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范文10篇

银行改革范文篇1

中国的信贷市场份额商度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中型银行(本文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份额很低，小银行(特别是民营小银行)极不发达。

根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商业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为116406.9亿元，四大商业银行占84.6%，其他商业银行比例为13%，外资银行只占2.4%。当然，随着业务经营范围管制的放松和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如果我们将其他商业银行理解为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果把城市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理解为小型金融机构，他们的力量更加弱小。

在银行体系方面，美国银行有8000多个，大概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全国性的银行，例如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这些银行也是大的跨国银行，影响遍及全球。第二层次是跨地区银行，例如美洲银行、富利特银行。第三层次是地区银行。这类银行数量很多，一般都在某一州开展业务。为当地大的企业和大城市的居民服务。第四层次是社区银行。这类银行有几千家。主要为某一小城镇或大城市的某一社区的小业主和居民服务。这四类银行形成自然的分工。都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工具，使社会不同层次的企业和居民都能得到相应的金融支持，从而使经济活动在不同层面上都能有效的开展。

中国银行业的区域结构很不合理。作为第一层次的全国性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开发银行，与美国相比有两大区别。一是中国全国性银行的资产集中度太高，集中了全国银行资产额的80%多(美国全国性银行只占全国银行资产额的40%，但服务的范围却不对称，广大农村，小城镇以及大城市的小企业都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二是中国没有跨国银行。中国银行虽然在国外有一些分支结构，但基本上是为中国进出口企业和当地华人服务的小机构，不能叫做跨国银行。

作为第二层次的地区超级银行，如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同美国同类银行相比，也有两个主要区别。一是美国地区超级银行一般都在某些地区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的这几家跨地区中等银行在任何地区的市场份额都很小，对任何地区都无大的影响力。二是美国的地区超级银行，一般都有相当的跨国业务，而中国的上述银行都是纯国内银行。作为第三层次的地区银行，在中国非常薄弱。美国基本每州都有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地区银行，中国只有少数省有省级地区银行，如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由城市信用社改组的城市商业银行。与美国相比，中国地区银行数量很少，规模很小，没有形成气候。作为最后一个层次的社区银行，从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国还没有。综上所述，中国银行业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信贷市场的极大份额，竞争还不充分，中型银行比较弱小，小型银行极不发达。这种状况会造成银行业集中度过高，不利于形成充分竞争的信贷市场环境。金融业是一个有机联系、互相补充的多样性生态系统，既需要大中小型商业银行，也需要面向社区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

二、中型银行的壮大有利于银行业竞争和效率的提高

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中中型银行的市场份额非常小，这使得中型银行没有力量对大型银行形成真正的挑战，使大银行得以长期维持低效运行的状况而没有改革的压力。笔者认为，中型银行的壮大是提升银行业竞争和效率的关键。

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应该是梯度传递的有序竞争，才能衍生出一个富有竞争和产业组织效率的信贷市场。小银行在市场上除了和同等规模的银行全面直接竞争外，还会部分地和中型银行直接竞争，但由于实力有限却无法给大银行造成实质性竞争压力;中型银行在业务上除了和同等规模的银行全面地直接竞争以外，还会部分地与大银行和小银行两边都发生直接竞争:大银行在业务上除了和同等规模的银行全面展开直接竞争外，还部分地会和中型银行直接竞争，而不屑于争夺小银行的客户。

三、做大做强中型银行的政策建议

1、实施做大做强中型银行的战略。

大力支持中型银行做大做强战略的实施将带动和加快银行业改革和产业组织效率提升。做大做强中型银行是提高中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关键。这一步棋下好了，可以将银行改革的全局“盘活”。鼓

励现有的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中型银行做大做强，将会较快地打破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寡头型市场结构，加速整个银行业的竞争和改革，带动中国银行产业效率的提升，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银行业对民间投资者要全方位、多层次开放。

中型银行的做大作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要鼓励民间的资金投资银行业，鼓励银行间的重组和兼并，支持帮助中小型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2003年十六届三种全会文件以及2005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文件都已明确提出，要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而目前为止全国意义的民营银行只有一家，这值得我们深思。银行业要能相对自由的进入和退出才能保证在足够的竞争中产生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微观层面银行有良好的经营效率才能保证宏观层面信贷资金乃至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鼓励小型银行(特别是民营小型银行、社区银行)的发展。

当前中国银行产业生态结构存在重大缺陷，小型银行(特别是民营小型银行、社区银行)极不发达已经严重影响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要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这一领域。另外，可以考虑将现存的各类信用合作社拆分、改组为小型社区银行和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各类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不宜按照目前的趋势全部引导其向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其绝大多数仍应定位为面向社区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这也是其在未来的金融业竞争中唯一的生存之道。因为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不会涉足其毫无优势可言的社区关系型融资的领域。但中国的信用社必须尽快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银行和合作制金融组织。

银行改革范文篇2

我国银行业改革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另一方面则是从体制外因素开始的。目的是随着体制外因素的发展壮大，进而影响和带动传统体制的变革，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的。但是，这些银行并没有成长为能与国有商业银行抗衡的力量，主要的原因如下：

1．国有银行的传统垄断优势。国有银行曾占据完全垄断的地位，拥有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良好的客户基础和长期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客户资源，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政府的有关项目也都向国有商业银行倾斜。例如部分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内部文件，指定预算资金只能存在国有银行；央行和财政部对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不良资产处置政策扶持等，股份制银行都无从获得。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成立时间晚，规模小，资本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规模效应，在经营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现有的各种限制还继续实行，股份制银行发展后劲不足问题就将突出。

2．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在推进企业化、市场化改革方面有长足发展，开始有了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和风险观念，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经营思想、经营作风和经营方式，树立了为客户服务的宗旨。例如：为吸引居民存款，国有银行扩大服务范围，大多已经变成了“金融超市”，其业务包括了银证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银行保险、代售基金、代收电费、代收话费、住房贷款与汽车消费贷款等。

3．国家信用优势。4大国有商业银行背后是国家信用作为基础，谢平（2002）研究发现，工、农、中、建在我国是典型的寡头垄断，他们同属于一个“父亲”，他们的竞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由于在实质上是国家最终为银行的经营成果承担责任，因此存款人不必担心4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而贷款的资金是部分来源于存款的，这就造成了4大银行存的越多，贷款越多，不良资产越多的循环。而股份制银行要凭借自身的信用开拓市场，难度就大了许多，由于没有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股份制银行无法享有国有银行的国家信誉担保。

4．金融产品同质化。在我国分业经营的政策下，各个银行间的产品同质性很强，加上利率尚未市场化，中间业务收费未全面推行，银行在金融产品的创新上空间非常狭窄。在这一背景下，股份制银行在经营理念上也没有大的突破，依然把“存款立行”作为经营的重点，没有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所处的竞争环境进行有效的分析，大多采用了与国有商业银行雷同的营销方式，使得体制的优势没有充分得到发挥。

综上所述，目前的银行市场结构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整个银行业的面貌，加入WTO后，虽然引进的外资银行都是世界上比较著名、历史长、信誉比较高的大银行，他们的管理、金融产品的设计等等都十分先进，但是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以及外资银行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短时间内对4大商业银行造成的威胁并不大；但4大银行的改革是迫切的，不仅关系到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效率和资源配置都将具有重大的影响。

二、技术模仿与制度创新

1．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制度结构。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产权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为：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产权制度决定了经济组织的类型和形式，也决定了该组织经济效率的高低；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一种产权形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核心在于该产权制度安排能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实现产出的最大化。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出复杂且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因此，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为求解最优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国有产权名义上为全民所有，而实际的产权主体是政府。中央政府是国有产权的真正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采取委托的管理方式。2．技术模仿优势难以持久有效。杨小凯（2002）指出，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4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借鉴了发达国家银行的运作模式，并在一定时期内效果显著，但由于没有好的体制加以保障，这种技术模仿所带来的优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不能在本质上解决银行家的激励和约束问题。

3．体制再造可以为技术模仿提供更优化的平台和条件。制度创新和技术模仿并不是对立的，制度的创新可以为技术的模仿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而技术的模仿又对体制的再造产生要求，发生作用，促使制度的优化。当然，制度创新解决的是银行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产权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体制再造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它是银行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

三、国有银行改革关键——民营化

1．民营化是现代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营银行已经成为银行业的主流（张新，2001）。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从1998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世界上10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2000年末，国有银行在全球银行资产中仅为30%，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北美和澳洲，国有银行比重低于10%。

欧阳卫民、李茂生等（2002）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一般以私人资本为主，产权明晰，权责明确；而国有银行的所有者虚位，对经理人的监督形式化和弱化，造成了较高的“内部人交易”的道德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竞争力现状不如人意，机制能力不强，制度改革不到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2．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再造具有积极的意义。产权不改变，产权主体缺位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产权主体缺位，使得委托关系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产权不改变，国有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分离，国有银行必然会受到政府的垄断性保护以及政策性负担的约束；如果没有触动产权制度的改革，体制再造也就无从谈起，因为产权代表的利益是银行的最终目标，而产权的不同形式，也就决定了不同产权下寻求各自利益的方式的不同以及交易效率的不同。

在国有独资的产权制度下，国家是唯一出资人，资金来源单一，致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能达到国际标准；而且，这种产权占有具有不可转让性以及经营责任的无限性，这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有效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不可能，职业银行家选择机制的产生不可能；另一方面，也使银行的金融风险完全集中于国家，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可能形成的危害性。另外，目前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因此造成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之间的严重错位。

3．上市不是民营化的必然选择。目前轻改制、重上市的风气很盛，很多人以为原来的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法人控股银行只要能够多少吸收一些中小股东成功上市，就能够改善银行的经营和提高银行资产质量。事实上，如果仅仅着眼于融入补充资本金，这种预期是不现实的。许多国有控股企业在包装上市以后，虽然得到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原有企业并没有经过实质的改造，新的企业制度没有建立，机制也并未得到改变。

银行改革范文篇3

银行再造（ReengineeringtheBank）是业务流程再造（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BPR）理论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和实践，是商业银行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以业务流程改革为核心，突破传统的“职能分工”观念，通过辨识、分解、评估业务流程中的各个环节，以有利于客户价值的要求来设计业务流程，组合组织结构，改造经营管理模式，从而使银行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经营效益大幅度提高，最终使银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1．银行再造理论的起源及产生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商业银行纷纷以变革求生存，掀起了一场银行再造运动。面对当时激烈的竞争，银行家吸收了在企业管理领域中正兴起并且在很多企业应用卓有成效的企业再造(CorporateReengineering)、业务流程再造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并在银行业进一步深化，从而形成了一种银行管理的新方法——银行再造。银行再造理论主张对银行原有的经营管理方式和业务流程进行改造和重建，将组织内部的非增值活动压缩到最少，寻求以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及时满足不同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究其实质，是一种银行经营战略的再适应。

2．银行再造的内容。一般而言，成功的银行再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核心内容：（1）重新设计和改造业务流程。业务流程是银行再造的核心领域，银行再造的关键就是重整业务流程。概而言之，就是要从业务流程着手，通过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进而进行删除、整合，对银行运作过程进行科学梳理，把各部门的生产要素按最自然的方式重新组合。（2）管理再造也是银行再造的重要内容。银行再造在强调业务流程再造的同时，并没有仅局限于关注业务流程，它认为不同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到业务流程的质和量，因此随着业务流程的再造，其他与管理有关的思考方法、组织结构、员工技能、权力分配价值观以及管理制度等因素均应有重大的改变。只有企业文化经过转型和重塑，才能真正将银行带入一个崭新的境界。（3）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银行再造对业务流程重新设计方面经常会遇到诸多方方面面的瓶颈，常规的人工手段已不能解决，必须依赖于信息技术。美国再造思想大师迈克尔·哈默(M.Hammer)认为，信息技术是流程再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信息技术是业务流程改造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信息技术，要谈再造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我国商业银行实行银行再造的必要性

1．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迫使国内银行进行再造。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约定的时间表，将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扩大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开放人民币同业市场。外资银行将在一年以后获准为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两年后为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五年以后为个人提供包括人民币业务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这张时间表给国内商业银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理念、策略、管理机制等方面还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不能迅速改善，那么将可能受到如下的冲击：首先，优质客户的流失。外资银行肯定会凭借其规范的服务、先进的技术、完备的国际结算网络、广泛的国际商业联系和市场信息、度身定制的金融创新品种等来吸引和争夺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其次，优秀人才的流失。外资银行在成立初期和迅速发展阶段，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一定会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以相对高薪、出国培训机会、一定的职位、较好的福利保障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来吸引国内商业银行的业务骨干和高中级的管理人员。第三，本外币存款市场的竞争。存款业务是商业银行主要的负债业务，外资银行必然采取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抢夺本外币存款市场。第四，本外币贷款市场的竞争。贷款是国内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业务，也是主要收入来源，外资银行资本金比例高，资产质量优，经营效益好，一旦允许展开价格竞争，外资银行可能会采取较低的贷款利率来争夺优质客户。

2．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转换对国内银行提出了内在要求。

在过去的几年内，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沿着增设金融机构，拓展银行信用方式和提高经营质量的思路，一步一步向真正的商业银行体制目标迈进。但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比，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还相对滞后，原有体制的许多问题、矛盾、弊病在目前的经营体制中依旧存在，银行的运行机制和运转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突出的表现为商业银行还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银行经营还受到地方行政干预影响等。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再造的途径

1．对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和重新组合。这一部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现准备阶段。再造小组工作人员要摸清银行各部门所做的事情及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再造小组要确定哪些流程划入可能开展再造的范围，同时提出再造要求与目标；并进行初步的成本——收益分析；第二阶段：重新设计阶段。首先，开始业务流程的再造工作，它的任务包括：审核方针、业务规章、成本、增值、收入、工作流程等，重点是理清相互关系，给模型输入定量内容，最终形成现有流程的详细模型，为设计新流程作准备。其次，界定新的业务流程备选方案，产生新的模型和新的工作流。新的流程设计一般先是根据早几步为项目设定的具体目标，修正整个流程的工作流，让各种变革都反映在各流程环节的工作流程里，然后对各个环节再作优化，有的甚至会被优化掉，最后再画出“业务关系图”，具体界定有哪些变化。例如银行内部有关部门的协调，相互间的业务重叠及多重的管理环节等可大幅度缩减或删除。最后，评估每一个备选方案可能需要的代价及其产生的收益，这一步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提出一个可予实施的方案。第三阶段：具体实施阶段。一是选择最相宜的方案，即收益最大、成本最小且冲击最弱的方案；二是实施方案，同时准备好应急措施。

2．对组织结构进行相应改造。要大力推行扁平化组织机构。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仍实行垂直化管理体制，经营活动按部门设立，形成职能群体，完整的业务流程常常被人为的分割开来，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必须建立扁平化的组织机构(或中心辐射式的组织机构)，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减少上下级之间信息的失真，进行银行组织机构的再造。与此同时还要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银行再造的目的是能为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节约客户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必须为客户提供“一步到位”的服务，建立以客户为主体的管理体制，银行不再按传统的存款、贷款、资金汇划、外汇业务等进行分工，而是将银行金融服务职能综合化，向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

四、我国商业银行再造实施的关键成功因素CSF（CriticalSuccessFactors）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实施银行再造的关键成功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

1．信息技术创造性应用。信息技术是银行再造的技术保证。就信息技术利用来看，银行再造是深度的信息化，银行再造利用信息技术不仅是指把原来手工劳动以机器取代，更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彻底翻新业务流程，就是要超越对信息技术仅限于初步的文字数据图表处理阶段，充分发挥其巨大的高技术潜力，创造出全新的业务和业务流程。美国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文卡特拉曼把信息技术促成的企业转变分为五个层次，信息技术在企业中所被运用的层次越高，改造就越彻底，流程的效率就会越高。成功的银行再造不再留连于技术层面，而将信息本身视为核心资产，一切以信息管理为先。一些再造后具有重大优势的银行往往采取信息密集策略，运用大量信息，采用统计方法预测顾客的选择行为，将银行与客户间的可能关系加以管理，这就是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CRM）。从BPR走向CRM是银行再造对信息技术应用的新趋势。

2．高素质人才。在当前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人才是银行之本、是银行的核心资源。大预言家奈斯比特(Naisbitt)在《展望90年代——西方企业和社会新动向》一书中就曾指出：在信息社会，人力资本将会取代工业企业金融资本成为战略资源。这一点在银行再造过程中就显得特别突出，人成为再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再造过程的发起人，除必须懂管理外，还必须懂业务流程、信息技术等多种综合知识，才能设计出合理的新的业务流程并保证其贯彻实施，彼得·圣吉(Peter.Senge)在《第五项修炼中》称这种人为魅力型领导(Charistimaticleader)。对于流程操作人员，在流程被重新整合和设计后，原来由多个专业人员完成的多项工作则由一人或几个人组成的“流程小组”来完成，对每个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新流程中所必须具有的几乎所有能力。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高素质的人才是决定银行再造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乔·佩皮帕德（JoePeppard），菲利普·罗兰（PhilipRowland）．业务流程再造（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中信出版社．

银行改革范文篇4

分析当前我国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可以发现其存在的主要不足：

(1)支付结算系统与联行往来往来系统自动化程度不高，系统不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迟滞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清算速度。

从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功能分析，商业银行支付结算是为商品的流通结算提供结算渠道，它以客户为中心形成收款人与收款人开户行、付款人与付款人开户行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

通过两个层次的结算结构，将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系统与联行往来系统“嫁接”完成本为一体的异地支付结算，实则是割裂了整体的异地支付结算系统。现行商业银行与客户、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两个层次的结算系统不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这种做法的缺陷是按照手工操作的模式，移植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上，形成结算业务数据与核对业务数据的双重发送。而且部分票据还使用信函传递，大大降低了联行业务监督的时效性，也不利于商业银行的资金清算速度的提高和业务数据的共享，形成票据满天飞局面，同一结算业务往返传递所需的票据近十张，甚至超过十张。浪费了人力、物力，降低了系统的工作效率。同时，通过结算系统外传递票据速度慢，易丢失，保密性差，给不法分子提供的作案机会多。同时，也为商业银行延压资金的划拨时限提供了借口。

(2)支付结算系统没有把人员的管理和权限有机结合起来，在整体上实现对从业人员操作权限的控制和操作风险的防范。

票据一经签发形同钞票，对于持有人形成资产，对于债务人形成真实的债务，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思想，商业汇票可以充当资金融通的工具，成为商业银行贴现与再贴现金融工具，但是回首我国票据法颁布以来，商业银行票据信用业务的开展状况，不难看出，商业银行除对国内企业商品交易所使用的银行承兑票据开展了票据贴现业务外，商业承兑票据的贴现与流通难于开展，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除商业承兑票据信誉度低于其它票据外，商业承兑票据自身所应具备的信息，如业务的背景、票据的真伪的鉴定、企业的背景等各种环境要素信息不畅，也成为制约票据流通的重要因素。因此，强化票据的开发管理，严格支付结算系统各工作环节的权限管理，从源头上杜绝没有商品交易背景的票据开发，对于我国商业信用业务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成为商业银行加强内部牵制制度建设，防范商业银行票据操作风险的重要举措。

(3)支付结算系统没有企业的资信评估与支付结算风险的防范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数据共享。

创造良好的资金结算环境，杜绝虚假票据的产生，成为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在计算机网络被商业银行广泛使用的今天，各工商企业的资信状况和企业形象，不应成为其开户的商业银行的独家财产，而应成为商业银行领域内办理相关业务的经办人员判断业务风险程度的共享资源。在支付结算过程中，按照业务风险防范需要，企业开户银行通过建立工商企业资信档案，全程控制商品购销合同的签定、票据的签发、企业债务结算的进度，以及债务票据结算的历史，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权限有限开放这些信息，将是推动工商企业形象建设和商业票据流通、融资、贴现业务开展的前提。也是我国银行系统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商业票据贴现与票据流通发展缓慢的制约因素是票据的背景信息不畅，同时也成为产生票据纠纷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金融结算系统内，有限开放企业资信信息和票据背景信息，并将企业的资信评估纳入支付结算系统建设之列意义重大，同时也会成为推进企业资信建设的加速器，也是商业银行实时防范金融风险，拓宽商业票据流通范围和贴现范围，推进和监督商业信用的重要保证。

(4)支付结算系统没有把重要凭证管理纳入其中，银行内部重要往来凭证的管理停留于折角验印和密押的检验上，与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所能提供的内部牵制相差甚远。

在支付结算系统中，重要凭证是指能够构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空白传票，是企业重要的支付工具和信用工具。按照来源可以分为二类：一是外来凭证，主要是三票：支票、汇票和本票，即银行受理业务时客户提供的支付工具。二是内部凭证，这是银行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所产生或使用的凭证，如各种支付结算方式所产生的借贷方凭证。落后的凭证管理手段，使不法分子有机可承，商业银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风险防不胜防，商业银行获取这些凭证信息的渠道闭塞，不能从源头上证明这些凭证的合法性和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企业负债资信状况无从查找，也妨碍了商业银行的对外授信业务，不乏分子在结算渠道上无法得到遏制和信用惩罚，商业银行的内部牵制成为一纸空文。

(5)支付结算系统没有把会计核算系统纳入其中，使商业银行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会计核算是清算银行与客户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债权债务的重要手段，我国银行系统的电子化和现代化，必须把会计核算系统纳入自动处理体系之内，这样既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提高核算的精度，也加快了资金的清算速度。在中央银行总体调控金融行为的工作中，可以做到足不出户既实现对商业银行账务的监督，即使该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其威慑力也可想而知，将会计核算纳入支付结算系统迫在眉睫。

实践证明，近来我国商业银行系统连爆大案，与落后的银行系统密不可分。在计算机网络普及的时代，我国电子银行系统只是实现了部分业务功能的改造和通讯硬件手段的现代化，整个银行系统业务软件系统的改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业务软件系统具有强烈的升级换代需求。解放思想，创新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与银行联行往来的有机结合，成为目前中央银行解决金融操作风险，遏制大案要案发生的重要举措。

2我国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发展对策

2.1升级我国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和电子联行往来系统，实行流程再造

重新设计支付结算和联行往来的软件系统，根据金融电子化的要求，重新组织票据的传递流程、业务的组织、会计的核算、人员的管理、权限的设定等工作，健全银行信息共享、企业资信查询、票据查询等体系。支付结算和联行往来系统的生机换代可以吸收当前电子银行系统已经取得的成果，对应该纳入而尚未纳入电子银行系统的各种子系统重新设计，为了节约成本，这一工作的开展可以由中央银行牵头实施，商业银行上线出资的做法，笔者认为这一新系统可以有以下子系统构成：

(1)业务处理系统，再造三票即支票、汇票和本票和三种结算方式即汇兑、委托收款、托收承付的处理流程，按照计算机网络的处理的特点重新设计业务系统。

(2)会计核算系统，整合商业银行会计核算系统，统一管理银行对外服务业务所使用的会计业务，重构商业银行电子化账务处理体系。

(3)资金清算系统，完成同城票据交换结算和联行往来结算以及存款帐户异地存取结算。实现结算业务在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横向业务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结算功能。

(4)信息管理系统，为银行业务的经营管理提供必要的管理信息，主要包括会计报表、企业资信管理、票据保证信息管理、票据信息查询等经营管理所需要的管理信息。

(5)事后管理系统，完成支付结算所必须的事后检查处理，必要时可讲该部分内容并入业务处理系统，在流程再造时重塑内部牵制制度。

(6)凭证管理系统，主要对内外重要凭证进行有效管理，包括凭证印制注册、请领发放以及凭证状态的查询。

(7)其它管理系统，主要是未包含在上述系统之内需要追加的各种管理措施，如人员管理、权限管理、入网机构管理等。

通过流程再造，增强系统的开放扩充功能，强化银行内部牵制制度，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功能，促进商业信用的发展，为商业信用时代的到来提供净化经济环境保证。

2.2商业信用制度的完善——开展票据创新

商业信用制度的完善有赖商业票据自身信誉的提高，票据联保制度也是提高商业票据信誉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银行对企业签发的大额商业票据，可实行企业联保机制，既允许其它企业为票据签发企业所签发的票据出质、出保，完善票据保证的立法规定，保证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并经司法机构公证。票据的保证情况载入联行企业资信查询数据库中，为了推进商业票据的流通，还可允许企业签发附息商业票据，以保证债权人的权益。在此基础上，由商业银行提供承兑、授信、贴现为主的多种方式资金融通，以促进商业信用的健康发展。

2.3实行支付结算票据债务备案制度，以央行为中心，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区域企业资信评估制度

商业银行是提供中介服务的金融机构，除了疏通支付结算的结算渠道和信息渠道之外，建立工商企业的信用档案，也是支付结算完善的重要举措。每个工商企业开户的商业银行应为其工商企业建立资信档案，对企业的基本状况、近期的财务报表、使用结算工具对外产生的债务及其偿还情况应以立法的形式，纳入支付结算网络范围之内，通过设定权限，在办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之间任意查询，并根据一定标准为企业进行资信评级。商业银行可以在支付结算涉及的关系银行之间公开企业的资信状况和企业票据债务发生及结算进度情况以及对票据的拒付情况，由于涉及面广泛，信息畅通，企业无理拒付票据将影响其资信状况，从而产生推动工商企业自身形象建设的内在动力，净化经济环境，减少金融风险。

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系统的完善和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是我国开展商业信用，促进商品流通，繁荣经济的根本保证，也是化解金融操作风险，净化经济环境的根本举措，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的健康发展必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银行改革范文篇5

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维持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很难短期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2国有的金融产权使得国有银行经常产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这种冲动又是一种缺乏风险约束的单方面趋利行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机性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完成了国家对其分派的政策性任务之后，国有银行必然会追求自身的效用偏好，而发放由自己决策的商业性贷款是其追求本行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但由于银行产权的国有性质，作为人的各银行机构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冲动，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过度发放某些高风险贷款（如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结果导致大量不良债权的产生，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投机性不良资产。由于国有金融产权的退出成本将很高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性，使得国家作为注资者和出资人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或转让产权来威胁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银行正是利用了国家在产权上的劣势来满足其自身的效用偏好，同时也容易出现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其表现形式则是投机性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

3国有银行在风险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不足的情况下，自身也缺乏更多的金融创新激励，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X非效率特征。对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来说，没有私人能够合法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下，许多技术上可行的、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们却往往没有积极性去做，所以生产了X无效（杨小凯，1997）。这个论点对于国有银行也是适用的，国有银行人均利润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就是一个明证：据统计，1995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人均利润率仅为111万元，远低于中信实业银行3953万元和中国光大银行3949万元的水平（武捷思，1996）。

从以上三点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国家还处在渐进改革的阶段，即使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比率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了8%这个目标，也容易因为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X非效率而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家要维持8%这个目标，就得不断给国有银行注资。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竟在哪里？毋庸质疑，不良资产的不断再生甚至加速增长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最主要问题，而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导致不良资产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其应在改革中首先予以解决。因为这个病根不除，任何存量改革都是无效的。笔者认为，政策性不良资产源于渐进改革本身，所以并不能在国有银行内部体制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而只能在渐进改革这个更宏观的层次上逐渐消化。以下就抑制政策性不良资产问题从整个渐进改革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

1在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贡献份额已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却又得不到足够外源融资的情况下，国家应鼓励国有银行逐渐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信用约束要相对好于国有企业，银行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要大于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这样就会减少新增不良资产的发生。而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因此还可以在我国加入WTO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竞争之前抢先争得一批信誉良好的非国有经济客户，增加优良资产的比重和银行利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减小入世可能会给国有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这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在得到更多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对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再就业、补贴利益受损阶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国家因此可从“国内外援”（樊纲，1994）那里得到更多的改革收益以弥补日益高昂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在当前国企改革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这种体制外产出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可以这样说，给非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既有利于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国有银行在实质上向商业化转变。当然，如果非国有经济得到了相对更多的信贷份额，那么国有企业所能得到的份额必然会相对减少，体制内产出的增速也自然会下降。但我们只要能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用向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增量来抵消因体制内产出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渐进改革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不会向激进式改革转化。

2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国有银行可以通过逐步增加向非国有经济放款来减缓不良资产的增长，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无论如何都仍将是国有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重点（包括改革中与改革后）。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转制，政策性不良资产就将在长期内困挠国有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绊脚石。如果国有银行不能成功实现商业化经营，在我国加入WTO后就很难与实力强劲的外资银行相抗衡，国有金融体系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尽管国家已经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是力度还稍显不够。我们必须抓好入世过渡期这个改革时机，否则国企改革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解决政策性不良资产再生的同时，我们也要抓紧解决投机性不良资产再生和X非效率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相对于前者来说处理起来会简单一些，因为仅对国有银行体系内部进行改革就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这从国家加大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力度后国有银行出现主动的“慎贷”行为就可以看出来。国内学者在国有银行改革问题上提出的不少有建设性的政策主张虽然很难根治政策性不良资产，但对于抑制投机性不良资产的产生和X非效率现象的出现还是比较有效的。诸如深化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国有银行的内部控制和激励机制、加大金融监管和金融执法力度以及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等建议从性质上讲都是具有实质改革意义的，国家对此应做的事就是加大改革力度并保持改革方案实施的连续性，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当然国家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时也应循序渐进，要与整个渐进改革同步，在逐渐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下做到有张有弛，松紧适度。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2]张杰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与清债博弈[J]经济学家，1997，（6）

[3]樊纲论改革过程[A]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C]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4]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J]经济研究，1999，（1）

[5]樊纲论国家综合负债[J]经济研究，1999，（5）

[6]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银行改革范文篇6

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创立或担保，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具有特殊融资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我国1994年成立政策性银行以来，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加大了对重点产业、基础设施、进出口企业和农产品流通等领域的政策性信贷支持，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初设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为了弥补市场资源配置不足。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发展。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导致投资过度膨胀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占用了大量信贷资金，使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因缺乏投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投资效益低下使金融体系孕育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其次，为解决收购资金“打白条”需要。1994年以前，我国粮棉收购资金采取“地方财政、购销企业和农行各三分之一”的解决办法，地方财政和购销企业资金经常出现缺口，给农民“打白条”现象严重，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为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需要。专业银行既按国家要求办理政策性贷款，又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开展商业性业务；另一方面，专业银行经办政策性业务掩盖了实际经营亏损。为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央行调控基础货币主动权，199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

1998年以来，三家政策性银行每年近3，000亿元的信贷投入，成为我国GDP年均增长7.7%的重要推动力量，2002年末我国政策性银行贷款已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12.16%。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制度缺陷

1、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保障业务运营。我国政策性银行至今没有单独的立法，成立时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也没有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修订，成为政策性银行业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国外政策性银行一般是先立法，再依法设立并经营，金融制度通过立法确定，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和补充，如《日本开发银行法》、《韩国产业银行法》等。

2、国家信用和担保内容缺失。开发银行属于政府独资经营的政策性银行，享有准财政资信等级，这是开发银行运营的基础。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国家信用缺乏实质性内容，在资本金补充、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主要方面的支持有限，与国际上规范的政策性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3、资本金及充足率不足。我国政策性银行目前尚未形成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充足率有下降趋势。而国外政策性银行除了实收资本外，还注重增加资本准备，资本充足率与政府给予的国家信用支持相匹配，通常高于一般商业银行。

4、银行功能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到位。近年来，国外开发性银行正由专业银行向综合银行转变，在传统银行业务基础上开拓资本市场业务。而我国开发银行的业务范围过于狭窄，主要资产业务仍为单纯贷款业务，缺少国外同业所从事的债券、股本投资以及担保等创新业务，难以运用市场化、商业化手段实现政策性目标，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开发程度的深入，将难以满足客户日趋多样化的需求，难以适应市场要求。

5、缺乏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国外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构筑政策支持体系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保证贷款回收和防范化解风险，其核心是建立可靠的担保体系，优先清偿债务，以及资产证券化等。而我国政策性银行这方面的支持和手段较少，运营中有较大的风险。因此，提高信贷决策质量，建立和改进信贷风险管理是政策性银行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要性

回顾历史，我们在1994年建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时，基本思路是模仿日本模式，即以政府补贴和非盈利为目标，该模式此后逐渐陷入困境。进入21世纪，改革政策性银行的呼声日渐高涨，而国家开发银行也通过有效引入商业化运行模式，成为三家政策性银行中最成功的典范。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曾经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的重大制度突破。随着金融问题逐渐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金融体系中各个层面的制度优化问题再次摆到了我们面前。其中，对于政策性金融在中国金融发展中的重新定位，也成为推进金融改革与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突破点。改革开放多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是进一步促进开发性金融的必然选择。开发性金融是适应制度落后和市场失灵，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式，在国际上已有百年历史。从各国的实践看，开发性金融通常为政府所拥有，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用建设制度和开发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承担着支持经济发展、投融资体制改革及相关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必然选择，并且在另一方面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贡献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全球化的竞争时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如何在与国外优秀商业银行的竞争中保持自身的优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是政策性银行在未来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商业化改革后，依靠自身的优势和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逐步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并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支持。

通过分析，在当今金融体系发展及改革的形式下，为了尽可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鉴于我国政策性银行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势在必行。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为其他政策性银行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实现政策性银行的改制，我们应该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为依据，通过规范化改革，将政策性银行办成机构体系完善、经营目标明确、治理结构科学、资产状况良好、业务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管理手段先进、具有较强政策执行能力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银行改革范文篇7

我国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社会金融资源的60%以上,而他们的体制又与金融和经济发展很不匹配。现在四大国有银行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呆账、坏账比例太高;二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四大国有银行在面对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外国银行的竞争时,如何保证其存款和客户不会减少,即维持和保障自身的市场份额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国银行改革进程的反作用力主要来自四大国有银行。而现在,对四大银行的改革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四大银行目前存在的首要问题是产权关系不清、治理结构低效。四大银行名义上均为国家所有。但长期以来,所有者缺位问题十分突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有银行目前存在的问题都能从产权缺陷中找到根源。他们认为,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带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改革,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因此,国有银行必须根据产权理论重塑产权结构,改变单一国家主权的现状,实现私人产权的进入和退出,从而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对国有独资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成为现代企业,才能实现政企分开,才能使四大银行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才能使他们充实资本金,增加其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建立健全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管理,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他们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的设想是:将现有国有银行总行改造成国有商业银行集团,作为银行集团的核心银行必须由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实质是要改变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通过私人参入金融资本的手段,来矫止国有产权所有者虚置而引起的一系列扭曲行为,使国有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使其在微观上达到利润最大化,在宏观上能对市场信息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做出合理的反应,使宏观金融效率达到最大。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同一个问题。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理顺产权关系,而要明确产权必然会涉及到股份制改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银行改革几乎没有起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充当渐进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银行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保证了中国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权。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必须从体制、管理机制、技术三个层面全面进行银行改革:体制层面,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合理产权架构,建立高效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有效的资本约束;管理机制层面,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内部结构框架,建立合理高效的运行机制;技术层面,通过对经营、管理活动和操作程序的改革来改善银行内部的管理。

对国有银行的改革,目前我国政府已提出一项计划,拟用5年或更长的时间,把四大国有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人民银行近期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个“金融改革方案”,将由政府向四大银行注资,规模达400亿美元左右,以助四大银行进行改制,在2007年以前全面解决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利润偏低问题。对于银行的坏账问题,关键是控制好增量,控制其不再增长,若GDP每年增长8%,7年后坏账占GDP比重就会下降一半,10年下降70%。按人民银行的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在2005年之前将其平均不良资产降至15%以下,每年下降3%至5%。然而,对四大银行的改制方案实际上是分拆上市的方案,而在当今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国际金融机构纷纷扩大他们的市场规模,实行全球化战略,渗透所有的金融服务,直接兼并后银行资产数额巨大,笔者认为,将四大银行进行合并为一家,我国银行就可顺利解决资本充足率和坏账高的问题,其在国际的排名也可立即提升。目前全世界的银行发展趋势是合并,银行规模大,优势才显现,如果把四大银行分拆,规模不仅变小,而且削弱了竞争优势。即使现在实行了分拆方案,那也只是暂缓之计,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将会合并,通过股权进行合并要迅速和容易得多。毕竟在我国能与外国银行进行竞争的还是我国的国有银行。针对四大银行机构庞大的现实,我们可以进行剥离,使其采用吸引民间资本等方式另立门户,作为新成立的国有银行的同级机构。国有银行上市以后也并非万事皆休,为防止经营者利用自己的地位做出不法行为,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当局对银行的监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不是综合改革的最终目标。改制上市并不能解决商业银行发展中存在的全部问题,因此,在当前要继续推进银行的资产结构、收益结构等调整,改进金融服务和优化资源配置。

对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我们要吸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一些经验,不能再只听雷声不见雨点,久不见成效。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我们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如果改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当前形势下,我们要着手处理好以下儿方面:一是要在银行内部建立按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强化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使得银行的操作风险尽可能地降低;三是要吸引外部注资化解不良资产,使其保持存续能力。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

为适应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对金融中介和金融服务的客观需要,有必要在我国适度建立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我国共有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他们的经营状况要好于国有银行,但他们的规模小,所占市场份额小。正因如此,他们的竞争力不强。如果中国的股份制银行能够进一步壮大,就能推动中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由于存在准入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靠设立分支机构的发展战略会极其缓慢且成本较高,他们会以股份制银行为跳板进军中国的银行业,抢占市场份额,利用现有的网络、员工和客户群体,这样做盈利快,投资少,且易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与四大国有银行相比,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相对完善,经营较为透明,不良贷款率较低,其分支机构主要集中在发达和沿海城市,客户资源优良,这也是外资银行选其为合作伙伴的主要原因。从股份制银行的角度来看,他们可利用外资银行的优势,比如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市场经验、先进的经营理念、既有的先进技术和金融产品等等,来优化资本结构,提高竞争力。

外资银行主要以参股的方式来绕过政策方面的诸多不便参与中国银行业,他们会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我国银行业,这对于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改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同时,外资银行带来世界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和机制,将进一步促进引资银行的重组和改革,并为其将来上市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入股的外资银行,还要防止他们把引资银行变成其分行或把他们的坏账转移到这些中资银行,防止在若干年后变成外资占控股权的银行,谨防“引狼入室”。

现在,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准备重组上市,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己相继成功上市。我认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与重组应以实现产权结构合理化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为重点,要以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和壮大,要积极地通过增资扩股、出售股权等形式引进经营质量好、素质高、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通过股权经营的合作,促进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合理的股权结构的形成。股份制银行在瞄准国外银行的同时,还应该引进国内的战略投资者,吸引有能力的投资者入股,并在发展过程中适时推进股份制商业银行间的重组与兼并,把股份制商业银行做大做强。

三、发展民营银行

我国现有的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银行结构与已经初步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企业结构之司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中国经济发展最缺乏的是中小企业的贷款机构,而国际上成熟的经验是大中小银行并存的结构,我国服务于小地区的小银行相对较少。另外,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缺乏民营银行。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国有银行产权是国家所有,西方的商业银行的产权是民营的私人银行所有。事实上,在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对本土民间资本的开放不应再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按我国加入WTO的协议,加入5年后,外资银行将享有国民待遇。既然能对外资银行开放,为什么不能对本土的民间资本开放?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的原则,要把改革开放中的非国有经济的成功经验应用到金融领域,发展民营银行。从金融改革的次序看,在我国应按照先对内开放再对外开放的次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加坡所受冲击最小与其金融改革的次序不无关系。在我国建立和发展民营银行也是我国金融深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对于民营银行的定义,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民间资本控制论,认为民营银行就是资本来源于民间,并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二是民营企业参股论,认为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三是公司治理结构论,认为民营银行就是具有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银行。在我国,民营银行是以“银行改革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的,它被赋予了艰巨的历史使命。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有两个优势:一是可以更好地扶持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二是民营的经营机制按市场的规则运行会更有效率,民营银行的收益质量也会更高。

对于民营银行的发展模式,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类似于特惠制的试点法,即经过试点、推广、过乱、整顿和规范等步骤。这种做法只允许被选样的少数地区或城市进入市场,享用先期改革的收益,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金融改革有很大的风险,要慎之又慎,要减少风险只能靠试点,并且要强调试点的多样性。二是实行普惠制,即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在对民营银行进行真正审慎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不人为地制定民营银行发展的地域或特殊群体,通过市场机制来选择。在这两种观点中,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在资源的配置上,市场机制要比行政手段更有效得多,合理得多。这已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对于民营银行是通过改造还是通过新设来组建,我认为二者各有利弊。改造的成本可能比较低,但原有银行的遗留问题也较难解决。新设的成本可能偏高,但内部管理要清晰得多。但我更倾向于通过改造来建立民营银行,这可以通过民营银行的发展途径略见一斑。第一种途径是接管四大国有银行在“瘦身”过程中撤并的县以下的经营网点,这样不仅弥补了基层金融的空白,而且解决了基层资金“失血”的问题。再者民营银行可以接管中等城市的一些经营不善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其进行注资,按经营企业的理念对其进行整活。另外,发展民营银行的另一广大空间是农村。目前正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这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一个良好契机。当然,发展民营银行还要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关键是要在客户群体中民营银行要建立起自己的信用体系,还要有一批既懂经营又懂管理的金融复合型人才。另外,在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推出等方面监管当局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当然,我们还要认识到,目前在社会信用缺失和金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民营银行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风险,如道德风险、寻租风险、流动性风险、内部人控制风险、经营风险、退出风险等。银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我们不能因为民营银行存在各种风险而将其拒之行业之外。所以,在我国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中小银行提供一个与大银行平等竞争的环境,提高银行业总体的竞争力,促进银行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钟伟,巴曙松,赵晓,高辉清·中国银行业的出路在哪里[J]·财经界,2003,(1)·

[2]李惠·关于商业银行上市[J]·资本市场,2003,(1)·[3]杨大光·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设想[J]·经济研究参考,2003,(15)·

[4]吴敬琏·银行改革: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J]·金融与保险,2002,(12)·

[5]四大银行改制方案初定[J]·银行家,2002,(3)·

[6]张延军,柯大纲·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五个趋势[J]·金融研究,2003,(8)·

[7]姜波·竞争与合作: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J]·财贸经济,2003,(1)·

[8]刘红忠,马晓青·中小银行的公司致力于金融风险管理[J]·国际金融研究,2003,(4)·

[9]尹龙·发展民营银行:几个关键问题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2,(11)

银行改革范文篇8

中国的银行业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两个“两难”：一个是效益与风险的两难，另一个是改革紧迫性与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难”，也就是“快”与“慢”的“两难”。

我想讲的主要有三点：（1）现有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所存在的问题；（2）应对之策：大力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和民营投资者；（3）国际经验与未来银行治理模式的选择。

国有银行的基本现状可以用“高、低、差”来形容：不良资产比例高，资本充足率低，盈利能力差，公司治理结构落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定，打算采用三步走的战略：商业化、股份化、上市。坚持国有股份占主导的前提下实现商业化经营，通过内部改造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益。

但可以断言的是，即使国有大银行上市，只要银行的产权结构仍没有什么变化，经营决策权由国有大股东的人来掌握，管理体制就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因而，现有国有银行的改革目标和方式将会遇到三个问题：（1）国有股东控股导致产权不清，外部监督不力，软预算约束问题；（2）导致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与真正的现代银行治理结构“貌似神异”，从而不能真正的改善现有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现在中国的A股市场1000多家上市公司，好公司没有多少，其原因就是它们只是想圈钱，公司的治理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股市没有起到筛选企业、筛选管理人员的作用；（3）现有的改革模式也不能解决当前完善外部制度环境的长期性和加速银行改革、提高银行效率所面临的矛盾。

银行业的技术特点导致银行具有三大风险：经营风险大、道德风险大、外部危害性风险大。银行业的技术特点所造成的高风险，决定了银行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高度依赖性。那么，如何在银行业所具有的“三高风险”、当前银行改革存在的两个“两难”、以及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的这些约束条件下，使得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良好的盈利动机，坚持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真正改变银行治理结构，即使在当前经济制度环境不健全的条件下，降低改革的社会风险呢？我们认为，首先要打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走向“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形式，积极引入多元战略投资者，这包括民营投资者，特别是大力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政府不再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从而真正营造起适应现代经济条件的治理制度。

银行改革范文篇9

一、2004年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明显加快

1、适应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挑战

到2006年，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的承诺，全面放松对于外资银行进入银行市场的限制，中国的银行业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过渡期的机会，对国有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改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难以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2、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巨大成本，同时也由于银行体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轨过程中积累了较大的不良资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之一。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强劲，如果不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累计新的不良资产包袱。

3、提高中国金融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十分强劲，中国金融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风险状况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目前中国的金融业总资产20多万亿，17万亿贷款余额，如此大的金融总量对经济运行来说举足轻重；如果银行体制中积累的不良贷款如果规模过大，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会形成潜在的威胁。

4、中国把国有银行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

从目前的银行改革趋势看，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之前是迅速改革国内银行体系的最后机会。较之1998年的资产剥离，这一次的注资是实质性的资金注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剥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于在2006年之前全面改革银行体系的决心。反观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因为对银行体系累计的高额不良资产等问题犹豫不决，导致经济一直缺乏活力，而到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痛下非常之举和多次的增资扩股，使得一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观，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它的活力和生机，这给予中国的银行改革同时以正面和反面的参考和借鉴。长期以来，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相对来说较为滞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为滞后。如果说中国在改革的早期尝试新设一些市场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增量的改革来触动国有银行的改革、施加“外部压力”的话，那么，现在看来，这种改革思路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实证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动国有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因之，此次中国决定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对两大国有银行进行改造，主要是具体考虑到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一直仍占有支配性、主导的地位，所以必须还要从内部、从治理结构上加大力度全面改革和完善。

二、当前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内容

1、全面的资产重组和财务重组：主要是注入资源进行不良资产的清理

根据中国银行2002年年报，到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法统计，其不良贷款总额为4085亿元，最后损失类贷款高达1874亿元。建行至2002年底不良贷款总额为2680亿元，其中损失类为569亿元，但可疑类亦有1289亿元之多。两家银行的损失类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这应该算是其不良资产的底线。用于核销不良资产的资金主要包括准备金、拨备前利润和资本金。目前中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22.09%，即有近900亿元的准备金。建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13.4%，即有350亿元的准备金。但是，这部门准备金尚不足以弥补损失类贷款，因此需要动用近两年的银行利润来核销不良资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2002、2003年中国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经营性利润均达到500亿元人民币左右。在此基础上，按照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将财政部原来持有的所有资本金全部用来核销不良资产。经过初步的框算，经过准备金、新增利润和资本金以及其他形式的举措，基本上可以核销历史上的不良资产。

2、注资

经过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清理之后的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比率方面看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银行，但是也是一个没有资本金的银行，此时以外汇储备注入资本金，则起到了在新的银行框架下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作用。

2003年，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了1600亿美元，因此即使去掉450亿美元，到2003年年底还有40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然高出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最优规模。实际上，从1994年中国出现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就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从央行的角度来说，尽管减少了外汇储备，但是投资科目增加了，过去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所得到的收益率不过2%，现在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内的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专门负责向试点银行注资、并监督注入资金的运营。中国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派员组成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国中央汇金公司今后将以中行和建行的最大股东的身份，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3、产权结构的重组

主要是强调引入具有国际水准的战略投资者，通过技术转移、改善公司的股权结构等，促进银行的治理效率的提高。

4、上市

这主要是指通过促进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市，改进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引进市场的约束，促使国有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水平。

5、改革的重点在于促进国有银行治理机制的转换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此次注入的各种公共资源有8000多亿元人民币，为了促使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不再制造新的高额不良资产，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转换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也就是所谓“花钱买机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这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创新。

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在这两家银行的内部治理方面提出了10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制度；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利润最大化；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整合业务和管理流程，实现机构扁平化和业务管理垂直化；建立市场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会计原则，加强财务管理，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化优势，积极推进重组上市进程；加强人员培训和公共关系宣传，做好综合改革的相关工作。

同时，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还参照全球经营管理水平较好的商业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制定了包括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率、资产回报率等在内的7项财务考核指标，督促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经营绩效方面达到国际银行业的先进水平。

三、客观看待中国的银行体系积累的不良资产及其发展趋势

此次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注资，动用了较大规模的公共资源，显示中国政府支付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因为承担转轨成本形成的不良资产。

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实际上支付了经济转轨的成本，如何处置这个成本，直接影响到银行未来的改革方向。如果通过全面的不良资产清理和注资，就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曾经尝试也期望国有银行靠自己内部管理完善，靠内部的经营能力慢慢消化历史形成的包袱，但事实上庞大的不良资产包袱不但拖累四大银行，还使得难以在客观上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考核。通过注资和一系列的改造，可以使中行和建行先行一步，同时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改组中证明行之有效的举措，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中借鉴实施，从而对整个国有银行的改革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1、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形成分析

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中，30%不良贷款的形成来自于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30%的不良贷款来自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国有银行超过50%的贷款是向非国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助学贷款和个人汽车信贷）发放的。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部分地区法律环境较差、法制观念薄弱所导致的。15%来自对部分行业如军工生产的转型所导致。

因此，总的来看，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管理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因此，虽然不良贷款总体规模较大，但是比较而言，国有银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比重并不高。

2、中国当前具备了解决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有利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和金融体系脆弱性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的决策层下定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系。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基本放弃了对国有银行的行政干预。

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商业银行决定贷款的自主性。

中国的政府已经逐步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义务。

中国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了条件。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利用现有资源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也为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的问题带来了可能。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监管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关注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比危机之前下降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法律法规，包括《破产法》、《证券法》和《公司法》等均在进一步的完善修订之中。

新增贷款质量相对优异，近几年的新增贷款的不良资产比率在2%以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带动的贷款资金需求，为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创造了积极条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效应；国际投资向中国转移的世界工厂效应；以汽车和住房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品升级效应；民营经济主导效应；以及重化工业化带动效应。

另外，中国的监管机构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不良资产考核办法。以2004年颁发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为例，该办法一是强调“对银行风险进行全面监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监测和考核包括对不良贷款、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风险的全面监测和考核。二是加强“对不良资产余额和比例的双重考核”。三是体现非现场和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分别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设立“派驻监管小组”，收集、分析四家银行总行经营管理和综合改革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率先改革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初步归纳起来，此次中行和建行率先启动改革，可能产生以下5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

二是可以促使中国的国有银行更有效地、自主地配置金融资源，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通常来说，不良资产的下降会带来银行贷款投放能力的上升。这次通过大规模注入资金，再配套相应清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对于增大国有银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正是国有银行积极调整资产结构的机会。

三是意味着探索出一条多元化、高效率地利用外汇储备的新的途径。

四是随着这样注资改造国有银行，与其说政府是花钱为这些不良资产“买单”，不如说是花钱给国有银行买了一个新的机制。

银行改革范文篇10

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病急不能乱投医”一文中分析了78个国家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郎教授认为银行的经营利润和股权结构没有显著关系，他说“银行改革是一个次于法制和经济改革的一个课题，和产权结构无关，也和监管无关”。他还说，“我们的结论是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因此我们否定了民营化和引进外商行的必要性”。当前在中国金融改革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都强调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需要通过股权多元化达到清晰产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显然，郎教授的判断与经济学主流针锋相对。无论如何，我都非常钦佩郎教授的反潮流精神。

全世界大部分银行都是股份制银行，或者说是民营银行，例如著名的花旗、汇丰银行等等。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分类，只要国家控股的比例低于50%就称之为民营银行。因此在许多学术刊物上把银行上市称为民营化。银行上市过程就是产权多元化的过程，只有实现了产权多元化才有条件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如果依然保持着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就很难实现政企分开，很难在金融机构中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最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争取上市，吸收民间和海外资本等等都是为了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的股权结构。

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从19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系统调查了107个国家的银行。截止2000年底，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0％。这个比重在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国有银行的比重持续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比重从40％下降为20％，在发展中国家由60％下降为40％。国有银行比重最高的国家有中国、东南亚和前苏联国家。如果不包括转型国家，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几乎都是穷国。在北美和澳洲，国有银行比重低于10％，在欧洲和日本低于20％。世界上几乎所有经营绩效较好的银行都是民营银行，而国有银行在排行榜上几乎都忝居末位。[1]

倘若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国银行相比：从股本回报率（ROE）来说，花旗集团为38.8％，美国银行为30.6％，汇丰控股24.8％，而中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只有7.6％，工商银行3.7％，农业银行2.2％，建设银行3.8％。

从资产回报率（ROA）来看，花旗集团为2.08％，美国银行为1.97％，汇丰控股1.27％，而中银行的资产汇报率为0.38％，工商银行0.14％，农业银行0.10％，建设银行0.14％。[2]

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际大银行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怎么能够说，银行的绩效和产权没有关系呢？

在拜读了郎教授的英文论文(BankOwnershipStructureandEconomicPerformance)的数据结构之后发现他在数据处理、回归分析和逻辑推理上似乎有些失误，结论来得过于唐突，实在不敢苟同，愿意就此题目向郎教授请教。

二、银行经营绩效的数据处理

郎教授文章采用股本回报率(ROE)来评估银行的经营绩效。不过，这样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旦银行在经营中出现不良贷款，银行具有足够的清偿性，能够凭借自身的资金冲销坏帐。倘若不遵守这条规则，采用股本回报率来评估银行经营绩效可能误导信息。显然，银行资本充足率越低，股本回报率越高，可是，他们遭遇金融危机的概率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本回报率比较高，也不能称之为好银行。世界上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8％，例如，美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04%，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平均资本充足率都高于11％。其中，花旗集团的资本充足率为11.25%，汇丰控股13.3%，而中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27％。有些农村信用社只有2%左右。[3]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2004年动用450亿美元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就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因此，如果用股本回报率来分析银行绩效，应当删除所有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机构。倘若一定要把那些资本充足率达不到标准的银行包括在内，也应当对他们的股本回报率打折计算。这样一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就更低了。三、该研究没有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导致缺乏针对性

在郎教授的数据中，中国金融机构只用了3家股份制银行，而没有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银行金融资产的65%，其实际影响远远大于他们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在许多领域中甚至处于垄断地位。由于郎教授的样本中没有包含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别是在讨论产权改革时文不对题，欠缺说服力。

在郎教授文章中引用的3家股份制银行的产权结构为：国有股为0，民间股(WidelyHeld)为0，国内资本控股(DomesticFI)97.27%，外资控股2.728%(详见Table6,OwnershipStructureAcrossCountries)。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推敲。事实上，除了民生银行基本上以民间资本为主之外，其余股份制银行的国有股的成分都相当高。如果仅仅把国有股的定义限制为财政部拥有的股份，那么，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持有的股份应当划归哪里？如果按照郎教授文章所说，中国股份制银行中的国有股为零，当然不再需要什么产权改革了。

四、国有持股比例并不等于产权结构改革

郎教授分析的958家银行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其中，“大众持股的银行比例非常低，只占所有银行的15%，而国家持股银行比例最高占28%”。在这里没有弄清楚郎教授所说“大众持股的银行比例”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一般股民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数目，还是指一般股民在银行中持股的比例？从数据来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国家持股的比例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郎教授的结论也许可以比较明确地阐述为：“在上市银行当中，国家持股的比例对于该银行的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倘若如此，我同意郎教授的结论。因为在上市银行中，国家持股的比例有多有少，并不能说国家持股10%就一定比20%要好一些。郎教授的结论并没有错：在上市银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其绩效就越好，但是，这并没有说明国有独资银行是否需要推进股份制改革。

五、推论的可逆性

郎教授的推论缺乏可逆性。

回归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例如，闭关自锁一定落后，但是对外开放不见得保证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证明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未必一定和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世界各国当中，除了石油输出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中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亚洲四小龙。他们全部实行对外开放的出口导向政策。有许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尽管他们也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至今还很穷。这说明对外开放只不过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开放政策误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好像只要一打开大门就自然而然会富起来。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需要许多条件，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在上市银行当中，经营绩效未必和国有持股比例显著相关，但是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国有独资银行的绩效一定差，民营银行的绩效一定好。在民营银行当中有好的，也有差的。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在印度尼西亚表现最差的恰恰是一些由皇亲国戚开办的民营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西方各国已经绝迹。只有在那些比较穷的发展中国家，或者那些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当中国有商业银行才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因此，比较可行的分析方法应当是拿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来和其他银行做个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已经就此课题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看看他们的报告就可以了。

六，打破垄断，改善竞争环境

如果要讨论中国的金融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四大银行全部是国有独资。在动用外汇储备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之后，这两家银行的股东由财政部变成了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实际上，无论名义如何变化，并没有改变这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等到这两家银行上市以后，性质才发生了变化，可以称之为股份制银行。如果将来国家持股比例低于50%，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惯例称其为民营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