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范文10篇

现代传媒范文篇1

第一，要转变观念。对大众传媒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保持有认识上的敏锐性和预见性，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不应走到排斥大众传媒的程度。不幸的是我们在宣传上和实际工作中看到的往往是对大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络的恐惧心理，认为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要控制舆论和防止不良文化的渗透。应该承认，对媒体的控制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所拥有的权力，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各国都在同网络犯罪作斗争。但实际上，互联网、多媒体等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使政府对于新闻流通的传统主导权和控制权逐渐减弱和丧失，因为在当今时代，任何个人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就可以接触到任何通讯社所提供的电讯、新闻广播及电子邮件服务。任何个人也都可以以未经编辑和未经删节的形式，平等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作为政府来讲，要控制这种表达，就如同对每个个人的来往信件拆开检查，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做不到。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不是要控制和限制新闻媒体，而是要充分利用它。要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为党的活动服务，要加强网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

第二，要充分利用媒体手段和信息资源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媒体时代为我们进行政治动员，打破距离和孤立的障碍，充分实现社会交流和形象展示提供了条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重视利用媒体手段宣传自己，美国总统更是应用媒体的专家。**年4月30日晚上，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当时拥有电视机的观众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这场演说是媒体革命的开始，大大改变了美国政治的活动方式。今天美国总统选举中大众媒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统选举运动有成为媒体运动的可能。我们党也有运用媒体宣传自己政策和观点的历史。**年2月9日晚，会见了第一个进入延安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范长江，和他进行了通宵谈话，范长江将采访所得整理为《陕北之行》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曾亲自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年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就共产党的历史和政策同他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次年斯诺出版《西行漫记》一书，使外界知道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有力地驳斥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诬蔑。在今天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更要重视利用媒体宣传自己，通过媒体争取群众。如果还仅仅是坐在屋里开党员会、开群众会，放着媒体手段不用，简直是对现代化传输手段的浪费。

第三，要利用大众传媒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和增强党员的参与意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个人行为意识增强，群体行为淡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党的阶级色彩显得不那么突出，而政党的整合功能却在强化。但作为一个政党，其性质和意识形态表明，政党本质的东西不能变，它必须不断灌输全党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凸现党的特点。相应地，作为党员个人来讲，要有整体意识，要有认同感，这是树立党员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第一步。作为组织上来讲，要充分利用媒体手段，使广大党员参与到党的决策过程中去。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党的决策体系应该是开放的和协商式的，而不是封闭的、独断的。在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党的活动的环节中，媒体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媒体不发达，让人们都去讨论政策，制定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甚至只是对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都很困难。相反，如果媒体发达，就能够为人们广泛参与和影响决策开辟道路，参与对党内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比如我们完全可以开个网站，发动广大党员对党内的某些事务发表意见。尤其是在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开放这样的网站，有助于提高全体党员的主人意识和参与意识。我们应该利用媒体快捷的特点，了解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情况，及时掌握各种社会动向，以有利于实现党的正确决策过程。要通过媒体广泛宣传党的主张，以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党的决策过程中，以往我们对内部信息渠道利用较多，并在决策中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在以后要多多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扩大信息的来源，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

现代传媒范文篇2

［关键词］现代传媒文化现代化

报纸、广播、电视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主要部分。其普及率之高，影响面之广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互联网的挑战下，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传媒做为一种管道（信道），与所传输的内容（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信息的被接受程度促进了信道的普及；信道的普及，特别是反馈机制的建立，又提高了信息的可接受度。实际上，题目改为“现代传媒及其承载物的文化批判”也无不可。但此处要强调传媒的中心作用，它是造成文化工业对人类影响的关键因素。文化工业利用现代传媒普及、快捷、形式多样易于接受的特点，在现代人生活中无孔不入地渗透着。

以广播为例，美国的广播事业的黄金时期是在大萧条的30年代。早上和午后，电台多数播放“肥皂剧”；下午一点和六点，则是青年爱听的漫画广播剧，如《超人》；入夜，往往是时事喜剧，著名的有《阿莫斯和安迪》，另外还有音乐、新闻评论等。在如此大的娱乐成分之外，比较重要的是政治时事部分。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谈判，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第一时间报道给观众。同样通过广播，罗期福总统的“炉边谈话”，帮助美国人民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在此期间，美国收音机的占有量从1930年的1250万台，增加到1940年的4400万台。

在此之前出现的报纸及之后的电视所传输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分为两大板块：娱乐休闲和新闻时事。这一特点并非某国传媒所独有，而是世界各地传媒的共同特征。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传媒对文化的切入点。

霍尔（StuartHall）对大众媒介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分析，“无论是就质或量的观点来说，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领导地位。单只是就经济、技术、社会与文化资源来看，大众媒介所能够控制的部分，比起目前还存在的所有更为传统的、更为古老的文化渠道，其素质优越了许多。……这是现代媒介的首要的文化功能：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与影像我们才对于‘种种世界’、‘种种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实体’，产生认知，透过这些，我们也才通过想象建构他们的及我们的生活，使之合并为可资理想的‘整体的世界’。”⑴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传媒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着重从人的异化和技术理性的方面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从三四十年代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到60年代红极一时的马尔库塞都没有忽视对它的审视。尽管，他们多次声称针对的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然而随着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媒体的高普及率、传播手段的高覆盖率，早已将全球联为一体，西方文化渗透到了每个角落。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批判，既有借鉴作用，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传媒的娱乐功能在今天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影视剧、音乐、晚会、综艺等等充斥着广播、荧屏，而大量的八卦新闻则在报刊上连篇累牍，添油加醋。

首先是造成公众的精英意识的消亡。观众和明星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只要成为传媒关注的对象，那么其生活的各个细小的方面都会成为报道的重点，因为所有人对此都津津乐道。不仅娱乐明星是这样，其他领域的明星，如政治人物、学者、企业家等都“难逃此劫”。不仅如此，还将明星请入综艺节目，或“脱口秀”的现场，在公众面前展示：此公到底为何许人，不过凡人耳。

其次，将人的个性清除掉，即平面化。“文化事业恶毒地使人体现为类本质”。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语言的无个性。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结构，构成了文化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共同语言文化圈中，其亚文化圈也可以由语言做出区分。如：都是对“好”的修饰，北京为“特好”，东北为“贼好”，湖南、湖北为“蛮好”。而传媒及其承载物已经使语言丧失了文化标志的地位。现在走遍大江南北，都能听到“好好”、“买单”、“搞掂”。其二，消费品味一致化。广告是媒体的重要支柱，消费文化成为传媒传播的主要信息之一。广播、电视中有固定的广告时段，报刊有专门的广告版面。除此外，在娱乐节目、新闻报道中潜藏着大量的广告内容。而明星的示范作用也不可忽视。一位明星的独特发型，常用品牌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全洲乃至全世界。公众在传媒的影响下，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消费口味，“劳斯莱斯”、“奔驰”、“皮尔·卡丹”等成为公认的高档标志。其三，行为的标准化。传媒还负责向公众宣传在“成功”名义之下的社会行为规范及个人行为规范（哪怕涉及隐私）的标准模式。从卡内基成才丛书，到减肥录像，直至指南，现代传媒通过直接灌输、劝诱、现身说法、引起讨论等等手段，为现代人定造了“合理的”生活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指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能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⑶并且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抨击道：“暴政对肉体倒是没有什么压制的，而直接压制的是灵魂。统治者不再说：你要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不然的话，你就得死去。他现在则说：你不用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可以保存，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你在我们之中就是外人。”⑷在这里，“统治者”换作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依然成立。事实上，传媒与政府的结合程度是一个尚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现代化的西方文化被传媒自觉地推向世界，并成为全球化的方向，其中涵含着超出传媒及其承载物的深刻原因。

其一，经济的影响。发达工业国家产生的中产阶级享受着富裕的人生，福利政策蒙蔽着大多数的人。其基础就是几百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果。当传媒将发达工业国家的幸福生活推广到全球人民的眼前时，人们用手中的货币选择：“我也要吃麦当劳。”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而在大众消费的超发达地区，受管制的生活变成了对整体来说是善的生活，在对这种生活的捍卫中，对立各方被统一起来。…既定系统愈发展它的生产率、愈减轻生活的负担，这种绝对拒绝就愈显得不合情理。”⑸现在这种“不合情理”的拒绝已经在全球很少看到了。

其二，技术合理性的影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功相联系的就是技术合理性的成功。理性的最高标准就是现世生活的成功，效果的最优化。技术合理性对于人的自由来说，它将使人的选择单一化、惟一化，人面临着新的压抑，其行为的标准化可溯因至此。“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开来；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⑹

在文化工业与经济的关系上，经济因素是第一位的。是西方的经济发达程度使得传媒具有如此大的说服力，而造成的结果则是：“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完全和谐且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与商品融合在一起，它们便使这些文化领域恢复了对它们自己的共同特性——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⑺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个人入手，批判现代传媒对人的异化。而如果从文化生态学来反思现代传媒不遗余力推广的文化，则会引起人们的另一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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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生态学对现代传媒的批判

文化生态学是受生态学影响而兴起的一个学科，其核心是将全球文化圈视为一个大生态系统，鼓励建立文化多样性，达成整个文化系统协调发展。“文化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⑻简单地说，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只有单一的食物链，只要其中一环由于某种原因被打破，那么整个生态系统便很快陷入崩溃的危险之中。

现代传媒所传播的大多可归结为消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不可否认，各国政府为了保存本国文化传统，对传媒做了许多限定。但是随着卫星传输技术的发展、媒体跨国公司的建立，现代传媒传播特定文化的趋势难以抗拒。对于现代传媒所代表的文化趋势，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即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出两种批判。

1.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文化相对主义源于人类学的研究。原先的人类学带有较浓厚的西方中心观念，甚至种族主义。它承继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论断，将西方文化的理性置于衡量文化优劣的评价标准之位：价值理性方面是否接受基督教，工具理性方面是否接受科学。（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并非从来水火不容）。当欧洲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时，面对尊奉图腾的印第安人，人类学家自然地为他们划出了等级。如汉克（Hanke）宣称“如果他们是人，那么他们就有理性并能接受基督教的真理。如果他们是没有理性的人形生物，那么他们就应被当作奴隶，甚至动物来对待。”⑼本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反对传统的人类学，而从价值论出发，指出人类文化是多样的，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有其价值。其后，他的观点发展成文化相对主义。简单地说，不论工业文化，还是部落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及相应的文化结构，都是合理的，相互不可替代，又不可通约。

文化相对主义无疑是鼓励文化多样性的。但是它强调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却难以令人认同。有一段关于80年代著名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的描写是这样的，“……风行九十余国，从土耳其到澳门，从香港到英国，……街头空无一人，但家庭用水量却又戏剧性地下降，原因只在这个电视剧的一出戏正在上演。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⑽现代传媒已经打破了社会中各阶层间的局限，乃至国与国的界限。如果固守文化相对主义而让人们退居于原质的民族文化之中，其一，本身不现实；其二，人们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并不会为了遵循某一理论而改变生活；其三，最根本的，物质条件的改善与丰富是超国界的人的基本愿望。可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消极无力的反抗。

2.文化多元主义的批判。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在许多场合里表达相似的含意，但此处却不相同。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在于其不可通约性。文化多元主义同样强调文化的多样性（cultures），却又认为即使文化间有质的不同，仍有共同的东西。

文化多元主义较之文化相对主义更为合理之处在于：其一，更符合生态学原理。一个大生态系统中，虽然下属许多子系统，但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可以建立起功能结构性关系，而非各不相干。其二，更符合全球化的实际潮流。从16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席卷全球的文化主轴。所谓现代化，是一个包含极大、极广的概念，难以下出一个精准的定义，汤林森力图举出一些特征对这一进程来加以说明，“指的是一整套生产及消费行为、都市化、大众传播现象的勃兴、一个以‘技术——科学——理性’作为根基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众多（主要已是世俗化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之形成、一种组织社会空间及经验的特定方式，以及从个人自觉出发而发展到某种‘主观而存在主义式’的认知模式。”⑾当然对现代化进程的概括可以有很多，但基本的特征在此已有一个反映。现代传媒则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全球化的有力工具。而前面多次提到的传媒所传播的消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可以用相包含的方式来表示：现代化包含着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包含着消费文化。

从文化多元主义来看现代传媒的文化批判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现代传媒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又推动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由于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文化，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高，客观上造成“现代化等于西方文化”的单质化趋势，其中现代传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反对现代传媒推广单一的现代化的西方文化，鼓励文化多样性。即在现代化的大潮流下，多种文化系统共存、交流，在互动中达到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协调健康的发展。

走向文化多元主义是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种伟大文化是在封闭状况下自发形成的，都是在多种文化的交流撞击中发展起来的。如西方文化主要受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的滋养，而希腊文化又有很多受惠于埃及文化。所以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大文化系统下的子系统，都必须坚持文化多样性。事实上，世界上至今除西方文化外，还有许多文化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伊斯兰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在现代化的趋势下，如何保持原有文化；原有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等都是涉及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而现代传媒，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则是对其进行批判后的建设性反思。

不可否认，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也生产出丰富的精神产品。现代传媒在当代社会中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那么对其进行“吹毛求疵”式的文化批判的根据何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明确地回答道：“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⑿

注释：

⑴⑽⑾《文化帝国主义》，P118，P89，955，[英]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饿，1999年版。

⑵⑶⑷《启蒙辩证法》，P137，P。118，P124，霍克海默、阿多诺著，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⑸⑹⑺《单面人》，P218，导言P7，P49，马尔库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⑻《美国社会发展趋势》，P35，卡普洛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现代传媒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传媒；后现代性；微电子媒介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哈桑、罗蒂、詹明信到博德里拉、德勒兹、鲍曼，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界讨论的热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出版《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之后更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哈贝马斯—利奥塔”之争，这场争论使“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整个西方文化界广泛传播，后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性问题富有戏剧性地弱化了原本大众熟知的意识形态和霸权概念，文化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与其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阶段，不如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后现代性以对现代性的批判为出发点，倡导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文化模式。雅克•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用西方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先验话语、传统性、合法性和集中的元叙事”解释了在后现代化进程的推移中，现代社会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和思想的基础，支离破碎性在文化传媒及艺术领域成了关键词。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折当中所表现的精神文化领域中的裂变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媒介作为传播介质，其内在规范并控制了传播内容，使得传播内容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媒介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电子时代的到来，酝酿出了刺激性强、跳跃性大、感官调动强烈的阐述方式；可一旦淹没在海量的垃圾信息中，再严肃的消息也会被电子媒体那些碎片散落的表达、铺天盖地的广告、光怪陆离的图形所湮没。面对信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波兹曼说：“与其说我们是生活在客观世界，不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建立的媒介迷宫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新闻信息日益膨胀的数字化时代。

二、网络传媒后现代性的表现形态

（一）碎片与解构。大量凌乱无关的碎片包围和充斥着当下的生活，信息的碎片化使人们的注意力不能持久。网站开始关注普通大众的观点，宏大叙事与主流话语被解构了，以个体为主的“微型社会态度”显露出来。从时间到语言表达上，碎片化趋势呼吁推进信息整合。在适应时代潮流的碎片化，瞬间捕捉信息、有效快速浏览条目的同时，我们应当学会从碎片中提取，而不是让碎片分散注意力。（二）符号化与模糊性。信息社会“先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说：“媒介往往以交互叠加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新的媒介方式的出现没有意味着旧的媒介消失。”微博自诞生便以广泛的影响力使用户数量迅速攀升。在这场“微革命”中，网民自我创造、自我流行，网络新鲜词、网络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各种信息符号使得网络语言迅速崛起，网民会将日常生活中所遇之事与网络标签对号入座，诙谐嘲讽、形象犀利，迅速走红。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逐步交互融合的趋势下，传播力度倍加增大。网络语言的兴起有多种原因，或为张扬个性，想要与真实生活中表达习惯不同，引起别人注意；或为掩饰个人私密信息，形成了大量的标点数字符号、音阶汉字、外文字母以及语法不通的病句杂糅在一起的表达形式，模糊性成了网络语言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三）世俗化与庸俗化。物质的极大丰富深深刺激了大众备受压抑的享受消费型的生活欲望。人们开始关注生活的细腻性、街头巷尾的奇闻轶事，于是便催生了传媒“世俗化”倾向。世俗化和低俗化或媚俗化完全不同，它体现的是一种符合人们原本欲望的基本消费的实践。这种后现代特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们随时随地晒日常，突显平民性和娱乐性。人们不再仅仅将建筑生活的伟大理想当作个体的现实追求，反之人们更注重日常生活和精神的满足，表现出一种对传统理想精神和主流价值建构的消解。大众媒介对受众需求的重新认知和定位充分体现了“受众本位”意识的回归，或者说以人为本在电子媒体平台上得到了践行。

三、网络传媒的后现代性表征成因

（一）网络传媒的生态环境。微电子媒介所代表的新媒体传播方式使信息流模式由单向进化为多元，形成新闻传播的去权力化和去中心化倾向。在“多对多”新形式的传播界面下，实现新闻与社交之间的全新整合。微电子个体媒介无须经过其他人同意就可以实现多重复合的信息流动。个体独立表达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体话语权加强。微博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与移动网络相结合，移动通信设备将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无缝连接。网民们以新诉讼群体的身份逐步摆脱对由专业媒体平台提供的信息的依赖，开始公开发表个人意见。民意民声使得微博在舆论传播模式的重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不管是意见领袖还是达人、明星，第一时间内转发消息都可以看成是对于新闻传播传统模式的调整。微电子媒介传播迅速、交互自由、门槛低和成本低使得网民舆论常常走在正统渠道信息发现和传播的前面，形成强大的力量。（二）大众传媒面临的挑战。从技术角度看，由于数字技术的更新，报纸电台的信息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使传统媒介以新的形式延续：报纸通过数字转码将整个版面搬到荧屏上；电台广播经过数字化处理之后，高保真的音频文件既可以在音频读取设备中播放也可长久存储。新媒体的诞生不是淘汰传统媒体，而是开拓创新，为传统媒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满足人们新的需求。从发展史看，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有极大的包容性。各种形式的媒体都有自身的优点，没有哪个媒体可以取代另一个。但目前电视与网络融合的趋势已极为明显，不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是不言而喻的。从专业分工来看，大众传媒网络化之后，新闻信息专业机构的特点和优势更为突出。网络信息真假难辨，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专业的新闻机构。另外，重大新闻的深度报道和连续追踪，纯粹的商业网站的能力尚未达到，而且新闻工作者的素养是需要日积月累的，专业新闻机构在时间的长河中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数据库，这些优势无可比拟。（三）人文学科多元化解读。第一，新闻学。网络传媒成了将现代化逐步引向后现代的一种主要推力。中国网络媒体起步初期仍遵循定时原则。这说明传统媒体的时间观念仍旧束缚着媒体网站。21世纪，及时已经代替了原有的时间观念，成了大多数新闻网站的时间标准。2000年悉尼奥运会，使得网络新闻要素从及时转到实时，这一系列时间观念的变化标志着新闻媒体在新闻传播模式思维上的转变。实时性时间观催生了新的报道形式——“图文直播”，既保留了电视的优势，又能够在现场报道中加入独特的播报范式，网络媒体正极力追求实时性。近几年，网络新闻“全天候”的概念也逐渐显露出来：网络新闻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还要做到24小时待命。网络媒体的有效性不是简单地依赖于网络技术的支持，它不仅要做到提高覆盖水平，还要有改革的理念和持续改进的系统。第二，社会学。马克•波斯特在《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中采用三种不同的信息方式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历史划分：第一阶段是口语社会，第二阶段是文字社会，第三阶段是数字化电子时代。显而易见，我们正处于第三阶段。信息化是前提，网络化是目的和结果。计算机网络不仅在技术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也直接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重建了人类的互动过程、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作为现实社会的翻版，“网络社会”一词中的“社会”已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划分，成为一个超越现实的由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空间，网络社会抽象先进的体验方式让这种“虚幻”世界有了一个特定和有效的隐性保护。信息高速公路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通信同步异步交互，实现通道多向化，促进了人类交流方式的更新换代。第三，心理学。网络传媒用户与传统媒体用户有着不同的心理体验。虚拟的网络媒体受众在虚拟环境中更平等，忽视了沟通的社会阶层差异，不管是官员、明星还是普通大众都可以平等地交流，同步同时获取信息。在人类历史上，网络虚拟社会真正达到了将个体从“中心外扩散”的传统组织体系中解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等级制度。网络结构的这种“扁平化”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塑造出了一个高应变能力且有效的组织体制模式。另外，网络媒体的及时互动性、快速的信息交互传播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让受众的角色转换不再受到任何偏执的限定。大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被动地接收信息，他们可以主动控制并筛选信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受众对网络媒介新闻传播的参与已经变得独立，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积极性得到了提升。

四、问题与展望

（一）迎接个体时代。什么是个体时代？简单来说，当社会发展意向为个体提供自主存在或独立创造的空间急剧加大，能够达到个人独立的力量超过了被动控制的专制和阶级的可能，这就为个体独立创造了自主性的社会优势。“人生而平等”的口号自从1776年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出之后就一浪高过一浪地喊到了当今时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针对性别阶级、地区规模、等级体系的运动此起彼伏。网络传媒的大众化使低成本的微电子媒介平台普及千家万户，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无须再被他人的声音领导前进。网络媒介使个体时代由规划走向现实。每一个人都是无法代替的个体，即使自我表达的声音极其微弱，但也会因为是个性的表达显得弥足珍贵。进步的时代不是专属精英，它应该让所有人都有出场权。在这个时代里，个体孕育着巨大的创造能量。（二）网络传媒带来的问题。21世纪是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时代。受众的信息知情权、传播权和参与权将受到上网实时性的影响，这关乎信息移动终端的持有程度，这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会使不能上网的人群在特定时间内被排除在全民公共事务的探讨外。这种“缺口”将继续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扩大，人们对于信息的掌控参与会出现不平等。另外，个人欲望和好奇心是接发信息和信息交流驱动器，小集团内部的微繁殖将导致“信息茧房”。人们在类似于自己想法或成员之间形成非正式小组，产生“信息回音室”，格子中的人只选择倾听自己喜爱的东西和自身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容易出现观念偏激、过度自信和极端主义倾向。最后，传播的扁平化会带来信息垃圾化和滥用信息过载。信息技术使原来的意见领袖和主流信息不复存在，从不同的通信节点的媒体中心发送的信息源源不断，学会筛选无意义信息将比自由选择信息更加重要。（三）理性面对微时代。“微”已成为这个世界浓墨重彩的一笔。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微博给民众提供了娱乐社交和个体声音散播的渠道，也使得政府部门的管理沟通变得更直接，倾听民意变得更简单；对于企业来说，微博催生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打开了新的广告模式；而相比传统媒体，微博能提供更广阔的信息，有更为快捷、便利的传播渠道。微电子媒介以互动性强的优势，对人民群众个体话语的实时通信和及时传输，使得民众声音的个性化得以凸显。尽管当前微博“V”实名制已拉开帷幕，但互联网中依然存在大量隐匿者的事实不容忽视。微博平台与专业化、权威性的新闻媒体依然有差距，因缺少把关人，微博的质量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一些微博上炮制的假新闻和谣言不经求实求证便随意在网络上传播，在社会上难免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微博、朋友圈、个人主页中涉及的文化、道德以及政治素养等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微博形成开放分散的信息交互会使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思想道德、文化习俗、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相互撞击，从而导致网民产生思想道德上的迷惑甚至心理上的冲突。在承认微电子媒介保障了民众权益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网络公民的素养和培养网民正确的道德观，克服非理性利益甚至不正当的情感诉求迫在眉睫。在微电子媒介充斥社会角落的当今时代，大力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华，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微时代面临的首要任务。

作者:杨倩胜辉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0.

［2］曹然.传媒的后现代性预言：狂欢、异化与迷失——从《娱乐至死》看当下传媒文化［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2）：5-6.

现代传媒范文篇4

[摘要]：中国“入世”带来了传媒格局的喜人变化。与此同时，传媒低俗之风“愈演愈烈”的严峻现实也对理论界提出了挑战。本文借鉴西方的社会建构理论，提出了以“新闻精品”为诉求点建构新的传媒现实，从而取代传媒低俗化生存状态的假想；继而以概念界说和理论解释进行新闻精品理论的建构。研究显示，发轫于1990年代“‘五个一’精品工程”背景下的“新闻精品”，本质上源于新闻人对于新闻和精品的一种“新的认识”和基于新闻报道文法的一种“理想类型”建构。其认识和建构存在三个维度，即事实显度、思想深度和人文高度。

问题之缘起：如何应对传媒低俗之风的现实挑战

中国“入世”后，“传媒格局出现了喜人的变化”。与此同时，传媒低俗之风亦呈上升趋势：据人民日报2004年末的一则报道称，“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替代了庄重。前些时候，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有关方面的努力下，低俗之风曾一度有所收敛，但近日不仅再度抬头，而且还有揭去面纱，愈演愈烈之势……。”以部级权威媒体对国内同业做措辞如此尖锐的讨伐，这在以往并不多见。从它所列举的形形色色的不良行径中，足见传媒低俗之风已经上升为一个全局性的、久治不愈的顽症。而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媒体‘不人道’、‘无关怀’的姿态，早已引起公愤，但媒体从业人员似乎并不自觉之。”

此论甫出，即引起“社会各界和有关方面”的强烈回应。而反应最强烈者，应首推传媒业界。粗略浏览2005年度各地传媒的相关讯息，已见对传媒低俗之风的新一轮讨伐正在兴起。学界也不甘落后，除了散见的“探源”、“思考”、“对策”类文章外，以在当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指南“新闻学与传播学”分项中赫然出现“传媒低俗化问题研究”为佐证，足见如何从根本上为传媒业界探索新的出路，已经构成了现实对理论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理论回应：重构传媒现实之假想

理论之探索，历来有“破”有“立”。本文试图以“立”代“破”，即依据“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所给定的关于一定时空内相互联系的事物“此涨彼消”的基本逻辑的力量，通过建构某种新的传媒现实，从报道量上逐步地抵消、覆盖、直至从报道理念上取代当下传媒业中的低俗化生存状态。斯蒂文•小约翰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指出，现实的社会建构（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是我们这个世纪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它已成为社会科学中受人尊敬而又得到广泛接受的一种思想。社会性建构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进行传播是为了解释事件并与他人交流这些解释，于是通过传播现实得到社会的建构。这意味着，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世界，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一种基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建构运动的产物。它存在“事件”、“解释”和“传播”三个基本的维度。其中，“事件”是现实建构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对事件的“解释”构成社会建构的内容，而“传播”则既属社会建构的动力，亦属其运行的过程。在这样一个人们看似浑然不觉而实则广泛参与的运动中，社会现实不再是人们自以为“是”的可以用无数事件串连起来的现实。原因在于，“事件”并非“现实”的唯一元素，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元素；社会现实主要地并非出自客观存在的“事件”的堆砌，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的主观的“解释”；社会现实之得以“建构”，主要基于人们的传播“交流”。而人们交流的动机，主要地并非为了告知对方“发生了什么‘事件’”，而是通过“说事”，彼此交换对于事件的看法。可能正是基于对这一过程的审视，罗宾•彭曼（RobynPenman，1992）在一个凸显意义极致的层面上直截了当地指出，“传播是有创造性的：传播本身创立了我们的社会世界。”

在一个漫无边际的社会世界内，传媒业是人们赖以传播亦即进行社会现实建构的最得力的工具。对于传媒业界而言，它参与人们的社会建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建构——传媒现实的建构。这意味着，面对持续不断地发生于社会现实层面中的“事件”，它所肩负的使命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新闻理论所界定的“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而已，而且还在于“解释事件并与他人（社会公众）交流这些解释”。这也就意味着，新闻传媒本身既是一个“消息总汇”，又是一个“舆论机关”——“解释”就是某种观点的嵌入，就是某种舆论的宣导。在这里，“事件”仍然是重要的，“传播”仍然是重要的。不过，鉴于传播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构公众所期待的某种社会现实，而社会建构的核心内容又是人们对于现实的看法，因此，相比之下，选择何种立场或姿态对现实中的事件做出“解释”显得更加重要。事实上，人们对于传媒低俗化的抨击，并非由于它报道了明星、美女、绯闻之类的事件——在一个崇尚“秀”的时代，这类事件的发生是无法（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也并非因为它在事件报道中表现出的娱乐化倾向——娱乐作为人的一种天性是不能被扼杀的。人们所诟病的，是它对此类事件的“解释”：它的所谓“解释”，要么是对事件中的某些使人敏感的细节的“不人道、无关怀”的渲染，要么干脆是一味地迎合并“放大”人性原始本能中残留的“低俗”。

因此，面对公众的诟病，当下中国传媒业界所能选择的，是以一种新的思想进行思考，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一种有别于以往唯事实论的、尤其是以令人不齿的低俗方式的解释，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传媒现实，并以此肩负起建构中国社会的新的现实的使命。

新闻精品：传媒现实建构之“现实”路径

新的传媒现实的建构，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路径。然而，就应对低俗之风而言，尤其是就当下传媒运行所奠定的“现实”基础而言，以“新闻精品”为诉求点建构中国新的传媒现实应被视为最佳的路径。

“新闻精品”可以被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新闻报道中的精致作品”。其作为一个新合成的术语，最早见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业界个别人士的业务探讨文字中。它的出现，从时空关系上看，跟传媒低俗之风的“抬头”是共时的，可以被看作是对后者的一种“本能”的反弹；从事物的演进关系来看，则可以被诠释为对传统的报道形态、尤其是报道理念的一种深化和升华。在传统新闻学的视野中，新闻作品以其时效性和动态性强、结构形态以“碎片”状居多而被视为“易碎品”。久而久之，这几乎成了中外新闻界的一种思维定势。而新华社记者程予则试图打破这一认识上的藩篱，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归结为对“新闻精品”的执着追求。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1993）奉献给同人的文字中，不仅认定新闻报道可以出精品，而且坚称“新闻精品必须能带动一般作品，成为一般作品的范例和榜样。”程予所代表的，显然是一个新时代应有的职业气质。这个气质，在改革开放后延宕十年（1979－1989）之久的“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中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培育。因此，当于90年代向思想文化战线发出创建“‘五个一’精品工程”的号召后，人民日报社以创建“96’精品年”活动登高一呼，很快在全国新闻界掀起了“多出精品，快出人才”的浪潮。

在社会建构论的视野中，这势必引发一场关于新的传媒现实的建构运动。然而，中国传媒业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按社会建构理论设定的路径来推进自己的精品工程。也许惟其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尽管它对“事件”的设计是精心的，在“传播”上是颇具气势和规模的，例如，每年都有一次全国性的精品颁奖，迄今已经持续了十几届。但是它的推进并不尽如人意。据来自广播电视系统的一位管理者“爆料”：在一年一度的新闻评奖中，地方台（站）所选送的“新闻精品”屡有掺假现象，即参评作品中有好多并非实际“播出带”，而是利用播出后和参评前这个“时间差”组织“精兵强将”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深加工之作——“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究其根源，现实的因由不言而喻。而理性地分析，就其普遍性而言，则显系新闻人缺乏创造一种新的传媒现实的自觉意识，因此不可能对这一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事件”——新闻精品及其内涵——做出学理意义的“解释”。传媒现实的建构对新闻理论界提出了要求，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在所难免。

理论由概念和解释两大要素组成。概念之确立，除了需要固定的词语符号外，定义必不可少。1999年，刘海贵教授在《论新闻精品战略》一文中率先对“新闻精品”概念进行界说：“所谓新闻精品，意即高质量、高水准的新闻作品，也就是俗称的好新闻，包括好消息、好通讯、好言论、好版面、好栏目、好专题等。”尽管这个定义还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但毫无疑问，它为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拉开了序幕。2004年，我以刘教授的定义为起点对概念的涵义作出了新的表述，“新闻精品，亦作精品新闻，指内容精确、体式精练，有精神张力的新闻作品，包括作品、版面和栏目等。”鉴于两年后的今天未见新的定义出现，似乎可以宣称，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已经有了一个概念化的结果而转入理论解释的阶段。

“解释不仅仅是命名和确定变量；它要在变量之间的关系中找出规律来。解释通过介绍事件内部发生的情况或是该事件与另一事件之间发生的变化对该事件做出说明。”新闻精品诚然发轫于政府宣传主管部门大力推行“‘五个一’精品工程”的大背景下，通常是以人们熟悉的获奖“好消息”、“好栏目”等形态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的。然而，在一个认识论的视野中，它主要地应当源于被马科斯•韦伯称为“艺术才能”的新闻人的一种认识能力。韦伯指出，“真正的艺术才能，总是表现在知道如何通过将人所熟悉的事实与人所熟悉的观点关联起来而后产生新的认识。”对于新闻人来说，这一“新的认识”，在基本的意义上，可以归纳为：新闻精品来自于人所熟悉的新闻和精品，其品格和价值则高于新闻和精品——简而言之：新闻之体，精品之魂。于是，人们对它的认识便会远远超越其作为作品的具象或器物的层面，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意识的指向，一种营造传媒现实的文化的内核——价值观。

就新闻精品所在的范畴以及该理论所体现的变量关系而言，它仍然隶属于新闻报道这个大的范畴，就某一件具体的新闻精品（作品）来看，它适用于任何新闻文体和报道方法，即新闻精品普遍存在于新闻报道所囊括的所有文法之中。但它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一种被韦伯称为“理想类型”的东西。按照韦伯的观点，理想类型是人们基于现有事物的一种新的建构。它借助“单方面地突出一个或更多方面，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偶尔又不存在具体的个别的现象而成的，这些现象则根据那些被单方面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于一个统一的分析的结构中。”

传媒现实之运行：新闻精品建构的三个维度

在新闻精品的分析结构中，亦即在新闻精品的“理想类型”模式建构中，存在着三个基本的维度。

一、事实显度

显度即显现度。其概念来源，一是取自刘建明教授对新闻媒介功能的概括。他认为，新闻媒介的显度功能是指“新闻媒体产生的积极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人的感官可以很快观察到”。二是取自徐亮的一个美学观点：显现。徐亮提出，如果把艺术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在活动之外的僵硬的存在物，那么艺术所显现者就取决于它的显现。显现便是艺术活动的基本性质。因此，可以把显现看作是艺术活动的本体形态。显现就是去现。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由整体的朦胧到整体的明朗，也可以由个别的显现到整体的显现。无论哪一种过程，都是生长性的，都是产生新东西的过程。所以，艺术有自己的生命。艺术家和观众的艺术活动就是孕育和完成新生命的活动。这活动是创造性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去显现这样一种活动，作品的要素是无法凭空设计出来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有机整体。

新闻精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我们可以将其当作新闻中的艺术品去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活动就是一种显现活动，没有去显现这个环节，新闻的要素、乃至新闻本身是无法凭空制作的。因此，新闻人的最高使命莫过于去充分地显现那些已经存在的、正在发生的新闻。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场短新闻、视觉新闻以及60年代作为一个议题延宕下来、到90年代依然存在争议但却不乏鲜活的散文式新闻，就是一种突出的新闻“显现”——中国新闻人旨在提高新闻显现度的一次大演练。以现场短新闻最为典型，在此作集中阐述。

可以说，现场短新闻是踏着时代的步点准时向20世纪90年代“报到”来的。1990年6月，首都21家新闻单位举行了首届现场短新闻评选活动，由此，“我国新闻界兴起了现场短新闻热”。彭朝丞在总结其历史背景时介绍说，1989年的金秋，北京的政治风波平息后，我国新闻界在反思舆论导向上曾经出现过的偏差，提出了十年新闻改革要不要继续，如何继续；传媒怎样做到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贴近生活引人爱读爱看爱听”等问题。鉴于这些问题，以及一个时期以来长文章多、会议新闻多而第一线的报道少的状况，一位副部长在当年10月的一次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提议各家报纸多采写一些现场新闻。中国记协遂于会后牵头筹办现场短新闻竞赛活动，并成立了评委会。在评委会此后下发的《“现场短新闻”评奖办法》中，明确地提出了参赛作品的三个标准：有较高的新闻价值、现场感强、短而精。这三个标准也就相应地构成了现场短新闻的三个必备要素和特征。在新闻媒体领域，一场有组织的、广泛动员全国媒体参加的大规模的现场短新闻竞赛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首届评奖于1990年6月举行，获奖作品50篇。到1991年9月第二届评奖时，参评单位达到了1500余家，获奖作品也增加到150篇。

彭朝丞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对这次活动及其意义、尤其是它的直接衍生物“现场短新闻”作品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的直接出发点是试图将现场短新闻报道实践作理论化提升。为此，他以组委会提出的三个标准为线索，进行了理论建构，写成《现场短新闻写作概要》一书。尽管他在对标准的具体考量上抓了“短”而放了“精”，但在新闻价值层面，他还是通过重提在新闻界争论已久的“新闻美学”话题而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到了精美的层面。他引用马克思关于人们是在“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审美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早就存在于人类的文化活动之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新闻，既在“创造文化”又是文化的“载体”，这就确定了它固有的审美属性。而社会与读者赋予新闻的愿望之一，也在于创造美的精神产品。现代人们对新闻的要求，不仅仅是要获得某种信息，而且也有获得知识和美的享受的强烈欲望。他还根据自己的“强烈”感受辩称说，“读有文采的现场短新闻，如饮米酒，满口清香；无文采的现场短新闻恰似一杯煞白煞白的白开水，淡而无味。”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带有政治指令和宣传色彩的媒体组织活动而已。尽管难免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这在中国现有国情下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毋庸讳言，但是从具体的运行层面和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看，它仍然可以被视为一次货真价实的新闻显现运动。尽管从后来的媒体实践看，现场短新闻作为一个预设议题并未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但是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媒体组织活动，它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而从精品建构的视角看，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使在新闻的显现度层面，新闻仍然可以被制作成精品。

二、思想深度

新闻精品是蕴涵着精神张力的作品。这种张力，部分地来自于它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刘建明在阐释新闻媒介的深度功能时指出：媒体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是久远的、纵深的，能促进社会的深刻变革，人们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把握。（刘建明/2003/p289）在实际运行层面，人们往往通过深度报道来实现这样一种功能。

按一般的解释，深度报道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在报道方式上，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这一论述意蕴深刻，准确地描述了深度报道的基本特征和运作要求。它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报刊界，尽管在其产生的背后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动因，实属纸质媒体在同新兴电子媒体的抗衡中为挽回日益明显的颓势而采取的“情非得已”之举。随着这一举措的不断完善，它一跃而成为一种既能迎合受众的新需求，又能凸显自身优势的思维和报道方式，很快在欧美新闻界大行其道。时至今日，它更成了各种媒体解读社会万象的一个利器。例如，每逢重大事件，出现于荧屏上的一些人物访谈类节目就是深度报道的电视版本。

深度报道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出现，也是最先兴起于报界。但是它的动因主要地并非出于报纸对抗电子媒体的需要。此时的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刚刚起步，在此之前，广电还是报纸的附属品，其任务是播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稿子。1985年的电视虽然已悄悄“长大”，但它还不能同广播、报纸匹敌，时效赶不上广播、报纸，相当一批要闻要在第二天才能播出，信息量差距也较大，《新闻联播》国内新闻只能播出15条。在我看来，中国的深度报道，其诞生的土壤和气候是以改革开放运动为介质的社会转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得到初步解放的同时，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发生碰撞，姓“资”姓“社”的争论方兴未艾，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层现象已然出现，传统观念受到冲击，道德出现“滑坡”。这样的局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新的宏大命题，也成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互动的议题。在公众方面，产生了认识上的困惑和行动上的无所适从，其中的大多数人势必要把探询的目光转向他们须臾不可或缺的新闻界和知识界。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发生过“潘晓”投书报纸寻求人生真谛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的“媒介事件”。在思想政治领域，经过新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的长期酝酿，到党的十三大之前业已形成大为宽松的民主政治气候。这使得新闻报道领域逐渐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闻宣传有纪律，新闻报道无禁区”的认识氛围。就媒体方面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记者的新闻思维发生了时代性转变，新闻参与意识开始萌芽，“1987年大兴安岭骤然间烧起的一把大火则成为新闻参与意识产生的直接契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闻报道思维和手法的转型成为可能。

1985年12月13日至28日，中青报连续发表了探讨人才成长规律的系列报道《大学生成才追踪记》，使读者初识深度报道的庐山真面目。它由此唤起了1986年深度报道的春色满园。我则宁愿把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把大火看作是一粒火种，它一经燃起，就形成燎原之势，把1987年烘托成“名副其实的‘深度报道年’”。中青报再次充当了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火灾发生于1987年5月6日，中青报在余烬尚温的6月24日后的一周内连发《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三篇振聋发聩的分析性报道。“它通过揭示悲剧的原因，让‘烈火借给了人们眼睛’（引自《红色的警告》）”。（孔祥军/1990）不仅如此，它于年底发表的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以政府名义选派到美国攻读MBA学生归国之后的遭遇所作的长篇报道《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引起了人们对高级新型专业人才命运的严重关切。此外，人民日报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改革问题的《鲁布革冲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和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等，都是在这一年重点推出的。最终，以《关广梅现象》和《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在全国好新闻评奖中拔得头筹，标志着这种参与改革进程的报道方式达到一个高度，从而也结束了它的第一个轮次。

深度报道潮的第二个轮次发生于1991年。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的2年多时间里，深度报道有过一个短暂的休眠期。进入1991年下半年，以经济日报一组20多篇的“三角债”追踪报道为标志，深度报道在中国进入它的复兴期。如果说第一轮次的深度报道潮是大起大落型的，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深度报道’，不是在一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大环境中顺产的，更多的是一种怪胎，是对旧的报道公式、报道内容不满之后的一种勉为其难的‘反动’。”那么此后的发展整体上属于常态型的，如深谷幽兰一样“整个90年代芬芳不散”（刘海贵/2002/p119）。值得重视的是，向以严谨、持重著称的新华社和作为当今中国主流媒体魁首的央视也加盟进深度报道者的阵营。例如，新华社于1992年3月20日发表的《“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1998年12月12日发表的《改革风云人物沉浮启示录》等，均曾“引起各方关注”。这意味着，一个多媒体的深度报道格局在中国新闻界宣告完成。

尽管有学者指出，深度报道观念也存在内在矛盾，即过分关注思想上求“深”，而忽略对“客观呈现事实”的把握；过分关注宏观问题，而较少透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过分强调主体意识而忽略“主体间”意识，即记者与读者的互动；过分表现精英意识、启蒙意识，而较少眼睛向下，以生活的名义去揭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所遭遇的危机，是“理性过剩”的危机，记者们更多地以理性思辨对抗旧体制下的报道公式和非理性的宣传信条，为了理性思辨而集结事实，而不是为了亲近生活、关注生活而再现事实，从而不知不觉中背离了新闻传播的规律。我们姑且不去论及这个观点本身的偏激之处。它所指出的深度报道中的过分求“深”、过于宏观、理性甚至过分追求宏大气势的倾向是存在的。用历史的眼光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需要这样惊雷式的宏大气势去震撼那些观念上的体制上的和行为习惯上的顽固的冰土。春雷过后，需要“随风潜入夜”的细雨。传媒人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去布施细雨。

三、人文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度。人文关怀（humanisticconcern）也是从国外学界植入的一个概念，它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特别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其思想渊源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文关怀脱胎于此，但又有所不同，它包含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与先进理念：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的人文环境，还要关注人的生态环境；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人文关怀在传播与创作理念上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真实生活的关注，对真实社会心理的关注，尤其是对广大普通百姓的关注。可以说，关注“人”、关注“人本身”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当代传播中的出现是历史早已安排好的。

这种“历史安排”，由于适逢当下的社会转型而显得异常合理与合拍。社会转型作用于社会结构而引起各行各业的急遽变革，作用于世俗生活而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由此便萌生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换言之，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人的问题，而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又往往表现为一个“始于人，终于人”的过程，因此，传媒在基本实现了对信息传播的物（符号、信号、介质）的资源的整合之后，它要寻找的一个新的传播支点就是“人”。而在电脑和全球互联网系统得以巩固的今天，传媒已经初步实现了这种整合，即是说，它应该拥有了转型的基础能力，就势必要把传播的重心转向“人文关怀”——媒体把目光投向“人”，在传播过程中凸现“人”，把对“人”、尤其是对普通人的尊重与关怀，把对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的情感的需求的重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去认识，去显现，在我看来，这就是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这样一个“从物到人，从物质到精神”的简明逻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媒体开始发生作用。传媒人因此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上的新高度。

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认识上的新高度是由电视人捷足先登的。如前所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还只是报纸的附属物，电视人对其传播特点的认识充其量处于技术理性的层面，即“通过发射装置电波（有线或无线）传送载有信息的图像、声音、文字、颜色供观众收看”。（杨伟光语）为此，1985年才涉足电视领域的杨伟光能够隐约地注意到电视新闻报道的“人文内容”已属不易。那时，他就提出要充分利用电视在传播技术上的优势，注重形象、声音、文字、颜色、运动五方面的因素，同时必须突出抓好“三性三感”，即内容的针对性、播出的时效性、表达的形象性以及现场感、对象感、参与感。（杨伟光语）1991年，杨伟光接任央视“掌门人”之后，才在真正意义上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1993年开始，《东方时空》、《焦点访谈》（1994）和《新闻调查》（1996）相继开播，并以其定位准确、内容翔实、形式令人喜闻乐见而很快成为央视的走红栏目。此时，他明确提出电视新闻报道要有对国计民生的新闻关注和人文关怀，要确立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认为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中，“那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构成了电视新闻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电视传播必须将老百姓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新闻观念上的突破。

人文关怀落实在节目中，使中央电视台不仅摆脱了报纸附属物的被动局面，而且无论在公众亲和力、传播穿透力还是在节目精品化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媒体，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传媒”。就公众亲和力而言，以《东方时空》为例，现有的四个栏目板块中，有两个栏目便是对人文理念的倾力演绎：《东方之子》的定位是“浓缩人生精华”，专门访谈“其业绩或经历在当今能引起公众对其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发展技巧的广泛兴趣，其兴趣或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的多样性、变动性”的人物，而制作者通过表现这样的人物，为当代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多色彩的感受和多层次的兴趣，并力图使节目同样成为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缩影，以人的命运和感受展示一段历史。已经采访了300多个“东方之子”的白岩松说，他作访谈处处以人为本，从不离开人去谈什么问题。在他的头脑中，没有抽象的事件，而只有涉及到人的时候的各种心态。这便是典型的“东方之子”的报道观念：它所强调的是人性的发现和回归，是人生经过轰轰烈烈的成功或者大起大落之后的返朴归真，而成就、业绩反倒是第二位的东西了。在他眼里，不觉得像季羡林、启功这样的大学者的一生给中国最大的贡献仅仅是学术上的。他觉得他们在人格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那些波折，以及最后依然在书斋里“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状态，可能对中国人的贡献更大，甚至超过学术。如果说主持人对“东方之子”的访谈采取的是平视，其在处理的格调上是尽量将精英人物请下“神坛”，那么《生活空间》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虽然也是采用平视的姿态，但这个“平视”可以更多地理解为“对平凡人的重视”，而在处理格调上是重视进入镜头的每一个普通人物，用电视人特有的语言专心致志地拍摄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以此演绎生活中的真善美，以此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在内容和表达风格上处处体现对“人”的关怀。毕竟，节目要“讲故事”，没有故事，连老百姓自己也不会买你的帐的。普通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总结说：“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事实上，对那些似乎太熟悉的事物却有着太多的有所不知。”（李东生、孙玉胜/1999/pp27-28）在我看来，这些“我们”的“有所不知”中就包含着故事，把“有所不知”的显现出来，就是生活中原汁原味的故事，其中该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生活知识和人文情怀！

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闻领域，《东方时空》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报纸向人文关怀的新闻理念靠拢，但其中做的好又真正体现人文高度的却属凤毛麟角。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南方周末》和中青报的《冰点》。这里只从编辑人的视域中对《冰点》栏目作一概览。有学者指称，《冰点》确实受到了《生活时空》的影响，但它并未硬去模仿，相反，它的报道理念相异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单波/2001/p269)在《冰点》主编李大同看来，把老百姓的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上媒介，还不算是新闻。他“反复强调的是要关注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这种命运和状态决不是因为它‘普通’而应当关注，而是因为它在特定时空中呈现‘不普通’才引起我们的关注。换句话说，只有普通人的不普通之处方能构成新闻，才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缺乏情节悬念的、琐碎的、不能提供感悟和共鸣空间的、大体在受众经验范围之内的（看了开头就知道了什么结尾）过分‘普通’的生活，决不是新闻的‘摇篮’。归根结底，媒介上的普通人的报道，不管因其曾经稀缺而引起过什么样的轰动，一旦成为新闻常规，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新闻规律的制约：普通人的报道，照样要在新闻标准面前经受严格的考验。”李大同在分析“冰点人物”受欢迎的原因时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即）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品种。但这些‘稀缺’的东西，人们感到并不应该被湮灭，相反应当有较大的回归。这是一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随财富而增长、用财富可以换到的东西，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这些报道的新闻性，体现在‘少’（至少在主流媒体上）；体现在与社会流行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反差上（如《北京最后的粪桶》、《不合时宜的人》等）。如果这两个条件丧失，也就难以构成新闻了。”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旧一新两个关于新闻（价值）标准的考量：一个是传统的新闻标准早就规定好了的公式，即“平常人＋不平常事＝新闻”。一个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层面的新闻标准——有关普通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因为与某些社会流行（时髦）的东西形成反差而被纳入了新闻的范畴，更因为社会变迁的缘故而显得“稀缺”，而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在西方新闻界，属于这个层面的报道被称之为“生活方式报道”，是从“新闻是相对的”这一认识中开发出来的新的报道空间。其对于新闻精品报道而言，这个“味道”、这个相对性，都具有很好的启发性，需要好好地去咂摸。

结语：新时期的世界观与新的传媒现实期待

米歇尔•福柯指出，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或概念结构，它决定了该时期知识的本质。这使得一个时代的人们不可能用另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思考。

无论是由于时间老人的安排，还是由于中国“入世”带来的新气象，人们都会确切地相信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伊始，中国传媒格局不仅出现了“喜人的变化”，同时也遭到了公众的诟病。用一句流行的话语来形容，这既是对传媒现实的挑战，更是其机遇所在。这个机遇所能给予我们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使我们可以从容地面对挑战，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概念的“新闻精品”去改变传媒现实，以属于新时期的世界观去观察、去思考、去建构新的传媒现实。这也应当是新时期对传媒现实的期待。

注释：

[1]童兵.加入世贸组织三年中国传媒格局的嬗变与前瞻[J].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

[2]参见央视国际,2004年12月10日11:39。

[3]仅搜索2005年12月20日的“百度”网页，显示“传媒低俗化”主题的资讯即达34500条之多。剔除其中的“泡沫”，实际资讯应在3000条以上。

[4]关于“能量守恒和转换规律”.参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5]参见（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320页。

[6]转引自（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

[7]引自孔祥军.《新闻精品：一种理论建构和组织文化的框架》（博士学位论文），未刊。

[8]参见卢宏.《关于精品创作的哲学思考》,创新与创优[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9]（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10]刘海贵.论新闻精品战略[J].新闻大学1999年秋季号。

[11]孔祥军.新闻传播精品导读•新闻（消息）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2]（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13]（德）马科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14]（德）马科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朱红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15]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16]徐亮.显现与对话[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17]彭朝丞.现场短新闻写作概要[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18]余家宏等.新闻学简明词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19]杨伟光.电视新闻学论集[M].书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20]孔祥军.新闻报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新闻学专辑。

[21]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22]张建伟语.转引自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23]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24]胡妙德.电视传播与人文关怀[J].电视研究,2000年第7期。

[25]李亚彬.深化理论研究，推进电视改革——访杨伟光[C].光明日报,1998年10月6日。

[26]李东生、孙玉胜.东方时空精粹[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页。

[27]白岩松.一定和别人不同.转引自叶子.名记者谈采访[M].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现代传媒范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对如何构架现代传媒展览中的艺术性与现代性进行了分秒。

美术展览是指各类美术作品在一处精心设计空间内的展示，有时附有简略文宁性的解释：如今许多美术展览已成规模，以往我国传统的美术展览大致通过i种传媒方式：一类是官方的、体制文化的，如国家的各届美术作品展等；二类是学术的、々业的，如知名美术家个人展览等；一类是商业的、经济的，如美术作品拍卖展等这种传媒形式的展览构成为r艺术文化的传播平台，已成为r美术家传播艺术思想的盛会，同时也成为了商家的投资新选择但现代的美术展览已有lr很大的融合，大多以：类展览与网络相混合来进行的，体现了今天传媒中美术展览}i社会和市场的有机结合．展览文化也变得日益丰富繁荣一现今，美术作品展览中的艺术性和现代性作为展览的重辅，对美术展览的发展还承担着引导和指作用。

美术展览并．只足简单的美术作品陈列，若要最大限度的发挥美术作晶的魅力，除了美术作品自身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外，传媒展览的艺术性也会给美术作品增加传播作用美术展览作为一种传播艺术语言体系，在展览过程中体现的不仅只有运作方式和操作技巧．还包括选题视角、人文理念、艺术内涵，主爱就足展览的艺术性问题；许多的学术团体、展览机构或美术馆都研拟自己的策展决策模型，使展览信息的传播快速、广泛的送达到接受者，从而使展览的信息得到较好的传播，但，这种展览模式的套用仅是适应市场快速发展的一种需求，从展览的本质日的H{发，体现艺术魅力，展览还需要奉身艺术价值．规范的、科学的展览流程中加入丰富的艺术元素将使展览更可观、可研存现代传媒中美术展览中加入艺术元素主要有以下具体环节：

选择美术作品的艺术件，举办展览前期需要一份洋细的调查和预测，凋查预测；展览对象其可行性并提出．之后制定详细流程计划全面精心的前期策划至关重要．是美术展会成畋的第一步一前期准备完毕就是选择艺术品，如果是官方展览，这美术作品来A不同的机构；如果是学术展览．主要来自美术专业机构等；如果是商业展览．很多米自、厕廊和收藏机构，美术作品的选择足根据展览的日的而定，确定展览的主题．定位是什么性质的展览来选择所展览的美术作品，但是其中有个协调的过程，无论什么性质的展览，都需要分类进行，所以美术作品的选择就需要考虑到展览目的和作品分类问题，也就是整个展览主题的艺术性统一、和谐：没计展览空间的艺术性展览的具体展现内容包括美术作品、际签、l_F文镶板凳，有时也包括目录根据作品数量、作品风格、作品定位等对建筑环境进行与作品相协调的设计，包括展览柜台、展览框架、照明选择等。掌握展览室内总体设汁风格，设定总体环境色调，在此环节最为重要，除以上因素外，展览的氛同还需要环境的衬托和强调，涉及到色彩和诸方面，定位色彩元素对展览的艺术性有良好的调节视神经作用，所以色彩常被人视为精神上、感情上的重要语言是有道理的，它确实能激发人的各种感情表达。暖色传达给人以兴夼，冷色给人平静、清爽的感觉，而黑色白色则给人以严肃、素朴的感觉，灰色给人以安详、舒适的感觉=不同色彩的搭配、变幻、调和．更加显现风格迥异的感官映像，给人多种媒介汁感觉，它能更深刻的吸引人，达到传媒神经的最高境界，加强造型的效果，它直接地、更好地传递展览的情感，给人以深刻的影响。除色彩不仅给人以美的感觉，同时还会带来更多的联想和思考。

展览中色彩的运用在现代传媒中要有穿透力和时空感，要做到传递的感官丰富性、多样性，就不能仅停留在色彩的形式变化，展览空间色彩设计的真正灵魂其实来自于设计师的意设，没有意念的空问色彩传递，无异于一具空有漂亮的色彩躯壳，只有将创作意念配合色彩元素融人卒间设计中，设计才有灵魂，那些颜色就会向观众传情达意，发挥色彩对展览的配合、衬托灵动作用。传媒色彩的单纯、明确有很强的符号性，适合学术性的展览和宣传，这类的色彩设计相比展览在目的l：更加着重传媒本身的价值，它能有效地统一总体特征，突出个体面貌，对作品起到较强的衬托作用；强烈的色彩对比会刺激人的感官，引起某种情绪和心理的变化，这样的色彩应用于集体展览宣传上，可以融合作品的多样性，统一展室视觉；柔和微妙的色彩则含蓄内向，令人细细品味，对民族风格、乡土风格的展览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色彩设计：因此，美术展览的艺术性和现代性在当今的传媒视觉冲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单纯的色彩使展览的个性明显，带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也强；丰富的色彩能极大满足视觉审美，带给观众更加全面的视觉享受一色彩是展览艺术的完善和补充，通过色与色之问的合理配置．以及色与色之间相互关系的安排，达到色彩的和谐，构建统一的展览，延伸空间影响例如，补色是视觉对立中最具有对抗性的，而在媒体补色中一旦得到调和而形成更加完美统一，并通过今日的上具：相机、电脑、电视电影等来实践三类展览媒体激荡人心的和谐的力体日的。色彩具有不稳定性，色彩的各要素之间又相互依赖。在展览空问色彩设计中，在灵活运用各种形式法则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整体效果的把握，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设计出丰富多彩的色彩审美形态。设计者运用色彩艺术知识与应用表现相结合，完成色彩语意，不管是哪种形式，色彩理论是有章可循，可以把握的，恰恰相反，激发全新的想象，找到突出的个性(潜能的独特的特征)，结合色彩表现的创意，将全新的演变转化成展览的个性色彩。前者是凭直觉，后者是熟练掌握了知识后赋予的展览空间色彩的主观表现，即精神的前者是直观的观察和表现色彩。所以，在当今设计思想的进步下，我们要努力打破常规的传统色彩设计方式，从模仿的技术导致的程式化中的转换成创新思维的设计，也是目前的理念j就空间艺术性设计还需要细致到作品位置的摆放，充分考虑到展览参观者实地的参观路线，让作品尽收眼底也是美术展览艺术性的一方面。总之，经过周密考虑而将展览空间设计得富有艺术性，让美术作品在富有吸引力的建筑环境中展出，能够给参观者提供激动人心的环境，激发他们对作品互动的兴趣。宣传展览的艺术性。利用媒体是当代艺术活动的特色之一，媒体与美术展览便成为不可分的孪生～对，构成美术活动的一体。诸如办展览前的新闻，展览前后的媒体报道和刊登作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行为和追求的目标，所以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在现代传媒如此发达的阶段，很好的运用传媒这个媒介，美术展览的影响力将极大的提高，因此有效地利用媒体发动广告攻势，是抢占宣传策略高起点的必然手段。艺术与媒体的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得到展开的，又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显现出媒体的影响力，如何有效地选择媒体，就需要把握传媒特点，选择恰当的操作方式，根据展览性质、地点、观众的层次有的放矢。作品是基石，传媒是外衣，现代艺术的发展是在许多不同层面上展开的，一者属于消闲类艺术，在众多人群的支持下，表现出一种主流性的态势，它所反映出的是艺术本体上的问题，对于艺术未来发展的贡献确有限，但是，它已经成为媒体主要服务的对象。另一方面，属于少数人群体的艺术另类和新兴艺术，如动画，以其实验性的新奇和感官的刺激，又成为媒体猎奇的目标，艺术成为媒体娱乐大众的素材，是媒体的造势，推进了这一潮流的前进。所以说展览是美术作品借助媒体走向社会的平台，它与媒体的宣传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具体到美术展览的宣传不可或缺的需要准备是展览相关资料，例如目录、画册、光盘、视频等，方便参观者的快速了解和收藏。同时，展览之余，整理美术作品出版画集，能够进行学术研究、·收藏和延伸扩大展览的影响和典藏。

提高展览的艺术性应注意到的是：制定科学的展览模式，融人艺术的创新。展览的艺术性首先在策展环节中就应提倡，中国美术展览的现代格局已经明显，但是在体制上尚缺一个基本的模型，展览决策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很少形成严格的决策模型，由于决策失误的可能也比较大。

因此，要提高美术展览水平和其艺术性进而能与国际同行接轨，加强展览决策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科学的决策艺术媒介做衬托。从目前情况来看，美术展览策展决策模型应基于科学的专业学术理论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必须做到不仅要充分了解展示与宣传的内容，而且要充分了解国内外专业学术团体和展览机构与之相关的动态和艺术市场状况。在科学展览模式的应用中，需要根据各个展览的特点，融人创新元素，配合作品内容。进行品味艺术新颖形式的布展，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观众看到作品后，所得到的传媒作用，媒介的影响何等的深入人心并一望可知。

色彩是展览艺术性表现的最直接工具。色彩是装扮展览空间、衬托作品表达、提升展览艺术品味的重要工具。美术展览中色彩的艺术性，最起码要让色彩符合展览的层次定位，表现到作品的特质，这就是说展览在空间色彩上注重了情感，也是以理念为根本、色彩为方式完美体现展览空间设计的表达。公务员之家

请进展览参观者奉献艺术大餐。作为国家美术机构、学术团体或是美术馆，是最大的传媒传播机构，其所策划或举办的美术展览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无论是主题性展览还是实验性展览，都必须考虑将观众的理解与参与放在首位，调动一切手段、尽一切可能地吸引最多的观众来观看展览，作为学术性的展览，使观者更有理解性的互动，不仅是层面上的观赏，还要切实的理解。另外，展览作品的风格、形式、内容、材料有不同的样式，展览还必须就此考虑作品与观众的交流问题。从美术展览的组成部分说，举办作品展览首先要考虑的是参观者。在分析并确定了参观者数量最多的那类后，按照其身份和分析参观目的进行布展，不仅仅是符合参观者的欣赏口味，应该是对参观者对展览受欢迎程度上将有很大提高体现以人为本，为艺术而展。欣赏美术展览的另一种目的是在休闲享受的同时，媒介的艺术性深人人心，让参观者陶冶在艺术的氛围中。体现以人为本，就要在某些情况下，对观众进行引导和演讲，会给人们了一顿艺术盛宴，也是增加了展览的艺术性的又一窗口，体现媒介中的新的理念。

现代传媒中美术展览的时空是它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现代技术在美术展览中的应用，如计算机虚拟展览、影像动态展等。由于现代美术展览是集科学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体的多学科类的综合性艺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展览形式与艺术性的设计的审美要求也趋于综合更高的境界。所以，较好的运用现念与现代科技作为媒介手段，使展览呈现更加富有魅力的展示艺术形式是必要的。

现代传媒范文篇6

回首征程，一路艰苦；瞻望将来，充溢自信心。

新闻创新篇筑牢言论引导主阵地

作为集团龙头的《四川日报》，10年间共施行5次改版，言论引导才能大幅提升，社会影响力显著加强，跻身全国一流省级党报行列。作为中国第一张都市报的《华西都市报》，向打造主流媒体、公信媒体、都市媒体、新锐媒体的目的迈出坚实步伐。《四川乡村日报》、《廉政嘹望杂志》、《天府早报》、四川在线、《金融投资报》、《人力资源报》、《消费质量报》、《四川法制报》、《成都报道》、华西手机报、《华西生活周报》、《川商杂志》、《新闻界》杂志等媒体均把握机遇，锐意创新，取得长足开展。

定位调整：强化“主流”

创新目的：深耕资源＋扩展影响

《四川日报》从传统党报到“权威政经大报”，再到“坚持政经强势的权威综合性主流大报”，《华西都市报》从“市民生活报”到“新主流都市报”——办报定位的准确调整和积极理论，直指深耕资源与扩展影响相统一的创新目的。

党报的优势是执政党的位置决议的，但不是一劳永逸的。特别是在都市报勃兴和新媒体挤压下，传统党报所面临的信息优势几近消逝。如何重塑党报权威，主导主流人群，是一道严峻课题。

针对这一命题，《四川日报》2005年1月施行的改版，明白提出以“权威政经大报、出色主流新闻”为办报新定位。“政经大报”确实立，既是对定位的一次梳理和确认，也是对读者的一次界定和确认。2008年1月施行的改版，将办报定位修正为“坚持政经强势的权威综合性主流大报”。影响主流人群、代表主流认识，争当省内最权威、全国有影响的主流媒体，成为《四川日报》在新时期的努力方向。2010年1月启动的新一轮改扩版，更是将党报诸多资源优势加以深度整合运用，以打造“主流大报”。

作为中国第一张都市报的《华西都市报》，自]，995年创刊以来。以市场化的运作理念、准确的市民报定位、贴近的新闻供应、发明性的运营战略和大手笔的筹划，开启了中国报业的“都市报时期”。进人新世纪以来，《华西都市报》先后于2005年、2007年及2010年3次施行大范围改版，其中2007年的改版将持续了12年的“市民生活报”定位修正为“新主流都市报”，并在其后的新闻理论中有认识地打造主流媒体、公信媒体、都市媒体、新锐媒体，进一步优化了读者构造，改善了新闻质量，完成了深耕资源和扩展影响的高度统一。

理念转换：做足“影响力”

创新目的：占领阵地＋锁定读者

《四川日报》从单一强化宣传功用的传统党报，到努力完成宣传规律与新闻规律有效对接的“新型党报”；《华西都市报》从初创时期“一心一意为市民效劳”，到将关键词锁定为“新锐、义务、主流”——办报理念的转变，直指占领阵地与锁定读者相统一的创新目的，努力做足“影响力”。

“阵地至上、新闻为本、拓宽视野、锁定需求”，这是《四川日报》10年来日益明晰的办报原则。近年来，《四川日报》牢牢把握正确言论导向，紧紧盘绕省委中心工作，主动作为，开辟创新。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作以来。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深化展开学习理论科学开展观活动、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立、城乡环境综合管理、留念变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西博会、王瑛、谭东等严重主题、严重活动、严重典型报道浓墨重彩，影响宏大。

如何加强报道的有效性和感染力，《四川日报》不断在探究。加重(加重主题重量)、扩域(扩展报道范畴)、扫盲(扫除报道盲点)、联动(内外结合办报)等创新途径明白，使新闻传播规律和党报开展趋向有效对接——

2006年的改版，《四川日报》将“深度贴近”作为关键词。按“三贴近”请求创新报道思绪、按“三贴近”请求破解创，新难题，从读者的承受心理动身，把会议新闻、政务新闻做软、做活，成了此次“深度贴近”的重要收获。

2008年的改版，高扬“时期主旋律，民生大视野”的办报理念，民生新闻遭到绝后注重。大量触及人的衣食住行、触及人的威严和生存开展的民生新闻成为版面上的常客。

2010年的改扩版，突出“纵深、贴近、交融”三个关键词，强调报道要完成政治取向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版面效果与传播效应的统一。以报网互动为特征的“民声”版的兴办，川江评论”、“川报经济察看”等重点栏目的打造，大大优化了新闻构造，提升了新闻质量，缩短了与读者的间隔。

《华西都市报》在2005年将办报理念明白为“新锐、义务、主流”：“新锐”是指思想的尖利性、穿透力和敏锐感，行动的快捷机警；“义务”是指担任任地报道新闻，报道精确、客观、公正；“主流”是指正确地传播主流价值观，深入关注和记载中国社会正在发作和构成的历史。5年来，《华西都市报》在大势把握和大局引导上屡次遭到主管部门肯定，新闻报道越来越成熟，真正完成了占领阵地与占领市场的高度统一。

作为全国独一保存下来公开发行的省级反腐倡廉杂志，《廉政眺望》以“反糜烂时政类期刊”为内容定位，以“反腐倡廉报道我最专业，反腐倡廉案例我最权威，反腐倡廉信息我最丰厚、反腐倡廉评论我最深入”为办刊请求，一直站在反腐倡廉的理论和理论的前沿，遭到读者的高度认同，月发行量由2004年前的7万份扩展到2010年的26万份，胜利完成由机关刊物向市场化刊物的转型。

新闻挖掘：深度·高度·广度

创新目的：全域掩盖＋高度致胜

把趋向说透、把新闻做足、把观念喊响、把事情挖深、把故事讲好。《四川日报》在新闻创新理论中，努力挖掘新闻的深度、广度、高度。《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等从优化构造、彰显特征、提升质量等方面探寻办报规律，办报视野恍然大悟。集团其他媒体也发挥各自优势，创新报道的内容与方式，努力完成全域掩盖与高度致胜相统一的创新目的。

深度，是对社会的热切关心，对文化的固执求索，对政策的权威解读，对调和的倾心修建。深度报道表现在对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庞大呈现上，也表现在对有价值的事情和现象，及时停止深度察看、考虑、分析和呈现，提醒事情背后的规律与道理。《四川日报》的“新闻纵深”版、《天府早报》的“谭晓娟工作室”等，在深度报道的挖掘方面作了有益探究。

广度，重在报道视野掩盖全川，特别是二级城市和基层的鲜活新闻，完成言论引导全掩盖。这是党报的优势所在。《四川日报》目前曾经开拓的成德绵新闻版效果良好，行将开拓攀西新闻版。《华西都市报》则扎根中心都市圈，抢占成都第二圈层，掩盖全省主要城市群，获得明显效果。

高度，取决于观念新闻和新闻观念。《四川日报》将观念的独家原创与旗帜鲜明作为党报的中心优势来打造，推出了

一系列影响广、反响好的社论和时评，其中“5·12\"特大地震次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打败特大地震灾祸》，取得第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华西都市报》自2004年推出“华西时评”专栏，近几年不时加大评论的重量，简直每天都开拓“华西评论”专版，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和引导上彰显高度。

战略转移：打造全媒平台

创新目的：赢在当下＋谋定将来

从关起门来一门心机办报纸，到积极参与新媒体的开展和运营，并倾力主导媒体交融、打造全媒体平台，这一战略转移，彰显川报集团站在新的起点谋划将来，加快构树立体传播格局、加快建立现代传媒集团的坚实步伐，彰显川报集团赢在当下与谋定将来高度统一的坚决自信心。

早在2000年，集团麾下的综合性门户网站四川在线便上线运转，目前在中国网站排名中居300位左右。2005年9月，西部第一张手机报《华西手机报》降生，拉开华西都市报向数字报业进军的序幕。2009年，由《天府早报》自主打造的朝闻网上线运转，如今日流量曾经到达30万人次。目前，由《华西都市报》打造的华都网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近年来，《四川日报》不时探究报网互动、报网交融的途径，2010年推出的“民声”版，充沛表现了“互动性＋效劳性”的鲜明特性。《四川乡村日报》、《四川法制报》等，也在报网互动的探究中迈出了可喜步伐。

报网互动仅仅是川报集团全媒体探究的第一步，理想的境地是真正意义上的报网合一。这是一条传统媒体自我超越的殊途同归，也是一条充溢活力和应战的重生之路，任重道远，前景宽广。

产业开展篇

锻造产业长青价值链

2010年8月6日，《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的产业“家族”又添新成员——与四川省邮政公司共同投资1946万元组建的四川省鸿闻报刊亭运营有限义务公司开业，成都经济区5市及川北门户广元市的793个报刊亭，由此成为川报集团品牌扩张、营销渠道拓展的新平台。

十年求新图强，川报集团统一战略规划，统一资金管理，统一资源配置，不时完善以目的考核为主的鼓励机制，构成以资本为纽带的科学管控体系，调动起全员的创业激情，主业与多元同放异彩，锻造出常青的产业价值链，完成了集团事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开展。

做强主业：龙头更强支柱更稳

以开展为主题，以变革为动力，以创新为推手，完成占领阵地与占领市场的统一

川报集团党委一班人，对报业集团开展的普遍规律有一个共识：报业是集团的主业，主业是集团持续开展的根底，也是集团的优势所在，仍有宽广的开展空间。持续做强主业是集团开展的关键。

调查川报集团10年做大做强主业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抓住消费力的关键要素，充沛激起人的生机；二是加大对支柱报纸的支持力度，从制度、人才、财力等方面推进其愈加壮大，使龙头更强，支柱更稳；三是对各系列报停止整合，培育新的增长点。归根结底，就是以开展为主题，以变革为动力，以创新为推手，完成占领阵地与占领市场的统一。

在详细操作中，川报集团党委对集团媒体产品规划明晰，变分散指挥为统一指挥、统一指导，对主要报刊、网站停止全面定位剖析，依据不同产品的生长周期，制定不同开展任务。在牢牢把握言论引导主动权的同时，各单位依据集团下达的任务，充沛发挥客观能动性和发明性，以一流工作一流效果，大幅度加强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吸收力，“两个效益”同步增长。

据国度邮政总局今年6月统计，《四川日报》期发量和资金流转额均居全国省级党报第四位。广告运营连续3年完成“一年迈上一个千万元台阶”的目的。

《华西都市报》日发行量超越85万份，是中国西部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强、掩盖面最广的都市类报纸。今年6月28日。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2010(第七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在北京揭晓，《华西都市报》以33.57亿元品牌价值，列中国500强第271位、全国区域报纸排名第7位、西部报纸排名第一位。

川报集团所属《四川乡村日报》、《天府早报》、《文摘周报》、《廉政嘹望》等报刊，立足本身定位，坚持从内容、方式、机制等方面持续创新，都开展成了各自范畴内的强势媒体。

川报集团在主业管控过程中，一直把财务管理视为中心主线，对一切媒体都实行统一的财务核算管理，树立起了一套完好、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各单位统一财务核算，统一财务标准，统一运用集团建立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同时，集团还实行财务委派制度，对各单位统一委派财务担任人，增强财务过程控制，增强财务效劳与监管。资金的平安有效，让川报集团媒体群和实体群的开展愈加积极稳健。

多元开展：抓住机遇拓展空间

构成突破产业边境抢占潜力产业、资本借力聚合关联产业、大文化构建大产业的开展模型

早在2004年，川报集团就洞察到单一报业的市场隐患。其未雨绸缪之策，是应用主业开展沉淀起来的公信力、强大的资源聚合力、雄厚的现金流，遵照“积极稳健、讲求效益、逐渐推进”的准绳，根据“发挥本身固有优势，延伸报业产业链”的方向突破产业边境，寻求开展新空间；引入社会资本，树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产权纽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06年6月，川报集团与建川集团合资9600万元成立四川安仁镇老公馆文化开展有限公司，川报集团控股开发位于大邑县安仁镇的14座老公馆。目前已引入国内外资金和技术，对公馆停止一期改造。同时，经过招拍挂获取此处数百亩土地，为项目储藏了后续潜力。两年前，依据专业评价事务的评价，老公馆增值率已达300％。

2007年投资参股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将四川省体育馆打形成具有文体综合功用的现代化多功用场馆。去年5月底，“成都演艺”投资520万元的“成都红馆”改建竣工，随即从国内外引进各类优质演进项目20个，演出33场。同时，还在金沙国际剧场、娇子音乐厅等地引进演出各类剧目、音乐会134场。今年，“成都演艺”已占领成都演出市场80％的份额。

目前，集团的多元产业，正依照各自的特征和规律，逐步由单个项目朝主题会所、休闲旅游、影视拍摄、演艺产品制造及买卖，演艺人才运营等文化新产业复合体开展，逐步由省会市场向全省乃至西部市场强势浸透。

为确保多元拓展的低本钱、高效率，川报集团财务部设立了资金结算中心，担任全集团资金的筹集、调度、运作、管理。各单位除在外部银行保存局部普通账户外，其他账户统一到资金结算中心管理，承受集团的监视和控制。

市场主体：加强生机壮大实力

资源全新配置提升传统产业，优势转化主导中间产业，品牌扩张培育新兴产业

10年来，川报集团以解放和开展消费力为动身点，发挥行政推力和体制张力两种力气，依照严厉区别性质，分类指导，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请求，对集团所属实体停止公司制改造，塑造起一批有实力、有生机的市场主体。欣闻发行公司树立起百余个发行站点、5000多个批发终端，具有掩盖全川及重庆地域的网络平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发行快递公司。近年来，在满足集团报刊发行需求的同时，疾速拓展物流业务，应用资源优势，与四川星空购物、上海友友购物、重庆GS、当当网等电视购物频道和网站展开协作，搭建品牌渠道。

欣闻发行公司的疾速崛起，得益于管控方面的“外圆内方”制度。比方各系列报、实体的营运，川报集团均对其实行全面预算管理，经过一套全面反映将来全部运营活动的预算指标体系，停止指标化、量化合成，即时、动态地调整资源的配置额度。这一管控体系构成的压力，反过来成了运营者张扬个性的动力。

欣闻物贸公司在这一格局引导下纵向挖掘，对内，统一采购、配送物资，大幅度降低川报集团各报刊的运营本钱；对外，上联下合，成为四川省一类城市、二级市场最大的纸张供给商，具有对供销两端充沛的市场议价权。目前，欣闻物贸正着手参与国际纸浆、废报等贸易业务。

星光花苑和星光宾馆等从自建自用的内部设备，开展为参与市场竞争，自主运营、自我开展的市场主体，在同行业中名誉日隆。星光系实体严厉管理、差别竞争，不时在文化旅游、康健文娱方面新陈代谢，在此消彼长的住宿餐饮业中站稳了脚跟、占领了主动，大幅进步了资产运营效率和质量。

占地百亩、投资2亿元，座落于成都锦江工业园区内的川报集团印务中心，承印60余种报刊，中心引进国际先进程度的印刷设备，抢占轻涂纸、胶版纸等高档印刷品市场，进一步稳固中国西部范围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印刷基地龙头位置。

变革攻坚篇

蓄积攻坚破难动力源

变革是开展的动力，也是完成科学开展的重要保证。川报集团党委苏醒地认识到，在传媒业深入变化的形势下，必需以变革的新打破来推进集团的新开展。

早考虑、早谋划，心中有数；早预判、早准备，应对有力；早布置、早落实，推进有效——早改早主动，集团各项工作乘势而进，“强集团、富员工”的步履强劲有力。

破题：“三能”突破“铁饭碗”

收入能高能低、职务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以“三能”破题，推进“三项制度变革”。

2003年底，川报集团施行鼎力度的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变革，让报人也让报纸变了样。

在设计变革计划前，川报集团先后肯定了10个调研课题，分派10个小组深化大众中听取意见，最终提交了10份言之有据的调研报告。在变革计划起草时，充沛尊重大众意见，历经全体员553次大讨论，20余次修正，使得最终构成的变革计划得到了大众的充沛了解与认同。

创新机制，首当其冲的是选人用人机制。中层干部竞聘上岗，是构建新机制的关键。

中层干部竞聘中，老与少、内与外，同台演讲。同一岗位，竞聘者多达七八人。竞聘后的落马、上任，让人看到了竞争的“严酷”，也看到了规则与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更看到了变革的方向和希望。集团的综合管理部门由变革前的13个减少到8个；集团中层干部职数由变革前的132个减少到100个；新上任的中层干部学历明显进步，均匀年龄降落4.9岁。

更大的变化是，正式员工与招聘员工、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线被突破。在对等的竞聘上岗中，25名包括聘用制员工在内的普通员工，初次走上中层指导岗位，而9名原来的中层干部则到了普通员工岗位。变革中，多名处级干部落聘，综合管理部门10％的员工转岗。变革不是没有艰难，但集体的聪慧和公正的施行，有效化解了负面冲击。

中层干部竞聘胜利，打破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弊端；打破了干部能上不能下、待遇能高不能低的旧机制；打破了正式员工与招聘员工、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线。

深化：“五废除五加强”着力“攻坚”

事转企、企转股，“两分开、两促进”，新老员工并轨——从三大打破点发力，树立新观念，推进新理论

2005年1月举行的四川省文化体制变革和文化产业开展大会，拉开文化范畴深化体制变革和加快产业开展大幕。

新形势催生理念更新。集团党委引导员工跳出集团看集团，构成了“五废除五加强”的共识：一破“报业特殊，不须变革”观念，加强变革盲目性；二破“日子好过，不用变革”观念，加强变革紧迫性；三破“矛盾太多，不好变革”观念，加强变革坚决性；四破“前年刚改，不急再改”观念，加强早改早受益观念；五破“其他集团没怎样改，我们何必积极改”观念，加强变革的主动性。

川报集团将2005年定为“变革攻坚年”，攻坚步步推进一

川报以改版为打破口，深化“三项制度变革”。《四川日报》施行新一轮改版。以优化采编流程为切入点，追求新闻创新；以新闻、运营“两分开”为前提，以“两促进”为目的，追求运营创新；以出精品力作、知名编辑名记者为导向，似健全活动、退出机制为支撑，完善绩效考核和分配制度。

集团成立3个工作小组，分别担任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印务公司单位变革计划的制定。集团党委陆续和华西都市报班子、中层干部停止思想“碰撞”，召开发动大会。一个主干一面旗。主干一“转”，一呼百应。

川报集团经过优质资源整合、重组，推进变革步步深化。新的打破点有三：其一，事转企、企转股，着力完成体制机制转变；其二，“两分开、两促进”，从体制机制上提供保证，使“两分开”不致成为“两张皮”，完成报业运营到运营报业的转变；其三，完成新老员工并轨，变革薪酬制度。

决战：“二轮变革”下“深水”

由传统的事业集团向现代传媒集团转型，由传统的平面传播方式向现代平面化传播格局转型，由主要依托投入向主要依托智力奉献推进开展转型

2009年，一份新的时间表摆上川报集团党委重要日程——文化体制变革总计划，肯定了川报集团“二轮变革”的时间表、道路图和任务书。

由传统的事业集团向现代传媒集团转型，由传统的平面传播方式向现代平面化传播格局转型，由主要依托投入向主要依托智力奉献推进开展转型——川报集团迈出进一步深化变革的步履。

变革的时间表列出第一个节点——展开深化学习理论科学开展观活动，为变革提供长效机制保证。集团党委依照省委部署，经过“四看”寻觅变革新途径。“向上看”，查找思想认识、观念理念、眼界视野等方面的问题与缺乏；“回头看”，剖析过去在开展思绪、开展方式、工作办法等方面的问题与缺乏；“向外看”，到先进报业集团学习取经，自创科学开展的好作法、好经历；“向下看”，积极征求员工对开展的意见倡议。全方位的透视，让集团党委找到了开展中主要的缺乏，提出了整改措施，为加快“二轮变革、三次创业”提供长效机制保证。

“二轮变革”很快凸显效应：党报发行体制变革获得打破，非时政类报刊变革停顿顺利，深化变革使体制机制愈加合理，内在生机逐步释放。川报集团以报业为主的市场竞争力得到提升，年度收入与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坚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初召开的集团党委扩展会上，新的任务书。集团下属二级核算单位的印刷、发行等运营性单位、资产和业务停止整合，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历的报业运营公司；以华西生活传媒公司为母体，停止资源整合和转企改制；完成非时政类报刊的转企改制。

从深层次解放和开展消费力，为打造现代传媒集团蓄积能量，“二轮变革”正着力破难题、下深水。决战已拉开大幕

重理论：梯队开展壮大

新闻提速，才能提升，强大的人才队伍加强了集团中心竞争力

7月中旬，川东广安、达州等地爆发特大洪水患害。《四川日按》多路记者携3G上网卡和笔记本电脑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第一时间传回的音讯和图片在《四川在线》首页挂出，被全国多家网站转载，在剧烈的新闻竞争得先机。

快起来的不只是新闻节拍，更是川报集团行进的脚步。去年8月，集团决议在《四川日报》率先推出“全能记者方案”，为首批遴选出来的18名文字记者装备了笔记本电脑、高清数码相机和无线网卡。～年来，这支队伍在若干次严重活动、突发事情的报道中快速反响，滚动发稿，发挥了特殊作用。

4个月后，着眼于报网互动的《四川日报》“民声”版兴办。网络成为报刊记者搜集线索、看望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不完整统计，在全能记者方案施行以来，《四川在线》共刊发全能记者稿件1万多条。“民声”版也得到广阔读者与网民的好评与支持。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对新闻媒体和媒体人都是一场大考。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集团党委率各报刊、网站第一时间出击，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役、特别能贡献的队伍，在特殊考验面前展示出良好的政治素养、专业程度和职业肉体。集团有1名记者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还有49名编采人员分别被、四川省委、省政府及省级有关部门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努力构建契合现代传媒业特征的人力资源规划、管理和开发机制，对团队停止专业规划、分类管理，促进专业型记者编辑：运营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等各展所长、共同生长；构建优秀团队整合机制，树立尊重媒体消费规律和产业开展趋向的评价规范，注重集团总体目的与员工职业愿景的对接；构建新颖血液循环机制，随时让新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进入中心团队；构建人才构造性优势，提升整体战役力……依照集团人才开展战略的部署和推进，一个数量不时壮大、构造不时优化的人才梯队正逐渐构成，为集团新闻宣传连创佳绩、运营业绩连年攀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现代传媒范文篇7

关键词：英语教学现代教学传媒技术应用

当今社会，现代传播媒体迅猛发展。广播、电视、计算机等已广泛服务于社会、学校、家庭；当今时代的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在一个由现代媒体组合而成的社会大教育环境中。

而如今教学媒体日新月异，其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因而现代教学传媒技术的先进性，直接影响着人类教育行为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促进了教育技术的多维发展。

一、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应用现代媒体技术非常有优势

(1)英语是一门语言科学，课文中以英美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为主，语言点多，单词量大，这就给学生的学习英语带来了重重阻碍。因此不少学生感到英语难学，不敢开口说英语，更不用说用英语去交流了，对英语课常常是望而生畏。现代教学传媒技术集文字、图形、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多种技术于一体，能够将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形象生动的画面。且媒体资料的速度快、随意性强，和时代联系紧密，便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利用现代教学传媒技术可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地了解社会，调整自我，提高自身素质，使学生在兴趣阅读中，巩固和内化所学语言知识，实现自动化的语言应用技能。

(2)现代教学传媒技术是现代教育技术的组成部分，包括幻灯、投影、录音等现代教学媒体的应用。它能把文字、图像、音像、动画等传播媒体集于一体，在英语教学活动中是先进的、多功能的辅助工具。这与教师单纯地使用教科书、黑板等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可向学生提供当时当地无法看见或感知的事物、现象和过程，因此可以使课堂的感染力更强。从一定程度上讲，改变了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改变过去单纯的只是叫学生记单词、背课文、背语法点，而是给学生更大的思维空间，将单纯的知识熟记、知识再现的教学方式转换为理解型的思维教学。还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配合多媒体教学，实现学生网上学习、教师网上指导答疑，相互交流，做到教学相长。

(3)利用现代教学传媒技术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多媒体辅助教学所具有的交互性特点，不仅能实现学生对知识信息的获取、加工、储存与反馈，还能调控学习的深度与广度，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现代媒体技术选择不同的章节、难易各异的内容进行学习；对重点的内容一次弄不清楚、弄不明白的可重复播放；还可以参与练习。总之，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所需要学习的内容，从而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由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地选择知识。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环境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网上资源具有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的特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Internet查阅相关的英语知识，比如收听BBC，VOA等电台来激发学生的学习英语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4)现代教学传媒技术还可以对教学资源的传播和再利用起到积极作用。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数字化教学材料，具有可以长久保存、通过网络技术或其它通讯手段广泛传播的特点，便于学生自学和教师交流。信息知识的传递手段方式对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教学中，许多优秀的有经验的教师耗费心血编写的教案，由于传播后保存不善，缺乏交流，随着岁月的流失而遗失，从某种意义上讲，造成了知识和经验的浪费。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师的智慧和经验都将以电子技术的方式记录，后继的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发展和授课对象的要求，吸收经验，更新完善。

二、在英语课堂上要正确应用现代教学传媒技术

现代教学传媒技术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替代传统教学媒体及手段。课堂教学的主角是教师和学生，教科书、黑板等传统媒体仍然是课堂教学中主要的教学媒体。教师需要处理好传统教学法与现代媒体教学法的关系，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媒体技术是对传统教学的重要补充。

(1)先进技术是教学辅助手段。对现代媒体技术的利用不能走死胡同。我们要看到，先进技术只是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它从根本上是不能取代教师的。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实际条件采取适当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英语教学锦上添花。而在现实的课堂上，有些老师制作课件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外表华丽，内容中看不中用或者是用了一些不恰当的动画等，这样在使用中就会分散学生的注意，结果显然达不到预期效果。在实际的英语教学过程中，某些老师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僵化地使用现代化媒体教学，使教师成为现代多媒体课件的放映员，学生成为缺乏活力的观众，课件成了简单的电子讲稿。如果把教师比作教学过程的“导演”，现代媒体只能算是“道具”，导演利用先进的道具，目的是充分挖掘学生这个“主角”的潜能，使其获取知识提高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只是达到教学目的的手段之一。

(2)媒体资料的选择要慎重。现代教学传媒技术对教学资料的运用包括录音资料和电影资料等。这些资料对英语教学帮助很大。但我们在资料的选择上要慎重，特别是当前的一些影视作品，能否成为教学资源在实际教学中加以利用，是值得商榷的。教师在上课之前应进行认真的挑选。

(3)任何教学手段都不是万能的，选任何一种媒体作为辅导手段都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比如利用现代传媒技术上课，课堂笔记记录困难:信息量大、速度快，基础薄弱的学生学习吃力，长期使用多媒体教学，学生易丧失新鲜感，等等，这些都是不利于教学的。

因而广大教师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如何高效地组织课堂教学；把优秀的英语课件与传统教学手段相互结合，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并且结合自己学生的实际来努力应用现代教学传媒技术；在英语课堂上遵循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以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为目的。现代教育技术教学观念不仅仅是教学设备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教学观念的现代化、教师素质的现代化。所以，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新概念、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这样才能积极推进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而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发展，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它不能取代其他教学手段，要让它发挥独特的作用，才能尽显其优势，同时促进英语教学日益完善。

参考文献：

现代传媒范文篇8

关键词：英语教学现代教学传媒技术应用

当今社会，现代传播媒体迅猛发展。广播、电视、计算机等已广泛服务于社会、学校、家庭；当今时代的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在一个由现代媒体组合而成的社会大教育环境中。

而如今教学媒体日新月异，其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因而现代教学传媒技术的先进性，直接影响着人类教育行为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促进了教育技术的多维发展。

一、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应用现代媒体技术非常有优势

(1)英语是一门语言科学，课文中以英美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为主，语言点多，单词量大，这就给学生的学习英语带来了重重阻碍。因此不少学生感到英语难学，不敢开口说英语，更不用说用英语去交流了，对英语课常常是望而生畏。现代教学传媒技术集文字、图形、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多种技术于一体，能够将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形象生动的画面。且媒体资料的速度快、随意性强，和时代联系紧密，便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利用现代教学传媒技术可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地了解社会，调整自我，提高自身素质，使学生在兴趣阅读中，巩固和内化所学语言知识，实现自动化的语言应用技能。

(2)现代教学传媒技术是现代教育技术的组成部分，包括幻灯、投影、录音等现代教学媒体的应用。它能把文字、图像、音像、动画等传播媒体集于一体，在英语教学活动中是先进的、多功能的辅助工具。这与教师单纯地使用教科书、黑板等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可向学生提供当时当地无法看见或感知的事物、现象和过程，因此可以使课堂的感染力更强。从一定程度上讲，改变了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改变过去单纯的只是叫学生记单词、背课文、背语法点，而是给学生更大的思维空间，将单纯的知识熟记、知识再现的教学方式转换为理解型的思维教学。还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配合多媒体教学，实现学生网上学习、教师网上指导答疑，相互交流，做到教学相长。

(3)利用现代教学传媒技术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多媒体辅助教学所具有的交互性特点，不仅能实现学生对知识信息的获取、加工、储存与反馈，还能调控学习的深度与广度，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现代媒体技术选择不同的章节、难易各异的内容进行学习；对重点的内容一次弄不清楚、弄不明白的可重复播放；还可以参与练习。总之，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所需要学习的内容，从而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由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地选择知识。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环境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网上资源具有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的特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Internet查阅相关的英语知识，比如收听BBC，VOA等电台来激发学生的学习英语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4)现代教学传媒技术还可以对教学资源的传播和再利用起到积极作用。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数字化教学材料，具有可以长久保存、通过网络技术或其它通讯手段广泛传播的特点，便于学生自学和教师交流。信息知识的传递手段方式对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教学中，许多优秀的有经验的教师耗费心血编写的教案，由于传播后保存不善，缺乏交流，随着岁月的流失而遗失，从某种意义上讲，造成了知识和经验的浪费。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师的智慧和经验都将以电子技术的方式记录，后继的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发展和授课对象的要求，吸收经验，更新完善。

二、在英语课堂上要正确应用现代教学传媒技术

现代教学传媒技术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替代传统教学媒体及手段。课堂教学的主角是教师和学生，教科书、黑板等传统媒体仍然是课堂教学中主要的教学媒体。教师需要处理好传统教学法与现代媒体教学法的关系，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媒体技术是对传统教学的重要补充。

(1)先进技术是教学辅助手段。对现代媒体技术的利用不能走死胡同。我们要看到，先进技术只是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它从根本上是不能取代教师的。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实际条件采取适当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英语教学锦上添花。而在现实的课堂上，有些老师制作课件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外表华丽，内容中看不中用或者是用了一些不恰当的动画等，这样在使用中就会分散学生的注意，结果显然达不到预期效果。在实际的英语教学过程中，某些老师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僵化地使用现代化媒体教学，使教师成为现代多媒体课件的放映员，学生成为缺乏活力的观众，课件成了简单的电子讲稿。如果把教师比作教学过程的“导演”，现代媒体只能算是“道具”，导演利用先进的道具，目的是充分挖掘学生这个“主角”的潜能，使其获取知识提高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只是达到教学目的的手段之一。

(2)媒体资料的选择要慎重。现代教学传媒技术对教学资料的运用包括录音资料和电影资料等。这些资料对英语教学帮助很大。但我们在资料的选择上要慎重，特别是当前的一些影视作品，能否成为教学资源在实际教学中加以利用，是值得商榷的。教师在上课之前应进行认真的挑选。

(3)任何教学手段都不是万能的，选任何一种媒体作为辅导手段都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比如利用现代传媒技术上课，课堂笔记记录困难:信息量大、速度快，基础薄弱的学生学习吃力，长期使用多媒体教学，学生易丧失新鲜感，等等，这些都是不利于教学的。

因而广大教师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如何高效地组织课堂教学；把优秀的英语课件与传统教学手段相互结合，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并且结合自己学生的实际来努力应用现代教学传媒技术；在英语课堂上遵循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以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为目的。现代教育技术教学观念不仅仅是教学设备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教学观念的现代化、教师素质的现代化。所以，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新概念、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这样才能积极推进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而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发展，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它不能取代其他教学手段，要让它发挥独特的作用，才能尽显其优势，同时促进英语教学日益完善。

参考文献：

现代传媒范文篇9

关键词:现代艺术传媒；传统艺术创作；反思

1何为真正艺术

艺术，艺术是艺术家的产物，传达的是一种艺术家对人生、宇宙广阔范围和深远层面的体悟。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个特定生命个体与无限时空的灵与核的完美结合，是独一无二的。它把精神层面上的虚无的东西用物藻敲丽实在的瓤表现出来，因此艺术思维的物态过程是幻化而不是生产，所以不可复制。然而，在如今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技发达的状况下，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产生了高速便捷的现代化艺术传媒体系。电视、网络、图文书籍在人们文化艺术生活当中占有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它无情的破坏着人们接受艺术，获得创作灵感的传统途径，不可避免的失真，甚至扭曲的制造大量艺术复制品，这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艺术创作的真韵，捣毁了艺术创作的圣殿，形成了现代艺术创作领域的废墟。艺术复制品的大量出现使艺术品站在一个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因此艺术创作面对现代化的艺术传媒迫切需要重建文明，制废墟!

2复制对艺术教育造成的误导

现代艺术传媒对传统艺术创作的侵害首当其冲的就是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是艺术创作主体形成的主要来源。虽然近现代人普遍认为死板的学院式教育禁锢了学生的天才和禀赋，但不可否定的是传统学院式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态度，以及外界难得的与名家名作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无疑是学习艺术的人必不可少的基础和经验。但是在现代艺术传媒日渐发达的今天，过去的艺术学院里那种直面大师作品的耳濡目染，与大家放手大胆的畅谈，已经少之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类造价昂贵的彩印教科书，多媒体图片，枯燥讲解和知识灌输，孰不知那些音像的作品，所谓的对原作的真实的复写早己丧失了原作的基本原貌。在艺术史学习中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几部不同版本的美术史教材或相关读物中同一作者的同一作品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色彩效果。而原作只有一幅，那么原作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呢?当人们只是面对通过各种新媒体展示出的艺术作品时，往往对那已经平面化了的作品，无论它被夸饰的如何伟大也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真正站在一件经过艺术家智慧或双手缔造的艺术品面前，把它最客观最物质的一面突显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才会切身地领略到它堆积的色彩，多变的笔触，磁性质感的音符，舞动的清风等等。这是任何复制品无法带来的震撼，也是任何复制品无法给予的感动。复制品只能使灵魂的震撼被消解。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说的“:即使是对艺术品最完美无瑕的复制也仍然缺少一个要素:它在时光中的风采，它在幸而问世的地方独一无二的存在。艺术品这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艺术品在其整个存在时期所需经过的历史……所有权的变更则取决于必须追溯到艺术品原作情形的传统。”因此，只有复制品的艺术教育大大误导和降低了高等艺术人才的输出，进而抑制了艺术创作的“新陈代谢”，打乱了艺术创作的“生态平衡”。

3艺术创作取向和价值被“钱权化”

在教育领域，现代化的艺术传媒利用强势媒体的权威效应压迫和操纵了原本自然流变的艺术发展进程，其表现在艺术发展的方向和艺术发展的价值上，进而影响了艺术创作的选择。在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上，它把艺术拉出艺术的轨道，强使创作者机械地制作出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东西，如“兰亭论争”中诸多名家为政治目的需要所写的宣称《兰亭序》非王羲之作品的文章。此时，艺术创作不再称其为艺术创作，也不是艺术诞生的新生命，而变成一种艺术的异化，艺术的怪胎!在艺术发展的价值上，它给美和丑下了硬性规定，比如现在媒体大肆宣扬的艺术品拍卖会，把原本事关历史见证和文化价值的艺术品金钱化，进而炒作的沸沸扬扬，主要注意力并没有放在艺术品真正的艺术价值上，而是过分看重市场成交价的高低。可见，由于个人审美取向和财力引起的艺术品成交价格的高低会带给民众一种错觉，使其在潜意识当中形成以价格高低对艺术品优劣进行判定，而这种大众审美倾向的形成又导致艺术创作者“趋利避害”的心理，违背自己艺术创作的自由意愿，迎合市场的口味，这样的口味很大可能是由金钱和权利决定的，并以此为主导创作出粗鄙低俗的仿制品。类似于现今全国大量良荞不齐的收藏类电视节目，把文物鉴定公众化、市场化，结果引起制假贩假活动更加猖撅等等，此类现象已经成为令艺术界颇感头疼但又必须面对和整顿的问题。这恰恰说明了现代艺术传媒正在掀起一波“公众文化”的浪潮，它把高高在上的艺术拉下马，引诱艺术的纯粹和世俗的功利联姻，异化艺术创作，造成艺术创作工业化、商业化，乃至沙漠化!

4艺术受众再创造过程中“变节、失品”

另外，现代艺术传媒的出现和扩张不但损坏了艺术创作原有的稳定有序的结构，也影响了受众对艺术品的再创造过程。优秀的艺术品之所以能够千百年流传下来，并不只是依靠创作者超凡的技巧和那个久远的年代被灌注进作品的情欲观念，也要依靠世代接受者在欣赏品读的过程中，把当代的体验与作品既定的形式与内容相结合，从而产生崭新的艺术品，尽管这样的艺术品只存在于接受者的心灵层面，而并非在物质上对原作有任何改动。由此，艺术作品在历史长河中乘风破浪、留存至今，完全以一种经过成千上万次再创作的艺术积淀显示其多样丰富的价值。而现代化传播媒介的产生对艺术活动的直接参与和间接渗透，使得人们轻易听信媒体的一面之词，大大压缩了人们对艺术品欣赏和品评所需的正常的文化积淀，导致对艺术品作出客观评价的时间严重缩短且言论肤浅。所谓“末盖棺已定论”的现象比比皆是，往往出现轻率、不负责任和趋附某些“大家言论”的艺术评论，诱导下一级受众对艺术品产生误解，甚至消磨掉了其独立思考的欲望和能力，其结果自然是底蕴不足而娱乐色彩过于浓郁。长此以往，艺术创作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必然薄弱无力，形成恶性循环。在传统的艺术传播模式下，人们是以一种相对缓慢平和的深沉之心去品评一件艺术作品的，而如今在现代艺术传媒的带动下，人们看待艺术的心境突显着虚华和浮躁之风。传统艺术在传播过程中是欣赏和再创作的深化、净化，相当于生物进化过程的“优胜劣汰”，而今天的传播形式就像是一浪突如其来的冲击波，在接受者的心理结构与艺术品未能达到同构状态时，席卷着受众杂乱无章的审美秩序，在如此心理机制指导下，再创作出来的产品必定“先天不足”，违背艺术创造“优生优育”的基本繁衍原则和优良传统，这样下去我们很难保持艺术家族“人丁兴旺，繁荣富强”。

5现代艺术带来的反思

在现代艺术传播媒体的强大攻势下还存在着其他诸多问题，需要摆正心态和立场加以协调整顿，并使其合理化，但这些出现在艺术创作中的问题不应该全归罪于现代艺术传媒一方，这其中也包括了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所有的问题都应该辩证的看待，现代艺术传媒在我们现今社会中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方便、快捷、广泛为艺术的发展与创新提供着良好的工具和机遇。现代艺术传媒允许复制品在观者或听者自己的特殊场合与它见面，在此过程中，复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其社会意义尤其是积极的一面也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现代艺术传媒并不是万恶不赦的罪人，但它在被夸大和依赖的今天有待我们清醒对待和认真修正。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艺术家而且观众都对当代艺术有着比艺术更多的期望，艺术已不再为艺术自身，而更多的要为社会，为人或在心理意义上为自己。艺术不再仅仅是文化行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是社会行为，艺术不只要创造艺术史，而且参与着创造社会史。”在这里，我们应该修改的不是社会历史和科技进步的现实，而应该是如何对待其利弊的态度；我们抵制的是艺术创造的废墟，但也期望有新鲜血液的注入流动；我们应该利用现代艺术传媒作为辅助，却不能使其成为艺术创造的主导。说到底，我们要做的是摆正人类自己在艺术发展史上的角色和地位，用现代传媒捍卫传统的优秀!

作者:王红燕 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现代传媒范文篇10

摘要：中国“入世”带来了传媒格局的喜人变化。与此同时，传媒低俗之风“愈演愈烈”的严峻现实也对理论界提出了挑战。本文借鉴西方的社会建构理论，提出了以“新闻精品”为诉求点建构新的传媒现实，从而取代传媒低俗化生存状态的假想；继而以概念界说和理论解释进行新闻精品理论的建构。研究显示，发轫于1990年代“‘五个一’精品工程”背景下的“新闻精品”，本质上源于新闻人对于新闻和精品的一种“新的认识”和基于新闻报道文法的一种“理想类型”建构。其认识和建构存在三个维度，即事实显度、思想深度和人文高度。

一、问题之缘起：如何应对传媒低俗之风的现实挑战

中国“入世”后，“传媒格局出现了喜人的变化”。与此同时，传媒低俗之风亦呈上升趋势：据人民日报2004年末的一则报道称，“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替代了庄重。前些时候，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有关方面的努力下，低俗之风曾一度有所收敛，但近日不仅再度抬头，而且还有揭去面纱，愈演愈烈之势……。”以部级权威媒体对国内同业做措辞如此尖锐的讨伐，这在以往并不多见。从它所列举的形形色色的不良行径中，足见传媒低俗之风已经上升为一个全局性的、久治不愈的顽症。而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媒体‘不人道’、‘无关怀’的姿态，早已引起公愤，但媒体从业人员似乎并不自觉之。”

此论甫出，即引起“社会各界和有关方面”的强烈回应。而反应最强烈者，应首推传媒业界。粗略浏览2005年度各地传媒的相关讯息，已见对传媒低俗之风的新一轮讨伐正在兴起。学界也不甘落后，除了散见的“探源”、“思考”、“对策”类文章外，以在当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指南“新闻学与传播学”分项中赫然出现“传媒低俗化问题研究”为佐证，足见如何从根本上为传媒业界探索新的出路，已经构成了现实对理论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理论回应：重构传媒现实之假想

理论之探索，历来有“破”有“立”。本文试图以“立”代“破”，即依据“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所给定的关于一定时空内相互联系的事物“此涨彼消”的基本逻辑的力量，通过建构某种新的传媒现实，从报道量上逐步地抵消、覆盖、直至从报道理念上取代当下传媒业中的低俗化生存状态。斯蒂文•小约翰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指出，现实的社会建构（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是我们这个世纪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它已成为社会科学中受人尊敬而又得到广泛接受的一种思想。社会性建构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进行传播是为了解释事件并与他人交流这些解释，于是通过传播现实得到社会的建构。这意味着，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世界，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一种基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建构运动的产物。它存在“事件”、“解释”和“传播”三个基本的维度。其中，“事件”是现实建构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对事件的“解释”构成社会建构的内容，而“传播”则既属社会建构的动力，亦属其运行的过程。在这样一个人们看似浑然不觉而实则广泛参与的运动中，社会现实不再是人们自以为“是”的可以用无数事件串连起来的现实。原因在于，“事件”并非“现实”的唯一元素，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元素；社会现实主要地并非出自客观存在的“事件”的堆砌，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的主观的“解释”；社会现实之得以“建构”，主要基于人们的传播“交流”。而人们交流的动机，主要地并非为了告知对方“发生了什么‘事件’”，而是通过“说事”，彼此交换对于事件的看法。可能正是基于对这一过程的审视，罗宾•彭曼（RobynPenman，1992）在一个凸显意义极致的层面上直截了当地指出，“传播是有创造性的：传播本身创立了我们的社会世界。”

在一个漫无边际的社会世界内，传媒业是人们赖以传播亦即进行社会现实建构的最得力的工具。对于传媒业界而言，它参与人们的社会建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建构——传媒现实的建构。这意味着，面对持续不断地发生于社会现实层面中的“事件”，它所肩负的使命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新闻理论所界定的“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而已，而且还在于“解释事件并与他人（社会公众）交流这些解释”。这也就意味着，新闻传媒本身既是一个“消息总汇”，又是一个“舆论机关”——“解释”就是某种观点的嵌入，就是某种舆论的宣导。在这里，“事件”仍然是重要的，“传播”仍然是重要的。不过，鉴于传播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构公众所期待的某种社会现实，而社会建构的核心内容又是人们对于现实的看法，因此，相比之下，选择何种立场或姿态对现实中的事件做出“解释”显得更加重要。事实上，人们对于传媒低俗化的抨击，并非由于它报道了明星、美女、绯闻之类的事件——在一个崇尚“秀”的时代，这类事件的发生是无法（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也并非因为它在事件报道中表现出的娱乐化倾向——娱乐作为人的一种天性是不能被扼杀的。人们所诟病的，是它对此类事件的“解释”：它的所谓“解释”，要么是对事件中的某些使人敏感的细节的“不人道、无关怀”的渲染，要么干脆是一味地迎合并“放大”人性原始本能中残留的“低俗”。

因此，面对公众的诟病，当下中国传媒业界所能选择的，是以一种新的思想进行思考，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一种有别于以往唯事实论的、尤其是以令人不齿的低俗方式的解释，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传媒现实，并以此肩负起建构中国社会的新的现实的使命。

三、新闻精品：传媒现实建构之“现实”路径

新的传媒现实的建构，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路径。然而，就应对低俗之风而言，尤其是就当下传媒运行所奠定的“现实”基础而言，以“新闻精品”为诉求点建构中国新的传媒现实应被视为最佳的路径。

“新闻精品”可以被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新闻报道中的精致作品”。其作为一个新合成的术语，最早见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业界个别人士的业务探讨文字中。它的出现，从时空关系上看，跟传媒低俗之风的“抬头”是共时的，可以被看作是对后者的一种“本能”的反弹；从事物的演进关系来看，则可以被诠释为对传统的报道形态、尤其是报道理念的一种深化和升华。在传统新闻学的视野中，新闻作品以其时效性和动态性强、结构形态以“碎片”状居多而被视为“易碎品”。久而久之，这几乎成了中外新闻界的一种思维定势。而新华社记者程予则试图打破这一认识上的藩篱，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归结为对“新闻精品”的执着追求。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1993）奉献给同人的文字中，不仅认定新闻报道可以出精品，而且坚称“新闻精品必须能带动一般作品，成为一般作品的范例和榜样。”程予所代表的，显然是一个新时代应有的职业气质。这个气质，在改革开放后延宕十年（1979－1989）之久的“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中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培育。因此，当于90年代向思想文化战线发出创建“‘五个一’精品工程”的号召后，人民日报社以创建“96’精品年”活动登高一呼，很快在全国新闻界掀起了“多出精品，快出人才”的浪潮。

在社会建构论的视野中，这势必引发一场关于新的传媒现实的建构运动。然而，中国传媒业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按社会建构理论设定的路径来推进自己的精品工程。也许惟其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尽管它对“事件”的设计是精心的，在“传播”上是颇具气势和规模的，例如，每年都有一次全国性的精品颁奖，迄今已经持续了十几届。但是它的推进并不尽如人意。据来自广播电视系统的一位管理者“爆料”：在一年一度的新闻评奖中，地方台（站）所选送的“新闻精品”屡有掺假现象，即参评作品中有好多并非实际“播出带”，而是利用播出后和参评前这个“时间差”组织“精兵强将”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深加工之作——“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究其根源，现实的因由不言而喻。而理性地分析，就其普遍性而言，则显系新闻人缺乏创造一种新的传媒现实的自觉意识，因此不可能对这一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事件”——新闻精品及其内涵——做出学理意义的“解释”。传媒现实的建构对新闻理论界提出了要求，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在所难免。

理论由概念和解释两大要素组成。概念之确立，除了需要固定的词语符号外，定义必不可少。1999年，刘海贵教授在《论新闻精品战略》一文中率先对“新闻精品”概念进行界说：“所谓新闻精品，意即高质量、高水准的新闻作品，也就是俗称的好新闻，包括好消息、好通讯、好言论、好版面、好栏目、好专题等。”尽管这个定义还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但毫无疑问，它为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拉开了序幕。2004年，我以刘教授的定义为起点对概念的涵义作出了新的表述，“新闻精品，亦作精品新闻，指内容精确、体式精练，有精神张力的新闻作品，包括作品、版面和栏目等。”鉴于两年后的今天未见新的定义出现，似乎可以宣称，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已经有了一个概念化的结果而转入理论解释的阶段。

“解释不仅仅是命名和确定变量；它要在变量之间的关系中找出规律来。解释通过介绍事件内部发生的情况或是该事件与另一事件之间发生的变化对该事件做出说明。”新闻精品诚然发轫于政府宣传主管部门大力推行“‘五个一’精品工程”的大背景下，通常是以人们熟悉的获奖“好消息”、“好栏目”等形态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的。然而，在一个认识论的视野中，它主要地应当源于被马科斯•韦伯称为“艺术才能”的新闻人的一种认识能力。韦伯指出，“真正的艺术才能，总是表现在知道如何通过将人所熟悉的事实与人所熟悉的观点关联起来而后产生新的认识。”对于新闻人来说，这一“新的认识”，在基本的意义上，可以归纳为：新闻精品来自于人所熟悉的新闻和精品，其品格和价值则高于新闻和精品——简而言之：新闻之体，精品之魂。于是，人们对它的认识便会远远超越其作为作品的具象或器物的层面，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意识的指向，一种营造传媒现实的文化的内核——价值观。

就新闻精品所在的范畴以及该理论所体现的变量关系而言，它仍然隶属于新闻报道这个大的范畴，就某一件具体的新闻精品（作品）来看，它适用于任何新闻文体和报道方法，即新闻精品普遍存在于新闻报道所囊括的所有文法之中。但它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一种被韦伯称为“理想类型”的东西。按照韦伯的观点，理想类型是人们基于现有事物的一种新的建构。它借助“单方面地突出一个或更多方面，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偶尔又不存在具体的个别的现象而成的，这些现象则根据那些被单方面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于一个统一的分析的结构中。”

四、传媒现实之运行：新闻精品建构的三个维度

在新闻精品的分析结构中，亦即在新闻精品的“理想类型”模式建构中，存在着三个基本的维度。

1.事实显度

显度即显现度。其概念来源，一是取自刘建明教授对新闻媒介功能的概括。他认为，新闻媒介的显度功能是指“新闻媒体产生的积极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人的感官可以很快观察到”。二是取自徐亮的一个美学观点：显现。徐亮提出，如果把艺术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在活动之外的僵硬的存在物，那么艺术所显现者就取决于它的显现。显现便是艺术活动的基本性质。因此，可以把显现看作是艺术活动的本体形态。显现就是去现。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由整体的朦胧到整体的明朗，也可以由个别的显现到整体的显现。无论哪一种过程，都是生长性的，都是产生新东西的过程。所以，艺术有自己的生命。艺术家和观众的艺术活动就是孕育和完成新生命的活动。这活动是创造性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去显现这样一种活动，作品的要素是无法凭空设计出来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有机整体。

新闻精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我们可以将其当作新闻中的艺术品去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活动就是一种显现活动，没有去显现这个环节，新闻的要素、乃至新闻本身是无法凭空制作的。因此，新闻人的最高使命莫过于去充分地显现那些已经存在的、正在发生的新闻。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场短新闻、视觉新闻以及60年代作为一个议题延宕下来、到90年代依然存在争议但却不乏鲜活的散文式新闻，就是一种突出的新闻“显现”——中国新闻人旨在提高新闻显现度的一次大演练。以现场短新闻最为典型，在此作集中阐述。

可以说，现场短新闻是踏着时代的步点准时向20世纪90年代“报到”来的。1990年6月，首都21家新闻单位举行了首届现场短新闻评选活动，由此，“我国新闻界兴起了现场短新闻热”。彭朝丞在总结其历史背景时介绍说，1989年的金秋，北京的政治风波平息后，我国新闻界在反思舆论导向上曾经出现过的偏差，提出了十年新闻改革要不要继续，如何继续；传媒怎样做到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贴近生活引人爱读爱看爱听”等问题。鉴于这些问题，以及一个时期以来长文章多、会议新闻多而第一线的报道少的状况，一位副部长在当年10月的一次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提议各家报纸多采写一些现场新闻。中国记协遂于会后牵头筹办现场短新闻竞赛活动，并成立了评委会。在评委会此后下发的《“现场短新闻”评奖办法》中，明确地提出了参赛作品的三个标准：有较高的新闻价值、现场感强、短而精。这三个标准也就相应地构成了现场短新闻的三个必备要素和特征。在新闻媒体领域，一场有组织的、广泛动员全国媒体参加的大规模的现场短新闻竞赛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首届评奖于1990年6月举行，获奖作品50篇。到1991年9月第二届评奖时，参评单位达到了1500余家，获奖作品也增加到150篇。

彭朝丞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对这次活动及其意义、尤其是它的直接衍生物“现场短新闻”作品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的直接出发点是试图将现场短新闻报道实践作理论化提升。为此，他以组委会提出的三个标准为线索，进行了理论建构，写成《现场短新闻写作概要》一书。尽管他在对标准的具体考量上抓了“短”而放了“精”，但在新闻价值层面，他还是通过重提在新闻界争论已久的“新闻美学”话题而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到了精美的层面。他引用马克思关于人们是在“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审美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早就存在于人类的文化活动之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新闻，既在“创造文化”又是文化的“载体”，这就确定了它固有的审美属性。而社会与读者赋予新闻的愿望之一，也在于创造美的精神产品。现代人们对新闻的要求，不仅仅是要获得某种信息，而且也有获得知识和美的享受的强烈欲望。他还根据自己的“强烈”感受辩称说，“读有文采的现场短新闻，如饮米酒，满口清香；无文采的现场短新闻恰似一杯煞白煞白的白开水，淡而无味。”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带有政治指令和宣传色彩的媒体组织活动而已。尽管难免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这在中国现有国情下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毋庸讳言，但是从具体的运行层面和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看，它仍然可以被视为一次货真价实的新闻显现运动。尽管从后来的媒体实践看，现场短新闻作为一个预设议题并未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但是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媒体组织活动，它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而从精品建构的视角看，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使在新闻的显现度层面，新闻仍然可以被制作成精品。

2.思想深度

新闻精品是蕴涵着精神张力的作品。这种张力，部分地来自于它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刘建明在阐释新闻媒介的深度功能时指出：媒体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是久远的、纵深的，能促进社会的深刻变革，人们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把握。（刘建明/2003/p289）在实际运行层面，人们往往通过深度报道来实现这样一种功能。

按一般的解释，深度报道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在报道方式上，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这一论述意蕴深刻，准确地描述了深度报道的基本特征和运作要求。它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报刊界，尽管在其产生的背后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动因，实属纸质媒体在同新兴电子媒体的抗衡中为挽回日益明显的颓势而采取的“情非得已”之举。随着这一举措的不断完善，它一跃而成为一种既能迎合受众的新需求，又能凸显自身优势的思维和报道方式，很快在欧美新闻界大行其道。时至今日，它更成了各种媒体解读社会万象的一个利器。例如，每逢重大事件，出现于荧屏上的一些人物访谈类节目就是深度报道的电视版本。

深度报道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出现，也是最先兴起于报界。但是它的动因主要地并非出于报纸对抗电子媒体的需要。此时的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刚刚起步，在此之前，广电还是报纸的附属品，其任务是播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稿子。1985年的电视虽然已悄悄“长大”，但它还不能同广播、报纸匹敌，时效赶不上广播、报纸，相当一批要闻要在第二天才能播出，信息量差距也较大，《新闻联播》国内新闻只能播出15条。在我看来，中国的深度报道，其诞生的土壤和气候是以改革开放运动为介质的社会转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得到初步解放的同时，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发生碰撞，姓“资”姓“社”的争论方兴未艾，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层现象已然出现，传统观念受到冲击，道德出现“滑坡”。这样的局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新的宏大命题，也成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互动的议题。在公众方面，产生了认识上的困惑和行动上的无所适从，其中的大多数人势必要把探询的目光转向他们须臾不可或缺的新闻界和知识界。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发生过“潘晓”投书报纸寻求人生真谛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的“媒介事件”。在思想政治领域，经过新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的长期酝酿，到党的十三大之前业已形成大为宽松的民主政治气候。这使得新闻报道领域逐渐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闻宣传有纪律，新闻报道无禁区”的认识氛围。就媒体方面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记者的新闻思维发生了时代性转变，新闻参与意识开始萌芽，“1987年大兴安岭骤然间烧起的一把大火则成为新闻参与意识产生的直接契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闻报道思维和手法的转型成为可能。

1985年12月13日至28日，中青报连续发表了探讨人才成长规律的系列报道《大学生成才追踪记》，使读者初识深度报道的庐山真面目。它由此唤起了1986年深度报道的春色满园。我则宁愿把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把大火看作是一粒火种，它一经燃起，就形成燎原之势，把1987年烘托成“名副其实的‘深度报道年’”。中青报再次充当了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火灾发生于1987年5月6日，中青报在余烬尚温的6月24日后的一周内连发《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三篇振聋发聩的分析性报道。“它通过揭示悲剧的原因，让‘烈火借给了人们眼睛’（引自《红色的警告》）”。（孔祥军/1990）不仅如此，它于年底发表的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以政府名义选派到美国攻读MBA学生归国之后的遭遇所作的长篇报道《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引起了人们对高级新型专业人才命运的严重关切。此外，人民日报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改革问题的《鲁布革冲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和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等，都是在这一年重点推出的。最终，以《关广梅现象》和《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在全国好新闻评奖中拔得头筹，标志着这种参与改革进程的报道方式达到一个高度，从而也结束了它的第一个轮次。

深度报道潮的第二个轮次发生于1991年。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的2年多时间里，深度报道有过一个短暂的休眠期。进入1991年下半年，以经济日报一组20多篇的“三角债”追踪报道为标志，深度报道在中国进入它的复兴期。如果说第一轮次的深度报道潮是大起大落型的，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深度报道’，不是在一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大环境中顺产的，更多的是一种怪胎，是对旧的报道公式、报道内容不满之后的一种勉为其难的‘反动’。”那么此后的发展整体上属于常态型的，如深谷幽兰一样“整个90年代芬芳不散”（刘海贵/2002/p119）。值得重视的是，向以严谨、持重著称的新华社和作为当今中国主流媒体魁首的央视也加盟进深度报道者的阵营。例如，新华社于1992年3月20日发表的《“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1998年12月12日发表的《改革风云人物沉浮启示录》等，均曾“引起各方关注”。这意味着，一个多媒体的深度报道格局在中国新闻界宣告完成。

尽管有学者指出，深度报道观念也存在内在矛盾，即过分关注思想上求“深”，而忽略对“客观呈现事实”的把握；过分关注宏观问题，而较少透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过分强调主体意识而忽略“主体间”意识，即记者与读者的互动；过分表现精英意识、启蒙意识，而较少眼睛向下，以生活的名义去揭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所遭遇的危机，是“理性过剩”的危机，记者们更多地以理性思辨对抗旧体制下的报道公式和非理性的宣传信条，为了理性思辨而集结事实，而不是为了亲近生活、关注生活而再现事实，从而不知不觉中背离了新闻传播的规律。我们姑且不去论及这个观点本身的偏激之处。它所指出的深度报道中的过分求“深”、过于宏观、理性甚至过分追求宏大气势的倾向是存在的。用历史的眼光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需要这样惊雷式的宏大气势去震撼那些观念上的体制上的和行为习惯上的顽固的冰土。春雷过后，需要“随风潜入夜”的细雨。传媒人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去布施细雨。

3.人文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度。人文关怀（humanisticconcern）也是从国外学界植入的一个概念，它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特别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其思想渊源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文关怀脱胎于此，但又有所不同，它包含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与先进理念：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的人文环境，还要关注人的生态环境；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人文关怀在传播与创作理念上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真实生活的关注，对真实社会心理的关注，尤其是对广大普通百姓的关注。可以说，关注“人”、关注“人本身”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当代传播中的出现是历史早已安排好的。

这种“历史安排”，由于适逢当下的社会转型而显得异常合理与合拍。社会转型作用于社会结构而引起各行各业的急遽变革，作用于世俗生活而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由此便萌生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换言之，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人的问题，而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又往往表现为一个“始于人，终于人”的过程，因此，传媒在基本实现了对信息传播的物（符号、信号、介质）的资源的整合之后，它要寻找的一个新的传播支点就是“人”。而在电脑和全球互联网系统得以巩固的今天，传媒已经初步实现了这种整合，即是说，它应该拥有了转型的基础能力，就势必要把传播的重心转向“人文关怀”——媒体把目光投向“人”，在传播过程中凸现“人”，把对“人”、尤其是对普通人的尊重与关怀，把对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的情感的需求的重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去认识，去显现，在我看来，这就是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这样一个“从物到人，从物质到精神”的简明逻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媒体开始发生作用。传媒人因此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上的新高度。

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认识上的新高度是由电视人捷足先登的。如前所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还只是报纸的附属物，电视人对其传播特点的认识充其量处于技术理性的层面，即“通过发射装置电波（有线或无线）传送载有信息的图像、声音、文字、颜色供观众收看”。（杨伟光语）为此，1985年才涉足电视领域的杨伟光能够隐约地注意到电视新闻报道的“人文内容”已属不易。那时，他就提出要充分利用电视在传播技术上的优势，注重形象、声音、文字、颜色、运动五方面的因素，同时必须突出抓好“三性三感”，即内容的针对性、播出的时效性、表达的形象性以及现场感、对象感、参与感。（杨伟光语）1991年，杨伟光接任央视“掌门人”之后，才在真正意义上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1993年开始，《东方时空》、《焦点访谈》（1994）和《新闻调查》（1996）相继开播，并以其定位准确、内容翔实、形式令人喜闻乐见而很快成为央视的走红栏目。此时，他明确提出电视新闻报道要有对国计民生的新闻关注和人文关怀，要确立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认为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中，“那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构成了电视新闻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电视传播必须将老百姓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新闻观念上的突破。

人文关怀落实在节目中，使中央电视台不仅摆脱了报纸附属物的被动局面，而且无论在公众亲和力、传播穿透力还是在节目精品化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媒体，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传媒”。就公众亲和力而言，以《东方时空》为例，现有的四个栏目板块中，有两个栏目便是对人文理念的倾力演绎：《东方之子》的定位是“浓缩人生精华”，专门访谈“其业绩或经历在当今能引起公众对其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发展技巧的广泛兴趣，其兴趣或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的多样性、变动性”的人物，而制作者通过表现这样的人物，为当代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多色彩的感受和多层次的兴趣，并力图使节目同样成为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缩影，以人的命运和感受展示一段历史。[26]已经采访了300多个“东方之子”的白岩松说，他作访谈处处以人为本，从不离开人去谈什么问题。在他的头脑中，没有抽象的事件，而只有涉及到人的时候的各种心态。这便是典型的“东方之子”的报道观念：它所强调的是人性的发现和回归，是人生经过轰轰烈烈的成功或者大起大落之后的返朴归真，而成就、业绩反倒是第二位的东西了。在他眼里，不觉得像季羡林、启功这样的大学者的一生给中国最大的贡献仅仅是学术上的。他觉得他们在人格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那些波折，以及最后依然在书斋里“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状态，可能对中国人的贡献更大，甚至超过学术。[27]如果说主持人对“东方之子”的访谈采取的是平视，其在处理的格调上是尽量将精英人物请下“神坛”，那么《生活空间》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虽然也是采用平视的姿态，但这个“平视”可以更多地理解为“对平凡人的重视”，而在处理格调上是重视进入镜头的每一个普通人物，用电视人特有的语言专心致志地拍摄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以此演绎生活中的真善美，以此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在内容和表达风格上处处体现对“人”的关怀。毕竟，节目要“讲故事”，没有故事，连老百姓自己也不会买你的帐的。普通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总结说：“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事实上，对那些似乎太熟悉的事物却有着太多的有所不知。”（李东生、孙玉胜/1999/pp27-28）在我看来，这些“我们”的“有所不知”中就包含着故事，把“有所不知”的显现出来，就是生活中原汁原味的故事，其中该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生活知识和人文情怀！

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闻领域，《东方时空》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报纸向人文关怀的新闻理念靠拢，但其中做的好又真正体现人文高度的却属凤毛麟角。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南方周末》和中青报的《冰点》。这里只从编辑人的视域中对《冰点》栏目作一概览。有学者指称，《冰点》确实受到了《生活时空》的影响，但它并未硬去模仿，相反，它的报道理念相异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单波/2001/p269)在《冰点》主编李大同看来，把老百姓的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上媒介，还不算是新闻。他“反复强调的是要关注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这种命运和状态决不是因为它‘普通’而应当关注，而是因为它在特定时空中呈现‘不普通’才引起我们的关注。换句话说，只有普通人的不普通之处方能构成新闻，才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缺乏情节悬念的、琐碎的、不能提供感悟和共鸣空间的、大体在受众经验范围之内的（看了开头就知道了什么结尾）过分‘普通’的生活，决不是新闻的‘摇篮’。归根结底，媒介上的普通人的报道，不管因其曾经稀缺而引起过什么样的轰动，一旦成为新闻常规，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新闻规律的制约：普通人的报道，照样要在新闻标准面前经受严格的考验。”李大同在分析“冰点人物”受欢迎的原因时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即）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品种。但这些‘稀缺’的东西，人们感到并不应该被湮灭，相反应当有较大的回归。这是一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随财富而增长、用财富可以换到的东西，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这些报道的新闻性，体现在‘少’（至少在主流媒体上）；体现在与社会流行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反差上（如《北京最后的粪桶》、《不合时宜的人》等）。如果这两个条件丧失，也就难以构成新闻了。”公务员之家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旧一新两个关于新闻（价值）标准的考量：一个是传统的新闻标准早就规定好了的公式，即“平常人＋不平常事＝新闻”。一个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层面的新闻标准——有关普通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因为与某些社会流行（时髦）的东西形成反差而被纳入了新闻的范畴，更因为社会变迁的缘故而显得“稀缺”，而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在西方新闻界，属于这个层面的报道被称之为“生活方式报道”，是从“新闻是相对的”这一认识中开发出来的新的报道空间。其对于新闻精品报道而言，这个“味道”、这个相对性，都具有很好的启发性，需要好好地去咂摸。

结语：新时期的世界观与新的传媒现实期待

米歇尔•福柯指出，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或概念结构，它决定了该时期知识的本质。这使得一个时代的人们不可能用另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思考。

无论是由于时间老人的安排，还是由于中国“入世”带来的新气象，人们都会确切地相信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伊始，中国传媒格局不仅出现了“喜人的变化”，同时也遭到了公众的诟病。用一句流行的话语来形容，这既是对传媒现实的挑战，更是其机遇所在。这个机遇所能给予我们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使我们可以从容地面对挑战，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概念的“新闻精品”去改变传媒现实，以属于新时期的世界观去观察、去思考、去建构新的传媒现实。这也应当是新时期对传媒现实的期待。

注释：

[1]童兵.加入世贸组织三年中国传媒格局的嬗变与前瞻[J].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

[2]参见央视国际,2004年12月10日11:39。

[3]仅搜索2005年12月20日的“百度”网页，显示“传媒低俗化”主题的资讯即达34500条之多。剔除其中的“泡沫”，实际资讯应在3000条以上。