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范文10篇

隐私权范文篇1

关键词：隐私权宪法权利人格权

一、隐私权的概念和出现之比较

第一，隐私权的概念比较。首先从私法的角度定义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生活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然后从公法，即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定义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对于私人信息自我控制、不被非法利用，私人事务自主支配、不受侵扰和私人活动自主决定、私人秘密不被侵犯的自由权。可以看出，民法中的隐私权更多的是人格尊严方面的保护，而宪法多是从自治性、自由权方面的保护。

第二，隐私权出现的顺序比较。从源头上看，隐私权是以寻求侵权法保护的面目出现的，这有着深刻的大陆法系民法保护的根源。在我国，学者们至今还在民法人格权保护的视角下研究和界定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这是和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的开端和努力分不开的。但是，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却从民法保护走上了宪法保护的道路。1890年，美国波士顿市社会名流华伦夫人不满报纸对她所开的舞会的报道，由其丈夫——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撒莫尔·华伦及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白兰·德斯教授——发起主张“不受别人干涉”的权利，并在《哈佛法学评论》上著文阐述隐私权，揭示了隐私权的概念及相关的理论。华伦教授和德斯教授所强调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有着深刻的大陆法系民法保护传统的。他们的文章努力把大陆法系特征的基于尊严的隐私权保护引入美国法律。可以说，他们的隐私权保护是从大陆法系的民法典对荣誉和尊严这样一种精神性权利的侵权保护借用过来的，美国侵权法保护意义上的隐私权的雏形在法国和德国的民法典中可以找到。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大陆法系具备了隐私权法保护的雏形，却没有明确提出侵权法保护意义上的隐私权保护。由于美国人对自由理念的尊崇，政府始终被看成是个人权利的最大的威胁主体，所以美国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集中体现在针对政府权力行使的宪法保护上。二战后，德国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是借助于基本法一般人格权保护完成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之后，人们加深了对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认识。当代国家权力扩张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对于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强烈需求，人们对于隐私权基本人权的认识更加清晰。虽然侵权法保护隐私权依然是重要的，它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保护尊严利益，但是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更为重要，并且还可以从基本法的高度完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如今世界许多国家都从宪法高度保护个人隐私权。

二、隐私权保护理念之比较

第一，民法中隐私权保护理念。与公法相比，民法对人的价值实现有着更直接、更普遍的作用。民法的一切制度都以人这一主体为出发点，并且又以人为其归依。没有私法，自由、平等、权利、人权这些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将会由于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成为无力的说教。在现代人的观念日益受到物化威胁的市场背景下，强调民法理念的人文精神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人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趋向。民法中隐私权保护的理念主要是人格平等和意思自治理念。所谓“人格平等”，指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现代社会，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人格尊重是现代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权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国法律先进与否之标志。人格制度保护个人的隐私领域不受他人不法侵入。由于侵入他人隐私领域的技术手段日益增多，因此保护个人隐私具有特别的紧迫性。“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形成与其他民事主体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受国家、社会团体和其他个人的非法干预。隐私权主体可以在不妨碍他人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

第二，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理念。人格尊严和人格自治是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的理念。“人格尊严”，又称人性尊严、人的尊严，简单的说就是对人的尊重。它体现的是对个体人的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的尊重，是把每一个人当作人来对待的价值取向。人格尊严是生而为人就应该具有的绝对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价值地位。以人格尊严作为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终极价值基础是德国基本法在写入人格尊严内容后具体实践的结果。这种人格尊严作为隐私权宪法保护的人权法价值基础，它支持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也包括个人私生活秘密不受窥探；它所对应的侵权对象是绝对的，既包括平等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公权力。关于“个人自治”，按照近代以来重视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国家和个人关系上，国家权力行使应该为个人留下不受干涉的自由的领地，即个人自治的领地，所以消极自由与个人自治是从国家和个人两个角度表达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应该承认多元的私人生活方式，采取宽容的态度。政府只在个人自治的选择和决定伤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时，才可以通过权力对个人私生活进行干预。而即使是需要政府介入的私人领域，其前提也应该是个人可以控制意义上的，这正好是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直接人权法价值——个人自治所要求。

三、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之比较

第一，隐私权保护的民事立法现状。许多国家对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一旦遭到侵害，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诉因诉至法院；一种是间接保护，不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认为它附属于其他权利，必须附着于其他侵权诉讼才能使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得以追究。我国还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确立为自己的保护对象，而只是简单规定了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法对隐私权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O条提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权，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可见，对于公开他人隐私，造成他人名誉损害的行为，同样适用《民法通则》第120条公民名誉权受民法保护的规定。

第二，宪法中隐私权立法现状。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这些规定为保护公民隐私权起到了重要作用。无庸质疑，规定不得非法侵入公民住宅，通讯秘密不被侵害，不得以宣扬他人隐私方式损害公民人格尊严等，是保护公民隐私不被人知晓或公开的重要方面。但我国个人隐私权不仅在法律上没有确立保护地位，而且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也严重缺位。我国传统上并无隐私权观念，只有隐私案件，对隐私的理解仅局限在伦理道德层面。我国没有能发展出积极的追求私人生活的观念是因为在我国没有完善的重视个体价值的私法文化的发展。

四、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方式之比较

第一，民法中的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首先，没有准确界定隐私权和荣誉权。这反映出一种缺陷，即对隐私权的保护过窄，使许多应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事实被排斥在外。其次，民法对隐私权意义上的隐私权的保护也是不完整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这一解释说明，隐私权的构成要件是：(1)必须是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2)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在认定上作这样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将会产生许多漏洞，使那些非法获取隐私的行为人，以未泄露、公开隐私或未造成社会不良后果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再次，我国目前关于隐私权规定的内容散见于各种法律之中，还没有专门的隐私权立法。

针对民法中隐私权保护存在的缺陷，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隐私的保护。首先，建议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人身权篇中，赋予公民享有独立的隐私权，并将其列为与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等公民传统的人格权并行的权利，使其真正成为公民人格权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同时，从间接保护方式转变为直接保护方式，一方面便于当事人在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可以以此直接向法院提出保护自己隐私权的诉讼；另～方面，还可使公民依据隐私权来对抗他人依法享有的、以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为代价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其次，在《侵权法》中，直接规定隐私权及其权能，并明确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当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就可以隐私权受到侵害为由，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同时，公民对隐私权的内容、范围、保护方式等都会有清楚的认识，便于公民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从而实现对人格权更全面的保护。再次，借鉴外国的经验，制定《隐私权法》。最后，在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中应明确规定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与侵犯隐私权的界限，规定只要违背本人意愿将其与社会生活无关的私生活擅自公开就构成侵犯隐私权。

隐私权范文篇2

[关键词]隐私隐私权名誉财产权

[正文]

在对隐私权的已有研究中，学者多从纯粹思辨的法哲学层面对隐私权进行权利证成，主要关注的是隐私权的正当性问题，而对隐私权的实证分析关注不够。我们认为，对权利的法哲学证成是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仅仅停留于证成还是不够的，权利还要实现。而在对权利实现的研究中至少应当考虑效率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而经济分析法学恰是以理性人作为前提假设，将效率（效益）作为法的宗旨，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主张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权利也是一种资源）的法学理论。所以，经济分析方法是我们研究权利实现中的效率问题时一个基本的方法。本文尝试使用经济分析法学的分析方法，以法律效率为目标，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隐私权进行经济分析，以期厘清隐私权中所蕴含的经济理性，从而为隐私权的实现奠定理论基础。

一、隐私权的界定

（一）隐私权概述

隐私的意识或观念，在人类的始祖以树叶遮蔽身体时，已朦胧形成。但隐私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被提出来，却是距今仅百年的事情。通说认为，1890年美国人萨姆尔D？沃伦（SamuleD.Warren）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D.Brandeis）在《哈佛法律评论》（第四期）上发表的《隐私权》一文是有关隐私权的第一篇法学专论。自此以后，法律实务和法律学说都对隐私权问题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探索。①隐私权在实践中和学说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其内容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但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其《隐私权》一文中将隐私权界定为生活之权利和不受干扰的权利，内容为个人对其自身事务的公开揭露权，其所保障的是个人的思想、情绪及感受，或者不可侵犯的人格。[1]托马斯？库利将隐私权定义为不受干扰之权利，认为隐私权就是使得个人能保留独处而不受干扰的权利。[2]（P387）艾伦？维斯丁在《隐私与自由》一文中将隐私权界定为个人、团体或公共机构自主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在什么程度上与他人沟通自己的信息。[2]（P388）此外，主要还有人格理论和亲密关系理论。人格理论认为隐私权虽然是以维持个人生活的独立完整、不受侵扰为目的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决定是否将自己的私人信息公开以及是否拒绝别人对其身体及住宅进行搜索等等，呈现的都是一个人对其人格的主张，其目的在于保持个人人格尊严。[2]（P390）亲密关系理论认为隐私权其实是将所谓的公众或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或私密做一区分，有针对性地划分出一个专属于个人的“亲密关系”加以保障以避免他人、公众、社会侵扰之权利。[1]

正如RichardS.Murphy教授所言：“‘隐私权’这个短语像是一个变色龙。它的应用范围从一个人的家或人不受物理侵犯的权利，不受政府干涉而做出一定个人性的和隐秘性的决定的权利和防止一个人自己的名字和形象免于商业性‘公开’的权利到这三者的结合。”[3]（P2381）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认为隐私权的范围还包括“从堕胎到讹诈，从偷听电话到医疗和个人记录的秘密，从名声的权利到对广告中使用名字和形象的控制，以及房主免于未要求的广告宣传品打扰的权利，一直到证据法中的法定特权，如律师的特权”。[4]（P121）隐私权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使人们很难界定出一个举世认同的精确定义。

（二）本文的界定

对隐私权界定的困难起因于对于隐私本身的理解差异。隐私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从它第一次在法庭上被论及和见诸于学者笔端之时，就一直困扰着学者和法官们。对隐私的法律概念产生困惑和误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是因为隐私在一系列场合下被大众、律师和法官使用，但在不同场合下隐私的含义又不尽相同：“有时，隐私一词的含义可涉及信息的获得或披露。有时又指身体隐秘，有时又指所有权或者控制权，有时又指个人的决策权。总之，隐私一词带有信息、身体、财产和决定等方面的含义。因为隐私存在不同的用法、语境或意思，所以任何试图为隐私找到一个统一的定义或理论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5]（P8）“隐私是对一大堆价值和权利的一个一般的标签。在今天试图给隐私下一个一般的定义比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自由的定义更难”。[5]（P13）所以对隐私本身理解的差异导致了对隐私权本身的不同理解。我们也不能轻易地给已有的各种隐私权理论妄下断语，判其对错，本文的兴趣也不在于对定义的纠缠。我们将集中关注这样一种理论，即“信息控制理论”。[2]（P388）美国有的学者也认为，无论是在普通法上还是从隐私的字面理解，隐私权都包含了个人对关于他（她）本人的信息的控制。[5]（P254）

我们认为，隐私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能代替具体的事物或者是人的行为，而只能是由这些事物或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因此，从本质上来说，隐私是信息。信件、个人秘密、个人活动等本身并不是隐私，只是其中所记载并反映出来的信息才是隐私，“私人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私人信息，是一种不固定的、正在变化进行当中的信息，而且只有这样理解这里的私人活动，才不至于将私人活动与人身自由权中的人身自由相混淆”。[6]（P32）再者，从本文的需要来看，“如果对隐私法的法律分析要成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一个在分析上清晰和一致的分支，则必须将焦点集中在隐私法有关个人对自己信息传播的控制方面”。[4]（P121）所以，我们在这里将隐私权宽泛地定义为：个人控制其私人信息的权利。

二、从隐私到隐私权——私人信息权利的初始配置

根据科斯定理，②我们可以推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中，我们私人信息的初始权利安排对人们生活中的信息产出最大化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愿的交易达到信息资源的最大产出。但交易费用是永远存在的，并且永远为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信息权利的初始配置，因为它影响着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而我们对隐私权的经济分析也主要是在私人信息权利的初始配置的角度来进行的。

但是私人信息的范围相当广泛。比如，个人的血型，个人的身体参数，个人的性偏好，个人的信用历史，个人的个人活动情况，个人的收入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私人信息的列单可以无限的扩张，它涵盖了法律中很大的领域。对信息资源的权利初始配置的理想状态是法律将信息进行详细的分类，针对每种类型的私人信息在不同的交易中的成本与收益情况而将信息权利配置给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从而能够带来效益最大化的一方。科斯也认为，问题的解决绝对没有普遍的方法，只有对每一种情形、每一个制度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基于成本——收益分析选择的特定法律。[7]（P6）但是，我们也必须将成本——收益的思维方式深入到权利的初始分配过程中。在现实中，权利初始分配的成本和交易成本一样，绝不是为零的。首先，寻找使交易成本达至最低点的初始权利的界定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耗费成本的过程。其次，权利的界定和实施是需要成本的，在有些情况下，这个成本也是惊人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私人信息是非常广泛的，要使每种情况下的私人信息的成本收益都一一明确的话，成本的确是太高，并且这本身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隐私，本身是个动态的概念，这更增加了立法的难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对私人信息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别的信息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进行权利配置。在这个问题上，波斯纳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他将个人隐私分为有关名誉的隐私与其他隐私。[4]（P122）我们这里遵循他的思路，将隐私分类为有关名誉的隐私和脱离名誉的隐私这样两个基本的类别，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对私人信息权利进行经济分析，从而试图明确哪些私人信息权利应当配置给信息创造者以形成隐私权。

（一）有关名誉的隐私

1.名誉与欺诈：波斯纳的观点

波斯纳是在隐瞒或掩藏私人信息的基础上来考察隐私问题的。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希望禁止向别人谈论我们的真实信息，是因为我们要进行“欺诈”。[8]（P246）

波斯纳认为，隐私大多时候就是隐藏私人的信息，而人们之所以要对自己的真实信息进行隐藏乃是因为很多的私人信息与个人的名誉有关。名誉是一个有价值的资产，是其他人对名誉享有者作为交易、社交、婚姻或其他类型的伙伴的估价。[8]（P279）拥有一个好的名誉会降低有益的交易成本。通过将其作为一个高品质或可信赖的标志可以做到这一点，这非常像一个商标。名誉在经济学中被看作为一项财产，因为它是由在诚实上的投资（如，通过放弃对用不诚实赢利的努力），在可信赖性以及对影响名誉的其他方面的投资所创造的，这些对名誉的有关影响会产生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利益。[4]（P122）

波斯纳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名誉，而提高名誉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人忽视或埋葬个人“坏”的事实信息而宣扬“好”的事实信息。“坏”的事实信息往往是“那些有关自我的信息也许与以往或目前的犯罪活动有关或是与他公开声明的道德标准不一致的行为有关，并且掩饰的动机常常是要误导同他交往的人们”。[8]（P241）“一个人通过努力说服潜在的交易伙伴——雇主、未婚妻、甚至是偶尔相识的人——认为他是一个高品质的人，从而推销自己。应该允许他有权揭露其隐藏‘瑕疵’的人而鼓励其欺骗他人吗？至少在经济学的立场上这一答案好像应是否定的”。[7]（P55）从而，法律保护这样的隐私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不名誉的信息，如一个人有犯罪记录，或他曾通奸，是一种如果公开将毁灭一个不应得的好名声或是创造一个应得的坏名声的信息”，而法律给予保护将“使与这种人的最优交易更容易（或制止进行交易）”，“对这种信息的法律保护将培养雇佣、婚姻和其他个人服务市场中的欺诈”。同时，“对因隐藏不名誉信息的权利的法律保护是成问题的进一步的原因是，它破坏以准则形式进行的社会控制，它是一种替代对行为的法律控制的重要形式。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被社会放逐的威胁，即使其停止有利交易的威胁来强制履行的。这种威胁性被隐私权所破坏”。[4]（P123）

质言之，波斯纳的观点是：许多隐私的诉求实际上是保护名誉的诉求。当唯一的利益是名誉的时候，限制真实的信息揭露通常是没有效率的。那些可能希望和个人进行交易（或社会化）的人依靠这些信息是为了决定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去进行交易。获得的（精确的）信息越多，得到的信息越便宜，有益的交易将出现越多。在这种市场语境中，如果揭露信息是拘谨的，交易的决定会因二手信息或以更高的成本而获得的信息而做出。在社会的“市场”这也同样真实有效，只是术语不同而已。

2.隐私与名誉：名誉的多样性与过度投入

波斯纳的分析是如此的敏锐，在信息经济学范畴中来看是十分中肯的，他在某种程度上“破解了隐私权的许多高傲的花言巧语”。[3]（P2385）但是，这并不暗示说有关个人名誉的所有信息的任意披露都是合理的。波斯纳也仅仅在人们试图隐藏自己的信息的时候才这样来分析的。

名誉是人类生活的产物，其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人类的几乎全部行为都和名誉的建立与毁灭相关。有多少被称颂的美德就有多少建立名誉的可能性，并且，其本身也并不仅仅是建立在“隐瞒”的基础之上的，而是通过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而获得的。比如，通过努力守时而获得这个人很守时的好的名誉，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并带领众人致富而得到公众乃至官方的正面评价（比如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等。在不作为而建立名誉方面，如，遵纪守法而有良好市民的名誉，等等。名誉的范围是如此的广阔，可以说，人类有多少种行为就有可能产生多少种名誉。那么，我们的名誉是否和所有行为的正面评价相等同？比如说，我辛勤劳动，不但自己富裕了，还将致富信息传达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乃至上电视进行讲座，使得大家都富裕起来，这无疑会得到一个好的名誉。但在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却有着与大家不相一致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而这样的东西是一般人不能接受的。比如说，我是个同性恋者，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同性恋可能是遭到否定评价的，那么在我的商品交易中，关于我的性取向的私人信息是否也应当进行披露？它可能在我的婚姻缔结过程中是很有用的信息，但它与我的其他交易在本质上又有多大关系呢？

“通常在一个特定领域要制造出一个人的名声需要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在一个人的技能、名誉、臭名或者美德能充分培养出来以至于能通过某种商业促进的方法从中获得经济回报之前，他也许需要数年的劳动”。[5]（P302）这种劳动有时需要肯定。如果法律允许这种类型的隐私的披露就会提供一种激励机制。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假设就是理性人假设，也就是说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他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可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如果那些有关名誉的信息允许别人披露，从而给他带来负效应的时候，法律规则就会对他产生一种正如波斯纳教授所分析的“信息隐藏”的激励，人们会做额外的努力隐藏它们，而这种努力是耗费成本的。有时，“这种努力是昂贵的，成本能很轻易地超过揭露前的价值”。[3]（P2401）也就是说，无限制地允许这样信息的披露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其收益未必就大于成本。轻易地判断说“如果成本高得惊人，这种努力便不会发生，因此也便没有社会成本”[4]（P123）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因为只要这种努力是有效的，尽管其耗费成本，但如果这些努力的成本比暴露的隐藏者的成本少，这些努力将被采取，而它们的成本将是一个净社会成本。对此，波斯纳也认为，类似的例子会是这样一种人，“他有犯罪记录，法律不给他隐藏这种记录的权利，因此他竭尽全力避免他人发现，他会改变自己的姓名、工作地和居住地，甚至会改变外貌。如果拒绝承认有关个人不光彩信息的产权的主要后果只是增加了费用，即用一些费用很高但很有效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形迹，那么社会的收益就会很小并且很可能是负值”。[8]（P253）

所以，如果法律不保护这类信息，则可能造成净社会成本的发生，这是社会的净损失而不会有收益产生。从社会效率的角度来讲，法律应当一般地允许保留这些私人信息，从总体上赋予其隐私权而加以保护，而对于具体个案中如果保护的成本小于披露后的收益（比如公众人物一定方面的隐私权），则可以做出例外规定。在此，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名誉从而创造一种“品牌”时，是否一定会对有关名誉的“坏”信息（能够促长名誉的信息应该不会被刻意隐瞒）进行刻意隐瞒呢？

3.隐私与名誉：声誉理论与重复博弈

近年来，经济学中的声誉理论③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刊物中该理论甚至被称为声誉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声誉理论不仅在模型及研究方法上日臻成熟，而且在一些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成功应用，使得它正成为经济学乃至一些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强有力的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9]（P53）现在我们把隐私和声誉的关系放在声誉理论中来进行分析，所考察的正是人们是否会刻意地隐瞒自己的“不名誉”信息。

声誉一般是指荣誉、名声，也有信誉的含义。经济学对声誉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在行为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人或组织为什么要建立和维持着一种声誉，并且声誉又是如何对行为人或组织产生激励作用的。其主要研究议题是当前绩效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其研究方向有两个：一个是个体声誉理论研究，即研究单个行为主体声誉的建立和维持；另一个是组织声誉理，即研究组织如何建立声誉的。在我们的研究中，主要涉及的是个体声誉理论。学者在将经理人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进行研究时发现，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考虑以及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经理人市场将会减轻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因为，经理们的市场价值，比如他们工资薪水的收入、未来在另一家企业应聘时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价值等等，都取决于他们过去的工作业绩。因此，从长期来看，出于声誉的考虑，经理人在现期是有努力工作的动力的。由此可知，即使在没有显性激励合同的情况下，经理们也有积极性通过努力工作来提高自己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从而增加自己未来人力资本的价值。[9]（P54）

个体声誉最重要的思想是：在完备的市场体系内，必然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行为主体的声誉市场，它会对单个行为主体产生激励。在方法论上，个体声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线索是以博弈论中的重复博弈的理论方法为导向。重复博弈是整个博弈论中的重要类型，它是动态博弈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现实社会中，多数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复多次的，这也是重复博弈的现实意义的实质所在。因此，重复博弈是用于理解社会长期互动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特别是用来解释长期人类互动行为如何使得信任和承诺有可能形成的一种重要工具。显然，一个行为主体声誉的建立在长期内与其他行为人的互动行为之中的。

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那就是在博弈中存在着行为人类型的不完全信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是类型依赖的，因此，不同的类型也就代表着不同的行为方式。这时，某个行为人的个体声誉的含义就可以解释为其他行为人对他的类型的当前信念，也就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一种判断。这种对其他行为人的信念或判断决定了该行为人目前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最后会导致他获取什么样的收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声誉的本质在于可以使行为人获取长期的收益。简单地说，当一个行为人的行为特征或行为类型不被其他行为人所知晓时，而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重复的互动行为时，这时具有信息优势的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自觉地建立一个“好”的声誉，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利益，而避免那些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收益。[9]（P55）

名誉要发生作用至少必须满足这个条件：交易必须是重复的、长期的交易关系。一次交易不可能产生名誉。也就是说，在隐藏信息和披露信息之间的成本和收益有一个博弈过程，并且这个博弈是一个重复博弈，而不是简单的“一锤子”买卖。在这个重复博弈中，交易当事人的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人们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选择时，“每当我们做出一个选择，我们所放弃的最有价值的那个机会或者选择就被称为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10]（P6）你每做出一个选择，就会派生出一个机会成本。在交易中，你放弃的坦诚的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就是你隐藏信息的行为选择的机会成本。在婚姻关系中就是这样的情况，婚姻是男女结成的长期共同生活的契约，中国古代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婚姻存在信息的博弈，现代的“自由恋爱”婚姻同样存在信息的博弈。借助声誉理论我们知道，理性的个人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为了长期的收益不会刻意地隐瞒自己的隐私。

4.社会总成本与有关名誉的隐私权

运用声誉理论与博弈论，再联系我们的日常生活知识我们可以知道，总体上对有关名誉的隐私一概不予保护而任由披露在经济学上站不住脚的，其相比于总体上进行保护可能将会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波斯纳对隐私与名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应当予以限定。也就是说，这种信息的披露或保留应当限于具体的交易关系中通过成本——收益的分析来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取决于交易和信息的实质。

就我们对有关名誉的隐私的分析来看，如果对这类私人信息进行权利的有效配置，我们认为，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这类私人信息从总体上配置给信息生产者，赋予他们隐私权，而对这类信息中明显可预见的对具体的交易产生较大交易成本（相比具体交易的收益而言）的私人信息做出例外规定，准予披露（比如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记录）。而这种准予披露的情形往往与特定交易关系中一个人的角色有关，特定交易关系的特定角色决定了交易的性质。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个人在不同的交易关系中具有性质不同甚至迥异的角色。在理论上要使特定的披露有效率，就必须区分不同关系中不同的角色作用所决定的交易的性质，从而决定某些不名誉信息的准予披露或是加以保护。当然这样的复杂情况要想全部清晰地呈现在立法者面前，从而在法律上一一做出明确的规定，是极其耗费立法成本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我们所讨论的“角色理论”，是可能针对不同法律关系中的具体角色在不同的法律领域做出相关规定的。④事实上，法律也可能做到这一点，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可以被认为是这一可能解决方法的一个适例。

（二）脱离名誉的隐私

1.隐私权的成本分析

操纵名誉不是人们渴求隐私的唯一原因。至少可以说，避免困窘与尴尬，我们心理中的“羞涩”的作用和避免将来被打扰的愿望都可以说是偏爱隐私的原因，而这些和名誉相去甚远。同时，隐私往往还意味着隐藏个人特征、财富、历史、生理、健康和意图等私人信息。对这类隐私，波斯纳认为，它们“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并且由于交易费用很低，因此，在经济学上有理由把这个领域内的私人信息产权配置给个人”。[8]（P242）

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将这些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信息生产者，也就是他们享有法律上的隐私权是有道理的。隐私权可以避免社会性浪费的防卫和不必要的支出。如果法律不对这类隐私提供应有的保护，人们会增加他们的努力去保持隐私。树立物理性屏障，加密通讯或使用替代的活动方式，这些都是防御性策略，他们增加了秘密活动的成本。如此一来，一个人要想获得、披露他人的隐私也必将为此增加他的支出，这是和防卫者一样的支出，这些努力都是社会的浪费。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说隐私权是“富人”的权利：农村村民很少为了自己的隐私而设立层层防卫，而城市居民却在这方面要注意得多。因为保持隐私的成本很容易超过收益。这样增加成本的例子在偷窥行为中可以很好的说明：偷窥者在进行偷窥以及隐私所有者为防止偷窥时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没有社会产品，因为这些成本的花费只是为了造成或者是防止财富的再分配。这样，实际上整体的财富减少了。交流中的隐私同样如此，如果不承认人们对谈话内容享有隐私权，谈话的正式性就会随而增加，这就像你有权向我的熟人打听我的收入，我就会采取种种措施来隐瞒收入情况一样，这时我采取的这些措施所花费的代价对于社会而言就是损失。

2.隐私权的收益分析

对隐私权进行收益分析，主要考察的是法律允许人们保留的隐私的功能与价值，这些功能与价值所体现的作用可以恰当地被视为隐私权所带来的收益。

首先，法律赋予人们控制私人信息的权利从而允许其自由保留隐私，可以促进确切信息的传播。

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群体里，每个人对社会现实中的各种事实与现象都可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些思想有的是合乎逻辑、考虑周全的，而有的却是不定型的、思虑不周的思想。这些思想都“罐装”在我们的大脑中，如果不加考虑的把这些想法都“成批贩卖”给他人，而不加以选择，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给他人有关意图或者能力的想法就不如我们有选择性地用语言表达透露的信息确切。正如波斯纳所言：“如果我们光着身子到处转，想到什么就喋喋不休说个不停，那么我们显露的有关自我的信息就不如我们精心打扮、说话有节制时所显露的信息。”[8]（P248）许多思想和立场如果没有以隐私的形式获得这些东西的孕育、成长，就会带着早产危险来到这个世界。正如著名学者罗伯特？迈克威尔所说：“任何成长的事物最初都是在黑暗里萌芽的，之后才向光明伸展它的枝叶。”[5]（P5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隐私是思想的温床。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隐私就是对私人信息“启发式的沉默”。这是借用认知心理学中的“启发式偏向”范畴而来的。所谓“启发式偏向”，形象地说就是，“人们在作判断的过程中，会走一些思维捷径。这些思维的捷径，有时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时会导致判断的偏差。这些因走捷径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就称为‘启发式偏向’”。[11]（P79）

启发是人类认知能力的表现，某些启发常常可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做出准确判断的捷径。但是，由于人脑有时不能准确地收集和处理所得到的信息，那么，通过启发的方式进行判断往往就会使人的认识产生偏差。在交易中保留一些个人隐私，是防止交易伙伴专注于无关但未说出的信息而使其进行判断时产生偏差。这些信息如果不加以保留，也许会“导致信息产出的（从效率观点上看）过度”，[8]（249）从而成为传播确切信息中的“噪音”。之所以保留这些信息是因为这些信息的披露会干扰清晰的交流。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是特定行业人员的统一着装，也就是所谓的制服，“制服是传递一个人的社会功能的方法，它在最小程度上分散人们对无关的个人细节信息的注意”。[4]（123）比较常见的如警察制服、医生的白大褂等制服，都发挥着这样的功能。

其次，隐私权允许隐私偏爱的满足。

避免困窘与尴尬，我们心理中的“羞涩”的作用和避免将来被打扰的愿望都可以说是偏爱隐私的原因。这些私人信息的披露与否往往要在披露与保留之间进行权衡比较。就个人来说，其偏爱的价值存在于个体本身的效用。这些偏爱的精神价值可能是不定的，偏爱的深度和多样性在不同的个人之间也可能是变化不定的，但是，在我们对隐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却不能不考虑，这是因为，“在收益微积分中，这些精神价值是计算在内的”。[3]（P2384）在生活中，一个可能产生困窘或斥责行为而如果行为带有明显的被披露的风险，那么这个行为将不会发生。如果匿名的话，人们将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互联网在这点上给我们提供了很自然的试验，人们在互联网上“冲浪”，特别是利用QQ或BBS等这样的网络媒体工具进行信息交流时，往往采取匿名的方式。美国杂志《纽约客》（NewYorker）在1993年刊登了一个后来流传甚广的漫画，其内容是一条正在“冲浪”的狗对另一条狗说：在互联网上，谁都不知道你是一条狗。[12]（P381）这能很好地解释说明，当人们从事一定行为的成本——也就是责备和困窘——通过隐私保护能消除时，那么这种行为的需求就会高涨。当然，行为需求的高涨也许对社会不一定都是有正的收益，但我们应该都知道，对行为多样性的肯定会鼓励个人个性的发展。而在一个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个性的发展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催生和助长了个人独立性的发展。而这种独立性“需要时间进行保护性的试验和检验，需要时间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好不怕被嘲笑或惩罚的准备，需要时间赢得在公开观点前进行修正的机会”。[5]（P53）而隐私权恰恰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时间。如果人们知道他们正被窥探，他们的活动情况可能被永久记录时，他们将趋向于使他们的行为和正在观察他们的权威的要求保持一致。很明显，这种因循守旧可能严重地危害社会的多样性和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了隐私，就没有了个性；没有了隐私权，个性就不能得到发展。

三、隐私权——私人信息财产权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实践层面上，是将隐私权“寄生”于名誉权下给予保护的。但我们认为，虽然隐私权与名誉权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有时会导致名誉权受损害的结果，但并非所有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而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也只是可能包含了对隐私权的侵犯。因此，名誉权并不能完全涵盖隐私权，名誉权与隐私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权利，隐私权应当获得自己独立的权利地位。

同时，我们的隐私权不能仅仅囿于人格权的范畴，而应该向其财产权性质方面着力发挥。将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个人，个人就能够控制其私人信息从而形成对其私人信息的财产权。其实，西方很多隐私权理论都是建立在隐私财产权的基础之上的。有学者认为：“传统法律理论不足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隐私权实质。但这一点必须进行改革，隐私权必须被视为一种财产权（而非人身权），只有这样它能够被转让并最终能由受让人予以利用。”[5]（P290-291）私人信息财产权允许将私人信息的收益内化，这样可以避免因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而产生的“搭便车”现象。在私人信息权利私人所有的情况下，任何其他人都不得无偿使用该权利资源，他们必须支付价格即机会成本之后，才能使用该权利资源。另外，我们着重强调隐私权的财产权属性，是因为通过赋予私人信息财产权，可以为隐私权的市场交易建立制度前提，从而实现我们保护私人信息自主控制的理想。

在隐私权的权利保护上，赋予私人信息以财产权，可以更好地对隐私权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在权利的保护方法上，法律有三种方法：一是财产规则；二是责任规则；三是不可剥夺规则。⑤如果囿于隐私权的人格属性，则显然适用不可剥夺规则和责任规则进行保护。不可剥夺规则往往是对权利神圣的宣告，而不涉及权利的救济。在责任规则下，某一私人信息隐私对个人来说到底价值有多高，通常仅仅是以合理的一般人可能受到的伤害为基准而来的。而财产规则的运作则是相当不同。当你具有私人信息财产权时，在任何人取得你的私人信息之前，都必须针对该私人信息具有多高的价值而和你进行谈判协商。因此，财产规则既保护那些比一般人更珍惜自己隐私的人，也保护那些比一般人不珍视自己隐私的人，其方法便是通过协商谈判。而这一点恰恰很好地满足了一些私人信息所有者对其私人信息的偏爱。所以，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效益上来说，赋予私人信息财产权是符合效益原理的。当然，仅仅适用财产权规则进行保护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协商就侵害了我的私人信息，我就没有任何补救办法。所以，对隐私权的保护应当同时运用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来保护。

注释：

①有关隐私权的司法实践和学说发展，参见简荣宗：《网路上资讯隐私权保障问题之研究》，台湾东吴大学法律系硕士论文，载“权平法律资讯网”，网址：http：//.tw/alan4-0801.html，2004-09-23.文章对隐私权的发展做了十分详细的阐述。

②对科斯定理的详尽介绍请参阅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8页。

③在经济学中，“名誉”和“声誉”是等同的，这里的不一致是由于我们遵循波斯纳的分类而造成的，但在实质上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

④隐私权与个人的社会角色相联系的观点主要参考张文显教授在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生活中的法理”系列论坛（二十）之《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稿：《我对隐私权问题探究的切入视角》（未发表）。

⑤有关法律保护权利的三种方法的详尽讨论，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参考文献]

[1]简荣宗。网路上资讯隐私权保障问题之研究[EB/OL].http：//.tw/alan4-0801.html，2004-09-23.

[2]张莉。论隐私权[A].徐显明。人权研究：第三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3]RichardS.Murphy.PropertyRightsinPersonalInformation：AnEconomicDefenseofPrivacy[J].GeorgetownLawJournal，1996.

[4][美]皮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Z].许明月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冯建妹，石宏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6]杨波。论隐私权的边界——以公共信息为标准[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

[7][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8][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9]李军林。声誉理论及其近期进展——一种博弈论视角[J].经济学动态，2004，（2）。

[10][美]罗杰·A·阿诺德。经济学：第5版[M].沈可挺，刘惠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隐私权范文篇3

（一）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是指不愿告人或不为人知的事情。譹訛顾名思义，隐私权是自然人的私生活的不公开权。訛譺它也被称为保密权、私人生活秘密权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原则，其实可以用来保护个人的隐私为了避免大企业化的新闻、摄影、记者或者其他的行为侵犯。隐私权的宗旨就是要尽可能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訛譻。

（二）隐私权的特征

1.隐私权是人格权隐私权具有独立的人格权，隐私权逐渐被确认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人格权。首先，隐私权之客体是人的隐私，而非以具体财产为标的，因此不属于财产权类，其次,人格权也分为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人格两类，而隐私权密切依附于“精神人格”，无关直接的经济内容，这种权利的侵害会使人承受较大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伤害，完全是对人格独立、尊严与自由的侵犯，所以说隐私权就是人所拥有的一种独立的精神的权利。

2.隐私权具有真实性和隐秘性隐私的内容的要义在于具有真实性和隐秘性，隐私的内容都是当事人不愿被其他的人所知道、不想被其他的人干预。自己不方便被其他人公众知道的心理和道德标准，隐私权是真实存在。而且不愿意被公开的东西也是具有隐秘性的，如果一旦被公开和知道，个人的隐私权就会被受到侵犯，破坏了个人想追求内心安宁的愿望，所以就算侵犯隐私权的个人公开的内容也是真实的。

3.隐私权的保护受公共利益的限制西哲穆勒无不严肃的告诫：“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像所有权利一样，隐私权也需要一个界限。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要受公共利益的局限，虽然说隐私应当受到保护，但是如果自己的隐私内容涉及法律、道德规范或者其他公共利益，那么此时就要受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就要服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违背了国家和公共社会利益的不法行为，不能构成对此隐私的侵害；这种权利也是可以自我放弃，意思是个人自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己做出公开自己的隐私的意思表示，允许其他人参与自己的隐私当中，如果自己的隐私允许他人对自己隐私的公开，那就说明自己已经将自己的隐私权利放弃。

二、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的一篇《对隐私的权利》的文章揭开了人类研究隐私权的序幕。我国对于隐私权的关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兴起的。近年来，学界隐私权的研究方兴未艾，因为法律上缺位的原因，实务界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往往从名誉权的角度加以解释运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意识的觉醒，保护隐私权的呼声也愈加振聋发聩。信息时代的来临，隐私权的保护作为社会文明的一块版图更显重要。下面笔者将从我国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分析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一）我国涉及隐私法的主要法律

《宪法》规定，对个人的隐私权的保护，禁止非法搜集和进入公民的私人住宅，明确禁止这两种侵害隐私生活安宁的行为。除非由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或者在恰当范围内要追究刑事犯罪的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公民的通信隐私做出伤害行为，这一规定不仅对通信自由的保护，而且也是对通信秘密的保护訛譼。我国《民法通则》定，每个公民都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一般是指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经当事人的允许捏造事实而且公然公开丑化当事人的行为，对当事人造成心理创伤和伤害的行为，要对其追究行为。《刑法》规定：

1.非法搜集他人的身体、住宅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隐匿、不经允许随意拆看他人邮件或者信件，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譽訛。

3.非法使用窃听，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处以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关于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者公开个人隐私的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此法对于年龄也会受到限制，14-18岁不会公开处理。《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要上庭出示时，除了因为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证据时，不得在公开开庭出示，在处理民事案件的时候，除了因为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国家除非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应该进行公开审理。若为离婚案件或商业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公开。

（二）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1.我国未成年人隐私权法律保护现状

近年来，出现很多青少年由于隐私被侵犯而离家出走的案件，未成年人做出违法犯罪的事后自杀等时有发生，但是隐私权在法律中规定的不完善，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方面还有待完善，对于未成年隐私保护相对来说客观范围比较窄，并且对于未成年的保护行使起来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未成年人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存在着一定过渡性。且在心理学层面，其心理特征相对于成年人更加不稳定。在个体层面上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存在差异性。在现实中，大部分未成年人尚不能独立自主的生活，往往要接受来自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照顾和制约。以上种种使得为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立法保护更为艰难。而且就算未成年人的隐私受到侵犯时，未成年人也不能向法律直接寻求援助，跟其他隐私权的侵犯行为相比，未成年人的保护相对狭窄，侵犯未成年隐私的手段更为隐秘。目前的民法保护对于未成年的保护有三种：第一采取概括保护，第二采取间接保护，第三是采取直接保护。隐私权作为自然权利的属性决定了未成年应该享用权利。侵害未成年的隐私权是指人为采取宣扬窥探窃听等方式侵害未成年的隐私，隐私权是人格权之一，是绝对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属于法律保护的范畴，保护都要设定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范围内，在未成年人不妨碍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情况下对私生活内容进行保护，也要在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下，自身的利益才受到法律的保护。未成年的隐私被侵犯，就是侵犯其隐私权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成年人不得为别人知晓的场合进行自身信息的公开行为，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在隐私当中同时会出现侵犯隐私权的名誉权同时出现。对隐私权侵权行为人一般都是带有故意，甚至恶意，但是也有一些是过失的形式构成，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了10种民事责任承担的形式，停止传播、消除危险、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原状、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返还财产，严重的要赔偿当事人损失。基本原则上侵害未成年隐私的责任承担方式都会适用于上述规定。因此侵权责任的承担后果的方式都要适用于相关的民法规则。

2.我国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现状

随着电子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技术日益发达，从而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人们不仅可以借助互联网从事不同的工作等商务活动，同时互联网也给我们带来许多问题。如目前的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干扰。侵害隐私权的案件频频发生，在网络环境下，个人的隐私也受到了网络黑客的攻击，但是由于我国的规定当中也没有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传统的隐私权没有明确的定位，网络环境下隐私保护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网络环境的隐私权是法律保护公民在网络上公布的私人信息，不会被其他人非法侵犯、以及公开个人隐私的权利。但是也禁止在网络上传播相关的敏感信息，表明了人们在网络环境下有相对的权利。侵犯隐私权有三种方式：盗用、侵害和公开。对于网络环境的保护也有两个重要的原则，知会原则和选择权原则。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包括：（1）个人数据，个人数据是网络环境下对隐私权保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基本信息、收入、姓名、财产、消费、密码等；（2）个人私事，个人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在网上进行消费，交友聊天，参与教育等等活动，用户对于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而且属于个人网络上的自己领域其他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否则很有可能遭到非法侵入。法律在保护网络中某些信息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涉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目前这个社会不可缺失的，人们只有获得了这一自由，才可能创造出民主和法治社会，但是这种所说的自由不同于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而是伦理上的“自由”，是一种属于应然的范畴的存在。因此言论自由与公民的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有着一定的冲突。

3.我国金融消费者隐私权法律保护现状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金融隐私权就是对于传统隐私权的延伸，因为金融隐私权涉及到个人的财产性利益，所以对于金融隐私权的保护就要区分传统隐私的保护。任何权利形态的产生有源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金融隐私所指向的是具有财产利益的隐私信息，这些信息关系到主体的财产利益，所以也就增加了对金融隐私权的保护。金融隐私顾名思义就是对个人在金融活动中留存在金融机构所有信息的总和，这种隐私因为与金融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这是一种金融隐私，界定为：对身份相关的信息，这些有关个人隐私信息，因为个人要申请开立银行账户、证券交易账户、参加保险一般都要提交的信息，所以是金融隐私；账户的各种金融活动记录、包括个人存款、贷款和还款消费记录和资金记录；衍生信息就是包括个人的信誉，等级评价等一些不良记录。最初规定银行保密义务中规定，必须遵循存款自由、取款自由、为用户保密相关存款信息的原则。银行不得随意透露个人与单位的相关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除外。银行无权随意冻结个人或单位的相关账户资金，工作人员也不得透露和泄漏国家秘密和商业机密。

三、隐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尚无法律条款对隐私权做明确的内容规定

我国迄今为止对隐私权没有制定独立法律，单单是借助司法解释或者通过保护名誉权间接的对隐私权进行保护。《民法通则》作为我国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它们仅作了一些间接性的原则规定，而没有对隐私权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文规定。其他的法律法规更是没有具体规定隐私权的内容。在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理解研究隐私权造成一定限制，很多问题都尚待解决。在隐私权“无法可依”说明了我国立法中对隐私权明显保护不足。这种缺陷也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造成侵犯隐私权的现象日益严重。

（二）《侵权责任法》对隐私权的保护过于笼统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将隐私权作为一项权利单独列明进行保护。訛譿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在《侵权责任法》中仅在第二条第二款中讲隐私权作为民事权益的一项列明，并未设立专门章节或法条进行明细规定。这样过于笼统的规定不仅在司法上难以进行具体的操作，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界定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当然，《侵权责任法》对于隐私权的规定也给在日后编篡我国留下了巨大的立法空间，有益于日后隐私权的保护，也有待于后来者对隐私权保护的进一步探究。

（三）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

近年来微博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方式，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多元性、互动性与即时性为广大微博用户提供了自由发表言论的广阔平台。但是在微博上经常发生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相冲突的事件，如“人肉搜索”等恶性事件曾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曾有学者提出公地悲剧理论，牧民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增加草原上的羊群数量，虽然收益日益提高，但长期下去，草原日益荒漠化，势必造成悲剧的发生。讀訛在某种环境下，过度的保护隐私会限制言论的自由，而过度的言论自由则会导致隐私权被侵犯。两者发展的过程中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解决隐私权保护的问题时，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制衡这种冲突，避免干扰言论自由。

四、隐私权民法保护的重要性及其对策

（一）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性

法律具有局限性。法律不可能保护人们在生活中各方面的权益，任何一种权利都与人们对法律的本身的认知和判断取舍密不可分。然而，权力一旦被人们能够充分的认识，那么就应该通过明确的规定，要尽可能完善保障隐私权的保护制度。造谣现在已成为一种与现代工业相伴随的不恰当行为了，现代技术和高度信息化让人们在精神方面更容易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创伤，人们对公开隐私越来越敏感，所以说对于每一个人隐居或隐私都是很重要。在个人隐私的价值体现足够充分的时候，才会使人们的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为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只要社会在这一方面为人们提供足够的尊重和个人的发展空间，那么个人也会利用自身的劳动去回报社会，这样才能是社会和个人得到和谐统一的发展訛讁。假如一个人长期处在自己的尊严不受保护的环境之中，则个人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也不能正常地投入工作中为社会提供服务，那个人与社会将难以和谐发展。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力度完善隐私权在法律中的保护，个人隐私能有效得到保障，那么整个社会也会处于稳定的状态。综上所述，隐私权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个人享有的基本人权，目前虽然在我们国家没有相对完善的保护制度，但是相信通过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对于建立健全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民法应该不断加强对隐私权的人格权的保护，形成适应实际需要、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保护人的安全、实现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作为公民来讲要尊重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人需要得到相应的尊重，法律也要保证大家的权利。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尊重人权，更是每个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二）隐私权在民法保护中的对策

1.在立法中制定独立的隐私权

若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则需明文规定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分离出来，不断提高隐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加大力度完善其在法律中的规定。成为与名誉权、肖像权等并列的权利。由于目前我国的隐私权的保护还是把它作为“名誉权”中的一类来进行保护，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隐私权还不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因此保护隐私权的关键则是从法律上确认隐私权是不同于名誉权的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从而做到有法可依，弥补隐私权在法律中的缺陷，保护公民应有的权利。

2.规范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

不仅要独立的规定人格权，对于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和范围也需要有明确的规定，这样才会使法律就有可操作性。只有在实践当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才能使公民的切身利益的到保护。若确定隐私权的内容和范围不明确，势必会造成另一大缺陷，使得犯罪分子乘虚而入。在法律完善中就要做到实质性的完善，不能“治表不治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隐私权的内容也需要不断扩张完善。要及时跟随社会的发展完善立法中的不足，不断弥合社会发展和法律规定之间实然与应然的缺口，使得隐私权在法律中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3.确定侵犯隐私权的各种程度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隐私权范文篇4

关键词：国家官员；隐私权；知政权；限制；保护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非法侵害他人因私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加害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还可能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自然人的隐私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②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在我国，近几年来逐渐增强的法律意识使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个解决方法上的观念变化，再加上人们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格权的精神和气氛感染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本身就很欠缺，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就需要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对国家官员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尽一致，本文中国家官员是指在那些按照法律设立、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的机构中的由公共财政支付薪金和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的人们，并不局限于《国建公务员条例》所指的公务员的范围。

一、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利益的大小予以平衡和解决。

（一）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分析

只有正确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正确的处理问题。我们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的理解，影响到我们对这种冲突的处理。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的知政权时，国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国家官员的隐私时，可能对公众的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

按照我国的法律，政府官员向由于其它公民相同的隐私权（法律并没有明文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法院不仅可以受理由国家官员提起的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诉讼，而且还会做出原告胜诉的判决。隐含在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理解是，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理解表现在，在法律中，国家官员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隐私权，法律从没有特别的提及官员的隐私权。这样造成的结果时，处理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等同于处理公民的知情权与另一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法律和法院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这种冲突时为两种权利或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把冲充途中的各方——一般公民和国家官员作为私法或民法上的主体来看待，把这种冲突看作是两种私法或民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理解，忽视了国家官员在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也忽视了公众知政权在民主政治种的意义。

本文认为，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表面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表现为两种司法或民法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冲突的背后蕴含着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一，从冲突的一方，即公众的知政权来看，这是一种根本的民主权利。所谓民主政治，简言之，就是同意的政治，治者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在公共论坛上形成的主流意愿应当是由多数公民基于正确的信息而形成的意愿汇集成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一届政府或官员的命运应当最终决定于这种主流意愿。明智的同一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的，只有足够的信息——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信息，而且包括官员的行为、品质、发展历程等私人信息——才能保障做出准确、明智的判断。另外，虽然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它来源于公众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等基本情况。这是公众知政权的主要内容。公众知政权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

第二，从冲突的另一方，即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看。国家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行使或活动，他的行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是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这些行为是对其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和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基本上可以划分开来的。从利益的角度而言，官员的行为可以分为公益行为和私益行为，公共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公共利益，自身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私人利益。但这两种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官员的公益行为也可以促进私人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官员由于担任公职，从事公益行为而能够获得薪金。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隐私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

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国家官员以官员的身份行事时，他是国家公权力的化身。在这些行为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正面的与反面的，不管官员本人是否愿意将其披露出去，都应该可以被公众所知悉。官员的这些与共权力行使直接向联系的隐私，已经彻底变性，本质上已经不是民法所要保护的隐私了。因此，尽管表面上还表现为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本质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问题不甚明显的是，对官员的与其公共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予以披露所引起的公民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能否被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披露官员在某次私人交往中贪图便宜、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有过不诚实行为。对这些隐私的披露所引起的纠纷是否可以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与被披露者的公职的适应性有着直接或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体现在公共权力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和体现在自身权利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在私人事务方面处理他人钱财是不够诚实，这一事实对于决定它是否具备掌握公共财政的适应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私生活方面贪财而自私的人同样可能在公共行为中体现这种个性；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的人可能无法全心身的投入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动用公共权力来为他的放纵生活创造条件或用公共财政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所以，一个官员的私人品性和信息经常具有公共意义，其私人领域中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私人品德可能影响公共权利的行使。

主要是基于两种场合下的一致性这种认识，公众不仅需要知悉官员职务行为中直接涉及到的“隐私”，而且需要知悉他们私人行为中的一些隐私，以判断他们是否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后一种需要尤其体现再选举官员的情形中。对公职候选人的适应性的判断不仅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而且包括对展现在私人行为中的私人品德的判断。③因为有这两种判断的需要，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中的隐私的权利，而却有知悉官员部分私人领域中的隐私的权利。虽然因私作为官员的私人利益是应当受当保护的，但不恰当的保护或过于宽泛的隐私权范围不仅会影响到公共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而且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对本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及这一结论的意义

所以就总体而言，公众的职政权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所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种冲突具有两重性质，它含有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又含有两个民法或私法主体的利益冲突的性质。这里的“一定程度”是随着国家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大小、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程度的高低而定的。掌握权力越大，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的程度越高，这种冲突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反之，则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但是可以这样说，任何官员在这种冲突中，都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包含着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尽管这种对峙与冲突是以公众的知政权与官员的隐私权的名义进行的，在外观上表现为两种权利的冲突。

将公众的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主要的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首先有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在更深广的背景之下更清楚的透视问题的底蕴所在。其次，可以充分的说明公众的知政权相对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说是更重要的权利，是价位更高的权利。因为如果仅在一种权利与另一种之间，在一个公民的知政权与另一个公民的隐私权之间，我们无法先验的、泛泛的判定一种权利比另一种权利更重要，而只有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才能够发现公众知政权优先性更准确的含义。第三，这种理解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两权相冲突的背后之实际力量的悬殊。一般公民于国家官员相比，其力量一般是弱小的，而后者的力量一般是强大的，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并拥有获取社会信息的有效手段，个体公民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力量悬殊在我国尤为显著。而仅仅局限于权利与权利之间冲突的理解则可能掩盖了这一悬殊。这样理解的最终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以适当的原则来调整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建构有关制度安排的适当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技术。

（三）对公众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冲突的平衡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当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首先倾向于对公众知政权的保护，除非纠纷所涉及到的官员的隐私与其所担任的职务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或者对其担任职务的适应性不应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担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④正是因为官员的品德、能力、健康等个人情况不可避免的对其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影响，他们的私事就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其隐私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这种隐私以不具有纯粹的个人私事的根本属性，也不再成为隐私权保护的对象。总之，这些主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公众知政权进行倾斜保护和对官员的隐私权进行限制。

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笔者在强调法律应重点保护公众知政权和限制官员隐私权时，无意于说要全盘否认官员享有隐私权。官员的那些与其执行的公职没有关系，或者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的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另外，即使官员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发生冲突，法律也不是一味的限制隐私权，而是同时考虑两权尽可能的协调，以及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所谓两权的协调，主要是指隐私权被公开的范围只要能达到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即可，不能无限制的扩大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官员隐私的时候不要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所谓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是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可以公开官员的隐私，但这一隐私的公开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以及维护与官员隐私权相冲突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其它权利，同时法律也不能完全忽视对官员隐私权可能和必要的保护，法律在二者之间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机制。

二、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不应绝对化。必须首先承认官员的隐私在整体上是受法律保护的，只有在具体的案件或事例中，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官员的这一隐私是否与其与所担任的公职的适应性有影响或直接间接的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承担证明自己这以北公开的隐私与其所担任公职、执行的公务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举证责任，或者说官员应首先证明这一隐私完全属于纯粹的私人领域的范畴。

第二，对不同级别或不同种类的国家官员在限制其隐私权的问题上应有所区别。因为国家官员的种类或级别不同，其职务、权力、待遇及对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对他们隐私权的限制理应有所区别。总的来说，经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全国性官员，对其隐私权应做较多的限制，而经考试录用的一般官员（文官），对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主要领导干部，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一般干部，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级别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官员，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于级别低、权力小、收入低的官员，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⑤

（二）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的主要情况

这些法律保护受限制的隐私的共性在于他们会对官员所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得这些隐私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不再具备隐私的这一根本属性，因此这些隐私一不是真正的隐私，是不能成为法律保护对象的。这些具体情况有：

第一，未经其本人事先同意，可以公开其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基本情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开，则应作为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于国家官员来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公众了解官员，进而判断其是否适合所任公职的前提，它是公众知政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国家官员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隐私可以公开。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在生活中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很难让公众相信其适合担任某项公职。

第三，对国家官员的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及其来源可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对官员财产的公开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获取公众的信任。官员可以取得高收入，但必须进行财产的登记和申报，并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

第四，国家官员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的接受公众和新闻界的监督。这些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这些行为理应有充分的透明度，随时让社会公众能知悉相关的真实情况。

三、对国家官员隐私权应有的保护

本文一再提到，虽然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官员所处国家公职的特殊性，应对官员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但并不能绝对化的理解为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相反，国家官员的部分隐私权仍应与其它公民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分隐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官员所任职务或执行的公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完全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其隐私的本质没有因官员的身份而发生变化。同时，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隐私所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职位越低，其个人私事和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护的隐私的范围也就越大。概括起来，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应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第一，国家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官员的住宅属于其私人领域，他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对于官员的住宅，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强行侵入和随意侵扰的。这不仅是官员本人应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与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第二，国家官员的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监视监听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其对象是什么人，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官员在公开场合或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出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形外，是应被公众所知悉的，但对于其私生活则不应监视或监听。

第三，国家官员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通信秘密和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然人隐私权中的重要内容。官员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败、道德和政治丑闻，则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四，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

第五，其它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仍受法律保护。

涉及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保护时，应强调的是，即使是官员那些保护受到限制的隐私，法律也不是完全不予保护。对这些隐私的公开应尽可能的限制在小的范围内，即只要能满足公众知政权以及盛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就不要在随意将可公开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扩大化。另一个方面时，公众行使知政权时，不得损害官员家庭成员的隐私权，尤其是其家庭成员并非归国家官员或公众人物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⑥比如，某报纸在介绍某政府官员的先进事迹时，披露该官员的孩子曾患有小儿麻痹症。这样的报道不但侵犯了该官员的隐私权，而且还侵犯了该官员子女的隐私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5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②参见112Cal.App.297(1931).丹尼法官在Melvinv.Reid一案中的判词。

③参见侯健：《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1页。

隐私权范文篇5

美国是最先开始隐私权保护的国家,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也最完善,在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的今天,对于比较早出现并且比较成熟的美国隐私权宪法保护的评述是有意义的。

一、美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的基本动因是权利运动

自由的内涵总是在不断地受到挑战,自由的历史始终是一个充满了辩论、分歧和斗争的故事。[1]在标榜最为自由的美国,每一个自由的争取无不是经过斗争的结果,宪法对隐私权的承认和保护,也是这样一个斗争的过程。如今美国最高法院在有关隐私权的判例中总要举出一些涉及婚姻、家庭、生育、子女教育的比较早期的案例[2],比如2世纪2年代的两个涉及儿童抚养和教育的案例:1923年的麦耶诉内布拉斯州案,联邦法院否定了内布拉斯州禁止教授英语以外的语言的法律,宪法承认了人民(移民)同样被赋予了在私立学校学习德语的权利;1925年的皮尔斯诉姐妹会案中,法院否定了俄勒冈州要求所有学生上州立学校的法律,最高法院运用5宪法6第1和第14条修正案赋予了各州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教育孩子的权利。2世纪4年代的与生育有关的案例:1942年的斯金纳诉俄克拉何马州案,最高法院宣布对三次犯盗窃罪的人实施绝育的法令无效,确定了州权所不能进入家庭生活的私域。1958年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阿拉巴马州案判决泄漏依法成立的社团的名册是非法的行为;1963年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巴顿案中法院认为维吉尼亚州不能用其禁止法律或职业事务的法案来妨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依法活动,两案共同保护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和结社中的隐私权。1967年的洛夫英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宣布了弗州禁止白人和黑人通婚的法律违宪,认为,婚姻自由被认为是一项至为重要的个人权利,它是自由人以正当途径寻求幸福的关键所在,根据我们的宪法,同一个与自己不同种族的人婚嫁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州政府无权干涉。1969年的Stanleyv.Georgia一案,法庭认为,第1修正案的规定不支持法官惩罚那些在个人家里占有或阅读淫秽材料的人[3]。在这些案例中,最高法院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平等自由权扩展到包括在不受政府的干涉下结婚、成家和养育子女以及按自己的选择信仰宗教的权利,虽然在宪法判例中还没有明确的隐私权保护的提法,但这些权利为多元主义奠定了宪政上的基础,为最高法院最终建立宪法意义上的公民隐私权开辟了道路。而这些早期的判例更多地体现的是移民、黑人等受歧视社会群体争取自由权的胜利。2世纪6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隐私权宪法保护的最直接动因就来自于这一时期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女性通过争取避孕、堕胎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权促成了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直接承认和保护。1965年的格鲁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率先打开了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突破口,该案挑战的是康涅狄格州的一项禁止避孕的法律,该法律禁止任何人为避孕而使用任何药物或用具,违者将处以至少5美元罚款,或6天到1年的监禁。另外,任何人为避孕提供帮助或建议,也将被当作主犯处理。一名医生和耶鲁大学的医学教授,因向已婚夫妻发放避孕器具和药物,而各被罚款1美元。州的上诉法院肯定了这一决定。败诉者来到联邦最高法院,宣称康州法律违反了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他们的诉求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以康州的法律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为由推翻了康州的禁止使用避孕措施的法律。通过该案最高法院提出了婚姻隐私不受法律干涉,该案后,隐私权成了妇女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所使用的首要法律原则,如果说格鲁斯沃德案判决将隐私权和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联结在一起了,那么,隐私权原则将很快转化为一种不受阻挠地进行节制生育的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将延至未婚的成年人乃至最终扩及到未成年人)))这表明最高法院承认法律已经无法逆转性革命的潮流。[4]在1972年的Eisenstadv.Baird案中,被告在波士顿大学的公开会议上向已婚和未婚的人发放避孕套,最高法院运用平等保护的合理相关标准推翻了对被告的定罪,如果隐私权具有任何意义,它必然是个人权利,不论结婚还是单身,对于决定是否生育孩子这一影响个人的根本问题,个人自由不受缺乏理由的政府侵犯。隐私权的保护不仅延伸到了未婚妇女而且马上扩展到了未成年少女的利益,在1977年的Careyv.PopulationServiceInternational案中,法院推翻了纽约禁止向16岁以下的人出售避孕药的法律,一并推翻了一项辅助规定,它禁止除了有执照的药剂师以外的任何人向任何年龄的人出售即使非处方的避孕药[5]。这样,通过一系列州禁避孕案的判决,隐私权发展成了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如果说州禁避孕的一系列案例使得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得以确立,它还仅停留在自我选择的隐私权上,禁止堕胎案则使得宪法的隐私保护更加深化,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1973年,一位已怀孕的未婚妇女和其他人一起提起诉讼,原告挑战的是德克萨斯州的一项规定堕胎为犯罪的制定法。在判决中,最高法院第一次认可,宪法上的隐私权范围宽泛,足以包括妇女决定是否终止怀孕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Roev.Wade案。Roe案后最高法院又做出了许多判决,法院推翻了许多限制堕胎的规定,当Griswold案判决作出时,只有两个州禁止避孕,而Roe案则否决了不下46个州的法案。[6]通过州禁堕胎案的判决,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不仅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美国深入人心,也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争取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指明了道路。美国宪法确立隐私权的保护是直接源于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是与妇女当时受歧视、不平等的社会状况分不开的,美国妇女直到2世纪才和男人一样享有选举权,直到197年,俄亥俄州的最高法院还在坚持说,一个妻子-最多只是她丈夫的高级佣人.,没有-任何法律上认可的感情和权力。.[7]妇女在传统上只能隐藏在家里,只能顺从而少有自我的权利,使得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首先在涉及家庭、婚恋、生育这些传统的隐私领域取得胜利,打开了宪法保护隐私权的缺口。但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以禁止避孕案和禁止堕胎案为代表,这些判决和立法都坚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家庭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集合体,而不是由一个人主宰的单位。现代隐私概念所基于的理论,不再是那种社会是由一个处于私人领域的家庭组成的思想,而是认为,社会是由具有主权的男女个体所组成的[8]。当然,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只是借女权运动打开了突破口,它的更深的社会根源还在于发生在美国2世纪6年代的权利革命。-权利革命.完成了美国自由的一种转化,自由从一套主要由白人男性享有的限制性权利转化为一种拥有平等、社会承认和自决权的非限制性权利。[9]

二、美国宪法保护的隐私权是开放性、扩展性的基本权利

由于有深刻的社会权利运动的背景,美国隐私权宪法保护表现出了对于现实权利要求的一种回应,但这种回应并没有结束,由于社会发展不断对隐私权提出新的要求,使美国宪法保护的隐私权成为了开放性和扩展性的基本权利。1965年的州禁避孕案后,最高法院首先乘着权利伴影理论的东风,在德州堕胎案(Roev.Wade)中把隐私权的保护内容扩大到妇女对堕胎的自决权,布莱克蒙法官在判决意见书中写道,这种私人权利,不管是被建立在第14修正案的个体自由概念和对州行为之限制之中,就如同我们感觉的那样,还是像地区法院所确定的,在第9修正案的保留属于人民的权利之中,都广泛得足以成就某妇女是否终止其怀孕的决定。[1]到2世纪6年代末及其以后,政府和法律机关收到了大量来自几乎所有的受到冤屈的群体的权利要求)))包括黑人、妇女、同性恋者、社会福利接受者、族裔群体、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国会与最高法院将在2世纪剩余的时间内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界定不同群体的美国人的权利,以及明确政府在推动和限制这些群体权利方面应该扮演的角色。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隐私权是在不用害怕受到政府侵犯的情况下过私生活的能力。到了2世纪末,隐私权的扩展性在同性恋群体争取平等权的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就像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废奴运动、民权运动和在6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一样,在美国,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结合了政治和法律的策略让它的声明为大众所知,形成公众的讨论,改变社会和法律的规范。由于同性恋行为不为社会伦理道德所接受,所以从2世纪8年代末开始,同性恋者争取隐私权利的斗争转向了要求宪法平等保护方面,在罗曼诉伊万斯案中,最高法院认为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修正案因为对同性恋者造成歧视而认为其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由于关于同性恋的权利保护争议在军队管制法令方面集中引起了争议,在威金诉美国陆军部一案中,最高法院承认军队命令所有同性恋者都离开军队的规章是基于性倾向而歧视同性恋者的规定,由于同性恋者在平等保护法律体系下构成了嫌疑归类,所以必须使军队规章受制于严格审查,法院判军队禁止开除威金,但1年后,国防部拒绝对已知的或者嫌疑的同性恋申请者给予安全通行证,第九巡回法院维护了这一政策。1992年克林顿总统作出了妥协,了一个DADT(即不问不答)法令,允许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条件是他们对自己的性倾向保持沉默,以隐私的名义,同性恋行为或任何对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身份的公开承认,仍会导致一个人被开除出军队,这就将隐私转化为强迫性的沉默,男女同性恋者要自我监督,自愿地躲进壁橱,如果他们希望留在军队服务的话[11]。这实际上是变相承认了军队中可以有同性恋者,同性恋者可以沉默地保有自己的隐私权。最高法院禁止对同性恋者歧视立法的判决实际上是美国社会关于个人性取向问题的公众越发宽容的态度的反应。隐私权的扩展性还表现在诸如个人对死亡的自决权问题,当一个人被病痛所折磨,而其病痛是注定无法治愈的,病人能不能选择死亡,能不能请求医生帮助他实现有尊严的死亡?这是在美国引起了广泛争议的安乐死问题,有人认为,个人拥有决定自己私人事物的隐私权,包括选择死亡的权利,虽然俄勒冈的选民们在1994年通过选举动议颁布了州的晚期成年病人自杀是合法的,但是还没有被颁布为法律,多数州是明确禁止帮助自杀的,在1997年的华盛顿州诉格拉克斯伯格一案中,法院认为华盛顿州的禁止帮助自杀的法令并不违宪。随着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在无所不到的网络世界里,个人信息或称个人资讯隐私的保护也对宪法隐私权的扩张提出了新的要求,1977年的沃伦诉罗伊支持了州法在集中的电脑文件中保留特定的配方的要求[12],沃伦一案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面对宪法上的隐私权是否包括政府数据库中信息的收集、储存和散发。法官史蒂文代表大多数人所撰写的法院意见承认州政府机关在收集、储存和散发信息时涉及到宪法上的隐私权。沃伦一案同时也是美国第一个承认宪法上的隐私权包括信息隐私和自决隐私两个部分的最高法院判决[13]。但美国对个人资讯隐私权的保护主要采取了联邦成文法保护的方式,是否纳入宪法保护的范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美国,对自由的主张,包括对隐私权这种个人自由的主张,隐含着特定团体(如妇女和同性恋)的平等保护要求。隐私权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权,由于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的权利,其意义不仅在个人不受干扰的独处权,更是一种追求有个性的、高质量的私人生活的权利,所以不难理解以上社会团体的争取自由的运动都首先从隐私权开始,当然,由于传统观念和道德伦理的限制,隐私权也不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般来说,法院仅在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才会使用宪法上的隐私权。与其他宪法上的保障一样,对隐私权的保护也仅延及政府行为或那些可以构成州行为的情形[14]。

三、美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离不开司法权的技术操作

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和宪法对于其他基本权利的保护一样,采取的是一种司法解释的间接方式,是一种消极的保护,最高法院的隐私权保护判例主要针对的是各州立法权对隐私权的侵犯,通过特定利害关系人提起宪法诉讼,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撤销州的立法,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因此,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实现离不开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技术性操作。1965年的格鲁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是最先明确隐私权宪法保护的案例,在推翻康州法律与决定的法院意见中,道格拉斯大法官发展了独特的权利伴影理论,他在判决意见书中写道,权利法案中的明示权利之间存在着暗影,这些暗影是由这些明示权利的扩散而形成的,并赋予它们生命和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包含在5宪法第1修正案6暗影中的结社权利就是这样一个区域。5宪法第3修正案6禁止未经主人允许在和平时期于-任何房屋中.驻扎,这又是这种隐私的另一个方面。5宪法第4修正案6规定了-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5宪法第5修正案6的禁止自证其罪条款给人民创造了一个隐私区域,在该区域中人民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5第9修正案6指出:-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现在这个案件是与由几个宪法基本权利形成的隐私区域有关的。[15]道格拉斯大法官的贡献在于,他使得隐私权利益可以从分散于宪法权利法案中的各项规定中看出来,从而使隐私权成为了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虽然该案所保护的隐私权的内容还只是婚姻关系隐私,但无疑隐含了对妇女是否怀孕的自我选择权的肯定,这种选择权虽然是女权运动的初次胜利,但是它所隐含的价值却不仅如此,它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自我选择权的法律上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后的有关隐私的案例的判决都可以顺其自然地得出了结论,权利伴影理论实际上完成了最高法院对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立法,这种操作是美国独特的权力架构体制决定的,司法权通过对现有宪法的解释,使隐私权的保护涵纳入宪法权利文本中,而且也为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留下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使得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具有开放性。但是,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其体制下的独特运作特征,司法技术性操作对于法官素质的要求极高,这导致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很难被别国效仿,而在美国本土司法审查制度在应对新型问题上也遇到了不少麻烦,要求法官只能发现法而不能创造法,要求法官努力使法律表达人们向往的永恒不变的理想[16],这在高度秩序化、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无疑往往是法学家一厢情愿的事。而法官本身受政治因素影响,少数的大法官的意见无法保证代表的是社会的最根本利益,相反政治家却可以通过对法官的挑选达到影响判断社会价值的标准。例如由于和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罗伊案判决始终存在着争议,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历届美国总统都将推翻罗伊判例作为他们任期内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罗伊判例之后,通过提名大法官而改变最高法院力量对比,成为美国总统推翻或者维持罗伊判例的一个重要政治谋略。从罗伊判例之后,到克林顿在1993、1994年分别任命两名大法官之前,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变化:支持罗伊判例的法官从多数变为少数,主张全部或者部分推翻罗伊判例的法官从少数变为多数。目前,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就罗伊判例分为遵循前例、限制前例和推翻前例三派,在某些争议焦点上僵持对立,以至无法形成多数意见[17]。但总的来说,法院在处理焦点问题时采取的态度较为保守,有着折中性和妥协性。

隐私权范文篇6

关键词：国家官员；隐私权；知政权；限制；保护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非法侵害他人因私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加害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还可能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自然人的隐私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②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在我国，近几年来逐渐增强的法律意识使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个解决方法上的观念变化，再加上人们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格权的精神和气氛感染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本身就很欠缺，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就需要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对国家官员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尽一致，本文中国家官员是指在那些按照法律设立、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的机构中的由公共财政支付薪金和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的人们，并不局限于《国建公务员条例》所指的公务员的范围。

一、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利益的大小予以平衡和解决。

（一）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分析

只有正确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正确的处理问题。我们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的理解，影响到我们对这种冲突的处理。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的知政权时，国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国家官员的隐私时，可能对公众的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

按照我国的法律，政府官员向由于其它公民相同的隐私权（法律并没有明文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法院不仅可以受理由国家官员提起的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诉讼，而且还会做出原告胜诉的判决。隐含在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理解是，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理解表现在，在法律中，国家官员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隐私权，法律从没有特别的提及官员的隐私权。这样造成的结果时，处理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等同于处理公民的知情权与另一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法律和法院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这种冲突时为两种权利或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把冲充途中的各方——一般公民和国家官员作为私法或民法上的主体来看待，把这种冲突看作是两种私法或民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理解，忽视了国家官员在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也忽视了公众知政权在民主政治种的意义。

本文认为，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表面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表现为两种司法或民法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冲突的背后蕴含着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一，从冲突的一方，即公众的知政权来看，这是一种根本的民主权利。所谓民主政治，简言之，就是同意的政治，治者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在公共论坛上形成的主流意愿应当是由多数公民基于正确的信息而形成的意愿汇集成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一届政府或官员的命运应当最终决定于这种主流意愿。明智的同一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的，只有足够的信息——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信息，而且包括官员的行为、品质、发展历程等私人信息——才能保障做出准确、明智的判断。另外，虽然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它来源于公众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等基本情况。这是公众知政权的主要内容。公众知政权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

第二，从冲突的另一方，即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看。国家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行使或活动，他的行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是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这些行为是对其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和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基本上可以划分开来的。从利益的角度而言，官员的行为可以分为公益行为和私益行为，公共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公共利益，自身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私人利益。但这两种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官员的公益行为也可以促进私人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官员由于担任公职，从事公益行为而能够获得薪金。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隐私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

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国家官员以官员的身份行事时，他是国家公权力的化身。在这些行为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正面的与反面的，不管官员本人是否愿意将其披露出去，都应该可以被公众所知悉。官员的这些与共权力行使直接向联系的隐私，已经彻底变性，本质上已经不是民法所要保护的隐私了。因此，尽管表面上还表现为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本质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问题不甚明显的是，对官员的与其公共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予以披露所引起的公民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能否被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披露官员在某次私人交往中贪图便宜、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有过不诚实行为。对这些隐私的披露所引起的纠纷是否可以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与被披露者的公职的适应性有着直接或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体现在公共权力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和体现在自身权利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在私人事务方面处理他人钱财是不够诚实，这一事实对于决定它是否具备掌握公共财政的适应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私生活方面贪财而自私的人同样可能在公共行为中体现这种个性；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的人可能无法全心身的投入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动用公共权力来为他的放纵生活创造条件或用公共财政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所以，一个官员的私人品性和信息经常具有公共意义，其私人领域中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私人品德可能影响公共权利的行使。

主要是基于两种场合下的一致性这种认识，公众不仅需要知悉官员职务行为中直接涉及到的“隐私”，而且需要知悉他们私人行为中的一些隐私，以判断他们是否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后一种需要尤其体现再选举官员的情形中。对公职候选人的适应性的判断不仅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而且包括对展现在私人行为中的私人品德的判断。③因为有这两种判断的需要，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中的隐私的权利，而却有知悉官员部分私人领域中的隐私的权利。虽然因私作为官员的私人利益是应当受当保护的，但不恰当的保护或过于宽泛的隐私权范围不仅会影响到公共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而且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对本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及这一结论的意义

所以就总体而言，公众的职政权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所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种冲突具有两重性质，它含有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又含有两个民法或私法主体的利益冲突的性质。这里的“一定程度”是随着国家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大小、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程度的高低而定的。掌握权力越大，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的程度越高，这种冲突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反之，则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但是可以这样说，任何官员在这种冲突中，都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包含着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尽管这种对峙与冲突是以公众的知政权与官员的隐私权的名义进行的，在外观上表现为两种权利的冲突。

将公众的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主要的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首先有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在更深广的背景之下更清楚的透视问题的底蕴所在。其次，可以充分的说明公众的知政权相对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说是更重要的权利，是价位更高的权利。因为如果仅在一种权利与另一种之间，在一个公民的知政权与另一个公民的隐私权之间，我们无法先验的、泛泛的判定一种权利比另一种权利更重要，而只有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才能够发现公众知政权优先性更准确的含义。第三，这种理解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两权相冲突的背后之实际力量的悬殊。一般公民于国家官员相比，其力量一般是弱小的，而后者的力量一般是强大的，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并拥有获取社会信息的有效手段，个体公民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力量悬殊在我国尤为显著。而仅仅局限于权利与权利之间冲突的理解则可能掩盖了这一悬殊。这样理解的最终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以适当的原则来调整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建构有关制度安排的适当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技术。

（三）对公众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冲突的平衡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当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首先倾向于对公众知政权的保护，除非纠纷所涉及到的官员的隐私与其所担任的职务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或者对其担任职务的适应性不应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担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④正是因为官员的品德、能力、健康等个人情况不可避免的对其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影响，他们的私事就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其隐私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这种隐私以不具有纯粹的个人私事的根本属性，也不再成为隐私权保护的对象。总之，这些主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公众知政权进行倾斜保护和对官员的隐私权进行限制。

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笔者在强调法律应重点保护公众知政权和限制官员隐私权时，无意于说要全盘否认官员享有隐私权。官员的那些与其执行的公职没有关系，或者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的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另外，即使官员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发生冲突，法律也不是一味的限制隐私权，而是同时考虑两权尽可能的协调，以及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所谓两权的协调，主要是指隐私权被公开的范围只要能达到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即可，不能无限制的扩大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官员隐私的时候不要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所谓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是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可以公开官员的隐私，但这一隐私的公开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以及维护与官员隐私权相冲突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其它权利，同时法律也不能完全忽视对官员隐私权可能和必要的保护，法律在二者之间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机制。

二、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不应绝对化。必须首先承认官员的隐私在整体上是受法律保护的，只有在具体的案件或事例中，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官员的这一隐私是否与其与所担任的公职的适应性有影响或直接间接的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承担证明自己这以北公开的隐私与其所担任公职、执行的公务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举证责任，或者说官员应首先证明这一隐私完全属于纯粹的私人领域的范畴。

第二，对不同级别或不同种类的国家官员在限制其隐私权的问题上应有所区别。因为国家官员的种类或级别不同，其职务、权力、待遇及对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对他们隐私权的限制理应有所区别。总的来说，经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全国性官员，对其隐私权应做较多的限制，而经考试录用的一般官员（文官），对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主要领导干部，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一般干部，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级别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官员，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于级别低、权力小、收入低的官员，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⑤

（二）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的主要情况

这些法律保护受限制的隐私的共性在于他们会对官员所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得这些隐私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不再具备隐私的这一根本属性，因此这些隐私一不是真正的隐私，是不能成为法律保护对象的。这些具体情况有：

第一，未经其本人事先同意，可以公开其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基本情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开，则应作为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于国家官员来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公众了解官员，进而判断其是否适合所任公职的前提，它是公众知政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国家官员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隐私可以公开。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在生活中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很难让公众相信其适合担任某项公职。

第三，对国家官员的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及其来源可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对官员财产的公开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获取公众的信任。官员可以取得高收入，但必须进行财产的登记和申报，并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

第四，国家官员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的接受公众和新闻界的监督。这些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这些行为理应有充分的透明度，随时让社会公众能知悉相关的真实情况。

三、对国家官员隐私权应有的保护

本文一再提到，虽然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官员所处国家公职的特殊性，应对官员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但并不能绝对化的理解为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相反，国家官员的部分隐私权仍应与其它公民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分隐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官员所任职务或执行的公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完全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其隐私的本质没有因官员的身份而发生变化。同时，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隐私所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职位越低，其个人私事和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护的隐私的范围也就越大。概括起来，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应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第一，国家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官员的住宅属于其私人领域，他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对于官员的住宅，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强行侵入和随意侵扰的。这不仅是官员本人应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与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第二，国家官员的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监视监听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其对象是什么人，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官员在公开场合或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出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形外，是应被公众所知悉的，但对于其私生活则不应监视或监听。

第三，国家官员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通信秘密和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然人隐私权中的重要内容。官员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败、道德和政治丑闻，则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四，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

第五，其它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仍受法律保护。

涉及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保护时，应强调的是，即使是官员那些保护受到限制的隐私，法律也不是完全不予保护。对这些隐私的公开应尽可能的限制在小的范围内，即只要能满足公众知政权以及盛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就不要在随意将可公开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扩大化。另一个方面时，公众行使知政权时，不得损害官员家庭成员的隐私权，尤其是其家庭成员并非归国家官员或公众人物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⑥比如，某报纸在介绍某政府官员的先进事迹时，披露该官员的孩子曾患有小儿麻痹症。这样的报道不但侵犯了该官员的隐私权，而且还侵犯了该官员子女的隐私权。

注释：

①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5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②参见112Cal.App.297(1931).丹尼法官在Melvinv.Reid一案中的判词。

③参见侯健：《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1页。

隐私权范文篇7

人类的隐私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它是伴随着人们对自身的尊严、权利、价值的产生而出现的，人们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中，尊重、保护隐私权。隐私权包括个人和生活不被干扰权利与个人资料的支配控制权，具体到网络与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隐私权的保护涉及到对个人数据（包括企业的商业秘密）的收集、传递、存储和加工利用等各个环节的保护隐私权利的问题。从权利形态来分有隐私不被窥视的权利、不被侵入的权利、不被干扰的权利、不被非法收集利用的权利；从权利的内容分可以有个人特质的隐私权（姓名、身份、肖像，声音等）、个人资料的隐私权、个人行为的隐私权、通讯内容的隐私权和匿名的隐私权等。其中，隐私不被窥视、侵入的权利主要体现在用户的个人信箱、网上账户、信用记录的安全保密性上；隐私不被干扰的权利主要体现在用户使用信箱、交流信息及从事交易活动的安全保密性上；不被非法收集利用的权利主要体现在用户的个人特质、个人资料等不得在非经许可的状态下被利用上。

一、网络隐私权问题产生的原因

分析不断发生在电子商务中的侵犯用户隐私权事件，主要是由于互联网固有的结构特性和电子商务发展导致的利益驱动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1、互联网的开放性

从网络本身来看。网络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它使全球连成一个整体，它一方面使得搜集个人隐私极为方便，另一方面也为非法散布隐私提供了一个大平台。由于互联网的成员的多样和位置的分散，其安全性并不好。互联网的安全性分为两个广义的类型：认证（authentication）和隐私权（privacy）。认证就是指一种功能，其作用是证明某人的身份，以确认当前与自己通信的个人或系统与他们自称的个人或系统是否相符。隐私权似乎比认证更为重要，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传送是通过路由器来传送的，而用户是不可能知道是通过哪些路由进行的，这样有些人或组织就可以通过对某个关键节点的扫描跟踪来窃取用户信息。也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截取用户信息的可能性是显然存在的。即任何一个上网者的任何一个网络隐私数据，都有被窥探的可能。

Internet的开放性、全球性增加了人们对其是否安全的担心，数据仓库、数据挖掘技术的兴起，使人们担心，由于利益的驱动，某些集团对个人数据的无限制的加工利用，最终会导致侵犯个人隐私的结果。

2、网络小甜饼cookie

某些Web站点会在用户的硬盘上用文本文件存储了一些信息，这些文件被称为Cookie。Cookie包含的信息与用户和用户的爱好有关。例如，如果用户在某家航空公司的站点上查阅了航班时刻表，该站点可能就创建了包含用户的旅行计划的Cookie。它也可能记录下用户在该站点上曾经访问过的Web页，由此帮助该站点在用户下次访问时根据用户的情况对显示的内容进行调整。

现在的许多网站在每个访客进入网站时将cookie放入访客电脑，不仅能知道用户在网站上买了些什么，还能掌握该用户在网站上看过哪些内容，总共逗留了多长时间等，以便了解网站的流量和页面浏览数量。只要网站愿意，它可一直保留这样的信息。这样，访客下次再进入这个网站时，就会被辨认出来，如此网站管理人员就可以知道访客的“忠诚度”了。另外，网络广告商也经常用cookie来统计广告条幅的点击率和点击量，从而分析访客的上网习惯，并由此调整广告策略。一些广告公司还进一步将所收集到的这类信息与用户在其他许多网站的浏览活动联系起来。这显然侵犯了他人的隐私。由于访客资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某些经营情况困难的网站会将这些收集来的资料出售给买主，以此牟利。根据纽约时报报道，、Toysmart和等网站，都曾将客户姓名、住址、电子邮件甚至信用卡号码等统计分析结果都标价出售，以换取更多的资金。

日前，美国政府要求各政府机关的网站不要将cookie放在访客的电脑中，以免被人指控侵犯个人隐私权。不过，目前大部分商业网站都会将cookie放置到访客的电脑里，以跟踪访客的上网习惯、浏览的页面、停留时间、访客来源等。这种行为已经引起许多争议。虽然许多商业网站都保证，其站点将确保在线日程表业务中关键的私人隐私数据不会被泄露，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调查显示，在美国即使是最受欢迎的排名前100位的电子商务网站，有35个网站允许第三方公司跟踪记录访问者的信息，另外，有18个网站根本不对消费者公开信息收集原则。

美国国会也对此问题表示关注，国会正在研究方案，将禁止网络公司将用户数据库列入公司资产，这样将禁止网络公司任意将用户数据库资料出售的行为，从而保护了消费者的隐私。

3、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网络隐私权保护中的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网络与电子商务中隐私权保护的责任，包括以下的一些内容：在用户申清或开始使用服务时告知使用因特网可能带来的对个人权利的危害；告知用户其可以合法使用的降低风险的技术方法；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技术保护个人的权利，特别是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和秘密性，以及网络和基于网络提供的服务的物理和逻辑上的安全；告知用户匿名访问因特网及参加一些活动的权利；不修改或删除用户传送的信息；仅仅为必要的准确、特定和合法的目的收集、处理和存储用户的数据；不为促销目的而使用数据，除非得到用户的许可；对适当使用数据负有责任，必须向用户明确个人权利保护措施；在用户开始使用服务或访问ISP站点时告知其所采集、处理、存储的信息内容、方式、目的和使用期限；根据用户的要求更正不准确的数据或删除多余的、过时的或不再需要的信息，避免隐蔽地使用数据；向用户提供的信息必须准确、及时予以更新；在网上公布数据应谨慎。

此外，还可以对数据文档的互连与比较作出约定。如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除非国内法能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应当禁止互连，特别是通过连接、合并或下载包含有个人数据的文档，禁止从第三方可查询的文件中建立新的文档，禁止将第三方掌握的文档或个人数据与公共机构掌握的一个或更多的文档进行对比或互连。

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还会遇到网络免费服务与用户信息的收集利用的关系问题。目前网上的许多服务都是免费的，如免费电子邮箱、免费下载软件、免费登录为用户或会员以接收一些信息以及一些免费的咨询服务等，然而人们发现在接受这些免费服务时，必经的一道程序就是登录个人的一些资料，如姓名、地址、工作、兴趣爱好等，服务提供商会声称这是为了方便管理，但是也存在着服务商将这些信息挪作他用甚至出卖的可能。

事实上，隐私权保护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个人资料应在资料所有者许可的情况下被收集利用，而这项原则不应因提供的服务是否收费而有所变化，除非商家在提供免费服务时在附加条件中就明确了可以将相关资料用作一些商业利用的要件。

4、客户关系管理与网络隐私权

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CRM）起源于1980年代初提出的“接触管理”（ContactManagement），即专门收集整理客户与公司联系的所有信息。到1990年代初期则演变成为包括电话服务中心与支援资料分析的客户服务（CustomerCare）。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不断发展，客户关系管理不断演变发展并趋向成熟，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目前，消费者隐私权的问题正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客户关系管理。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客户关系管理包含着两个互为补充的部分——“进攻”和“防御”，这两个部分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制定整体的客户关系管理战略之前必须要首先确定到底应该花费多大的努力去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及利用分析结果。管理层必须要通过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公司标准化政策的制定来确定为每一个客户提供服务和市场决策是否切实可行。

防御性的客户关系管理包括数据信息的收集、分析以及对分析结果的利用。它使得商家能够向客户提供他们所关注的产品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在多种产品的基础上制定服务决策并且依靠大量可靠的信息来提供更有效、更精确的服务。

进攻性客户关系管理包括通过对客户信息的直接或间接使用来影响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商家的方向发展。进攻性客户关系管理的目的在于比客户更好的了解他们自身，在此基础上为客户提供让他们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增加公司的利润。进攻性客户关系管理是通过对公司自身所拥有的或从外部资源得到的大量信息的分析得以实现的。尽管它并不直接的应用在客户市场，仍然被消费者和市场管理者看作是一种扰人的行为。对网络及分析技术的滥用已经引起了消费者和市场管理者的愤怒。

要在防御性客户关系管理和进攻性客户关系管理之间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是十分困难的。举例来说，告诉你其他商品与你现在正打算购买的商品是否相配属于进攻性客户关系管理，事先了解你已经购买了那些商品并提醒你不要进行重复性购买则属于防御性客户关系管理。又比如，为客户提供一份生日小礼物属于防御性客户关系管理，而为客户提供百分之十五的打折优惠则属于进攻性客户关系管理。

不论客户的个人信息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与第三方共享，在考虑公司整的客户关系管理战略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虑到消费者隐私权这一重要因素将会带来非常消极的负面影响。

维护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的隐私权是商家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公司考虑自己的客户关系管理战略时，消费者与合作伙伴的隐私权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商家必须要想办法使自己对客户信息的使用为公众所接受，否则的话他们与客户之间的摩擦就会越来越多，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他们所能得到的利润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不论是由于地方法规的规定还是出于市场压力的结果，对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公司企业来说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将成为其商业运作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

美国著名互联网咨询公司GartnerGroup在消费者可以接受并且不违反相应法律法规的程度上对可以提供的“消费者隐私”做了详细说明：1、经过消费者本人亲自确定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以及公司企业所掌握消费者信息的。2、公司企业与已经签约或尚未签约的第三方之间的市场合同。3、经授权的或未经授权的，公司企业及其已经签约或尚未签约合作方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使用。

二、企业管理网络隐私权的措施

对于企业来说，保护自己以及用户和合作伙伴的信息隐私权问题已造成企业管理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基于此，一些有责任心的企业认识到有必要让专人来负责建立和维护隐私政策。一般的理解认为，互联网隐私保护使用的是技术手段，但隐私专家说，隐私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管理问题。隐私官将能在个人对隐私的需求和公司以合理手段使用隐私材料的权利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关系。首席隐私官（CPO，ChiefPrivacyOfficer）专门负责处理与用户隐私权相关事宜，直接对企业的最高领导人负责。隐私官的任务是处理内部和外部隐私事务，内部事务包括政策的制定、展开和适应及同公司现有及过去员工的联系，外部事务包括公司和其他商家及公共领域、股东、客户、媒体的交流。微软的首席隐私官理查德·普赛尔将他的工作分成三部分:提出公司的数据保密政策，监督公司的业务发展以确保公司开发的新程序保护用户的隐私权，以及培训公司员工。从目前的情况看，CPO的需求颇为可观：美国商业信息隐私组织主席表示，类似CPO这样的职位在欧洲已经非常普遍。许多国家都要求收集数据的企业指派一位“资料保护”经理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的私密信息被记录在计算机中。虽然详尽的统计细节资料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进行商品和服务销售，但是，商家使用这类信息需要冷静及尊重消费者的意见。然而，企业的信息安全与网络隐私保护有时也会出现矛盾。表现在：（1）一方为了保障其信息安全而影响到了另一方的隐私，比如公司为保障其企业数据的安全而对公司员工行为的监视。对同一个客体来说，往往也存在着冲突，在某方面获得信息安全的同时则要牺牲另一方面的隐私利益，比如银行摄像机的安装，显然这是确保我们在银行的资产不会被不法之徒窃取的有效手段，但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摄像机中露脸，这是地地道道的隐私侵犯。（2）企业的声誉。如企业在受攻击后立刻向有关机构报告，这固然有利于执法和研究机构立即行动，还可以避免攻击面波及其它企业，可是有多少企业愿意公开自己受攻击的消息呢？对一个企业来说，企业被攻击这种事是企业自己的隐私，一旦公布出去会对企业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于是这又构成了矛盾。

三、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及国际协调

目前电子商务仍处于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对于电子商务的法律管理，不是简单的法律调整代替技术调整，而是将技术调整纳入整个调整体系内，立法时就应充分考虑技术要求和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立法上还应该有足够的前瞻性。

信息时代保护网络隐私权的原则应当是力求平衡——既要保证隐私权不受侵犯，又不能使保护隐私成为信息自由流通从而发挥其经济价值的障碍。当前，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经济不仅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期，就世界范围而言，也处在由幼稚向成熟发展的探索期，这样一个相对理性的调整时期，正是立法工作可以谨慎而积极开展的时机。同时，法律的完善也是网络经济调整的重要一环，当基础建设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法律保障就完全有可能成为复苏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的重要动力。

从人们的隐私权法律意识来看，还需逐渐加强。中国近年来虽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引入了隐私权这一概念，历经数年隐私权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总的来看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集体、轻个人，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是与以个人本位、权利本位为基础的隐私权相抵牾的。保护隐私权是我国法律长期忽视的盲区；保障信息自由流通是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两者都是我国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对此进行法律调整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受到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条件的制约。

为了专门解决网上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已有不少国家、地区和组织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立法工作。美国是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发展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法律传统上也比较重视个人的隐私。1974年通过的《联邦隐私法案》，主要从行政的角度出发，对政府应当如何搜集资料、资料如何保管、资料的开放程度等都做了系统的规定。而在民事方面，法律涉入不多；在商业领域，一般非常强调业界的自律，尽量避免政府法令的介入。此外，对于未成年人有专门的法律，如1998年通过的《网上儿童隐私权保护法》规定，搜集12岁以下儿童的资料时，须获得家长的同意。这一点也为我国的一些网站所借鉴。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了四条信息公平操作的原则：用户应该拥有下述权力：（1）知情权，即清楚明白地告知用户收集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的用途是什么；（2）选择权，即让消费者拥有对个人资料使用用途的选择权；（3）合理的访问权限，即消费者应该能够通过合理的途径访问个人资料并修改错误信息或删除数据；（4）足够的安全性，即网络公司应该保证用户信息的安全性，阻止未被授权的非法访问。并对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提出了下列建议：（1）指定一名信息安全官员来确保公司对消费者信息的使用是符合法律的。（2）设置密码，安装鉴定软件来对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人进行监控。（3）设置防火墙或者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在线收集到经过保护的、在网上无法进入的服务器当中。（4）对所有包含客户个人信息的文档进行加密。（5）安装安全相机以保护数据分析仪器的物理安全。

但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指出，Internet产业无法贯彻贸委会所颁布的四条信息公平操作的原则，根据联邦处的统计数字，只有20%的网络公司和42%的大型站点遵循这些协议。因此，联邦贸易委员会放弃了对网络自我管理机制的支持，并呼吁立法机构保护用户的隐私。

欧洲也是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发达的地区。欧洲与美国双方在如何确保消费者在隐私权被侵犯时，享有明确的解决纠纷权利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基本分歧，美国方面提倡应采用业界自律的方法，而欧洲国家更强调通过法律的手段调整社会关系，尤其是新技术带来的充满未知数的新型社会关系。1995年，欧盟《欧盟资料保护指令》，在保护隐私权方面将欧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内——这对国际间如何协调对隐私的法律保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欧盟资料保护指令》中争议最大的第25条规定：有关跨国资料传输时，个人资料不可以被传输到欧盟以外的国家，除非这个国家能保证资料传输有适当程度的保证。而这个“适当程度的保证”的要求之高，连美国都未能达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隐私权范文篇8

关键词电子商务消费者隐私权保护

在当前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己经成为一种与人才、资金、原料等类似甚至更重要的资源。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消费者对于缺乏在线隐私保护的烦恼已随着因特网的使用而逐渐增加。互联网一方面为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快捷，为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创造了极大空间，但这把双刃剑也同时使得我们的隐私处于被凯觑的境地。

一、电子商务环境中的隐私权范围及属性的界定

在对隐私权的已有研究中，学者多从纯粹思辨的法哲学层面对隐私权进行权利证成，主要关注的是隐私权的正当性问题，而对隐私权的实证分析关注不够。电子商务是一种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商务形式，传统的缺乏效率意识的隐私权权利证成很明显已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隐私权即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1]，属于人格权的范畴，其客体是个人秘密。关于隐私和隐私权的范围学界一直都在争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试图给隐私下一个一般的定义比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自由的定义更难”[2]。笔者无意于给已有的各种隐私权理论妄下断语，将集中关注适应电子商务环境的“信息控制理论”[3]。美国有的学者也认为，无论是在普通法上还是从隐私的字面理解，隐私权都包含了个人对关于他(她)本人的信息的控制[4]。笔者认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隐私权带有信息、身体、财产和决定等方面的含义，至少涵盖对于个人资料支配权、利用权和维护权、个人私事或私生活的隐蔽或隐瞒权和保持个人生活和领域不受干扰和侵犯的权利，并且在电子商务运行中，易受侵害的消费者的隐私主要涉及个人资料的支配利用权和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犯权。

在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法隐私范畴的信息，可以说它是以是否能够识别某个主体为标准的，而不再是以不宜公开为标准。英国1998年《数据保护法》作了一个较全面的界定：“个人数据指与可识别的活着的个人的数据组合，包括数据控制者占有或可能占有的其他信息，任何关于该个人观点的表述、数据控制者或与该个人有关的其他人意图的表示。”[5]在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不仅可以自己用于商业目的，而且有时被作为“信息产品”进行买卖。笔者认为，消费者被纳入保护范围的个人资料主要包括：特定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编号)、敏感性信息(宗教信仰、婚姻、家庭、职业、病历、收入、经历)、E-mail地址、IP地址、Username与Password。这些个人资料属于消费者个人所有，这也意味着消费者对其个人资料拥有民法的权利，即控制权、收回权、知悉权、修改权和请求司法救济权。上述五种权利既是法律对个人资料保护而赋予的个人权利，也是个人资料隐私权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实践层面上，隐私权仅仅囿于人格权的范畴，“寄生”于名誉权下给予保护的。笔者认为，在电子商务环境中，隐私权应该向其财产权性质方面着力发挥。在电子商务中，网络运营商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广告宣传，或其他营利操作而侵害消费者权益。可以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已经具备了商品交换价值。故笔者认为，将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个人，个人就能够控制其私人信息从而形成对其私人信息的财产权。隐私权必须被视为一种财产权，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被转让并最终能由受让人予以利用[6]。私人信息财产权允许将私人信息的收益内化，任何其他人都不得无偿使用该权利资源，他们必须支付对价后，才能使用该权利资源，这样既能促进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电子商务中消费者隐私权受侵害的主要形式

根据上文论述，在电子商务环境中，消费者隐私权主要内含个人信息控制权、个人私事隐蔽权和个人生活安宁权，其中个人信息控制权最易受到侵害，本文主要涉及个人信息控制权受侵害的形式。

(一)任意收集个人数据。当前电子商务经营者为自身经营目的或其他特定目的，经常任意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主要方式是IP跟踪。在互联网上，每个用户都会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IP地址。每一个被访问的站点都会得到该用户的IP地址。这些地址可被用来产生出一份该用户的记录，服务商可以根据该记录，清楚地了解到用户网上的行踪。网络服务商还可以通过“网络小甜饼”(cookies)之类的追踪软件来追踪用户在网上的行为，收集其兴趣或者其他个人可识别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向消费者有针对性地发送广告，或者把这些信息出售给他人。这样，我们在任何时间登录任何一家网站，浏览任何一条新闻，选择、比较任何一种商品，都会被网络服务商详细记录在册。更为可怕的是，通过网上病毒程序非法收集个人资料。2004年8月18日，江民科技公司截取一款“黑洞”病毒，该病毒能够自动搜索用户客户端，并且能够绕过部分防火墙直接“植入”用户电脑当中。它不但能够像“蜜蜂大盗”那样自动开启用户的摄像头偷窥隐私，盗取用户所有密码，掌控用户电脑的所有资料，而且还具有录音功能，能够偷录下用户语音、视频聊天的一切隐私。收集个人数据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是，当消费者在上网浏览或者购物的时候，被要求填写含有个人数据的表格。还有的经营者以市场调查、会员注册的方式收集个人数据。通过病毒程序或者窃听程序等消费者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很明显侵害了消费者的隐私权，不再赘述。即使在消费者个人知息的情况下收集其个人信息也可能构成侵权，是否构成侵权关键取决于网络服务商再次使用所收集的个人数据是否超过必要的范围，是否经过消费者本人的授权。

(二)深层次开发利用个人数据。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控制权，除非经消费者特别授权或公共机关为公共管理需要而使用个人信息以外，均构成侵权。在电子消费或交易中，消费者提供必要信息只允许用于其本身的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更不能被散发或任意传播甚至被出卖。未经当事人同意，个人资料被用于与收集的个人资料事由无关的目的即为不正当的利用。当前，许多网络服务商都不公布其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政策，也不承诺不将这些信息用于规定目的、范围之外的活动，经常将收集到的个人数据进行再次开发利用，建立起种种类型的资料库。实际上，电子商务中的个人数据不但具有价值，更有成为商品的可能。现实中，个人数据已经成为商品在网络上买卖，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公司公开在网站上推销个人数据[7]。

(三)非法转让个人数据。个人数据被不当利用还表现为个人数据被擅自非法转让。个人数据在电子商务中的流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商家之间相互交换各自收集的信息，或者是与合作伙伴共享信息。这种共享使个人数据用于交易以外的目的，使个人数据有可能被更多的商家知晓和利用，无异于变相侵害个人隐私。另一种是将个人数据作为“信息产品”销售于第三人或转让给他人使用。由于这种方式将个人资料商品化却没有向消费者个人支付任何对价，所以笔者认为这是对个人隐私侵犯最为严重的一种侵权行为。美国最大的网络广告商Doubleclick公司就因不当获取及销售网络个人材料而曾受到指控。

在传统的商务模式中，公民的隐私权虽然也会受到不法商人的侵害，但其侵害的范围和程度都远远不能与电子商务相比。IP地址被跟踪，隐私信息被非法出售，账户密码的泄露，邮件炸弹的肆虐，给个人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和网络秩序的混乱。网络隐私所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黑客技术的发展，使得消费者的隐私保护之战将长期存在。

三、我国网上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现状

当前，世界各国对隐私权保护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采取直接保护方式，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当个人隐私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得以侵犯隐私权为由提起诉讼。而我国采取间接保护方式不承认隐私权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而是把其当作人格权下的某种利益，当个人隐私受到侵害时，只能借助于名誉权或其他人格权请求法律救济。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可见，在《民法通则》中并未明确规定要保护隐私权。《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但隐私权概念比“人格尊严”要广泛得多，《宪法》所保护的并非普遍意义上的“隐私权”。个别单行的法律法规里涉及到网络隐私或网络隐私权，如信息产业部2000年10月8日通过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第12条就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法律不但没有明确规定保护隐私权，而且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也仅仅停留在禁止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的程度。我国关于网络隐私的保护，基本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所以对我国的网上消费者而言，在法律上既没有新的网络隐私保护的规定可供适用，也不能求助于传统隐私权的保护手段来保护个人的网络隐私。

四、完善我国网上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建议

针对电子合同缔结和履行过程中引起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可以实行法律规制和行业自律并重原则。基于网络的国际性特征，采取国际通行的规则，明确界定信息收集者与信息被收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确定网上收集个人资料的主体资格。当前我国公民隐私权没有允分法律保障，网上个人数据保护措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从主体资格上规范个人资料的收集。电子商务领域通行的规则是，在线经营者可以为了其本身开展的特定服务或交易的需要而自行收集客户或消费者的个人资料。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特别是与个人资料密切相联系的行业，是否可以自由收集，各国做法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根据台湾地区制定的《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将收集处理个人资料的主体分为公务机关和非公务机关两种，非公务机关中专门收集个人信息资料的资信业收集个人资料必须事先取得许可，而其他行业实行核准登记，未经事业主管机关依法登记并发给执照者，不得为个人资料之收集，电脑处理或国际传递及利用。我国尚未有个人资料收集管制方面的规定，我们建议对于专门收集个人资信信息的专业公司实行许可制度，而对于一般个人资料收集只要在收集和利用方面做出规定即可，不必实行登记管制。

(二)确立电子商务环境下个人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电子商务的发展依赖于用户对个人数据安全的信任。尤其是，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网上个人数据保护措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既要强调信息自由流动，又必须强调对互联网隐私权的保护。在立法上，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做法，确立个人资料保护的原则。笔者认为，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①依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如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有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依照该规定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如无明确规定，经营者在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也不得侵害消费者合法的权益；②最低限度原则。经营者为某种合法的目的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在实现其目的的前提下，最低限度地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如超出必要的限度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即为个人信息的滥用，经营者应承担相应责任；③向消费者说明及告知原则。经营者在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前，应就其收集和使用的目的向消费者进行说明。在收集和使用之后，应告知消费者有关情况；④保证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原则。经营者有义务对所收集的资料采取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受第三方干扰。

(三)科学设置例外或免责条款。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对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保护隐私”和“保障信息流通”之间，既有矛盾，又相辅相成。由此决定，既要保证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又不能使保护隐私成为信息自由流通从而发挥其经济价值的障碍，法律惟有平衡地协调两者利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双赢”。因此，在确立个人数据收集使用基本原则的同电，必须科学设置免责条款。例如，在以下情况中，网站可以免除可能的侵权责任：为了免除当事人在生命、身体或财产方面的紧急危险；为了增进公共利益；为了防止他人权益的重大危害，且不会损害当事方的重大利益；根据执法机关的要求或者为公共安全目的向相关有权单位提供个人资料；因为消费者的过错导致个人资料泄露；因为政府管制造成的暂时性关闭等影响网络正常运行的不可抗力所造成的个人资料泄露、丢失、被盗或者被篡改，等等。

(四)确定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在理论上对隐私权进行研究和在立法、司法上对稳私权保护呈专门化、国际一体化的趋势[8]。隐私权作为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作为独立的人格权的组成部分，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作为信息传送和信息交流的今天，这一问题更应当引起政府、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广大网民的重视，并在全社会形成一整套保护网上隐私权的法律及其执行机制。唯其如此，才能使人们的人身权具有完整性、彻底性。

(五)行业自律组织应作出相应的规定，以引导行业自律。加强网上信用体系的培育，行为自律组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在当前网络个人隐私缺乏有效的立法规制的情况下，行业自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规则模式，即使在制定相关的法律后，行业自律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六)加强国际间协调。由于互联网具有超国界性，因此保护网络与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需要国际间协调，让本国的法律给本国及外国用户以完善的隐私权保护的同时，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法律与机构来保护本国用户的隐私权，这就要求要尽快完善隐私权保护体系，与一些相应国家进行协调，提出大家都认可的网上隐私权保护的要求与标准。

隐私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是实现个人和社会基木和谐，达到整个社会安定有序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今天，只有在人们的隐私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情况下，才能使人们的人格得到健康发展，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61

[2][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冯建妹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13

[3]张莉.论隐私权[A].徐显明.人权研究：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388

[4][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冯建妹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254

[5]高富平.个人信息与隐私[J].http：///nopass.asp.2007-02-06

[6][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冯建妹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290

隐私权范文篇9

关键词:网络隐私权;刑法保护;立法

一、网络隐私权的介绍

(一)传统隐私权与网络隐私权的联系。早在189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评论》首次提出隐私权的概念，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我国对于隐私权的研究时间相对较短，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够丰富。归纳我国的隐私权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是张能宝提出的个人事物观点，其认为隐私权是一项属于个人的权利，未经允许不得被除自己以外的人所知悉，常见的为夫妻性生活、个人的财产信息以及内心活动等;第二是王利明提出的独立人格权观点，他认为隐私权是所有人享有的人格权利，分为有形隐私与无形隐私两种形态，包括公民个人和死者，要保证两者的私人信息不受别人干扰、不被别人侵犯。从以上隐私权的相关观点中我们发现，隐私权的核心是人格自由，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其代表着所有不想被外人所知的一切信息。对于网络隐私权来说，不同于传统的隐私权，它是时展的产物，更全面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利。虽然学术界并未明确指出网络隐私权的相关定义，但我们已经从狭义角度和广义角度上了解到了网络隐私权的大致内容。学者普遍认为，网络隐私权的概念是网络角度上那些所有不想被外人所知的一切信息，也包含了人格权。(二)网络隐私权的内容构建。当前正处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提升了计算机的数据处理效率，促进了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上的信息泄露也随之越来越严重。鉴于此，网络隐私权的范围不再是简单的线下个人信息，而渐渐扩展到了整个网络领域，可谓是包含了网络背景下的一切个人信息，即使是网络浏览记录也不可忽视。人身权和财产权也成为了网络隐私权的重要内容，不论是何种主体，在进行他人信息的采集时必须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不可将他人的个人信息公布于网络，给当事人带来不便。

二、网络隐私权的国外保护

(一)美国。在20世纪初期，美国就开始了隐私权保护的研究，并为隐私权保护实施了混合立法，尤其是将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规则相组合，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隐私权。1967年美国国会经研究后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该法完善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1974年美国政府再次强调隐私权的重要性，并通过国会制定了《隐私权法》，要求一切个人信息的搜集和传播都必须获得当事人的认可，否则将受到惩罚。在刑事立法方面，美国国会制定了《模范刑法典》，在第250/12条指出了侵犯隐私权的后果。《美国联邦法典》第十八篇中指出，任何单位或部门都不得将个人的信息公布于网络，公民享有网络隐私权。(二)日本。日本通过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其特有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2000年，日本实施《反黑客法》，其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数据的安全传送。2003年3月，日本议会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律的宗旨在于保护个人信息、促进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明确了日本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方针。同时，日本《刑法典》对特殊的行业提出了新的规定，例如医师、助产师等自主能力强的行业、律师等专业法律的相关人员，要求他们不得利用工作便利，获取他人私人信息牟取利益。另外，法律中增设了自诉模式，该模式提高了公民的安全意识，对于解决网络信息犯罪有着重要的价值。1999年日本针对于儿童犯罪制定了《买春儿童、儿童色情处罚法》，并在2014年提出了预防儿童色情犯罪制度，同年通过了《禁止针对儿童的买春和色情法》，该制度有效降低了儿童色情案件的犯罪率，保护了儿童的网络隐私权。当前来看，日本的儿童网络安全制度已经趋于完善，也成为了日本刑法的一部分。

三、网络隐私权的国内保护现状

对于国内的网络隐私权来说，其实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和保护举措，相关的法律也不完善，即使涉及到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也仅仅是间接性质的保护，保护效率不高。总体来说，国内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并不健全，未实现与刑事制度的紧密结合，执行力不足。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于1997年12月30日实施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该行政法规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首次提出规定，对于加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1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2012年12月28日通过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系在互联网信息保护领域较为权威的两部规范性法律文件，其内容在较高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从刑事犯罪角度对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作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则站在网络管理视角，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事业单位提出要求，加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保护他人网络隐私权的责任感。2003年12月5日，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于2004年1月1日施行，其中针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保护做了重点规定，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在互联网上收集、使用和公开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该条例的实施保障了未成年人的网络隐私权。在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侵犯进行了法律规制。然而，由于以上立法文件的法律位阶不高或规定不够全面的原因，不能满足越来越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隐私保护需求。直至2017年6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其明确规定私自窃取、出售、提供个人信息行为的处罚办法，此时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得到了高效切实的法律保护。从刑事立法层面来看网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是体现在《刑法》第253条、第285条至第288条，这些法条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进行了相关规定。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253条第一款进行了修正，扩大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整治范围，尤其是对网络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加强保护。当前网络隐私权的刑法处罚一般是通过侮辱罪、诽谤罪、诈骗罪等进行刑法规制，从整体来看，侵犯网络隐私权的刑事处罚定罪门槛过低。我国的未成年人隐私权是一种特殊的问题，必须预防儿童的色情犯罪。近年来色情犯罪的形势不断加重，需格外重视。从当前儿童色情犯罪的状况来看，我国网络角度色情刑事保护的不足，需为其颁布针对性的法律政策，保障未成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首先，法律政策应考虑色情犯罪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为未成年儿童成立专门的约束和保护条款。其次，借助网络渠道向儿童普及正确的性知识，让儿童不受网络色情内容的影响，并让儿童远离色情网络。整体上我国关于儿童网络色情犯罪的刑事规制还停留在司法解释层面，并没有单独入刑，还没有将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提高到刑法保护层面，亟需进一步斟酌立法。

四、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建议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隐私权的保护成为了难题，网络世界改变了我们对隐私权的看法，现实中的个人隐私也会因为互联网在一夜之间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可见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力度，法律显得力不从心。经初步研究发现，我国侵犯网络隐私权的案件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该状况使得公民的隐私权受到破坏，个人空间频遭侵犯。另外，一部分不法分子以个人隐私威胁公民实施敲诈，获得不法的利益，给公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安，扰乱了社会秩序。如因席卷全球的WannaCry病毒传播而造成的勒索案件，导致至少150个国家受到网络攻击，受入侵电脑超过20万，可见侵犯网络隐私权，除了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会对生命造成威胁，因此需要加强对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我国对于网络隐私权的研究力度不足，在相关的法律中也仅仅是保护了公民的身份信息，无法实现公民基本隐私信息的保护，另外，公民身份信息的保护以数字化形式为主，仍存在巨大的安全漏洞，并不完善。鉴于此，未来我们应当从以下三个角度实施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第一，强调隐私权独立的刑法地位。网络隐私权是公民隐私权的一种，需将其列入《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用针对性的法律规范去维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在《刑法》中，应该对网络隐私权的概念进行明确规定，指出网络隐私权的范围，对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制定一系列的规定，尤其是重点处罚侵犯儿童网络隐私权的犯罪，为儿童的成长创建和谐的环境。第二，实现网络隐私权保护范围的扩大。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一直难以确定，这也是不法分子犯罪的主要依据，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与网络隐私权相关的行为全部列入隐私权保护范围，把不法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借助法律和网络技术对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实时监控，打击网络隐私犯罪产业链，净化网络环境。第三，重视网络隐私权的自诉。网络隐私权的侵犯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心灵伤害，而国家公诉的方式存在结案时间长且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的弊端，此时可以考虑以自诉的形式与公诉方式相结合进行，共同打击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也有利于安抚当事人的心灵。当然，对于那些难以取证的案件来说，仍以公诉形式为主，根据不同的状况采用差异化的形式。

五、结语

总之，网络隐私权需要刑法的专门保护，要在刑法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一章中增设侵犯公民网络隐私罪，将其从个人信息当中单独剥离出来，予以重视。同时鉴于刑罚的严厉特性，还必须建立健全与刑法相匹配的，关于网络隐私权的单行法以及行政法规等配套法律法规，更为多元化、多层次地保障公民的网络隐私权。

［参考文献］

［1］陈冉．论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刑法保护［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3)．

隐私权范文篇10

隐私权理论最早由美国法学家沃伦和布兰代斯提出，这项权利随着人们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已被公认为是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目前关于隐私权的概念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信息不受侵犯以实现主体精神自由与安宁的权利，同时还包括与维护私人信息相关的私生活自由不受侵扰的权利。隐私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主体必须是自然人。隐私权具有严格的人身性，是基于自然人的精神自主性而生的各种利益要求。第二，隐私权包括个人信息、个人领域及私人活动三个方面。个人信息一般包括个人所有资料，如家庭号码、个人信仰、档案材料、身体缺陷和财产状况等；个人领域即是私人空间，例如个人居所、日记、通信等；私人活动是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情恋史等。第三，隐私权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利。根据权利人的意愿或同意，可以通过修改、使用、公开以及保密等方式来行使。第四，具有隐秘性和真实性。隐私权作为一种不愿公开私人生活秘密或排除他人对个人领域的非法侵入的权利，其内容具有秘密性和客观存在性。

二、隐私权刑法保护的正当性

1、价值基础

在人与法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为法律价值，法律的基本价值是程序、自由正义和效益。笔者认为，加强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利于实现以下价值：

（1）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固定形式，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前提和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人的社会属性，其本质在于自觉地自我限制，实现与他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而秩序价值就是通过对人行为的限制或禁止，来实现人的安全、和平、共公福利等内容的社会利益。所以，秩序是法的其他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法的其他价值无从谈起。法律之所以可以带来秩序，是因为秩序的本质是让人们的行为和谐与合乎规律，并达到社会关系的有序状态。“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

（2）自由。自由是指社会关系中受到保障或得到认可的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自由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个人的独立和自决与社会的统一和公决、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法律把自由法律化为权利，使自由的实现得到充分的保障.并通过对自由权的规定，为人们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引导人们准确地享有和行使自由权。隐私权本身彰显的就是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个人选择的自由，构筑对自由行动、自由言论、自由思想等其他自由的坚强保障。但同时重视自然人对其个人事务、个人信息、个人领域有排除他人知悉、干涉的权利，依靠国家的公权力，在刑法上将隐私利益和需求加以确认和分配。

2、刑法机能的应有之义

按照马克昌、赵秉志等名家的观点，刑法机能是指刑法客观上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说认为刑法的机能包括：

（1）法益保护机能。它是指在刑法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保护某种有价值利益的作用。当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遭受侵害或威胁，法律就应该发挥它的工具作用，来实现对各种有价值的利益保护。

（2）人权保障机能（或自由保障机能），指刑法具有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这里主要指通过制约国家刑罚权，来保障公民自由权，国家作为刑罚权的发动者和实施者，拥有强大的公权力，如果不对其适用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合理限制，必将膨胀产生异化，导致刑罚权的滥用，这一切都决定了刑法需要对国家刑罚权予以制约。对此，我国学者提出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主要是要求刑事立法坚持理性且审慎，防止滥用立法权，限制国家刑罚权。可见，将严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入罪是否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从实践中发生的案例来看，大多数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单纯为了钱财目的的很少，如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大多数是为了满足窥探别人隐私的欲望而给被害人造成尊严伤害和精神痛苦。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规定了许多财产类犯罪，甚至有些入罪的数额较低，却对隐私权没有直接给予保护。

3、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教授Roomkin在《隐私已经死亡了吗？》一文中指出，日常的信息资料的搜集、在公共场所的自动监视的增加、对面部特征的技术辨认、电话窃听、汽车跟踪、卫星定位监视、工作场所的监控、互联网上的跟踪、在电脑硬件上装置监控设施、红外线扫描、远距离拍照、透过身体的扫描等等，这些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无处藏身。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尽享现代文明丰富成果的时候，我们的私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被广泛、深入、快速、严重地侵袭。“陕西黄碟案”、“人肉搜索第一案”等触犯隐私权的行为频频发生，同时也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事物，如“婚姻医院”、“私人侦探”等，它们的出现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们的隐私极限，不得不让刑法规范重新审视自己。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一个新成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和保护，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我国澳门地区纷纷将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纳入刑法保护体系，使人民得以安心地发展经济，提高幸福生活的质量，作为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中国，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也刻不容缓。

三、我国现行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我国刑法并未直接引入隐私和隐私权的概念，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刑事立法中存在隐私权保护规范，刑法条文中的个别条款以及修正案初步构建了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框架。具体体现在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和第二百五十二条、二百五十三条和二百五十三的规定之中。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进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上述三个罪共同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在刑法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中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涉及相关罪名有：（1）非法搜查拘禁罪；（2）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3）侮辱罪；（4）侵犯通信自由罪和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电、电报罪；（5）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与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6）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另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对于传播、张扬他人个人隐私，侮辱他人人格，情节严重的，可以以侮辱罪定罪处罚；以揭露他人隐私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钱财的，则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也对保护公民隐私起了重要作用。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第1条规定了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对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做出了规定。

基于上述论述，笔者认为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刑事法律条文太少、保护范围太窄、力度不够、体系不合理、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具体表现在：

1、对犯罪对象的描述不够准确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或物。任何一个罪名的描述罪状都应该忠实、准确地反映这个罪名中所涉及的行为具体作用的对象，这样便于定性，但我国刑法中规定涉及到的隐私权的罪状描述要么范围过于狭窄，要么表述不够精准。例如非法搜查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身体或住宅，而与之性质相当私人电脑或私人汽车等物件却没有包含其中；侵犯通信自由罪的犯罪对象仅仅限于信件，而把电话、电报、窃听盗录他人谈话内容以及图片都没有列入其中；非法侵入住宅罪中，住宅的理解也不应该过于狭窄，它除了包括个人宅所之外，还包括宅所内的私人活动。

2、惩罚犯罪的手段单一纵观我国刑法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犯罪所采取的处罚措施，除了《刑法修正案（七）》首次植入罚金刑以外，一直采用自由刑这种单一的方式。笔者认为，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世界各国将财产刑作为惩治隐私权的趋势下，我国不妨可借鉴国外立法，将财产刑和自由刑并用或单处.对于一些较高社会地位的犯罪分子，可以采取剥夺某种资格或取消某种荣誉等方式来处置，针对不同的犯罪人采用适用其惩罚的方式。

3、既遂标准过于严格综观我国侵犯隐私权的诸多犯罪，“后果严重”频繁出现，这使得成立侵犯隐私权的标准是后果严重的实害结果。那就意味着，侵犯隐私没有达到严重的后果，就不构成侵犯隐私权罪，这是基于对刑罚的严厉性的考虑。尽管行为人侵犯他人的隐私没有达到“后果严重”的程度，而一旦隐私被他人介入，这就必然存在不可逆或不可控的现实危险性。与此同时，有些隐私虽然没有扩大化，但可能涉及到他人极度的私人领域，给其造成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危及生命，所以笔者认为对其应调整尺度，降低既遂标准，扩大侵犯隐私权的成立范围，以体现国家刑事立法对隐私的保护。

4、刑事责任追诉方式不科学我国刑法中，只有侮辱罪属于自诉模式，其它各罪均为公诉模式，即采用国家司法机关来追诉。笔者认为，公权力的介入会使隐私进一步被公开或扩大化，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同时，隐私权是一种精神性人格权，被害人受到伤害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别，我国采用这样几乎一刀切的公诉模式，与隐私权的特点不相符合，有违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也呈现出行为多样化、对象的扩大化、危害加深化等特点，针对以上我国立法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四、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建议

1、集中设置侵犯隐私权犯罪我国刑法的隐私权保护条款设置比较分散，分布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以及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这种分散式的保护模式，使得相关规范各自为政，无法形成系统的力量对隐私权进行全面的保护。构建一个相对完整而又独立的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能有效整合各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规范，使整部刑法协调统一，这不仅是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也对司法实践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犯罪分类要以同类客体为依据的原理，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单独分立一章，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章中分立侵害隐私权犯罪的独立犯罪类型。我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依其侵犯直接客体的性质，分为侵犯生命、健康的犯罪，侵犯妇女性权利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侵犯名誉的犯罪，借助国家机关权力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五种类型。笔者建议分立侵害隐私权犯罪作为第六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类型，并把有关侵害隐私权的犯罪纳入其中。根据立法的需要，以后可在该章中设节，将侵犯隐私的犯罪单设一节，以体现出侵害隐私权犯罪的相对独立性。另外，针对我国国情，将一些较为严重的侵害隐私权行为有选择的予以犯罪化，适当增设相关罪名，如：增设侵害私生活罪、增设侵害言论秘密罪、增设泄露职业秘密罪、利用他人隐私罪等。

2、形成隐私权直接保护模式“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指导、部门法为主干、以刑法保障的内部严谨、外部协调一致，相互有机联系的法律规范的整体。”其实在2002年《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专家们就详尽地对隐私权规定进行了举荐，但直到2009年12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对隐私权进行保护，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益，从而推动了将隐私权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步伐，即以刑法规范直接对侵害该法益的行为进行规制，脱离名誉权，独立地成为一个罪名，这样可以填补法律漏洞，也就是说，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隐私却没有侵害其名誉权时，不必再借用侵犯名誉权来予以评价，彻底摆脱了挂靠名誉权的刑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