，在发现企业违规运作或经营状况恶化时，及时行使债权，回笼资金，减少损失。这两种监管方式适合于中小企业，也适合于市场大鳄。这表面上看加大了银行的资金监管工作量，但实际上不过是银行履行早应该去尽而没有尽到的责任而已。

由公证机关对前述资金进行监管，有着深刻的法律和经济基础。

1、根据国际立法惯例和我国法律的规定，公证机关具有服务、监督、沟通、证明的作用，所以公证机关对银行信贷资金进行监管具有职权基础。

2、公证机关是法律专业机构，而且其本身工作以“真实性、合法性”为依归，所以由其对借款企业重大交易合同的正当性进行审查具有知识基础。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风险投资；问题及对策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都必须要参与风险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企业风险投资机制已经逐渐趋向完善，为促进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而对于银行风险投资来说，虽然我国银行风险投资机制还不够完善，但是其对于促进银行和社会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业银行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银行之一，其信贷资金数目较多，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放入风险投资能够有助于产业升级，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必要性

对于商业银行本身而言，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是促进商业银行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手段。上世纪末，由于受到过度自由化的运营理念的影响，各国商业银行的营业额下降十分严重，破产银行的数量空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首先对商业银行进行了改革。经过改革之后，美国商业银行不仅开拓了投资运营渠道，而且提高了银行的收益，促进了当时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2]。美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改革手段即是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虽然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美国略有差别的，但是商业银行在我国同样处于重要的地位，且近年来我国通过不断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商业银行的收益仍然较少。为了促进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要而必须要介入到风险投资中。此外，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还能够促进资产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还有助于积累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科技发展中，实现高科技产业化发展。

二、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需要正视的问题

1.管理体制的问题

传统的银行管理体制为分页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和管理要求较为严格，会限制银行的自由发展和创新力度。风险投资需要银行以股权的方式进行参与，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是一大难题。传统管理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并不能够参与股权投资。因此，要想实现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必须要恰当处理银行和投资方之间的关系。从当前发展的局势，社会经济未来的竞争将会更加白热化，商业银行中传统业务由于竞争优势不强，必然会出现盈利降低的情况[3]。为了提高盈利，未来的商业银行也必须发展风险投资业务。当然，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投资业务需要银行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2.成本问题

风险投资需要一定的成本，商业银行参与风险投资所需要的成本更是非常之高。一方面，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发展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漏洞和缺陷，商业银行想要从事投资行业还欠缺一定的条件，包括金融工具的欠缺等；另一方面，银行风险投资机制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发展还有诸多的不足，退出和进入机制均有待完善。此外，我国目前发展中的高科技企业均是中小企业，投资的成本较高[4]；再一方面，从社会信用担保制度的角度来看，我国相关的担保制度亟待完善，否则商业银行及时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也将难以达到降低风险的效果。

3.风险控制的问题

根据我国央视银行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在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前必须要先报批。报批的主要目的是成本控股子公司。该控股公司必须是独立的，其一切业务均要独立于当前的金融业务。在控股子公司的注册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如银监会等会加强对其监管，并根据实际情况规定该公司的发展规模[5]。与以往的准入门槛相比，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准入门槛似乎能够更好的降低商业银行的投资风险。但是这些是从体制方面对比出来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要切实降低银行的投资风险必须要重视其中的操作风险。因此，按照当前的操作来看，央视通过将或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方法，转移商业银行的低成本资金到投资企业中。其他的金融机构一旦效仿，就有可能引发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监管部门很难发现，最终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

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对策及建议

1.加强完善风险补偿机制

商业银行在支持高科技行业发展的过程中经常面临收益和风险不对称的问题，要改善这种现状必须要提高商业银行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力度。而要吸引商业银行投资贷款企业必须要建立和完善风险补偿肌注：首先，高科技企业的贷款抵押品必须是未来的商业利益。如果高科技企业项目在未来能够获得成功，商业银行能够按照规定收取一定的收益。该收益制度而是不包括贷款本金和利息在内的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形成风险补偿机制[6]；其次，在贷款的方式方面，商业银行必须将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纳入担保范围，并由此建立完善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体系。这样能够扩大担保的范围，提高风险补偿；再次，创新企业的担保方式。中小企业贷款机构在带包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对商业银行增加额外的担保；最后，要积极探讨商业银行的融资方式。在向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融资时，商业银行应该积极探索合适的方式及渠道，增强风险投资公司对企业的投资总额。

2.政府加大政策等扶持力度

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必须要向借款人提供一定的抵押担保，而担保人必须要求有代偿能力。但事实上，许多的高科技中小型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或者说许多企业在当时并不能被肯定有这样的能力。那么自然会字段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发展[7]。因此，我国政府应该要向国际上其他国家如美国等学习，通过政府出资，单独设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机构，以保证风险投资和借贷的安全性。当然，除此之外，政府还能够通过降低商业银行的投资税率、政策鼓励等措施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商业银行的风险投资。

3.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的特征，要保证商业银行的投资安全必须要培养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必须要熟悉银行风险投资相关事宜，且善于理财和运营，在专业领域如计算风险概率和风险含量中具有较强的能力[8]。由于商业银行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商发展风险投资的专业人员必须能够及时预测出商业银行风险的类型、时间和程度等，并根据预估的情况制定出有效的风险防范方案，增强商业银行的商业利润，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

4.创新交易金融工具

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发展风险投资业务必然需要严格控制交易风险。一般来说，风险投资的业务交易额较大，但是结算较为分散，且没有制定有效的保证金管理制度，需要每日进行结算。与传统的信贷风险相比，现代化的风险投资交易所面临的风险必然更大。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关机制并不完善，商业银行又缺乏必要的交易金融工具，给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必须要创新交易金融工具，尽量降低风险。

四、结语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是时展的潮流和趋势，其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均有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于商业银行本身而言，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是促进商业银行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手段；其次，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能够促进资产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最后，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有助于积累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科技发展中，实现高科技产业化发展。然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风险投资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传统管理体制的限制，成本过高和银行风险机制问题以及风险控制等问题。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保证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安全进入风险投资必须要做到：第一，加强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第二，政府加大政策等扶持力度；第三，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第四，创新交易金融工具。

作者:夏新野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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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凤朝,李莉,庄鹏冲,兰全昌.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化商业银行信贷结构[J].金融论坛,2012,01:16-22.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5

在信息完全对称状态下，因商业银行能够准确观测到贷款风险，抑制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商业银行通过利率调控可以实现信贷资金出清的目标，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投放意愿呈现单调递增态势，即贷款利率越高，商业银行放贷意愿越强。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因商业银行无法准确观测到贷款风险，贷款利率必须控制在优质企业可以接受的适度范围内。因为，一旦贷款利率超越该范围，一方面，大量优质企业就会退出信贷市场，逆向选择就会发生;另一方面，借款企业因无法承担高利率成本而促发高风险博弈行为，道德风险就会发生。此时，商业银行无法通过利率调控来实现资金出清目标，因为，一旦贷款利率超越适度范围，随着贷款利率的提升，会加剧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导致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下降。显然，商业银行预期收益不再是单调递增态势，而是呈现“抛物线型”态势。商业银行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将最优贷款利率定位于预期收益最大值所对应的利率位置，而该利率明显低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所对应的利率水平，导致信用等级不足的中小企业群体被排除在信贷之外，信贷配给发生。信贷配给的生成如图1所示。在图1中，D(i)、S(i)分别为信贷资金的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Q点为S(i)与D(i)的交点，即Q点为瓦尔拉斯均衡点，瓦尔拉斯均衡点所对应的均衡利率为iQ，A点为商业银行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决策位置，利率i*为预期收益最大化所对应的最优贷款利率。假如，商业银行将贷款利率确定在均衡点Q所对应的iQ利率水平，则可实现信贷市场供求的均衡状态，此时，D(iQ)－S(iQ)=MQ。但是，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在其利益最大化状态A点所对应的最优贷款利率i*位置实施放贷，此时，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投放量为MA=S(i*)，而信贷市场资金需求量(B点所对应的资金规模)为MB=D(i*)，从图上不难看出，商业银行将最优贷款利率i*作为放贷决策点，因i*位置所对应的资金供求规模失衡，即MA＜MB，导致信贷市场规模为ΔM的信贷需求无法得以满足，从而引发信贷配给问题。显然，变量ΔM形象地刻画了信贷配给程度，其中:ΔM=MB－MA=D(i*)－S(i*)。在图2中，纵坐标M与横坐标C分别代表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发放规模与贷款企业的平均信用等级水平，M(C)代表依赖于借款企业平均信用等级水平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投放曲线，为一单调递增曲线，即:dM(C)dC＞0，这是由于商业银行的放贷意愿与借款企业的平均信用等级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信息完全对称状态下，因商业银行具有准确识别借款企业信用风险的能力，将借款企业的平均信用等级水平设定在C1位置，即可实现信贷资金的市场出清目标，此时，商业银行所发放的信贷资金规模为M(C1)。但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商业银行无法准确观测到借款企业的信用等级水平，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发生将成为“常态”。商业银行清楚地知道，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将促使部分“劣质”企业进入信贷行列，这将导致企业借款的平均信用等级水平受到稀释而出现下降，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虑，商业银行将企业借款的平均信用等级水平下调至C2位置，此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发放规模由M(C1)下调为M(C2)，其中:ΔM=M(C1)－M(C2)。可见，信贷配给引发商业银行理性下调信贷市场的资金投放规模，使信贷市场形成ΔM规模的资金供求缺口，导致部分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法通过信贷市场得以满足，而无法通过信贷市场获得资金支持的借款企业只能是那些信用等级水平较低的中小企业群体。因为，国有企业等大型企业因其强有力的资产实力和市场规模优势，往往具有较高的信用等级水平，成为商业银行优先放贷的借款群体。此外，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规模的下调，使ΔM规模的信贷资金无法通过市场化方式出清，出于资金持有成本的考虑，商业银行将实施信贷配给机制，将ΔM规模的信贷资金通过非市场化方式低成本的配给国有企业等大型企业，这些低成本资金将被国有企业等大型企业运用于边际收益较低的领域，导致ΔM规模的信贷资金被低效运用。由此可见，在信贷配给机制下，商业银行将部分信贷资金低成本地配给处于信贷融资过度状态的国有企业等大型企业，使这些低成本信贷资金被国有企业等大型企业低效运用，而处于高边际收益行业的中小企业却因无法获得信贷支持而失去规模发展的机会，从而引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缺失。对此，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机制对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加以改进。

银保协作与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改进

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促使信贷配给机制形成，信贷配给机制导致商业银行预期收益呈现“抛物线型”的分布规律，基于利益最大化动机，商业银行将依据预期收益分布来实施信贷投放决策，从而引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投放轨迹发生调整，使商业银行放贷曲线从原有的“单调递增”态势调整为“抛物线型”的“先增后减”态势，而商业银行资金投放轨迹的改变，使信贷市场的瓦尔拉斯均衡点发生转移，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给效率，对此必须加以治理。本研究认为，构建银保信贷协作机制(简称“银保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担保机构对于借款企业信息的地域性优势，可以有效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管控，从而促使商业银行将信贷资金投放于边际收益较高行业的优质中小企业群体，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优质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而且有利于改进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过程，就是信贷市场资金供求缺口逐步递减的过程，直至达到信贷市场资金供求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资金供求缺口的存在，使部分借款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以满足，从而闲置了一定规模的资金需求，这就等于信贷市场耗散了一定规模的资金效用，因此，商业银行实现信贷资金均衡配置的过程，就是信贷市场资金效用耗散的过程。“耗散”来源于物理学科中的热力学理论，具有“资源浪费”之意。为深入分析，本研究将物理学科中的熵耗散理论引入到金融学领域，以此来拓展和深化现代金融理论。我们以熵的大小来计量信贷市场资金效用的规模，简称为“资金效用熵”。设曲线Md=Md(i)与MS=MS(i)分别表示资金的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X为信贷市场的瓦尔拉斯均衡位置(两曲线交点)，iX为资金供求的瓦尔拉斯均衡位置X所对应的均衡利率水平，S(iX)为均衡状态所对应的资金效用熵，则资金效用熵的定义为:S(iX)=∫ix0［Md(i)－MS(i)］di。此外，本研究给出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评价原则: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均衡状态下，资金效用熵耗散规模越大，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就越低;资金效用熵耗散规模越小，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就越高。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实现信贷资金配置均衡状态时，信贷市场耗散的资金效用熵规模越小，则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就越高。在图3中，Ld为资金需求曲线，呈现单调递减态势，说明借款企业的资金需求与贷款利率呈现负相关性。在信息完全对称状态下，资金供应曲线LS应为单调递增曲线，此时，B点为资金供求的瓦尔拉斯均衡位置，iB为均衡位置B点所对应的均衡利率水平。依据上述给出的资金效用熵定义，可得到均衡点B的资金效用熵S(iB)，结合数学分析中的定积分理论，可知S(iB)的数值规模应等于S△OBD(三角形OBD的面积)。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资金供应曲线将是LS与L''''S两部分组成的折线O－A－C，呈现“先增后减”态势，此时，C点为资金供求的瓦尔拉斯均衡位置，iC为均衡位置B点所对应的均衡利率水平。于是，依据资金效用熵定义，即可得到均衡点C的资金效用熵S(iC)，其数值规模应等于四边形OACD的面积。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信息完全对称下，商业银行实现信贷资金配置均衡状态时，信贷市场耗散的资金效用熵为S(iB)的数值规模，而在信息不对称下，商业银行实现信贷资金配置均衡状态时，信贷市场耗散的资金效用熵规模为S(iC)。不难看出，S(iC)＞S(iB)，且S(iC)－S(iB)=S△ABC，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引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均衡状态由B点向C点转移，导致信贷市场多耗散了数值规模为S△ABC(三角形ABC的面积)的资金效用熵，造成了信贷市场资金效用熵的较大浪费。然而，在银保协作型信贷模式下，通过银保协作机制，可以很好地缓解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银保协作机制所具有的贷款风险“双重防火墙”功能，将有利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管控，这些都将诱使商业银行提升市场出清资金的规模与意愿，以降低信贷配给的幅度，导致资金供应曲线上移，从原来的L''''S上移到L″S，此时，商业银行的资金供应曲线将是由LS与L″S两部分组成的折线O－E－F，呈现“先增后减”态势，F点为资金供求的瓦尔拉斯均衡位置，iF为均衡位置F点所对应的均衡利率水平。于是，依据资金效用熵定义，即可得到均衡点F的资金效用熵S(iF)，其数值规模应等于四边形OEFD的面积。由图可知，S(iF)＜S(iC)，且S(iC)－S(iF)=S阴影部分(四边形ACEF的面积)，也就是说，银保协作机制促使资金供应曲线上移，引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均衡状态由C点向F点转移，使借款企业减少了数值规模为S阴影部分(四边形ACEF的面积)的资金效用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贷市场资金效用熵的耗散程度。依据上述提出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评价原则，即可得出如下结论:在银保协作型信贷模式下，银保协作机制的建立，使商业银行在实现信贷资金配置均衡状态的过程中，信贷市场耗散的资金效用熵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本研究认为，应从银保协作视角来设计路径，以此来改进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6

1995年～2009年，全国国内消费总值GDP由5.85万亿增加到33.54万亿，15年间增长了5.73倍，年均增长9.3%，其中2002年超越10万亿，2006年超越20万亿，2008年超越30万亿。中国经济总量在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经济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很多要素在起作用。为此许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停止了实证剖析，有学者从制度角度停止剖析（金玉国，2001；王文博等，2002）；有的专家从对外开放度停止剖析（兰宜生，2002；张焕明，2003，王成岐等，2002；张天顶，2004）；有的从政府行为角度停止剖析（郭杰，2003；庄子银和邹微，2003；于长革，2004；欧阳志刚，2004；王志刚，2004）；也有的学者从教育角度停止剖析（叶茂林等，2003；陆根尧等，2004）；还有的专家从市场化水平、产业构造要素等研讨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由于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在100位之后，是一个人口众多、底子单薄、区域经济开展不均衡的开展中国度。多数学者仅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讨，疏忽了地域性差别，因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可能会由于区域不同而呈现差别。中国区域经济开展存在宏大差别，而且这一差距呈现不时扩展的趋向。所以必需强化统筹谐和开展的思想，研讨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差距。

金融作为一国最根本的战略资源，是客观的、稀缺的，决议着其他实践经济资源的配置（白钦先，1997），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和促进作用。作为金融最中心的资源，银行信贷资金在全国及各地金融资产总量中范围占绝对优势，具有代表性；相对其他金融资源而言，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为亲密，对GDP增长的奉献更大。因而，本文经过1995年～2009年全国及省际经济增长与贷款资源散布的相关数据，剖析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别依然具有较高的压服力，对中国区域开展不均衡的研讨有着重要的理想意义，有助于深化关于区域经济现状的认识，提出实在有效的相关政策倡议，促进区域经济的谐和开展。

二、研讨假定、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研讨假定

本文着重研讨银行信贷资金的散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上包括两个既定假定：

H1：银行信贷资金是影响一个地域的经济开展的重要要素之一。

H2：银行信贷资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别。

（二）模型构建

相关于单纯的时间序列研讨和截面研讨而言，时间序列截面综合研讨可以反映出区域经济增长在时间和截面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因而，本文在研讨中也将采用面板数据，停止时间序列截面综合研讨，在模型选择方面，则以PanelData模型作为计量模型，最主要的思索要素是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应用横截面、时间、指标三维信息结构和检验比以往单独运用二维信息更为真实的行为方程，它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个体数据的规律，也能描绘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汇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共同优点。较合适于研讨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效应和区域效应影响。

双方程PanelData模型的普通方式为：

依据模型中参数αi设定的不同，PanelData模型可分为两种：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假定模型中的参数αi为肯定性变量，即模型中省略要素对个体差别的影响是固定不变的，则PanelData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固定效应模型能够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来补偿解释变量信息的不完好性。假定αi为随机变量，即模型中省略要素对不同个体的影响是随机的，则模型为随机效应模（Randomeffectsmodel），随机效应模型能够经过对误差项的合成来描绘解释变量信息的缺失。依据下文PanelData模型设定EViews软件的检验结果，本文实证研讨将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停止剖析。

（三）变量选择

一个地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是地域消费总值，在实证剖析当选取该指标来表现地域经济开展程度。影响一个地域经济开展情况的要素有多种，国度政策、地域资源、周边环境、金融资源、人口要素等都会对经济开展产生直接影响，而金融资源又包括存款、贷款、证券市场融资、保费收入、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等子项目。固然水平不同，但对地域消费总值产生影响的要素是多方面的。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开展时间较短，直接融资范围较小，金融资源中贷款对地域经济开展最为重要，所以在剖析中着重研讨贷款余额对地域消费总值产生的直接影响。

三、研讨样本与指标数据

（一）样本的选取

1986年，中央在制定第七个五年方案中，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东部地域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域包含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域包含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12个省市区。这种划分办法固然得到区域经济研讨的认同，也可以反映我国区域经济差别、消费力规划的情况，但由于区域间开展程度差距较大，在比拟开展程度相当的地域之间金融资源散布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时缺乏实践意义，因而，本文没有采取这种划分办法。

国务院开展研讨中心在“十一五”期间推行了“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的划分办法。“四大板块”指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八大经济区”的划分如表1所示。

“八大经济区”的划分更为细致，区域内开展差别小，区域间更具可比性，因而本文选择了该划分办法。鉴于数据的可取得性及统计口径的分歧性，选取“八大经济区”1995年～2009年的GDP数据和银行贷款数据共120个样本停止剖析。

（二）GDP与贷款状况的描绘性统计

1.全国GDP与贷款增长状况。图1是15年来GDP与贷款余额的统计图，反映了1995年～2009年15年间全国GDP和贷款余额增长状况，两者同向变动趋向分歧，与已有的研讨成果结论相同，即：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资源的影响具有决议性，反过来金融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和促进作用。

图2显现了1995年～2009年15年间全国GDP和贷款增长率的变化状况。贷款增长率除个别年份（2000年、2005年）略低外，普通都高于GDP的增速。1996年之前，全国贷款余额小于GDP总量，1997年超越当年GDP，尔后两者之间的差额逐步扩展，贷款与GDP的比例（贷款/GDP）1995年为0.86、2000年为1.11、2005年为1.06、2009年为1.26。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贷款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在GDP增长中担当着重要角色。2.1995年～2009年各区域经济增长状况。依照“八大经济区”的划分办法，1995年各区域GDP占全国的比例如图3所示，排名为：（1）东部沿海占19.31%；（2）北部沿海占17.82%；（3）南部沿海占14.29%；（4）长江中游占13.37%；（5）西南地域占11.87%；（6）东北地域占10.29%；（7）黄河中游占10.17%；（8）西北地域占3.07%。

1995年～2009年15年间，我国沿海地域经济坚持较快增长，东中西部开展差距拉大，各区域经济开展不均衡愈加明显。数据显现，南部、东部和北部三个沿海区域GDP年均增长率都超越了14%，在GDP总量中的占比也分别进步0.25、0.51和1.96个百分点，沿海地域GDP合计占比由1995年的51.42%上升到2009年的53.74%。在其他区域中，除黄河中游地域GDP占比上升2.16个百分点以外，其他四个区域GDP占比均呈现不同水平降落，其中长江中游、西南地域和西北地域分别降落1.39、1.16和0.17个百分点，东北地域同期GDP年均增长12.5%，在“八大经济区”GDP增长率排名最后，因而GDP占比降落了1.85个百分点，降幅最大，GDP总量在“八大经济区”中的排名也由1995年的第6位降落到第7位，仅高于西北五省区。（见表2）

依据表3的结果能够看出，p<0.001阐明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回归方程是有效的。

K是贷款余额对GDP的影响系数，表示增加1单位贷款余额相应增加的GDP单位量，该系数越高，标明贷款对GDP增长的奉献量越大，或者说GDP增长对贷款增长的依赖性越大。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7

股票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推动。从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践来看，银行信贷资金[21]进出股票市场规模的变化很可能是影响股价涨落的一个重要因素。银行信贷资金的进入，一方面推动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其无序性也带来了中国股票市场上价格的无常变动，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探讨中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路径的变迁，测算进入股票市场的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进而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监管，就成为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历史回顾

在市场经济中，银行信贷资金通过一些途径进入证券市场，是市场发展的一种必然——这不仅仅是银行信贷资金“逐利”的本性使然，也更是银行自身进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客观要求，客观上有助于实现并促进银行体系与证券市场的互动式发展，进而构建一个真正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发达金融体系。因而，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长期实行较为严格的“分业经营”的金融监管体系之下，银行信贷资金与证券市场资金之间的融通渠道一直存在，并没有法规上的严格限制——银行不仅可以直接购买债券，也可以通过发放“经纪贷款”等方式间接把信贷资金投入股票市场。

当然，美国证券市场作为世界发达金融体系的象征，其发达程度远远非新生的中国证券市场所能比拟的，因而中国不能简单地套用美国的一些做法。但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自1990年新生的股票市场出现以后，关于是否、以及如何让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问题，就一直受到中国宏观管理当局、经济学者以及包括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投资者等在内的众多证券从业人士的关注，也是理论研究中较为敏感、争论颇多的话题之一。可以说，中国股票市场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总是以或明或暗的不同表现形态出现，与股票市场的走势紧密相连。

（一）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监管规则的演变

在中国股票市场诞生之初，由于当时股市带有某种“试验”的性质，发展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有关股票市场法律、法规的建设远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从监管视角度来看，最初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没有提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也没有明确的限制。但作为改革“试验”的产物，中国股市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带有较为浓厚的“计划”痕迹，使得中国股市自产生之日起就处于一种“金融压抑”的状态之中。[22]制度上的这种“金融压抑”，加上中国股市作为新兴市场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使得中国股市一开始就为投资者提供了惊人的投资回报率。[23]畸高的收益率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同时也将巨量的资金引导进入股票市场，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实际上，相对于中国初生的流通盘极小的股票市场而言，信贷资金就成为推动市场走势的决定性力量。

当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金融运行的现状，客观上对信贷资金入市问题提出了监管，或者说规范的要求。所以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为了稳定金融秩序，避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开始有关法规，明令禁止银行信贷资金直接进入股票市场，如1995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文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1995年8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重申对进一步规范证券回购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办理回购业务，必须有百分之百属于自己所有的国库券或金融债券，并将这些证券集中在一家证券登记托管机构，极大地限制了资金从银行向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

199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和《关于各商业银行停止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回购及现券交易的通知》，国务院也批转证券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关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的通知》,这三个文件的下发和执行对遏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起来了很好的作用。[24]此后，银行信贷资金以任何形式进入股票市场都属于违规行为。

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法》起草小组编写的条文释义指出：“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股票买卖业务。二是证券公司和其他企业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进行股票买卖”。显然，银行信贷资金虽然不能“违规”入市，但“合规”的方式应该是允许的，这样就从法律上为银行信贷资金合法进入股票市场提供了依据。但非常遗憾，在《证券法》中，只是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并没有指出银行资金合法进入股票市场的渠道。

然而，在金融监管领域，“管制的辨证法”始终存在——金融管制本身并不能阻止市场客观需要的存在与发展，进而微观主体“合理性”行为与监管当局的“合法性”规定的冲突一直会在“管制与反管制”的“斗争”中演变、发展着——我国股票市场中信贷资金入市的历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从我国金融的实践来看，在我国股票市场经过近10年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改革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之后，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开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从而为银行信贷资金间接进入股市提供了合法的通道，应该说时机已经比较成熟了。实践的发展呼唤着法规的跟进与完善。1999年的下半年可以视作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在监管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有关监管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1999年8月20日和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首次为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间接入市提供了一条合法通道；2000年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

这些规定的出台，意味着在中国银行信贷资金不用躲躲闪闪，开始可以名正言顺、合法合规的进入股票市场，这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规范与发展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路径的历史变迁前已叙及，中国股票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虽然市场本身蕴涵的风险极高，但这个市场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极高的投资回报率，至于一级市场则更是提供了无须冒很大的风险就能得到较高收益的特殊场所。资金“逐利”的本性，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推动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这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市场。但回顾中国股票市场的这段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路径及其规模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

（1）混业经营中的“银证”资金融通

在中国股票市场诞生之初，我国的银行信贷资金在制度上就存在一条近乎直接的进入股票市场的途径——通过银行附属的证券经营机构的业务活动，把银行信贷资金导入股票市场。这一途径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下原因所造成的：

①当时我国金融领域中宏观金融监管当局在“试验”的背景下，对证券业的监管处于一种“模糊”时期，事实上造成了我国商业银行实行了银行业与证券业“混业”的经营模式——当时的中国证券经营机构一般是国有银行的一个附属机构[25]，而作为银行所属的证券经营机构以及一些信托投资公司，不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本身就没有自有资金之说，而它作为一个实体又必须开展业务。这样在证券机构、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证券经纪甚至证券自营业务时往往资金不足，此时就很可能与直接向银行信贷部门协商，在银行内部进行资金调剂；

②当时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程度很低，内部管理较为混乱，以至信贷部门与证券部门之间无“防火墙”之说，资金流与信息流在商业银行内部交错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事情。相应会引致信贷资金的直接入市。

从1993年开始，国家开始对证券公司进行规范性的整顿，对银行业、证券业的混业经营开始整顿，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银证分离”，分设了如广发、海通等一批证券公司，同时中央银行对银行的监管渐趋严厉，这一途径开始有所缓解。伴随着1995年我国《商业银行法》的颁布与实施，这一途径变成了违法行为，目前应该说已不复存在。

（2）银行同业拆借市场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对“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相互拆借”作出明确规定之后，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就开始起步，并迅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1990年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之后，各地的融资中心、非银行金融机构就开始利用同业拆借来融通资金，从而通过这一渠道，相当规模的银行信贷资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26]。但从1990年到1999年，通过这一渠道进入股票市场的银行信贷资金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①1990—1991年。这一时期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尚处于萌芽时期，市场容量极为有限，可供交易的股票极少，加上当时人民银行对同业拆借的主体资格、拆借用途作了严格限制，所以这一期间这一渠道并不明显。

②1992—1995年。1992年春，中国经济开始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同业拆借市场相应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阶段：1993年、1994年的同业拆借量分别达到了4000亿、5000亿，1995年则突破了万亿大关。在这一飞速增长期间，我国的同业拆借市场应该说较为混乱，违规行为明显增加，比如拆借利率“高利”倾向突出，利率大大突破人行规定的上限；任意延长拆借期限，拆借资金长期化等等，更为突出的是拆借资金的用途发生“变异”，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从资金较为充裕的银行流出，或用于基本建设，或进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长期投资。所以在这一时期，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不仅于银行的信贷业务紧密相关，而且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度大为增强，开始成为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一条重要途径。期间从1993年开始，人民银行为整顿金融秩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顿，但是由于当时的同业拆借是分割的，基本上是各行其是，而整顿始终没有涉及分散的市场结构，所以市场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发展的，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③1996—1998年。199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这一市场由中央与地方两层交易网络构成。但是从下图可以看出，自从统一市场正式运行以来，市场交易量持续下降，可见市场的统一性对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只要受到货币当局的严密控制，经济主体进行拆借的动力就受到了抑制。相应地，在这期间通过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流入股票市场的信贷资金量较以往大幅下降。

④1999年之后。1999年8月，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获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为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成员的证券公司拆入资金的最长期限为7天，债券回购的最长期限为1年，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基金管理公司虽然不能从事信用拆借业务，但可以从事最长期限为1年的债券回购业务。非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的证券公司仍可以进行隔夜拆借。1999年9月30日，国信证券公司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功拆入2亿元资金，这是证券公司获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之后第一笔交易。此后，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一直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上活跃的拆入类型主体。

（3）国债回购市场

中国的国债回购市场开始于1991年的STAQ系统，最初是为了促进国债销售而由财政当局推动发展起来的。在1995年以前，国债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并不突出，其交易主要仍然与国债紧密相连，所以期间尽管也是一条银行信贷资金的途径，但影响较为弱小。

1996年全国统一银行拆借市场的建成，使得原来同业拆借市场作为中国发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双重功能的地位受到极大的削弱，国债回购市场应势而出，作为拆借市场的替代物，在短期内便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1995年，沪深两地的国债回购交易量仅为1126.1亿元与76.92亿元，而在1996和1997年，全国各集中性国债交易场所的回购交易金额分别跃增至1.2万亿元以上。在1996年的证券回购市场上，40家大券商的交易总额占全部交易额的72％。国债回购市场成为1996-1998年间最为活跃的货币市场。

从国债回购的参与者构成与交易构成来看，国债回购市场同原来的拆借市场一样，是银行信贷资金从银行向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动的主要场所。（参见表1）

根据表1，李扬（1996）作出的解释认为国债回购市场主要与股票市场交易，特别是股票的一级市场交易密切相关，而非金融机构一般较少参与其间。可见国债回购市场在1996-1998年间是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重要途径之一。

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为了规范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了商业银行之间封闭性的债券市场，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信贷资金通过国债回购这条途径进入股票市场。

（4）银行贷款直接或间接进入股市

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之后，股票市场的高回报就吸引着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进入这个新生市场，进而企业、个人等有机会、有可能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微观经济主体就有着非常强烈的改变银行信贷资金用途，挪用资金用于进行股票投资活动的投资（或者说投机）动机。所以，企业、个人为代表的微观经济主体挪用银行发放的直接贷款进行股票投资，是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最基本，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条途径——我们估计通过这一途径进入股票市场的银行信贷资金在入市的所有信贷资金中所占的份额不低于50%。

由于我国进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之初，为了保证国家的控股地位，在股权结构设计发行了性质不一的股权，造成目前中国股市上存在国家股、法人股、职工内部股、个人股（流通股）等性质不同的股权，大量的股权是不能流通的，这样对那些持有非流通股份（或股权）的经济主体而言，客观上产生了提供流动性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出现了以STAQ系统为代表的法人股转让市场，但这并没有解决企业短期资金融通的需要，于是相当多的企业就依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采取以非流通股票（或股权）作为抵押或质押的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这一渠道进入企业，而相当一部分这类贷款又重新进入股票市场。下图简单描绘了我国1994年第四季度以来银行贷款余额与股票市值总额的季度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相似的变动趋势。

图1

除了上述四条途径之外，历史地看，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途径还有：商业银行和各地证券交易中心、证券登记公司在办理证券交易资金清算业务时向证券经营机构提供清算透支，证券经营机构对客户的证券交易提供透支；证券经营机构吸收客户的各类证券交易资金，不及时、全额存入商业银行，而将客户资金挪作他用等等。

二、2000年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规模测算与路径分析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00年时，世界各国的股市都处在风雨飘摇和大调整时期，唯独中国股市“一支独秀”——2000年的中国股市“牛气”袭人，深沪股价指数屡创新高，上涨近50%，其中上海综合指数一举突破2000点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到2000年底，A、B股上市公司达1088家，市价总值48090.9亿元，流通股市值16087.5亿元，投资者开户数达5801.1万户，分别比年初增长了14.6%、81.7%、95.8%、29.4%。[27]

关于2000年大牛市的动力来源有多种解释，主要说法有二种：经济复苏说和资金推动说。我们不否认经济复苏对股市的推动作用，但相比较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2000年中国股市具有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牛市特征，其中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推动股价上扬的重要因素。但要想精确计算2000年度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从理论和实际来看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从而只能作一粗略估算。我们认为，到2000年底，我国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在4500—6000亿元左右，分别占流通股市值的28%-37%、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5%-6.0%，而在这数千亿元进入股市的信贷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违反现行规定的途径进入股票市场的。[28]

（一）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规模测算

（1）银行信贷资金进入一级市场规模估计2000年中国上海与深圳两个市场共有130多家公司首次发行A股，清华同方、东方通信等A股上市公司增发A股，而一些B股上市公司也首次增发A股，A股首次发行与增发共筹集资金979亿元。从投资者开户情况看，沪深交易所A股机构投资者由1999年的19.4万户增加到2000年底的27.2万户，增长了40.4%。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增A股机构投资者分别为4.56万户与3.2万户,较上年分别增长了60%与30%。

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在股票发行中的特有制度性规定，对于投资者而言，申购新股不仅收益率高，而且基本没有太大的风险。这就使得一些企业、证券公司甚至个人借着银行贷款搞申购，进而大量的信贷资金通过种种渠道进入股票市场，致使一级市场股票发行的申购一直是机构、散户投资的热点，而2000年我国一级市场上的这种行为更是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市场囤积的申购资金越积越多，新股发行冻结资金量连创新高——2月到6月，连续4个交易日内冻结的资金量从2000亿元逐步攀升到3000亿元左右，以致整个上半年平均每只新股冻结资金量达到了876亿元，比1997年时高出528亿元。7月20日和21日的两天内，新大陆、麦科特、景谷林业三只股票的冻结资金就达到了4000亿元。到11月，民生银行冻结资金达4014.31亿元，创下单个新股冻结资金最高记录。而12月宝钢股份、昆明制药、洪都航空、巢东水泥4只新股发行，共冻结申购资金近5200亿元，创下同一申购时间冻结资金最高记录。

由于在实际申购新股的运作中，申购资金进入一级市场要冻结4至5天后才可退回使用，因此一笔资金理论上一个月的申购次数在4次左右，一年则可重复申购50次左右，但考虑到受新股发行节奏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申购次数大约为40次左右。据此，从2000年我国新股发行的数量以及一些新股发行所冻结的资金量出发，我们估计全年进入并滞留于一级市场用于申购资金应该在4000—6000亿元之间，而其中由企业、证券经营机构、个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一级市场的银行信贷资金在所有申购资金中所占的比例应不低于50%[29]，估计规模在2000——3000亿元之间。

（2）银行信贷资金进入二级市场规模估计

应该说2000年中国股票二级市场在众多政策性利好的推动下，比如允许保险资金入市、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券商股票质押管理办法的出台等等，走势表现出了比较强劲的上升态势，市场“牛气”较为明显，深沪股市指数也相继创出新高。

2000年难得二级市场的长牛行情，带动了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的热情高涨，不仅促使证券公司、“三类”企业、保险公司等大机构增加了入市资金量，而且同时也使得投资者数量也急剧增加，进入股票二级市场的资金在2000年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涉及具体资金数量估计时，由于股票的虚拟性，我们只能从股票市值，尤其是流通股股票市值的变动中寻找一些数据支持。

在2000年12月，我国股票市场的市值达到4.8万亿的规模，而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特殊的股权设计，其中2000年末流通股所占的比例仅1/3左右，流通股市值规模为1.6万亿左右，考虑到1999年末我国股票市场中的流通股市值仅8274亿元（即新增近8000亿元），而在2000年新流入的资金不会超过4000亿元，因此我们粗略估计为支撑这1.6万亿的流通市值需要8000—10000亿的资金。而在这8000-10000亿资金中，我们认为大概不低于25%[30]的资金是由企业、证券经营机构、个人通过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方式转而投入股票二级市场的，也就是是说2000年二级市场中的银行信贷资金量应该在2000—2500亿之间。

（3）国有股、法人股出资、转让与银行信贷资金[31]

在上述关于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分析中，我们忽略了占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约2/3的未流通股票，即国家股与法人股的出资与转让问题。客观地看，这部分股份的出资与转让，实践中还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在公司配股过程中的操作问题[32]，也涉及到相当规模的银行信贷资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企业往往间接利用银行信贷资金来缴纳、支付其国家股与法人股初始投入以及进行股份配售所需的款项。由于我国的国有股、法人股股份不能流通，股票市值虽然已经达到近3.2万亿，但这个数值是在对应流通股股价的基础之上进行简单的套算后所得，故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市值的概念来衡量这一渠道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根据中国证监会2000年11月的统计月报，我国目前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境内）股份约为1958.8亿股，其中法人股（境内）638.2亿股，依据我国国家股、法人股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规定以及当前国家股、法人股转让的现状，我们估计这些国有股涉及的资本存量总额应该在3000—5000亿之间，考虑到我国《公司法》有关“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投资所占比例不高于20%”的法律限制，这些股份出资、转让涉及的资金不低于2400—4000亿，以5%的比例衡量约涉及银行信贷资金120—200亿。同时我们认为国有股、法人股在若干年股份配售所涉及的银行信贷资金数量不断积累，这些年国有股，特别是法人股的转让日渐盛行，涉及的资金量规模较大，因此这些业务所涉及的银行信贷资金量从数量上看应该不会低于在国有股出资过程中所涉及的信贷资金，于是我们估计国有股这一非流通市场所涉及的银行信贷资金规模在250—500亿之间。

上述三个市场相加，我们估计2000年股票市场涉及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规模约在4500—6000亿之间。

（二）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路径分析

由于银行信贷资金直接进入股市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明令禁止，所以我国银行信贷资金通常都是间接入市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间接通道无非是五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企业、个人和其他单位如保险公司等。具体路径有以下几条：

（1）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融入资金，用于自营

前已叙及，在我国同业拆借市场一直是银行信贷资金间接进入股市的一条重要通道，虽几经整顿，但证券公司与货币市场的联系从未完全隔绝过[33]。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2000年1-9月，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净融入资金（包括银行间债券现券交易和回购）2263.3亿元，已成为货币市场最大的资金需求者。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累计成交额为23145.85亿元，比上年增长216.14％，其中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的短期融资所占比重升至88.4%。据《上海证券报》10月13日报道，证券公司2000年第三季度在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入资金最活跃。7-9月，证券公司净融入资金880.42亿元，比上季度增长12%，基金公司参与债券回购与现券交易7-9月净融入资金324.47亿元，比上季度增长535%。2000年7月中旬以至8月下旬间，证券公司的拆入资金额占到了当期拆借市场交易单边总额的50%以上。从2000年中国股票成交金额与银行同业拆借的月度变化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参见图2）。

我们通过对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交易量的统计分析发现（参见图3），全年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交易量占全部交易量的88.4%，其中7天的交易量占63.7%。7天这一品种交易量如此之大，占比如此之高，与2000年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冻结资金量屡创新高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显然，券商和基金只是同业市场的“后起之秀”——在同业市场465家成员中，券商只有14家，基金29个，虽然不到总数的10％。但这群“后起之秀”相当活跃，在2000年同业信用拆借交易量前十名中，除了全国性商业银行外，国信证券名列第四、国通证券名列第九、中信证券名列第十。[34]我们据此估计，到2000年底，券商与基金管理公司从同业拆借市场借入资金余额在800—1000亿以上。

（2）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股市

随着2000年2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的开办，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纷纷以其持有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以及用该贷款购买股票的规模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经纪类证券公司不能开展自营业务，不可能有或不应该有股票用于质押，它们是无法通过股票质押贷款来获取资金的；其次，有关部门对股票质押贷款的借款人和贷款人资格都作了严格规定，只有经批准的综合类证券公司总公司才能成为借款人，贷款人仅限于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及其授权分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总行，且一家证券公司只能在一家商业银行办理股票质押贷款；第三，用作股票质押贷款的质押物必须是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的、综合类证券公司自营的人民币普通股票（A股）和证券投资基金券，用于质押贷款的股票原则上应业绩优良、流通股本规模适度、流动性较好，并明确规定有几种股票是不能作为质押物的；第四，严格有关比率管理，如股票质押率最高不能超过60％，贷款人发放的股票质押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15％，贷款人对一家证券公司发放的质押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5％等等。

证券质押贷款发展极为迅速。据上海证券登记公司统计，截止2000年12月已累计办理各类证券质押登记申请1674笔，质押登记的证券总市值高达1622亿元。有人据此推测沪深两市通过股票质押贷款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在3000亿元。[35]应当说，这种推测是不准确的，质押登记的证券并非都是流通股，实际上在全部质押登记的证券中，流通证券质押登记只有298笔，质押证券5.07亿股，其中还包括国债。[36]而且质押率不能超过60%，质押贷款所获得的资金也不一定全部用于购买股票，因此，我们不能据此认为通过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就等于质押登记的证券总市值。我们估计证券公司通过股票质押贷款进入沪深两市的银行信贷资金为500-600亿元左右。[37]

（3）企业挪用银行贷款进入股票市场

一般来说，在直接融资发展较快的情况下，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增势会相应减缓。但2000年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直接融资快速增长的同时，银行贷款增长也很快。2000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99371.07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了13.4%，与同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13.8%的增长率基本持平，比同期储蓄存款7.9%的增长率高出5.5个百分点。1-12月累计增加贷款1.33万亿元，比上年多增250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7870亿元，比上年多增2630亿元。贷款数量增长较多，特别是短期贷款增长迅速，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了股市（参见下图）。

图4

1999年9月，中国证监会允许“三类企业”（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进入股票市场，但强调“三类企业”只能用自有资金购买股票，而不能用贷款炒股。但由于“三类企业”用于购买股票的资金在性质上难以界定，允许“三类企业”入市实际上为“三类企业”利用银行信贷资金炒股成为可能。不仅“三类企业”购买股票，其他企业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其他方式炒股的也不少。由于有《证券法》等法规的明确限制和有关部门的严厉监管，企业直接用贷款炒股的现象已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企业挪用银行信贷资金炒股却不是个别现象，至少在“三类企业”中尤为突出[38]。

企业投入股票市场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来自银行，但方式也极为复杂：①企业直接挪用流动资金贷款炒股，甚至挪用固定资产贷款炒股。②非流通股权抵押或质押贷款。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上市公司大股东以其持有的非流通股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的情况已相当普遍，从实践来看，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银行信贷资金大部分又投入到股市中去；③非法协议贷款。有部分企业通过与银行和证券公司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利用银行贷款炒股，即企业向银行借款，证券公司作担保，企业将贷款资金转到证券公司进行股票操作，盈利分成。如果市值降至一定程度，即由券商平仓，损失由企业承担，或者企业由证券公司作担保申请银行承兑汇票，再拿银行承兑汇票去贴现，贴现资金委托证券公司炒股；④“过桥”贷款（或“过桥”融资）。在企业并购、企业上市或增发新股或配股过程中，银行向企业提供“过桥”贷款（或“过桥”融资），由证券公司提供担保，有关部门既没有正式批准商业银行可以发放“过桥”贷款，但也没有明令禁止，但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企业通过“过桥”贷款获得的资金有的投入到股市里去了；⑤运用银行信用额度。银行对一些企业发放的额度贷款的资金流向更值得引起注意，因为银行一般不严格限制额度贷款的用途，而且额度贷款的额度可以循环使用，额度贷款进入股市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一些。此外，在实践中一些企业为了逃避银行贷款不得炒股的规定，将自有资金用于购买股票，生产经营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完全依靠银行贷款，这实际上是变相地使用银行贷款炒股。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估计，在目前100000亿银行信贷资金中，通过企业贷款间接进入股市的资金比例不低于3%（含短期挪用），规模应在3000—4000亿元左右。

（4）个人贷款及其他除了上面提到的三条途径之外，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途径很多，还包括个人贷款及其他一些途径，主要有：

①个人贷款炒股。过去，我国银行发放的个人贷款金额不大，个人贷款在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近年来，为了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国家采取了系列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对个人发放消费信贷，个人贷款迅速增加。2000年，我国金融机构个人住房及消费贷款累计增加2592亿元，比上年多增1693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多增额2500亿元的67.7%。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新增加1952亿元，同比多增1047亿元。[39]相对企业贷款来讲，个人贷款的用途更难监督，虽然国家并没有允许银行对个人发放贷款让其炒股，但个人利用银行贷款炒股的现象始终是存在的。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包括个人股票质贷款在内的个人综合授信业务，这种贷款流向股市的可能性更大。

②来自境内外的银行外汇信贷资金有一部分进入国内A、B股市场。过去由于B股市场不景气，银行信贷资金进入B股市场的现象非常罕见，但境内外银行外汇资金进入A股市场的通道始终是存在的。外汇资金通过结汇或其他方式换成人民币，用于一级市场或二级市场炒作或投资，在将股票抛出后，再将人民币全部或部分换成外汇，之后再将外汇部分或全部汇出境外。这一部分外汇信贷资金中有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境外中资银行或境内中资银行外汇贷款等资金运用。现在随着B股市场的火爆，进入B股市场的银行信贷资金必定会相应增加。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向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再通过各种途径将人民币贷款资金变成外汇，投入到B股市场。

③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流入股市的途径实际上并非只有股票质押贷款一种方式。如证券公司在证交所债券市场上以证券回购方式获取的资金中可能有一部分间接来自银行，属于银行信贷资金。证券公司担保的贷款有一部分最终进入了股市。

此外，国家股配股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间接通过保险公司进入股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估计，截止2000年通过个人贷款及上述其他途径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为300—500亿元左右。

三、关于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若干政策建议

银行信贷资金合理有序进入股市，有助于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推动我国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迈进。具体来说，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一是在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商业银行改善其资产结构，培植新的效益增长点，也有助于增强证券公司的实力，增加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二是实现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三是在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格局下加强竞争，探索混业经营的实现形式，增强了我国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迎接“入世”挑战的能力。因此，我们应站在建立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高度，充分认识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切实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管理。我们认为，监管当局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但必须规范运作。

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以及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的开办，是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资金间接进入股市的仅有的两条合法通道，我们要将这一政策坚定不移地实行下去，我们相信，这项政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意义。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间接入市，在实践中的确暴露出一些问题，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这些问题和负面影响的产生并不是必然的。应当说，现行的《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等规定并没有严重的缺陷，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这些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问题不是出在规定本身，而是出在规定的执行过程中。

历史经验证明，完全分割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切断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通道是不可取的，不加限制地允许货币市场资金自由进入资本市场也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作。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按有关法规和规定规范运作，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大对银行信贷资金间接入市的监管，严厉查处银行信贷资金间接入市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如果发现有违法行为的，金融监管部门要与司法部门密切合作，予以严厉打击。现阶段我们的政策是制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禁止银行信贷资金直接入市，但绝不是要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因此与其说信贷资金入市成为监管重点，还不如说信贷资金入市中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成为监管的重点。

2、积极准备并在适当时候推出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严格制止企业和个人挪用银行贷款炒股的行为。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明流”不够，“暗渠”涌动，所以要开明流，堵暗渠。在开明流方面，主要是要积极准备并在适当时候推出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包括开办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和个人股票质押贷款，允许企业和个人通过股票质押贷款，股票质押贷款不限定用途，企业和个人可以这种贷款购买股票。在将来法人股上市流通后，也可以允许企业以其持有的法人股向银行抵押贷款。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可以首先在“三类企业”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到其他企业。在债券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后，还可以考虑开办债券质押贷款。在开明流的同时，要切实堵暗渠，企业和个人除了股票质押贷款可以用于购买股票之外，不得用其他任何贷款炒股，商业银行要加强对贷款使用情况的检查与监督，包括对额度贷款的使用也要进行监督，禁止企业利用额度贷款炒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第七十八条指出，“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由此可见，银行开办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是符合《担保法》的精神的，《担保法》的这一规定既可以适用于证券公司，同样也可以平等适用于其他经济主体。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不仅是合理合法的，也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迫切需求，有关部门应顺应形势，及早制定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3、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规则，努力防范金融风险。

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最大的问题是金融风险问题。银行信贷资金大量违规无序进入股市，不仅会加大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而且也会加大证券公司和投资者的风险，同时金融风险很容易在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传播，资本市场的风险可以通过“资金链”传染给商业银行。当这种金融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困扰日本10年多久的银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泡沫经济特别是股票市场泡沫破灭的结果，1997年8月香港政府动用外汇基金“救市”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挽救香港的银行体系，1999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与信用交易导致交易规模极大扩张有关。在我国，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证券公司可以通过同业拆借、股票质押贷款的套做和循环，“连环贷款，连环投资”，使其自营股票交易规模成倍放大，推动着股价不断往上攀升。非流通股股票抵押贷款既存在重复抵押的可能，也存在这样一种放大机制。一旦股价暴跌或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信用的“链条”就会断裂，容易形成信用危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金融监管部门应把重点放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上。要防范金融风险，就必须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规则，严格监督这些规则的贯彻执行。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在许多发达国家是正常现象，但也有规则。为了防范股票质押贷款的风险，《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了六条措施，如用于质押贷款的股票原则上应业绩优良、流通股本规模适度、流动性较好；股票质押率最高不能超过60％，贷款人发放的股票质押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15％，贷款人对一家证券公司发放的押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5％等等。规则虽好，但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质押率是银行防范贷款风险的关键。从欧美等国的长期运作经验来看，股票质押贷款质押率为20%-30%，即使对优良股票的贷款比率一般也不超过50%，我国60%质押率显然偏高了。又如，质押股票市值的确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按现行办法，质押股票市值为质押股票数量与前七个交易日股票平均收盘价之乘积，我们认为，应选择前6个月股票平均收盘价来计算质押股票市值。

要防范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引起的金融风险，关键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者。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三类企业”要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分析，引进和培养风险管理人才。具体到股票质押贷款来说，应根据不同股票设定不同的质押率，对股票市场及股票市值进行科学判断。金融监管部门在完善规则的同时，要督促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三类企业”健全内控制度，通过制定相应风险比率，防止它们过度承担风险。

4、完善统计监测制度，适时调控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行为

金融监管部门要想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进行调控，就必须对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途径做到心中有数。为此，有关部门必须完善统计制度，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监测。我国现在公布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交易情况统计只有交易品种的统计数据，而没有分交易主体的统计数据。在交易主体多样化的今天，有必要分不同交易主体统计交易，如果这样，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在银行间同业市场的交易量就可以一目了然，便于有关部门进行调控或制定相关政策。我们在研究中无法找到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的数据，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增设“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或“股票质押贷款”科目。要想准确、全面监测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数量和流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金融监管部门要想及时、合理调控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行为则更困难。但调控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我们为此进行探索。1999年以来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有明显增多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率水平偏低。在低利率时代，企业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甚至个人从银行筹集资金的成本很低，在大牛行情下利用银行信贷资金炒股可以获取高额回报，从而使得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的现象变得比较普遍，制止起来也非常困难。中国人民银行如能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调高利率，对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也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调控要有手段，调控也要把握好时机。有关部门调控时要设定一些参照系，如二级市场市盈率。当股市泡沫严重、市盈率偏高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采取严厉的政策，中央银行可适当收紧银根，调高再贴现利率和再贷款利率；相反，当股市长期低迷甚至面临崩溃危险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采取宽松的政策，引导或者鼓励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通过改革股票发行方式和一级市场定价的逐渐市场化，使一、二级市场投资回报逐步缩小，可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从一级市场流向二级市场。

5、及时调整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管理政策，必要时修改有关法规。

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管理政策不应是凝固的，而应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管理政策应有长短之分。从短期来看，我国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制定比较严格的管理政策是必要的。因为，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都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不清晰或产权主体虚置，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投资者缺乏理性投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加强监管，就容易加大金融体系的风险，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从长期来看，市场经济主体的自担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金融监管部门应赋予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企业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不应过多地干预它们的经济活动，可以适当放松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管制，但也绝不是放任不管。

综合经营是世界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我们不应违背这一大趋势，而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探索综合经营的实现形式。我国现在虽然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综合经营的迹象，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办法的出台，在我国金融分业管理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实现形式大致有三种：一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即由金融控股公司控股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分别从事各自的业务。目前中信集团、光大集团正在朝规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方式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虽然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与我国现行法规也无明显抵触。二是子公司模式，即由商业银行成立全资或控股、参股证券公司，再由证券公司经营证券业务特别是股票业务。三是直接经营模式，即商业银行直接经营证券业务包括股票业务。后两种模式均为我国现行法规所明令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最主要通道是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直接从事股票买卖业务，我国应在条件成熟时修改有关法规，允许商业银行进行股票投资。即使是在现在，《证券法》也宜作适当修改。如《证券法》：“禁止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的开办虽然与《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无明显抵触，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对该条款作适当修改，至少要对该条款作重新解释，以赋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的合法性。《证券法》起草小组编写的条文释义指出，“证券公司依法筹集的资金，主要是指证券公司依法拆借的资金”，这显然与现行做法不相符。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8

在FSI提交的主题报告中，吴晓求教授首先指出，在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金融领域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以下几个理论问题在中国目前尤为重要：

（1）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

吴晓求教授认为，由于客观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要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但从总体上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货币市场的发展来支持，资本市场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没有相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风险规避和风险流动的调节机制。因而在现阶段，研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对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及特点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二者只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市场运行状态的改变、资产形态的改变以及资产流动性的提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两个市场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从期限上来划分两个市场的界限，但是从资金本身的性质来看，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所以还应研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如何区分的问题。

（2）银行信贷资金与股票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

吴晓求教授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关系理论研究的背后含义就是银行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或者更明确的说，就是研究信贷资金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这种有益的、必要的管道。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国内外的发展历史做出清理：首先要理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国外在历史上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上的管道有哪些，这些管道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避这些消极作用？第三，我国目前在打通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关系时有哪些通道和规则，哪些通道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有些管道无论是对货币市场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是有害的，有些管道则对资本市场有利，对银行自身的业务有所提升。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价，需要作详细研究。吴晓求教授在报告中指出，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潜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实际上，“中科系”事件已经给我国提出了这个警示。虽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原则上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股票质押贷款政策在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管道。在股票质押贷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信用创造问题，因此我们要关注这种信用创造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3）金融业的发展与监管模式问题。

吴晓求教授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业的分业发展要求资金界面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的某种界限，所以分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慢慢地受到挑战，银行资产已潜在地包括了股票这种股权性资产。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如果不寻找新的业务平台、不创造新的投资工具、不改变资产结构，将难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业发展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4）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关系问题。

吴晓求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的政策含义就是货币政策制定应在什么范围内、什么程度上来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这涉及到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货币供应量是否充足以及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否真的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状态等问题。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协作的伙伴，两者截然分离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如何建立一个包括发达的货币市场和健康的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提高我国的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二、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FSI报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

FSI研究组认为，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使得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日益深化与广化，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体系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过去20年来，各国中央银行虽然在控制商品与劳务的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资产价格的膨胀，却难有对策。80年代末,日本、北欧资产价格膨胀引发的“泡沫经济”对其经济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90年代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资产价格明显地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更是引起了决策部门普遍担忧。例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多次呼吁有关方面加强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

FSI研究组认为，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各种可交易金融资产总量急剧增加，因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对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制度性变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的货币政策，立足于保持币值稳定，多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作为目标；但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反映的是当期消费成本的变化，如果居民财富总量中金融资产比重较大，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看，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当期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成本，因此，至少从理论上看，将一般物价水平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不完全的。实践中，人们还发现，资产价格的过度上升往往出现在一般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时期。

（2）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传统的、教课书式论述的是凯恩斯的理论，即央行的政策调整先影响市场短期利率，再传导到长期利率，影响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实际经济。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资产存量较大，短期利率的变化，会引起各种资产价格相对水平的广泛调整，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通过企业净价值变化影响企业的借贷成本和借贷能力，从而影响社会信用规模和实际经济活动。

FSI研究组认为，虽然从理论上不能说明资产价格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意义，但是在实践上，目前各国中央对货币政策操作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因素普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变动不拘的心理预期左右，定价基础很难把握，中央银行缺乏影响、控制资产价格的有效手段。如果货币政策将资产价格纳入调控范围，可能会引起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导致资产价格更大的波动。

三、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国际视角

为了动态地把握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FSI报告系统研究了成熟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监管及其演变，样本为美国、德国和日本。FSI研究组希望从这些样本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1）国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演变

FSI研究组分别对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金融创新浪潮以来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三个国家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关系的演变作了历史的回顾。

1、美国。美国自60年代掀起的金融创新浪潮，极大的推动了货币市场的发展，突出表现在货币市场涌现出许多新的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存单（CD），出现了新的子市场，如商业票据市场、可转让存单（CD）市场等。80年代后，美国货币市场与国际货币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的迅速膨胀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美国国内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强大的国际货币市场为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资本市场共同构建起美国以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模式。2、日本。70年代末，日本启动了以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进而相继建立和发展了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回购市场、大额定期存单转让市场、银行承兑票据市场等货币市场，并先后向证券公司开放，极大的解决了证券公司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同时也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随着1998年的“大爆炸”，日本银行、证券和保险开始实行混业经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融合打破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传统界限，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各自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的综合性业务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密切的联系起来，实现了资金在两个市场的无障碍自由流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逐步走上了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3、德国。德国金融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全能银行”。全能银行不仅提供银行服务，还从事有价证券业务，很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工具都是由商业银行创造出来并由其来操作的。德国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德国的资本市场对其货币市场较强的依赖性。

（2）国际信贷资金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演变

在历史的考察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基础上，FSI研究组深入地考察了美、日、德三国信贷资金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联系。

美国的金融业非常之发达，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灵活度很大，这不仅得益于中央银行得力的监管，也与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构架密不可分。在美国，金融体系从微观到宏观是一个统一的网络体系，金融机构对资金如何运作完全是金融机构自身微观层面上的选择，监管部门只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出一个框架加以督促和约束。因此，在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明文限制，更多的是靠金融机构自身进行的微观层面的管理。美国的这种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应该将着眼点放在健全和发展整个金融体系上，其中重中之重是加强各经济、金融主体在微观层面上的管理。德国的金融市场比较落后，证券业发展远远滞后于银行业务的发展，这与其强大的全能银行体制有关。商业银行不仅提供信用，还包揽了很多证券业务。这种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间接式金融体系为信贷资金有序进入证券市场创造了条件。日本的模式存在两极化的趋势，1998年以前一方面它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制，另一方面其金融制度又是以银行间接金融为核心的。这样就造成了对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的严格管制。但是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和金融大爆炸计划的实施，日本也在逐步放松对银行业务的限制，银行资金流入证券市场也逐渐获得了一些合法的渠道。

四、关于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政策研究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以及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管理政策的中国部分，是报告的重要内容。在报告中，FSI研究组集中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1）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历史回顾。

FSI研究组指出，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中国股票市场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总是以或明或暗的不同表现形态出现。199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1999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在监管态度上出现了变化，先是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而又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银行信贷资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提供了两条合法通道。在我国股票市场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改革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之后，允许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间接入市，应该说时机是比较成熟的。

（2）2000年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规模测算与路径分析。

FSI研究组认为2000年中国股市具有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牛市特征，其中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推动股价上扬的重要因素。我们估计，到2000年底，我国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在4500—6000亿元左右，占流通股市值的28%-37%。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违规进入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具体路径有以下几条：（1）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融入资金，用于自营。这条路径进入股市的资金余额在800-1000亿元。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交易量占全部交易量的88.4%，其中7天的交易量占63.7%，这与2000年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冻结资金量屡创新高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2）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股市，估计为400-500亿元左右。（3）企业挪用银行贷款进入股票市场，规模应在3000—4000亿元左右。2000年1-12月累计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13300多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7870亿元。我们通过图表分析发现，金融机构贷款增加较多的月份，往往也是股票成交金额较大的月份。（4）其他途径，如个人贷款炒股，来自境内外的银行外汇信贷资金，国家股配股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购买股票等，约在300—500亿元左右。

（3）关于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若干政策建议。

FSI研究组认为我国应允许银行信贷资金合理有序进入股市，但同时也必须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监管。具体建议如下：

1）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但必须规范运作。现阶段我们的政策是制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禁止银行信贷资金直接入市，但绝不是要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2）开明流，堵暗渠。在开明流方面，主要是要积极准备并在适当时候推出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包括开办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和个人股票质押贷款。在开明流的同时，要切实堵暗渠，企业和个人除了股票质押贷款可以用于购买股票之外，不得用其他任何贷款炒股；

3）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最大的问题是金融风险问题，监管部门要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规则，努力防范金融风险；

4）完善统计监测制度，适时调控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行为；

5）及时调整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管理政策，必要时修改有关法规；

6）各金融监管部门要统一政策，加强协调与配合。

前言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由于客观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要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总体来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货币市场的发展来支持，资本市场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没有相适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风险规避和风险流动的调节机制。现阶段，研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大概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研究：1、金融发展到今天，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否与以前一样？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特点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研究二者只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市场运行状态的改变、资产形态的改变、资产的流动性的提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研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如何区分，因为资本流动性的改善和提高是一种趋势。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两个市场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从期限上来划分两个市场的界限，但是从资金本身的性质来看，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2、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关系研究的背后含义是银行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更明确地说，研究的是信贷资金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这种有益的、必要的渠道。这要对国内外的发展历史作出清理。首先要理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国外在历史上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上的管道有哪些，这些管道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避这些消极作用，以及我国目前在打通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关系时有哪些通道和规则？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价，需要作详细研究。3、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潜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实际上，“中科系”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这个警示。虽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原则上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股票质押贷款政策在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管道。在股票质押贷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信用创造问题，这要引起我们注意，要关注这种信用创造的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4、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模式问题。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业的分业发展，要求资金界面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的某些界限，所以分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慢慢地在受到挑战，银行资产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股票这类股权性资产。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如果不寻找新的业务平台、不创造新的投资工具、不改变资产结构，将难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业发展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5、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问题。商业银行业务中，如果还是传统的业务占主导地位，从国际趋势看，这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需要研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研究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及其管理政策问题，即要研究商业银行在不扩大风险基础上来扩大其业务平台以提高其竞争力，尤其是商业银行如何扩大其边缘性业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6、我们应认真的梳理一下，目前有多少种管道使得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其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有些管道无论是对货币市场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是有害的；有的管道则对资本市场有利，对银行自身的业务有所提升。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9

一、银行实施信贷退出的难点分析

1、地方行政干预及保护主义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政府客户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因缺乏全局观念而只顾地方利益，不积极配合银行实施的信贷退出政策；还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不愿理睬旧账，对于银行的债务问题往往采取推卸和逃避的态度；而有些政府插手的历史遗留债务，由于其背景复杂、牵涉的人及利益大，在企业重组时，政府往往愿意站在企业的那一边，甚至还帮助企业逃债；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单位在筹建项目时向银行贷款，可在项目建成后却以各种理由占用信贷资金不愿归还。这些都是导致银行在实施信贷退出机制过程中出现难点的重要因素。

2、缺乏良好的经济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企业客户方面，目前企业的运作资金大部分都是贷款而来的，一些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0%，其中银行负债占全部负债的85%,一部分企业将信贷资金作为其垫底的流动资金，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较强，银行是难以将这部分资金收回的；当有些企业有其他投资想法时，，企业为了逃避银行的监控，往往会采取隐瞒的方式，然后以虚假的财务信息继续取得银行的信贷资金，用以投资其新项目，保证新项目的正常运行，这样一来，银行的信贷资金也不容易收回了；还有一些企业本身还贷能力就较差，一直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在还债，实际上债务越积越多，在银行要求信贷退出时，便找各种借口推辞或者找各种理由申请继续贷款，这使得银行的退出计划难以继续进行。

3、缺乏良好的信用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不讲诚信、逃避银行债务的情况。有些企业缺乏诚信观念，在借款后不按时归还贷款，甚至想长期性地占用银行信贷资金，在企业最初稳定发展的阶段，与银行还能保持正常的借贷关系，一旦企业遇到风险，便转移资金，拖欠银行的贷款迟迟不肯归还；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制度尚未完善，亦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银行与企业的借贷关系，这样就使得一些诚信观念和道德意识淡薄的企业有机可趁，拖欠甚至逃避银行的债务。

4、缺乏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银行的贷款中，有部分是政策性的贷款，其缺乏完整的贷款资料和档案资料，甚至连当事人都难以找到，致使银行的信贷资金退出非常困难；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地方法院在受理银行起诉企业的案件时，往往会倾向企业那一方，使银行难以打赢官司，即使赢了官司也难以依法完成收贷的工作。

5、银行自身的问题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银行信贷人员在认识上有障碍，一般认为不良贷款的收回工作相当困难；近年来，尽管各大专业银行在信贷管理上投入了更多的心思，但是效果甚微；银行的分配机制和人员素质等内部环境也影响着信贷资金的正常退出。缺乏专才、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信贷人员责任重大但是自身的收入却相对较少，导致信贷退出人员缺乏工作热情，进而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有效退出。

二、银行实施信贷退出的对策探究

1、建立健全的信贷资金退出的激励机制将银行信贷退出工作的进度与其利润任务和资产质量考核指标联系起来，对按时按量完成工作的银行实行奖励制度，等比例或适当减少当年利润任务和资产质量任务，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对工作出色的信贷退出人员进行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有效而持续地开展使信贷退出工作。

2、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首先我们采取集中退出与分步退出相结合的退出机制，对存在不同程度风险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出方法，对那些已经不能正常经营、出现较大风险的企业采取集中退出的方式；对于基本还能维持经营的企业采取分步退出的方式。其次采取适度退出和适时退出相结合的退出机制，银行在实施信贷退出的时候必须从实际出发，正是存在和历史遗留问题，保持退出计划的连续性，应当按因户制宜、因行制宜的原则安排计划，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要确定科学合理、风险可控、符合客户实际的退出计划与授信管理方案，不能死退，更不能退死，要通过其他银行产品继续做好客户关系维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客户的监督，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实况，在合适的时机对企业实施信贷资金退出。

3、完善银行内部考核和监督机制完善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要把退出企业的实际基本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对其采取相应的信贷退出方式，在内部考核的同时依靠审计监督来实现资产质量的逐步好转。

银行信贷资金范文篇10

（一）未正确研究判断信贷资金合理使用的正向约束信贷资金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社会对于扶贫进程中信贷资金的真正作用和应处的地位没有合理地评估，进而导致预判不正确，单纯高估了信贷资金的作用，把信贷资金的投放等同了扶贫工作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重信贷资金的投放，轻资金的合理使用和管理，导致扶贫工作效果并不够明显，金融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环境。正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在扶贫工作中应有的作用判断严重不足，导致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信贷资金的投放与政府整体扶贫工作全面融合的目标、方式以及相互关系模糊，配合不足，缺乏整体规划，影响了整体效应有效发挥。第二，银行信贷资金如何能得到高效使用，如何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外部环境至关重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因此，很难保证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能达到预期的收益和效果。第三，对扶贫工作缺乏必要和合理的考究机制。在多年来的扶贫工作中往往只注重了贷款资金的投放形式，而对银行信贷扶贫资金投放后效能能够最大化发挥应具备的前期环境条件、后期保障管理措施缺少必要的问责机制与激励约束体系。这一切在客观上使扶贫资金的效果大打折扣。（二）扶贫工作的终极目标取向与实际工作方法的差异性。政府扶贫工作的终极目标是明确的，是旨在脱贫全部目标客户，同时在政策方面也给予了帮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注重了形式，忽视了实质，这一切使扶贫工作效果效果有效发挥难度加大，也为银行信贷资金风险隐患形成提供了客观。

二、综合扶贫模式研究

（一）明确界定综合扶贫工作的目标和措施。应正确认识，扶贫资金的使用具有双向作用。其中，如信贷资金得不到合理使用，将降低扶贫工作作用的发挥，能够有效地降低贫困人口家庭收入负债水平绩效水平，无法从根源解决贫困户的贫困境况。同时，风险的存在同样使得扶贫介入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打大折扣。由此可见，直接制约了扶贫工作实际效能的发挥，所以，一定要灵活地运用技术、经济以及行政手段，以保证介入银行信贷资金以及扶贫工作得到有效地统一。要达到风险管控与扶贫效果的双重目标得一统筹兼顾，相关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自律，而金融机构更要自强，积极构建处于良性循环的外部性协调配合体系。这样才能够保证银行信贷资金投放行为对于扶贫工作推进中的积极影响，实现信贷资金投放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负向作用有效消减，最终实现党中央倡导的扶贫工作的标准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中，应以政府为主导，实现金融机构自律与各职能部门为第三方的多方协作扶贫模式。（二）积极构建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在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对各方主体的权责分工进行有效地明确。而政府在综合扶贫模式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所以一定要宏观地调控综合扶贫模式整体进程，要在国家行业政策和激励措施上给予积极引导，以实现金融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在综合扶贫模式实践方面给予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合理地组织并引导金融资源，使其向着全方位综合扶贫积极注入，进一步优化配置扶贫资金。要想实现对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环境风险的良好控制，政府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可预见性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中各方面工作可能存在的负向因素，对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合理实施予以不断地完善，将供给侧解决制度的缺失性问题作为出发点，对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多元主体的权利与责任进行合理地界定，积极构建操作规范要求，并且形成公开公正的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策略。除此之外，要对政府领导下的各职能部门的作用进行合理地运用，以保证正确地引导并严格规范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不断地鼓励，实现信贷扶贫产品的有效创新，同时合理地引导政府领导下的科技、农牧、信息等各职能部门在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发挥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应以信贷资金这一重要载体，对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行为予以有效地规范，以保证政府和金银行为主的出资方与受益的扶贫对象之外的第三方等多元主体在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中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使扶贫效果达到最大化。对于政府、银行与扶贫对象作为全方位综合扶贫模式核心主体条件之下，政府领导下的科技、农牧、信息等各职能部门第三方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通过第三方，不仅能够银行信贷资金的使用效果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在第三方认证以及风险评估等方面，还能够对综合扶贫效果进行有效地督导，避免了投融资的盲目性，以免扶贫效果的失灵。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