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题范文10篇

新课题范文篇1

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意义重大

随着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要求和“七一”讲话精神的深入，以及我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形势的发展，解决社团党建问题已迫在眉睫，意义重大。（一）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社团是群众自发性社会组织，其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代表着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对扩大党和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从新的社会阶层中，“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时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的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社团组织就是新社会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才能把这个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

（二）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是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后，国家发展战略将发生重大转变，必须要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和行政管理模式，使之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政府的职能和工作重点将从行政管理逐渐转向创造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强宏观经济调控，规范市场体系。

许多社会事务将交由社团和中介组织去办，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同时，政府也将会大力扶持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发展，充分发挥他们平衡市场的作用，以防止少数厂商通过操纵价格进而达到垄断市场现象的发生。在这种新形势大环境下，社团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社团的队伍也将越来越壮大，原来社团组织较少的农村也将会产生许多新社团，生产同类产品的农民将会自动组成合作性的中介组织，以沟通农户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面对众多的社团组织应如何加强管理和指导？如何更好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就现实情况看，仅靠民政部门有限的管理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发挥社团自身内在力量，去自强和自律。特别是要发挥社团党员的作用。可以说，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三）解决社团党建问题是在社团工作的党员期待已久的愿望。

据市民政局19**年对全市6**多家社团中的4**家的调查，共产党员的人数已达13**多人，如按此推断，**家社团中已有近30**名共产党员，加上36**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已有近150**名共产党员，平均每家社团有3名以上的共产党员。例如，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4名专职工作人员有3名是共产党员，在64名理事中就有61名共产党员。当然，多数社团是松散型的社会组织，平时在各自的职业岗位工作，只是在会议或有关活动时集中，这些党员都从属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但是社团专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许多是无组织无活动的“自游”党员，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从内地借调来的，也有从人才市场上招聘来的，他们党组织关系都在内地原单位或学校，到深圳社团工作后，没有党组织可以接纳他们的组织关系，也就没有办法过组织生活，更谈不上发展党员了。多年来，他们期望能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让他们有个“家”。

解决社团党建问题的几点建议

过去，深圳市在社团管理工作方面曾经起了“窗口”和“排头兵”作用。现在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更应该与时俱进，继续开拓创新，以解决社团党的建设问题为突破口，把社团管理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创造新的辉煌。为此，我们建议：

新课题范文篇2

一、中央教科所滕纯研究员点评：

陈经纶中学这次北京市教育学会规划课题与一年前区级课题相比，开题报告更深刻，问题意识更强。

事实上，课题研究过程是对课堂教学的反思过程，提升过程。本次开题，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努力，特点也比较明显。当然，有的子课题还需进一步明确个性特点。比如，政治子课题题目较大，应加上“如何使学生感兴趣”的研究内容。

总的来看，十个子课题中，理科应该加强“培养学生好奇心、激发求知欲兴趣”内容的研究，文科应该加强“培养学生想象力、思维能力”内容的研究；加强书本、社会实践、网络三种学习实践活动的整合；注意研究方法的选择，比如：填写教学日志、随笔等，注意积累。

二、北京市教育学会会长倪传荣教授点评：

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有100多项，最后确定了70多项；其中，朝阳区有4个课题被市学会立项。可见，陈经纶中学这个课题的分量和价值。

这个课题，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学段：高中阶段是学生升入大学前养成良好品质、为其进入大学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如何在高中阶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关乎学生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大学以后的创新能力。

2、抓住了一个主要渠道：陈经纶中学这个课题强调在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是在学科教学中实施，因此硬碰硬，而这恰恰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渠道。

3、抓住了一个好时机：目前正在开展高中课改，开展这个课题研究，有一个很好的时机。

当然，这个课题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难点，最大的难点是教师的创新品质。现在，不少教师仅仅瞄着高考，影响了自身创新教学的探索；看来，短时间要改变还较难。

希望陈经纶中学抓好两点：（1）教师要有探索精神，打破定势。（2）教师要有奉献精神，工作不可能按部就班，高研究要用时间。

另外，课题应侧重两个环节：（1）掌握分寸、进度；（2）重点抓高一与初中课改衔接。同时，由于“创新品质的培养”难度较大，因此，要注意多积累案例。

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刘淑兰教授点评：

教师在转型，重临床研究；一线的研究应该学会问问题，学会回答问题。

本课题选题有价值：1、体现改革难点;2、体现主渠道有难度;3、体现高中层次的重要性。

建议：思路不局限于高中，从衔接上突破，借鉴大学教育方法。

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主任高洪源教授点评：

建议：1、总报告加强统合，现在给人感到各自为政，有点散。2、学科教学不等于课堂教学，应从课堂中跳出来，应跳出中学，借鉴大学做的成果。3、问题要具体，要落实在学科教学内容上，教学环节上，把学生分层上。4、常规能力不等于创造思维，如何把握应该研究。

五、朝阳区教科所刘纯朴所长点评：

陈经纶中学这个课题2001年被立为区重点课题，2002年升为市级课题，说明了该课题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希望课题组同志带领全校教师不断探索，摸索出好的经验，区教科所愿意为该课题提供更多的协助。

新课题范文篇3

一、党员关爱是党建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的需要

1、关爱党员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的需要。早在建党初期和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给因投身革命工作的党员发放补贴，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对于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同志，及时召开追悼会，并以党组织名义给其亲属以安慰，发放特别抚恤金，体现党组织的关心帮助。同时，关心爱护党员也是我党做好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实际工作中，大多数党组织也较好地坚持了走访、谈心等制度，及时了解所属党员在学习、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着力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营造了党内融洽、温馨的氛围，密切了党员和组织关系，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思想工作的亲和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蓬勃开展。

2、关爱党员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着眼于增强党员意识、提高党员素质、促进党员履行义务和保障党员行使权利，建立健全融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于一体的党员队伍建设的制度。这是我们党从新时期履行“三个代表”重要使命出发，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对关心爱护党员提出的明确要求。党员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者，必然要比一般群众具备更高的素质，担当更重的责任，做出更多的奉献，牺牲更多的利益。党组织只有做好党员的坚强后盾，使党员“惑时有人解、平时有人访、难时有人帮、老时有人惦、病时有人探”，使每个党员能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心和温暖，才能进一步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凝聚力量，义无反顾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3、关爱党员是解决党员队伍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从我党抓建设的实践看，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党员再到一般群众，建设和谐社会也不例外。只有党内的团结和谐，才能带动其它组织乃至全社会的团结和谐。在“四个多样化”条件下，党员及其党员队伍建设中确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期待党组织能够帮助解决。因此，必须首先在党内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突出以人为本，注重党员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党员施以更加人性化的关心爱护，尽量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满足党员对政治尊重、生活追求和事业发展等多方面的需要，在党内形成一个关心爱护、文明健康和充满生机活力的和谐氛围，以最终促进全社会的和谐。

4、关爱党员是新形势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适应党建工作新发展的需要。首先，关爱党员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激励，关心、关注、维护党员的权益和需求，不仅温暖了受关爱的党员，对其他党员和群众也是一种情感沟通和熏陶。其结果必然增强党员的自豪感、归属感，进一步激励党员践行先进性。其次，为党员送上真情关爱，也丰富和发展了党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作目标，既关注人的权益、人的发展，也关注人的生命、生活、生产、生存状态。这显示了党的建设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党的基层组织有效改变那种只强调党员义务，忽视党员权利、利益的做法，也有利于调整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内容，在维护好、实现好党员利益的基础上，使党员更好地履行义务。

二、当前党员关爱与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党员队伍结构与党员先进性的时代要求不断提高之间的不适应性。一是党员队伍老龄化、低学历化等结构性问题依旧不容乐观。以我区为例，截至2005年底，全区党员总数12288人，其中60岁以上的党员3586人，占总数的29％，这一结构性问题在农村党员中更凸显，60岁以上的农村党员1435人，约占农村党员总数的40％；与年龄老化直接相关的是文化水平偏低，初中及以下的党员6615人，占总数的53．8％，而农村党员中初中及以下的党员占到农村党员总数的71％。二是党员适应性与社会发展要求有差距。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很多党员在原有体制下形成的观念、知识、视角较为陈旧、落后，不太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也缺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明显，凝聚力和号召力都不够。

2、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的薄弱与党员政治尊重需求强烈之间的不适应性。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员具有强烈的政治追求和需求，他们希望积极参与党内事务和为党工作，希望权利得到尊重，政治利益得到保障。由于过去党组织总是要求党员履行义务多、落实权利少；重大决策集中多、征求意见少；提要求多、相互之间交流沟通少。带来党员知情不足、参与不够，严重挫伤了党员积极参与党内事务的热情，长期下去，党员对党的政治生活和工作缺乏热情，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淡化了党员意识。

3、传统的党建工作模式与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四个多样化”之间的不适应性。一直以来，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是以家庭所在地和工作单位为基点展开的，这种传统的组织设置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难以适应日渐扩大和加速的党员流动范围和流动频率。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出现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一部分群体没有能及时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而沦为弱势群体，这当中也有不少党员；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党员的身份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而脱离了组织覆盖范围，一些党员尤其是一些老党员，变得没有人管了，因此对前途感到迷茫，内心充满疑虑，以至于对理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

4、不同类型党员需求的多样性与党组织关爱手段单一的不适应性。改革开放前，基层党员利益需求呈现单一化、低水平的特征，党组织运用简单的关爱手段就能较为容易地满足基层党员利益需求。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党员需求从单一化向差异化、多样化转变。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需求不断变化的党员个体根据各自所处生存状态，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促使党员需求多样化。据调查，农村党员希望党组织能够提供致富技术和信息，企业党员、流动党员要求技能培训的愿望十分强烈，社区党员则希望能够帮助解决医疗、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这些变化增加了新形势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复杂性。

5、党员愿望要求的经常性和持续性与党组织关爱运行机制不健全的不适应性。关爱党员是一种情感体验，是一种激励，靠“蜻蜒点水”施以小恩小惠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经常性和持续性给广大党员尤其是基层党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关心帮助，做到常流水不断线，让党员在有困难时，可以有地方去求助；在遇到烦恼时，可以有对象去倾诉；在遇到困惑时，可以有人员去咨询。但在实际工作中，关爱工作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关心帮助随意性大。一些地方除了年前年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外，平时对党员的思想状况、潜在需求很少去沟通了解；二是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由于多种救助途径分属不同部门，没有形成合理帮扶机制，造成有的党员接受多个部门帮扶、慰问，有的党员没有任何帮助，关爱对象未能全覆盖。三是工作开展不平衡。由于经济实力不一样，各地在落实关爱政策时，贯彻执行程度也不一致。

三、新形势下党员关爱体系的构建

1、适应党员政治尊重的需求，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要把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作为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调动党员积极性的切入点，从保障与党员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的民主权利做起，保障好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建立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区着重探索了加强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工作。一是建立了党员领导干部约谈制度。从2005年7月起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由一名区委常委接待基层党员访谈，倾听党员对党内事务及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二是建立了党代表接待日制度。每个工作日由一名区级党代表在区党员服务中心接待来访党员，听取党员有关全区党建工作或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听取党员有关本人所在单位的组织建设、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或问题反映。这一做法有效地开创了党代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新途径，也确保了日常期间党员与党组织的有效联系。三是推进民主选举。以推进基层党内民主为着眼点，规范选举程序，加强监督检查，在全区110个村党组织换届选举中正确引导党员的民主意识，共有72个村通过直选产生了村党组织负责人。四是提高党员的参政议政能力。在村民代表选举中逐步增加党员的比例，在村务决策过程中，首先要召开党员大会，广泛征求党员的意见。

2、适应党员生活宽裕的需求，努力创造和谐环境，建立起党员实际利益关注机制。一是及时缓解党员思想上的困惑。各级党组织要始终关注党员的思想变化，时刻把握党员思想变化趋势，通过党员关爱、先进性教育活动长效机制等全面把握党员思想状况。二是及时帮助和排除党员生活上的困难。很多党员觉得自己是名党员，存在着有困难也不应该向组织提，不给组织找麻烦的思想。党组织要重视和关注党员各种困难，建立解决党员困难和问题的帮扶机制，让党员感到党组织像“家”一样。三是关心和保障党员身心健康。党组织要珍惜党员的身心健康，使党员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和饱满的精神。从2002年开始，我区开展了“党员健康体检”活动，为每名基层党员建立一份健康档案，定期检查跟踪，受到了广大党员的欢迎和好评。四是满足党员文化娱乐需求。我区近年来一直着力于推进广场文化活动，在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区、街道镇开展了以“党在我心中”为主题的一系列大型广场文化活动，寓学于乐，也为党员群众营造了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氛围。

3、适应党员素质提高和学习创业的需求，大力实施党员素质培训，建立起党员事业激励机制。党员是先进群体，一方面具有共同远大的革命抱负，在理想上追求真理、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在事业上追求奋斗，为实现最高理想奋斗终身。另一方面，党员作为个体，在追求最高理想的同时，具有个性化追求。对此，江北区在实际工作中围绕党员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从2002年4月初开始，广泛开展了“党员学技能”活动，先后办起了农业实用技能、电工电焊、服装打样、烹调等劳动技能培训班和大专、初级英语、电脑操作、公文写作等素质培训班，累计参加培训近8000人次，有效地引导了广大党员把实现个人价值与为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结合起来。

新课题范文篇4

***年起，***区***街道党工委对社区内单位党组织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其中各类单位党组织共有1***个，党员***名。根据社区网络化的结构特征，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在社区各类党组织间建立比较密切的组织联系和工作运行的机制及活动方式，以“社区党建工作会议”这一组织载体为纽带，形成了适应本地区实际的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社区党建工作新机制。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资源、各种力量在社区重新整合，特别是随着管理重心下移，大量的社会事务正从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向社区空间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以下简称“四性”工作）要由社区来承接。一方面社区的发展迫切需要汇聚党在社区的政治资源，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单位党组织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通过对单位党组织政治资源的组织、整合，使之成为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社区单位也正处于行政一体化体制向功能分化的社会化组织体系转变过程中，良好的社区工作、投资、经营环境直接关系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单位与社区有着共同的需要和利益，实现社区的政治资源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湖南街道党工委从社区实际出发，坚持以“四性”工作为抓手，以共同的政治目标、共同的社区利益、共同的发展需求为基础，以“社区党建工作会议”为纽带，旨在理顺社区党建工作各组织载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载体功能，进一步发挥单位党组织优势，形成强大的党建工作合力。

“社区党建工作会议”是社区各类党组织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的新型组织形式。湖南街道党工委在广泛征求单位党组织和其他方面党员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相配套的四个工作制度。一是定期征询意见反馈制度。即在每年的社区党建工作会议期间，必须安排一定的时间，直接听取与会单位代表对社区党建工作报告的意见，发放《征询建议书》，征求对年内社区重大事项及活动的建议和要求，并在规定期限内将意见处理情况反馈给单位。二是信息传递制度。街道党工委通过“社区党建工作会议”，把当年本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大事项、工作思路，及时向单位党组织通报；把市委、区委有关社区党建工作会议的重要精神等，及时向单位党组织转达，加快信息传递，实现资源共享。三是社区情况分析制度。街道党工委在单位和居民区建立起信息网络，加强与单位党组织间的经常联系，每季度对信息员提供的社区党建工作情况、社区不稳定因素等进行分析、处理。四是评选表彰制度。每两年一次组织评选参与社区活动的先进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分子，在“社区党建工作会议”上予以宣传表彰，以资鼓励，三年来共表彰了71个先进单位及个人。

***街道党工委通过新机制的建立，使同一地域内不同系统、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共同关注本地区的大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是增强了街道党工委组织、指导和协调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为社区群众服务的质量。三年来，湖南街道党工委以社区党建新机制的创建为契机，根据社区单位的不同专业、特点，协调各类组织间的关系，动员、引导他们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共建立了***支志愿服务队伍。在服务的组织力量上，从单位的党组织，扩大到共青团组织和职工群众；在服务类型上，由修车、理发、上门送货的体力型服务发展到教授英语、法律咨询、医疗讲座等智力型服务；在服务对象上，由原来的扶助孤寡、老人、残疾人为主延伸到资助单亲、特困家庭的孩子，为下待岗人员提供再就业岗位等；在服务内容上，既有物质的，如人员、资金、场馆、车辆和各种设备等，又有精神的，如参加表演、参与策划、组织活动等，从而满足了不同层次居民群众的需求，大大提高了为居民群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改进了社区党建工作的活动方式，进一步发挥了辖区单位党组织的资源优势。社区党建新机制的建立打破了以条块分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党建工作格局，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社区党建工作网络化组织。思想工作联做——在居民与单位之间发生矛盾时，各有关单位和社区党员共同配合，作好思想疏导、引导，化解矛盾；公益事业联办——单位与居民共同参与帮困助学、赈灾募捐、为民服务等活动，为有困难的人和地区奉献爱心；社会治安联防——单位党组织不仅支持各居委会创建安全小区，帮助安装铁门、电控门、共同出资聘请门卫等，还联手共同创建淮海中路技术防范安全一条街；文体活动联谊——每年四次的大型社区文化艺术活动，单位都派出最强的阵容，推荐最好的歌（乐）手，并无偿提供在室外使用的音响、场地、幕布甚至地毯等。在单位党组织的参与、支持下，社区工作从过去的“单兵作战”发展为“兵团作战”，力量壮大、质量提高、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新课题范文篇5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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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toMass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新课题范文篇6

关键词:国企改革;后国企改革时代;管理层问责;委托理论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表明,国企改革始终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事关改革成败的大局。毋庸置疑,经过30多年的探索实践,国企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以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代为履行出资者职能的出资人制度,国企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国企还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改革,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国企的所有者缺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绩效低下等问题。出资人制度仍然是一种多级委托链条,在这种多级委托条件下,国企依然任重道远:(1)所有者的缺位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只不过是从过去的由各个部委、省市等分散行使职能变为集中由“国资委”一家来行使职能而已;(2)国企虽然建立了以公司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并没有形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的议事规则、人事任免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机制,还是人治;(3)如王少安(2007)所言,近年来国企经营状况的好转、利润规模的快速增长也主要是因为“它们处于垄断地位,‘好赚钱’”。上述国企改革的四个阶段是层层推进的。可以说,后一阶段的改革既是在前一改革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更是（中国整理）为了克服前一改革阶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而采取的新举措。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的改革,国企的组织形式已基本改造成为股份公司占主导的公司制。但是国企改革并非“一股就灵”,从表l中国企改革第三、四阶段存在的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出,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成为上市公司,乃至还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还依然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深层问题。

从国企改革的四阶段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要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企改造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就形式上而言,并非莫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国企基本上都完成了组织制度、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等形式上的改革,但由于忙于形式上的改革,对于实质上影响国企效率、如何加强对国企的实际控制人——管理者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则长时间被忽视了。这是现有改革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绩效低下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鉴于此,特提出本文研究的逻辑思路,既有的国企改革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改革,在“后国企改革时代”,国企改革再也不能停留在形式层面的修修补补,而是要研究影响国企绩效的深层问题,即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如何规范国企的实际控制人——管理者的行为上来。这就是要建立完善有效的国企管理层问责机制。

三、国企管理层问责的理论分析

构建国企管理层问责制是“后国企改革时代”国企改革质的深化,是解决长期以来国企绩效低下问题的有效途径与思路。而对管理层问题的分析,必须从委托关系的分析着手。问题是伴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而产生的,其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认为,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人员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人员那样用意周到是很难做到的(斯密,1776)。由此可见,现代公司运行中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问题,它源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之前,由于长期的计划体制形成了政企不分、多头管理、权责不清、条块分割、效率低下等弊端,国企的委托关系模糊不清。一方面,政府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体系控制生产资料和产成品的流通;另一方面,企业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生产车间”,完全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这种高度集中、政企合一的体制在我国基础薄弱、内贫外患的情况下为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随之带来的弊端则是,国有企业的使用权(即决策权)在政府手中,形成政企不分的传统;企业负责人作为政府派出的官员,只对政府负责,企业负责人作为企业的决策者有权作出决策,但并不从正确决策中获得利益,也不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经营者缺乏积极性,由此造成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虽然中国80年代初的国企改革采用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等方式给予利益刺激,但是这些改革却无一是成功的。究其原因,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影响国企效率的根本问题——产权制度问题。

于是,我国的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改革,在经历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等方式后,找到了产权制度改革这一突破口。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理论是先导。理论上,股份制是所有市场经济中大型企业的产权形式,国企必须通过股份制改革来实现产权明晰。厉以宁(2008)认为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并明确提出实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国企改革也相应地转变为以所有权改革为主。梁小民(2004)认为,“国企效率低下源于产权制度”。必须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行股份制来消除在传统的公有制下,名义上的所有者为全民,实际上并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全民行使所有者权力的公有制下“所有者缺位”的弊端,从而通过明晰产权来提高公司的效率。这种效率来源于:(1)股权多元化,而且产权的主体明确;(2)股权相对集中,有相对控股的大股东;(3)股份是可以交易、转让的。通过股权多元化,使企业做大,在股权主体明确的条件下达到权责利之间的一致。在实践上,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从股份制改革试点开始,到全面推进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批国企改造成为以股份公司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公司制企业,成为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主力军。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更加上升为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之一。产权制度改革后的国企委托关系逐渐明晰,国家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企业的经营者则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受托人的地位得以明确,国企的委托关系如图1所示。

但是,许多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之后绩效却仍然没有根本性提高。在没有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之前(甚至在产权制度改革之后),人们在查找国有企业低效的原因时都首先归咎于“所有者缺位”。为什么在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实行了股份制之后还依然如故呢?这除了如张维迎教授形象的比喻,即部分国企的股份化是“白马身上画道道——冒充斑马”,除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原因外,实际上,国企实行股份公司形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所有者缺位”的弊端。于是就有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即将原来由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分头管理国有资产改为由国务院国资委和各级地方国资委统一管理国有资产的体制。以国务院及各级地方国资委的成立为标志,国有资产委托制度初步建成。这一改革使过去“九龙治水”的情况,即国有企业有很多部门在管,但没有哪个部门真正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局面得到改善。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撰文认为,“成立国资委从（中国整理）机构设置上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得到了有效落实。”(李荣融,2007)

但是,成立国资委,由其代为履行出资者职能,并没有改变国有资产管理仍然是一种多级委托链条的状况。而在这种多级委托条件下,所有者的缺位依旧存在;“人人所有,人人没有”、“人人享有权利,人人不尽义务”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仍然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来真正努力经营好自己所管理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率仍然低下。而且还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如公司管理层与国有资产的监管人之间的“合谋”。这时的国企多级委托关系变为如图2所示。

我们之所以将国企的委托称为多级委托关系,是因为其与传统委托理论中的私人或法人资本的委托关系相比增加了一个委托环节,即全体人民将资产委托给政府行使所有者职能,政府再将国有企业委托给企业的经营者——管理层。传统委托理论中的委托关系如图3所示。

然而,如何解决股权分散、两权分离条件下的委托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使是在私人和法人投资的股份公司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依然存在。伯利和米恩斯(1932)在对美国大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所作的论述中指出:在大多数这类公司里,全体董事的股份合起来通常也不过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但事实上他们掌握全部管理权。“在选举董事会的过程中,股东通常只有在下列三种办法中择一而行。他可以放弃投票权;他也可以出席年会并按照他的股权亲自投票;他还可以签署一张委托书将他的投票权委托给公司董事会所选派的某些人即委员会行使……无论选择上面所说的哪种办法,他都不能行使任何程度的管理权。说得更恰当些,管理权往往操之于选派委员会的那般人手里……既然委员会是本届董事会任命的,因此董事会在实际上能支配他们自己的继任人。”(伯利、米恩斯,1932)虽然当时伯利和米恩斯没有用“所有者缺位”或“内部人控制”这样的用语,但这不恰恰说明在股权分散的两权分离条件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股份公司也同样存在“所有者缺位”吗?在股权分散、两权彻底分离的美国股份公司也同样存在管理层侵害股东利益的问题。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在1896年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对很多美国铁路公司破产现象感到大为惊讶。经了解后发现,“并非由于董事无能,而是由于他们耍一种手腕:这些董事用各种方法把普通股的投资转移到对他们有巨大利益的其他公司里去了。这是一个很露骨的办法,现在事情做得比较端正些,但原则还是一样的。在任何一个大公司里,管理权必然不像所有权那样分散……低声下气的股东们是能够有礼貌地并合法地加以掠夺的。”(伯特兰·罗素,1946)

以上分析表明,要解决国企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显然不能仅从产权制度改革、委托关系的优化上做文章。我们认为,在中国国企改革进程中展开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等多项改革都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为国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问题的关键是,在多级委托的条件下,如何让多级委托链条上的每级委托人或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避免委托链条无限延伸下去而陷入“死循环”?在国企的多级委托链条上,处于关键环节的当然是取得了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经营者(或管理层)。因此,加强对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管就成为关键。为此,我们提出应该建立完善国企管理层问责机制,使国企管理层在充分享有企业管理控制权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国企管理层问责制构建的思路

问责制导源于法学。在法理的基本理念中,法治社会必然是责任社会,任何人必须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自然正义”准则。《法国民法典》1382条集中表达为过失责任——“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使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在任何一项制度中,都有相应的惩罚机制。从组织学的角度看,所谓“问责制”是指这样一种制度:首先,在组织的规则中,有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汇报体系和程序,通常是在一个多级的委托链条中,由低级向更高一级定期汇报情况;其次,责任追究制度,如果上级领导的下级出现责任事件,或其所管辖的单位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组织不仅要对直接行为人、单位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追究责任,而且还要求其上级领导本人对相关事宜进行解释、剖析,就自己在其中有无责任、什么责任、责任大小等问题向更高一级组织进行说明,组织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处理。

在公司制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任命产生的董事会必须对股东负责。他们必须为经营决策等行为负责并承担责任。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股东大会给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给管理层授权,管理层对股东及其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则是通过管理层对股东负责。所以,问责制度的全部正当性是基于“权为股东所授”,“责因拥权而担”。正因如此,管理层有责任首先向股东报告他们的决策行为和经营情况,股东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渎职的管理者(包括董事)。这是公司制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管理层(董事)①问责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现象(朱羿锟。2008)。怛如何将对国企管理层的问责落到实处则既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建立完善管理层问责机制。

(一)建立完善国企管理层问责的法制体系

有管理层(董事)问责之事,自应有问责之法(朱羿锟,2008)。在我国现行的法制体系中,对于国企管理层问责的法规制度主要存在两个层面的规范:一是法律层面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公司法》的相关条文中。如《公司法》第150条规定,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第152条的股东派生诉讼中则规定了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53条赋予了股东直接诉讼的权力,规定“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是国务院及地方政府部门规章。如2003年国务院颁发(俭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第40-41条规定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而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应负赔偿责任、纪律处分r行政处分)和刑事责任,从而宣告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无责任经营”模式的终结。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建立对退市公司高管人员失职的责任追究机制,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与此相呼应,各省市国资委相继出台了大量的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领导责任追究规定。例如,《北京市重大经营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暂行办法》(2005)、《上海市国有资产重大损失领导责任追究办法》(2005)以及《广东省省属企业违规决策造成资产损失领导责任追究暂行办法》(2006)。2006年,中国保监会也颁行了《国有保险机构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试行办法》。此外,鉴于我国国企治理结构的特点,还可以依据有关党纪和政纪对部分高管实施问责。在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中,许多董事都是党员,自应受党纪约束。如2004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企业负责人失职、渎职的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追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权代表出任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企业负责人,由政府按照相关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委派,他们往往具有中央管干部、省管干部或市管干部的身份,理应受有关政纪的约束。比如,2006年监察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对企业中由国家行政机（中国整理）关任命的负责人也同样适用。

上述法规是当前实施对国企管理层问责的主要依据和规范体系。但是,在实践中成功对管理层作出有效问责的案例并不多见,执行的效果并不好。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下,管理层负有忠实和注意两大传统义务,分别是针对董事的品性和能力。对管理层这种责任的追究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另一方面,《公司法》、国务院规章及各省市的办法中对问责的具体标准都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都只是笼统地规定对失职、渎职、造成重大损失的国企负责人要实施问责。如《公司法》第150条只是对“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作出了规定,但没有给出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各地国资委出台的前述问责办法虽然不厌其烦列举了企业负责人违规决策的领域,从个人决策、项目投资、对外担保、对外资金拆借,到企业改制、重组、破产等等,但何谓“违规”则只字未提。

俭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第40-41条虽然明确规定了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种问责事由,但是,与诚信的事前义务和行为标准相比,这还没有涵盖董事不诚信行事的所有情形。诚信的事前义务应涵摄四种不当行为:一是故意让公司违法;二是不坦诚告知;三是滥用职权,包括操纵公司决策和多余考虑;四是严重失职(朱羿锟,2008)。现行法规的这些欠缺,既造成了对管理层问责的困难,也给经营管理层在经营活动中如何规避“违规”风险造成了困惑,难怪企业家对此已经颇有微词。

那么,如何建立完善管理层(包括国企和非国企)问责的法律规范体系,使管理层的不当行为成为有法可依的问责事由呢?我国作为成文法系国家,对法律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像案例法国家那样由法官造法来的灵活。但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中就诚信义务的适用作出具体规定。这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颁行《公司法》的司法解释。200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为规范证券市场民事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的民事诉讼提供了依据。现在《公司法》施行近四年,其适用中的有关问题得到了较充分的暴露,完全有条件推出系统的司法解释,为界定诚信的行为标准提供依据,进而为各级法院运用法律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审查标准,避免司法恣意和问责的困难。

(二)建立完善国企管理层问责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

问责的前提是公开与知情。对股东负责首先意味着让股东知道这个公司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会计信息作为公司经营的基本信息,是股东(包括潜在投资者)了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未来投资价值的重要依据和途径。因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就显得尤为重要。公开原则是资本市场中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基础,贯穿于各国证券法律体系,成为证券立法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在1914年所著的《池人的金钱》中有一句名言:“公开是救治现代化社会及工业弊病的最佳良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公开原则在证券发行与交易制度中的具体应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为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包括债权人)的投资决策提供可信、简明和可理解的财务信息(会计信息),从而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此外,“社会公众还利用个别主体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等有关信息进行各种各样的决策(FASB,1973)。”通过会计信息披露,使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受到一种理性约束,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各国的证券立法中都将信息披露制度纳入其范畴,建立起以财务会计信息披露为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并将之视为证券监管制度的核心内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长期的资本市场监管中得出的经验认为:“(证券)立法的基本框架的中枢,就是公司信息公开,利用上市公司适当地公开财务资料及其他信息,可使投资者作出贤明的投资判断,而且,是防止证券欺诈的最好方法(SEC,1963)。”因此,构建国企管理层问责制必须建立健全除财务会计信息以外的全面信息披露制度,其中财务会计信息披露是其核心内容。HTtP//:

(三)建立完善管理层问责的协调机制

管理层问责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依赖于可靠且相关的会计信息,作用于公司治理中的各责任主体。因此,我们预设存在四种类型的问责制,即法律制度规定的问责制、会计信息披露及问责制、董事会问责制和经理层问责制。四种类型的问责制相互作用,共同演化,构成一个完整的问责制度体系。首先,法律制度规定的问责制直接影响着其他三类问责制的形成、问责的强度、责任履行的方式以及能否落到实处。其次,会计信息披露及问责制在各类问责制中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法律制度的问责制的具体化,在相关法律规定的对公司责任人的问责中,绝大多数都离不开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又是董事会问责制和管理层问责制得以落实的基础。最后,董事会问责制和经理层问责制则是公司治理问责制的落足点。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作为公司运营的决策机构对公司经营的成败、优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管理层作为经营决策的执行者必须与董事会共同承担责任。对董事会和经理层问责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以财务会计信息为基础来实施的。因此,董事会和管理层除了对经营效果(业绩)负责,还要对反映经营业绩的主要载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这也是为什么各国法律对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责任追究成为问责的重要内容之所在。管理层问责制度体系如图4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如下:现代公司中委托关系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了企业绩效的低下和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利益被侵占,这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尤其如此。我国国企通过30多年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公司成为国企的基本组织形式,国企改革进入到后改革时代。在后国企改革时代,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改善公司治理的结构和机制、发挥制衡手段、降低委托成本、提高公司重大决策的科学性等方面。其中,建立完善管理层问责机制应该是后国企改革时代的重点内容。通过实施对管理层的问责来达到实现投资者资本价值保值增值的目标,缓解国企多级委托条件下因“所有者缺位”而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整理）,资本市场还处在发育阶段,虽然国企股份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注意借鉴吸收了发达资本市场通行的做法,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在形式上都建立了资本市场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司运作过程中管理层问责制的缺失,法律规范和证券监管机构对经营者的问责不力。因此,必须不断加强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完善法律层面的管理层问责制,使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者(管理层)得到真正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①朱羿锟(2008)将问责主体界定为对董事的问责,虽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属于决策层,经理班子属于执行层,但在中国当前的公司中,董事会和经理层往往是交叉任职的,常常难以区分。因此,本文把公司董事和经理层统称为管理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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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帕利,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M],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6-87。

新课题范文篇7

对一般人而言，国际私法是一个不怎么熟悉的概念，因此，不断有人提出国际私法到底是什么法的疑问。实际上，即使是对学习法律的人来讲，提到国际私法，多数人也会将其理解为抽象的理论法或者古典的学说法，认为这是一门费解的科目。

一个国家的法律本来只在该国范围内有效。然尔，在今天的国际化时代，国际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不可能仅仅是像民、商法一样的国内法，还应存在适用于国际社会的法律，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虽然为制订国际性商习惯、国际条约的国际机构所承认的规则等在逐步增加，但还没有形成世界范围内统一的私法。因此，在解决涉外案件时不可避免的需要国际私法的介入。

涉外诉讼案件的增加

今天，涉外诉讼案件遍及世界各地，复杂多样的案件层出不穷，其规模也逐步大型化。

几年前，从巴黎起飞的土耳其航空所属飞机发生坠机爆炸事故，伤亡人数高达346人。此后，遇难者家属以飞机制造商美国麦道？道格拉斯、货仓门设计商（generaldynamics）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为被告在加利福尼亚东部地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要求人均赔偿175万美元。

该损害赔偿请求诉讼中的原告人数高达337名，涉及24个国家的外国人和12个州的美国人（INreParisAirCrashofMarch3，1974）。对于这种情况，即使是在美国，各州的法律选择原则也不统一，而且对于事故发生地通常是偶然位于某国上空的航空事故，居然也有的州采取不法行为地主义。此外，如果根据效仿联邦法院应适用的法律选择原则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选择原则，则应受Reich原则——在比较所有利益后，适用事故发生时的住所地法——所支配。

在根本不知道这么复杂的涉外案件应适用何国法的情况下，原告无一例外地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无疑是考虑到美国法院有对航空事故判做出巨额赔偿判决的先例、判决容易执行等诸多因素。

国际化时代必要的法律

涉外案件应向何国法院起诉以及应适用何国法律，在任何时候都是涉外诉讼中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原因在于：各国裁判制度各异，诉讼程序等纠纷解决方法也不相同。不仅如此，受国民感情、生活习惯等影响，也可能出现偏见。更为重要的是，不得不考虑天各一方造成的时间和经济负担，而判决的实效性和执行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今天，上述诉讼程序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私法的重要研究对象。

今日被称为国际化的时代急流主要源于国际贸易，并已经进入了企业向进军海外，不断扩展海外生产据点，实现了技术革新资本和经营跨国化的阶段。与此相应适用，所有法律多少都开始了国际化，特别是在规范商业贸易的商法方面，开始有人主张国际商法或者国际契约法的独立发展，特别是主张国际贸易法的独立性。还有人主张要摆脱传统的国际法观念，提倡把包括国际私法在内的规范所有国际性质法律关系的法规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新国际法。（Jessup，transnationallaw）这种主张以涉外生活关系为对象，因此与国际私法的对象出现交叉。

但是，在一个涉外案件中通常会涉及各国不同的司法制度和法庭地，所以从基于以适用一个法为前提的pandectain体系构想的国际商法或国际贸易法的立场来看，要彻头彻尾地解决涉外案件，就不得不涉及国际私法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际私法是在解决涉外案件中跨越所有法律领域而最终必需的法。

国际私法的新方法论

原来意义上的国际私法是决定涉外案件应适用何国法律的法律选择原则，直到今天，以克格尔教授为代表的德国传统国际私法仍仅仅把法律选择规定作为对研究对象。

但是，在解决日益复杂多样的涉外案件时，仅仅依靠传统的法律选择原则已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余年间，由于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的新方法论的出现，国际私法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进入了提倡完全推翻传统国际私法并进行国际私法革命的时代。机械地适用先前腐朽的、徒留躯壳的传统法律原则，已经根本无法解决在不断移动和变化的时代中不断发展的不计其数的各种涉外案件。

新课题范文篇8

相对过去历次改革而言，当前中国农村改革面临新经济环境下的新课题，那就是，随着税费改革进入新阶段，特别是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时刻的临近，农村怎样实现在“无税时代”的各项改革。

“无税时代”的“三大核心”问题

在2006年全部取消农业税的背景下，即将推进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也是农村改革中层次最深、环节最多、难度最大的改革，它实际上要解决好三大核心问题。

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过去是以乡镇教育为主，在税费改革的过程当中，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现在看来，中央和省已经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方面承担的责任还不是很明确，所以下一阶段义务教育改革实质上是加大省级以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平性。

乡镇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政权的机构。过去税费改革以前乡镇政府都是收粮收款，现在免征农业税之后很多地方乡镇政府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突出，通过改革，给农民减负也会给政府消肿。乡镇基层政府及其行政单位，特别是事业机构，确实非常庞大。现在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怎样推进乡镇基层政权的改革。这几年国家一个大方向的改革就是撤并乡镇。据统计，从1998年开始，全国已有25个省份基本完成乡镇撤并工作，5年撤并7400多个乡镇，平均每天撤并4个。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湖北襄樊经过改革，全市乡镇内设机构由527个减为255个，减幅达51.6%。

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税费改革后，乡镇基层政府的功能会越来越弱，乡镇就没有必要来保留乡财政。因为对中西部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农业税是其主要税种，取消农业税后乡财政就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此外，中西部地区基层县乡财政现在都非常困难，怎样加大对县乡财政的转移力度，让它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安徽调查时发现，取消农业税后，一些乡镇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持来维持日常工作，制约了乡镇政府作用的发挥，也影响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县乡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新阶段，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需要协同推进，如：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

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

同时积极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尽快制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在法律上应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形式，明确其与政府的关系，明确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还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

农村改革从更深层面上就是要解决农村面临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目前的改革越来越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制度问题，尤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也是现阶段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下一步整个农村改革要体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基本要求。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标志性地进入反哺农业这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要求在发展上城乡互动，更好地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城乡要进行配套改革，现在的金融改革、征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就必须是城乡配套的，农村内部无法独立完成改革。要构建“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问题现在非常突出，我国有1.2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处在非常弱势的地位。进入城里后，我们在经济上是接纳他，在社会上是排斥他，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进得来还留不下。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分割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加快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当前局部地区出现用工紧张，主要原因是：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农民不愿干；技术要求高，农民干不了。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关键是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应将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大幅度增加投入，探索新的培训方式。

对农民要“多予、少取、放活”。农村改革一定要体现城乡统筹的思路。“多予”，比如在教育方面；“少取”，比如现在不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还有在土地征用上给予农民更多的补偿；“放活”，在劳动力、在农村金融方面要有更多的体现。

新阶段改革动力与突破点

1978年以后，我国农村经历了三次变革。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是农村最重要的改革，农民自身是改革的主体，我们尊重了农民自己的选择。税费改革的主体是政府，要改革征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金融制度，农民肯定有这种要求，农民的权利要得到保护，农民要得到公平的对待，但是改革的主体还应该是政府。

从历史上看，农村改革确实是一种超前突破。农村改革对整个中国改革起了一个“率先突破、超前示范”的作用。这是农村对改革的贡献，特别是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贡献。

农村改革有多个突破点，应该是多点突破、整体推进。只讲当前农村改革有哪一个是突破点是不对的。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户籍制度，包括基层政权的管理体制，这些都是点。应该是全面、整体推进，但是局部地区可以是更超前一些，要具体分析。

当前城乡失衡明显，是改革最大的一个动力；寻求改革的核心动力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体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

新课题范文篇9

郜仲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武部部长。

郜仲华常说：“军队党员领导干部践行先进性要求，必须努力学习和更新知识，在提高谋打赢本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郜仲华刚到人武部工作时，对基层武装工作比较生疏。为尽快熟悉业务，他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学习民兵、预备役工作常识，主动拜“老武装”为师，不懂就问，一招一式跟着学。多年来，经他阅读并剪贴收集的理论文章和经验报道册子达83本，装了满满一书柜。

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深入，城市民兵工作遇到了“人员保证难、组织建立难、素质提高难”等一系列问题。经反复调查论证，针对企业盈利、持平、亏损、严重亏损4种情况，他科学地提出了“压担子、减任务、保机构、留种子”的民兵工作编兵方针，使五华区民兵编兵单位由原来的64家增加到82家，专职武装干部由43人增加到86人，促进全区城市民兵工作上了新台阶。

去年3月，郜仲华又着眼省会城市未来战争遂行任务的特点和要求，充分发挥五华区通用技术科研机构和产业相对集中的优势，调整优化城市民兵组建方案，成立了移动通信、防空侦察、医疗救护等民兵专业技术分队，并在街道、乡镇组建了巡逻、抗灾抢险民兵应急分队，形成了以防空分队、应急分队为重点，以专业技术分队为主体，作战、支前功能兼备的民兵组织体系，民兵快速动员和遂行任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组建高技术民兵分队是新时期城市民兵建设的必由之路”，郜仲华认准这个理后，人武部便依托云南民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建立了两支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吸收部分尖子学生参加的“民兵网络攻防分队”，并研究制定了《民兵网络攻防分队训练实施纲目》，其训练成果完全适用于实战。

前不久，五华区组织了一场以民兵为主体的“抗击X号病”实兵实装演习。

一支支来自不同行业训练有素、技术精湛的民兵分队，在指挥员沉着镇定的指挥下各司其职，从接到病情报告、启动处突机制、封锁发病区域、抢救转运病号、消洗清理现场到收拢民兵队伍，程序简洁明了、动作规范到位……受到现场观摩的军地领导高度赞誉。云南省政府据此制作电视专题片下发各地州县（市）区，作为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示范教学片。

新课题范文篇10

郜仲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武部部长。

郜仲华常说：“军队党员领导干部践行先进性要求，必须努力学习和更新知识，在提高谋打赢本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郜仲华刚到人武部工作时，对基层武装工作比较生疏。为尽快熟悉业务，他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学习民兵、预备役工作常识，主动拜“老武装”为师，不懂就问，一招一式跟着学。多年来，经他阅读并剪贴收集的理论文章和经验报道册子达83本，装了满满一书柜。

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深入，城市民兵工作遇到了“人员保证难、组织建立难、素质提高难”等一系列问题。经反复调查论证，针对企业盈利、持平、亏损、严重亏损4种情况，他科学地提出了“压担子、减任务、保机构、留种子”的民兵工作编兵方针，使五华区民兵编兵单位由原来的64家增加到82家，专职武装干部由43人增加到86人，促进全区城市民兵工作上了新台阶。

去年3月，郜仲华又着眼省会城市未来战争遂行任务的特点和要求，充分发挥五华区通用技术科研机构和产业相对集中的优势，调整优化城市民兵组建方案，成立了移动通信、防空侦察、医疗救护等民兵专业技术分队，并在街道、乡镇组建了巡逻、抗灾抢险民兵应急分队，形成了以防空分队、应急分队为重点，以专业技术分队为主体，作战、支前功能兼备的民兵组织体系，民兵快速动员和遂行任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组建高技术民兵分队是新时期城市民兵建设的必由之路”，郜仲华认准这个理后，人武部便依托云南民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建立了两支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吸收部分尖子学生参加的“民兵网络攻防分队”，并研究制定了《民兵网络攻防分队训练实施纲目》，其训练成果完全适用于实战。

前不久，五华区组织了一场以民兵为主体的“抗击X号病”实兵实装演习。

一支支来自不同行业训练有素、技术精湛的民兵分队，在指挥员沉着镇定的指挥下各司其职，从接到病情报告、启动处突机制、封锁发病区域、抢救转运病号、消洗清理现场到收拢民兵队伍，程序简洁明了、动作规范到位……受到现场观摩的军地领导高度赞誉。云南省政府据此制作电视专题片下发各地州县（市）区，作为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示范教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