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法论文十篇

隐私权法论文篇1

关键词隐私权法个人信息信息公开信息安全政府

1974年12月3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隐私权法》（ThePrivacyAct）［1］，1979

年，美国第96届国会修订《联邦行政程序法》时将其编入《美国法典》第五编"政府组织与雇员"，形成第552a节。该法又称《私生活秘密法》，是美国行政法中保护公民隐私权和了解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就政府机构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公开和保密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以此规范联邦政府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矛盾。

1立法原则

《隐私权法》立法的基本原则是：

①行政机关不应该保有秘密的个人信息记录；

②个人有权知道自己被行政机关记录的个人信息及其使用情况；

③为某一目的而采集的公民个人信息，未经本人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④个人有权查询和请求修改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记录；

⑤任何采集、保有、使用或传播个人信息的机构，必须保证该信息可靠地用于既定目的，合理地预防该信息的滥用。

2适用范围

《隐私权法》对该法出现的"机关"、"人"和"记录"等概念的适用范围做出限定。

2.1机关(agency)

该法中的"机关"，包括联邦政府的行政各部、军事部门、政府公司、政府控制的公司，以及行政部门的其他机构，包括总统执行机构在内。该法也适用于不受总统控制的独立行政机关，但国会、隶属于国会的机关和法院、州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机关不适用该法。

2.2人(individual)

该法中的"人"，是指"美国公民或在美国依法享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

2.3记录(record)

该法中的"记录"，是指包含在某一记录系统中的个人记录。记录系统是指"在行政机关控制之下的任何记录的集合体，其中信息的检索是以个人的姓名或某些可识别的数字、符号或其他个人标识为依据"。个人记录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的姓名或其他标识而记载的一项或一组信息"。其中，"其他标识"包括别名、相片、指纹、音纹、社会保障号码、护照号码、汽车执照号码，以及其他一切能够用于识别某一特定个人的标识。个人记录涉及教育、经济活动、医疗史、工作履历以及其他一切关于个人情况的记载。

3记录公开的限制和登记

3.1禁止公开的原则

行政机关在尚未取得公民的书面许可以前，不得公开关于此人的记录。

3.2例外

《隐私权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公开个人记录，无需本人同意的12种例外情况。

⑴为执行公务在机关内部使用个人记录；

⑵根据《信息自由法》（theFreedomofInformationAct）公开个人记录；

⑶记录的使用目的与其制作目的相容、没有冲突，即所谓"常规使用"；

⑷向人口普查局提供个人记录；

⑸以不能识别出特定个人的形式，向其他机关提供作为统计研究之用的个人记录；

⑹向国家档案局提供具有历史价值或其他特别意义值得长期保存的个人记录；

⑺为了执法目的向其他机关提供个人记录；

⑻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某人的健康或安全而使用个人记录；

⑼向国会及其委员会提供个人记录；

⑽向总审计长及其代表提供执行公务所需的个人记录；

⑾根据法院的命令提供个人记录；

⑿向消费者资信能力报道机构提供作为其他行政机关收取债务参考之用的个人记录。

3.3记录公开的登记

行政机关根据上述例外公开个人记录时，除机关内部使用和依《信息自由法》公开的情况外，其他各项公开必须将公开的时间、性质、目的、获取记录者的姓名和地址登记在案，并至少保存5年。除非是向执法机关公开，被记录者有权取得行政机关制作的关于本人记录公开情况的登记。

4公民查询与修改记录的权利

《隐私权法》规定，个人有权知道行政机关是否保本人记录以及记录的内容，并要求得到复制品。除非此项记录符合该法规定的免除适用情况，或者系行政机关为某人而编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个人的请求。个人认为关于自己的记录不准确、不完整或已过时，可以请求行政机关修改或删除。个人请求修改的信息限于记录中的事实，不包括意见在内。5对行政机关的限制和要求

5.1采集信息的限制

⑴行政机关必须用正当合法的手段和程序制作、保有、使用和公开个人记录。

⑵行政机关搜集个人信息，如果可能导致对被记录者作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尽可能地由其本人提供。

⑶行政机关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时，必须对提供信息者说明下列事项：

①行政机构要求提供信息的法律依据，以及个人是否必须公开这项信息；

②该项信息主要用于什么目的；

③该项信息的常规使用；

④个人全部或部分地拒绝提供行政机关所需信息的法律后果。

5.2保有和使用记录的限制和要求

⑴行政机关建立或修改个人记录系统时，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布下列事项：

①系统的名称与地点；

②系统中包括哪一类人的记录；

③该系统收集了哪一类信息；

④这些记录的常规使用是什么，包括使用目的和使用者类型；

⑤行政机关对这些记录的保存、获取和控制政策以及保存的方式；

⑥该记录系统的负责人；

⑦个人查询记录系统中是否包括自己的记录时，行政机关答复的程序；

⑧个人查询如何获取自己的记录，如何质疑该记录时，行政机关答复的程序；

⑨系统中记录来源的类别。

⑵行政机关只能在执行职务相关和必要的范围内，保有个人记录。

⑶保有个人记录的行政机关必须保证记录的准确性、适时性和完整性。

⑷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公民享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个人的、政治信仰和行政机关执行公务无关，禁止行政机关保有这些方面的个人记录。

⑸行政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在诉讼程序中，由于法院的命令而对其他人强制公开时，行政机关有义务通知被记录人。

⑹行政机关必须建立行政的、技术的和物质的安全保障措施，以保障个人记录的安全、完整和不被泄漏，并防止其它可能对被记录者产生损害的危险。

⑺为了确保《隐私权法》的执行，行政机关必须规定个人行使权利的程序。

6免除适用的规定

个人隐私权只在符合公共利益的范围以内受到保护。为了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寻

求平衡，除了前面提到的12种"例外"情况，《隐私权法》还作出了"免除"的规定。

所谓免除，是指行政机关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不适用《隐私权法》的某些要求和限制。即在一定的条件下，保有个人记录的行政机关，对被记录的个人可以免除公开的义务，可以不提供他所查询的记录，不进行他所要求的修改，或者免除法律为行政机关规定的某些义务和要求。法律在免除行政机关适用某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条款的同时，给予行政机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限制行政机关适用这些条款。免除分为两种，即普遍免除（generalexemptions）

和特定免除（specificexemptions）。

6.1普遍免除

"普遍免除"是指《隐私权法》中的全部规定，除了法律所排除的几项基本规定以外，其余各项规定，行政机关均可免受限制。

6.1.1免除范围

能够适用普遍免除的行政机关对其保有的个人记录系统，除下列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和要求外，可以免除《隐私权法》对行政机关规定的绝大部分限制和要求：

①被记录人的同意权；

②登记公开的数目和保存登记的义务；

③在《联邦登记》上公布的义务；

④保持记录正确性的要求；

⑤对保有涉及宪法修正案第1条公民基本权利的个人记录的限制；

⑥建立保护个人记录安全的行政与技术措施的要求；

⑦改变常规使用时进行公告的义务；

⑧违反法律的刑事责任。

6.1.2适用机关

普遍免除只适用于中央情报局和以执行刑法为主要职能的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

6.2特定免除

"特定免除"是指行政机关只能免除法律特别规定的几项限制。

6.2.1免除范围

特定免除只能免除适用《隐私权法》中的少数条款。行政机关对本机关中可以适用特定免除的个人记录系统，免除适用《隐私权法》中规定的下列限制或要求：①个人查询和获取本人记录的权利；

②个人查询和获取本人记录公开情况记载的权利；

③行政机关只能保有与执行公务相关和必需的信息；

④行政机关在《联邦登记》上公布个人查询该机关记录系统中是否含有、如何取得关于本人信息的办法，以及该系统中的各类信息来源；

④行政机关规定个人取得、要求修改本人记录的办法。

上述5项免除的共同特点是免除行政机关对被记录的个人公开关于他的记录。

6.2.2适用记录

特定免除不限制适用的机关，但只能适用于行政机关记录系统中以下7种关于个人的记录。

①涉及到根据总统的行政命令明确划定为国防或外交秘密的个人记录；

②以执法为目的而编制的个人记录；

③以保卫总统、副总统、其他重要官员、外国来访元首为主要任务的安全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

④人口普查记录和其他纯粹以统计为目的而编制和使用的个人记录；

⑤以决定个人是否宜于任用、签订合同、接触保密资料为目的而编制的调查材料；

⑥文职官员在使用和晋升过程中的考核材料；

⑦可能暴露信息来源的军官晋升考核时所用的资料。

7与《信息自由法》的关系

《信息自由法》是规定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律。该法于1967年6月5日由美国总统批准，同年7月6日（美国独立纪念日）施行，是美国当代行政法中有关公民了解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根据这一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公民享有从政府的档案馆、手稿馆、图书馆、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情报所、科研所获得信息，并利用信息的权利［2］。

《隐私权法》规范行政机关处理个人记录的行为，规定个人记录必须对本人公开和对第三者限制公开的原则，与《信息自由法》同属于行政公开法的范畴。和《信息自由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隐私权法》只适用于个人记录，而《信息自由法》适用于全部政府记录；《隐

私权法》着重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而《信息自由法》着重保护公众的了解权；《隐私权法》企图限制某些政府文件的公开，而《信息自由法》则寻求政府文件最大限度的公开。

这两个法律互为补充，关系密切，但在适用上互相独立。行政机关对个人记录系统的公开，同时受这两个法律的支配。一个法律中免除公开的规定，不适用于另一个法律。行政机关不能依据《信息自由法》中免除公开的规定，拒绝向个人提供他在《隐私权法》中可以得到的文件。《信息自由法》规定不能对公众提供的文件，不一定是《隐私权法》规定不能对个人提供的文件；行政机关也不得根据《隐私权法》的规定，拒绝提供《信息自由法》中公众可以得到的文件。《信息自由法》兼容除《隐私权法》外的其他法律对某一文件不得公开的规定。公众根据《信息自由法》或《隐私权法》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文件，而行政机关要拒绝提供时，只能依据该法本身免除公开的条款。

8思考与启示

政府信息的公开是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一方面，公众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政府那里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有义务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众平等利用政府机构控制的信息。在保证国家安全和利益、公民隐私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保障公民的了解权，即知情权，是对公民人权的一种尊重，也是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隐私权法论文篇2

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采取公力救济或私力救济的办法来保护权利。概括的说，即权利人采用民事救济的方法，防止或减少权利受到侵害，或使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得到恢复。由于我国长期重视公力救济，即公权干预，导致私力救济的发展受限，没有形成体系化，当事人大都通过公力救济方式来保护，即国家公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制定的法律日趋完善，但尚未形成价值取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对隐私权的保护，只是参照人格权中对名誉权的保护模式进行。笔者根据我国隐私权保护制度的现状，参照国外隐私权的立法成果，就隐私权保护的范围、措施、方法，谈一些尚不成熟的意见。

关键词:隐私权立法保护改革与发展

一、隐私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含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科研成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有：（1）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可以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或非法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9）不得非法向社会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等，不得进行搜集或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他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可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上述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与私人生活有关，与安宁有关，与形象有关，与姓名有关。

隐私权具有以下特征：（1）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隐私权是自然人个人的私的权利，并不包括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企业法人享有的商业秘密不具有隐私权所特有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本质属性；（2）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3）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隐私权的保护并非毫无限制。应当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依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

目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通说，隐私权具有以下四项权利：（1）隐私隐瞒权。隐私隐瞒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进行隐瞒，不为人所知的权利；（2）隐私利用权。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不仅享有消极的隐瞒权，还享有积极的利用权。隐私利用权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3）隐私维护权。隐私维护权是指隐私权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的维护其不可侵犯性，在受到非法侵害时可以公力与私力救济，来维护隐私的不可侵犯性；（4）隐私支配权。隐私支配权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权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准许他人利用自己隐私的实质，是对自己享有的隐私利用权所作的转让行为，未经权利人承诺而利用者，为严重侵权行为。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具有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是1890年由美国法学家在《哈佛法律评论》中首次提到的，从而使得隐私权明确成为法律性问题。随后美国就隐私权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法院出现隐私权的判例。1940年sidis诉F.R出版公司案等，法官对隐私权认可，被美国法学理论界称为法学影响法院审判的一个杰出案例。后来出现了专门的联邦隐私法，各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法规。六十年代后，著名的法学家威廉普罗塞在他的《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中把隐私权分为四部分，即与私人生活有关的、与安宁生活有关的、与形象有关的、与姓名有关的。英国对隐私权的研究不发达，隐私立法很零碎。英国现阶段正在为隐私权的保护系统化和专门化进行工作。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德国的大多数法学家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部分对“私权”的列举是详尽的，名誉权和个人秘密权将得到法律条款的保护。法学家和法官拒绝这些特殊的“人身权利”作为应受民法典第823条保护的绝对权利。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联邦法院于1954年通过“公民的一般人格权，保护隐私和名誉”的司法解释。法国为加强隐私权保护，于1970年7月11日在第70—643号法律中，增补了《民法典》第9条，规定了隐私权保护，即“任何人有权使其个人生活不受侵犯”。1978年通过保护个人数据的法律，类似情形还有瑞士等国。我国近邻日本，其民法没有隐私权的具体规定，但二战后修改民法典，确立“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等为民法解释的最高准则，个人尊严包括隐私权。1988年日本出台保护隐私权的相关规定。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95年作出相关立法，对隐私权加以保护。

二、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一）隐私权保护的方式

随着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国家对隐私权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直接保护。法律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但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以以侵犯隐私或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律，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二是间接保护。法律不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当公民个人的隐私受到侵害时，受害人不能以侵犯隐私或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院，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而只能将这种损害附从于其它诉因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三是概括保护。在民法或相关法律及判例中笼统地规定保护人格权或人格尊严，不列举具体内容，在实践中仍然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并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对隐私保护作出零星的规定。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实际上是间接保护方法，和日本对隐私权保护的方法基本一致，但保护的程度和力度不同，没有该国的法律制度完善。

（二）隐私权保护的不足与现状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1988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一词初见于成文法律，但这只是间接保护，并非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法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只是此种进步仍不足以弥补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从我国目前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来看，主要有宪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民法，隐私权作为一种民事私权，应当由其基本法民法来保护。由于我国民事研究起步晚，对人格权研究较为薄弱，其人格权中的隐私权历来与阴私相混淆，同时又受到中国特有的文化影响，其保护的程度和保护的方法没有受到立法者的重视，在我国私法领域中的成文法律中，没有一部法律有明确的隐私权保护内容，仅仅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隐私权问题时，司法解释予以规定，以名誉权的名义来保护隐私权。因而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不足显现的。又由于隐私权未形成独立人格权，公众对隐私权的内容以及是否侵犯隐私权问题产生模糊认识，隐私权被侵害在我国相当突出。不仅公民、企业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而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具体侵害行为有：（1）侵入侵扰。私自侵入他人住宅、搜查他人住宅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的，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延安毗虼村村民张某和妻子在居住的诊所看黄碟事件。（2）监听监视。私自对他人的行踪及住宅、居所等进行监听、监视，安装窃听装置或者摄像设备等，属于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引起媒体关注的有厦门合资企业东龙陶瓷有限公司在厕所内装摄像头、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港资利祥表厂在男厕所安装探头等。又如四川省泸州市中院审理的妻子雇人偷拍丈夫婚外情行为，误将其他家人洗澡的镜头拍入。（3）窥视。故意窥视他人居住，利用望远镜或者其他设备偷看他人的私生活，或者私自拍摄他人室内私人生活的照片或者录像片等，应当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在城市，一般均为楼房居住，两楼之间间距较小，常有人利用望远镜窥视他人室内活动，特别是窥视他人与性有关的活动。（4）刺探。故意调查刺探他人的通信或者其他私人文件的内容，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性生活，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财产状况等隐私资料，应当被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5）搜查。在公共场所或者工作场所，非法搜查他人身体或者财物的行为，属于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上海市一名女大学生在某超市购物后出门时，被男保安拦住，认为该女学生有偷窃行为，强行搜身。（6）干扰。非法干扰他人夫妻两性生活，利用电话等方式骚扰他人，应当被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有一些人，以打电话骚扰他人为乐，经常在深夜打电话骚扰他人，他人生活安宁被打破。（7）披露、公开或宣扬。非法披露、公开或宣扬他人的隐私资料，如他人的个人数据、婚恋史、受害记录、疾病史、财产状况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其他属于受害人的隐私范围的一些资料、信息，都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披露、公开或宣扬，都是向第三人传播受害人的隐私资料或信息，其具体做法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是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如传真、网络）及其他足以使第三人知悉的方式进行。如湖南外贸学院以六名男女学生因先后两次在女生宿舍过夜，违反校纪为由，将同宿的男女学生开除。再如，孕妇到医院作人流手术。新疆石河子市某女青年到石河子医学院某附属医院做人流手术，当她脱下裤子正当要接受检查时，手术医师将门外20多名男女实习生招进来围观见习，女青年当即提出让实习生回避，但手术医师仍坚持让实习生围观，边手术边讲解。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公众的隐私权，造成受害人精神和人身痛苦，长时间不能恢复。

三、隐私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与思考

针对目前我国隐私权保护不足这一现象，我认为应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与成果，对我国隐私权保护加以立法，并明确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方法。下面谈一些尚不成熟的思路。

（一）应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现有立法，包括刑法、行政法均有隐私权的内容，但宪法和民法却未将隐私权规定为独立的人格权，使隐私权的保护受到消弱，如非法侵入住宅，刑法予以惩罚，但民事部分，特别是侵害隐私权造成的精神损害，刑事法律未予保护。就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而言，虽然规定了保护，但是刑法与民法的规定相互冲突，法院没有办法解决，受害人还是不能获得救济。作为私权的一项重要人格权，隐私权被侵害时不能获得救济，是对法律的践踏和对法律的不信任。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受害人就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应当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行为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先行一步，但是仍没有明确，只是对名誉权的解释范围进行扩大，把隐私权作为一项内容。甚感欣慰的是，正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研究中心提出的两个草案均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立法，并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内容、制裁措施作出具体规定，使得隐私权保护有法可依，隐私权的保护受到法律的尊重。

（二）规范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

许多国家对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均有规定，这是对隐私权是否被侵害的界定，更利于普通公民了解隐私权内容与范围，减少隐私权的侵害。同时，规定具体的保护内容与范围，对被侵害人采取较为完善的救济措施。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隐私权的内容在加大，侵害的行为类型在增多，在立法中可采取灵活的方法，在隐私权的法律条款中单列一项，即“其它导致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从而使隐私权的保护更具有拓展性。建议将目前的间接保护方式转换为直接保护，让隐私权的权能与其他人身权一样受到重视和尊重。

在确定隐私权范围和内容时，要注意对侵害程度的确定，应当明确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界定，也就是说隐私权的抗辩问题。如果隐私权人先行侵犯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相对方为维护其权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侵犯了隐私权人的隐私，根据自力救助的原理，相对方可因以免责或减轻责任。隐私权抗辩应具备以下条件：（1）隐私权人先行侵犯他人权益；（2）他人侵犯隐私权人隐私系以救济该他人已被侵犯的权益为目的；（3）该他人别无其他救济途径（这是自力求助扩张解释的本质要求）；（4）侵犯隐私不得超过维护该他人权益的必要限度。

根据以上条件，如果“”的偷拍人欲免责应符合以下条件，否则，就构成对对方隐私权的侵犯：（1）隐私权人确实先有婚外情行为；（2）偷拍人偷拍行为仅以获取配偶婚外情证据为目的，而且拍摄到的配偶与第“第三者”的不轨行为不得传播、公开；（3）偷拍人通过其他途径确实无法获得充分证据证明配偶的婚外情行为；（4）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在上海南汇区法院审理的一起人格权案件中，妻子正与丈夫进行离婚诉讼，期间，妻子携亲戚至丈夫租赁的房屋，拍摄到丈夫与“第三者”同睡一床的照片（妻子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应至此为止）。但妻子仍不罢休，与亲戚一起将“第三者”内裤剥去，再行拍照，这后面的行为显然超过了必要限度。妻子搜集丈夫不忠的证据行为未尝不可，但其后的侮辱行为侵害了“第三者”的人格权，其妻子及其亲戚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也应当确立一个责任原则，使当事人能够正当行使权利。

（三）规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

知情权是一项公权，指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包括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其中知情权包括对国家官员出生、家庭、履历、操守、业绩等个人信息的知悉。公众选举官员并授予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谋求公共利益，就有必要对他们的品行、才干、价值观等各方面有较深入的了解，官员亦有义务公开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社会知情权包括对涉及公众人物的各种信息和社会新闻事件的知悉。公众人物，他们已从社会公众那里获得了较常人更为优越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牺牲部分隐私权益，是对这种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交换。这里涉及的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的社会成员，如歌星、影星、科学家、文学家、国家官员等。公众人物隐私权包括阳光隐私权和有限隐私权。阳光隐私权是对公民产生有益或有害联系的个人隐私部分。有限隐私权是指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不形成对公民有益或有害联系的部分。阳光隐私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部分，是公众人物为得到回报而自愿放弃的部分，主要是为能够得到社会尊重，实现抱负，有成就感，获得物质待遇等。

但是公众人物以下方面的隐私应得到保护：（1）其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2）私生活不受监视；（3）通讯秘密与身由；（4）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5）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社会知情权还包括公众对社会新闻了解的权利，并引申出媒体出于正当目的对社会事务采访和报道的权利。因而就出现隐私与新闻报道的冲突，这一对冤家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我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参考文献:

[1]魏振赢著《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41页,2001年9月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第21页,1997年4月

[3]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

[4]杨立新著《人格权保护》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年4月

[5]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

[6]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利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中，第27页

[7]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

[8]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利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中，第29页

隐私权法论文篇3

(一)域外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模式

世界各国在保护网络隐私权的模式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别，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法自治模式和以欧盟为代表的公法规制模式。

1．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法自治模式

美国崇尚自由发展，担心严格的法律会限制网络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美国实行的是以私法自治为主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私法自治是指民法上的私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美国网络产业的私法自治体现在互联网企业自愿加入自律组织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1997年7月，美国白宫了《全球电子商务纲要》(FrameworkforGlobalElectronicCommerce)。该文件指出政府应尊重市场，充分发挥私营部门的领导作用，同时为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美国，互联网企业实现自律主要有三种形式:建议性的行业指引、网络隐私认证计划和技术保护模式。建设性的行业指引是互联网企业加入认证的标准和条件，例如美国的在线隐私联盟(OPA)。著名的网络隐私认证计划有TRUSTe、BBBonline和WebTrust等。技术保护模式则主要包括OPTOUT和OPTIN两种模式。对于公民的个人信息而言，OPTOUT模式下除非公民明确反对，否则不经公民许诺就可直接收集和使用。而在OPTIN模式下只有经过公民明确许诺，才能收集和使用。虽然美国尊崇私法自治，但这种模式并不绝对。美国也十分重视公共领域的立法，通过特别立法来规范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例如:1974年《联邦隐私法》、1986年《电子通讯隐私权法》、1988年的《儿童网上隐私权法》等。

2．以欧盟为代表的公法规制模式

与美国重视私法自治不同，欧盟更加注重通过公法规制来保护网络隐私权。欧盟各成员国的公共组织和私营机构通过加入欧盟制定的统一的立法，在各自领域内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欧盟公法规制模式主要是通过公共领域内的立法制定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行政或司法救济措施。1980年，以欧盟为主导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布了《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疆界流动的指导原则》，这被视为第一个协调欧洲个人资料保护的立法。1995年，欧盟颁布了《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它规定了日常生活中和互联网环境下个人信息收集、传播及销毁等方面的内容。此外，1996年9月的《电子通讯保护指令》、1998年的《私有数据保密法》、1999年的《信息高速公路个人信息收集、处理过程中个人权利保护指南》等都是欧盟通过公法规制的方法保护网络隐私权的体现。同时，欧盟也坚持网络隐私的合理利用和责任担当等原则。

(二)对美国和欧盟网络隐私权保护的评析

就美国而言，坚持私法自治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与美国的国情相适应。首先，美国公民有较强的自由意识和维权意识;其次，美国有健全完备的法律机制，能够成为私法自治的基础和后盾;最后，美国较为健全的行业组织和认证机构也能促进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坚持私法自治，不仅有利于为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和制定宽松的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法律规制的不足。然而，由于私法自治缺乏强制力，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执行。就欧盟而言，坚持公法规制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与欧洲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相适应。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大多数欧洲人害怕二战时存在的政府的监控和纳粹的刺探，使他们更加注重网络隐私权的保护。立法能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提供最基本的强制性规范，还能保障技术规范的有效实施。但公法规制模式的缺点也很突出，法律的稳定性使其不能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随时更新和修正。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更加规范地搜集用户隐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会增加信息产业的成本，损害信息产业的利益。虽然各国关于网络隐私保护模式各有利弊，但分析他们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能为我国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提供重要参考，帮助我国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网络隐私权保护体系。

二、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与评析

由于我国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公民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国内关于网络隐私权的立法和行业自治也存在很多问题。

(一)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模式

1．公法规制

在公法领域，我国不断完善立法来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2009年之前，当事人的隐私一旦受到侵害，只能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进行诉讼。而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后，隐私权被明确规定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益。这就为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由于网络隐私权本质就是隐私权，因此，这也就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明文规定了网络用户在个人隐私遭到侵害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寻求救济的权利，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然而，我国并没有针对网络隐私权的统一、专门的立法，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多为效力较低的法规和规章等。以2000年信息产业部通过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为例，它规定了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用户的个人信息。然而，现有规范的效力等级较低，多为行政部门的规章条例，一般由各个部门分头规定，零散杂乱。当公民的网络隐私权遭到侵害时，缺乏充分明确的法律救济依据。

2．私法自治

除了立法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在私人领域，网络产业也采取了行业自律的方式对网络隐私权进行保护。作为沟通政府、企业与网民的桥梁，中国互联网协会不断制定和实施各种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约束自己，规范行业内部行为。例如:2011年5月16日的《中国互联网协会关于抵制非法网络公关行为的自律公约》，2011年8月1日的《互联网终端软件服务行业自律公约》以及2012年11月1日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等。随着各类网站和企业的陆续加入，这些自律公约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但是互联网企业能否加强自律，切实保障公民的网络隐私权还有待检验。

(二)对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的评析

总体而言，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呈现出分散性保障多于集中性保障，间接保障多于直接保障的特点。在公法规制上，我国缺乏保护网络隐私权的综合性法律，现有法律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不够直接;在私法自治上，大多数网站并没有网络隐私权告知的内容，有的网站还单方制订网络隐私权保护声明和免责声明。网络行业的私法自治也亟需政府正确的引导。对于网民自身而言，网络隐私侵权防范意识较低，维权意识比较薄弱。我国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还面临诸多问题。

三、完善我国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建议

在分析域外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坚持以公法规制为主，私法自治为辅，政策引导相结合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

(一)完善网络隐私权立法

我们应当坚持公法规制为主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不断完善网络隐私权立法，为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首先，应当明确网络隐私权的独立人格权地位。面对网络侵权纠纷日益增多的现状，我国应考虑在现有的《民法通则》或未来的《民法典》中将网络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确立下来，可以在总则部分对网络隐私权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其次，可以制定特别法加以保护。我国可以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在该法中单列一章规定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相关内容。还可以专门制定一部《网络隐私权保护法》，针对网络隐私权进行系统的立法。再次，进一步完善《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法》中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披露侵权人信息和协助调查的义务能够使权利人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有关信息，查找直接侵权的网络用户，进而追究直接侵权人的法律责任。最后，应当明确网络隐私权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对于网络环境下的侵权应当采用何种归责原则，笔者赞同刘德良教授的观点，即网络隐私侵权应采用与现实隐私侵权相同的归责原则，即严格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实施了加害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且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要承担民事责任。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网络隐私权受到侵害时也能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救济。

(二)规范私法自治，加强行业自律

在公法对互联网行业进行规范的基础上，私法自治应当作为保护网络隐私权的辅助手段。面对社会新情况和新问题，网络行业内部还应及时应对，规范行业内部行为，加强行业自律。中国互联网行业协会应当加强对整个网络行业中产品、服务质量、竞争手段、经营作风等方面的监督。协会应当鼓励行业内公平竞争，打击违法违规的行为，净化行业风气。网络行业还应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时制定和公布隐私权保护的声明，实施规范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政策。此外，互联网行业可以培育相应的中介机构对各网站隐私权保护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认证，积极签署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国际条约或加入相关国际组织，为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加强政策引导

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除了依靠公法规制和私法自治外，国家也应当有所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能够指引整个网络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关部门应当瞄准形势，积极应对互联网行业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正确的引导。国家还应积极宣传网络权隐私保护的相关政策，加强网络普法教育，提高公民风险意识、尊重他人隐私权的意识和网络维权意识，减少公民隐私的泄露。在网络环境下，一旦公民的隐私遭到泄露，国家应鼓励公民拿出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隐私权法论文篇4

【关键词】隐私权；言论自由；冲突；协调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业的高速发展，新闻媒体渠道的拓宽，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加深。微博、博客、论坛等成为公民发表个人言论的重要场所，“人肉搜索”也随之产生，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这些媒介成为公民发表个人言论、评议社会现状的工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特定人的隐私权发生冲突，而如何协调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冲突成为日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理论基础

（一）言论自由之界定

所谓言论自由，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政治权利，有时也被称为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其中新闻媒体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突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言论自由纳入宪法中加以规范和保护。《人权宣言》《欧洲人权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都对言论自由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自由在其存在形态上有肯定性自由和否定性自由之分，前者揭示个体自我决定之自主状态；而后者表明个体不受干扰之状态。据此我们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两种层次的划分，在肯定性自由层面上，言论自由是“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者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介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在否定性自由层面，言论自由无疑具有一种免于干预、限制、侵扰、减损等性质。

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代表宪法赋予了每一个公民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但是宪法并没有对言论自由的含义以及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范围做出具体规定，这也便为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造成一些人滥用权利的后果。

（二）隐私权之界定

早在1873年，英国哲学家詹姆斯.史蒂芬已经从哲学角度提出了隐私的概念。1880年，法官托马斯.古利将“独处的权利”归为侵权法中的一类权利。这可以视为隐私权的雏形，该理论的提出直接促成了1881年密歇根高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隐私权之确认。真正将隐私权视为一种权利的奠基之作属《论隐私权》一文，该文由美国两位年轻律师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它首次提出了这样一种理念：隐私权系人类人格和尊严的一部分，是一种权利。但是该理论存在固有缺陷，它并没有对隐私权的独特性质进行界定。隐私权来源于个人独立性，不但是一项特殊民事权利，而且具有国际人权的特有属性。根据古罗马法对于公司两法的划分，隐私权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之权利。

对于隐私权的含义，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王利明在其主编的《人格权法新论》中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人格权。张新宝主张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住居不受他人侵扰以及保有内心世界、财产状况、社会关系、性生活、过去和现在其他纯属个人的不愿为外界知悉的事务的秘密权利。不同的定义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隐私权的内涵，总结起来，隐即隐秘的，未对外界公开的信息；私则指那些私人的，而与他人、社会无关的事情。这些权利均属于私人领域，属于个人隐私权的范围，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隐私权作为基本的人格权，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在社会生活经验中，有一点是所有人都承认的，那就是隐私空间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必要的，无论这种必要性是源自人格的完善、心灵的平静还是安全感。”每个人能否依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取决于隐私权得到多大程度的保障。在我国宪法中尚未隐私对权有明确的界定，只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中通过间接保护的方式对隐私利益问题作了零星的规定。直至2009年《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其中第二条将公民的隐私权包含在民事权益的范围内加以规定和保护，正式确立了隐私权的概念。

二、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

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同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权利则有冲突。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信息的传播渠道扩宽，信息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一方面对社会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进行披露，一方面是以“虐猫事件”为代表的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人物及其行为进行谴责。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方式对公众人物、对社会中不良现象起到了好的监督作用，有利于好的社会风尚形成。但是，言论自由本身应有它自身的限制，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必然会造成权利的滥用。

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冲突的原因源自权利实现的矛盾。隐私权揭示了一种个人独处之状态，在封闭的私人生活领域，每个人都保有其私人信息不被公开，支配其私人生活而不被侵扰。言论自由，是保证公民说话、评论时事的权利。公民一方面希望了解、评论他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别人知道、评论自己的事情，这便产生了冲突。

目前，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民对政府官员信息的知情权、监督权与官员自身隐私权的冲突；二是公民对公众人物等行为的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三是公民对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事件进行的评论与相关公民隐私权的冲突。

三、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协调

言论与隐私权的协调首先应体现在法律层面。立法者在用法律确定权利和自由的某些限制时，就将它视为权利的一部分。孟德斯鸠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做法律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因此在法律中有所规范是保证自由的前提。

（一）宪法中对言论自由之必要限制

言论自由作为公法上的基础性权利，首先应当在宪法中进行明确之限制。言论自由之行使对人类之间的沟通、乃至整个社会之文明进步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人们行使言论自由权之行为及内容都应受到必要限制，以使每个人在自由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又充分尊重他人权利。

宪法第三十五条中规定了我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但是对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并没有具体的界定，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因此，为了解决我国的现状，宪法应该对言论自由的行使方式、行使范围、行使限制都作出相应的规定，让公民都能依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力，使言论自由能规范地实现。

（二）完善隐私权之民法保护

有关隐私权保护的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司法解释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条条第一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该解释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畴，采取间接保护之方式，涉嫌侵犯隐私权之诉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作为立案依据，这造成了我国民事立法对于隐私权保护之不足，也大大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在我看来，凡是涉及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无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应归属于隐私的范畴，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首先将隐私权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中，对隐私权的概念及涵义作出界定。同时将现行诉讼法、实体法、司法解释中关于隐私权的规定在宪法的基本思想指导下进行修整，使它们互相协调。“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不只是在个别方面可能受到侵害，而是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受到侵犯；不仅在个别程序上可能侵害个人隐私权，而是在信息收集、爆出、使用和传播全过程上。”在互联网及媒体的高速发展下，个人在公众面前愈发透明，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宪法应满足公民对于隐私权的保障要求，规定公民个人隐私不受侵犯，设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明确隐私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属性。

（三）建立并完善处理侵犯隐私权案件的诉讼机制

所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只规定了基本权利，而公民没有救济渠道，那便成为一纸空谈。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最终需要借助宪法诉讼来实现。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的都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在如今司法实践中，宪法却不能直接被援引，这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公民权利救济的障碍。虽然我国没有司法审查，也没有专门的，一时实现宪法诉讼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有这样的意识，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完善，让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

[2]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487

[3]张新宝.隐私权研究.法学研究，1990，3

[4]石睿.从“无私”到“隐私”――论我国隐私权观念之变.行政与法，2010，4

隐私权法论文篇5

论文摘要 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在做深入报道时往往会侵害到公民隐私权，这无疑造成了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本文旨在通过对二者价值冲突加以分析，明晰隐私权的常见形态，分析现有隐私权立法，为解决这一冲突的相关立法司法提出有益建议。

一、新闻报道自由与隐私权价值冲突

（一）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价值分析

1、新闻自由的内涵及其价值。我们平时所称的新闻报道自由（以下简称新闻自由），最早是由言论自由而来。言论自由大概由如下几种自由权利构成：（1）搜集、获取、了解各种信息和意见的自由；（2）以某种方式或形式将所见所闻所思形之于外的自由；（3）传播某种信息和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是从事、利用新闻活动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民利。新闻自由以言论自由为依据，是言论自由的必然延伸。新闻自由属于民主与****范畴，从法理上看，主要由新闻媒体、公民和政府三方构成，表现为人类认识自然界、人生和社会的报道权。

2、隐私权的内涵及其价值。隐私权，又作“不被打扰的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从隐私权诞生之日起，便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已被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确认和保护，比如我国宪法中对隐私权就有相关规定，虽其中未明确出现“隐私权”的字眼，但是，隐私权的内容却基本涵盖其中。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隐私权从产生开始便体现着人格尊严和价值。

综合上述，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是两种不可替代的价值，二者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都是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的组成部分，也都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不可缺少的。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皆不充分。一方面，把报刊媒体定位为执政党或主办主管者的“喉舌”，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是国人对人格权保护不够重视，尤其是像隐私权这样的纯粹的“舶来品”，许多人更是对其认识不足。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充分强调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重要性，使其对社会作用的价值充分发挥，以期借助实现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

（二）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的冲突及原因

尽管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也存在着固有的矛盾。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精神需求而将其报道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这就有可能侵害到公民的隐私权。媒体在生活中的作用、特点及运营方式，也决定了它所报道的内容极易牵涉到别人的隐私。如此一来，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不可避免。

（三）隐私权倾斜保护的理由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在实际生活当中不胜枚举。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协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虽然有许多学者把言论自由称为“第一权利”、“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但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和隐私权冲突来说，作者仍认为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更为重要一些，究其原因：首先，在任何社会中，权利、自由都是相对的。其次，从权利平衡的角度来看，新闻自由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再次，网络媒体的发展使新闻侵权的危害性变得更加严重。最后，在现阶段，充分强调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新闻侵害隐私权的常见形态

实践中发生的侵害公民隐私权案件大都是因为新闻媒介不当采制、刊播有关他人隐私内容而引起的。 具体来讲，新闻侵害隐私权主要发生在新闻采集和新闻报道当中。

（一）新闻采集中侵害隐私权

新闻采集是新闻活动的开始，许多新闻单位为了使新闻报道具有独家性，获得能产生轰动效应的资料，不得不用各种方式采集新闻，在此过程中便可能侵犯到公民的隐私权。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述，新闻采集中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非法闯入和强行采访；（2）窃听或监视；（3）窃取个人资料；（4）隐性采访。

（二）新闻报道中侵害隐私权

新闻报道，是将获取的信息、新闻材料公布于众，是新闻成之为“新闻”的重要环节。除了新闻采集过程构成新闻侵害隐私权外，在新闻报道中发生的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是对他人隐私的不当使用：（1）未经同意，对有关个人财产、婚姻、家庭情况以及生理缺陷、疾病史的披露。（2）未经许可公开他人不光彩的经历。（3）犯的案件中涉及被害人的姓名、地址及其他足以使人辨认的特征。（4）实地报道中使用杜撰的材料造成的侵权。

三 、对相关立法司法的评析和建议

（一）现有隐私权立法评析

1、民事法律相关规定。我国宪法已经间接地从几个方面确认了公民的隐私权不可侵犯，从总体上为其他法律的具体规定提供了明确的依据。综观世界各国立法方面对隐私权的保护 ，主要包括三种：一是直接保护方式，即法律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加以保护。二是间接保护方式，即法律不承认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三是概（下转第64页）（上接第60页）括保护方式，即在民法或相关法律及判例中笼统地规定保护人格权或人格尊严，不列举具体内容，在实践中仍然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权。

2、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除了宪法和民法之外，我国的《刑法》、《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当中也有涉及隐私权的相关规定。但是隐私权还没有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对隐私权的保护以及侵害隐私权的诉讼也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律制度。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我国法律在保护公民隐私权问题上的软弱无力和实践中可操作性差的弊端。

（二）关于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司法的建议

在我国，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方面的立法司法都起步较晚，如何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与新闻自由这样的"孪生的冤家对头"，如何划清二者的范围，尚有大量工作要做。为了尽量协调好二者的冲突，必须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以后的立法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民法中隐私权的内容。隐私权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民事权利，但我国民事法律中隐私权保护还远远不够，本文认为，民法应将隐私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单独列出，变间接保护为直接保护。这样，不仅便于当事人在隐私权受到侵害时直接向法院提出隐私权的诉讼，还可使公民依据隐私权来对抗容易侵犯隐私权的其他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

2、制定《新闻传播法》等相关法规的建议。除了宪法和民法作为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基本法律之外，对容易和隐私权产生冲突的领域制定专门的法律必不可少。就本文所讨论的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来看，制定《新闻传播法》或类似法律，明确规定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和侵犯隐私权的界限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3、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由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使得司法实践中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主要还需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二者相冲突的状况多种多样，法律规定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个案中的情况会远比我们现在所料想的复杂，所以司法实践中法官慎明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在处理纠纷中显得尤为重要。这给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熟悉并理解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还要在个案中充分考虑到各种特殊因素，总而言之，同一般的侵权纠纷相比，在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中强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司法实践中，法官要以公共利益为准绳，细致分析二者冲突的具体情况，或保护新闻自由、或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使得这两种权利或自由达到合理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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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明,康长庆.新闻侵权：从传统媒介到网络.新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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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念.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的保护.法商研究,2005(1).

隐私权法论文篇6

关键词：公众人物 隐私权 法律限制

隐私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

隐私权基本含义的界定。隐私权概念首先出现在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隐私权》一文中。这篇论文成为隐私权理论探讨的起点。此后，隐私权的理论不断发展并日益受到广泛的承认与重视。至今，隐私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法律概念，很多国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对隐私权予以法律保护。关于隐私权的概念，学理上一直存在争论。国内外主要有独处权说、私密关系自治说、私生活自由说、信息秘密说、一般人格权说等理论观点。我国的国内通说把隐私权归属于人格权，把隐私权定义为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目前，我国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之中。例如，我国《宪法》第38条、39条、40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我国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都对自然人的隐私保护在各自的领域范围内做了相应的规定。然而，我国现行民法并没有对隐私权的内容加以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隐私侵权案件仅以名誉侵权来处理，更多的案件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可供适用而造成混乱。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适应现代社会隐私权发展的需要，明确规定隐私权的内容、客体范围以及侵害隐私权的责任等，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隐私权制度。

对公众人物的分析。公众人物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1964年“纽约时报诉萨利文”一案中首先确立了“公共官员”的概念。而在3年以后的巴茨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首法官沃伦提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实践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本案的判决虽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公众人物，但实际上法院认为公众人物都涉及公共利益。根据美国学者史宾塞的解释，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公职候选人、发明家、作家、运动员、艺术表演家、罪犯、被控诉的人以及其他易受注意的人物。

但在我国立法上并不存在“公众人物”这一概念，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公众人物的认识。在对公众人物理论的探讨过程中，学者们试图用概括式或者列举式对公众人物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笔者认为，界定公众人物的内涵，主要是要把握几个要素：一是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程度；二是对社会的影响力；三是受社会（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来体现）的关注度。外延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著名歌手、著名作家、著名科学家、著名艺术家、劳动模范以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案件中的当事人、犯罪分子等。有学者认为公众人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政府官员属于广义的范畴而排除在狭义的范畴之外，笔者认为，这个区分没有必要，政府官员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关系，其一举一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完全符合公众人物的特点，没有必要用广义和狭义把他们和其他公众人物区分开来。对于公众人物的分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有一种分类比较重要，即分为意愿型公众人物和非意愿型公众人物，前者如娱乐明星、政府官员等，后者如“纸老虎”事件中的周正龙、被误判冤坐11年牢的赵作海等。对于非意愿型公众人物尤其要结合具体的时间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范围及受社会关注度等因素具体认定。

公众人物隐私权在各国的立法和判例。沃伦和布兰代斯的《隐私权》一文在提出隐私权概念的同时，还在隐私权设立目的的基础上区分不同主体所享有的隐私权。根据该文，公众人物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的社会角色比较重要、对社会的影响较大、与社会大众的交往较多，他的“私人领域”就比较小，他在私人领域中的自、隐私权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此后各国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对此都体现了限制性的规定。如最早的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之诉即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纽约时报案，警察局局长萨利文认为《纽约时报》刊登的民权广告对当地警察局的报道是虚假和诽谤性的，向当地法院提起名誉侵权诉讼索赔50万美元，法院一审判萨利文胜诉，但纽约时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终9位大法官以全票通过撤销了原判决。3年后，美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新闻和表达自由“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并很快推广到各州，美国于1974年颁布了《隐私法》，但里面不但没有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反而特别强调了公众知情权。美国史上另一个著名的判例是关于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诉摄影师罗恩・加里拉一案。该判例说明，在对公众人物进行采访、报道时应围绕其职业的相关问题进行，否则该公众人物可以拒绝。如果采访的目的就是为了追踪其私人行踪，并且并非出于公共利益，这种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在英国，隐私权之诉中最著名的案例是戴安娜王妃因躲避记者追踪而车祸身亡一案。在我国，公众人物概念的提出始见于2002年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法院在该案判决书中指出：“即使原告认为有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和理解。”法院判范败诉的理由主要是报道内容虽然涉及明星个人私生活但也满足了公众兴趣并事关社会公共利益，而且报社不存在主观恶意。综合分析各国立法判例，体现了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及新闻舆论监督权的冲突，又说明了各国目前都实行最大限度地保护新闻自由的原则。笔者认为，基于公众人物身份的特殊性，适当地限制其隐私权是未来民法立法的发展趋势。

限制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理由

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的一员，其隐私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由于公众人物本身地位和身份的特殊性，对于其隐私权不能无条件地保护，必须把其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理由如下：

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要求。恩格斯指出：“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应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当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服从“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利益代表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通常公共利益的实现即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实现，然而由于个人利益的多元，公共利益的实现有时也不得不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公共利益成为限制个人权利与利益的正当理由。

在英国，有“言论自由的公共利益高于个人的名誉保护”的著名论断。西方国家所谓“高官无隐私”就是要求高级公务人员必须公布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情况，将其存入公共档案，保证公众随时监督。这是因为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其财产状况，个人的言论、行为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公众的利益。如在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当选之际甚至在当选之前，媒体就披露了他的家庭情况甚至他的夫人的职业、身高、学历等和两个女儿的基本情况，尤其他本人的身世还有各个时期的照片及亲人照片都尽在美国民众的眼前。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了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一种肯定，是社会监督的一种进步。

保障新闻舆论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公众人物隐私权和新闻舆论监督权、公众知情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若一味无限制地强调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必然会付出牺牲新闻自由及公众知情权的代价。在许多情况下，公民的知情权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对突发的传染病进行及时报道能够有效地提醒人们加强警惕，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扩散；而对一些公众人物的财产等隐私依法予以披露有助于反腐倡廉等。公众人物拥有特殊的地位、声誉或者职权，他们应当承担接受公众监督的义务，因为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满足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需要。新闻媒体肩负着履行舆论监督、满足公众知情权等宪法使命，必须考虑新闻传播的特点和社会价值，在明确新闻媒体如实、客观报道责任的基础上，适当地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实现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和批评自由，也有利于促进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发挥，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笔者认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适当的范围内限制公众人物隐私权，以保障新闻舆论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更显必要。

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的要求。“权利与义务相对等”是众所周知的法理原则。公众人物的特殊利益来自社会的高度关注，只有不断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公众人物才能不断提高知名度，从而能获取和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获得普通社会公众无法获得的特殊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反之，公众人物的知名度与受关注度降低甚至丧失，所获得的利益也会降低甚至丧失。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法理要求，公众人物因公众兴趣获得了较多利益，也相应地要从隐私方面对其所享有的隐私权范围进行限制。因此，公众人物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应该让渡一部分利益，相对应地承担接受公众监督的义务，即在社会大众那里获得了较常人更容易得到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同时，牺牲部分隐私权方面的利益，以满足公众的兴趣和合理知情的需要。如政府官员获取了普通民众所无法获得的权力和地位，而把自己的家庭财产、收入情况、个人道德状况和生活作风等个人情况公之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娱乐圈的明星们在获取常人难以得到的天文数字收入的同时，他们也要接受媒体甚至是追星族的青睐，甚至在私生活中也无法避免追星族及狗仔队的追捧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打扰，这是公平合理的。

完善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机制的路径

在我国，2002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第一次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并首次在具体案件中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作出了限制。自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开始尝试运用公众人物理论去解决有关公众人物的隐私侵权纠纷案件，然而对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是保护还是限制，应该在什么样的范围和条件下作出限制等问题，我国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缺陷甚至是空白，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加强关于隐私权理论的研究。我国的隐私权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各项理论研究均落后于发达国家，且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结构，对隐私权的定义众说纷纭，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界限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理论说法。理论的落后不利于法制进程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从宪法、民法着手，在努力开展自主研究的同时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成果，迅速提高我国有关隐私权的理论水平，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系。

完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设立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例外。不仅理论研究落后，我国的隐私权立法也是滞后的。我国立法目前还没有对隐私权给出明确的概念，虽然宪法、民法和司法解释都对隐私权的保护有所涉及，但缺少统一完整的隐私权保障法制制度，这使司法实践中具体的公众人物隐私权案件出现尴尬和混乱的局面。因此，我国应从立法上着手构建宪法、民法、专门法、其他法等统一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在未来的民法典中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来规定，把隐私权和名誉权分开，特别是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应当在特别条款中加以限制，制定《隐私权法》专门法。同时，作为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例外，加快新闻立法、信息公开立法的立法步伐，将新闻舆论监督权的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用法律形式作出规定。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范围和受限制的条件，确立处理公众人物隐私权案件的基本原则。

实行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案件公开开庭审理。现阶段我国三大诉讼法都一律规定：有关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因此，我国法院对涉及公民隐私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由于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对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案件可以公开审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也就受到了与普通公民同等的保护，这样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在立法完善的基础上，在司法环节上实行公众人物隐私权案件公开开庭审理，这样做可以更好地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

建立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特许制度。新闻媒体可以公开披露公众人物特别是中高级官员、体艺明星私生活中的不良行为，包括违法犯罪、违纪行为、反道德行为和严重违约行为，以及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是个人私生活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和新闻媒体可以而且有责任予以公开披露。如公安刑警刑讯逼供等，他们就不能以隐私权为由对此抗辩，不能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制定政府官员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的公示制度。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定期公布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状况等，并存入公共档案，以供公众随时查询。特别是党政机关中的高级官员和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我国一些发达城市也已经制定了类似的制度。目的是为了让公众能够及时监督政府官员的财产状况，保证政府的廉洁，减少和现象的发生，形成廉洁从政的机制。

在司法实践中引进“实际恶意原则”。“实际恶意原则”产生于美国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一案，此原则后来被专门运用于与公众人物名誉权有关的案件，即“禁止公职官员因为他的公务受到了破坏名誉的错误议论而获得赔偿，除非他能够证明批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不对或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 公众人物平日里往往出尽风头，甚至能呼风唤雨，比起一般公众来显然处于一种较强势的地位。若在对待诽谤、隐私权问题上对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适用同样标准的话，其实是表象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实际恶意原则”，公众人物特别是高级官员要在有关隐私权案件中胜诉，必须证明被告具有“事实上的恶意”，即以明知故犯或以肆无忌惮的方式使用已经明知虚假的材料来攻击和污蔑自己。在公众人物隐私权案件中同时适用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公众兴趣原则和实际恶意原则等作为评判标准。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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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斌：《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法制与社会》，2009（2）。

6.赵怡雍：《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探析》，《新西部》，2008（4）。

隐私权法论文篇7

论文摘要：隐私权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国际社会和各国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基本权利。通过比较民法中的隐私权和宪法中的隐私权，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一、隐私权的概念和出现之比较

第一，隐私权的概念比较。首先从私法的角度定义隐私权：“隐私权是 自然 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生活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然后从公法，即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定义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对于私人信息自我控制、不被非法利用，私人事务自主支配、不受侵扰和私人活动自主决定、私人秘密不被侵犯的自由权。可以看出，民法中的隐私权更多的是人格尊严方面的保护，而宪法多是从自治性、自由权方面的保护。

第二，隐私权出现的顺序比较。从源头上看，隐私权是以寻求侵权法保护的面目出现的，这有着深刻的大陆法系民法保护的根源。在我国，学者们至今还在民法人格权保护的视角下研究和界定隐私权的 法律 保护问题，这是和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的开端和努力分不开的。但是，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却从民法保护走上了宪法保护的道路。1890年，美国波士顿市社会名流华伦夫人不满报纸对她所开的舞会的报道，由其丈夫——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撒莫尔·华伦及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白兰·德斯教授——发起主张“不受别人干涉”的权利，并在《哈佛法学评论》上著文阐述隐私权，揭示了隐私权的概念及相关的理论。华伦教授和德斯教授所强调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有着深刻的大陆法系民法保护传统的。他们的文章努力把大陆法系特征的基于尊严的隐私权保护引入美国法律。可以说，他们的隐私权保护是从大陆法系的民法典对荣誉和尊严这样一种精神性权利的侵权保护借用过来的，美国侵权法保护意义上的隐私权的雏形在法国和德国的民法典中可以找到。但是，由于社会 发展 的局限性，大陆法系具备了隐私权法保护的雏形，却没有明确提出侵权法保护意义上的隐私权保护。由于美国人对自由理念的尊崇，政府始终被看成是个人权利的最大的威胁主体，所以美国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集中体现在针对政府权力行使的宪法保护上。二战后，德国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是借助于基本法一般人格权保护完成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之后，人们加深了对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认识。当代国家权力扩张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对于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强烈需求，人们对于隐私权基本人权的认识更加清晰。虽然侵权法保护隐私权依然是重要的，它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保护尊严利益，但是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更为重要，并且还可以从基本法的高度完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如今世界许多国家都从宪法高度保护个人隐私权。

二、隐私权保护理念之比较

第一，民法中隐私权保护理念。与公法相比，民法对人的价值实现有着更直接、更普遍的作用。民法的一切制度都以人这一主体为出发点，并且又以人为其归依。没有私法，自由、平等、权利、人权这些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将会由于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成为无力的说教。在 现代 人的观念日益受到物化威胁的市场背景下，强调民法理念的人文精神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人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趋向。民法中隐私权保护的理念主要是人格平等和意思自治理念。所谓“人格平等”，指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现代社会，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人格尊重是现代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权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国法律先进与否之标志。人格制度保护个人的隐私领域不受他人不法侵入。由于侵入他人隐私领域的技术手段日益增多，因此保护个人隐私具有特别的紧迫性。“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形成与其他民事主体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受国家、社会团体和其他个人的非法干预。隐私权主体可以在不妨碍他人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

第二，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理念。人格尊严和人格自治是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的理念。“人格尊严”，又称人性尊严、人的尊严，简单的说就是对人的尊重。它体现的是对个体人的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的尊重，是把每一个人当作人来对待的价值取向。人格尊严是生而为人就应该具有的绝对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价值地位。以人格尊严作为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终极价值基础是德国基本法在写入人格尊严内容后具体实践的结果。这种人格尊严作为隐私权宪法保护的人权法价值基础，它支持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也包括个人私生活秘密不受窥探；它所对应的侵权对象是绝对的，既包括平等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公权力。关于“个人自治”，按照近代以来重视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国家和个人关系上，国家权力行使应该为个人留下不受干涉的自由的领地，即个人自治的领地，所以消极自由与个人自治是从国家和个人两个角度表达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应该承认多元的私人生活方式，采取宽容的态度。政府只在个人自治的选择和决定伤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时，才可以通过权力对个人私生活进行干预。而即使是需要政府介入的私人领域，其前提也应该是个人可以控制意义上的，这正好是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直接人权法价值——个人自治所要求。

三、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之比较

第一，隐私权保护的民事立法现状。许多国家对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一旦遭到侵害，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诉因诉至法院；一种是间接保护，不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认为它附属于其他权利，必须附着于其他侵权诉讼才能使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得以追究。我国还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确立为自己的保护对象，而只是简单规定了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法对隐私权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o条提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权，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可见，对于公开他人隐私，造成他人名誉损害的行为，同样适用《民法通则》第120条公民名誉权受民法保护的规定。

第二，宪法中隐私权立法现状。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 法律 保护。”这些规定为保护公民隐私权起到了重要作用。无庸质疑，规定不得非法侵入公民住宅，通讯秘密不被侵害，不得以宣扬他人隐私方式损害公民人格尊严等，是保护公民隐私不被人知晓或公开的重要方面。但我国个人隐私权不仅在法律上没有确立保护地位，而且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也严重缺位。我国传统上并无隐私权观念，只有隐私案件，对隐私的理解仅局限在伦理道德层面。我国没有能 发展 出积极的追求私人生活的观念是因为在我国没有完善的重视个体价值的私法文化的发展。

四、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方式之比较

第一，民法中的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首先，没有准确界定隐私权和荣誉权。这反映出一种缺陷，即对隐私权的保护过窄，使许多应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事实被排斥在外。其次，民法对隐私权意义上的隐私权的保护也是不完整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这一解释说明，隐私权的构成要件是：(1)必须是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2)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在认定上作这样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将会产生许多漏洞，使那些非法获取隐私的行为人，以未泄露、公开隐私或未造成社会不良后果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再次，我国目前关于隐私权规定的内容散见于各种法律之中，还没有专门的隐私权立法。

针对民法中隐私权保护存在的缺陷，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隐私的保护。首先，建议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人身权篇中，赋予公民享有独立的隐私权，并将其列为与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等公民传统的人格权并行的权利，使其真正成为公民人格权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同时，从间接保护方式转变为直接保护方式，一方面便于当事人在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可以以此直接向法院提出保护自己隐私权的诉讼；另～方面，还可使公民依据隐私权来对抗他人依法享有的、以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为代价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其次，在《侵权法》中，直接规定隐私权及其权能，并明确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当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就可以隐私权受到侵害为由，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同时，公民对隐私权的内容、范围、保护方式等都会有清楚的认识，便于公民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从而实现对人格权更全面的保护。再次，借鉴外国的经验，制定《隐私权法》。最后，在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中应明确规定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与侵犯隐私权的界限，规定只要违背本人意愿将其与社会生活无关的私生活擅自公开就构成侵犯隐私权。

隐私权法论文篇8

关键词 网络隐私权 定义 性质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就与互联网密不可分。互联网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方式，互联网具有的信息数字化、空间的虚拟性与开放性以及身份的隐匿性与交往的自由性等特点使得人们的隐私权在网络中被更便捷、更全面、更高程度地侵犯成为可能，人们因此被窃取了个人隐私信息，同时遭受了财产损失。因此，对网络隐私权的研究和保护都是互联网时代的要求。

1网络隐私权的定义

网络隐私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传统隐私权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目前没有统一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隐私权又称作信息隐私权（information privacy），认为“信息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私人信息依法受保护，不被他人非法知悉、搜集、利用、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隐私权是指公民在互联网上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保护的一种人格权，包括个人信息资料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复制、公开和利用；也指禁止在互联网上泄露与个人有关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实、图像以及毁损的意见等。

笔者认为，从个人诉求及社会追求的效果来看，后者的定义范围更广泛，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更能满足隐私权保护“人的尊严”的需要。

2网络隐私权的性质

对于网络隐私权的性质，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网络隐私权与传统的隐私权没有本质区别，网络隐私权是传统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故而，其当然是一种人格权。第二种观点认为，因为网络隐私权的载体主要表现为个人数据，其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所体现的经济利益更强，所以网络隐私权是一种财产权。第三种观点是前两种观点的折衷，认为在网络社会，隐私作为一种个人信息其经济上的利益更为明显，且人们愿意为了获得此经济利益而公开个人信息，因此，针对网络隐私权的特殊性，法律应该适应时代变化，不拘泥于隐私权只是人格权的观念，同时认可其财产权的属性。

综上所述，笔者也认为网络隐私权是一种复合型权利，它不仅仅体现单纯的人格利益，它既具有人格权的属性，又具有财产权的属性。

3网络隐私权的内容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隐私权在传统隐私权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网络隐私权的内容也与传统的隐私权的内容有所不同。目前，学者对网络隐私权内容的概括不尽相同，笔者经过比较分析，归纳如下：

3.1保留权

隐私保留权是公民隐私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为公民维护个人的私人信息不被窥探、私生活不被打扰，私人领域不被侵犯提供了权利依据。隐私保留权的含义是权利主体有权保留自己的个人隐私不被他人所知，保证自己的隐私不被他人非法探知、泄露。只要是属于权利人的个人隐私的范畴，无论是是否有利于权利人的信息，只要未经权利人同意，他人不得非法探知、披露。当然该种保留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当个人隐私在关涉到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时，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开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需要的部分的个人隐私。

3.2知悉权

隐私知悉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被网站收集时，该用户有权知道是哪些网站收集了自己的个人数据、收集了自己的哪些数据、这些数据的内容、用途以及这些数据会与何人共享。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身份的隐匿性及交往的自由性，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如果权利人无法知悉上述情况，那就无法知悉个人隐私是否被侵犯，也无法行使救济权，更谈不上对个人信息的支配与利用了。

3.3控制权

隐私控制权是指权利人对其网络隐私使用的控制，包括有权要求获取信息的特定主体提供信息访问途径，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已被收集的个人信息进行修改，包括补充、更正与删除等。个人信息数据作为网络隐私的重要内容，不能离开权利人而独立存在。因此权利人必须始终与自己的个人信息数据资料保持联系，即权利人必须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处于自行可控状态。

3.4支配权

隐私支配权是指权利人有权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范围内以特定的方式公开自己的隐私，允许他人知悉。权利人公开自己的隐私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隐私权。权利人之所以公开自己的隐私也是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作出的决定，这也是其行使隐私权的一种方式。

3.5利用权

权利人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将自己的隐私应用于商业或非商业的领域，或者许可他人运用自己的隐私以满足个人利益所需。但是，他人必须在权利人所要求的范围内按着特定的用途来使用用户的隐私。此种权利的行使也是有限制的，它必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不得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及损害其他公民和组织的利益。

3.6安全请求权

网络隐私的载体主要是数据，极容易被泄露或丢失，保证个人数据的安全是维护个人网络隐私权的基础。个人数据的泄露或丢失甚至被窃取，都会影响网络用户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甚至会使遭受财产等损失。所以，在个人数据被泄露或者恶意删除时，网络用户有权要求网站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对个人信息予以保护，并在必要的情况下申请仲裁或者提讼。

3.7获得救济权

获得救济权，是指当网络隐私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有权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救济的权利。权利人可以通过公权力获得救济，比如申请仲裁、提讼，也可以请求行业自律组织的保护。若权利人因网络隐私受到侵害而导致损害时，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 李德成.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初论[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2]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 张秀兰.网络隐私权保护研究[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隐私权法论文篇9

关键词：隐私权；价值分析；自由；价值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价值分析方法介绍

价值分析法是对作为客体的现象或事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一定的阶级、阶层、群体与个人）的价值关系，即对特定客体内含的、应有的价值因素的认知和评价。在法学研究中运用价值分析法，对法律现象进行认知和评价是十分必要且有重大意义的。这种分析方法以超越现行制定法的姿态，分析法律为什么存在以及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价值分析的方法不仅仅局限于制定法或者成文法范围，它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不仅思考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还更多的关注法律的目的和价值。对于法律中价值问题的重视，在西方有着浓厚的理论积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均是从“正义”这一基本价值入手，探讨法律的本质、特征以及功能的问题；古罗马及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启蒙运动时期，洛克、孟德斯鸠等著名理论家在“自然法”的旗帜下，弘扬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理念，其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价值分析的方法。

当我们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去透视法律制度时，我们就会看到：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基于自身一定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权利义务体系。人与法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人才制定了法并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和执行。因而，人既是法的实践主体，又是法的价值主体。

二、隐私权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及展望

具有现代意义的隐私权概念源自100多年前两位美国学者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隐私权》一文，使得隐私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法律问题。

我国隐私权的发展起步比较晚，但是隐私权保护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隐私观念的觉醒而不断发展的。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第一次在“人身权”中明确规定了精神性人格权，诸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但是并没有规定隐私权。因此，这一时期的隐私权保护在立法上仍是空白。随后，我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对隐私保护观念不断强化，实际的司法过程中相应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就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逐步地建立和发展了对隐私权的保护。这些司法解释主要是通过对当事人的名誉权进行保护来间接的保护个人的隐私权。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中，隐私权正式被确认为“民事权利”而非“民事利益”，也不再需要依附于名誉权这样的权利。

事实上，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具有决定权。概括起来，隐私权包括不让人知道的权利和公开权两方面的权利。隐私权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在：其一，享有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没有隐私权可言，这使隐私权区别于名誉权；其二，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及相关利益，其内容具有秘密性和真实性，而且隐私一旦泄露，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其三，针对侵害隐私权行为的认定上，存在着诸多抗辩事由，比如受害人的同意、知情权的需要等，这些情形都阻却了侵犯隐私行为的违法性。

《侵权责任法》中的关于隐私权的普适性规定，使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获得了质的突破，并且已经开辟了广阔的独立发展道路。展望该制度的发展前景，我国立法和司法在隐私权保护方面仍有很多问题和课题需要解决、需要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监控设备的广泛使用和高空摄影等，又给这一新课题带来了新的挑战，更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关注科学技术，进一步深入研究隐私权保护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宏观背景下的保护领域、保护方式及隐私合理适用与限制等问题。目前，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仍处于建构阶段，对隐私权重在保护而非限制。实际上，当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架构基本完成的时候，立法及司法的视角应当同时关注隐私作为信息的范畴同样存在合理使用和适当限制的问题。尤其是公众人物在隐私信息的合理披露和隐私权适当限制方面以及公共场所的隐私权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的调研和司法的探索。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限制的问题也有待我国隐私权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来解决。

三、对隐私权的价值分析

对隐私权的价值分析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隐私权的基本构成要件，隐私权的范围以及对隐私权侵犯的归责原则。

（一）隐私权的基本构成要件。凡是一切不愿被他人知悉而且又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有关个人生活的一切事实均属隐私的范畴。作为一项权利，它是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某项权能和利益，表现为权利主体的积极作为和义务主体的消极不作为，即隐私权的主体对隐私事实具有隐而不宣的权利和予以公开的权利。隐私权作为一项绝对权，他人应承担不作为的义务，不得窥视，不得公开，更不得刊登、评论他人的隐私事实，即使出于善意亦须征得本人同意。1、隐私首先是一种事实，而这种事实带有主观性。作为个人隐私可能是客观的既定的现存的事实，也可能是曾经存在过，但已经消亡的事实，还可能是一种臆想，一种不存在或不曾存在的东西。至于这种事实是否重要，是否应当归之于个人隐私的范围，不受他人评价和公共准则的制约。可以说，某种事实是否为重要事实，完全取决于权利主体的主观认识和理解。也许，在他人看来，某一事实无足轻重，但只要当事人认为重要，不愿公开或值得珍视就已经足够了；2、隐私是一种私生活事实。人们不愿意公开的、可称为秘密的情形比比皆是，但个人隐私只指私生活的领域。私生活是与公共生活相对而存在的一个概念，是社会个体自主选择、自主决定、自主行为、自我负责的生活状态，是个人自治、自律的领域或者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相反，集体、公共生活中的秘密，诸如经济、国防、政治等情报都不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3、隐私是一种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事实。作为隐私，可能是个人生理上的缺陷，可能是值得珍视的一段情感，但作为隐私的更大部分的内容却是与前述二者无直接的关联。也许，它既不是缺陷也不是情感，甚至包括个人的优点，只要个体不愿被公众所知悉，就是个人的隐私。隐私以个人的心理、情感为归依。个体的态度在何者为隐私的问题上是关键的。因为隐私是个人生活保持宁静、不受侵扰所必需的，也是文明社会个人自治的基本前提。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不想被他人所知的东西。这种东西所关涉的领域、层面、数量因个体的背景、文化、性格、情趣、性别、国度、环境、时期等而不同。隐私是一个变量，只能具体而非一般地去理解。例如，年龄、住址、姓名、电话等只要当事人不愿公开都可以成为隐私的内容；4、当然，隐私须受到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制约。人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社会尊重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受道德与法律的规制。任何权利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从来没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和权利。

上述四方面构成隐私的基本要件，而这些要件决定了隐私所涵涉领域的极其广泛性。身体、健康、婚姻、家庭、经济收入、个人癖好、经历、情感、女性的年龄等都可成为隐私的内容。

（二）隐私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权利是市场制度的核心概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权利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经济体制，有其本身所需要的基本文化氛围。市场经济将市场机制配置于分配一切社会资源的关键地位，清晰的产权观念、平等的法律地位、自愿的交易原则、自负盈亏的责任方式，都在承认与保护着法律关系参与者的独立地位，强化着主体意识与权利观念。市场经济与对他人事物的无端干涉是格格不入的，在遵守公共道德与国家法律的原则下，没有法定的事由任何人不得侵入他人的私人领域，或者对他人的事物指手画脚。相反，宜有一种基本的平和、宽容、谨持与操守，因为市场厘定了自我与他者的严格界限。市场主体独立人格的确立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要求，它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依归。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程的加快，良好的法制环境的形成，公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成为自觉，法律意识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将普遍得到增强。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他人的个人空间，哪些是自己的权利范围。人们将会愈来愈宽容，心态亦会愈来愈平和与开放。应该说，隐私范围的扩大，隐私权的膨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个人的隐私，但对隐私的真正保护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而真正的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市民法的基本理念乃是私权神圣、身份平等和意思自治。市民社会之自治、自律、自己责任的基本理念肯定了法律关系主体自主、自由活动的空间。所谓自由就是不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法律。自由的真谛是赋予每个人尽可能多的价值。它强调的是自立自主，合作宽容，不干涉他人事物。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民社会理念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我国法律也确立了权利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公共利益等项原则，对个人的隐私权作了充分的法律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的）。现行《宪法》第33条第2款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7条第2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第100条、101条、102条再次具体地肯定了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不受侵犯；现行刑法则在第四章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严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事制裁；《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明确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另外，有关的司法解释和行业规章，诸如《执业医师法》等对隐私的保护都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关于隐私的法律保护，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文显，姚建宗.略论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分析方法.

[2]张新宝.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3]姚俊廷.隐私权的法理学思考.

隐私权法论文篇10

关键字：信息时代；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人肉搜索"

近几年我国在全球信息时代背景下，接连发生过多起"人肉搜索"事件，部分案件折射出我国公民网络隐私权受到严重侵犯。互联网普及带来的这些新问题，引发笔者思考民法是否有必要构建一个专门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体系？

一、网络隐私权概述

（一）隐私权概述

1890年，美国波士顿两位年轻律师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共同署名发表《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1]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隐私权的概念，但其意识到并指出隐私是人类人格和尊严的一部分，无疑是隐私理论的一大突破。目前，关于隐私权的定义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公众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本文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2]

（二）网络隐私权概述

1.网络隐私权的概念

"网络隐私权"一词还并非法定术语，而是从学理角度基于传统隐私权概念引申出的一种新概念。关于网络隐私权的研究尚不成熟，国内和国际都未明确地对其下定义。我国学者赵华明认为，网络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在网上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复制、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也指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实、图像以及诽谤的意见等。[3]

2.网络隐私权的侵权形态

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多种多样，依据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本文对网络隐私权侵权形态依据侵权主体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1）政府部门对公民的侵权。（2）网络服务商对网络用户的侵权。（3）设备开发商对客户的侵权。（4）雇主对员工的侵权。（5）黑客对网络用户的侵权。（6）其他网民的侵权。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的范畴，只有一旦公布即会造成主体的人格尊严受损或社会评价降低的个人信息才属于隐私[4]，才可能构成侵权。博客与播客等"自媒体"的产生，方便了网民的数据记载和传输，也使网络用户的个人数据受到严重的威胁。

二、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一）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全国性专门立法，只是有一些公安部、文化部等部委局办制定的行政法规中有涉及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条款。民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是比照传统隐私权的，《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按照侵犯名誉权案件予以间接保护。《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改变了间接保护的状况，明确将隐私权纳入了受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是关于网络侵权的一般性规定,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的网络隐私，构成网络隐私权侵权，应当承担较重的侵权责任。两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

（二）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的反思

完善网络隐私权立法体系的首要问题就是在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即在《民法通则》或在制定民法典时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保护，并准确界定其定义。[5]然而，我国网络隐私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民法为网络隐私权提供的保护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我国缺乏对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依然参照传统隐私权，针对性不强，不足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网络隐私权侵权纠纷。

三、我国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体系构建

我国对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存在上文中的许多缺陷和不足，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考虑构建一个完整的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体系。目前我国正抓紧制定《民法典》，学界关于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应采用何种立法架构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中国现行立法状况下，应当先在《民法典》或者《民法通则》中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原则性规定，同时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单列一章详细规定网络隐私权。

（一）《民法典》完善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一般规则

1.确立网络隐私权独立的人格权地位。笔者认为，在未来《民法典》或者《民法通则》总则中应当明确规定"自然人依法享有隐私权，是独立的人格权。

2.完善网络侵权原则性规定。《民法典》或《民法通则》有必要在总则部分对网络侵权作出原则性规定，应当作出如下完善：首先，明确规定网络侵权的主体。其次，赋予当事人具体的救济措施。当事人的救济措施应当更加具体化和多样化。

（二）《隐私权保护法》明确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具体规则

在基本法规定了网络侵权的一般规则前提下，鉴于我国隐私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且日渐纷繁复杂，我国有必要单独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对隐私权侵权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并且单列一章"网络隐私权"具体规定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构成要件、侵权归责原则及其违法性阻却事由和侵权责任承担等内容。

1.明确界定网络隐私权的构成要件。网络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包括权利客体、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1）权利客体：网络隐私权的客体当属网络隐私，《隐私权保护法》应当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个人数据、个人私事和个人领域。（2）权利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权利主体，是指网上个人数据、资料和信息的拥有者，其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选择权、控制权、安全请求权、利用限制权和赔偿请求权等，其义务主要为一些注意义务。（3）义务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义务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设备开发商、雇主、黑客和其他网民等，其应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事先通知和征得权利人同意的义务、合法和合理地收集和利用个人数据的义务、采取科学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个人数据安全与完整的义务以及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违法社会公共道德等义务，其征得用户许可后合法和合理取得个人数据就取得了在合理范围内使用个人数据的权利。

2.构建网络隐私权侵权归责原则及违法性阻却。

（1）归责原则：《隐私保护法》应当根据网络隐私权的特点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举证责任转而由侵权人承担。受害人仅需证明侵害人实施了不法侵害行为并给自己造成了损害结果即可，对侵害人的主观过错无需举证。

（2）违法性阻却：网络隐私权侵权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应当包括正当防卫、意外事件、受害人同意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等。

3.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隐私权保护法》中应当规定网络隐私权的侵权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由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一般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可能再次在网络上继续公开、披露、宣扬或传播受害人的隐私对受害人再次伤害，因此不宜作为网络隐私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 samuel d．warren & louis d．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2]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3] 赵华明：《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