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观范文10篇

新发展观范文篇1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指出，随着人类文明成长的进程，“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将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在20世纪，当高歌凯进的工业社会带着满目疮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获得空前发展的时候，却遭遇到一系列难堪的“发展危机”，使得人们难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甚至带来人的本性的异化。与这种异化相伴随，人类发出了“还我本性”的呼唤，强烈要求确立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这种新的发展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思想。

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形成于80年代，到90年代成为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思想原则。70年代，在国际有关的发展会议上，人们曾提出过“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连续的或持续的发展”等概念，最终选定为“可持续发展”。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成为会议的主题。至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被许多国家社会所认同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也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高度重视。1994年制定的《中国21世纪进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白皮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对策、措施等。1996年，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1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朱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坚持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呢?目前，为世人所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是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经典定义。1991年，联合国通过的《里约宣言》将“可持续发展”进一步阐释为“人类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是指发展要有后劲，立足当前，着眼于未来，着眼于长远；发展要能够继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并要为以后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不能“竭泽而渔”。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丰富，但从总体上理解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点：一是强调人类在追求自身生活权利时应当坚持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而不应当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等方式追求发展权利的实现，二是当代人的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时，应当努力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既满足当代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表面上看，可持续发展重在解决资源与环境的再生性和可续性问题，追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协同进化；但实质上，可持续发展却是一种环绕人并为了人而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协调互动的社会发展范式，追求人的完整性、凸现人的完整性，这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与动物是在消极适应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身生存不同，人是在利用工具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因而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又制约和规定人的本质，使人成为“社会存在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肉体组织发展出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能力，从而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有意识的活动，人成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有意识和类存在物”又使人的具有了自觉能动性，因而使人脱离了动物界，成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统一于实践活动中，这表明人通过实践使自己成为一种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在实践活动中，人把自身之外的存在变成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客体，与此同时，也就使自己成为主体性的存在。在这种主、客体关系中，自然界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首要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作用和改造的对象而存在。因而，自然界的发展是作为主体人的发展的基础、根据和首要条件。但是，作为主体的人在与自然客体发展对象性关系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以主人翁姿态完成自然界所赋予的使命，即人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在这里，人不断进行创造性活动，把自身潜在的能量释放出来，使世界有了新的特征，也即使世界人化，从而不断创造着自己的生命本质，并以此体现人的主体地位，价值和尊严。

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渐渐改变了最初的完全从属于自然、依附于自然的状态，而且，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以征服者的姿态让自然不断奉献出大量物质财富。于是到了工业化时代，就有人认为人越是征服自然，人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不错，作为主体存在的人，其生存和存在方式确是在于征服自然，在于摆脱自然对人的束缚，用自己的双手从自然界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不是对人的发展的完整理解，它只是人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83页。)对自然界规律的无视，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盲目蛮干，必然会破坏自然界自身的调节机制。这样一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自然界反过来又以各种暴虐的方式给人类以报复和惩罚。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小亚西亚毁林垦殖，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昔日的良田沃土沦为不毛之地；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结果后来的热带大雨却冲掉了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赤裸裸的岩石……本世纪中叶在以来，虽然人类奇迹般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以及全球性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正在步步将人类推向深渊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平衡状态已逐渐走向全面失衡，使人与自然对立起来。

事实上，人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不是要制造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的对立，而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更广的范围内与自然建立起统一的和谐的关系。这就需要作为主体的人在超越自然的同时担负起对自然的责任，这也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活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一方面自然世界构成了人类世界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人的一切活动必须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自然世界是人改造和索取的对象，人在自然面前具有巨大的主动性。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已将天然自然一步步改造为人化自然，并且人们越来越要求以这种自然创造性活动所产生的“人化自然”去替代现在固有的自然世界(即天然自然)，从而使人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而，人在越是征服自然、其主体地位越是上升的时候，他的责任和使命也就显得越沉重、巨大。如果人们只是囿于如何征服自然、超越自然，对自然缺乏责任，那么主体就必然表现出任性与盲目。相反，带着责任去利用、开发自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这种开发是建设性的而决不是破坏性的。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本质上就意味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已走向成熟。

人的主体性一方面表现为征服自然、超越自然，另一方面表现为超越自然的同时担负起对自然的责任。这种建立在超越与责任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发展，正是新发展观所主张的人的发展的新观念。说到底，新发展观就是要求人们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合理调节自己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如马克思所言：“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26-927页。)也就是说，人只有自觉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自觉与自然融为一体，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充分注意保护自然、改善生态环境，才能确证和展现人的本质力量，才能最终达到人的自我发展。在这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心，归根到底是对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关心。由此，我们也得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发展，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人回归自然、受自然支配，也不是人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和利用，而是要建立在人类自身对自然的超越与责任基础上。

在对待社会发展的观点上，与传统发展观单纯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目标不同，新发展观认为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这是只有在正确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之后才能得出的结论。就人与社会的关系看，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不过是人的历史活动而已。然而人与社会之间并不总是保持这样一种原初关系。社会一经形成，它更获得相对独立的性质，并被看作是超越于个人之上存在的独立实体，城邦、国家都成为其表现形式，而人仅被看成属于它的活动工具。于是我们谈发展时，讲社会发展、讲国家发展，而很少讲人的发展。而在社会发展史上，人类发展追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人类的客观性需要，才产生了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各种社会生产。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丰富性，促使社会综合全面的发展。人类需要的无限递增和不断再生产，导致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永恒追求。因而，要促进社会全面综合发展，必须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也即发展要以人为本。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题和目标，这也是人类在付出一系列沉重代价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都认为只要把经济馅饼做大，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事实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相反它还同时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政治腐化动荡和价值信仰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有增长无发展”或“恶的增长”。(注：周志山：《人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第74页。)因此，到70年代末这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和战略招致众多批评，批评者们认为它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忽视对人的真正幸福的关注。在这种发展框架中，人生的全部意义被淹没于对物的片面追求中，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怀服从于逐物的需要。社会发展的这种物本倾向，导致人的异化，甚至“人的不在场”。这向人们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传统的发展观越来越“离人而去”；也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当代社会发展必须“绕人而行”。

从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转换，其意义不在于用人的尺度完全取代经济尺度；而在于把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人的发展的合理性统一起来，使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受到人的发展的合理性的检验和制约。这是因为新发展观强调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反过来也坚持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手段。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发展内在的运行着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外在的表现为社会的发展。在现阶段，只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的发展才有可能：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主要指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前提；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建设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思想文化前提；第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建设为人的发展提供政治前提；第五，丰富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发展观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人的发展的手段，但不是以社会发展的名义去剥夺人的发展权利，而是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去衡量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其必然归宿都是人类的幸福、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离开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史，离开人的发展就不可能谈社会的发展，因为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因此，社会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迈尔斯在《人的发展与社会指标》一书中曾指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因此社会的发展就应该是从人的发展及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两个方面来制定自身的发展计划，设定发展目标。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平等：其一、社会平等，指每个社会成员都同样具有发展自身的机会，有权利获得生存基本需求的满足及接受教育、得到培训和从事工作的机会；其二、区域和国家平等，指在社会发展中，不应以牺牲别国利益、其他地区的利益作为自己发展的条件；其三、代际平等，指既要关心当代人的发展问题，又要关心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不应以损害下代人和下几代人的发展作为当代人发展的前提。可见，新发展观强调和重视人的发展，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承担者、推动者，但是人要想始终是社会的主体，并且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首先实现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人的能力的发展抑或人的素质的提高。

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是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关于人的发展的论述中，能力的发展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的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30页。)人类活动的目的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特征、表现和内容最终都应归结为人的能力全面发展，“能力的发展就是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8页。)。因而，发展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或能力成长的过程。从根本上讲，人的发展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三是人的潜力的发挥。在这三个层次中，基本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发展的基础，素质的提高是人发展的关键，潜力的发挥是人的发展的目的。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发挥出人的潜力，也才能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

对人而言，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是实现自身发展的根本条件。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与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人造成怎样的存在取决于他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取决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程度。而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和人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素质，既包括劳动者体力的增强，也包括智力的提高：既要重视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忽视思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只有使人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人才能增强自身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世界的能力，也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自己真正的主体地位，从而为社会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体力支持。可见，人的综合素质高低，成为当今社会人能否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

新发展观范文篇2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科学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尽管个别经济学家试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但从中央决策层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看，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这一点，可以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寻找到最有力的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纵向来看，实际上就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

建国初期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城市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变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农业个人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49年到1952年，国家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存在。国家利用其补充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利用其维持和吸收职工就业；利用其利润增长，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部分转变为国家积累。同时，国家通过劳动保护、价格、税收政策，对原料、市场、货源的控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利润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政府状况和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始于1953年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是要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城市已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1953年春，全国基本完成，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农业合作化经过了换工联合劳动的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三个阶段。是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由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自留地。

然而，私人或个人所有制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历史动因不是当时城市或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支配下，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观选择。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其首要动因不是源于增加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而是为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及雇佣劳动、高利贷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建国后，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苏联式集体农庄”，在党内早已达成共识。使党更相信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以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农业合作化“提前”开展，在极短期内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乃至。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追求大而全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头，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先进”与“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一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仍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它导致亿万农民失去经营自主权和身份自由，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农业无法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国家不得不一再调整工业生产规模，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1953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52年的57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6元，平均每年增长不到3元”。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侧重于追求生产力发展

1978年，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方针，从而实现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总量，为今后工业反哺农业、关注民生问题及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打下了物质基础。然而，如果单纯追求生产力增长，把GDP等同于生产力，把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是片面和短视的，是不可持续的，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

第一，分配不公。在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劳动。以GDP数字和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的生产方式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率，把劳动力的经济利益限制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上，直接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工阶层有限的购买力之间持续加剧的矛盾，导致买卖脱节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导致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尤其是与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比例遭到破坏。资本积累、生产扩大和增长速度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生产无限扩大的冲动与劳动阶层有限的购买力相对立，经济增长最终依靠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得以为继。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相对于全社会消费需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劳动阶层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相对过剩。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在我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第二，低附加值。一国竞争力不只用经济总量的规模来评价，更要用经济结构的质量来评价。成品装配加工和低端产品制造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这一增长模式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在产业利润分配中，知识产权开发和品牌销售创造较高的附加值，加工装配环节靠的是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在技术和质量均质化条件下产品无差异，价格竞争的最后结果是没有利润。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附加值的链条，生产利润实际上大部分被外国资本和拥有专利技术的跨国公司拿走。其次，中国以高投资形成的产出，在内需有限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大量出口予以消化，一旦国外需求大幅下滑，势必造成产能过剩。如果遇到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改变，工业生产更为脆弱，企业盈利可能大幅下降，导致大量生产线乃至企业关闭，失业增加，甚至经济衰退。第三，高消耗。中国已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大国，但却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为使产品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生产企业在环境治理、节约资源、安全保护、产品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投入不足，只强调从自然禀赋中索取，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略了人的经济活动是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认识到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模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紧密围绕两条主线：其一，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实现社会公平。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二，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协调，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改善等联系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间的缺口非常大，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竞争性使用。

新发展观范文篇3

长时间以来，在单纯GDP主义的误导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可轻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背离了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价值和目标。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仅将会挫伤社会公众的改革开放热情，也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总理集中表述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改革开放为什么的问题，明确了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的指导思想。应当说这具有重要的观念更新、正本清源的意义，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要标志。

现在的问题是：在重大的观念更新形成以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必须积极跟进，主动改变已经习惯了的单纯GDP思维，而代之以更科学、更全面、更客观的心态和意识以投身改革开放事业；同时，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不仅自己要成为观念转变的表率，而且要积极推广和灌输新观念，宣传、贯彻新观念，为科学发展观争取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支持、准备好扎实可靠的社会基础。在这方面，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任重道远。

我们知道，一个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在转变观念、落实新发展观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他们在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执行中，必然要贯穿一种施政理念，不同的理念所造成的结果也必然不同。如果他们首先能够把科学的发展观贯穿工作之始终，就可以在重大事务上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发展；相反，如果他们不能做到，像王怀忠那样为了私利大搞“政绩工程”，到头来造成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

新发展观范文篇4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性新发展观民族经济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2）

一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或“不况”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从天而降的灾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此外民族经济的反差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3）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他们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5）再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6）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种研究基本都是以“区域”而非“民族”为基点。当然任何民族都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区域内，而我国多民族错综杂居的状况决定了同一区域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当区域经济融聚着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不同民族的状况及其变革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的要素，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必然出现若干问题。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绝、规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不应“一刀切”。所以经济变量的分析尤其是“新发展观”在诠释民族经济时，要重视民族文化诸要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民族经济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地区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虑范围；即使是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对于不同民族的经济进行分别的研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不难看出“区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自治区域）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经济文化特质与实况，反而在同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不同区域，会显现其民族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样一来，无论从现实区划或经济布局还是从研究对象或立论基点来看，经济研究包括区域经济研究的体系与理论方法都面临着创新的时代要求。

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大体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以“区域”为基点，不能凸显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由于单纯研究“经济”，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正是在这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对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却与当地的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落后成为反差共存体。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经济“脱贫”，包括对民族地区不断加大投入，但对于民族经济本身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还注重不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方式而非市场性的。近年来虽也鼓励民间投资，如“光彩工程”或外资引入等（主要针对西部地区而非民族经济本身），但与中国已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之间差距还很大。因此，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中同一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面临问题。

二

笔者曾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作些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区，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经济。（7）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但界定“民族经济”是困难的，达到共识更不易，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却不等于说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着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识化迈进。

愚见也受到前人启发，民族经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受到有识之士重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20世纪80时代就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论文，他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他注意到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提示民族地区经济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8）这就点出了一般区域经济研究的缺憾，推动了民族经济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可惜至今“主流经济学”并未对此更多关注，而是民族学研究者正式提出并开展民族经济学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就是在80年代展开的。那时已有许多成果问世，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标志着学科的兴起，也经历了学术积累和学理探索的过程。1979年9月，施正一先生首次提出创建“民族经济学”分支学科，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奠定了这门新学科的基本框架。（9）20多年来，许多学者从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实地调查、开发战略、现代化进程以及WTO与我国民族经济等角度展开探索，若干有份量的成果包括专业教材陆续问世。（10）特别是，作为一门跨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据统计，民族经济学科90年代培养硕士生180多人，博士生21人，博士后1人，外国留学生10人（11）一批含硕士、博士在内的专业人才队伍逐步扩大，并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为重点的科研群体。此外，还有学者开展“经济人类学”研究，这也是民族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注意到这可能与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的同名著作有关，栗本的书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西文文献和理论方法，他将“文化人类学中的经济人类学”作为一章的标题，其本人是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出身，良好的知识结构为该研究奠定了基础。（12）另外，近年我国已有一些专门研究某一民族经济的著作面世，这也是一种创新探索。（13）

进入21世纪以后，科研的深度、广度都有较大提升，龙远蔚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颇具代表意义。此研究不仅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史前提；而且针对民族经济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现状来看，民族经济研究主要是民族学的拓展，个别为经济学的延伸。以往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经济似乎并未作为独立的门类开展专门性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民族经济逐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反贫困、城镇化以及加入WTO之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走向等等问题的研讨，进一步推动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借助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以民族学和经济学交叉为特征的新兴学科——民族经济学，无疑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的特殊价值，这也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虽然80年代以来“民族经济学”作为正式学科名称被收入许多工具书，（14）但至今在学科的名称概念、基础学理、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上还都存在不同认识。尽管经济类工具书有的将其作为经济学分支，而学科的现实归属为“民族学”二级学科，研究者多立足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基础与科研视野。不过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4版）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专设类目，说明了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20年多来的发展逐渐成熟。（15）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本质上是属于经济科学的。”（16）那么，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理特性或学科归属怎样更合理？其新兴交叉性学科理论价值到底何在？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有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并认为其主要应研究“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比较研究、民族经济政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等。”这有其道理也还有讨论的空间。（17）笔者认为：首先，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次，它也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但即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学。因为主流经济学中尚无其应有地位，而传统的民族学中也大抵不包括民族经济的独立研究，因而它具有若干创新的学理价值。然而，民族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和民族学的简单“交叉”或“揉和”，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整合、创新与生成；同时这还关涉到再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可能更恰当，这三者主要是前两者构成了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并整合成更高层面的新的学科领域。从经济学研究角度看，“民族经济学”即是以“民族”为特定对象的分支学科，其涵有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性质，这也正是新世纪学术创新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今“显学”经济学中，有关民族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至多在区域或贫困等研究中有所涉及。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仍以西方为主，而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拓进，还是我国文化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仅就经济学而言，国人可能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较大，如张培刚等前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些基础研究应重视，因其具备丰富和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意义。研究中国问题只靠西方理论不够，应注意从研究对象本身提炼出与规律性、理论性的成果，并上升到理论经济学层面。西方理论方法并非不能用，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理论确有若干基础性、普适性价值；但研究非西方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否则就会“方榫圆凿”，忽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特性行不通。此外，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民族经济研究还较薄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经济学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分支并很有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学”是几代人投身的学理探究，如王亚南、许涤新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前辈学者等都付出过艰苦的努力。（18）笔者近年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民族经济学无疑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研究。

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从而五彩缤纷斑斓多色，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民族共同体”包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传承与特殊的经济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等，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特征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到先进民族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为本民族经济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申的“经济文化一体性”。（19）坦率地说，笔者对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关心，即源自最具这种“一体性”或“关联性”的专业——经济思想史的学理特质。公务员之家

诚然，“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与“文化现代化”或“全球化”相伴而行，也同“本土化”、“民族化”交织互动。在WTO框架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全球化”的牵引，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与传承的需要。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是必须认真研究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短线决定论”所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只看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现代化是不完善的。在全球化大潮中，地区也好、民族也罢必将卷入时代的巨流。如果不使民族区域和区域内的民族两者的经济文化都能适应发展而又保持民族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良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而且区域经济还会导致新的“非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个性的“同化”，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与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特性之间应当能够走出并存互促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以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脱离了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难有重大的突破。

“新发展观”要求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数字不顾社会及自然和谐，只讲发展不谈代价。笔者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两大沉重代价，一是文化价值的失衡，包括道德、情感、观念、习俗等；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当“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之后，文化失衡问题似乎还未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强调“新发展观”，关键应当将上述两大代价限制或降减到最低，不可偏废；而民族经济学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从而具有促进和践履“新发展观”的学理价值，这也就赋予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特殊的时代意义。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西部不仅是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也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开发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个性与特点，不加区别的“开发”很难成功，更难健康发展，这已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所证明；用同一个模式来“开发”不同的民族或区域，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正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一样，也不应忽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这在“全球化”、“一体化”时代尤为重要。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以西部开发为中心分析了以往发展模式的缺憾，，探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三次开发高潮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结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开发问题，并试图通过探寻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以促进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20）

新发展观范文篇5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理论根源、实践依据和群众基础。从财务工作的角度来看，邮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地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特别是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以来，实践科学发展观更是成为邮政的自觉行动。近年来，邮政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财务状况持续改善，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基本改变了主要依靠成本推动、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逐步向追求效率、注重效益的增长模式转变。

通过有效发展和强化管理，并在取得国家财政支持的基础上，近三年中国邮政用于核心能力建设的固定资产投入每年增加，年均增幅达到18%。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成本中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加大对局所网点维修改造力度，努力解决对劳务工的历史欠账。

二、近几年的财务工作回顾

一是夯实发展基础。从2003年年底开始，实事求是地消除了收入水分。通过资产清理，解决了资产价值和相关成本不实的问题。组织中介机构，开展期中财务状况审计，调查各种成本挂账，包括存货和已报废固定资产损失、往来账中悬挂的呆坏账、长期投资损失、报刊业务资金和存货损失等，并在核实基础上作了账务调整。此外，当时的国家局还先后组织了工程欠款清查、对外投资及附属企业清查、社保欠费调查、集邮品库存清理、储汇业务资金清查等工作，摸清底数后逐步加以解决。通过有步骤、有重点地解决各种历史遗留和积累下来的问题，邮政企业减轻了经营包袱，夯实了发展基础，全网经济运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二是推进三算改革。为配合专业化改革和业务发展，从2004年9月起，在速递和邮政储蓄专业实行了模拟核算和分账核算，进而又在全网开展了责任中心损益核算，损益结果直接用于部门业绩考核，搞活了经营机制，引导了企业的理性发展。推行全网结算。为了增强基层企业的成本意识，规范经营秩序，2005年起先后在全网推行了一级干线运费、国际航空运费、国际终端费的省际间结算等，有效遏制了低资费现象，取得了很好的管理效果。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2005年开始在全网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已经建立了邮政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全面预算管理的观念深入人心，预算目标的确定更加科学，执行过程得到有效控制，保证全网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是加强集中管理。从分营初的投资、折旧资金和银行借款的三集中管理，进一步扩大到核算、成本、资金的集中管理，从四级核算变为三级核算，减少了2000多个县级核算单位。成本费用集中管理正在逐步推进，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各省（区、市）成本费用集中管理的比例要达到90%。资金方面，各省（区、市）都实现了省内的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全网银行账户压缩了30%。资金集中后，各省（区、市）银行负债在减少，业务发展的流动资金投放加大，能力建设投入资金增加，周转更加顺畅。西部资金困难的省（区、市）普遍反映收支两条线管理大大提高和改善了资金周转能力。一些财务状况较好的省（区、市），可支配资金明显增多，增加向集团公司存款。

三、在以后工作中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效益观念。考核评价是集团总部引导各级企业发展导向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客观要求。在外部经济环境严峻的时期，更要关注企业的效益。要加快构建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对各级邮政企业的正向激励，创建以效益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不断提高邮政经济发展质量。

新发展观范文篇6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理论根源、实践依据和群众基础。从财务工作的角度来看，邮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地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特别是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以来，实践科学发展观更是成为邮政的自觉行动。近年来，邮政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财务状况持续改善，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基本改变了主要依靠成本推动、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逐步向追求效率、注重效益的增长模式转变。

通过有效发展和强化管理，并在取得国家财政支持的基础上，近三年中国邮政用于核心能力建设的固定资产投入每年增加，年均增幅达到18%。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成本中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加大对局所网点维修改造力度，努力解决对劳务工的历史欠账。

二、近几年的财务工作回顾

一是夯实发展基础。从2003年年底开始，实事求是地消除了收入水分。通过资产清理，解决了资产价值和相关成本不实的问题。组织中介机构，开展期中财务状况审计，调查各种成本挂账，包括存货和已报废固定资产损失、往来账中悬挂的呆坏账、长期投资损失、报刊业务资金和存货损失等，并在核实基础上作了账务调整。此外，当时的国家局还先后组织了工程欠款清查、对外投资及附属企业清查、社保欠费调查、集邮品库存清理、储汇业务资金清查等工作，摸清底数后逐步加以解决。通过有步骤、有重点地解决各种历史遗留和积累下来的问题，邮政企业减轻了经营包袱，夯实了发展基础，全网经济运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二是推进三算改革。为配合专业化改革和业务发展，从2004年9月起，在速递和邮政储蓄专业实行了模拟核算和分账核算，进而又在全网开展了责任中心损益核算，损益结果直接用于部门业绩考核，搞活了经营机制，引导了企业的理性发展。推行全网结算。为了增强基层企业的成本意识，规范经营秩序，2005年起先后在全网推行了一级干线运费、国际航空运费、国际终端费的省际间结算等，有效遏制了低资费现象，取得了很好的管理效果。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2005年开始在全网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已经建立了邮政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全面预算管理的观念深入人心，预算目标的确定更加科学，执行过程得到有效控制，保证全网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是加强集中管理。从分营初的投资、折旧资金和银行借款的三集中管理，进一步扩大到核算、成本、资金的集中管理，从四级核算变为三级核算，减少了2000多个县级核算单位。成本费用集中管理正在逐步推进，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各省（区、市）成本费用集中管理的比例要达到90%。资金方面，各省（区、市）都实现了省内的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全网银行账户压缩了30%。资金集中后，各省（区、市）银行负债在减少，业务发展的流动资金投放加大，能力建设投入资金增加，周转更加顺畅。西部资金困难的省（区、市）普遍反映收支两条线管理大大提高和改善了资金周转能力。一些财务状况较好的省（区、市），可支配资金明显增多，增加向集团公司存款。

三、在以后工作中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效益观念。考核评价是集团总部引导各级企业发展导向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客观要求。在外部经济环境严峻的时期，更要关注企业的效益。要加快构建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对各级邮政企业的正向激励，创建以效益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不断提高邮政经济发展质量。

新发展观范文篇7

一、经济法治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犹存

《决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法治作为上层建筑，也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所谓体制性障碍中无疑也包含着经济法治方面的障碍。

障碍之一：立法及其指导思想方面

法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从何而来？从无法无天的时代一路走来的国人，不免被笼罩着法的某种神圣光环所迷惑，仿佛立法机关和任何有权制定规则的机关就是神仙皇帝，对其公布的法条产生崇拜，忘记了或不了解法永远是不同主体及利益博弈的产物，权、利及其制衡是法的固有秉性。

纵观现实生活，人们看到，许多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是主管部门急于藉助法律获得权力、某些人大代表对某事甚或一己之义愤，以及领导人的关注或偏好的结果。在法的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未能充分表达意见，并被吸纳到法中去。即使采取公布法案采集意见、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的，立法者也往往不能站在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高度取舍、集中各方意见，仍是拍脑门子决策。如此出台的法，自然反映民意不够，要么脱离实际，要么缺乏大多数人的认同而成为具文，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制度化的立法程序外，最主要的解决之道是要加强立法过程和决策的民主参与、监督，让民众和媒体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令有违民意和科学、公义的人无地自容，引咎辞官。法（治）的精神、原则和主要制度在各部门法间是相通的，许多看似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的问题，其实并非部门法问题，而是一般法治问题。

法的内容及其实现，也有一个博弈、调和问题。以宏观调控法治为例，宏观调控的目标很多，有经济发展目标、产业政策目标、竞争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目标、劳动就业目标、社会平衡和保障目标、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等等，宏观调控法究竟应当如何制定呢？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倾向：一是希望用一部法、确定一个机构，将调控权集中在中央，以免调控的冲突和不协调；另一则是迁就现实，以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出发设置调控权，而不问调控中的混乱及如何集中。二者都是有违经济法治要求的。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发合力之上的，具有某种不可预见性，只能大体预测、防范、事后补救，不能事先运筹帷幄，否则就是计划经济了。宏观调控和经济社会的统筹，只能在分权、制衡中实现。而且，调控和监管的目标不同，需分由不同的机构如央行、竞争执法机构、产业监管部门等来承担，无必要也不可能合一。但是调控权的设置又要科学，当合则合，协调配合又是各有权调控机构及其上级机关的义务或职责，如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制约和总理对各部门的协调，市府各部门之间及其与市长的关系亦然，加上民主的参与、监督和司法审查，宏观调控也就与科学和法治接轨了。

障碍之二：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现代社会是角色社会，尤其对于由千千万万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组成的政府来说，需要对其准确定位，令其角色不得错位、利益不得冲突、包括高官在内人人可（被）问责，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角色扮演者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后果。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法立了不少，法治仍不如人意，问题主要就在角色错位、利益冲突和责任方面。如省市长的亲属从省市政府拿地做房地产，当事人和社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据北京市的情况，土地违法主要是政府违法，却没有任何人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凡此种种，与法治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与经济发展一样，我国经济法治的发展也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需要从制度和观念上解决政府角色定位问题，区分政府的三种角色：社会经济管理者；国资总老板或抽象的所有权人；国资具体老板或出资者（股东）、占用者。在三种角色设置中，不得有利益冲突，角色扮演不得错位，担当角色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具有可问责性，并在角色定位准确、清晰的基础上落实责任。

其一，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应为中立、公正、权威的裁判，一视同仁地对待各市场主体，不应有所偏袒或歧视。例如，信息产业部作为IT产业市场管理者，其职责是管好该市场的竞争和秩序，如果它不遗余力地去关心移动、联通和中国电信是否赚钱、惟恐其不赚钱，那就是角色错位了。

其二，国有财产、资本属国家所有，需要由一定的机关来担当“总老板”或抽象的所有者职能，制定相关政策、规章，对任何掌管着一定国有资产的主体实施监督管理。因此，像国资委这样的机构，不能集国资总老板职能和具体老板职能（企业的出资人或股东）于一身，这样就会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利益冲突，构成法治之大忌。

其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凡角色错位和利益冲突的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责任：责令纠正、赔偿损失、引咎辞职、行政处分、刑事责任等。落实责任的关键，是要让政府在其参加的经济实体法律关系如土地、企业、合同等关系中，与公民、法人一样，平等地承担责任，不能以“行政”特殊性开脱、抵挡之。从法治的要求看，这本不应是一个问题，但按照近年被最高人民法院人为强化了的“公私”严格分野的诉讼机制和思路，对政府责任的正常追究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恰恰就成问题了。比如在中国，对政府采购合同和特许经营权合同的性质无论作何理解都无法给予适当救济：如果认定为行政合同，则在现行司法体制和理念下，政府不可能不折不扣地以合同当事人的身份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认定为民事合同，则依现行法和法官的水平，根本无法辨认和处理以合同条款表现出来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要求，面对精明且巧于算计的私人及其利益，木讷、迟缓的公共利益被巧取豪夺也就不可避免了。甚至连这样的纠纷案件法院应否受理、由行政庭还是民庭受理这样低级的问题，迄今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民事和行政的界限，确立公私融合的经济法观念或真正的“大民事”观念，使经济法治得以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健康发展。

障碍之三：执法或司法方面

公平正义是法的永恒精神，忘记这一点，好律也成恶法了。几千年人治没有给中国留下法治传统，社会上普遍缺乏守规矩、讲诚信、尽忠职守、利益不得冲突、人人可（被）问责、民主参与决定和监督、司法最终解决等法治精神，这在执法或司法中也表露无遗。工商行政管理、税收等执法，基本上只是在现有执法能力和执法手段之内，依任务、循利益执法，而不是依法执法，这样的中国实际，简直是崇尚知识的莘莘学子和沉迷于概念、学术的学者所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如此执法，随意性极大，于是乎，对有油水的案子，相关部门趋之若鹜，反之想请有关部门执法——无门，企业要花大钱打假也就不难理解了；“新型”案子要依上级指示、凭兴趣执法，徇情、徇私执法和野蛮执法也不鲜见。而在行政和法制体系内，尚未形成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的驱动和约束，现有的制度化手段或措施仅能勉强应付严重的贪污腐败、贪赃枉法而已。法院司法的问题表面上不是这般低级，但是性质和严重性则有过之无不及，形式的、表面的合法之下掩盖着种种的不公平。法院经过多年整饬，在民商、经济案件审理中公然“吃了原告吃被告”确已得到遏制，但法官在审案、断案中，心中缺乏一杆公平秤，出于徇私、寻租的目的，以不被抓住把柄为首要考虑来适用法律，形式上合法，公平正义却成了牺牲，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依笔者担任法院特邀监督员亲历的几个大要案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谓之法官懂法越多越危险，应不是危言耸听。要解决此问题，仅靠制度化手段也是远远不够的。过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来它并非与法治不相通。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法治的精神和要求，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可由学者和法官任意拿捏的“小姑娘”，它一般而言是通过人民的声音、集体的无意识表现出来的。“公道自在人心”，而以法的化身自居的法院和法官不把“不懂”法的人民放在眼里，这正是近年来法院的自我评价与人民对它的普遍感受何以差之千里的原因所在。关键和根本之道，还是要靠民主，除加强民主的制度建设外，要更多地发挥人民自发参与、评议、监督的作用，非此不能达致法治和经济法治的理想目标。近日引起轰动的刘涌案，虽属刑案，但其折射出的正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最终获得解决的方式和机制，对于其他各种类型的案件也都是适用的。二、弘扬、普及平衡协调的经济法精神暨基本原则

《决定》中提出了五个统筹，引人瞩目，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确立了新的发展观。这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适时总结经验得到的认识。中国如此之大，地区、行业发展不平衡，社会又呈二元多层结构，更要紧的是，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经济离不开社会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还是为了人，为经济而经济是没有意义的。可惜20余年来，人们多少淡漠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发展被简化为增长，孕育、激化了社会矛盾，以至贫富和地区差距扩大、致富无道、为富不仁、城乡二元结构的裂隙加大、资源和环境吃重，等等。经济的运行需要制度保障和法的调整，在GDP至上的同时，其实也忽视了经济法的精神、原则及其作用的发挥。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搞的不是完全自由放任——任何人可以任何条件作任何交易的市场经济。时至今日，生产已发展到社会化阶段，社会成员及市场主体高度分工合作，传统的民商法等由于不能从社会的层面和高度来调整经济关系，由此催生出现代的经济法以承担此任。民商法在将市场主体预设为抽象的人、理性人的基础上，对自发的财产、交易暨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期望藉此通过社会成员各自追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市场中的主体不可能是全赢的，所谓优胜劣汰，不同的地区也是一样，这是市场的客观规律或曰本性所在，市场的周期性还会经常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震荡；经营者固然会不时蒙受不利，但他（它）们毕竟可以向打工者、消费者转嫁损失，市场经济的不利后果实际上是由社会上的广大弱者所承受的。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也不能摆脱其规律的制约，如果放任其弊端滋生，则不仅市场经济难以为继，社会也会因此毁于一旦。为了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国家必须推行适当的财政、产业和金融政策，干预乃至参与生产和流通过程，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就是经济法。

因此，经济法天然是平衡协调法、社会本位法，平衡协调是其首要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要求经济法在其调整中，按社会化的内在要求，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的调整中都应发挥其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也只有通过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方能创造并维护一个令自由市场机制和民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

这个道理，虽已说了多年，但在追求发展、急于求成的大氛围下，总的来说未受重视，更没有付诸实践。于是乎，“有水快流”——有树快砍、有煤快挖、有地快占、有钱快进快花……，从预算法、税法、银行法、公司法、外汇管理法，到森林法、土地法、矿产资源法等，几乎都成了当事人的主观任意，或者干脆就当它一纸具文，连遮羞也不要了。从观念上说，最大的危害则来自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此经济家们说说倒也无妨，遗憾的是，它蔓延到了几千年来素以公平正义为首要和最高追求的法和法学领域。按此说法，法也要以效率为第一诉求，公平能兼顾则兼顾，言下之意是，若不能兼顾，则不要公平也罢。法不在乎公正了，其后果便可想而知了。可以说，在这样的思潮或观念下，对于中国急速发展中出现和凸显出来的种种矛盾，法完全没有起到调和、化解的作用，而是跟着推波助澜，忘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所以，老百姓中有一种说法，谓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一半是法律、法院和行政执法部门给破坏的”，说得很不客气，但确是事实，说到点子上了。效率不是不可以作为法的某种价值，但它充其量只能是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殊不知，公平正义是法的永恒的理念、价值和追求，效率只是特定时期或条件下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一致的，后者不得超越、优于前者。置公平于不顾的效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否则就是动乱、起义乃至革命。我们无法想象，违反诚实信用的巧取豪夺、社会的普遍投机心态和投机行为是有效率的；当然，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效率命题产生的特定条件而言，也不能认为计划经济及其“大锅饭”、行政暨长官配置资源、以“公”的名义无端压抑个体冲动和私权的种种做法是公平的。

在发展中求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在新发展观指引下，经济法的平衡协调观必将获得新生。这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弘扬、普及，将使优良的经济法变得名副其实，摒弃有违平衡协调和实质公平正义的恶法，并依经济法的固有精神修旧补阙，完善适应新发展观的经济法，为中国新一轮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应有的法治保障。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决定》对公有制保持了一份执著，其中明文写道：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不是一个新的、但却是重要的政策信号。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改革的目标模式，多少是忽视或不情愿市场经济前有“社会主义”作修饰的。每一轮改革，都被许多人视为新一波的化公为私过程，公有制不免构成观念上和实践中的一种障碍。于是，就出现了种种理论来为此辩护、论证，诸如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产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公有财产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休克疗法从长远看比渐进式改革更好，云云。

然而，在中国实行或不废除公有制，应该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要实现统筹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始终不背离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和福祉，光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是不够的。统筹发展、平衡协调要有它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如果整个社会以私有制为主导，则有共产党领导也不是社会主义了；有军队维护这个政权，它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而中国要在如此现状下尽速发展、复兴、繁荣，又不得不藉助社会主义的名义和实践，否则只能是低级、野蛮落后的小商品经济。

尽管公有制与私有制相比，其运行和实现较为复杂、困难，对制度的要求高，但是骑虎难下，不仅不能放弃，而且必须驾驭好，稳步直前。以公有制的典型形式之一国有制为例，它与私有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主体是一个体系、一个个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天然的利益驱动和约束，其参与市场关系的主体有赖于制度的模拟和保障，因而成本高。要将这样一种财产权与市场相结合，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经过百多年的奋斗、探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心得、经验积累日甚，信心越来越足。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的理论准备之一，就是学者与官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而且应该引进商品货币关系，公有制下之所以要搞商品经济，就是因为国有制、公有制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内部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承认它（他）们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开展交易和经营，不然就是大一统的国有制和大锅饭。由此，市场关系进入公有制内部，一发不可收拾，国企、国有财产控制的企业完全在市场的基础上活动，计划式微，原《经济合同法》蜕变为民事合同法就是明证。除企业外，政府或其部门、同业公会、媒体、俱乐部等，也加入到竞争的大潮中来。国有主体与私人相比在竞争中尽管有不利因素，不如私人那般“活”，又容易为扮演公有角色的内部人等非所有者控制而异化，但毕竟竞争得有声有色，如企业、政府等角逐公司大股东地位，中央和地方像自然人一样依公司法合资经营（如企业、桥梁、水利设施等）、纷争求利（如公路收费），地方政府契而不舍地投资发展经济以造福一方（如奇瑞汽车的崛起）等等，一派中国特色。对此完全应该正面地看待，不能以它“乱”、不再那么大一统而否定它，否则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今天的发展和繁荣了。有鉴于此，公有财产不应该也不可能从竞争性领域中完全退出。既然搞市场经济，则它退出不退出，退多少，如何退，应由市场决定，优胜劣汰，进进出出，生生不息。过去国有制的摊子铺得太大，现在融入市场竞争，必然会有压缩，这是正常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同时，也必然有国有资本会在竞争中胜出，顽强地留在竞争性领域，因为没有两个国有主体是相同的，其观念、素质、水平各异，联想、长虹、奇瑞等自不必说，即或最不适宜国营的餐饮业、服装业等，也仍然有国资或其控制的企业存在着。既然它能存活甚至活得很好，那就不必一刀切地强行要求国有财产退出竞争性领域，或者以行政手段人为地规定国有制在竞争性领域的比例，否则必然会造成前苏东国家90年代初发生的那种生产力破坏和社会动荡。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认可市场力量的调整，由市场确定的公有制及所有制结构也一定是合理的，符合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规律的要求。

改革开放20余年，国企改革从扩权放权、到承包租赁再到股份制、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还不能说已经成功，但确已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在开放中放眼发达国家包括特殊企业、公共企业或国企在内的企业、公司，对究竟何为现代企业制度也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要从根本上找准国有制和国企改革之路，把握并完善治道，还需着力在国有制内部塑造市场主体，否则还会多走些弯路。

长期以来，我们希望在国有制内部把企业塑造成利益主体暨市场主体，以为只要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法人，改革就万事大吉了。而事实上，企业、公司只是所有权、他物权人投资经营的工具或手段，只是法律上的交易主体，而非真正的市场主体。譬如A、B两个自然人开了一间有限公司，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不是这间公司，而是承受该公司所有者权义的A、B。对这个简单的道理，人们迄今还不十分清楚，内部人、大股东等肆意侵占或损害企业利益，也即非所有者掠夺所有者或者一些产权人侵占、损害另一些产权人的弊端，正缘于此。我在这里狭义地理解产权，即propertyrights——所有权、他物权，具有排他性的绝对权；《决定》里面则是把产权作广义财产权解的。之所以对产权作狭义理解，是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是确立所有权和他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的主体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样也就把法学和经济学统一起来了，只有明晰产权，确认其神圣不可侵犯，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开展交易、竞争。企业不过是产权人之间交易的一种形式或结果，也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现代公司、企业法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包含着内部意志外部化、外部意志内部化的高度辩证法：企业法人没有自己的意志，企业法人的意志是而且应当是投资该企业的产权人的共同意志。如果不能清楚、坚定地认识这一点，以为企业是“独立”法人，自然就是市场主体，就难免要出问题了。

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最终获得成功，关键是要在公有制内部，特别是国有制内部明确不同的产权主体，否则还是大一统的国有制，想放就放、想收就收，利益驱动和约束难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下去。按照上述道理，也是实践的经验教训和要求，又参照国际惯例，我们应当在国有制内部确立各级地方的所有权，建立中央和地方在法律上分别所有的国家所有制。兹将这样做的理由和好处概括总结如下：

第一，这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搞市场经济，无非是两条，一是引进市场关系，二是引进资本关系。所谓引进资本关系，就是谁投资，谁拥有产权，谁控制，谁受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将此引入公有制、国有制内部。否则就是大锅饭，就是一些人掠夺、侵占另一些人。第二，这是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的要求。《决定》的一个重要精神，是要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投资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责。按照现行财政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五级财政，每一级财政对同级人代会负责，而财政权不能仅表现为价值符号，中央和地方财权都必须有产权作为支撑和依托。而且，与财政契合的各级地方政权，具备作为产权主体的全部要素：意思或决策、权利行使、损益承担等。一级财政一级所有权，一个财政一个所有权，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这也不过是从法律上将现有的财政及利益格局予以明确、清晰而已。

第三，这是减少国有财产管理经营成本的要求。大一统的国有制依附于整个国家政权这个体系和主体，县、乡掌管的财产也是全国人民所有，对处于国家或国家所有底端或基层的管理经营者，从理论上说也要由全体人民来监督他，当地民众和本企业人员都不过是全民的一份子，不承认或不愿意承认他们与地方管理经营的公有财产之间的直接利害关系，如此就减缓了监督的力度，徒增了从所有权主体到具体财产间意志、利益传导的环节，降低了传导及信息反馈的有效性。确认地方所有，就可在不同程度上减少成本。比如，对于县所有财产出资或控股的企业、县立中学等，全县人民就是真正的主人，县地方也义不容辞地负有管理经营好该企业、学校的义务，不必再依赖也不可能指望全国人民或者“天高皇帝远”的中央的决策、监督，从而让县的财产、县出资兴办的企业和其他任何事业最大限度地符合全县人民的利益，接受全县人民的监督。这样的国有制，一定可以减少成本，减缓寻租现象。

第四，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地方财政及其管辖的财产客观上要求地方人民来决策、管理、监督，这在宪法上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现代民主、法治的起点，就是人民理直气壮底要求国家管好人民的财产及其托付的各项事宜。既然《宪法》规定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同级财政，则这个财政自应当包括地方财政形成的财产、包括其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否则这一块就成为权义真空了。只有中央和地方分别所有，才能保证任何国有财产在管理和投资经营当中，有人决策，有人（不）作为，有人负责。

四、以《决定》为指引完善经济法制度

新发展观意味着从量变到质变，要求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有质的提升。适应形势要求，以《决定》为指引，亟待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制度：

最重要、最紧要的，是要完善财税制度，使之与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合理划分相衔接、吻合。一方面，相关法律中要明确与事权配合的财政权义。譬如义务教育，现行法中恰恰没有明确应由哪一级财政负担（当然这不是立法者的疏忽，十分反讽的是，这是以立法刻意反映出来的人治思维），结果必然是领导、“负责”、筹资、出钱诸主体分离，义务教育经费不落实、摊派、乱收费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制订《财政收支划分法》等）明定各级政权的财政权义，实现完全的依法收支和转移支付。尤其是转移支付，转不转、转多少不能依转移者的好恶、关注和被转移者的恳切程度，而是转移者的义务和被转移者的权利，彻底杜绝以人脉和长官、“现管”间的博弈得钱，“跑部”和送礼进钱。

现行征税权、税政权和税收征管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税名不符实的状况，也有悖财税促进分配公正、公平竞争、配合各级政权实现事权的功能或作用，置地方财政及其完成人民交办之事陷于尴尬困境。按《决定》的精神，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要与其责任相一致，更要有相应的财权相配合，否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好、几个统筹也好，都不可能顺利实现。因此，需要根据地方事权的特点，通过法律扩大其财权，不仅地方税的解释权、减免税等税政权、征管权应赋予地方，而且在中央一级不可能公平开征的中央税的税政权和征管权也应交给地方，而且可以划出一些税种由地方自行立法开征。其次，有关政府公共经济管理包括调控、监管、登记注册等法律法规，都要将其建立在市场和责任的基础之上。人治和计划经济的传统，使得我们的各项管理总是立足于管，缺乏服务意识，背离了管的本意，于是，拍脑袋决策、争权夺利、轻视刁难百姓，由于管而给人民带来不便甚至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害，却难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管建立在市场和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凡是市场和自治能解决的，就不需要管，管是为了让市场和自治能够发挥或者更好地发挥作用。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它永远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纠正任何问题，必须寄望于利害关系人及其发动争议方能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管理者被俘虏”的弊端减至最小程度。凡是藉助行政权力以公的名义实施管理的法，从工商行政管理到产业政策、产业部门管理，从金融监管到土地和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对相关法律法规都应据此进行改造。当然理念的根本转变仍是第一位的。再者是承担管理职责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须无例外地可被问责，问责途径从民众自发监督到宪法诉讼，责任方式从减损角色扮演者的个人利益到宪政和政治文化高度的引咎辞职，无庸赘述。

新发展观范文篇8

今年以来，全市煤炭行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市委二届八次全会、市政府第七次全会和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应对法律危机的冲击，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确保安全，确保增长”为主线，以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和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为契机，正视困难，振奋精神，奋力勇为，较好地推进了全市煤炭工业发展和煤矿安全生产。1—6月，全市煤炭行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2亿元、同比增长57.2%；共生产原煤504.06万吨，同比减少74.19万吨、下降12.83%；实现工业产值12.45亿元，同比减少3.53亿元、下降22.09%；实现工业增加值5.98亿元，同比减少1.69亿元、下降17.48%；实现销售产值14.59亿元，同比下降6.53%；洗精煤14.11万吨，实现产值0.83亿元。全市共发生煤矿事故14起、死亡25人，同比减少9起、下降39.13%，少死亡14人、下降35.9%；原煤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为4.96，比去年同期的6.74下降了26.41%。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及早研究部署，分解落实任务。我们认真贯彻市委二届八次全会、市政府第七次全会、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于1月7日召开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1月9日下发《昭通市煤炭工业局2009年工作意见》，对2009年煤炭工业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在此基础上，将全年工作任务分解下达到各产煤县区，与各产煤县区煤炭主管部门签订了工作目标责任状。

（二）扎实开展煤矿节后复工复产和“两会”期间安全工作。一是及时安排部署。年初下发文件，对全市煤矿节后复工复产和“两会”期间安全工作作出部署。并于2月27日召开全市煤矿节后复工复产工作座谈会，总结推动相关工作。二是加强统计调度。建立了煤矿节后复工复产情况日报制度和“两会”期间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收集掌握煤矿复工复产进度，加强应急值守工作。三是强化督查检查。于2月23日至3月5日对各县区开展煤矿节后复工复产和“两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检查。各县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煤矿节后复工复产和“两会”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和“五个从严”要求，严把复工复产验收关口，有力促进了煤矿安全生产。

（三）克难攻坚，继续组织开展煤矿瓦斯治理攻坚战。我们认真贯彻《昭通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煤矿瓦斯治理攻坚工作的意见》，把瓦斯治理作为煤矿安全生产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力推进。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开展小煤矿瓦斯专项治理工作部署，与市发改委、能源局、煤监昭通分局联合制定了《昭通市煤矿瓦斯治理工作方案》，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全市煤矿瓦斯专项治理工作。二是加大力度推进煤矿瓦斯远程监控联网工作。目前，全市煤矿瓦斯监测监控系统实现了应装尽装，镇雄县、威信县共有48个煤矿实现了矿、县、市三级联网，市级监控平台与省实现了瓦斯实时监控数据联网传输。其他县区正积极推进县、矿联网工作。三是深入开展高瓦斯、煤与瓦斯诊断治理，督促高、突矿井开展瓦斯治理专项设计，制定治理方案。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四是在全市范围内确定12对矿井，启动了瓦斯治理“双百工程”示范矿井建设。五是邀请重庆煤科院瓦斯治理专家，开展了全市煤炭主管部门领导、技术人员和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参加的瓦斯治理技术专题讲座。并于6月5日与重庆煤科院有关领导和专家进行座谈，拟加强合作，充分利用其人才资源和技术优势，推进全市煤矿瓦斯治理工作。六是全力推进煤矿技术管理。启动了全市煤炭行业专家人才库和煤矿技术档案建设工作。开展规范煤矿采区设计和图纸交换工作专项培训，共培训了4期、406人。

（四）全力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工作。在2008年各县区煤炭资源整合方案通过省级审批的基础上，切实加大督促和指导力度，分别于4月、6月开展了两次专项督查，多次深入重点县区开展煤炭资源整合工作专题调研和指导，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进整合方案实施。各县区根据省、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公告了煤炭资源整合方案，制定了煤炭资源整合方案实施意见，着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目前，全市共有13个煤矿变更了企业名称、34个煤矿变更了采矿许可证、173个煤矿签订了整合协议、9个整合主体煤矿与政府签订了整合工作协议、138个煤矿启动了地质勘查工作（其中50个煤矿已完成）、82个煤矿启动了矿井初步设计（其中5个煤矿已完成）。

（五）深入开展杜绝煤矿较大以上事故专项整治活动。根据3月23日全市安全生产紧急视频会议精神，我们制定了《杜绝较大以上煤矿事故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以“铁腕整治安全隐患，创建平安和谐煤矿”为主题，以“杜绝较大以上事故，努力减少一般事故”为目标，从4月10日至7月底在全市开展为期100天的杜绝较大以上煤矿事故专项整治活动。各县区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成立领导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扎实推进了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工作。为推进活动取得实效，根据市政府的安排，我局牵头，与煤监昭通分局、国土局、法律局、安监局共同组成7个工作组，从4月7日至17日深入7个重点产煤县区开展煤矿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检查活动，共检查煤矿矿井40对，下达执法文书38份，查出隐患284条（其中：“一通三防”和瓦斯治理132条、顶板管理88条、机电运输37条、其他27条），督促相关县区落实责任人，对查出的煤矿隐患和问题切实加强了整改。

（六）深刻吸取镇雄县茶山煤矿“5·15”重大事故教训，采取紧急措施推进煤矿安全生产。镇雄县茶山煤矿“5·15”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我们认真贯彻上级领导的重要指示和批示、5月16日镇雄五德会议、5月18日全市安全生产紧急视频会议和市政府昭政电〔2009〕11号《关于开展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市政府办昭政办发〔2009〕70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精神，迅速采取紧急措施，推进煤矿安全生产。一是与煤监昭通分局联合组成4个工作组，对各县区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共检查矿井29对，查出各类安全隐患和问题266条，下达执法文书34份，对2个煤矿实施了经济处罚，有力促进了大检查活动各项安排部署落实到位。二是于5月25日将省联合调查组关于茶山煤矿“5·15”重大事故防范措施转发各县区，要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整改突出问题，确保安全生产。三是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年”和“三项行动”的部署，研究制定《全市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年和“三项行动”实施方案》，在全市再掀整治风暴，全面深化煤矿安全整治，严查安全隐患、严处违法行为，对存在安全问题的矿井坚决停产整改，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矿井坚决停产整顿。四是开展清理打击煤矿违法违规建设和生产行为、清理整治煤矿通风安全隐患、清理打击煤矿“三超”“三违”行为等“三项清理”。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五是下发昭煤发〔2009〕31号《关于建立煤矿“一通三防”督查检查工作制度的通知》，对各级监管部门开展煤矿“一通三防”督查检查的内容、时间安排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规范。下发昭煤发〔2009〕39号《关于在全市煤矿企业全面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的通知》，建立了煤矿安全生产“双承诺、双保证”制度。六是切实加强了汛期煤矿安全工作，严防发生水害事故。七是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于6月18日至7月2日组织县、乡煤矿安全监管部门领导和监管员共167人进行了以煤矿“一通三防”隐患识别为主要内容的监管业务培训。

（七）统筹兼顾，全面推进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相关工作。一是加大力度开展煤矿安全培训工作。依托市县煤矿安全培训中心，共开展培训97期、9307人次。其中：特员培训9期、994人；煤炭专业函授大专班3期、319人；瓦斯监控系统操作员培训6期、617人；新工人岗前培训79期、7377人次。二是认真贯彻《昭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昭通市煤矿转让承包审查程序实施意见》，组织各县区开展了煤矿转让承包清理整顿规范工作。并组成4个工作组，于5月6日至5月11日对各县区开展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目前全市共有119个煤矿存在转让行为、1个煤矿有承包行为，其中：入股38个、收购49个、联合4个、重组28个；已办理相关转让手续的108个、未办理相关转让手续的11个。对未按规定办理转让手续的煤矿，各县区正督促抓紧办理。三是开展2009年度煤矿安全隐患治理配套资金项目申报工作。与市财政局、市经委联合发文，及时组织各县区申报2009年度煤矿安全隐患治理配套资金项目，共汇总上报了38个项目，申请补助资金3113万元。四是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对镇雄县煤炭产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提出了推进镇雄县煤炭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五是积极为煤电、煤法律重点项目建设（筹建）提供及时、优质服务，推进项目建设（筹建）工作。

今年以来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由于受金融危机冲击，煤炭市场走低，导致煤炭产量、产值下滑。二是煤矿重点基础工作未能按计划推进，煤矿办矿水平提升缓慢。三是煤炭资源整合推进迟缓，工作中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三是煤矿事故仍然多发，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这些存在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认真解决。

二、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主攻薄弱环节，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当前，全市正开展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领会其精神实质，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整改存在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落实。上半年，全市原煤产量仅占全年计划数1500万吨的33.6%，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了全年计划控制目标45人的55%，下半年工作任务艰巨、压力巨大。我们要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下大决心，用硬措施，突出工作重点，主攻薄弱环节，确保圆满实现全年工作目标。重点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执行煤矿安全生产“双承诺、双保证”制度。建立煤矿安全生产“双承诺、双保证”制度，是市政府王市长在镇雄县五德会议上提出的重要要求，是监管手段的根本性创新。抓好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必将极大地推进煤矿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有效遏制煤矿事故发生。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要把制度的贯彻落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按照规定的时限要求，在7月底前全部完成辖区内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书的签订工作，并报市局备案。要从今年7月1日起严格执行制度的规定，对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下事故的，由事故煤矿按每死亡1人10万元的标准向政府交纳违约金；发生一次死亡3人及以上事故的，由事故煤矿按每死亡1人20万元的标准向政府交纳违约金，并对事故煤矿实施关闭（停）；发生一次死亡10人及以上事故的，除向政府按每死亡1人交纳20万元的违约金外，关闭事故矿井。

（二）严格执行煤矿“一通三防”督查检查制度。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王市长镇雄五德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局建立了全市煤矿“一通三防”督查检查制度。这一重要制度目前在一些县区煤炭主管部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落实效果不好。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一通三防”是煤矿瓦斯治理的治本措施，“一通三防”基础薄弱，是当前我市煤矿事故多发的根本原因，根本不治、事故难控。这次会议结束后，市局将按照煤矿“一通三防”督查检查制度的规定，开展第二季度的督查检查工作。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务必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抓好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促进辖区内煤矿“一通三防”突出问题的不断解决。

（三）强力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工作。当前，全市煤炭资源整合工作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采矿权变更处于停滞状态，严重影响了整合工作进度。二是个别县区对省、市政府关于煤炭资源整合的政策要求没有吃透，不按规定程序推进相关工作，上报整合方案前未组织煤矿签订整合协议，增大了工作难度。三是在编制上报整合方案前，调查研究不深入，对相邻重组型煤矿存在的地质灾害、股权纠纷等问题估计不足。四是多数整合矿井现有地质勘查成果难以满足煤矿建设项目核准、安全准入和矿井初步设计的要求。针对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要按照

“围绕一个目标，统一一个思想、防止两种不良倾向、注意三种特殊情况、抓好四项基础工作”的要求，加大力度推进整合各项工作落实，确保顺利完成任务。

围绕一个目标，即：通过开展煤炭资源整合，实现产能提升、安全提升、企业做大、产业做强的目标。

统一一个思想，即：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省政府云政发〔2007〕151号文件上来，统一到省、市政府关于煤炭资源整合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上来，进一步认清煤炭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认识到开展煤炭资源整合工作的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防止两种不良倾向，即：一是防止整合主体矿井牵制被整合矿井，不按政策和要求实施整合的不良倾向。对整合主体矿井钻政策空子、对被整合矿井实施不公正待遇的行为，必须坚决防止、严厉打击。二是防止被整合矿井不积极配合整合工作，甚至在整合协议中提出无礼要求、漫天要价、拖延整合关闭等不良倾向。

注意三种特殊情况，即：一是因开采导致地质灾害的问题。因矿井开采导致地质灾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必须妥善处理，防止引发社会热点。二是对2009年应整合关闭矿井的按期关闭工作难度大，要精心计划、周密安排、依法实施、强力推进，确保按期关死关实。三是整合工作涉及煤矿业主的切身利益，在工作推进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因素干扰。工作中要动作快、出手快，排除各种因素干扰，确保整合工作顺利推进。

抓好四项基础工作，即：一是尽快组织煤矿企业签订整合协议。签订整合协议是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工作的关键环节。当前部分相邻重组型矿井尚未签订整合协议，任务艰巨，必须加快进度。二是抓紧做好地质勘查。整合协议签订后，要抓紧启动地质勘查工作，为开展后续各项工作打好基础。三是抓紧做好矿井初步设计或技术改造方案，尽快启动整合技改工作。四是抓好安全基础管理，强化对应整合关闭矿井的安全监管，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四）强力推动煤矿重点基础工作，提升产业发展水平。2005年以来，我们根据不同阶段的工作需要，认真组织开展了采煤方法改革、支护方式改革、通风和机电质量标准化建设、装备建设、采区设计和图纸交换等煤矿基础管理重点工作，但推进效果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全市煤矿的总体办矿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还很差。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推进重点基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务必按要求、按标准、按时限完成工作任务。10月份左右，市局将组织对以上几项重点基础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验收，检查结果作为年度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五）继续深入推进瓦斯治理攻坚战。“瓦斯不治、矿无宁日”。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要把瓦斯治理作为扭转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抓手，多管齐下，强力推进，力争全年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在上年基础上大幅度下降。

1．扎实推进瓦斯治理“双百工程”示范矿井建设。为着力构建瓦斯治理工作体系，国务院安委办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瓦斯治理“双百工程”建设，到2010年建成100对示范矿井和100个示范县。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和省局的部署，结合昭通实际，市局下发昭煤发〔2009〕45号《关于印发昭通市煤矿瓦斯治理工作体系示范矿井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全市煤矿瓦斯治理

“双百工程”示范矿井建设作了安排部署，到2010年底，全市建成省确定的镇雄县大顺煤矿、威信县水洞坪煤矿2对“双百工程”示范矿井，同时建成市级规划的10对示范矿井，其中：镇雄县3对，威信县2对，彝良、昭阳、盐津、绥江、大关县各1对。在此基础上，到2011年，完成瓦斯等级鉴定相对涌出量达8m3/t以上的低瓦斯矿井、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建设；到2012年完成其他矿井的建设。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要按照上述规划，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双百工程”示范矿井建设工作。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市局成立了领导组，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也要相应成立由一把手任组长的领导机构，为推进“双百工程”示范矿井建设提供领导和组织保障。二是各相关县区按市局下达的计划，尽快确定第一批示范矿井，报市局备案，并立即启动建设。三是要积极配合重庆煤科院专家组的工作，尽快完成专家会诊和编制“一井一策”的矿井瓦斯治理方案，在专家组的指导下组织实施。四是建立月报制度，强化动态跟踪管理。各县区每月底前要将工作进展情况书面报告市局。市局每季度通报一次全市工作进展情况。五是要全面落实煤矿企业的主体责任。各县区要督促各煤矿企业严格落实瓦斯治理主体责任，保证瓦斯治理投入，按要求、按标准、按时限开展示范工程建设。凡不积极主动开展相关工作，不能按质按期达标的，一律停产整顿。

2．认真开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市局已下发昭煤发〔2009〕46号《关于开展2009年度煤矿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的通知》，对今年瓦斯等级鉴定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全市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工作由市局组织昭通大地工程开发公司和云南煤矿安全技术中心两个具备资质的单位负责开展鉴定工作，到9月底前完成。各县区要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努力提高瓦斯等级鉴定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为开展瓦斯治理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

（六）强力整治煤矿安全隐患。隐患是事故之源。下半年，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要狠下功夫，强化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严密防范事故发生，确保顺利实现全年煤矿安全控制目标。一是要认真抓好煤矿安全生产年“三项行动”工作措施落实，严查安全隐患、严处违法行为，煤矿不安全坚决不准组织生产。二是深入开展煤矿违法违规建设、“三违”“三超”、煤矿转让承包“三项清理整治”，着力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三是督促煤矿严格执行矿领导带班、安全员和特员跟班、“敲帮问顶”等管理制度，及时发现和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四是严格实行隐患排查挂牌、整改“销号”制度，隐患未整改完毕不摘牌。五是强化监管执法。监管执法失之于软，是目前煤矿安全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市、县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务必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对煤矿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上限实施处罚，直至依法关闭矿井，强力推动煤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安全人力、物力、资金投入，提升煤矿保障水平。

（七）加大力度开展煤矿安全技术培训。监管人员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监管能否到位，从业人员素质好坏直接影响煤矿生产是否安全。各县区、各煤矿企业务必充分认识抓好人员培训的重要性，按要求、按标准开展安全技术培训工作。一是煤矿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送培矿长、副矿长和特种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工人岗前培训规定，强化班前培训和安全操作技术培训；切实加强对特种作业人员的继续培训，确保应知应会。二是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要采取外出培训、现场操作培训等形式，切实加强监管人员业务培训工作，不断提升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

（八）切实抓好国庆期间煤矿安全生产。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节期间全国各地将举行庆祝活动，我们必须坚决抓好煤矿安全生产，确保安全不添乱。一是要落实好各级领导负责制。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主持研究安排国庆期间的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将工作责任层层落实到人。二是要开展煤矿安全集中整治，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对不能保证安全的煤矿必须停止一切作业，安排专人严密监控，防止擅自违法违规组织生产酿成事故。三是要加强应急值守。国庆节期间，各煤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坚守工作岗位。要建立国庆节期间的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预测、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要加强值班工作，坚持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三、进一步总结经验，创新思路，改进方法，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近年来，全市煤炭系统在推进煤炭工业发展和煤矿安全生产过程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经历了不少教训。我们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方法，把抓落实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完成，才能不断促进煤炭工业又好又快发展。借此机会，对各县区煤炭系统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提几点要求：

（一）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狠抓安全生产。推动煤炭工业科学发展，关键是要以人为本，实现安全发展。如果煤矿事故频繁发生，煤炭产量、产值即使大幅上升，也不是成绩。必须明确，有安全才会有发展。市政府王市长明确提出，我们不要带血的gdp，给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因此，大家必须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紧扣安全生产这个主题来研究工作思路、部署和落实工作措施。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考核下级政绩的首要指标，安全抓好了，就是最大的政绩；安全出了问题，就要从严处理。要牢固树立“100—1＝0”的意识，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若差一个环节出现疏忽，发生了事故，一切努力都是白废。

（二）坚决把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和部署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这些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煤炭工业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下发文件，解决煤炭工业发展和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问题、部署重点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对抓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各县多煤炭主管部门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各项工作取得了实际成效，但也还存在工作不够到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问题。贯彻落实好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和部署，既是工作任务，更是政治任务。实践证明，对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局的工作安排贯彻落实得好的县区，工作效果就明显，特别是安全生产就比较平稳，反之，工作就会流于一般化、起色不大。因此，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务必把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局工作安排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取得新的工作成果。

（三）创新思路、改进方法，严格管矿，依法管矿，管住煤矿。当前，煤炭行业管理政策措施、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和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在一些煤矿企业严重地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落实不到位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作为直接管理煤矿企业的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矿不严、管不住煤矿的问题。我们管不住煤矿，煤矿就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甚至受纪律处分、丢掉职务、丢掉公职、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各县区煤炭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要不断不断学习借鉴，不断创新思路，改进方法，找准依法管矿和严格管矿的结合点，牢固树立监管权威，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管好煤矿、管住煤矿。

新发展观范文篇9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理论根源、实践依据和群众基础。从财务工作的角度来看，邮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地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特别是从20*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以来，实践科学发展观更是成为邮政的自觉行动。近年来，邮政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财务状况持续改善，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基本改变了主要依靠成本推动、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逐步向追求效率、注重效益的增长模式转变。

通过有效发展和强化管理，并在取得国家财政支持的基础上，近三年中国邮政用于核心能力建设的固定资产投入每年增加，年均增幅达到18%。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成本中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加大对局所网点维修改造力度，努力解决对劳务工的历史欠账。

二、近几年的财务工作回顾

一是夯实发展基础。从20*年年底开始，实事求是地消除了收入水分。通过资产清理，解决了资产价值和相关成本不实的问题。组织中介机构，开展期中财务状况审计，调查各种成本挂账，包括存货和已报废固定资产损失、往来账中悬挂的呆坏账、长期投资损失、报刊业务资金和存货损失等，并在核实基础上作了账务调整。此外，当时的国家局还先后组织了工程欠款清查、对外投资及附属企业清查、社保欠费调查、集邮品库存清理、储汇业务资金清查等工作，摸清底数后逐步加以解决。通过有步骤、有重点地解决各种历史遗留和积累下来的问题，邮政企业减轻了经营包袱，夯实了发展基础，全网经济运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二是推进三算改革。为配合专业化改革和业务发展，从20*年9月起，在速递和邮政储蓄专业实行了模拟核算和分账核算，进而又在全网开展了责任中心损益核算，损益结果直接用于部门业绩考核，搞活了经营机制，引导了企业的理性发展。推行全网结算。为了增强基层企业的成本意识，规范经营秩序，20*年起先后在全网推行了一级干线运费、国际航空运费、国际终端费的省际间结算等，有效遏制了低资费现象，取得了很好的管理效果。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20*年开始在全网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已经建立了邮政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全面预算管理的观念深入人心，预算目标的确定更加科学，执行过程得到有效控制，保证全网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是加强集中管理。从分营初的投资、折旧资金和银行借款的三集中管理，进一步扩大到核算、成本、资金的集中管理，从四级核算变为三级核算，减少了2000多个县级核算单位。成本费用集中管理正在逐步推进，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各省（区、市）成本费用集中管理的比例要达到90%。资金方面，各省（区、市）都实现了省内的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全网银行账户压缩了30%。资金集中后，各省（区、市）银行负债在减少，业务发展的流动资金投放加大，能力建设投入资金增加，周转更加顺畅。西部资金困难的省（区、市）普遍反映收支两条线管理大大提高和改善了资金周转能力。一些财务状况较好的省（区、市），可支配资金明显增多，增加向集团公司存款。

三、在以后工作中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效益观念。考核评价是集团总部引导各级企业发展导向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客观要求。在外部经济环境严峻的时期，更要关注企业的效益。要加快构建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对各级邮政企业的正向激励，创建以效益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不断提高邮政经济发展质量。

新发展观范文篇10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理论根源、实践依据和群众基础。从财务工作的角度来看，邮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地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特别是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以来，实践科学发展观更是成为邮政的自觉行动。近年来，邮政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财务状况持续改善，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基本改变了主要依靠成本推动、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逐步向追求效率、注重效益的增长模式转变。

通过有效发展和强化管理，并在取得国家财政支持的基础上，近三年中国邮政用于核心能力建设的固定资产投入每年增加，年均增幅达到18%。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成本中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加大对局所网点维修改造力度，努力解决对劳务工的历史欠账。

二、近几年的财务工作回顾

一是夯实发展基础。从2003年年底开始，实事求是地消除了收入水分。通过资产清理，解决了资产价值和相关成本不实的问题。组织中介机构，开展期中财务状况审计，调查各种成本挂账，包括存货和已报废固定资产损失、往来账中悬挂的呆坏账、长期投资损失、报刊业务资金和存货损失等，并在核实基础上作了账务调整。此外，当时的国家局还先后组织了工程欠款清查、对外投资及附属企业清查、社保欠费调查、集邮品库存清理、储汇业务资金清查等工作，摸清底数后逐步加以解决。通过有步骤、有重点地解决各种历史遗留和积累下来的问题，邮政企业减轻了经营包袱，夯实了发展基础，全网经济运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二是推进三算改革。为配合专业化改革和业务发展，从2004年9月起，在速递和邮政储蓄专业实行了模拟核算和分账核算，进而又在全网开展了责任中心损益核算，损益结果直接用于部门业绩考核，搞活了经营机制，引导了企业的理性发展。推行全网结算。为了增强基层企业的成本意识，规范经营秩序，2005年起先后在全网推行了一级干线运费、国际航空运费、国际终端费的省际间结算等，有效遏制了低资费现象，取得了很好的管理效果。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2005年开始在全网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已经建立了邮政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全面预算管理的观念深入人心，预算目标的确定更加科学，执行过程得到有效控制，保证全网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是加强集中管理。从分营初的投资、折旧资金和银行借款的三集中管理，进一步扩大到核算、成本、资金的集中管理，从四级核算变为三级核算，减少了2000多个县级核算单位。成本费用集中管理正在逐步推进，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各省（区、市）成本费用集中管理的比例要达到90%。资金方面，各省（区、市）都实现了省内的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全网银行账户压缩了30%。资金集中后，各省（区、市）银行负债在减少，业务发展的流动资金投放加大，能力建设投入资金增加，周转更加顺畅。西部资金困难的省（区、市）普遍反映收支两条线管理大大提高和改善了资金周转能力。一些财务状况较好的省（区、市），可支配资金明显增多，增加向集团公司存款。

三、在以后工作中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效益观念。考核评价是集团总部引导各级企业发展导向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客观要求。在外部经济环境严峻的时期，更要关注企业的效益。要加快构建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对各级邮政企业的正向激励，创建以效益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不断提高邮政经济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