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侵权范文10篇

隐私侵权范文篇1

一、容易侵犯隐私的节目类型分析

电视是高度类型化的媒体，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其在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范围和程度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对电视节目介入私人领域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以及近年出现的较集中或影响较大的关于电视节目侵犯个人隐私的争议，笔者认为，以下几种节目类型可能更容易出现侵犯隐私的情况：从节目的内容或题材上看，主要集中在电视新闻节目、生活情感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等类型上；从节目形式上看，主要是新闻节目的隐性采访、情感类节目的跟踪拍摄和涉及个人隐私的电视谈话或访谈、电视真人秀等。

1电视新闻节目

随着电视内容的平民化和商业化转向，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电视新闻转向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有时电视媒体以贴近百姓关注民生之名，粗暴地把镜头伸进普通百姓的个人空间，“将表现百姓生活的新闻演绎为对百姓个体隐私的‘曝料’，将电视媒体变成都市逸闻趣事集散地和批发地的行为，将百姓新闻变成了市井的电视围观”，并“将媒体这一社会公共资源变成了仅仅满足部分电视观众‘窥视’他人隐私的公开场所，降低了媒体的品牌与形象”。

另外，在一些重大的灾难报道和负面报道中，也容易涉及一些不必要的隐私信息。媒体在行使社会批评和媒体监督功能的时候，容易忽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媒介可能造成的伤害。

即使是正面报道，由于报道方式可能并不被人们认同，也会造成报道对象的私生活受到极大干扰。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则关于网络暴力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名13岁的初中生张殊凡评价一些网页“很黄很暴力”的话，该生的学校、班级和姓名都有字幕显示，结果，她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众人批判嘲讽的焦点，进而个人信息被网络搜索，“很黄很暴力”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用来指称言不由衷的说谎者。也许，对记者而言，这样的报道只是其职业过程中的一种习惯，或者形式，但造成的后果，对一个孩子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

2电视情感类节目

这类节目可能是导致隐私权受损最常见、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这类节目，以平民化的视角、生活化的形式，来展现普通人的情感，总是较深的直接介入私人空间，以满足不同观众倾诉和窥探的欲望，因此，隐私侵权的现象比较多见。主要表现为：

一是刻意挖掘和渲染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在情感类节目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对象虽然接受媒体的采访谈话请求，甚至主动联系媒体要求其介入自己的生活空间，但其在节目过程中仍然希望有所保留，或者不愿意完成敞开心扉，这时候，记者或主持人往往会穷追不舍。通过各种方式将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隐私都揭示出来，甚至故意激化矛盾，制造冲突，以产生更能抓取眼球的“看点”。进而，节目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往往将这些具有冲击力的内容保留下来，故意突出，在节目介绍中反复播放。虽然媒体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调解者、“和事佬”或者社会正义维护者的角色，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二是不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开他人隐私。

电视节目对他人隐私的披露必须经过隐私主体本人的同意。隐私从法理上说只能是“特定人的隐私”，他人不可以代为放弃隐私。但许多情感类节目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企图以委托人的授权将其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合理化。事实上，即使是夫妻，当一方随意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另一方时，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为委托人，否则，媒体绝对不可因为一方的委托而具备调查并展示另一方隐私的权利。

电视情感类节目在形式上，以情感访谈和生活实拍两种类型的节目最为人诟病。前者如央视的《心理访谈》、上海台的《心灵花园》、上海文广的《大话爱情》等，后者如台湾的《超级搜索线》、长沙台的《情动八点》等。《心灵花园》和《大话爱情》之类的情感倾诉节目已经遍地开花，也惹起了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多起官司。例如，《大话爱情》曾播出一起前妻的婚姻倾诉节目，结果媒体和当事人都遭到了前夫及其家人的起诉。

3电视娱乐节目

电视娱乐节目涉及隐私较多的主要有三种节目形式：

一是娱乐新闻节目。娱乐新闻节目主要涉及名人隐私较多。这些娱乐名人，由于其公众人物的身份，使其个人生活成为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出于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的目的，他们也相应地在隐私权限上比普通人更少保留。但近年娱乐记者对他们的过度干扰，也使名人们的个人隐私保护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如香港的娱乐界人士曾因为“狗仔队”对他们的私生活的肆意侵扰而进行集体抗议。

二是明星谈话节目，包括像《艺术人生》、《超级访问》、《鲁豫有约》、《背后的故事》等较正式的谈话节目，也包括《康熙来了》这样的脱口秀节目。这类节目以明星为卖点，但话题又总是围绕明星的私人生活展开，属于隐私话题，但一般来说并不会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问题更突出一些。真人秀节目本质上是游戏节目，其诞生之初，即以真实展现普通人的特定生存状态而引起广泛争论。国外曾分创下极高收视率的真人秀栏目如《幸存者》、《老大哥》等，都以展示特定情境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为卖点，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或人性中尔虞我诈的一面都呈现给观众，甚至连私密性极强的镜头也会在节目中出现，而目前美国正在热播的“真人秀”节目《真心话大冒险》，其规则是，被提问者只要如实回答21个问题就可以捧走50万美元奖金。节目制作方事前会针对节目参与者展开专门调查，以保证主持人能提出参与者最不愿面对的问题。由于所有的问题都直击内心最私密处，在如实回答问题后，不少人付出了个人隐私受损、个人诚信度受损、生活受到干扰、甚至家庭因此被毁的代价。事实上，这类节目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这类节目在国内的移植也多面临着侵犯隐私方面的责问。

二、隐私权易受侵犯的节目对象分析

综合不同类型电视节目侵犯隐私的具体情况，从被侵权的对象看，以下几个类型的对象被侵犯隐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1、所谓的行为不当者。媒介往往过于强调其社会功能，而忽视报道对象的个人权利保护，以致于陷人道德主义批判的快感之中，过多挖掘节目对象生活中的负面信息，甚至采取主观性较强的“污名化”报道方式。同时，这样的节目可能涉及其家人朋友，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2、青少年。电视节目在涉及孩子的形象时，应格外注意对其隐私的保护，在对受灾难、有疾病、遭遗弃或有某种不当行为习惯的孩子进行报道的时候，都可能造成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节目往往站在家长的立场上，对青少年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没有足够的尊重，直接展示他们的隐私，还以教育者的身份对孩子进行管教。如某期访谈节目，家长称其上高中的儿子整天不归家，成绩下降，最后节目展示了其与女友在校外同居，母子俩发生冲突的过程。孩子的做法虽然错误，但电视节目如此赤裸裸地侵犯其隐私权利，对其生活必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反映的问题是，节目迎合了传统的强势话语规范，照顾了父母教育孩子的权利，认可了父母管教孩子的正当性，却粗暴地侵害了孩子的隐私和尊严。

3、公众人物。关于公众人物隐私，一向是讨论热点，这里不再赘言。

4、普通人。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主动向电视媒体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如一些情感节目的倾诉人和委托人、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他们以出让隐私为代价，来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对他们而言，可能很难说会构成隐私侵权，但节目的过程和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最后个人隐私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些人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可能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之一，但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形象和生活细节被媒体展示出来，有的甚至因为接受采访或参与谈话节目时，只因观点不被认可而受到观众的非议，个人生活因此受到干扰。

三、电视节目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传播特征分析

电视节目由于其形象性、直观性、广泛性等媒介特征，而使其在涉及损害公民隐私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媒介的特性。

1、节目内容与私人生活联系的紧密性

这一点决定了电视这一家庭化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既能满足受众通过媒介与他人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并窥探他人生活状态的愿望，同时又易于侵犯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2、隐私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严重性

电视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介质的综合性，尤其是画面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使其在暴露他人隐私的时候容易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也会立刻使受侵害者的形象被人识别，从而使其原有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加上电视受众面的广泛性，更使隐私内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3、电视回避隐私争议的空间相对其它媒介较小

因为电视报道需要提供图像和声音，它比文字的选择余地要小得多。正如Jeffrey?Loen所言，印刷文字可以提供的隐私尺度照相机却很难得到，电视则更为困难，报纸可以轻松地谈论灾难和伤员，而电视却做不到。当然。电视节目中也会采取一些措施规避个人隐私的泄露，如在面部打马赛克、让当事人戴上面具或用幕帘遮挡、对录音做变声处理等。但这些措施并不总是有效。比如都市报纸上满是缠绵悱侧的情感故事，很少会出问题，但电视上的情感故事，当事人即使戴上面罩也会惹来无数麻烦。前面所举情感谈话节目就是例证。

另外，电视画面还可能会无意中泄露隐私信息。电视画面符号包含更多作者无意表述也无法删除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只是事实的背景，甚或与作者传达的意义无关，但它们并不因此丧失自身的意义和被受众接受并解读的权利。比如电视新闻中出现的背景人物，并非节目对象，也与新闻内容无关，却容易使人将其与新闻事实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私生活受到影响。

4、电视节目内容可能引发网络等其它媒体的进一步侵权行为

电视节目本身可能并不构成直接的隐私侵权，甚至在有些负面报道中采取了刻意的保护隐私措施，但传播技术的发展，却使得一些负面新闻在网络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引发网络人肉搜索等更进一步的隐私侵权行为。以张殊凡事件为例，电视节目中原本持正面报道的态度，但在网络上却受到激烈讨伐，未成年的当事人更多的生活信息也被暴露出来。

四、一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探讨，笔者觉得由此引起的电视伦理问题的明显变化值得关注。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原来意义上的隐私予以公开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充满好奇并且好打听别人隐私的时代，隐私的价值、谨慎的态度和依赖的基础为表现狂所破坏，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大哥》和《杰瑞?斯普林格秀》”。

此话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隐私话题已经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态。

我们可以说这是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侵入的表现，但也不妨反过来说，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以前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媒介对个人自由生活权利的冒犯，而以后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却是普通大众参与媒介并成为主角的积极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隐私公开是媒介的平民意识得以确立这一传播范式转变的标志：“(媒体)用平民的眼光，站在平民的角度进行传播，使传播中所展现的状态与现实的平常生活状态一致，使普通人获得与媒介中人物同步的心态的和情感的共鸣。”“隐私话题在大众传媒的扩张，彰显了传媒话语由单一话语走向话语多元。……显示出政治力量之外的市民力量开始在原来意识形态的阵地上开拓出自己的空间，同时也具有显示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价值。”

很难对电视节目越来越多表现私生活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它涉及公众兴趣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媒介利益、新闻自由与个人自由、不同主体之间的个人权利等多种价值和权利冲突。甚至，一次关于隐私问题的争议，可以同时体现一个人的同情心、文化礼仪观、窥探欲、社会交往心理等多重矛盾。那些隐私话题，显然很好地满足了公众的收视兴趣，同时，通过电视这一客厅媒介，人们可以轻松地观察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他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可以舒解自己的生活压力，产生一种社会联结感和交流感，消除孤独。而且，那些话题也许还可以承载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当电视节目确实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时候，人们又会出于同情心，出于对窥视行为的心理抵触，转而指责媒体。“公众对侵犯隐私的反应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我们的虚伪性：就有关英国皇家的报道而言，我们一边指责记者，一边着迷于这些新闻。”因此，准确界定隐私问题的道德边界，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隐私侵权范文篇2

关键词：电视节目个人隐私侵权

近年来，随着电视产业化属性的日益凸显，我国电视正在经历一个性质和功能转型，即从主要承载教化宣传功能转向突出大众娱乐功能，这使它越来越深地介入个人生活领域，引发大量隐私侵权的事例。本文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以对电视节目的整体梳理为基础，对其隐私侵权现象进行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容易侵犯隐私的节目类型分析

电视是高度类型化的媒体，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其在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范围和程度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对电视节目介入私人领域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以及近年出现的较集中或影响较大的关于电视节目侵犯个人隐私的争议，笔者认为，以下几种节目类型可能更容易出现侵犯隐私的情况：从节目的内容或题材上看，主要集中在电视新闻节目、生活情感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等类型上；从节目形式上看，主要是新闻节目的隐性采访、情感类节目的跟踪拍摄和涉及个人隐私的电视谈话或访谈、电视真人秀等。

1电视新闻节目

随着电视内容的平民化和商业化转向，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电视新闻转向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有时电视媒体以贴近百姓关注民生之名，粗暴地把镜头伸进普通百姓的个人空间，“将表现百姓生活的新闻演绎为对百姓个体隐私的‘曝料’，将电视媒体变成都市逸闻趣事集散地和批发地的行为，将百姓新闻变成了市井的电视围观”，并“将媒体这一社会公共资源变成了仅仅满足部分电视观众‘窥视’他人隐私的公开场所，降低了媒体的品牌与形象”。

另外，在一些重大的灾难报道和负面报道中，也容易涉及一些不必要的隐私信息。媒体在行使社会批评和媒体监督功能的时候，容易忽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媒介可能造成的伤害。

即使是正面报道，由于报道方式可能并不被人们认同，也会造成报道对象的私生活受到极大干扰。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则关于网络暴力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名13岁的初中生张殊凡评价一些网页“很黄很暴力”的话，该生的学校、班级和姓名都有字幕显示，结果，她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众人批判嘲讽的焦点，进而个人信息被网络搜索，“很黄很暴力”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用来指称言不由衷的说谎者。也许，对记者而言，这样的报道只是其职业过程中的一种习惯，或者形式，但造成的后果，对一个孩子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

2电视情感类节目

这类节目可能是导致隐私权受损最常见、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这类节目，以平民化的视角、生活化的形式，来展现普通人的情感，总是较深的直接介入私人空间，以满足不同观众倾诉和窥探的欲望，因此，隐私侵权的现象比较多见。主要表现为：

一是刻意挖掘和渲染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在情感类节目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对象虽然接受媒体的采访谈话请求，甚至主动联系媒体要求其介入自己的生活空间，但其在节目过程中仍然希望有所保留，或者不愿意完成敞开心扉，这时候，记者或主持人往往会穷追不舍。通过各种方式将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隐私都揭示出来，甚至故意激化矛盾，制造冲突，以产生更能抓取眼球的“看点”。进而，节目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往往将这些具有冲击力的内容保留下来，故意突出，在节目介绍中反复播放。虽然媒体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调解者、“和事佬”或者社会正义维护者的角色，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二是不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开他人隐私。

电视节目对他人隐私的披露必须经过隐私主体本人的同意。隐私从法理上说只能是“特定人的隐私”，他人不可以代为放弃隐私。但许多情感类节目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企图以委托人的授权将其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合理化。事实上，即使是夫妻，当一方随意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另一方时，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为委托人，否则，媒体绝对不可因为一方的委托而具备调查并展示另一方隐私的权利。

电视情感类节目在形式上，以情感访谈和生活实拍两种类型的节目最为人诟病。前者如央视的《心理访谈》、上海台的《心灵花园》、上海文广的《大话爱情》等，后者如台湾的《超级搜索线》、长沙台的《情动八点》等。《心灵花园》和《大话爱情》之类的情感倾诉节目已经遍地开花，也惹起了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多起官司。例如，《大话爱情》曾播出一起前妻的婚姻倾诉节目，结果媒体和当事人都遭到了前夫及其家人的起诉。

3电视娱乐节目

电视娱乐节目涉及隐私较多的主要有三种节目形式：

一是娱乐新闻节目。娱乐新闻节目主要涉及名人隐私较多。这些娱乐名人，由于其公众人物的身份，使其个人生活成为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出于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的目的，他们也相应地在隐私权限上比普通人更少保留。但近年娱乐记者对他们的过度干扰，也使名人们的个人隐私保护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如香港的娱乐界人士曾因为“狗仔队”对他们的私生活的肆意侵扰而进行集体抗议。

二是明星谈话节目，包括像《艺术人生》、《超级访问》、《鲁豫有约》、《背后的故事》等较正式的谈话节目，也包括《康熙来了》这样的脱口秀节目。这类节目以明星为卖点，但话题又总是围绕明星的私人生活展开，属于隐私话题，但一般来说并不会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问题更突出一些。真人秀节目本质上是游戏节目，其诞生之初，即以真实展现普通人的特定生存状态而引起广泛争论。国外曾分创下极高收视率的真人秀栏目如《幸存者》、《老大哥》等，都以展示特定情境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为卖点，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或人性中尔虞我诈的一面都呈现给观众，甚至连私密性极强的镜头也会在节目中出现，而目前美国正在热播的“真人秀”节目《真心话大冒险》，其规则是，被提问者只要如实回答21个问题就可以捧走50万美元奖金。节目制作方事前会针对节目参与者展开专门调查，以保证主持人能提出参与者最不愿面对的问题。由于所有的问题都直击内心最私密处，在如实回答问题后，不少人付出了个人隐私受损、个人诚信度受损、生活受到干扰、甚至家庭因此被毁的代价。事实上，这类节目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这类节目在国内的移植也多面临着侵犯隐私方面的责问。

二、隐私权易受侵犯的节目对象分析

综合不同类型电视节目侵犯隐私的具体情况，从被侵权的对象看，以下几个类型的对象被侵犯隐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1、所谓的行为不当者。媒介往往过于强调其社会功能，而忽视报道对象的个人权利保护，以致于陷人道德主义批判的快感之中，过多挖掘节目对象生活中的负面信息，甚至采取主观性较强的“污名化”报道方式。同时，这样的节目可能涉及其家人朋友，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2、青少年。电视节目在涉及孩子的形象时，应格外注意对其隐私的保护，在对受灾难、有疾病、遭遗弃或有某种不当行为习惯的孩子进行报道的时候，都可能造成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节目往往站在家长的立场上，对青少年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没有足够的尊重，直接展示他们的隐私，还以教育者的身份对孩子进行管教。如某期访谈节目，家长称其上高中的儿子整天不归家，成绩下降，最后节目展示了其与女友在校外同居，母子俩发生冲突的过程。孩子的做法虽然错误，但电视节目如此赤裸裸地侵犯其隐私权利，对其生活必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反映的问题是，节目迎合了传统的强势话语规范，照顾了父母教育孩子的权利，认可了父母管教孩子的正当性，却粗暴地侵害了孩子的隐私和尊严。

3、公众人物。关于公众人物隐私，一向是讨论热点，这里不再赘言。

4、普通人。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主动向电视媒体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如一些情感节目的倾诉人和委托人、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他们以出让隐私为代价，来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对他们而言，可能很难说会构成隐私侵权，但节目的过程和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最后个人隐私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些人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可能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之一，但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形象和生活细节被媒体展示出来，有的甚至因为接受采访或参与谈话节目时，只因观点不被认可而受到观众的非议，个人生活因此受到干扰。

三、电视节目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传播特征分析

电视节目由于其形象性、直观性、广泛性等媒介特征，而使其在涉及损害公民隐私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媒介的特性。

1、节目内容与私人生活联系的紧密性

这一点决定了电视这一家庭化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既能满足受众通过媒介与他人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并窥探他人生活状态的愿望，同时又易于侵犯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2、隐私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严重性

电视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介质的综合性，尤其是画面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使其在暴露他人隐私的时候容易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也会立刻使受侵害者的形象被人识别，从而使其原有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加上电视受众面的广泛性，更使隐私内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3、电视回避隐私争议的空间相对其它媒介较小

因为电视报道需要提供图像和声音，它比文字的选择余地要小得多。正如Jeffrey?Loen所言，印刷文字可以提供的隐私尺度照相机却很难得到，电视则更为困难，报纸可以轻松地谈论灾难和伤员，而电视却做不到。当然。电视节目中也会采取一些措施规避个人隐私的泄露，如在面部打马赛克、让当事人戴上面具或用幕帘遮挡、对录音做变声处理等。但这些措施并不总是有效。比如都市报纸上满是缠绵悱侧的情感故事，很少会出问题，但电视上的情感故事，当事人即使戴上面罩也会惹来无数麻烦。前面所举情感谈话节目就是例证。

另外，电视画面还可能会无意中泄露隐私信息。电视画面符号包含更多作者无意表述也无法删除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只是事实的背景，甚或与作者传达的意义无关，但它们并不因此丧失自身的意义和被受众接受并解读的权利。比如电视新闻中出现的背景人物，并非节目对象，也与新闻内容无关，却容易使人将其与新闻事实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私生活受到影响。

4、电视节目内容可能引发网络等其它媒体的进一步侵权行为

电视节目本身可能并不构成直接的隐私侵权，甚至在有些负面报道中采取了刻意的保护隐私措施，但传播技术的发展，却使得一些负面新闻在网络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引发网络人肉搜索等更进一步的隐私侵权行为。以张殊凡事件为例，电视节目中原本持正面报道的态度，但在网络上却受到激烈讨伐，未成年的当事人更多的生活信息也被暴露出来。

四、一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探讨，笔者觉得由此引起的电视伦理问题的明显变化值得关注。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原来意义上的隐私予以公开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充满好奇并且好打听别人隐私的时代，隐私的价值、谨慎的态度和依赖的基础为表现狂所破坏，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大哥》和《杰瑞?斯普林格秀》”。

此话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隐私话题已经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态。

我们可以说这是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侵入的表现，但也不妨反过来说，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以前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媒介对个人自由生活权利的冒犯，而以后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却是普通大众参与媒介并成为主角的积极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隐私公开是媒介的平民意识得以确立这一传播范式转变的标志：“(媒体)用平民的眼光，站在平民的角度进行传播，使传播中所展现的状态与现实的平常生活状态一致，使普通人获得与媒介中人物同步的心态的和情感的共鸣。”“隐私话题在大众传媒的扩张，彰显了传媒话语由单一话语走向话语多元。……显示出政治力量之外的市民力量开始在原来意识形态的阵地上开拓出自己的空间，同时也具有显示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价值。”

很难对电视节目越来越多表现私生活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它涉及公众兴趣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媒介利益、新闻自由与个人自由、不同主体之间的个人权利等多种价值和权利冲突。甚至，一次关于隐私问题的争议，可以同时体现一个人的同情心、文化礼仪观、窥探欲、社会交往心理等多重矛盾。那些隐私话题，显然很好地满足了公众的收视兴趣，同时，通过电视这一客厅媒介，人们可以轻松地观察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他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可以舒解自己的生活压力，产生一种社会联结感和交流感，消除孤独。而且，那些话题也许还可以承载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当电视节目确实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时候，人们又会出于同情心，出于对窥视行为的心理抵触，转而指责媒体。“公众对侵犯隐私的反应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我们的虚伪性：就有关英国皇家的报道而言，我们一边指责记者，一边着迷于这些新闻。”因此，准确界定隐私问题的道德边界，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公务员之家

隐私侵权范文篇3

电视是高度类型化的媒体，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其在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范围和程度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对电视节目介入私人领域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以及近年出现的较集中或影响较大的关于电视节目侵犯个人隐私的争议，笔者认为，以下几种节目类型可能更容易出现侵犯隐私的情况：

从节目的内容或题材上看，主要集中在电视新闻节目、生活情感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等类型上；

从节目形式上看，主要是新闻节目的隐性采访、情感类节目的跟踪拍摄和涉及个人隐私的电视谈话或访谈、电视真人秀等。

1电视新闻节目

随着电视内容的平民化和商业化转向，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电视新闻转向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有时电视媒体以贴近百姓关注民生之名，粗暴地把镜头伸进普通百姓的个人空间，“将表现百姓生活的新闻演绎为对百姓个体隐私的‘曝料’，将电视媒体变成都市逸闻趣事集散地和批发地的行为，将百姓新闻变成了市井的电视围观”，并“将媒体这一社会公共资源变成了仅仅满足部分电视观众‘窥视’他人隐私的公开场所，降低了媒体的品牌与形象”。

另外，在一些重大的灾难报道和负面报道中，也容易涉及一些不必要的隐私信息。媒体在行使社会批评和媒体监督功能的时候，容易忽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媒介可能造成的伤害。

即使是正面报道，由于报道方式可能并不被人们认同，也会造成报道对象的私生活受到极大干扰。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则关于网络暴力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名13岁的初中生张殊凡评价一些网页“很黄很暴力”的话，该生的学校、班级和姓名都有字幕显示，结果，她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众人批判嘲讽的焦点，进而个人信息被网络搜索，“很黄很暴力”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用来指称言不由衷的说谎者。也许，对记者而言，这样的报道只是其职业过程中的一种习惯，或者形式，但造成的后果，对一个孩子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

2电视情感类节目

这类节目可能是导致隐私权受损最常见、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这类节目，以平民化的视角、生活化的形式，来展现普通人的情感，总是较深的直接介入私人空间，以满足不同观众倾诉和窥探的欲望，因此，隐私侵权的现象比较多见。主要表现为：

一是刻意挖掘和渲染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在情感类节目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对象虽然接受媒体的采访谈话请求，甚至主动联系媒体要求其介入自己的生活空间，但其在节目过程中仍然希望有所保留，或者不愿意完成敞开心扉，这时候，记者或主持人往往会穷追不舍。通过各种方式将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隐私都揭示出来，甚至故意激化矛盾，制造冲突，以产生更能抓取眼球的“看点”。进而，节目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往往将这些具有冲击力的内容保留下来，故意突出，在节目介绍中反复播放。虽然媒体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调解者、“和事佬”或者社会正义维护者的角色，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二是不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开他人隐私。

电视节目对他人隐私的披露必须经过隐私主体本人的同意。隐私从法理上说只能是“特定人的隐私”，他人不可以代为放弃隐私。但许多情感类节目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企图以委托人的授权将其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合理化。事实上，即使是夫妻，当一方随意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另一方时，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为委托人，否则，媒体绝对不可因为一方的委托而具备调查并展示另一方隐私的权利。

电视情感类节目在形式上，以情感访谈和生活实拍两种类型的节目最为人诟病。前者如央视的《心理访谈》、上海台的《心灵花园》、上海文广的《大话爱情》等，后者如台湾的《超级搜索线》、长沙台的《情动八点》等。《心灵花园》和《大话爱情》之类的情感倾诉节目已经遍地开花，也惹起了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多起官司。例如，《大话爱情》曾播出一起前妻的婚姻倾诉节目，结果媒体和当事人都遭到了前夫及其家人的起诉。

3电视娱乐节目

电视娱乐节目涉及隐私较多的主要有三种节目形式：

一是娱乐新闻节目。娱乐新闻节目主要涉及名人隐私较多。这些娱乐名人，由于其公众人物的身份，使其个人生活成为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出于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的目的，他们也相应地在隐私权限上比普通人更少保留。但近年娱乐记者对他们的过度干扰，也使名人们的个人隐私保护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如香港的娱乐界人士曾因为“狗仔队”对他们的私生活的肆意侵扰而进行集体抗议。

二是明星谈话节目，包括像《艺术人生》、《超级访问》、《鲁豫有约》、《背后的故事》等较正式的谈话节目，也包括《康熙来了》这样的脱口秀节目。这类节目以明星为卖点，但话题又总是围绕明星的私人生活展开，属于隐私话题，但一般来说并不会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问题更突出一些。真人秀节目本质上是游戏节目，其诞生之初，即以真实展现普通人的特定生存状态而引起广泛争论。国外曾分创下极高收视率的真人秀栏目如《幸存者》、《老大哥》等，都以展示特定情境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为卖点，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或人性中尔虞我诈的一面都呈现给观众，甚至连私密性极强的镜头也会在节目中出现，而目前美国正在热播的“真人秀”节目《真心话大冒险》，其规则是，被提问者只要如实回答21个问题就可以捧走50万美元奖金。节目制作方事前会针对节目参与者展开专门调查，以保证主持人能提出参与者最不愿面对的问题。由于所有的问题都直击内心最私密处，在如实回答问题后，不少人付出了个人隐私受损、个人诚信度受损、生活受到干扰、甚至家庭因此被毁的代价。事实上，这类节目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这类节目在国内的移植也多面临着侵犯隐私方面的责问。

二、隐私权易受侵犯的节目对象分析

综合不同类型电视节目侵犯隐私的具体情况，从被侵权的对象看，以下几个类型的对象被侵犯隐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1、所谓的行为不当者。媒介往往过于强调其社会功能，而忽视报道对象的个人权利保护，以致于陷人道德主义批判的快感之中，过多挖掘节目对象生活中的负面信息，甚至采取主观性较强的“污名化”报道方式。同时，这样的节目可能涉及其家人朋友，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2、青少年。电视节目在涉及孩子的形象时，应格外注意对其隐私的保护，在对受灾难、有疾病、遭遗弃或有某种不当行为习惯的孩子进行报道的时候，都可能造成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节目往往站在家长的立场上，对青少年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没有足够的尊重，直接展示他们的隐私，还以教育者的身份对孩子进行管教。如某期访谈节目，家长称其上高中的儿子整天不归家，成绩下降，最后节目展示了其与女友在校外同居，母子俩发生冲突的过程。孩子的做法虽然错误，但电视节目如此赤裸裸地侵犯其隐私权利，对其生活必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反映的问题是，节目迎合了传统的强势话语规范，照顾了父母教育孩子的权利，认可了父母管教孩子的正当性，却粗暴地侵害了孩子的隐私和尊严。

3、公众人物。关于公众人物隐私，一向是讨论热点，这里不再赘言。

4、普通人。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主动向电视媒体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如一些情感节目的倾诉人和委托人、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他们以出让隐私为代价，来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对他们而言，可能很难说会构成隐私侵权，但节目的过程和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最后个人隐私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些人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可能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之一，但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形象和生活细节被媒体展示出来，有的甚至因为接受采访或参与谈话节目时，只因观点不被认可而受到观众的非议，个人生活因此受到干扰。

三、电视节目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传播特征分析

电视节目由于其形象性、直观性、广泛性等媒介特征，而使其在涉及损害公民隐私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媒介的特性。

1、节目内容与私人生活联系的紧密性

这一点决定了电视这一家庭化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既能满足受众通过媒介与他人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并窥探他人生活状态的愿望，同时又易于侵犯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2、隐私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严重性

电视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介质的综合性，尤其是画面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使其在暴露他人隐私的时候容易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也会立刻使受侵害者的形象被人识别，从而使其原有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加上电视受众面的广泛性，更使隐私内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3、电视回避隐私争议的空间相对其它媒介较小

因为电视报道需要提供图像和声音，它比文字的选择余地要小得多。正如Jeffrey·Loen所言，印刷文字可以提供的隐私尺度照相机却很难得到，电视则更为困难，报纸可以轻松地谈论灾难和伤员，而电视却做不到。当然。电视节目中也会采取一些措施规避个人隐私的泄露，如在面部打马赛克、让当事人戴上面具或用幕帘遮挡、对录音做变声处理等。但这些措施并不总是有效。比如都市报纸上满是缠绵悱侧的情感故事，很少会出问题，但电视上的情感故事，当事人即使戴上面罩也会惹来无数麻烦。前面所举情感谈话节目就是例证。

另外，电视画面还可能会无意中泄露隐私信息。电视画面符号包含更多作者无意表述也无法删除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只是事实的背景，甚或与作者传达的意义无关，但它们并不因此丧失自身的意义和被受众接受并解读的权利。比如电视新闻中出现的背景人物，并非节目对象，也与新闻内容无关，却容易使人将其与新闻事实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私生活受到影响。

4、电视节目内容可能引发网络等其它媒体的进一步侵权行为

电视节目本身可能并不构成直接的隐私侵权，甚至在有些负面报道中采取了刻意的保护隐私措施，但传播技术的发展，却使得一些负面新闻在网络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引发网络人肉搜索等更进一步的隐私侵权行为。以张殊凡事件为例，电视节目中原本持正面报道的态度，但在网络上却受到激烈讨伐，未成年的当事人更多的生活信息也被暴露出来。

四、一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探讨，笔者觉得由此引起的电视伦理问题的明显变化值得关注。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原来意义上的隐私予以公开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充满好奇并且好打听别人隐私的时代，隐私的价值、谨慎的态度和依赖的基础为表现狂所破坏，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大哥》和《杰瑞·斯普林格秀》”。

此话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隐私话题已经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态。

我们可以说这是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侵入的表现，但也不妨反过来说，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以前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媒介对个人自由生活权利的冒犯，而以后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却是普通大众参与媒介并成为主角的积极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隐私公开是媒介的平民意识得以确立这一传播范式转变的标志：“(媒体)用平民的眼光，站在平民的角度进行传播，使传播中所展现的状态与现实的平常生活状态一致，使普通人获得与媒介中人物同步的心态的和情感的共鸣。”“隐私话题在大众传媒的扩张，彰显了传媒话语由单一话语走向话语多元。……显示出政治力量之外的市民力量开始在原来意识形态的阵地上开拓出自己的空间，同时也具有显示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价值。”

很难对电视节目越来越多表现私生活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它涉及公众兴趣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媒介利益、新闻自由与个人自由、不同主体之间的个人权利等多种价值和权利冲突。甚至，一次关于隐私问题的争议，可以同时体现一个人的同情心、文化礼仪观、窥探欲、社会交往心理等多重矛盾。那些隐私话题，显然很好地满足了公众的收视兴趣，同时，通过电视这一客厅媒介，人们可以轻松地观察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他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可以舒解自己的生活压力，产生一种社会联结感和交流感，消除孤独。而且，那些话题也许还可以承载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当电视节目确实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时候，人们又会出于同情心，出于对窥视行为的心理抵触，转而指责媒体。“公众对侵犯隐私的反应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我们的虚伪性：就有关英国皇家的报道而言，我们一边指责记者，一边着迷于这些新闻。”因此，准确界定隐私问题的道德边界，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商业利益是媒体日益追逐隐私内容的一大动因。布尔迪厄说：“电视给观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比如脱口秀，赤裸裸的社会经历曝光等等，而这些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偷窥癖’和‘暴露癖’。”作为交换，观众则为其提供了收视率和广告保障。当私生活成为媒介消费符号的时候，确实有理由提出诘问了：媒体是否真的可以随意把个人生活当做大众消费主义狂欢的材料。而不顾及当事人的感受?也许，“粗俗”或“低俗”是一个准确却无力的指责，电视节目需要更有力的约束(也可以匙自我的道德约束)，却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电视节目中的隐私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媒介伦理问题。法律的界限更宽泛，而记者在法律与良心之间，还有很大的徘徊余地。这也对电视人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拷问。

隐私侵权范文篇4

关键词：电视节目个人隐私侵权

近年来，随着电视产业化属性的日益凸显，我国电视正在经历一个性质和功能转型，即从主要承载教化宣传功能转向突出大众娱乐功能，这使它越来越深地介入个人生活领域，引发大量隐私侵权的事例。本文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以对电视节目的整体梳理为基础，对其隐私侵权现象进行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容易侵犯隐私的节目类型分析

电视是高度类型化的媒体，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其在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范围和程度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对电视节目介入私人领域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以及近年出现的较集中或影响较大的关于电视节目侵犯个人隐私的争议，笔者认为，以下几种节目类型可能更容易出现侵犯隐私的情况：

从节目的内容或题材上看，主要集中在电视新闻节目、生活情感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等类型上；

从节目形式上看，主要是新闻节目的隐性采访、情感类节目的跟踪拍摄和涉及个人隐私的电视谈话或访谈、电视真人秀等。

1电视新闻节目

随着电视内容的平民化和商业化转向，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电视新闻转向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有时电视媒体以贴近百姓关注民生之名，粗暴地把镜头伸进普通百姓的个人空间，“将表现百姓生活的新闻演绎为对百姓个体隐私的‘曝料’，将电视媒体变成都市逸闻趣事集散地和批发地的行为，将百姓新闻变成了市井的电视围观”，并“将媒体这一社会公共资源变成了仅仅满足部分电视观众‘窥视’他人隐私的公开场所，降低了媒体的品牌与形象”。

另外，在一些重大的灾难报道和负面报道中，也容易涉及一些不必要的隐私信息。媒体在行使社会批评和媒体监督功能的时候，容易忽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媒介可能造成的伤害。

即使是正面报道，由于报道方式可能并不被人们认同，也会造成报道对象的私生活受到极大干扰。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则关于网络暴力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名13岁的初中生张殊凡评价一些网页“很黄很暴力”的话，该生的学校、班级和姓名都有字幕显示，结果，她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众人批判嘲讽的焦点，进而个人信息被网络搜索，“很黄很暴力”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用来指称言不由衷的说谎者。也许，对记者而言，这样的报道只是其职业过程中的一种习惯，或者形式，但造成的后果，对一个孩子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

2电视情感类节目

这类节目可能是导致隐私权受损最常见、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这类节目，以平民化的视角、生活化的形式，来展现普通人的情感，总是较深的直接介入私人空间，以满足不同观众倾诉和窥探的欲望，因此，隐私侵权的现象比较多见。主要表现为：

一是刻意挖掘和渲染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在情感类节目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对象虽然接受媒体的采访谈话请求，甚至主动联系媒体要求其介入自己的生活空间，但其在节目过程中仍然希望有所保留，或者不愿意完成敞开心扉，这时候，记者或主持人往往会穷追不舍。通过各种方式将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隐私都揭示出来，甚至故意激化矛盾，制造冲突，以产生更能抓取眼球的“看点”。进而，节目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往往将这些具有冲击力的内容保留下来，故意突出，在节目介绍中反复播放。虽然媒体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调解者、“和事佬”或者社会正义维护者的角色，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二是不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开他人隐私。

电视节目对他人隐私的披露必须经过隐私主体本人的同意。隐私从法理上说只能是“特定人的隐私”，他人不可以代为放弃隐私。但许多情感类节目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企图以委托人的授权将其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合理化。事实上，即使是夫妻，当一方随意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另一方时，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为委托人，否则，媒体绝对不可因为一方的委托而具备调查并展示另一方隐私的权利。

电视情感类节目在形式上，以情感访谈和生活实拍两种类型的节目最为人诟病。前者如央视的《心理访谈》、上海台的《心灵花园》、上海文广的《大话爱情》等，后者如台湾的《超级搜索线》、长沙台的《情动八点》等。《心灵花园》和《大话爱情》之类的情感倾诉节目已经遍地开花，也惹起了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多起官司。例如，《大话爱情》曾播出一起前妻的婚姻倾诉节目，结果媒体和当事人都遭到了前夫及其家人的起诉。

3电视娱乐节目

电视娱乐节目涉及隐私较多的主要有三种节目形式：

一是娱乐新闻节目。娱乐新闻节目主要涉及名人隐私较多。这些娱乐名人，由于其公众人物的身份，使其个人生活成为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出于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的目的，他们也相应地在隐私权限上比普通人更少保留。但近年娱乐记者对他们的过度干扰，也使名人们的个人隐私保护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如香港的娱乐界人士曾因为“狗仔队”对他们的私生活的肆意侵扰而进行集体抗议。

二是明星谈话节目，包括像《艺术人生》、《超级访问》、《鲁豫有约》、《背后的故事》等较正式的谈话节目，也包括《康熙来了》这样的脱口秀节目。这类节目以明星为卖点，但话题又总是围绕明星的私人生活展开，属于隐私话题，但一般来说并不会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问题更突出一些。真人秀节目本质上是游戏节目，其诞生之初，即以真实展现普通人的特定生存状态而引起广泛争论。国外曾分创下极高收视率的真人秀栏目如《幸存者》、《老大哥》等，都以展示特定情境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为卖点，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或人性中尔虞我诈的一面都呈现给观众，甚至连私密性极强的镜头也会在节目中出现，而目前美国正在热播的“真人秀”节目《真心话大冒险》，其规则是，被提问者只要如实回答21个问题就可以捧走50万美元奖金。节目制作方事前会针对节目参与者展开专门调查，以保证主持人能提出参与者最不愿面对的问题。由于所有的问题都直击内心最私密处，在如实回答问题后，不少人付出了个人隐私受损、个人诚信度受损、生活受到干扰、甚至家庭因此被毁的代价。事实上，这类节目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这类节目在国内的移植也多面临着侵犯隐私方面的责问。

二、隐私权易受侵犯的节目对象分析

综合不同类型电视节目侵犯隐私的具体情况，从被侵权的对象看，以下几个类型的对象被侵犯隐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1、所谓的行为不当者。媒介往往过于强调其社会功能，而忽视报道对象的个人权利保护，以致于陷人道德主义批判的快感之中，过多挖掘节目对象生活中的负面信息，甚至采取主观性较强的“污名化”报道方式。同时，这样的节目可能涉及其家人朋友，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2、青少年。电视节目在涉及孩子的形象时，应格外注意对其隐私的保护，在对受灾难、有疾病、遭遗弃或有某种不当行为习惯的孩子进行报道的时候，都可能造成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节目往往站在家长的立场上，对青少年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没有足够的尊重，直接展示他们的隐私，还以教育者的身份对孩子进行管教。如某期访谈节目，家长称其上高中的儿子整天不归家，成绩下降，最后节目展示了其与女友在校外同居，母子俩发生冲突的过程。孩子的做法虽然错误，但电视节目如此赤裸裸地侵犯其隐私权利，对其生活必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反映的问题是，节目迎合了传统的强势话语规范，照顾了父母教育孩子的权利，认可了父母管教孩子的正当性，却粗暴地侵害了孩子的隐私和尊严。

3、公众人物。关于公众人物隐私，一向是讨论热点，这里不再赘言。

4、普通人。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主动向电视媒体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如一些情感节目的倾诉人和委托人、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他们以出让隐私为代价，来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对他们而言，可能很难说会构成隐私侵权，但节目的过程和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最后个人隐私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些人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可能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之一，但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形象和生活细节被媒体展示出来，有的甚至因为接受采访或参与谈话节目时，只因观点不被认可而受到观众的非议，个人生活因此受到干扰。

三、电视节目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传播特征分析

电视节目由于其形象性、直观性、广泛性等媒介特征，而使其在涉及损害公民隐私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媒介的特性。

1、节目内容与私人生活联系的紧密性

这一点决定了电视这一家庭化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既能满足受众通过媒介与他人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并窥探他人生活状态的愿望，同时又易于侵犯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2、隐私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严重性

电视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介质的综合性，尤其是画面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使其在暴露他人隐私的时候容易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也会立刻使受侵害者的形象被人识别，从而使其原有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加上电视受众面的广泛性，更使隐私内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3、电视回避隐私争议的空间相对其它媒介较小

因为电视报道需要提供图像和声音，它比文字的选择余地要小得多。正如Jeffrey·Loen所言，印刷文字可以提供的隐私尺度照相机却很难得到，电视则更为困难，报纸可以轻松地谈论灾难和伤员，而电视却做不到。当然。电视节目中也会采取一些措施规避个人隐私的泄露，如在面部打马赛克、让当事人戴上面具或用幕帘遮挡、对录音做变声处理等。但这些措施并不总是有效。比如都市报纸上满是缠绵悱侧的情感故事，很少会出问题，但电视上的情感故事，当事人即使戴上面罩也会惹来无数麻烦。前面所举情感谈话节目就是例证。

另外，电视画面还可能会无意中泄露隐私信息。电视画面符号包含更多作者无意表述也无法删除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只是事实的背景，甚或与作者传达的意义无关，但它们并不因此丧失自身的意义和被受众接受并解读的权利。比如电视新闻中出现的背景人物，并非节目对象，也与新闻内容无关，却容易使人将其与新闻事实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私生活受到影响。

4、电视节目内容可能引发网络等其它媒体的进一步侵权行为

电视节目本身可能并不构成直接的隐私侵权，甚至在有些负面报道中采取了刻意的保护隐私措施，但传播技术的发展，却使得一些负面新闻在网络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引发网络人肉搜索等更进一步的隐私侵权行为。以张殊凡事件为例，电视节目中原本持正面报道的态度，但在网络上却受到激烈讨伐，未成年的当事人更多的生活信息也被暴露出来。

四、一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探讨，笔者觉得由此引起的电视伦理问题的明显变化值得关注。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原来意义上的隐私予以公开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充满好奇并且好打听别人隐私的时代，隐私的价值、谨慎的态度和依赖的基础为表现狂所破坏，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大哥》和《杰瑞·斯普林格秀》”。公务员之家:

此话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隐私话题已经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态。

我们可以说这是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侵入的表现，但也不妨反过来说，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以前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媒介对个人自由生活权利的冒犯，而以后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却是普通大众参与媒介并成为主角的积极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隐私公开是媒介的平民意识得以确立这一传播范式转变的标志：“(媒体)用平民的眼光，站在平民的角度进行传播，使传播中所展现的状态与现实的平常生活状态一致，使普通人获得与媒介中人物同步的心态的和情感的共鸣。”“隐私话题在大众传媒的扩张，彰显了传媒话语由单一话语走向话语多元。……显示出政治力量之外的市民力量开始在原来意识形态的阵地上开拓出自己的空间，同时也具有显示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价值。”

很难对电视节目越来越多表现私生活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它涉及公众兴趣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媒介利益、新闻自由与个人自由、不同主体之间的个人权利等多种价值和权利冲突。甚至，一次关于隐私问题的争议，可以同时体现一个人的同情心、文化礼仪观、窥探欲、社会交往心理等多重矛盾。那些隐私话题，显然很好地满足了公众的收视兴趣，同时，通过电视这一客厅媒介，人们可以轻松地观察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他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可以舒解自己的生活压力，产生一种社会联结感和交流感，消除孤独。而且，那些话题也许还可以承载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当电视节目确实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时候，人们又会出于同情心，出于对窥视行为的心理抵触，转而指责媒体。“公众对侵犯隐私的反应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我们的虚伪性：就有关英国皇家的报道而言，我们一边指责记者，一边着迷于这些新闻。”因此，准确界定隐私问题的道德边界，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隐私侵权范文篇5

电视是高度类型化的媒体，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其在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范围和程度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对电视节目介入私人领域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以及近年出现的较集中或影响较大的关于电视节目侵犯个人隐私的争议，笔者认为，以下几种节目类型可能更容易出现侵犯隐私的情况：

从节目的内容或题材上看，主要集中在电视新闻节目、生活情感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等类型上；

从节目形式上看，主要是新闻节目的隐性采访、情感类节目的跟踪拍摄和涉及个人隐私的电视谈话或访谈、电视真人秀等。

1电视新闻节目

随着电视内容的平民化和商业化转向，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电视新闻转向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有时电视媒体以贴近百姓关注民生之名，粗暴地把镜头伸进普通百姓的个人空间，“将表现百姓生活的新闻演绎为对百姓个体隐私的‘曝料’，将电视媒体变成都市逸闻趣事集散地和批发地的行为，将百姓新闻变成了市井的电视围观”，并“将媒体这一社会公共资源变成了仅仅满足部分电视观众‘窥视’他人隐私的公开场所，降低了媒体的品牌与形象”。

另外，在一些重大的灾难报道和负面报道中，也容易涉及一些不必要的隐私信息。媒体在行使社会批评和媒体监督功能的时候，容易忽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媒介可能造成的伤害。

即使是正面报道，由于报道方式可能并不被人们认同，也会造成报道对象的私生活受到极大干扰。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则关于网络暴力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名13岁的初中生张殊凡评价一些网页“很黄很暴力”的话，该生的学校、班级和姓名都有字幕显示，结果，她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众人批判嘲讽的焦点，进而个人信息被网络搜索，“很黄很暴力”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用来指称言不由衷的说谎者。也许，对记者而言，这样的报道只是其职业过程中的一种习惯，或者形式，但造成的后果，对一个孩子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

2电视情感类节目

这类节目可能是导致隐私权受损最常见、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这类节目，以平民化的视角、生活化的形式，来展现普通人的情感，总是较深的直接介入私人空间，以满足不同观众倾诉和窥探的欲望，因此，隐私侵权的现象比较多见。主要表现为：

一是刻意挖掘和渲染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在情感类节目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对象虽然接受媒体的采访谈话请求，甚至主动联系媒体要求其介入自己的生活空间，但其在节目过程中仍然希望有所保留，或者不愿意完成敞开心扉，这时候，记者或主持人往往会穷追不舍。通过各种方式将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隐私都揭示出来，甚至故意激化矛盾，制造冲突，以产生更能抓取眼球的“看点”。进而，节目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往往将这些具有冲击力的内容保留下来，故意突出，在节目介绍中反复播放。虽然媒体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调解者、“和事佬”或者社会正义维护者的角色，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二是不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开他人隐私。

电视节目对他人隐私的披露必须经过隐私主体本人的同意。隐私从法理上说只能是“特定人的隐私”，他人不可以代为放弃隐私。但许多情感类节目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企图以委托人的授权将其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合理化。事实上，即使是夫妻，当一方随意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另一方时，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为委托人，否则，媒体绝对不可因为一方的委托而具备调查并展示另一方隐私的权利。

电视情感类节目在形式上，以情感访谈和生活实拍两种类型的节目最为人诟病。前者如央视的《心理访谈》、上海台的《心灵花园》、上海文广的《大话爱情》等，后者如台湾的《超级搜索线》、长沙台的《情动八点》等。《心灵花园》和《大话爱情》之类的情感倾诉节目已经遍地开花，也惹起了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多起官司。例如，《大话爱情》曾播出一起前妻的婚姻倾诉节目，结果媒体和当事人都遭到了前夫及其家人的起诉。

3电视娱乐节目

电视娱乐节目涉及隐私较多的主要有三种节目形式：

一是娱乐新闻节目。娱乐新闻节目主要涉及名人隐私较多。这些娱乐名人，由于其公众人物的身份，使其个人生活成为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出于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的目的，他们也相应地在隐私权限上比普通人更少保留。但近年娱乐记者对他们的过度干扰，也使名人们的个人隐私保护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如香港的娱乐界人士曾因为“狗仔队”对他们的私生活的肆意侵扰而进行集体抗议。

二是明星谈话节目，包括像《艺术人生》、《超级访问》、《鲁豫有约》、《背后的故事》等较正式的谈话节目，也包括《康熙来了》这样的脱口秀节目。这类节目以明星为卖点，但话题又总是围绕明星的私人生活展开，属于隐私话题，但一般来说并不会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问题更突出一些。真人秀节目本质上是游戏节目，其诞生之初，即以真实展现普通人的特定生存状态而引起广泛争论。国外曾分创下极高收视率的真人秀栏目如《幸存者》、《老大哥》等，都以展示特定情境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为卖点，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或人性中尔虞我诈的一面都呈现给观众，甚至连私密性极强的镜头也会在节目中出现，而目前美国正在热播的“真人秀”节目《真心话大冒险》，其规则是，被提问者只要如实回答21个问题就可以捧走50万美元奖金。节目制作方事前会针对节目参与者展开专门调查，以保证主持人能提出参与者最不愿面对的问题。由于所有的问题都直击内心最私密处，在如实回答问题后，不少人付出了个人隐私受损、个人诚信度受损、生活受到干扰、甚至家庭因此被毁的代价。事实上，这类节目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这类节目在国内的移植也多面临着侵犯隐私方面的责问。

二、隐私权易受侵犯的节目对象分析

综合不同类型电视节目侵犯隐私的具体情况，从被侵权的对象看，以下几个类型的对象被侵犯隐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1、所谓的行为不当者。媒介往往过于强调其社会功能，而忽视报道对象的个人权利保护，以致于陷人道德主义批判的快感之中，过多挖掘节目对象生活中的负面信息，甚至采取主观性较强的“污名化”报道方式。同时，这样的节目可能涉及其家人朋友，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2、青少年。电视节目在涉及孩子的形象时，应格外注意对其隐私的保护，在对受灾难、有疾病、遭遗弃或有某种不当行为习惯的孩子进行报道的时候，都可能造成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节目往往站在家长的立场上，对青少年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没有足够的尊重，直接展示他们的隐私，还以教育者的身份对孩子进行管教。如某期访谈节目，家长称其上高中的儿子整天不归家，成绩下降，最后节目展示了其与女友在校外同居，母子俩发生冲突的过程。孩子的做法虽然错误，但电视节目如此赤裸裸地侵犯其隐私权利，对其生活必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反映的问题是，节目迎合了传统的强势话语规范，照顾了父母教育孩子的权利，认可了父母管教孩子的正当性，却粗暴地侵害了孩子的隐私和尊严。

3、公众人物。关于公众人物隐私，一向是讨论热点，这里不再赘言。

4、普通人。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主动向电视媒体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如一些情感节目的倾诉人和委托人、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他们以出让隐私为代价，来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对他们而言，可能很难说会构成隐私侵权，但节目的过程和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最后个人隐私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些人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可能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之一，但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形象和生活细节被媒体展示出来，有的甚至因为接受采访或参与谈话节目时，只因观点不被认可而受到观众的非议，个人生活因此受到干扰。

三、电视节目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传播特征分析

电视节目由于其形象性、直观性、广泛性等媒介特征，而使其在涉及损害公民隐私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媒介的特性。

1、节目内容与私人生活联系的紧密性

这一点决定了电视这一家庭化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既能满足受众通过媒介与他人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并窥探他人生活状态的愿望，同时又易于侵犯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2、隐私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严重性

电视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介质的综合性，尤其是画面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使其在暴露他人隐私的时候容易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也会立刻使受侵害者的形象被人识别，从而使其原有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加上电视受众面的广泛性，更使隐私内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3、电视回避隐私争议的空间相对其它媒介较小

因为电视报道需要提供图像和声音，它比文字的选择余地要小得多。正如Jeffrey·Loen所言，印刷文字可以提供的隐私尺度照相机却很难得到，电视则更为困难，报纸可以轻松地谈论灾难和伤员，而电视却做不到。当然。电视节目中也会采取一些措施规避个人隐私的泄露，如在面部打马赛克、让当事人戴上面具或用幕帘遮挡、对录音做变声处理等。但这些措施并不总是有效。比如都市报纸上满是缠绵悱侧的情感故事，很少会出问题，但电视上的情感故事，当事人即使戴上面罩也会惹来无数麻烦。前面所举情感谈话节目就是例证。

另外，电视画面还可能会无意中泄露隐私信息。电视画面符号包含更多作者无意表述也无法删除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只是事实的背景，甚或与作者传达的意义无关，但它们并不因此丧失自身的意义和被受众接受并解读的权利。比如电视新闻中出现的背景人物，并非节目对象，也与新闻内容无关，却容易使人将其与新闻事实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私生活受到影响。

4、电视节目内容可能引发网络等其它媒体的进一步侵权行为

电视节目本身可能并不构成直接的隐私侵权，甚至在有些负面报道中采取了刻意的保护隐私措施，但传播技术的发展，却使得一些负面新闻在网络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引发网络人肉搜索等更进一步的隐私侵权行为。以张殊凡事件为例，电视节目中原本持正面报道的态度，但在网络上却受到激烈讨伐，未成年的当事人更多的生活信息也被暴露出来。

四、一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探讨，笔者觉得由此引起的电视伦理问题的明显变化值得关注。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原来意义上的隐私予以公开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充满好奇并且好打听别人隐私的时代，隐私的价值、谨慎的态度和依赖的基础为表现狂所破坏，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大哥》和《杰瑞·斯普林格秀》”。

此话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隐私话题已经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态。

我们可以说这是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侵入的表现，但也不妨反过来说，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以前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媒介对个人自由生活权利的冒犯，而以后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却是普通大众参与媒介并成为主角的积极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隐私公开是媒介的平民意识得以确立这一传播范式转变的标志：“(媒体)用平民的眼光，站在平民的角度进行传播，使传播中所展现的状态与现实的平常生活状态一致，使普通人获得与媒介中人物同步的心态的和情感的共鸣。”“隐私话题在大众传媒的扩张，彰显了传媒话语由单一话语走向话语多元。……显示出政治力量之外的市民力量开始在原来意识形态的阵地上开拓出自己的空间，同时也具有显示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价值。”

很难对电视节目越来越多表现私生活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它涉及公众兴趣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媒介利益、新闻自由与个人自由、不同主体之间的个人权利等多种价值和权利冲突。甚至，一次关于隐私问题的争议，可以同时体现一个人的同情心、文化礼仪观、窥探欲、社会交往心理等多重矛盾。那些隐私话题，显然很好地满足了公众的收视兴趣，同时，通过电视这一客厅媒介，人们可以轻松地观察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他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可以舒解自己的生活压力，产生一种社会联结感和交流感，消除孤独。而且，那些话题也许还可以承载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当电视节目确实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时候，人们又会出于同情心，出于对窥视行为的心理抵触，转而指责媒体。“公众对侵犯隐私的反应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我们的虚伪性：就有关英国皇家的报道而言，我们一边指责记者，一边着迷于这些新闻。”因此，准确界定隐私问题的道德边界，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商业利益是媒体日益追逐隐私内容的一大动因。布尔迪厄说：“电视给观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比如脱口秀，赤裸裸的社会经历曝光等等，而这些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偷窥癖’和‘暴露癖’。”作为交换，观众则为其提供了收视率和广告保障。当私生活成为媒介消费符号的时候，确实有理由提出诘问了：媒体是否真的可以随意把个人生活当做大众消费主义狂欢的材料。而不顾及当事人的感受?也许，“粗俗”或“低俗”是一个准确却无力的指责，电视节目需要更有力的约束(也可以匙自我的道德约束)，却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电视节目中的隐私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媒介伦理问题。法律的界限更宽泛，而记者在法律与良心之间，还有很大的徘徊余地。这也对电视人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拷问。

隐私侵权范文篇6

关键词：电视节目个人隐私侵权

近年来，随着电视产业化属性的日益凸显，我国电视正在经历一个性质和功能转型，即从主要承载教化宣传功能转向突出大众娱乐功能，这使它越来越深地介入个人生活领域，引发大量隐私侵权的事例。本文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以对电视节目的整体梳理为基础，对其隐私侵权现象进行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容易侵犯隐私的节目类型分析

电视是高度类型化的媒体，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其在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范围和程度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对电视节目介入私人领域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以及近年出现的较集中或影响较大的关于电视节目侵犯个人隐私的争议，笔者认为，以下几种节目类型可能更容易出现侵犯隐私的情况：

从节目的内容或题材上看，主要集中在电视新闻节目、生活情感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等类型上；

从节目形式上看，主要是新闻节目的隐性采访、情感类节目的跟踪拍摄和涉及个人隐私的电视谈话或访谈、电视真人秀等。

1电视新闻节目

随着电视内容的平民化和商业化转向，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电视新闻转向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有时电视媒体以贴近百姓关注民生之名，粗暴地把镜头伸进普通百姓的个人空间，“将表现百姓生活的新闻演绎为对百姓个体隐私的‘曝料’，将电视媒体变成都市逸闻趣事集散地和批发地的行为，将百姓新闻变成了市井的电视围观”，并“将媒体这一社会公共资源变成了仅仅满足部分电视观众‘窥视’他人隐私的公开场所，降低了媒体的品牌与形象”。

另外，在一些重大的灾难报道和负面报道中，也容易涉及一些不必要的隐私信息。媒体在行使社会批评和媒体监督功能的时候，容易忽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媒介可能造成的伤害。

即使是正面报道，由于报道方式可能并不被人们认同，也会造成报道对象的私生活受到极大干扰。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则关于网络暴力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名13岁的初中生张殊凡评价一些网页“很黄很暴力”的话，该生的学校、班级和姓名都有字幕显示，结果，她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众人批判嘲讽的焦点，进而个人信息被网络搜索，“很黄很暴力”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用来指称言不由衷的说谎者。也许，对记者而言，这样的报道只是其职业过程中的一种习惯，或者形式，但造成的后果，对一个孩子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

2.电视情感类节目

这类节目可能是导致隐私权受损最常见、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这类节目，以平民化的视角、生活化的形式，来展现普通人的情感，总是较深的直接介入私人空间，以满足不同观众倾诉和窥探的欲望，因此，隐私侵权的现象比较多见。主要表现为：

一是刻意挖掘和渲染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在情感类节目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对象虽然接受媒体的采访谈话请求，甚至主动联系媒体要求其介入自己的生活空间，但其在节目过程中仍然希望有所保留，或者不愿意完成敞开心扉，这时候，记者或主持人往往会穷追不舍。通过各种方式将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隐私都揭示出来，甚至故意激化矛盾，制造冲突，以产生更能抓取眼球的“看点”。进而，节目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往往将这些具有冲击力的内容保留下来，故意突出，在节目介绍中反复播放。虽然媒体总是把自己打扮成调解者、“和事佬”或者社会正义维护者的角色，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激化矛盾。二是不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开他人隐私。

电视节目对他人隐私的披露必须经过隐私主体本人的同意。隐私从法理上说只能是“特定人的隐私”，他人不可以代为放弃隐私。但许多情感类节目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企图以委托人的授权将其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合理化。事实上，即使是夫妻，当一方随意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另一方时，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为委托人，否则，媒体绝对不可因为一方的委托而具备调查并展示另一方隐私的权利。

电视情感类节目在形式上，以情感访谈和生活实拍两种类型的节目最为人诟病。前者如央视的《心理访谈》、上海台的《心灵花园》、上海文广的《大话爱情》等，后者如台湾的《超级搜索线》、长沙台的《情动八点》等。《心灵花园》和《大话爱情》之类的情感倾诉节目已经遍地开花，也惹起了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多起官司。例如，《大话爱情》曾播出一起前妻的婚姻倾诉节目，结果媒体和当事人都遭到了前夫及其家人的起诉。

3电视娱乐节目

电视娱乐节目涉及隐私较多的主要有三种节目形式：

一是娱乐新闻节目。娱乐新闻节目主要涉及名人隐私较多。这些娱乐名人，由于其公众人物的身份，使其个人生活成为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出于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的目的，他们也相应地在隐私权限上比普通人更少保留。但近年娱乐记者对他们的过度干扰，也使名人们的个人隐私保护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如香港的娱乐界人士曾因为“狗仔队”对他们的私生活的肆意侵扰而进行集体抗议。

二是明星谈话节目，包括像《艺术人生》、《超级访问》、《鲁豫有约》、《背后的故事》等较正式的谈话节目，也包括《康熙来了》这样的脱口秀节目。这类节目以明星为卖点，但话题又总是围绕明星的私人生活展开，属于隐私话题，但一般来说并不会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问题更突出一些。真人秀节目本质上是游戏节目，其诞生之初，即以真实展现普通人的特定生存状态而引起广泛争论。国外曾分创下极高收视率的真人秀栏目如《幸存者》、《老大哥》等，都以展示特定情境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为卖点，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或人性中尔虞我诈的一面都呈现给观众，甚至连私密性极强的镜头也会在节目中出现，而目前美国正在热播的“真人秀”节目《真心话大冒险》，其规则是，被提问者只要如实回答21个问题就可以捧走50万美元奖金。节目制作方事前会针对节目参与者展开专门调查，以保证主持人能提出参与者最不愿面对的问题。由于所有的问题都直击内心最私密处，在如实回答问题后，不少人付出了个人隐私受损、个人诚信度受损、生活受到干扰、甚至家庭因此被毁的代价。事实上，这类节目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这类节目在国内的移植也多面临着侵犯隐私方面的责问。

二、隐私权易受侵犯的节目对象分析

综合不同类型电视节目侵犯隐私的具体情况，从被侵权的对象看，以下几个类型的对象被侵犯隐私的现象比较突出：

1、所谓的行为不当者。媒介往往过于强调其社会功能，而忽视报道对象的个人权利保护，以致于陷人道德主义批判的快感之中，过多挖掘节目对象生活中的负面信息，甚至采取主观性较强的“污名化”报道方式。同时，这样的节目可能涉及其家人朋友，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2、青少年。电视节目在涉及孩子的形象时，应格外注意对其隐私的保护，在对受灾难、有疾病、遭遗弃或有某种不当行为习惯的孩子进行报道的时候，都可能造成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节目往往站在家长的立场上，对青少年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没有足够的尊重，直接展示他们的隐私，还以教育者的身份对孩子进行管教。如某期访谈节目，家长称其上高中的儿子整天不归家，成绩下降，最后节目展示了其与女友在校外同居，母子俩发生冲突的过程。孩子的做法虽然错误，但电视节目如此赤裸裸地侵犯其隐私权利，对其生活必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反映的问题是，节目迎合了传统的强势话语规范，照顾了父母教育孩子的权利，认可了父母管教孩子的正当性，却粗暴地侵害了孩子的隐私和尊严。

3、公众人物。关于公众人物隐私，一向是讨论热点，这里不再赘言。

4、普通人。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主动向电视媒体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如一些情感节目的倾诉人和委托人、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他们以出让隐私为代价，来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对他们而言，可能很难说会构成隐私侵权，但节目的过程和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最后个人隐私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些人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可能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之一，但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形象和生活细节被媒体展示出来，有的甚至因为接受采访或参与谈话节目时，只因观点不被认可而受到观众的非议，个人生活因此受到干扰。

三、电视节目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传播特征分析

电视节目由于其形象性、直观性、广泛性等媒介特征，而使其在涉及损害公民隐私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媒介的特性。

1、节目内容与私人生活联系的紧密性

这一点决定了电视这一家庭化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既能满足受众通过媒介与他人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并窥探他人生活状态的愿望，同时又易于侵犯节目对象的个人隐私。

2、隐私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严重性

电视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介质的综合性，尤其是画面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使其在暴露他人隐私的时候容易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也会立刻使受侵害者的形象被人识别，从而使其原有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加上电视受众面的广泛性，更使隐私内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3、电视回避隐私争议的空间相对其它媒介较小

因为电视报道需要提供图像和声音，它比文字的选择余地要小得多。正如Jeffrey·Loen所言，印刷文字可以提供的隐私尺度照相机却很难得到，电视则更为困难，报纸可以轻松地谈论灾难和伤员，而电视却做不到。当然。电视节目中也会采取一些措施规避个人隐私的泄露，如在面部打马赛克、让当事人戴上面具或用幕帘遮挡、对录音做变声处理等。但这些措施并不总是有效。比如都市报纸上满是缠绵悱侧的情感故事，很少会出问题，但电视上的情感故事，当事人即使戴上面罩也会惹来无数麻烦。前面所举情感谈话节目就是例证。

另外，电视画面还可能会无意中泄露隐私信息。电视画面符号包含更多作者无意表述也无法删除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只是事实的背景，甚或与作者传达的意义无关，但它们并不因此丧失自身的意义和被受众接受并解读的权利。比如电视新闻中出现的背景人物，并非节目对象，也与新闻内容无关，却容易使人将其与新闻事实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私生活受到影响。

4、电视节目内容可能引发网络等其它媒体的进一步侵权行为

电视节目本身可能并不构成直接的隐私侵权，甚至在有些负面报道中采取了刻意的保护隐私措施，但传播技术的发展，却使得一些负面新闻在网络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引发网络人肉搜索等更进一步的隐私侵权行为。以张殊凡事件为例，电视节目中原本持正面报道的态度，但在网络上却受到激烈讨伐，未成年的当事人更多的生活信息也被暴露出来。公务员之家

四、一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探讨，笔者觉得由此引起的电视伦理问题的明显变化值得关注。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原来意义上的隐私予以公开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充满好奇并且好打听别人隐私的时代，隐私的价值、谨慎的态度和依赖的基础为表现狂所破坏，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大哥》和《杰瑞·斯普林格秀》”。

此话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隐私话题已经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态。

我们可以说这是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侵入的表现，但也不妨反过来说，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以前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媒介对个人自由生活权利的冒犯，而以后者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的却是普通大众参与媒介并成为主角的积极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隐私公开是媒介的平民意识得以确立这一传播范式转变的标志：“(媒体)用平民的眼光，站在平民的角度进行传播，使传播中所展现的状态与现实的平常生活状态一致，使普通人获得与媒介中人物同步的心态的和情感的共鸣。”“隐私话题在大众传媒的扩张，彰显了传媒话语由单一话语走向话语多元。……显示出政治力量之外的市民力量开始在原来意识形态的阵地上开拓出自己的空间，同时也具有显示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价值。”

很难对电视节目越来越多表现私生活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它涉及公众兴趣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媒介利益、新闻自由与个人自由、不同主体之间的个人权利等多种价值和权利冲突。甚至，一次关于隐私问题的争议，可以同时体现一个人的同情心、文化礼仪观、窥探欲、社会交往心理等多重矛盾。那些隐私话题，显然很好地满足了公众的收视兴趣，同时，通过电视这一客厅媒介，人们可以轻松地观察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他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可以舒解自己的生活压力，产生一种社会联结感和交流感，消除孤独。而且，那些话题也许还可以承载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当电视节目确实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困扰的时候，人们又会出于同情心，出于对窥视行为的心理抵触，转而指责媒体。“公众对侵犯隐私的反应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我们的虚伪性：就有关英国皇家的报道而言，我们一边指责记者，一边着迷于这些新闻。”因此，准确界定隐私问题的道德边界，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隐私侵权范文篇7

关键词：隐私权；侵权；权利保护

网络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搜索引擎技术的提升，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人肉搜索”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如“小月月事件”、“虐猫事件”、“华南虎照事件”以及“南京局长天价烟”事件、“死亡博客”案等。

不可否认，“人肉搜索”自产生伊始为搜寻失散亲人、监督官员的职务廉洁性提供了便捷渠道，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目前却已成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代名词。笔者曾尝试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自己的姓名进行初级搜索，几秒钟内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就读学校和职务等个人信息便跃然“网”上。可见，若由成千上万的网民集体发起大规模的“人肉搜索”，在极短时间内就可让公民的个人信息无所遁形，有时更伴随过激评论与行为，令搜索对象遭受巨大社会压力，由此引发的有关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令人深思。

一、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的概念由美国学者布兰代斯和沃伦在1890年《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论隐私权》中首次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被赋予决定自己所有的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目前，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在许多国家已经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

国内关于隐私权的概念，学者众说纷谈，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梁慧星认为，隐私权为现代人格权的一种。所谓隐私，又称个人秘密，指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包括私生活、日记、照相簿、生活习惯、储蓄、财产状况、通信秘密等。

王泽鉴认为，隐私权是人格权分化过程中，“新生的”一种人格权，是一个发展形成中有待类型化的概念，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因人们对于暴露的焦虑以及私人空间的渴望而产生的人格权。

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

二、“人肉搜索”对隐私权的侵犯

（一）侵犯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人肉搜索”行为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或者是侵权行为，只有在其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主观过错、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时，才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第一，行为人要有主观过错，故意实施了这种人肉搜索与泄露行为。第二，具有加害的行为，即在网站、报纸等媒体上对他人个人隐私信息实施了泄露行为。第三，损害事实，即对被泄露信息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侵害，包括有形事实与无形损害。第四，因果关系，即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与隐私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性。

（二）侵犯隐私权的内容

一些学者认为，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基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而公布他人的个人信息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正当的和必要的；而只有擅自公布他人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才属于隐私侵权行为。另一些学者如姚辉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隐私是一种不愿意他人知悉的个人信息，只要未经许可或违反主体意愿擅自刺探、公布主体个人信息的行为，都是隐私侵权行为。公务员之家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除涉及公共利益外，不论是否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均应受到绝对保护，未经当事人允许不得擅自公布。此外，公众人物由于被知晓程度较高，其隐私权限制相对非公众人物较小，但他们的个人信息等隐私仍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得到保护。具体而言，公民隐私权受到“人肉搜索”侵犯的内容为：生活安宁权、私生活秘密权、空间隐私权。

三、我国隐私权立法现状

关于隐私权，我国没有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在民法通则中也未作明文规定，而是分散在宪法、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中。并且，隐私权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而是纳入到名誉权中进行间接保护。

《民法通则》未直接规定隐私权为公民的人格权，仅规定了姓名权、名称权、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采取了变通方式，对名誉权作了扩张解释：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并追究民事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虽然其并没有将隐私权完全作为自然人独立的人格权确定下来，但将隐私和名誉区分开来，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而最高人民法院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人格权纠纷部分单独将隐私权作为独立案由，更表明我国对隐私权重要性的认识正逐步加深。

《宪法》则对隐私权作了原则性保护，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另外，刑法中对隐私权内容也作了相关规定。如2009年2月28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也是我国首次将出售公民隐私权等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四、完善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前文已述，我国隐私权的立法保护相对滞后，亟待健全的法律予以规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民法体系下给予隐私权专门保护非常必要，但同时应注重公民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平衡。针对“人肉搜索”网络化的特性，还应对互联网的发展进行合理引导，加强监管力度。

（一）给予隐私权专门立法保护

对于“人肉搜索”等恶意侵犯他人隐私，妨碍他人个人信息支配权的行为，应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保护。在立法层面，一些学者认为应针对隐私权进行单独立法，如制定《隐私权法》。笔者认为，对隐私权单独立法并无必要。较可行的做法是将隐私权从名誉权等人格权中分离出来，从而形成独立的人格权。这既符合目前主流的学理观点，同时也和司法实践相一致。在目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还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衔接，拟定相关条例、决定或司法解释，填补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漏洞。此外，立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二）健全隐私侵权的法律救济

由于隐私权属于私权利范畴，若一味通过国家公权力干预并不妥当。较实际的做法是对于网络运营商和侵权人的行为进行规制。

首先，网络运营商对网络上发表的言论负有跟踪审查的义务。若网民在“人肉搜索”过程中出现了侵权行为的内容，网站有义务及时予以删除。如果权利人已经要求网站删除侵害人的言论，或网站明知人肉搜索已经侵害了他人的人格权，但网站仍然没有进行处理，放任侵权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就构成侵权责任。权利人可以向网络服务商主张停止侵害，若网络服务商怠于停止侵害造成受害人损失的扩大，受害人可以向其主张损害赔偿。

其次，对于侵权行为人，权利主体可提起名誉侵权之诉，要求其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赔礼道歉、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若侵权行为人存在侮辱、诽谤等行为并触犯刑法，权利人可以依据刑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三）平衡公民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

2009年1月18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该法规一经公布，网民普遍认为这是对“人肉搜索”行为的限制，侵犯了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等多项权力，使这部地方性法规面临尴尬境地。

不可否认，“人肉搜索”不乏其积极作用，合理运用能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也是寻找失散亲人的重要渠道。网络监管部门应对“人肉搜索”实施正面引导，让网民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对社会不道德行为的谴责，而非一味防堵。因此，隐私权立法既要尊重和保护公民隐私，又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便利行使。

“人肉搜索”究其本质只是一种技术方式，是科技进步造就的时代产物，其从侧面反映出的个人隐私保护的缺失则值得警醒。公众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道德自律与法律意识不足、网络运营商行业自律意识淡薄，是导致网络成为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助推剂。只有加强各类网络参与者的法律、道德意识，才能为网络的良性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人肉搜索”或褒或贬姑且不论，但其对我国的隐私权保护的推动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王泽鉴．债法原理（三）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刘德良．人肉搜索中的隐私权问题思考．

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页，第619页．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吴志鹏．谁动了徐州网民的“奶酪”？——从“囚徒困境”看网络信息安全立法．

参考文献：

[1]王利明．隐私权的新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7(3).

[2]刘培合，田一宁．人肉搜索司法第一案之分析．当代法学．2009(5)．

隐私侵权范文篇8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侵权明知规则提示规则审查义务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生活模式及经济利益上的对接，侵权行为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互联网世界中。因互联网技术上的独有特征，网络侵权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这对侵权法的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新制定的《侵权行为法》，结合了我国现存网络侵权行为的特性，即大多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或平台来进行的情况，从特殊责任主体的角度入手，对网络侵权行为做出了特殊规定，并通过灵活运用共同侵权理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将实施网络侵权的行为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共同加害人，让其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提高了被害人求偿的可能性。下文将以提示规则为对象，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文本，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研究。

一、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分析

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责任，集中见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该条涉及“明知规则”与“提示规则”，分别规定在第三款与第2款之中，现分析如下。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明知规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1]本款规定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前半段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之后的规定，其民法学基础为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理论。在国外立法例中，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第512（c）（1）（A）（iii）、512（d）（1）（c）条和欧盟关于规定出版者责任的2000年第31号指令第44条，也均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用户利用其服务进行侵权活动时，如不采取必要措施，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理论上，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信息和汇总平台的管理者，是可以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然而在实践上，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对的信息流量巨大、信息种类繁多、更新速率飞快，让其履行同传统的新闻出版业者一样的审查义务，通过以主动出击的模式去寻找在其平台之上的侵权行为，在经济和效率上已非可能。

但是，经济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考虑，其目的在于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而不能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逃避责任的理由。因此，本着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标，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主观存有过错且对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帮助行为从而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此即为明知规则。该规则通过扩大责任人范围的方式，保障受害人利益，其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过错、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以及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1、主观过错。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服务从事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那么其在技术上的垄断性便天然的要求其承担监管义务。当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其用户存在侵权行为之时，如果其不履行监管义务而将涉及侵权的内容进行适当处理，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其对于该用户的侵权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放任心理，从而构成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自身的主观过错。[2]

2、直接侵权行为成立。由于在《侵权行为法》中，作为特殊侵权主体出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没有直接从事侵权行为之人，故而其侵权责任之成立，需要依赖于其用户直接侵权行为的在先成立。因此在明知规则中，已经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已发生了用户通过其提供的服务，进行了符合侵权行为法律构成要件的直接侵权行为。

3、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民通意见》第一百四十八条第1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因此，我国民法中，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采取客观标准，并不要求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数个行为人具有共同的过错，也不要求这些行为人必须具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与此相应，依明知规则，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后，如果采取放任的态度，任由其所运营的平台对该侵权内容进行无限制的传播，那么其在客观上，便实施了通过提供信息平台的方式帮助侵权人达到侵权目标的共同侵权行为。

4、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试图通过网络进行侵权的行为人，由于其通常不具有独立架设网络平台的技术手段，因此绝大多数网络侵权行为，均是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达成其侵权目标的。因此，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其所使用的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具有因果关系。

（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提示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本款即为提示规则，在国外被形象地称为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最早由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创立，其第二部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一章，对四种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分别设计了与其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责任豁免条款。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最早引入该规则，目的在于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分割开来。如果服务商满足了避风港条款中的豁免规定，则只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用户本人需要对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因该用户使用其网络服务而承担侵权责任，从而保护和鼓励

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给予其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提示规则充分考虑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在遏制侵权方面各自的优势：权利人一般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对自己的作品最为熟悉,避风港规则将主动发现和监督侵权活动的责任分配给权利人；而网络服务者能够利用删除、屏蔽等技术手段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因而提示规则要求其应协助权利人制止侵权，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法律的效率原则。[3]

避风港规则并非网络服务提供商消极不作为的理由，如果被侵权人将其受侵害事实告知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其对于在其平台上所进行的侵权行为便处于知晓状态，因而应自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因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扩大部分，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提示规则如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却颇有探讨的必要。

在外国立法例中，真正的提示规则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共同侵权行为成立后的免责条款，该规则并不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的审查义务。而在我国首先引进提示规则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其第十四条、十五条、二十二条第（五）项提到了“涉嫌”和“权利人认为”等词，这些词语的出现，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了初步审查的义务，同时也为权利主张者提供了主张“可能存在的权利”的余地。该种相对模糊的规定，造成了当权利人仅主观认为存在侵权的行为时，便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要求其对该“侵权行为”进行处理的情况。而每当网络服务提供商面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利通知时，要不然选择以认为该行为不构成侵权为由，拒绝权利人的主张，要不然由于对通知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无从判断，而陷入两难状态。《侵权责任法》对于提示规则的规定更为宏观和开放，而且其可能面对的网络侵权类型也更加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有在权利人提供了符合法定标准或具有司法效力而非仅具有普通证明力的侵权行为认定文书后，仍然不采取相关行动的，才需要对侵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承担初步审查义务，并让其承担审查不准的后果，那么提示规则将无法真正发挥其平衡各方利益、促进互联网和谐发展的效果。

二、审查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无法承受之重

（一）以人肉搜索为例，对审查义务进行分析

当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一份仅具有事实陈述的通知，告知有人通过其所提供的服务发动对权利人的“人肉搜索”，侵害了权利人的隐私权，从而被要求将该有关内容从其网站中删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便面临着对该通知中所提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承担审查正确与否的后果。如果其认定该“人肉搜索”并没有侵犯权利人的隐私权，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其将面临在日后法院认定该“人肉搜索”为侵权行为后的连带赔偿责任；而如果其认定该“人肉搜索”构成侵权，从而将该内容进行删除，则一旦日后法院认定该行为不构成侵权，那么其行为便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对被删除内容用户的违约。

事实上，“人肉搜索”本身，作为一项网民通过网络自发寻找所需信息的工具，就如同被合法销售的武器一样，是不具侵权性质的。使用这项工具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才是决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关键。因此，如果我们仅从法律的角度出发，那么每一起由“人肉搜索”引起的案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当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与个人的隐私权之间出现冲突之时，这两种权利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远非网络服务提供者所能解决。

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对个人和社会均极为重要，其范围广泛而难以明确界定，且二者经常交错重叠。因此，纵使人们已经普遍总结出了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条件，隐私权的内容也在法律中和社会普遍观念中具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当这两项权利的冲突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呈现时，所需考虑的各种利益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需要经过严密的法律论证方可作出合理判断，这显然超越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能力范围。此两种权利的复杂性详述如下。

1、言论自由权及其权利边界

言论自由，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是指人人有权以各种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权利，不受非法干涉和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赋予了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础性人权，对社会发展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弥尔顿在为反对英国政府对出版进行审查而著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对于言论自由发现真理的作用做出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说：“虽然各个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证指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有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4]

除了对发现真理具有重要意义外，言论自由的作用还在于保障人民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从而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合理性基础，并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监督，防止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与独裁。并且，自由的言论可以使社会各个群体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而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之的相互了解和谅解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促使政府在更为宏观的角度上考虑更多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在其中进行公平的分配，使社会保持和谐与稳定。为了使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保护，在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人们总结出了几项保护和实施言论自由所必需的条件：

第一，公民表达什么思想以及用何种方式表达均应由其个人决定，而非政府或其他公权力机关。

第二，政府及公权力机关应主动保障公众行使自用言论的权利，为其言论的表达创造平等和充足的平台，防止个别媒体或利益集团对言论市场的垄断。

第三，政府的政策应能够促进并保护言论市场价值观的多元化，不应通过不平等待遇来故意鼓吹或压制某一特定言论。

第四，不排斥政府通过平等的方式，通过言论的方式参加思想市场的竞争。

言论自由如此重要，其权利的边界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是，即使是如米尔顿一样坚定维护言论自由的人，也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他曾指出：“一切一件事应该允许其自由发表，但条件和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5]而以下三个原则，即为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主要理由和要求：

第一，公共利益原则。言论自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当其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通常情况下均需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公共利益本身，通常也就是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合法性理由。

第二，明显且急迫的危险原则。此项规则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Schenck案中提出的，其含义在于，政府为保护政治、经济或道德免遭破坏造成重大损失，对于将造成或意图造成某种实际祸害的明显而且迫切的危险得根据宪法予以限制。[6]例如在报纸上对政府赈灾不力导致饥荒进行批评的行为应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而在一群饥民面前鼓动其哄抢粮仓则不再属于合理的行使言论自由权。

第三，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旨在要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必须适当、合理、均衡，并与其所意图保护的利益成比例。在衡量相冲突的权利时，需要法官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但这些只是指导性的原则，在个案中，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之下，法官对类似事件所作出的判决往往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法官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也会对类似案件作出自我修正。[7]

（2）隐私权及其权利边界

隐私权一词的提出，一般认为最早来源于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合著的《论隐私权》一文。[8]他们认为，现有的法律保护已经不足以保护人的精神世界不受侵扰，媒体的技术发展威胁着会把枕边细语变成屋顶上的大吼。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新的法律救济，以保护其人身，这一救济就是承认和保障人有独处的权利。[9]从此之后，隐私作为一项新生的权利逐渐被各国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宪法领域广泛的承认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项规定将隐私纳入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之内。《侵权责任法》在第二条规定所保护的民事权益中，明确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而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

恰当的隐私权保护，对于个人和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隐私权是一种对于人格尊严的信仰，是人主体性和自决性的保证。如果没有对个人隐私的适当保护，使其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个人意志将会严重受到公众意志的左右，而意志的禁锢将是对人的主体性最大的挑战。当人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时，他就已经不再拥有自决的能力，也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10]

虽然隐私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隐私权的内容包含什么，却很少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在如美国等隐私权法律相对发达的国家，隐私权往往也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具体案情中的不同情况而划定出不同的权利界限。在我国，立法未对隐私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明确界定。理论上，虽然各个学说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大致采用一致的标准，如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应与公共利益无关、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需要相对克减等，但在具体内容如何确定方面，却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对于隐私信息的范围问题，就可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强调隐私权的内容应主要以权利人自身的意愿为判断标准，凡是权利人不愿意公布且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不违反法律公共政策的信息皆属隐私；而客观标准则认为应将个人信息按客观标准进行分类，个人隐私应是指那些与人格尊严直接有关的信息，而与人格尊严无关的个人信息，只有存在滥用的情形，方可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此外，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还有随着科技进步、生活环境以及道德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趋势。

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各自即已如此复杂，其交错重叠更是要求法官在个案中运用艰深的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然而，这只不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临的权利冲突的一种，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二）问题的引申——权利冲突

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其《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到：“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变化不断要求承认新的权利。”[11]有理由相信，权利冲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其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势必还会出现更多新的类型。

对于权利冲突的成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因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交叉性等而产生的；[12]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因素构成，而随着为人们可得并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不断扩展，法律也相应日益突破原有的严格规则主义的刚性模式，通过多种方法，使得利益和法力的结合更加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权利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3]还有的学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其实就是法律的外壳，即法律强制力，从而将权利冲突的根源归结于法律制度上的冲突。[14]

不过，对于负有审查义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当它面对权利冲突时，最关键的问题并非它是怎么来的，而是如何解决它。法律作为一种包含政治因素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对法律利益的分配，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博弈，其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取舍。[15]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认为，在法律起源时期，法律的产生是利益分化所致。[16]由此可见，权利的冲突作为利益和制度的冲突，其解决渠道往往也要诉求至包含了公共政策取舍的法律或司法。

德国的基本权利位阶秩序理论与美国的双重标准理论，主张通过将不同种类的权利在立法或司法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权利位阶的秩序表，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只需核对相互冲突的权利的位阶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哪个权利优先的结论。[17]也有的学者认为，权利冲突问题与生活中利益的冲突并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进行转化，权利的本质是法律的强制力而非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因而权利的冲突实质上也就是法律制度上的冲突，如果可以通过精巧的立法技术，从如何行使权利的角度，将各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那么权利冲突将不再是一个始终困扰民法学界的问题。

然而，美国法学家范伯格曾说过：“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有人的注定权利划出固定不变的界限，以便当发生冲突时，我们能够免除审判就可判断是非。往往是在冲突发生之后，必须尽力作出调节，而不是预先以法规和法令防止冲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社会现实的发展相比，始终无法摆脱滞后性的缺陷，我们也很难想象，仅凭法律制度的建构，就能使所有既存的和新生的权利，如元素周期表一样各安其位。而权利冲突也并非只有一种形而上的解决途径，“少说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实证主义方法亦成为解决权利冲突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出现权利冲突现象时，个案的分析较之制度的预先设定往往更具实际意义。然而，当法官的自由裁量取代制度的预先设定时，主观上对利益的取舍很可能与立法者对于价值的判断产生矛盾，个案中的“实质正义”也有可能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再成立。那么这时，与其说解决权利冲突的是法官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洞悉公平的抉择，还不如说是其中立的地位和公权力的背景，为其解决权利冲突的判决提供了足够的权威。因此，权利冲突的解决，最终是需要通过具有公权力背景的渠道来实现的，私权利主体只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权利的相互让步，而没有资格对权利冲突作出单方面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肉搜索”问题的实质是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对立，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需求的膨胀，网络服务提供商日后所可能面临的类似难题，绝不止“人肉搜索”一个。这些难题以权利冲突为本质，源于多种同样为法律所承认的利益之间的重叠，或者干脆源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因此，其解决也根本无法绕过公权力的途径。

三、解决方案的提出

既然网络服务提供商无论从能力上还是从法理上均不能承担对权利要求者所提通知的审查义务，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免除其该种义务，而代之以权利要求者的证明义务，以达成《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立法目的。具体而言，我国在日后的配套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辅助措施：

第一，明确权利要求人所提出的通知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从而明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免责条款性质，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利要求人的权利滥用。其实，跟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相似，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对权利人所提出的通知内容进行了规定[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亦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请求。”这些规定均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因此，《侵权行为法》作为总揽绝大多数民事侵权行为的基础性法律，应在其条文或配套规范中规定权利通知内容和形式的基本要求，从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在收到权利通知时，有一个形式上的判断标准，为其是否能够适用免责条款提供明确的预期，并且也为权利要求人设定一个最低标准，防止其对权利的滥用。权利通知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1、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2、提供直接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以及其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站或服务器中的位置；3、权利人应提出被侵犯权利的法定或裁定的权利证明；4、权利人对于其所提供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声明，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材料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的损失。

第二，作为总览全部民事侵权案件的《侵权责任法》，如果想要将所有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证明标准进行公约化处理的话，那么具体的规则恐怕也只能成为模糊的原则了，特别是在某些并没有预先明确规定权利冲突处理方法的在法律制度中，如人格权，就将很难制定一个量化的证明标准，因此委诸于自由裁量的程度依旧很高，从而使法定标准的可参考性降低。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在权利通知的标准中，引入类似于《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中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并针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出适当调整，规定较短时间，如四十八小时的裁定期限，以期通过公权力的权威，保证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和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消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面对权利冲突问题时的两难局面。

四、结论

我国《侵权责任法》，敏锐的关注到互联网对于社会生活的不断深入渗透，并进而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原有行为模式的现实，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精神。该法本着平衡各方利益与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权益相结合的原则，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特殊侵权主体，纳入到了受害人追偿的范围之内，但同时又通过提示规则的设置，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免责事由。

但是，如果我们不厘清提示规则的真正含义，将权利通知的有效性预先作出法律上的规定或者程序上的要求，那么当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对众多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权利通知时，提示规则将不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事由，而成为了无形中强加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上的审查义务，这无疑偏离了立法者的立法本意。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在《侵权责任法》的配套规定或司法解释中，对于那些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并业已存在法定证明标准的侵权行为，规定明确的权利通知标准和内容；而对于那些权利边界模糊，权利冲突并无法定解决标准的疑难侵权行为，则应通过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先予执行制度的灵活适用，为权利通知中所提及的侵权行为做出一个初步的权威判断，从而真正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对权利通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一个合理预期，及时将自己排除于侵权行为之外，并帮助受害人遏制住侵权行为的影响。

注释:

[1]笔者认为，此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二十至第二十三条中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而非直接提供侵权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直接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内容，则直接构成侵权行为，适用侵权法一般规定即可。本文以下部分所称“网络服务提供者”均与本注解意思相同。

[2]“知道”除了“明知”以外，是否还应包括“应知”，学界现在仍有争议。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中与本条相类似的提示则规定中，明知及应知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然而在《侵权责任法》中，应知虽然降低了受害人的举证难度，但却容易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范围泛化，因此在立法中只以“知道”，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予以表述，具体如何适用还有待日后的配套法律措施予以完善。

[3]史学清、汪涌：《避风港还是风暴角——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载《知识产权》2009年3月期。

[4]【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6页。

[5]【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

[6]SeeSchenckv.UnitedStates,294U.S.47(1919).nbsp;

[7]例如前述霍姆斯法官对其提出“明显且急迫的危险原则”的适用问题，从Schenck案到Debs案，再到Abrams案，不断发生着变化，并不断趋向于对言论自由保护范围的扩大和对言论内容的宽容。

[8]SamuelD.Warren&LouisD.Brandeis,TheRighttoPrivacy,HarvardLawReview,1890,Vol.4,No.5,PP.193-196.不过有意思的是，引起两位教授写下这篇大作的原因却是当地报纸其他们参加一次聚会中的某些令人尴尬的行为的爆料，可见，自隐私权诞生之日起，便与言论自由权成为了一对永久的冤家对头。

[9]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10]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好演绎。

[11]徐爱国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侵权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2]张平华：《权利冲突辩》，载《法律科学》20006年第6期。

[13]马特：《两个“老干妈”，到底谁更辣——权利冲突的个案分析兼评“老干妈”不正当竞争案》，访问日期：2009年12月25日。

[14]梅夏英：《权利冲突：制度意义上的解释》，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

[15]梁志文：《论通知删除制度——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批判性研究》，载《北大法律评论》，第8卷。

[16]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

隐私侵权范文篇9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侵权明知规则提示规则审查义务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生活模式及经济利益上的对接，侵权行为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互联网世界中。因互联网技术上的独有特征，网络侵权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这对侵权法的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新制定的《侵权行为法》，结合了我国现存网络侵权行为的特性，即大多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或平台来进行的情况，从特殊责任主体的角度入手，对网络侵权行为做出了特殊规定，并通过灵活运用共同侵权理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将实施网络侵权的行为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共同加害人，让其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提高了被害人求偿的可能性。下文将以提示规则为对象，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文本，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研究。

一、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分析

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责任，集中见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该条涉及“明知规则”与“提示规则”，分别规定在第三款与第2款之中，现分析如下。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明知规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1]本款规定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前半段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之后的规定，其民法学基础为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理论。在国外立法例中，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第512（c）（1）（A）（iii）、512（d）（1）（c）条和欧盟关于规定出版者责任的2000年第31号指令第44条，也均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用户利用其服务进行侵权活动时，如不采取必要措施，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理论上，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信息和汇总平台的管理者，是可以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然而在实践上，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对的信息流量巨大、信息种类繁多、更新速率飞快，让其履行同传统的新闻出版业者一样的审查义务，通过以主动出击的模式去寻找在其平台之上的侵权行为，在经济和效率上已非可能。

但是，经济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考虑，其目的在于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而不能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逃避责任的理由。因此，本着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标，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主观存有过错且对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帮助行为从而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此即为明知规则。该规则通过扩大责任人范围的方式，保障受害人利益，其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过错、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以及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1、主观过错。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服务从事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那么其在技术上的垄断性便天然的要求其承担监管义务。当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其用户存在侵权行为之时，如果其不履行监管义务而将涉及侵权的内容进行适当处理，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其对于该用户的侵权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放任心理，从而构成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自身的主观过错。[2]

2、直接侵权行为成立。由于在《侵权行为法》中，作为特殊侵权主体出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没有直接从事侵权行为之人，故而其侵权责任之成立，需要依赖于其用户直接侵权行为的在先成立。因此在明知规则中，已经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已发生了用户通过其提供的服务，进行了符合侵权行为法律构成要件的直接侵权行为。

3、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民通意见》第一百四十八条第1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因此，我国民法中，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采取客观标准，并不要求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数个行为人具有共同的过错，也不要求这些行为人必须具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与此相应，依明知规则，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后，如果采取放任的态度，任由其所运营的平台对该侵权内容进行无限制的传播，那么其在客观上，便实施了通过提供信息平台的方式帮助侵权人达到侵权目标的共同侵权行为。

4、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试图通过网络进行侵权的行为人，由于其通常不具有独立架设网络平台的技术手段，因此绝大多数网络侵权行为，均是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达成其侵权目标的。因此，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其所使用的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具有因果关系。

（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提示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本款即为提示规则，在国外被形象地称为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最早由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创立，其第二部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一章，对四种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分别设计了与其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责任豁免条款。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最早引入该规则，目的在于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分割开来。如果服务商满足了避风港条款中的豁免规定，则只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用户本人需要对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因该用户使用其网络服务而承担侵权责任，从而保护和鼓励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给予其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提示规则充分考虑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在遏制侵权方面各自的优势：权利人一般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对自己的作品最为熟悉,避风港规则将主动发现和监督侵权活动的责任分配给权利人；而网络服务者能够利用删除、屏蔽等技术手段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因而提示规则要求其应协助权利人制止侵权，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法律的效率原则。[3]

避风港规则并非网络服务提供商消极不作为的理由，如果被侵权人将其受侵害事实告知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其对于在其平台上所进行的侵权行为便处于知晓状态，因而应自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因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扩大部分，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提示规则如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却颇有探讨的必要。

在外国立法例中，真正的提示规则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共同侵权行为成立后的免责条款，该规则并不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的审查义务。而在我国首先引进提示规则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其第十四条、十五条、二十二条第（五）项提到了“涉嫌”和“权利人认为”等词，这些词语的出现，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了初步审查的义务，同时也为权利主张者提供了主张“可能存在的权利”的余地。该种相对模糊的规定，造成了当权利人仅主观认为存在侵权的行为时，便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要求其对该“侵权行为”进行处理的情况。而每当网络服务提供商面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利通知时，要不然选择以认为该行为不构成侵权为由，拒绝权利人的主张，要不然由于对通知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无从判断，而陷入两难状态。《侵权责任法》对于提示规则的规定更为宏观和开放，而且其可能面对的网络侵权类型也更加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有在权利人提供了符合法定标准或具有司法效力而非仅具有普通证明力的侵权行为认定文书后，仍然不采取相关行动的，才需要对侵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承担初步审查义务，并让其承担审查不准的后果，那么提示规则将无法真正发挥其平衡各方利益、促进互联网和谐发展的效果。

二、审查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无法承受之重

（一）以人肉搜索为例，对审查义务进行分析

当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一份仅具有事实陈述的通知，告知有人通过其所提供的服务发动对权利人的“人肉搜索”，侵害了权利人的隐私权，从而被要求将该有关内容从其网站中删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便面临着对该通知中所提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承担审查正确与否的后果。如果其认定该“人肉搜索”并没有侵犯权利人的隐私权，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其将面临在日后法院认定该“人肉搜索”为侵权行为后的连带赔偿责任；而如果其认定该“人肉搜索”构成侵权，从而将该内容进行删除，则一旦日后法院认定该行为不构成侵权，那么其行为便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对被删除内容用户的违约。

事实上，“人肉搜索”本身，作为一项网民通过网络自发寻找所需信息的工具，就如同被合法销售的武器一样，是不具侵权性质的。使用这项工具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才是决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关键。因此，如果我们仅从法律的角度出发，那么每一起由“人肉搜索”引起的案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当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与个人的隐私权之间出现冲突之时，这两种权利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远非网络服务提供者所能解决。www.gwyOO.

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对个人和社会均极为重要，其范围广泛而难以明确界定，且二者经常交错重叠。因此，纵使人们已经普遍总结出了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条件，隐私权的内容也在法律中和社会普遍观念中具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当这两项权利的冲突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呈现时，所需考虑的各种利益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需要经过严密的法律论证方可作出合理判断，这显然超越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能力范围。此两种权利的复杂性详述如下。

1、言论自由权及其权利边界

言论自由，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是指人人有权以各种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权利，不受非法干涉和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赋予了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础性人权，对社会发展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弥尔顿在为反对英国政府对出版进行审查而著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对于言论自由发现真理的作用做出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说：“虽然各个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证指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有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4]

除了对发现真理具有重要意义外，言论自由的作用还在于保障人民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从而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合理性基础，并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监督，防止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与独裁。并且，自由的言论可以使社会各个群体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而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之的相互了解和谅解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促使政府在更为宏观的角度上考虑更多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在其中进行公平的分配，使社会保持和谐与稳定。为了使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保护，在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人们总结出了几项保护和实施言论自由所必需的条件：

第一，公民表达什么思想以及用何种方式表达均应由其个人决定，而非政府或其他公权力机关。

第二，政府及公权力机关应主动保障公众行使自用言论的权利，为其言论的表达创造平等和充足的平台，防止个别媒体或利益集团对言论市场的垄断。

第三，政府的政策应能够促进并保护言论市场价值观的多元化，不应通过不平等待遇来故意鼓吹或压制某一特定言论。

第四，不排斥政府通过平等的方式，通过言论的方式参加思想市场的竞争。

言论自由如此重要，其权利的边界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是，即使是如米尔顿一样坚定维护言论自由的人，也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他曾指出：“一切一件事应该允许其自由发表，但条件和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5]而以下三个原则，即为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主要理由和要求：

第一，公共利益原则。言论自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当其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通常情况下均需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公共利益本身，通常也就是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合法性理由。

第二，明显且急迫的危险原则。此项规则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Schenck案中提出的，其含义在于，政府为保护政治、经济或道德免遭破坏造成重大损失，对于将造成或意图造成某种实际祸害的明显而且迫切的危险得根据宪法予以限制。[6]例如在报纸上对政府赈灾不力导致饥荒进行批评的行为应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而在一群饥民面前鼓动其哄抢粮仓则不再属于合理的行使言论自由权。

第三，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旨在要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必须适当、合理、均衡，并与其所意图保护的利益成比例。在衡量相冲突的权利时，需要法官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但这些只是指导性的原则，在个案中，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之下，法官对类似事件所作出的判决往往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法官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也会对类似案件作出自我修正。[7]

（2）隐私权及其权利边界

隐私权一词的提出，一般认为最早来源于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合著的《论隐私权》一文。[8]他们认为，现有的法律保护已经不足以保护人的精神世界不受侵扰，媒体的技术发展威胁着会把枕边细语变成屋顶上的大吼。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新的法律救济，以保护其人身，这一救济就是承认和保障人有独处的权利。[9]从此之后，隐私作为一项新生的权利逐渐被各国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宪法领域广泛的承认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项规定将隐私纳入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之内。《侵权责任法》在第二条规定所保护的民事权益中，明确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而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

恰当的隐私权保护，对于个人和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隐私权是一种对于人格尊严的信仰，是人主体性和自决性的保证。如果没有对个人隐私的适当保护，使其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个人意志将会严重受到公众意志的左右，而意志的禁锢将是对人的主体性最大的挑战。当人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时，他就已经不再拥有自决的能力，也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10]

虽然隐私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隐私权的内容包含什么，却很少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在如美国等隐私权法律相对发达的国家，隐私权往往也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具体案情中的不同情况而划定出不同的权利界限。在我国，立法未对隐私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明确界定。理论上，虽然各个学说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大致采用一致的标准，如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应与公共利益无关、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需要相对克减等，但在具体内容如何确定方面，却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对于隐私信息的范围问题，就可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强调隐私权的内容应主要以权利人自身的意愿为判断标准，凡是权利人不愿意公布且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不违反法律公共政策的信息皆属隐私；而客观标准则认为应将个人信息按客观标准进行分类，个人隐私应是指那些与人格尊严直接有关的信息，而与人格尊严无关的个人信息，只有存在滥用的情形，方可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此外，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还有随着科技进步、生活环境以及道德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趋势。

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各自即已如此复杂，其交错重叠更是要求法官在个案中运用艰深的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然而，这只不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临的权利冲突的一种，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二）问题的引申——权利冲突

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其《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到：“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变化不断要求承认新的权利。”[11]有理由相信，权利冲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其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势必还会出现更多新的类型。

对于权利冲突的成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因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交叉性等而产生的；[12]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因素构成，而随着为人们可得并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不断扩展，法律也相应日益突破原有的严格规则主义的刚性模式，通过多种方法，使得利益和法力的结合更加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权利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3]还有的学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其实就是法律的外壳，即法律强制力，从而将权利冲突的根源归结于法律制度上的冲突。[14]

不过，对于负有审查义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当它面对权利冲突时，最关键的问题并非它是怎么来的，而是如何解决它。法律作为一种包含政治因素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对法律利益的分配，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博弈，其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取舍。[15]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认为，在法律起源时期，法律的产生是利益分化所致。[16]由此可见，权利的冲突作为利益和制度的冲突，其解决渠道往往也要诉求至包含了公共政策取舍的法律或司法。

德国的基本权利位阶秩序理论与美国的双重标准理论，主张通过将不同种类的权利在立法或司法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权利位阶的秩序表，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只需核对相互冲突的权利的位阶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哪个权利优先的结论。[17]也有的学者认为，权利冲突问题与生活中利益的冲突并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进行转化，权利的本质是法律的强制力而非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因而权利的冲突实质上也就是法律制度上的冲突，如果可以通过精巧的立法技术，从如何行使权利的角度，将各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那么权利冲突将不再是一个始终困扰民法学界的问题。

然而，美国法学家范伯格曾说过：“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有人的注定权利划出固定不变的界限，以便当发生冲突时，我们能够免除审判就可判断是非。往往是在冲突发生之后，必须尽力作出调节，而不是预先以法规和法令防止冲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社会现实的发展相比，始终无法摆脱滞后性的缺陷，我们也很难想象，仅凭法律制度的建构，就能使所有既存的和新生的权利，如元素周期表一样各安其位。而权利冲突也并非只有一种形而上的解决途径，“少说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实证主义方法亦成为解决权利冲突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出现权利冲突现象时，个案的分析较之制度的预先设定往往更具实际意义。然而，当法官的自由裁量取代制度的预先设定时，主观上对利益的取舍很可能与立法者对于价值的判断产生矛盾，个案中的“实质正义”也有可能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再成立。那么这时，与其说解决权利冲突的是法官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洞悉公平的抉择，还不如说是其中立的地位和公权力的背景，为其解决权利冲突的判决提供了足够的权威。因此，权利冲突的解决，最终是需要通过具有公权力背景的渠道来实现的，私权利主体只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权利的相互让步，而没有资格对权利冲突作出单方面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肉搜索”问题的实质是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对立，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需求的膨胀，网络服务提供商日后所可能面临的类似难题，绝不止“人肉搜索”一个。这些难题以权利冲突为本质，源于多种同样为法律所承认的利益之间的重叠，或者干脆源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因此，其解决也根本无法绕过公权力的途径。

三、解决方案的提出

既然网络服务提供商无论从能力上还是从法理上均不能承担对权利要求者所提通知的审查义务，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免除其该种义务，而代之以权利要求者的证明义务，以达成《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立法目的。具体而言，我国在日后的配套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辅助措施：

第一，明确权利要求人所提出的通知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从而明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免责条款性质，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利要求人的权利滥用。其实，跟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相似，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对权利人所提出的通知内容进行了规定[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亦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请求。”这些规定均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因此，《侵权行为法》作为总揽绝大多数民事侵权行为的基础性法律，应在其条文或配套规范中规定权利通知内容和形式的基本要求，从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在收到权利通知时，有一个形式上的判断标准，为其是否能够适用免责条款提供明确的预期，并且也为权利要求人设定一个最低标准，防止其对权利的滥用。权利通知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1、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2、提供直接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以及其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站或服务器中的位置；3、权利人应提出被侵犯权利的法定或裁定的权利证明；4、权利人对于其所提供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声明，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材料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的损失。

第二，作为总览全部民事侵权案件的《侵权责任法》，如果想要将所有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证明标准进行公约化处理的话，那么具体的规则恐怕也只能成为模糊的原则了，特别是在某些并没有预先明确规定权利冲突处理方法的在法律制度中，如人格权，就将很难制定一个量化的证明标准，因此委诸于自由裁量的程度依旧很高，从而使法定标准的可参考性降低。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在权利通知的标准中，引入类似于《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中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并针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出适当调整，规定较短时间，如四十八小时的裁定期限，以期通过公权力的权威，保证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和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消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面对权利冲突问题时的两难局面。

四、结论

我国《侵权责任法》，敏锐的关注到互联网对于社会生活的不断深入渗透，并进而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原有行为模式的现实，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精神。该法本着平衡各方利益与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权益相结合的原则，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特殊侵权主体，纳入到了受害人追偿的范围之内，但同时又通过提示规则的设置，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免责事由。

但是，如果我们不厘清提示规则的真正含义，将权利通知的有效性预先作出法律上的规定或者程序上的要求，那么当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对众多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权利通知时，提示规则将不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事由，而成为了无形中强加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上的审查义务，这无疑偏离了立法者的立法本意。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在《侵权责任法》的配套规定或司法解释中，对于那些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并业已存在法定证明标准的侵权行为，规定明确的权利通知标准和内容；而对于那些权利边界模糊，权利冲突并无法定解决标准的疑难侵权行为，则应通过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先予执行制度的灵活适用，为权利通知中所提及的侵权行为做出一个初步的权威判断，从而真正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对权利通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一个合理预期，及时将自己排除于侵权行为之外，并帮助受害人遏制住侵权行为的影响。

注释:

[1]笔者认为，此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二十至第二十三条中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而非直接提供侵权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直接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内容，则直接构成侵权行为，适用侵权法一般规定即可。本文以下部分所称“网络服务提供者”均与本注解意思相同。

[2]“知道”除了“明知”以外，是否还应包括“应知”，学界现在仍有争议。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中与本条相类似的提示则规定中，明知及应知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然而在《侵权责任法》中，应知虽然降低了受害人的举证难度，但却容易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范围泛化，因此在立法中只以“知道”，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予以表述，具体如何适用还有待日后的配套法律措施予以完善。

[3]史学清、汪涌：《避风港还是风暴角——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载《知识产权》2009年3月期。

[4]【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6页。

[5]【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

[6]SeeSchenckv.UnitedStates,294U.S.47(1919).

[7]例如前述霍姆斯法官对其提出“明显且急迫的危险原则”的适用问题，从Schenck案到Debs案，再到Abrams案，不断发生着变化，并不断趋向于对言论自由保护范围的扩大和对言论内容的宽容。

[8]SamuelD.Warren&LouisD.Brandeis,TheRighttoPrivacy,HarvardLawReview,1890,Vol.4,No.5,PP.193-196.不过有意思的是，引起两位教授写下这篇大作的原因却是当地报纸其他们参加一次聚会中的某些令人尴尬的行为的爆料，可见，自隐私权诞生之日起，便与言论自由权成为了一对永久的冤家对头。

[9]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10]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好演绎。

[11]徐爱国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侵权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2]张平华：《权利冲突辩》，载《法律科学》20006年第6期。

[13]马特：《两个“老干妈”，到底谁更辣——权利冲突的个案分析兼评“老干妈”不正当竞争案》，/article/default.asp?id=9941，访问日期：2009年12月25日。

[14]梅夏英：《权利冲突：制度意义上的解释》，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

[15]梁志文：《论通知删除制度——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批判性研究》，载《北大法律评论》，第8卷。

[16]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

隐私侵权范文篇10

内容提要:为因应网络侵权的特殊性，我国《侵权行为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确立了此类侵权责任的明知规则与提示规则。但是，依据该法，提示规则并非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共同侵权行为成立后的免责条款，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承担审查义务，与立法初衷相悖，引发实务中的种种弊端。本文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缺乏承担审查义务的能力，因此应该免除其该种义务，而代之以权利要求者的证明义务，以达成《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立法目的。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生活模式及经济利益上的对接，侵权行为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互联网世界中。因互联网技术上的独有特征，网络侵权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这对侵权法的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新制定的《侵权行为法》，结合了我国现存网络侵权行为的特性，即大多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或平台来进行的情况，从特殊责任主体的角度入手，对网络侵权行为做出了特殊规定，并通过灵活运用共同侵权理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将实施网络侵权的行为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共同加害人，让其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提高了被害人求偿的可能性。下文将以提示规则为对象，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文本，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研究。

一、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分析

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责任，集中见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该条涉及“明知规则”与“提示规则”，分别规定在第三款与第2款之中，现分析如下。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明知规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本款规定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前半段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之后的规定，其民法学基础为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理论。在国外立法例中，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第512（c）（1）（A）（iii）、512（d）（1）（c）条和欧盟关于规定出版者责任的2000年第31号指令第44条，也均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用户利用其服务进行侵权活动时，如不采取必要措施，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理论上，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信息和汇总平台的管理者，是可以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然而在实践上，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对的信息流量巨大、信息种类繁多、更新速率飞快，让其履行同传统的新闻出版业者一样的审查义务，通过以主动出击的模式去寻找在其平台之上的侵权行为，在经济和效率上已非可能。

但是，经济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考虑，其目的在于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而不能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逃避责任的理由。因此，本着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标，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主观存有过错且对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帮助行为从而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此即为明知规则。该规则通过扩大责任人范围的方式，保障受害人利益，其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过错、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以及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1、主观过错。假如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服务从事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那么其在技术上的垄断性便天然的要求其承担监管义务。当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其用户存在侵权行为之时，假如其不履行监管义务而将涉及侵权的内容进行适当处理，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其对于该用户的侵权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放任心理，从而构成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自身的主观过错。

2、直接侵权行为成立。由于在《侵权行为法》中，作为特殊侵权主体出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没有直接从事侵权行为之人，故而其侵权责任之成立，需要依赖于其用户直接侵权行为的在先成立。因此在明知规则中，已经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已发生了用户通过其提供的服务，进行了符合侵权行为法律构成要件的直接侵权行为。

3、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民通意见》第一百四十八条第1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因此，我国民法中，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采取客观标准，并不要求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数个行为人具有共同的过错，也不要求这些行为人必须具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与此相应，依明知规则，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后，假如采取放任的态度，任由其所运营的平台对该侵权内容进行无限制的传播，那么其在客观上，便实施了通过提供信息平台的方式帮助侵权人达到侵权目标的共同侵权行为。

4、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试图通过网络进行侵权的行为人，由于其一般不具有独立架设网络平台的技术手段，因此绝大多数网络侵权行为，均是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达成其侵权目标的。因此，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其所使用的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具有因果关系。

（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提示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本款即为提示规则，在国外被形象地称为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最早由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创立，其第二部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一章，对四种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分别设计了与其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责任豁免条款。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最早引入该规则，目的在于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分割开来。假如服务商满足了避风港条款中的豁免规定，则只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用户本人需要对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因该用户使用其网络服务而承担侵权责任，从而保护和鼓励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给予其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提示规则充分考虑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在遏制侵权方面各自的优势：权利人一般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对自己的作品最为熟悉,避风港规则将主动发现和监督侵权活动的责任分配给权利人；而网络服务者能够利用删除、屏蔽等技术手段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因而提示规则要求其应协助权利人制止侵权，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法律的效率原则。

避风港规则并非网络服务提供商消极不作为的理由，假如被侵权人将其受侵害事实告知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其对于在其平台上所进行的侵权行为便处于知晓状态，因而应自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因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扩大部分，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提示规则如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却颇有探讨的必要。

在外国立法例中，真正的提示规则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共同侵权行为成立后的免责条款，该规则并不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的审查义务。而在我国首先引进提示规则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其第十四条、十五条、二十二条第（五）项提到了“涉嫌”和“权利人认为”等词，这些词语的出现，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了初步审查的义务，同时也为权利主张者提供了主张“可能存在的权利”的余地。该种相对模糊的规定，造成了当权利人仅主观认为存在侵权的行为时，便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要求其对该“侵权行为”进行处理的情况。而每当网络服务提供商面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利通知时，要不然选择以认为该行为不构成侵权为由，拒绝权利人的主张，要不然由于对通知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无从判断，而陷入两难状态。《侵权责任法》对于提示规则的规定更为宏观和开放，而且其可能面对的网络侵权类型也更加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有在权利人提供了符合法定标准或具有司法效力而非仅具有普通证明力的侵权行为认定文书后，仍然不采取相关行动的，才需要对侵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假如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承担初步审查义务，并让其承担审查不准的后果，那么提示规则将无法真正发挥其平衡各方利益、促进互联网和谐发展的效果。

二、审查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无法承受之重

（一）以人肉搜索为例，对审查义务进行分析

当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一份仅具有事实陈述的通知，告知有人通过其所提供的服务发动对权利人的“人肉搜索”，侵害了权利人的隐私权，从而被要求将该有关内容从其网站中删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便面临着对该通知中所提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承担审查正确与否的后果。假如其认定该“人肉搜索”并没有侵犯权利人的隐私权，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其将面临在日后法院认定该“人肉搜索”为侵权行为后的连带赔偿责任；而假如其认定该“人肉搜索”构成侵权，从而将该内容进行删除，则一旦日后法院认定该行为不构成侵权，那么其行为便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对被删除内容用户的违约。

事实上，“人肉搜索”本身，作为一项网民通过网络自发寻找所需信息的工具，就如同被合法销售的武器一样，是不具侵权性质的。使用这项工具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才是决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关键。因此，假如我们仅从法律的角度出发，那么每一起由“人肉搜索”引起的案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当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与个人的隐私权之间出现冲突之时，这两种权利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远非网络服务提供者所能解决。

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对个人和社会均极为重要，其范围广泛而难以明确界定，且二者经常交错重叠。因此，纵使人们已经普遍总结出了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条件，隐私权的内容也在法律中和社会普遍观念中具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当这两项权利的冲突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呈现时，所需考虑的各种利益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需要经过严密的法律论证方可作出合理判断，这显然超越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能力范围。此两种权利的复杂性详述如下。

1、言论自由权及其权利边界

言论自由，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是指人人有权以各种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权利，不受非法干涉和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赋予了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础性人权，对社会发展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弥尔顿在为反对英国政府对出版进行审查而著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对于言论自由发现真理的作用做出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说：“虽然各个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假如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证指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有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除了对发现真理具有重要意义外，言论自由的作用还在于保障人民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从而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合理性基础，并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监督，防止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与独裁。并且，自由的言论可以使社会各个群体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而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之的相互了解和谅解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促使政府在更为宏观的角度上考虑更多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在其中进行公平的分配，使社会保持和谐与稳定。为了使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保护，在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人们总结出了几项保护和实施言论自由所必需的条件：

第一，公民表达什么思想以及用何种方式表达均应由其个人决定，而非政府或其他公权力机关。

第二，政府及公权力机关应主动保障公众行使自用言论的权利，为其言论的表达创造平等和充足的平台，防止个别媒体或利益集团对言论市场的垄断。

第三，政府的政策应能够促进并保护言论市场价值观的多元化，不应通过不平等待遇来故意鼓吹或压制某一特定言论。

第四，不排斥政府通过平等的方式，通过言论的方式参加思想市场的竞争。

言论自由如此重要，其权利的边界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是，即使是如米尔顿一样坚定维护言论自由的人，也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他曾指出：“一切一件事应该允许其自由发表，但条件和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而以下三个原则，即为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主要理由和要求：

第一，公共利益原则。言论自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当其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均需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公共利益本身，一般也就是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合法性理由。

第二，明显且急迫的危险原则。此项规则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Schenck案中提出的，其含义在于，政府为保护政治、经济或道德免遭破坏造成重大损失，对于将造成或意图造成某种实际祸害的明显而且迫切的危险得依据宪法予以限制。例如在报纸上对政府赈灾不力导致饥荒进行批评的行为应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而在一群饥民面前鼓动其哄抢粮仓则不再属于合理的行使言论自由权。

第三，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旨在要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必须适当、合理、均衡，并与其所意图保护的利益成比例。在衡量相冲突的权利时，需要法官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但这些只是指导性的原则，在个案中，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之下，法官对类似事件所作出的判决往往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法官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也会对类似案件作出自我修正。

（2）隐私权及其权利边界

隐私权一词的提出，一般认为最早来源于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合著的《论隐私权》一文。他们认为，现有的法律保护已经不足以保护人的精神世界不受侵扰，媒体的技术发展威胁着会把枕边细语变成屋顶上的大吼。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新的法律救济，以保护其人身，这一救济就是承认和保障人有独处的权利。从此之后，隐私作为一项新生的权利逐渐被各国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宪法领域广泛的承认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项规定将隐私纳入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之内。《侵权责任法》在第二条规定所保护的民事权益中，明确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而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

恰当的隐私权保护，对于个人和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隐私权是一种对于人格尊严的信仰，是人主体性和自决性的保证。假如没有对个人隐私的适当保护，使其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个人意志将会严重受到公众意志的左右，而意志的禁锢将是对人的主体性最大的挑战。当人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时，他就已经不再拥有自决的能力，也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

虽然隐私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隐私权的内容包含什么，却很少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在如美国等隐私权法律相对发达的国家，隐私权往往也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具体案情中的不同情况而划定出不同的权利界限。在我国，立法未对隐私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明确界定。理论上，虽然各个学说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大致采用一致的标准，如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应与公共利益无关、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需要相对克减等，但在具体内容如何确定方面，却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对于隐私信息的范围问题，就可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强调隐私权的内容应主要以权利人自身的意愿为判断标准，凡是权利人不愿意公布且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不违反法律公共政策的信息皆属隐私；而客观标准则认为应将个人信息按客观标准进行分类，个人隐私应是指那些与人格尊严直接有关的信息，而与人格尊严无关的个人信息，只有存在滥用的情形，方可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此外，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还有随着科技进步、生活环境以及道德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趋势。

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各自即已如此复杂，其交错重叠更是要求法官在个案中运用艰深的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然而，这只不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临的权利冲突的一种，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二）问题的引申——权利冲突

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其《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到：“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变化不断要求承认新的权利。”有理由相信，权利冲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其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势必还会出现更多新的类型。

对于权利冲突的成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因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交叉性等而产生的；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因素构成，而随着为人们可得并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不断扩展，法律也相应日益突破原有的严格规则主义的刚性模式，通过多种方法，使得利益和法力的结合更加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权利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其实就是法律的外壳，即法律强制力，从而将权利冲突的根源归结于法律制度上的冲突。

不过，对于负有审查义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当他面对权利冲突时，最关键的问题并非他是怎么来的，而是如何解决他。法律作为一种包含政治因素的社会治理模式，他对法律利益的分配，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博弈，其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取舍。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认为，在法律起源时期，法律的产生是利益分化所致。由此可见，权利的冲突作为利益和制度的冲突，其解决渠道往往也要诉求至包含了公共政策取舍的法律或司法。

德国的基本权利位阶秩序理论与美国的双重标准理论，主张通过将不同种类的权利在立法或司法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权利位阶的秩序表，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只需核对相互冲突的权利的位阶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哪个权利优先的结论。也有的学者认为，权利冲突问题与生活中利益的冲突并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进行转化，权利的本质是法律的强制力而非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因而权利的冲突实质上也就是法律制度上的冲突，假如可以通过精巧的立法技术，从如何行使权利的角度，将各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那么权利冲突将不再是一个始终困扰民法学界的问题。

然而，美国法学家范伯格曾说过：“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有人的注定权利划出固定不变的界限，以便当发生冲突时，我们能够免除审判就可判断是非。往往是在冲突发生之后，必须尽力作出调节，而不是预先以法规和法令防止冲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社会现实的发展相比，始终无法摆脱滞后性的缺陷，我们也很难想象，仅凭法律制度的建构，就能使所有既存的和新生的权利，如元素周期表一样各安其位。而权利冲突也并非只有一种形而上的解决途径，“少说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实证主义方法亦成为解决权利冲突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出现权利冲突现象时，个案的分析较之制度的预先设定往往更具实际意义。然而，当法官的自由裁量取代制度的预先设定时，主观上对利益的取舍很可能与立法者对于价值的判断产生矛盾，个案中的“实质正义”也有可能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再成立。那么这时，与其说解决权利冲突的是法官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洞悉公平的抉择，还不如说是其中立的地位和公权力的背景，为其解决权利冲突的判决提供了足够的权威。因此，权利冲突的解决，最终是需要通过具有公权力背景的渠道来实现的，私权利主体只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权利的相互让步，而没有资格对权利冲突作出单方面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肉搜索”问题的实质是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对立，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需求的膨胀，网络服务提供商日后所可能面临的类似难题，绝不止“人肉搜索”一个。这些难题以权利冲突为本质，源于多种同样为法律所承认的利益之间的重叠，或者干脆源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因此，其解决也根本无法绕过公权力的途径。

三、解决方案的提出

既然网络服务提供商无论从能力上还是从法理上均不能承担对权利要求者所提通知的审查义务，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免除其该种义务，而代之以权利要求者的证明义务，以达成《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立法目的。具体而言，我国在日后的配套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辅助措施：

第一，明确权利要求人所提出的通知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从而明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免责条款性质，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利要求人的权利滥用。其实，跟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相似，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对权利人所提出的通知内容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亦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请求。”这些规定均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因此，《侵权行为法》作为总揽绝大多数民事侵权行为的基础性法律，应在其条文或配套规范中规定权利通知内容和形式的基本要求，从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在收到权利通知时，有一个形式上的判断标准，为其是否能够适用免责条款提供明确的预期，并且也为权利要求人设定一个最低标准，防止其对权利的滥用。权利通知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1、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2、提供直接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以及其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站或服务器中的位置；3、权利人应提出被侵犯权利的法定或裁定的权利证明；4、权利人对于其所提供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声明，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材料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的损失。

第二，作为总览全部民事侵权案件的《侵权责任法》，假如想要将所有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证明标准进行公约化处理的话，那么具体的规则恐怕也只能成为模糊的原则了，特别是在某些并没有预先明确规定权利冲突处理方法的在法律制度中，如人格权，就将很难制定一个量化的证明标准，因此委诸于自由裁量的程度依旧很高，从而使法定标准的可参考性降低。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在权利通知的标准中，引入类似于《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中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并针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出适当调整，规定较短时间，如四十八小时的裁定期限，以期通过公权力的权威，保证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和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消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面对权利冲突问题时的两难局面。

四、结论

我国《侵权责任法》，敏锐的关注到互联网对于社会生活的不断深入渗透，并进而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原有行为模式的现实，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精神。该法本着平衡各方利益与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权益相结合的原则，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特殊侵权主体，纳入到了受害人追偿的范围之内，但同时又通过提示规则的设置，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免责事由。公务员之家:

但是，假如我们不厘清提示规则的真正含义，将权利通知的有效性预先作出法律上的规定或者程序上的要求，那么当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对众多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权利通知时，提示规则将不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事由，而成为了无形中强加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上的审查义务，这无疑偏离了立法者的立法本意。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在《侵权责任法》的配套规定或司法解释中，对于那些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并业已存在法定证明标准的侵权行为，规定明确的权利通知标准和内容；而对于那些权利边界模糊，权利冲突并无法定解决标准的疑难侵权行为，则应通过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先予执行制度的灵活适用，为权利通知中所提及的侵权行为做出一个初步的权威判断，从而真正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对权利通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一个合理预期，及时将自己排除于侵权行为之外，并帮助受害人遏制住侵权行为的影响。

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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