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法范文10篇

隐私权法范文篇1

关键词隐私权法个人信息信息公开信息安全政府

1974年12月3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隐私权法》（ThePrivacyAct）［1］，1979

年，美国第96届国会修订《联邦行政程序法》时将其编入《美国法典》第五编"政府组织与雇员"，形成第552a节。该法又称《私生活秘密法》，是美国行政法中保护公民隐私权和了解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就政府机构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公开和保密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以此规范联邦政府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矛盾。

1立法原则

《隐私权法》立法的基本原则是：

①行政机关不应该保有秘密的个人信息记录；

②个人有权知道自己被行政机关记录的个人信息及其使用情况；

③为某一目的而采集的公民个人信息，未经本人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④个人有权查询和请求修改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记录；

⑤任何采集、保有、使用或传播个人信息的机构，必须保证该信息可靠地用于既定目的，合理地预防该信息的滥用。

2适用范围

《隐私权法》对该法出现的"机关"、"人"和"记录"等概念的适用范围做出限定。

2.1机关(agency)

该法中的"机关"，包括联邦政府的行政各部、军事部门、政府公司、政府控制的公司，以及行政部门的其他机构，包括总统执行机构在内。该法也适用于不受总统控制的独立行政机关，但国会、隶属于国会的机关和法院、州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机关不适用该法。

2.2人(individual)

该法中的"人"，是指"美国公民或在美国依法享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

2.3记录(record)

该法中的"记录"，是指包含在某一记录系统中的个人记录。记录系统是指"在行政机关控制之下的任何记录的集合体，其中信息的检索是以个人的姓名或某些可识别的数字、符号或其他个人标识为依据"。个人记录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的姓名或其他标识而记载的一项或一组信息"。其中，"其他标识"包括别名、相片、指纹、音纹、社会保障号码、护照号码、汽车执照号码，以及其他一切能够用于识别某一特定个人的标识。个人记录涉及教育、经济活动、医疗史、工作履历以及其他一切关于个人情况的记载。

3记录公开的限制和登记

3.1禁止公开的原则

行政机关在尚未取得公民的书面许可以前，不得公开关于此人的记录。

3.2例外

《隐私权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公开个人记录，无需本人同意的12种例外情况。

⑴为执行公务在机关内部使用个人记录；

⑵根据《信息自由法》（theFreedomofInformationAct）公开个人记录；

⑶记录的使用目的与其制作目的相容、没有冲突，即所谓"常规使用"；

⑷向人口普查局提供个人记录；

⑸以不能识别出特定个人的形式，向其他机关提供作为统计研究之用的个人记录；

⑹向国家档案局提供具有历史价值或其他特别意义值得长期保存的个人记录；

⑺为了执法目的向其他机关提供个人记录；

⑻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某人的健康或安全而使用个人记录；

⑼向国会及其委员会提供个人记录；

⑽向总审计长及其代表提供执行公务所需的个人记录；

⑾根据法院的命令提供个人记录；

⑿向消费者资信能力报道机构提供作为其他行政机关收取债务参考之用的个人记录。

3.3记录公开的登记

行政机关根据上述例外公开个人记录时，除机关内部使用和依《信息自由法》公开的情况外，其他各项公开必须将公开的时间、性质、目的、获取记录者的姓名和地址登记在案，并至少保存5年。除非是向执法机关公开，被记录者有权取得行政机关制作的关于本人记录公开情况的登记。

4公民查询与修改记录的权利

《隐私权法》规定，个人有权知道行政机关是否保本人记录以及记录的内容，并要求得到复制品。除非此项记录符合该法规定的免除适用情况，或者系行政机关为起诉某人而编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个人的请求。个人认为关于自己的记录不准确、不完整或已过时，可以请求行政机关修改或删除。个人请求修改的信息限于记录中的事实，不包括意见在内。5对行政机关的限制和要求

5.1采集信息的限制

⑴行政机关必须用正当合法的手段和程序制作、保有、使用和公开个人记录。

⑵行政机关搜集个人信息，如果可能导致对被记录者作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尽可能地由其本人提供。

⑶行政机关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时，必须对提供信息者说明下列事项：

①行政机构要求提供信息的法律依据，以及个人是否必须公开这项信息；

②该项信息主要用于什么目的；

③该项信息的常规使用；

④个人全部或部分地拒绝提供行政机关所需信息的法律后果。

5.2保有和使用记录的限制和要求

⑴行政机关建立或修改个人记录系统时，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布下列事项：

①系统的名称与地点；

②系统中包括哪一类人的记录；

③该系统收集了哪一类信息；

④这些记录的常规使用是什么，包括使用目的和使用者类型；

⑤行政机关对这些记录的保存、获取和控制政策以及保存的方式；

⑥该记录系统的负责人；

⑦个人查询记录系统中是否包括自己的记录时，行政机关答复的程序；

⑧个人查询如何获取自己的记录，如何质疑该记录时，行政机关答复的程序；

⑨系统中记录来源的类别。

⑵行政机关只能在执行职务相关和必要的范围内，保有个人记录。

⑶保有个人记录的行政机关必须保证记录的准确性、适时性和完整性。

⑷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公民享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个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行政机关执行公务无关，禁止行政机关保有这些方面的个人记录。

⑸行政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在诉讼程序中，由于法院的命令而对其他人强制公开时，行政机关有义务通知被记录人。

⑹行政机关必须建立行政的、技术的和物质的安全保障措施，以保障个人记录的安全、完整和不被泄漏，并防止其它可能对被记录者产生损害的危险。

⑺为了确保《隐私权法》的执行，行政机关必须规定个人行使权利的程序。

6免除适用的规定

个人隐私权只在符合公共利益的范围以内受到保护。为了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寻

求平衡，除了前面提到的12种"例外"情况，《隐私权法》还作出了"免除"的规定。

所谓免除，是指行政机关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不适用《隐私权法》的某些要求和限制。即在一定的条件下，保有个人记录的行政机关，对被记录的个人可以免除公开的义务，可以不提供他所查询的记录，不进行他所要求的修改，或者免除法律为行政机关规定的某些义务和要求。法律在免除行政机关适用某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条款的同时，给予行政机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限制行政机关适用这些条款。免除分为两种，即普遍免除（generalexemptions）

和特定免除（specificexemptions）。

6.1普遍免除

"普遍免除"是指《隐私权法》中的全部规定，除了法律所排除的几项基本规定以外，其余各项规定，行政机关均可免受限制。

6.1.1免除范围

能够适用普遍免除的行政机关对其保有的个人记录系统，除下列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和要求外，可以免除《隐私权法》对行政机关规定的绝大部分限制和要求：

①被记录人的同意权；

②登记公开的数目和保存登记的义务；

③在《联邦登记》上公布的义务；

④保持记录正确性的要求；

⑤对保有涉及宪法修正案第1条公民基本权利的个人记录的限制；

⑥建立保护个人记录安全的行政与技术措施的要求；

⑦改变常规使用时进行公告的义务；

⑧违反法律的刑事责任。

6.1.2适用机关

普遍免除只适用于中央情报局和以执行刑法为主要职能的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

6.2特定免除

"特定免除"是指行政机关只能免除法律特别规定的几项限制。

6.2.1免除范围

特定免除只能免除适用《隐私权法》中的少数条款。行政机关对本机关中可以适用特定免除的个人记录系统，免除适用《隐私权法》中规定的下列限制或要求：①个人查询和获取本人记录的权利；

②个人查询和获取本人记录公开情况记载的权利；

③行政机关只能保有与执行公务相关和必需的信息；

④行政机关在《联邦登记》上公布个人查询该机关记录系统中是否含有、如何取得关于本人信息的办法，以及该系统中的各类信息来源；

④行政机关规定个人取得、要求修改本人记录的办法。

上述5项免除的共同特点是免除行政机关对被记录的个人公开关于他的记录。

6.2.2适用记录

特定免除不限制适用的机关，但只能适用于行政机关记录系统中以下7种关于个人的记录。

①涉及到根据总统的行政命令明确划定为国防或外交秘密的个人记录；

②以执法为目的而编制的个人记录；

③以保卫总统、副总统、其他重要官员、外国来访元首为主要任务的安全机关所保有的个人记录；

④人口普查记录和其他纯粹以统计为目的而编制和使用的个人记录；

⑤以决定个人是否宜于任用、签订合同、接触保密资料为目的而编制的调查材料；

⑥文职官员在使用和晋升过程中的考核材料；

⑦可能暴露信息来源的军官晋升考核时所用的资料。

7与《信息自由法》的关系

《信息自由法》是规定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律。该法于1967年6月5日由美国总统批准，同年7月6日（美国独立纪念日）施行，是美国当代行政法中有关公民了解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根据这一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公民享有从政府的档案馆、手稿馆、图书馆、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情报所、科研所获得信息，并利用信息的权利［2］。

《隐私权法》规范行政机关处理个人记录的行为，规定个人记录必须对本人公开和对第三者限制公开的原则，与《信息自由法》同属于行政公开法的范畴。和《信息自由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隐私权法》只适用于个人记录，而《信息自由法》适用于全部政府记录；《隐

私权法》着重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而《信息自由法》着重保护公众的了解权；《隐私权法》企图限制某些政府文件的公开，而《信息自由法》则寻求政府文件最大限度的公开。

这两个法律互为补充，关系密切，但在适用上互相独立。行政机关对个人记录系统的公开，同时受这两个法律的支配。一个法律中免除公开的规定，不适用于另一个法律。行政机关不能依据《信息自由法》中免除公开的规定，拒绝向个人提供他在《隐私权法》中可以得到的文件。《信息自由法》规定不能对公众提供的文件，不一定是《隐私权法》规定不能对个人提供的文件；行政机关也不得根据《隐私权法》的规定，拒绝提供《信息自由法》中公众可以得到的文件。《信息自由法》兼容除《隐私权法》外的其他法律对某一文件不得公开的规定。公众根据《信息自由法》或《隐私权法》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文件，而行政机关要拒绝提供时，只能依据该法本身免除公开的条款。

8思考与启示

政府信息的公开是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一方面，公众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政府那里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有义务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众平等利用政府机构控制的信息。在保证国家安全和利益、公民隐私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保障公民的了解权，即知情权，是对公民人权的一种尊重，也是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隐私权法范文篇2

关键词：公民隐私权形成特征保护立法保护

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扰，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一并受到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本文旨在通过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分析，来阐释个人观点。

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涵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

（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

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民法草案对隐私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规定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信秘密，收集、存储、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草案还在侵犯责任一编中规定，侵害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赔偿。民法专家表示，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获得通过后，将对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民隐私权方面前进了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接手，民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外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势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目前状况，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信息机制，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证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公民、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具体来说，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等信用档案。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纪律等信用档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等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检查、复制征信机构设计自身和他人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通过建立信用信息机制，把信用不良者列入“黑名单”，把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列入“红名单”，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人尊严。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私人生活，是一个人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一部分，也是一旦与别人“分享”就失去价值的人生宝贵财富。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生命中最珍视的财富、伤害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独特性和被别人尊重的条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他虽与公共利益无涉、却也不愿为人所知的生活，人类社会是由不完美的个体组成的，但却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缺陷公示出来，满足其他人的偷窥欲，这与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弛的。不仅如此，散布一个人的隐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中。当日记、私生活都可以被当作罪证来指控某一个人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很危险了。越是现代社会，人要想保持有质量的自由生活，就越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对公民的隐私形成习俗性的保护。在美国，即使是公开询问一个人的宗教观点，也会被视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个领域是人类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从立法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隐私权责任。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直接确认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最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

2．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指立法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我国采取这种间接保护方法。间接保护方式不仅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损害没有可比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救济。如泄露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二）从保护的法律部门考察，可以分为民法保护方法和刑法保护方法

1．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讲，除去侵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行为方式，对一般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均可适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利益的赔偿。

2．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救济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应该是隐私权保护的最高境界。但目前也不能说侵犯隐私权就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原理，只要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要件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就从普遍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刑事责任。

（三）我国采取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做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上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了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其中包括诽谤或者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的内容。国家通过对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姓名、地址等有关情况公布和传播。”我国银行为储户保密，律师有责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密，医生、公证人、会计师、新闻工作者对其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他人隐私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程序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法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明显的司法保护。

此外，笔者就其他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再加以补充。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残疾人的隐私权以及消费者的隐私权[3]，都作了明确的特别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的一些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几乎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民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主要在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范围内，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评判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受立法上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大部分都被披露、传播、宣扬等公开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视为侵犯权，而把单位的非法窃取、探查、搜查等获得他人隐私权但未公开的行为排斥在外。这种立法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并未正确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根据权利的性质和标准不同，可将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类，其中人身权即人格权与身份权的统称，人格权可以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以一般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它在构成上体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即尊重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它是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所以，《民法通则》理应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使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得以追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法官既不依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也不依其补充功能直接按侵犯一般人格权做出判决，而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类推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使名誉权具有了一般人格权的属性，显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第二，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

众所周知，隐私不仅仅指名阴私，凡是设计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不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属于隐私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解释中虽然使用了“隐私”这一用语，世界上道理界仍局限于“阴私”的范畴，宣扬他人阴私当然会使他人名誉受损，于是很自然地得出宣扬“隐私”的行为就是侵害名誉权的结论。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导致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第三，混淆了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判断标准。

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客体与名誉，即对特定主体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与财产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损害名誉必然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隐私权的客体即个人隐私，包括无形的个人信息、动态的个人私事、有形的个人领域等第三种形态，它主要针对个人事物，木的是为了维护公民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方式和相应的救济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侵害名誉权一般是通过公开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假事实的方式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在主观上导致受害人精神不安，客观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定侵害隐私权名誉坚持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从而获得救济。但认定侵害隐私权则不能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应当坚持主观标准，重点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个人的心灵安宁是否受到破坏。即使获取他人隐私没有公开，但足以导致受害人心灵不安，即构成侵权。

由此，就如何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要求，在此，我郑重地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注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关心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3]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2]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力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第29页。

[3]曾庆洪、邹兵《隐私权及其探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

[4]冯菊萍《隐私权探讨》法学1998年11月。

[5]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7]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8]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

隐私权法范文篇3

关键词：公民隐私权形成特征保护立法保护

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扰，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一并受到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本文旨在通过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分析，来阐释个人观点。

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涵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

（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

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民法草案对隐私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规定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信秘密，收集、存储、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草案还在侵犯责任一编中规定，侵害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赔偿。民法专家表示，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获得通过后，将对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民隐私权方面前进了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接手，民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外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势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目前状况，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信息机制，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证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公民、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具体来说，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等信用档案。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纪律等信用档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等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检查、复制征信机构设计自身和他人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通过建立信用信息机制，把信用不良者列入“黑名单”，把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列入“红名单”，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人尊严。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私人生活，是一个人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一部分，也是一旦与别人“分享”就失去价值的人生宝贵财富。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生命中最珍视的财富、伤害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独特性和被别人尊重的条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他虽与公共利益无涉、却也不愿为人所知的生活，人类社会是由不完美的个体组成的，但却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缺陷公示出来，满足其他人的偷窥欲，这与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弛的。不仅如此，散布一个人的隐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中。当日记、私生活都可以被当作罪证来指控某一个人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很危险了。越是现代社会，人要想保持有质量的自由生活，就越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对公民的隐私形成习俗性的保护。在美国，即使是公开询问一个人的宗教观点，也会被视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个领域是人类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从立法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隐私权责任。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直接确认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最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

2．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指立法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我国采取这种间接保护方法。间接保护方式不仅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损害没有可比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救济。如泄露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二）从保护的法律部门考察，可以分为民法保护方法和刑法保护方法

1．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讲，除去侵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行为方式，对一般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均可适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利益的赔偿。

2．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救济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应该是隐私权保护的最高境界。但目前也不能说侵犯隐私权就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原理，只要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要件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就从普遍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刑事责任。

（三）我国采取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做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上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了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其中包括诽谤或者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的内容。国家通过对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姓名、地址等有关情况公布和传播。”我国银行为储户保密，律师有责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密，医生、公证人、会计师、新闻工作者对其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他人隐私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程序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法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明显的司法保护。

此外，笔者就其他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再加以补充。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残疾人的隐私权以及消费者的隐私权[3]，都作了明确的特别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的一些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几乎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民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主要在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范围内，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评判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受立法上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大部分都被披露、传播、宣扬等公开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视为侵犯权，而把单位的非法窃取、探查、搜查等获得他人隐私权但未公开的行为排斥在外。这种立法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并未正确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根据权利的性质和标准不同，可将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类，其中人身权即人格权与身份权的统称，人格权可以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以一般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它在构成上体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即尊重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它是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所以，《民法通则》理应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使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得以追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法官既不依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也不依其补充功能直接按侵犯一般人格权做出判决，而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类推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使名誉权具有了一般人格权的属性，显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第二，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

众所周知，隐私不仅仅指名阴私，凡是设计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不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属于隐私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解释中虽然使用了“隐私”这一用语，世界上道理界仍局限于“阴私”的范畴，宣扬他人阴私当然会使他人名誉受损，于是很自然地得出宣扬“隐私”的行为就是侵害名誉权的结论。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导致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第三，混淆了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判断标准。

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客体与名誉，即对特定主体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与财产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损害名誉必然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隐私权的客体即个人隐私，包括无形的个人信息、动态的个人私事、有形的个人领域等第三种形态，它主要针对个人事物，木的是为了维护公民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方式和相应的救济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侵害名誉权一般是通过公开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假事实的方式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在主观上导致受害人精神不安，客观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定侵害隐私权名誉坚持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从而获得救济。但认定侵害隐私权则不能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应当坚持主观标准，重点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个人的心灵安宁是否受到破坏。即使获取他人隐私没有公开，但足以导致受害人心灵不安，即构成侵权。

由此，就如何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要求，在此，我郑重地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注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关心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3]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2]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力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第29页。

[3]曾庆洪、邹兵《隐私权及其探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

[4]冯菊萍《隐私权探讨》法学1998年11月。

[5]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7]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8]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

隐私权法范文篇4

内容提要:香港“艳照门”事件涉及到明星的隐私保护、商业化利用、信息自由等问题。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明星们对其隐私的商业化开发和利用，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标准；而问责互联网上大规模的窥私行为，执法成本过高，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法经济学的观点有助于社会财富增长，但应兼顾隐私权的特殊性，在人格尊严和经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2008年香港明星“艳照门”事件招谤惹讼，沸沸扬扬，又一次把隐私权话题推上前台。“艳照门”事件中，撇开道德和意识形态色彩，如何看待明星等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和商业化利用问题，如何规制互联网上发生的大规模窥私行为，如何协调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对“隐私”和“窥私”这种社会现象，法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

一、隐私有价？

法律经济分析（economicanalysisoflaw），亦称法律经济学（lawandeconomics），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2]作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法学界出现的理论思潮，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法学界影响最大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方法采用“理性人”假设、效率最大化原则、交易费用、社会成本、博弈理论等范畴作为分析工具，考察法律规范和法律问题，在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刑法、公司法、反托拉斯法等法律领域发挥了重要影响。因将经济分析方法推广到人类其他行为领域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虽然我知道。其他非经济变量及其他领域的经济分析手段对于发现理解人类行为也有重大建树，但是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的方法。”[3]传统法律观念一般不计法律执行的成本和后果，旨在为了维护抽象的正义，例如，民法的“契约必须严守”原则，不考虑当事人双方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资源配置的经济合理性。但经济分析的方法对此提出挑战。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对传统隐私权理论批判道，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往往充斥着伪善、口号、情绪和松散的思维，[4]因此需要运用经济分析这柄“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予以简化和精确化。

作为个人隐私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经济学将作为隐私的秘密信息作为一项产权的标的。隐私的作用在于，社会交往会出现蒙人（misrepresentation）造成的一些利用被利用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隐瞒自己的收入、前途、观点以及其他，为的是操纵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5]“隐私”（privacy）与“窥私”（prying）可以被视为两个经济产品，就像经济学上通常对萝卜和啤酒的看法一样，我们可以将“隐私”和“窥私”视为纯粹的消费品。并且将两者作为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s），而非终极价值（ultimatevalues），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手段，“隐私”负担效用最大化的使命。[6]

据此，信息应当配置给那些为该信息投入成本而获取更高价值的人，其信息秘密应当受到隐私权的合理保护。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明星们对其信息隐私享有产权，因为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明星对其隐私的商业化开发和利用，制造出层出不穷的“绯闻”、“丑闻”、“秘闻”，借以提升人气，抬高身价，无可厚非。这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标准，满足了公众的“窥私”需求，为社会增加了福利，而没有真正的受损者。事实上，正是明星们造就了以窥私为业的“狗仔队”，而非“狗仔队”制造了明星。难怪“艳照门”爆发之初，“审美疲劳”的公众普遍认为只不过是又一次炒作而已。关于隐匿信息可能导致虚伪、欺诈和控制他人，[7]笔者认为，这属于行为人的动机，而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一般不考虑当事人的动机差异，因为动机属于隐藏在人类行为深处的内心活动，其类型千差万别，无法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事实上，行为人既有可能抱有欺骗、伪装等不良动机，也有可能基于捍卫人类尊严的高尚动机，这不是在确定法律保护时应当考虑的因素。虽然生活中不乏利用对信息的隐瞒操控人际关系的现象，但也应当注意，第三人的窥私行为反过来也可能导致对隐私占有者的控制和操纵，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隐私的保护与否，对信息的控制就意味着在人际交往中占据优势地位，该优势地位赋予保密者还是窥私者，并没有本质不同。

二、窥私无罪？

当“艳照门”演化为恶性侵权乃至犯罪事件时，当众明星发现日益滋长的公众窥私欲突然变成了吞噬一切的洪水猛兽时，“艳照门”这扇“门”就打开容易关上难了。对于网上艳照流传、公众窥私的集体违法现象，主张道德抵制者有之，主张清洁网络者有之。根据1997年公安部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33号令）第五条第六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淫秽信息。吉林省公安厅曾援引该条提示网民，遭受一片质疑和谩骂。笔者认为，该条款在社会效果上未免有法不责众之嫌，在法理逻辑上，也不无问题，因为在浏览之前，不可能准确判断该信息是否淫秽，而浏览之后，即便当时警觉也已构成违法。浏览即违法，实则不教而诛，值得商榷。

就法经济学而言，一般认为，信息流通是社会知识和财富增加的必要条件之一，丰裕繁荣的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信息自由流动之上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对自己有利并可能对社会也由利的决策，而以牺牲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累积为代价过度的保护隐私，将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和遏制社会知识创新的不良后果。[8]信息作为一种产权，在可以自由流动时可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配置给谁？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应当考虑两个因素：（1）信息的本质和来源；（2）交易成本。[9]例如一家杂志未经订户同意而将订户名单出卖给另一家杂志，法律是否应当允许？其认为，订户名单对于购买者的价值，一般高于订户为推脱可能是不合己意的购买请求所花费的成本，因此应当将信息中的财产性权利分配给杂志，而法律正是这样做的。[10]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公安部33号令问责于无数的艳照浏览者，通过正式的制度保护隐私，未免执法成本过高，并且确认侵权和侵权范围的难度太大。事实上，一个过度干净的互联网，是以阻碍信息自由流动为代价的，这势必导致互联网趋于萎缩乃至死亡。

三、法经济学的反思

隐私权的经济分析揭示了隐私权对于社会信息和财富增长的意义，划分了合理保护的范围，并且警告立法者避免过度保护而导致人们获取信息、利用信息能力的降低。但经济分析学派从纯粹功利角度对隐私权的做法，受到了隐私权支持者的强烈反对和批驳。笔者认为，经济分析方法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处。

首先，隐私权经济分析的反对者批评了法经济学的四个理论假设，即：（1）经济学的“有限资源”前提，在隐私权领域不适用，因为基于独立人格和个性而具有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就不是那种“相对于人类欲望而言是有限”的资源。（2）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假设有争议，“用一个市场中成本与需求之间的直接关系，来类推证明制裁的严厉性与威慑效果之间的直接关系是牵强附会的”。（3）外部成本和收益概念的不确定性无法为经济分析提供坚实基础，而只是表达了学者市场模型之外的立场。（4）经济分析的局限性被忽视，其适用范围被无限夸大。事实上，经济分析方法对其分析对象隐私权的界定仅限于私人信息，而对于秘密信息的权利只是隐私权的一部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完全无视了美国最高法院在格里斯伍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罗伊诉韦德案对隐私权的发展，避开讨论了

隐私是抵制政治迫害的防护器”的问题。[11]

其次，将隐私权等同于财产权，忽视了其人格性的要素。这也决定了经济分析的方法不能区分自然人的隐私权和法人的无形财产权，不适当地将隐私权的主体扩大至法人等社会组织。其根源在于，将隐私权单纯地作为一种工具性价值，拒绝讨论终极意义上的隐私权问题。隐私权的功能不限于对获取信息、发现知识的鼓励等功利性目的，还具有保障个性人格发展、维护正常人际关系、醇化道德风尚等工具性价值。价值的判断具有主观性，单纯的从经济角度定义隐私并不完善，不能以苍白的、抽象的“理性人”标准代替个性人的多元价值选择。例如西迪斯诉F-R出版公司案（Sidisv.F-RPublishingCorp.）[12]，受害人认为有价值的是其隐逸生活的安宁状态，虽然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但满足了受害者个人的主观需要。实际上，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的隐私也应受到保护。如同性恋问题，属于个人性取向的选择，完全归于个人隐私范畴，该事务不具有任何现实或潜在的经济价值，对其施加干预的侵害行为也不会给第三人或社会带来利益。但法律不能据此拒绝保护该种隐私，任由他人侵犯。总之，效率不是社会的终极价值，个人的私生活自由和人格尊严才是隐私权的终极追求。

最后，从经济分析角度出发完全可以获得相反的结论。信息不对称永远存在，信息和知识的分布不是集中的，而是星罗棋布的分散在人群之中，这也是自由和创新的保证。根据市场的模式，如果法律确认个人对其隐私享有独占的产权，则披露隐私、获得信息意味着对该权利的让渡，则可能通过自由交易的市场化方法保护个人隐私。私人信息的自愿交换过程，会确保“用整个消费者群体支付花费的意愿衡量出来的人们满意度，是最大化的”。而波斯纳在此没有彻底贯彻其市场理论，而是主张人们“不应当有权隐匿有关其自身的重要事实”。[13]赋予隐私以产权不会降低信息流转和自由竞争的程度，因为只有赋予其产权才能更有效的保护隐私，鼓励信息的获取、积累和流通。只不过是该隐私因市场化所带来的价值归属于信息所有者，而非第三人。既然对隐私权人予以保护也不妨害信息市场化流通机制的建构，那么武断地将该利益配置给第三人，而使隐私占有人承担损害，通过降低隐私权的保护程度促进信息流动，其正当性和公正性缺乏有力的支撑。

综上所述，虽然隐私炒作未尝不可，但明星“艳照”涉及阴私，属于纯粹的私生活领域，其隐私权应当受到必要的尊重和保护。这种底线的尊严是人的终极价值所在，而社会效率只是工具性价值，所以，网民浏览、保存艳照可能不被追究，但散布、传播、销售艳照的行为，尤其是始作俑者“奇拿”无疑应被判定违法。特别在互联网络的环境下，“艳照门”这种侵害是不可逆的，甚至是不可控的。之所以不可逆，是因为一旦个人隐私被公开，便永远不能恢复原状，消除公众知晓的事实；之所以不可控，是因为互联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和匿名性，使窥私行为得以迅速“大众化”、“普遍化”。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的制裁和损害赔偿救济功能有限，保护隐私权更为有效的手段是事前的预防性救济，即消除危险的人格权请求权（香港地区有英美法上的禁令），以防止侵权行为蔓延为大规模的窥私事件，从而在人格尊严保障和信息自由流动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注释:

[1]本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社会中的隐私权保护”（07CFX040）阶段性研究成果。

[2][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中文版译者序言，第3—4页。

[3][美]加里S•贝克尔著，王业宇、陈琪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页。

[4]RichardG.Turkington&AnitaL.Allen,PrivacyLaw:CasesandMaterials,2nded,St.Paul:WestGroup,2002,p317.

[5][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苏力译：《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41页。

[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常鹏翱译：《论隐私权》，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1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47页。

[7]例如“艳照门”事件中，被艳照激怒的“粉丝”指责阿娇等偶像“虚伪”、“扮清纯”，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其实，“玉女”只是明星的职业形象，是演艺公司的市场化包装，并非其人格评价。

[8]例如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败问题。该问题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Akerlof）在分析“柠檬”市场的基础上提出。“柠檬”意指二手车市场上质量差的车。最初的二手车市场上也会有质量好的车，但二手车的质量信息只有卖车人知道，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买车人信息短缺，想防止上当，只愿意支付一般价格，即便遇到好车也不愿出高价；卖方若有好车，也不愿低价出售。结果是好车被淘汰出局，而坏车充斥市场，成为“柠檬”市场。人们在“柠檬”市场上无法买到好车，也就没有积极性再进入市场，“柠檬”市场因此失败。

[9][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常鹏翱译：《论隐私权》，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1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50页。

[10]Schibleyv.TimesInc.,45OhioApp.2d69,341N.E.2d337(1975).

[11][美]爱德华•J•布鲁斯通著，常鹏翱译：《隐私无价》，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1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84—389页、第391页。

隐私权法范文篇5

关键词：公民隐私权形成特征保护立法保护

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扰，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一并受到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本文旨在通过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分析，来阐释个人观点。

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涵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

（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

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民法草案对隐私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规定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信秘密，收集、存储、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草案还在侵犯责任一编中规定，侵害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赔偿。民法专家表示，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获得通过后，将对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民隐私权方面前进了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接手，民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外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势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目前状况，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信息机制，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证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公民、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具体来说，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等信用档案。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纪律等信用档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等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检查、复制征信机构设计自身和他人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通过建立信用信息机制，把信用不良者列入“黑名单”，把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列入“红名单”，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人尊严。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私人生活，是一个人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一部分，也是一旦与别人“分享”就失去价值的人生宝贵财富。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生命中最珍视的财富、伤害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独特性和被别人尊重的条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他虽与公共利益无涉、却也不愿为人所知的生活，人类社会是由不完美的个体组成的，但却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缺陷公示出来，满足其他人的偷窥欲，这与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弛的。不仅如此，散布一个人的隐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中。当日记、私生活都可以被当作罪证来指控某一个人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很危险了。越是现代社会，人要想保持有质量的自由生活，就越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对公民的隐私形成习俗性的保护。在美国，即使是公开询问一个人的宗教观点，也会被视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个领域是人类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从立法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隐私权责任。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直接确认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最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

2．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指立法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我国采取这种间接保护方法。间接保护方式不仅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损害没有可比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救济。如泄露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二）从保护的法律部门考察，可以分为民法保护方法和刑法保护方法

1．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讲，除去侵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行为方式，对一般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均可适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利益的赔偿。

2．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救济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应该是隐私权保护的最高境界。但目前也不能说侵犯隐私权就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原理，只要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要件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就从普遍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刑事责任。

（三）我国采取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做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上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了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其中包括诽谤或者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的内容。国家通过对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姓名、地址等有关情况公布和传播。”我国银行为储户保密，律师有责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密，医生、公证人、会计师、新闻工作者对其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他人隐私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程序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法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明显的司法保护。

此外，笔者就其他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再加以补充。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残疾人的隐私权以及消费者的隐私权[3]，都作了明确的特别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的一些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几乎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民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主要在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范围内，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评判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受立法上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大部分都被披露、传播、宣扬等公开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视为侵犯权，而把单位的非法窃取、探查、搜查等获得他人隐私权但未公开的行为排斥在外。这种立法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并未正确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根据权利的性质和标准不同，可将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类，其中人身权即人格权与身份权的统称，人格权可以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以一般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它在构成上体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即尊重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它是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所以，《民法通则》理应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使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得以追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法官既不依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也不依其补充功能直接按侵犯一般人格权做出判决，而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类推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使名誉权具有了一般人格权的属性，显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第二，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

众所周知，隐私不仅仅指名阴私，凡是设计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不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属于隐私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解释中虽然使用了“隐私”这一用语，世界上道理界仍局限于“阴私”的范畴，宣扬他人阴私当然会使他人名誉受损，于是很自然地得出宣扬“隐私”的行为就是侵害名誉权的结论。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导致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第三，混淆了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判断标准。

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客体与名誉，即对特定主体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与财产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损害名誉必然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隐私权的客体即个人隐私，包括无形的个人信息、动态的个人私事、有形的个人领域等第三种形态，它主要针对个人事物，木的是为了维护公民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方式和相应的救济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侵害名誉权一般是通过公开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假事实的方式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在主观上导致受害人精神不安，客观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定侵害隐私权名誉坚持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从而获得救济。但认定侵害隐私权则不能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应当坚持主观标准，重点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个人的心灵安宁是否受到破坏。即使获取他人隐私没有公开，但足以导致受害人心灵不安，即构成侵权。

由此，就如何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要求，在此，我郑重地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注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关心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3]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2]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力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第29页。

[3]曾庆洪、邹兵《隐私权及其探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

[4]冯菊萍《隐私权探讨》法学1998年11月。

[5]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7]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8]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

隐私权法范文篇6

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涵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

（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

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

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

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民法草案对隐私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规定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信秘密，收集、存储、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草案还在侵犯责任一编中规定，侵害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赔偿。民法专家表示，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获得通过后，将对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民隐私权方面前进了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接手，民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外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势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目前状况，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信息机制，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证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公民、法人的信用资料，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具体来说，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等信用档案。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纪律等信用档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等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检查、复制征信机构设计自身和他人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通过建立信用信息机制，把信用不良者列入“黑名单”，把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列入“红名单”，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人尊严。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私人生活，是一个人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一部分，也是一旦与别人“分享”就失去价值的人生宝贵财富。侵犯一个人的隐私权，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生命中最珍视的财富、伤害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独特性和被别人尊重的条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他虽与公共利益无涉、却也不愿为人所知的生活，人类社会是由不完美的个体组成的，但却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缺陷公示出来，满足其他人的偷窥欲，这与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弛的。不仅如此，散布一个人的隐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中。当日记、私生活都可以被当作罪证来指控某一个人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很危险了。越是现代社会，人要想保持有质量的自由生活，就越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对公民的隐私形成习俗性的保护。在美国，即使是公开询问一个人的宗教观点，也会被视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个领域是人类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从立法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隐私权责任。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直接确认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最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

2．间接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指立法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我国采取这种间接保护方法。间接保护方式不仅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损害没有可比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救济。如泄露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二）从保护的法律部门考察，可以分为民法保护方法和刑法保护方法

1．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讲，除去侵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行为方式，对一般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均可适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利益的赔偿。

2．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方法：是指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救济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隐私权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应该是隐私权保护的最高境界。但目前也不能说侵犯隐私权就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原理，只要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要件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就从普遍的民事侵权行为转化为刑事责任。（三）我国采取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做出明确直接的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上规定，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在所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民法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行政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关于新闻、出版、广告、宣传、广播、电视、电影、医疗卫生、档案管理、邮电、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中都有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了任何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其中包括诽谤或者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的内容。国家通过对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不得将病人和感染者姓名、地址等有关情况公布和传播。”我国银行为储户保密，律师有责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密，医生、公证人、会计师、新闻工作者对其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他人隐私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程序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法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明显的司法保护。

此外，笔者就其他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再加以补充。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残疾人的隐私权以及消费者的隐私权[3]，都作了明确的特别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的一些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几乎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民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主要在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范围内，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作为评判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受立法上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大部分都被披露、传播、宣扬等公开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视为侵犯权，而把单位的非法窃取、探查、搜查等获得他人隐私权但未公开的行为排斥在外。这种立法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并未正确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根据权利的性质和标准不同，可将民事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类，其中人身权即人格权与身份权的统称，人格权可以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以一般人格利益为客体的，它在构成上体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即尊重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它是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所以，《民法通则》理应对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使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得以追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法官既不依一般人格权的创造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也不依其补充功能直接按侵犯一般人格权做出判决，而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类推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使名誉权具有了一般人格权的属性，显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第二，缩小了隐私权的界限。

众所周知，隐私不仅仅指名阴私，凡是设计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不害于社会利益，不违反法律的一切信息，都属于隐私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解释中虽然使用了“隐私”这一用语，世界上道理界仍局限于“阴私”的范畴，宣扬他人阴私当然会使他人名誉受损，于是很自然地得出宣扬“隐私”的行为就是侵害名誉权的结论。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导致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第三，混淆了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判断标准。

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客体与名誉，即对特定主体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与财产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损害名誉必然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隐私权的客体即个人隐私，包括无形的个人信息、动态的个人私事、有形的个人领域等第三种形态，它主要针对个人事物，木的是为了维护公民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方式和相应的救济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侵害名誉权一般是通过公开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假事实的方式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在主观上导致受害人精神不安，客观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定侵害隐私权名誉坚持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从而获得救济。但认定侵害隐私权则不能以是否“公开”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应当坚持主观标准，重点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个人的心灵安宁是否受到破坏。即使获取他人隐私没有公开，但足以导致受害人心灵不安，即构成侵权。

由此，就如何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要求，在此，我郑重地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注公民隐私权这一课题，关心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3]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2]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力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第29页。

[3]曾庆洪、邹兵《隐私权及其探究》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年。

[4]冯菊萍《隐私权探讨》法学1998年11月。

[5]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张俊洁《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7]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8]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

隐私权法范文篇7

关键词:新媒体;网络隐私权;网络侵权;法律救济;权利保护;行业自律

1网络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是基于人类对自身尊严、权利、价值的认识和民权运动的兴起而产生并取得宪法的立法保护,其内容真实而隐秘,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私人信息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及个人隐私利用权等.伴随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这一权利客体内容不断扩展,延伸到网络领域并增加新的实体内容,便产生网络隐私权.网络隐私权(Networkprivacyright)是指公民(自然人)在网上享有的个人私事不受公开宣扬、私人生活保持安宁、与网络活动有关的个人信息(资料)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搜集、知悉、复制、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也指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与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含事实、图像以及诽谤意见等.新媒体环境下对网络隐私权保护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个人数据信息、私人生活秩序、个人私事、私人领域等,但如果国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对网络进行监控而触及网络使用者的隐私,则不在此列依法可免责.

2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表现方式

在网络空间侵犯他人隐私权是指未经他人许可,擅自通过网站主页非法获取、收集他人私人信息资料,并在网上将特定他人的私人信息擅自宣扬、公之于众,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行为.在当前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行为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1)网站对个人信息的肆意侵害,如未经授权与第三方共享用户敏感个人信息以谋取经济利益;(2)网络的兴起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带来专门的网络窥探业务的大发展,非法监测、收集访客信息以实现商业目的;(3)设备供应商在销售的产品中植入跟踪工具,通过“后门程序”收集消费者数据隐私;(4)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跟踪程序对未加密电子邮件进行技术监看,发送海量网络广告或者垃圾邮件;(5)电子商务过程中,对个人数据收集、二次开发利用、数据交易等环节进行加工整理以得到有商业价值的信息;(6)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一些雇主通过“网络神探”等软件监视、拦截、记录雇员“不务正业”的证据;(7)一些国家政府通过安装如“食肉者”邮件窃读系统,对发自或送至目标嫌犯的所有邮件不加区分的进行截取、破译;(8)电脑黑客非授权登录、攻击、截取、收集、储存、传播网络用户个人信息,甚至冒用他人身份进行破坏活动.

3国外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现象层出不穷,其中既有网络本身虚拟的特性和商家追逐利益的本性使然,也有网民在个人隐私权保护方面意识淡薄以及相关技术保护措施滞后等原因,针对此类状况,各国特别是美欧日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在网络隐私权保护方面都加强了立法.(1)美国.美国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制定专门法律法规进行立法保护,如隐私权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等;基于鼓励和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在放任自由竞争采取宽松政策的基础上更推崇行业自律并作为首选措施,如行业指引倡导、网络隐私认证计划、技术保护模式(个人隐私偏好平台)、安全港模式(身份保护器)等.(2)欧盟.欧盟作为电子商务发达地区,在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方面独树一帜最具代表性,构建了一整套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司法救济措施,如保护隐私及跨国交流个人资料准则、欧盟隐私保护指令,1997年欧盟发表了著名的欧洲电子商务行动方案,目标就是保护消费者隐私权.(3)日本.成立“私生活保护研究会”,制定个人数据信息处理中隐私保护对策,此项法规要求对个人信息资料数据做到限制利用、限制收集、个人参与、责任明确、正确管理等基本原则,采取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

4我国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领域起步虽晚但发展迅猛后来居上,相比于西方主要大国立法众多且法制完备,我国在保护网络隐私权方面法律基础和社会环境都相当薄弱,立法严重滞后,至今尚没有具体而直接的相应法律条款进行规定,仅在一些相关法律中有所涉及,如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另外,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和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也仅仅是针对网络安全而非网络隐私权来制定的.

5现阶段我给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对策建议

“任何对互联网的规制不应阻碍其发展”,在电子商务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大环境下,在网络隐私权立法方面,既考虑国情,也关注国际趋势和动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网络隐私权立法方式和原则.对此从以下两方面入手:(1)明确主体,界定范围,慎重救济,提高意识.在网络环境下,侵权主体多元且隐蔽,个人、组织、政府都有可能成为侵权主体,故需要明确界定侵权行为主体的范围;在保护对象上,传统隐私权包含个人数据、个人私事、个人领域,而网络隐私权在每一个方面都有所拓展和扩大,有更广泛的内容,不容窥探、侵入;网络环境下隐私侵权救济程序宽泛,无法再实践中操作,案件维权和救济难度增大,需严格界定慎重适用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及其他必要救济措施;(2)借鉴国外经验,构建网络隐私权规范保护体系.在网络隐私权保护方面,美国的政府引导、行业自律,欧盟的立法措施、司法救济等,各有优势及不足,借鉴好的方法和措施非常有必要,但考虑到公民素质及法制观念等因素,在我国完全依靠行业自律来控制和调节个人、企业、组织等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暂时还行不通.应采取立法为主、自律为辅的保护模式,在进行立法时遵循基本原则,包括:收集限制原则、内容正确原则、明确化原则、限制披露原则、安全保护原则、公开原则、个人参与原则、责任原则、使用限制原则、个人取用原则等规定,对儿童隐私要特别保护,赋予家长“守护者”角色,规定侵权救济和法律责任.

6结束语

网络信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甚至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保障私人生活安宁不受干扰、个人私事不受非法传播、网络私人空间不被侵犯、个人信息资料不被窃取,是社会与时俱进的体现,是法律的使命与责任.加大力度进行网络隐私权立法,加强行业自律与他律,公众提高隐私保护意识,改进技术手段保护网络隐私,建设安全、高效、文明的网络新时代,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作者:曾璋勇 杜斌 单位: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武汉大学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赵水忠．谁偷窥了你的网络隐私[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隐私权法范文篇8

关键词: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法律保护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网络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人们的个人隐私带来了安全隐患，同时也为人们隐私权的保护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人们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使得人们在享受上网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能有效避免个人隐私的侵害，从而为广大网民的安全上网提供重要的保障。本文先从隐私权的特点入手，分析网络环境中隐私权的侵害形式和手段，进而提出合理的保护措施，优化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实现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一、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特点

隐私权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权和私人隐私利用权以及私人信息保密权等等权利。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包括同意权告知权、保密权、确定权、删除权以及求偿权，相对于传统隐私权而言，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具有很大差异性，其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网络空个人隐私权具有客体特殊性。在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个人信息以及个人生活的中，个人资料的保护是网络空间中个人享有隐私权的集中体现，在网络空间个人隐私中更加倾向于“数据保护”的隐私保护路径，进而重视对网民个人信息的隐私保护，这也是在网络空间中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二，保护环境的转变。网络空间个人隐私中，个人信息保护和个人生活保护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进行的，这样的个人隐私保护同时也具备网络所带来的特殊性。第三，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侵权行为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点。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的特点扩大了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范围，例如通过客户登陆信息来收集客户个人资料以及黑客侵入个人电脑空间等侵犯行为。

二、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一)选择适合国情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

在进行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保护的过程中，要根据我国法律和网络空间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这样可以保证对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有效性。因此，在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中，要选择综合性的保护模式，也就是在提高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立法保护力度的基础上，还要在互联网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等方面保护网民的隐私权，避免发生抑制网络电子产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为广大网民安全上网提供重要的保障。同时，还可以从网络电子产业入手，网络电子行业可以自行组织制定保护个人隐私权的相关标准，以此来辅助法律保护，促进网络电子行业的自律性。

(二)完善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立法

在完善我国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中，要积极吸收先进国家关于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立法经验与措施，关注国际上对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立法趋势以及立法动态，有利于我国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完善和发展，使其满足国际标准的要求。首先，要明确网络空间中个人隐私权的人格地位以及相关概念和含义，并选择列举和概括并列的形式。其次，优化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保护法，并于传统个人隐私权区别开，重视对用户个人资料的保护。最后，在刑法中完善侵害隐私权罪，以加强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另外，还要进一步优化诉讼法。例如，“艾滋女”事件是典型的互联网上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案例，针对案件中侵权人就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护事件主人公“闫德利”的个人隐私，要不断完善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法律和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将法律保护和行业自律性进行有效结合，进而保护经营者与广大网民用户的基本利益，在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基础上促进网络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于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现阶段网络环境下，对于人们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使得人们在享受上网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能有效避免个人隐私的侵害，从而为广大网民的安全上网提供重要的保障。

作者:田丰 单位:中共贵阳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王全弟，赵丽梅．论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法学论坛，2012，02:71－78．

隐私权法范文篇9

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采取公力救济或私力救济的办法来保护权利。概括的说，即权利人采用民事救济的方法，防止或减少权利受到侵害，或使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得到恢复。由于我国长期重视公力救济，即公权干预，导致私力救济的发展受限，没有形成体系化，当事人大都通过公力救济方式来保护，即国家公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制定的法律日趋完善，但尚未形成价值取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对隐私权的保护，只是参照人格权中对名誉权的保护模式进行。笔者根据我国隐私权保护制度的现状，参照国外隐私权的立法成果，就隐私权保护的范围、措施、方法，谈一些尚不成熟的意见。

关键词:隐私权立法保护改革与发展

一、隐私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含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科研成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有：（1）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可以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或非法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9）不得非法向社会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强奸等，不得进行搜集或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他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可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上述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与私人生活有关，与安宁有关，与形象有关，与姓名有关。

隐私权具有以下特征：（1）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隐私权是自然人个人的私的权利，并不包括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企业法人享有的商业秘密不具有隐私权所特有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本质属性；（2）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3）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隐私权的保护并非毫无限制。应当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依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

目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通说，隐私权具有以下四项权利：（1）隐私隐瞒权。隐私隐瞒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进行隐瞒，不为人所知的权利；（2）隐私利用权。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不仅享有消极的隐瞒权，还享有积极的利用权。隐私利用权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3）隐私维护权。隐私维护权是指隐私权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的维护其不可侵犯性，在受到非法侵害时可以公力与私力救济，来维护隐私的不可侵犯性；（4）隐私支配权。隐私支配权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权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准许他人利用自己隐私的实质，是对自己享有的隐私利用权所作的转让行为，未经权利人承诺而利用者，为严重侵权行为。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具有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是1890年由美国法学家在《哈佛法律评论》中首次提到的，从而使得隐私权明确成为法律性问题。随后美国就隐私权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法院出现隐私权的判例。1940年sidis诉F.R出版公司案等，法官对隐私权认可，被美国法学理论界称为法学影响法院审判的一个杰出案例。后来出现了专门的联邦隐私法，各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法规。六十年代后，著名的法学家威廉普罗塞在他的《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中把隐私权分为四部分，即与私人生活有关的、与安宁生活有关的、与形象有关的、与姓名有关的。英国对隐私权的研究不发达，隐私立法很零碎。英国现阶段正在为隐私权的保护系统化和专门化进行工作。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德国的大多数法学家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部分对“私权”的列举是详尽的，名誉权和个人秘密权将得到法律条款的保护。法学家和法官拒绝这些特殊的“人身权利”作为应受民法典第823条保护的绝对权利。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联邦法院于1954年通过“公民的一般人格权，保护隐私和名誉”的司法解释。法国为加强隐私权保护，于1970年7月11日在第70—643号法律中，增补了《民法典》第9条，规定了隐私权保护，即“任何人有权使其个人生活不受侵犯”。1978年通过保护个人数据的法律，类似情形还有瑞士等国。我国近邻日本，其民法没有隐私权的具体规定，但二战后修改民法典，确立“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等为民法解释的最高准则，个人尊严包括隐私权。1988年日本出台保护隐私权的相关规定。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95年作出相关立法，对隐私权加以保护。

二、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一）隐私权保护的方式

随着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国家对隐私权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直接保护。法律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但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以以侵犯隐私或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律，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二是间接保护。法律不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当公民个人的隐私受到侵害时，受害人不能以侵犯隐私或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院，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而只能将这种损害附从于其它诉因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三是概括保护。在民法或相关法律及判例中笼统地规定保护人格权或人格尊严，不列举具体内容，在实践中仍然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并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对隐私保护作出零星的规定。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实际上是间接保护方法，和日本对隐私权保护的方法基本一致，但保护的程度和力度不同，没有该国的法律制度完善。

（二）隐私权保护的不足与现状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1988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一词初见于成文法律，但这只是间接保护，并非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法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只是此种进步仍不足以弥补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从我国目前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来看，主要有宪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民法，隐私权作为一种民事私权，应当由其基本法民法来保护。由于我国民事研究起步晚，对人格权研究较为薄弱，其人格权中的隐私权历来与阴私相混淆，同时又受到中国特有的文化影响，其保护的程度和保护的方法没有受到立法者的重视，在我国私法领域中的成文法律中，没有一部法律有明确的隐私权保护内容，仅仅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隐私权问题时，司法解释予以规定，以名誉权的名义来保护隐私权。因而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不足显现的。又由于隐私权未形成独立人格权，公众对隐私权的内容以及是否侵犯隐私权问题产生模糊认识，隐私权被侵害在我国相当突出。不仅公民、企业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而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具体侵害行为有：（1）侵入侵扰。私自侵入他人住宅、搜查他人住宅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的，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延安毗虼村村民张某和妻子在居住的诊所看黄碟事件。（2）监听监视。私自对他人的行踪及住宅、居所等进行监听、监视，安装窃听装置或者摄像设备等，属于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引起媒体关注的有厦门合资企业东龙陶瓷有限公司在厕所内装摄像头、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港资利祥表厂在男厕所安装探头等。又如四川省泸州市中院审理的妻子雇人偷拍丈夫婚外情行为，误将其他家人洗澡的镜头拍入。（3）窥视。故意窥视他人居住，利用望远镜或者其他设备偷看他人的私生活，或者私自拍摄他人室内私人生活的照片或者录像片等，应当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在城市，一般均为楼房居住，两楼之间间距较小，常有人利用望远镜窥视他人室内活动，特别是窥视他人与性有关的活动。（4）刺探。故意调查刺探他人的通信或者其他私人文件的内容，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性生活，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财产状况等隐私资料，应当被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5）搜查。在公共场所或者工作场所，非法搜查他人身体或者财物的行为，属于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上海市一名女大学生在某超市购物后出门时，被男保安拦住，认为该女学生有偷窃行为，强行搜身。（6）干扰。非法干扰他人夫妻两性生活，利用电话等方式骚扰他人，应当被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有一些人，以打电话骚扰他人为乐，经常在深夜打电话骚扰他人，他人生活安宁被打破。（7）披露、公开或宣扬。非法披露、公开或宣扬他人的隐私资料，如他人的个人数据、婚恋史、受害记录、疾病史、财产状况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其他属于受害人的隐私范围的一些资料、信息，都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披露、公开或宣扬，都是向第三人传播受害人的隐私资料或信息，其具体做法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是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如传真、网络）及其他足以使第三人知悉的方式进行。如湖南外贸学院以六名男女学生因先后两次在女生宿舍过夜，违反校纪为由，将同宿的男女学生开除。再如，孕妇到医院作人流手术。新疆石河子市某女青年到石河子医学院某附属医院做人流手术，当她脱下裤子正当要接受检查时，手术医师将门外20多名男女实习生招进来围观见习，女青年当即提出让实习生回避，但手术医师仍坚持让实习生围观，边手术边讲解。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公众的隐私权，造成受害人精神和人身痛苦，长时间不能恢复。

三、隐私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与思考

针对目前我国隐私权保护不足这一现象，我认为应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与成果，对我国隐私权保护加以立法，并明确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方法。下面谈一些尚不成熟的思路。

（一）应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现有立法，包括刑法、行政法均有隐私权的内容，但宪法和民法却未将隐私权规定为独立的人格权，使隐私权的保护受到消弱，如非法侵入住宅，刑法予以惩罚，但民事部分，特别是侵害隐私权造成的精神损害，刑事法律未予保护。就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而言，虽然规定了保护，但是刑法与民法的规定相互冲突，法院没有办法解决，受害人还是不能获得救济。作为私权的一项重要人格权，隐私权被侵害时不能获得救济，是对法律的践踏和对法律的不信任。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受害人就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应当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行为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先行一步，但是仍没有明确，只是对名誉权的解释范围进行扩大，把隐私权作为一项内容。甚感欣慰的是，正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研究中心提出的两个草案均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立法，并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内容、制裁措施作出具体规定，使得隐私权保护有法可依，隐私权的保护受到法律的尊重。

（二）规范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

许多国家对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均有规定，这是对隐私权是否被侵害的界定，更利于普通公民了解隐私权内容与范围，减少隐私权的侵害。同时，规定具体的保护内容与范围，对被侵害人采取较为完善的救济措施。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隐私权的内容在加大，侵害的行为类型在增多，在立法中可采取灵活的方法，在隐私权的法律条款中单列一项，即“其它导致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从而使隐私权的保护更具有拓展性。建议将目前的间接保护方式转换为直接保护，让隐私权的权能与其他人身权一样受到重视和尊重。

在确定隐私权范围和内容时，要注意对侵害程度的确定，应当明确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界定，也就是说隐私权的抗辩问题。如果隐私权人先行侵犯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相对方为维护其权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侵犯了隐私权人的隐私，根据自力救助的原理，相对方可因以免责或减轻责任。隐私权抗辩应具备以下条件：（1）隐私权人先行侵犯他人权益；（2）他人侵犯隐私权人隐私系以救济该他人已被侵犯的权益为目的；（3）该他人别无其他救济途径（这是自力求助扩张解释的本质要求）；（4）侵犯隐私不得超过维护该他人权益的必要限度。

根据以上条件，如果“捉奸”的偷拍人欲免责应符合以下条件，否则，就构成对对方隐私权的侵犯：（1）隐私权人确实先有婚外情行为；（2）偷拍人偷拍行为仅以获取配偶婚外情证据为目的，而且拍摄到的配偶与第“第三者”的不轨行为不得传播、公开；（3）偷拍人通过其他途径确实无法获得充分证据证明配偶的婚外情行为；（4）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在上海南汇区法院审理的一起人格权案件中，妻子正与丈夫进行离婚诉讼，期间，妻子携亲戚至丈夫租赁的房屋，拍摄到丈夫与“第三者”同睡一床的照片（妻子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应至此为止）。但妻子仍不罢休，与亲戚一起将“第三者”内裤剥去，再行拍照，这后面的行为显然超过了必要限度。妻子搜集丈夫不忠的证据行为未尝不可，但其后的侮辱行为侵害了“第三者”的人格权，其妻子及其亲戚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也应当确立一个责任原则，使当事人能够正当行使权利。

（三）规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

知情权是一项公权，指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包括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其中知情权包括对国家官员出生、家庭、履历、操守、业绩等个人信息的知悉。公众选举官员并授予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谋求公共利益，就有必要对他们的品行、才干、价值观等各方面有较深入的了解，官员亦有义务公开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社会知情权包括对涉及公众人物的各种信息和社会新闻事件的知悉。公众人物，他们已从社会公众那里获得了较常人更为优越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牺牲部分隐私权益，是对这种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交换。这里涉及的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的社会成员，如歌星、影星、科学家、文学家、国家官员等。公众人物隐私权包括阳光隐私权和有限隐私权。阳光隐私权是对公民产生有益或有害联系的个人隐私部分。有限隐私权是指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不形成对公民有益或有害联系的部分。阳光隐私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部分，是公众人物为得到回报而自愿放弃的部分，主要是为能够得到社会尊重，实现抱负，有成就感，获得物质待遇等。

但是公众人物以下方面的隐私应得到保护：（1）其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2）私生活不受监视；（3）通讯秘密与身由；（4）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5）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社会知情权还包括公众对社会新闻了解的权利，并引申出媒体出于正当目的对社会事务采访和报道的权利。因而就出现隐私与新闻报道的冲突，这一对冤家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我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参考文献:

[1]魏振赢著《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41页,2001年9月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第21页,1997年4月

[3]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年4月

[4]杨立新著《人格权保护》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年4月

[5]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年4月

[6]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利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中，第27页

[7]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

[8]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利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中，第29页

隐私权法范文篇10

一、计算机软件立法保护的沿革

（一）计算机软件的概念及特征

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可被自动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符号化语句序列。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同一程序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应视为同一作品。“文档”是指用自然语言或形式化语言所编写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

计算机软件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它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智慧成果。计算机软件的产生，凝聚了开发者的大量时间与精力，是人脑周密逻辑性的产物。其次，它具有极高的价值。一部好的计算机软件必然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它能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还能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再次，它具有易复制、易改编的特点，往往成为不法分子盗版和篡改利用的对象。

（二）计算机软件立法保护的沿革

1、计算机软件版权立法保护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由于计算机软件具有上述特点，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计算机软件的立法保护。1972年，菲律宾在其版权法中规定“计算机程序”是其保护对象，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的软件的国家。在美国，美国版权局于1964年就已开始接受程序的登记，国会于1974年设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同计算机有关的作品生成、复制、使用等问题，并于1976年和1980年两次修改版权法，明确了由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随后，匈牙利于1983年，澳大利亚及印度于1984年先后把计算机软件列为版权法的保护客体。由于软件版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通过订立国际条约实现软件版权的国际保护就显得十分必要。目前，尚没有关于计算机软件保护的专门性国际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曾于1978年公布了称为《保护计算机软件示范条款》的建议性文件，作为对各国保护立法的一种建议和参考，但在公布后的实践中，该师范条款并未发生多大影响。198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约》草案，要求参加条约的国家使之国内法律能达到一定的“最低要求”，以防止和制裁侵犯软件权利人权利的行为。但是各国专家普遍认为，缔结新条约的难度较大，且在目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都以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只要能将计算机软件纳入版权法的国际公约中，就能达到保护的目的。1994年4月15日，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各缔约方在马拉签署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协议》（TRIPS），其第10条规定“计算机程序，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实物代码，应根据《伯尔尼公约》（1971）作为文学作品来保护。”另一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20日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其第四条明确规定不论计算机程序表达方式或表达形式如何，均作为《伯尔尼公约》第2条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受到保护。这两个《协议》和《条约》为国际间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依据。

2、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的立法。

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直接把计算机软件纳入专利法的保护范围，因为一开始计算机软件被认作是一种思维步骤。根据各国的专利法，不能成为专利法的保护客体。但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当计算机软件同硬件设备结合为一个整体，软件运行对硬件设备带来影响时，不能因该整体中含有计算机软件而将该整体排除在专利法保护客体范围之外，计算机软件自然而然地应当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可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固在日本1976年公布的有关计算机程序发明审查标准第一部分、英国1977年公布的对计算机软件的审查方针，及美国1978年对计算机软件发明初步形成的FREEMAN两步分析法审查法则及它们的后续修改中普遍规定：单独的计算机软件是一种思维步骤，不能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和硬件设备或方法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软件，若它对硬件设备起到改进或控制的作用或对技术方法作改进，这类软件和设备、方法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专利性。

在国际上，涉及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的国际性公约有两个，一个是1973年10月5日签署，1977年10月7日生效，1979年6月开始实施的欧洲专利公约，它规定对软件专利的审查标准要注重实质，一项同软件有关的发明如果具有技术性就可能获得专利。另一个是1976年6月19日签署，1978年1月24日生效的专利合作条约，它规定了软件专利的地域性限制：一个软件在他国获得专利的前提是进行专利申请。

3、计算机软件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

在未采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之前，人们一直使用商业秘密法对软件进行保护，当现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纷纷将软件纳入版权法保护范围时，与计算机有关的某些数据和信息仍受商业秘密法的保护。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专门的商业秘密法（除美国等个别国家外）。在这些国家商业秘密法的内容散见于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及侵权法中。但是国际上对计算机软件采取何种方法保护并未达成共识，各国法学家在版权法、专利法、商业秘密法、专门立法中冥思苦想，比来较去。日本、韩国和巴西都曾试图不用版权法，而采用另行制订新法的方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他们指出无论采用专利法还是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都是不合适的，力主制定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但由于美国强烈反对，迫于压力，日本、韩国和巴西最终仍通过修改版权法，把计算机软件列为保护对象。

二、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的利与弊

计算机软件立法保护的是可能受到侵害的权利人的权利。复制、抄袭或者剽窃是侵害计算机软件权利人权利的主要方式，这一点与传统的文学作品权相类似。而版权法的一大主要内容就是禁止他人非经权利人许可而复制、抄袭、剽窃其作品。因此，将计算机软件列为版权法的保护对象具有以下的优点：首先有利于满足软件权利人禁止他人非法复制、抄袭、剽窃其软件的要求。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具有的易复制易改编特点，侵害软件权利人的行为十分容易进行。但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需要耗费开发者的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如不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显然不利于促进整个软件行业的发展。将计算机软件纳入版权法保护，有利于打击猖厥的侵权活动，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有利于国内国际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世界上大多数建立版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是《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如果这些国家都利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则很容易做到软件的国际性保护，而无需再耗费时间、精力订立新的专门的软件保护多边公约。再次有利于软件的创新和优化。版权法只保护软件的表达方式，而不保护构思软件的思想本身，这样其他开发者就可以利用已有软件的创作思想，从中得到启发，开发研制出新的软件，促进软件的优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再次保护范围广泛。版权法要求保护对象达到的标准不高，只需要具有独创性，因此几乎所有的计算机软件都可以受到版权法的保护。最后保护手续简便。最多仅需要注册登记，而且在我国，实行的是软件自动产生版权原则，登记注册手续仅仅是提出软件纠纷行政处理或诉讼的前提，而非获得版权的必要条件。

但计算机软件到底不同于一般文学艺术作品，其具有一般文学艺术作品不具备的属性：作品——工具两重性。说它是作品，是指计算机软件可以借助于文字、数字、符号等表现出来，并能用磁带、磁盘、光盘、纸张等媒体加以固定；说它是工具，是指计算机软件一般都具有功能性，都是为了解决一定问题或达到一定目的。且它都是通过控制计算机硬件，实现一定的逻辑运算过程，来达到预期的效果。

由于计算机软件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字艺术作品的特殊性，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严重缺陷日益暴露出来：1．版权法只保护计算机软件的表现方式而不保护其思想内容。但计算机软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思想。软件的构思技巧和技术方案是一部计算机软件成功的关键，也是其最有价值的部分，权利人希望对这些构思技巧和技术方案享有较长时间的专有权。可是版权法不保护思想，使其他开发者能轻易的使用这些“思想概念”开发出表现方式不同的软件，这对原软件权利人是极不公平的。2．版权法中没有关于禁止使用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的价值在于其使用性，而版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和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合法，这是有悖于软件性质的。由于软件具有易复制性，其在私人之间的传递使用，必然造成计算机软件市场销售份额的减少，从而损害软件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因此，即使是为个人的学习、研究而复制使用软件，也应认定为不合理使用。3．计算机软件侵权认定困难。由于版权法所保护的计算机软件表现方式与不保护的思想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所以使得侵权行为难以认定，纠纷难以解决。虽然在国际上有的学者提出实质性相似加接触来认定计算机软件的侵权，但是由于该标准主观性太强，于侵权认定并无多大帮助。

鉴于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存在着上述严重的弊端，许多学者开始考虑其它方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专利法、商业秘密法就是这些学者考虑的方法之一。

三、专利法、商业秘密法的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利与弊。

用专利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相对于版权法保护有以下三个比较明显的优点：第一专利法保护计算机软件创造性方法，及计算机软件所特有的源代码。源代码也称源程序，是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创造的一种特有的书写计算机程序的语言，只要掌握源代码则可对软件开发者的现有软件进行任意的修改，使之成为另一个表现形式不同的软件。由于版权法保护表现方式不同的作品，则非法取得软件开发者源代码而较轻易改编成的其他软件很可能受到版权法的保护，这对软件的开发者是很不公平的，但专利法保护，软件开发者创作的源代码，则非法改编成的计算机软件是不受保护的，故在这一点上，专利法保护计算机软件优于版权法的保护。第二专利法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程度高。专利保护具有强烈的独占性、垄断性，一旦计算机软件被授予专利权后，其他相同或相似的软件就再也不能取得专利权。这对强调保护所谓计算机软件思想即软件构思技巧、技术方法的计算机软件开发者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其他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再开发与已取得专利权的软件表现方式或思想相同或相似的计算机软件将被认定为侵权。第三专利权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期限比较合理。专利法对发明的保护期限为20年，明显低于版权法的国际通例——作者有生之日加死后50年（《伯尼公约》）或25年（《世界版权公约》），这比较接近计算机软件的实际经济寿命，且有利于推动科学的进步。但是专利法保护计算机软件仍然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端，这些弊端在实践中体现的特别明显：1．专利的公开性有悖于软件开发者的意愿。依专利法规定，在受理一项专利申请后，必须将该申请的相关文件向公众公开，其中必然包括计算机软件专利申请人所提供的软件思想与表现方式，这正是大部分软件开发者所不愿意做的。2．取得专利权所应有的“三性”大多数软件并不具备。专利权的取得必须是申请的发明同时具备新颖性、创造性与实用性三大条件，但只有极少数的计算机软件能同时具备这些条件，而且专利的三性审查一般是通过专家的评估与检验，计算机软件的三性往往无法被实际测出，这又降低了计算机软件取得专利权的可能。3．专利权取得的法律手续相对繁琐。申请专利需要续行一系列的法律手续，在专利被批准前，须经过十八个月到三年的审查期限，这与计算机软件高开发、高淘汰的客观情况极不适应。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用专利法对计算机软件加以保护困难重重，所以有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商业秘密法。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对于计算机软件来说，如其核心——源代码，是符合商业秘密所独具的非公开性、商业价值性和保密性三性的。而且适用商业秘密法保护计算机软件还具有以下二个优点：第一，商业秘密法没有关于保护期限的规定。因为商业秘密的专有权是靠保密来维持的。只要权利人能保密，则其专有权的保护期就能是无限的。因此，在不泄密的情况下，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利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第二，以商业秘密保护计算机软件，商业秘密权利人比传统的知识产权（专利权、版权、商标权）多了两项权利：制止他人披露和制止他人获得有关信息。所以计算机软件权利人有权制止其他人未经许可而披露、获得或使用有关信息、技术。那么，用商业秘密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是否十全十美了呢？不，这里仍有两个重大缺陷：首先，属于商业秘密的，必须是“并非通常从事有关信息工作之领域的人所普遍了解或容易获得的”未披露过的信息（具《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协议》第39条），但是由于“通常从事有关信息工作之领域的人”的地域性限止，可能导致某项在国外已不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在国内仍然未被披露，如果据此保护该商业秘密在国内的权利，这对国内的相关业者显然不公平的。对计算机所含有的某些商业秘密来说，也是如此。其次，商业秘密法并未规定反向研究的禁止。反向研究又叫反向编译，是通过对一计算机软件进行反编译，得到该程序的源代码。前面已经说过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是一部软件的书写语言，是软件核心秘密，其对于软件开发者而言，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技术资料。一般来说，计算机软件开发者不愿公开源代码，并采取了保密措施，因此不论软件是否公开，软件源代码都应该做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但是，大部分有关商业秘密所有人有权禁止和（或）获得损害赔偿的行为的立法都没有规定对反向研究的禁止。

综上，专利法和商业秘密法保护计算机软件虽然都有一定的优点，但它们仍旧存在着一系列有待各国立法乃至各国司法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因此用它们保护计算机软件仍是不成熟的，固各国学者最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计算机软件的专门立法保护。

四、计算机软件单独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无形的智慧成果加以保护，对其所享有的专有权，它是将具有“社会公共财产”性质的信息纳入私权的范围，若不加注意就会出现保护过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但若保护过弱，又达不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存在着诸多对知识产权限制与反限制的选择，因此存在一定程序创作者、开发者、传播者、使用者行使权利中的对峙等现实，知识产权法作为以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开发者、所有者及其他主体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的法律，如何能统筹兼顾，真正发挥作用，唯有坚持平衡协调各种可能相互冲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衡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意识传统的多方面制约和影响，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绝对的平衡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何能在现行的法律模式中达到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平衡，即平衡的最优化，是立法者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论及版权法、专利法、商业秘密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学者们虽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优缺点，但正是由于版权法、专利法、商业秘密法保护计算机软件都不能最大效率的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固学者们都趋向于制订一部能最优平衡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专门立法。

前文已经讲过计算机软件保护的客体主要为其表现方式和思想。尤其计算机软件的思想棗技术构思是计算机的核心。本文在谈到计算机软件思想时曾以源代码为其表现性的一种。源代码对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十分重要，一项计算机软件的创新性往往是由所使用的源代码的创新性带来的。而且，使用同一源代码可以写出语句表达不同而功能相似的计算机软件。因此，软件行业强烈要求保护源代码方面的创造性成果是可以理解的。但版权法不保护作品的思想，作为作品的计算机软件所使用的源代码属于其技术构思，所以从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7条到美、日、韩等国家的版权法规都有不予保护的规定。显然，为了保护自己独自开发出来的新源代码的权利，开发者可以将其作为商业秘密采用保密的手段加以保护。但法律并不禁止对计算机软件的反向研究。因此以商业秘密保护计算机软件是不可靠的，相反在专利法方面，由于计算机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在美、日等国出现了大量利用他人创造的源代码开发出功能相似，但并不侵害他人计算机软件版权的计算机软件，因此，美、日等国已逐步调整了对计算机软件的专利审查基准，把计算机软件本身的专利问题同计算机软件设计技术的专利问题区别对待，把源代码本身同利用源代码解决的技术问题区别对待，大大放宽了相关限制。最近十多年，在美、日都各有数百项有关计算机软件的发明获得专利权，其中包括不少同源代码有关的发明。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为实现计算机软件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最优平衡，为实现对计算机软件表现方式与思想的双重合理保护，对计算机软件的立法保护应采取版权法与专利的双重模式，即所谓的工业版权法。以工业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在国际上虽然没有明确的立法，但我们推敲各国的相关法律，仍有迹可寻。如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采用的是版权保护方式，但却规定了受保护的软件应是提交登记，这是传统版权法所没有的。如日本版权法规定了“在计算机使用上明知是侵犯他人版权的程序复制品”则使用人也将被视为侵犯程序权之人。而在传统的版权法中，是没有使用权的，只有在专利权的权利内容中，才存在“使用权”。如美国在简单地把软件纳入版权法后，近年又通过一系列判例加入工业产权的内容。事实上，无论同意还是反对以“工业版权”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国家，都从不同方面朝着工业版权保护发展。

五、工业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构想。

以工业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软件立法保护的大势所趋，现在笔者就工业版权法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的立法所应具有的特点，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1、计算机软件工业版权法保护的客体包括软件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包括软件的思想。对计算机软件表达方式的保护是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主要内容，也是现有法律体制下对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的最大贡献，在工业版权法中当然应该延续下来。对计算机软件思想的保护，历来是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但从实践来看，对“和硬件设备或方法结合为一个整体，对硬件设备起到改进或控制的作用或对技术方法做出改进的软件”，其本身的思想是可以因具有专利性而受到工业版权法的保护的。

2、计算机软件工业版权法采取自愿登记制及审查制，要求软件公开。为避免重复开发及有利于国家对软件行业的管理，工业版权法应采取登记审查制。即计算机软件只有在经过登记并审查合格后，才能获得工业版权法的保护。主管机关应及时将通过审查的计算机软件有关资料向社会公开，供其他软件开发者在开发初期自行检索，以避免重复开发。

3、软件开发者有权选择商业秘密法保护计算机软件。这是与上面软件的自愿登记制相对应。由于登记审查制要求将软件的相关资料公开。而部分软件开发者并不愿意这样，他们认为公开软件只会使他人更为容易地获得其软件秘密。且因为软件时效性较短，诉讼成本较高，使他们不愿接受登记审查制。计算机软件工业版权法的自愿登记制满足了这部分软件开发者的愿望，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进行登记，以取得软件工业版权保护。在不进行登记的情况下，软件开发者获得的是商业秘密法的保护。

4、计算机软件工业版权法的审查标准高于版权法，低于专利法。其审查标准为创造性、新颖性与功能性。创造性即软件是由其开发者所完成，这是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取得任何有关该软件权利的前提。新颖性是指计算机软件的表达方式（某些情况下包括其思想）与其他以取得工业版权的软件有所区别。功能性是指申请取得工业版权的计算机软件应当具备一定的功能，仅仅是程序语句的组合而不具备任何功能的软件不能获得工业版权的保护。

5、计算机软件工业版权规定的软件保护期较短。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生命周期较短，也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及计算机软件业的发展，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期不宜过长。工业版权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期规定以十五年为佳。

6、计算机软件工业版权法的权利人的权利包括公开权、复制权、使用权、出售权、租赁权、修改权等。计算机软件开发者拥有使用权，即不经许可而使用他人的软件将构成侵权。根据使用权，软件开发者可要求一份软件只能用于一步计算机，其他任何情况下再次使用均构成侵权。计算机软件开发者的修改权是一种有限的修改权，软件开发者可以提出对软件的“补丁”或升级版本，但是否使用，由软件用户自行决定。

制定单行的计算机软件工业版权法可能与现今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流行趋势相背，但从长远看，笔者认为这是计算机软件立法保护的最终模式。

参考资料：

《知识产权纵横论》惠永正、段瑞春、郑成思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

《著作权的管理和行使文论集》国家版权局上海译文出版社

《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李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美国专利法判例选析》张乃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知识产权法教程》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法律概论》（美）刘江彬北京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与保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应用》丁国威、赵钰梅、李维宜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